Monday, December 5, 2011

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之三)

——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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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中共总结为:一场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战争。任何人,只要读了李江琳的书,都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这是一场大屠杀,旨在从肉体上尽可能多的消灭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当时中共炮火轰击的目标有十七处之多,其中仅罗布林卡一地,据参战的中共军人回忆,被炸死的藏人多达五千人。


     这场大屠杀的导火线,表面看是成千上万的藏人围住罗布林卡,阻止十四世达赖去观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实际上,中共早有预谋和计划。底层藏人的武装暴动,已经持续三年多,遍及藏区,规模越来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杀手,也难。 
    
     一开始西藏上层似乎对中共仍抱有幻想,因为中共玩了个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军主力后,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谈判,并在第二年邀请藏人代表去北京,签署了一个宣称不改变西藏现存制度的“十七条”协议。十四世达赖后来对李江琳回忆他当年的感觉时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签协议,解放军带着武器走过来就行了。 
    
     很明显,中共还没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准备。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军队、物资以及各级干部没法运进去。又担心印度等邻国的反应。为了表现所谓的和平诚意,毛泽东亲自出马,在十四世达赖面前扮演了一个通情达理、关怀备至的角色。比如毛说:没有必要让中国政府来直接管理西藏。达赖喇嘛听后认为这是他的一个胜利。毛甚至对达赖喇嘛说:西藏可以拥有自己的国旗。令一旁做翻译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平措旺杰兴奋不已。他在中共监狱里蹲了二十年后,依然认为这是毛的真实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就已经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独裁制度。 
    
     有了十七条,便有了西藏上层与中共占领军的握手言欢:藏人的噶珠歌舞队和解放军文工团在一起合奏“东方红”;宴会上藏军的团长、营长同解放军军官们互相敬酒、干杯。布达拉宫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戏,看台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萨的贵族们大都与中共有贸易来往,其中的二十来个家族与中方的交易金额高达九百多万银元。普通藏人把贵族讥讽为:长着两个头的人。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边缘的色达草原上,响起了反抗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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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蒙古人或满族人以某种方式征服西藏时,几百年间,底层藏人暴动过吗?没有。究其原因,无论蒙古人或满族人,不仅不破坏传统的西藏社会,而且给以相应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对藏人来说,犹如生命一样,最为宝贵。当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园,还要肆意摧残其“生命”时,藏人岂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队在色达及周围地区,搞了一场称作“民主改革”的运动。中共的打算是从中取得经验,为将来改造整个西藏做准备。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词,却掩盖不住恐怖的事实: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逼迫儿女揭发父母,雇工揭发雇主,穷牧民揭发富牧民,财产少的农民揭发财产多的农民,普通僧侣揭发大喇嘛。乞丐和无业游民充当打手。批斗会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殴打被批斗者。有时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击。很多藏人就死在这些批斗中。 
    
     一次批斗当地寺庙喇嘛,工作队员用绳子勒住他的嘴,像对待牲口一样把头猛往后一扯,往他嘴里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坚持不喝,就把尿泼了他一脸。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喊:我们的喇嘛做什么了,你们这样迫害他?不由分说,解放军士兵上前把喊话的人带走了,押上卡车,关进监狱。 
    
     工作队来到一个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缴枪支。当时居美远在康定,家里只有他的母亲和妻儿。他们告诉工作队,枪被居美带走了,家里没有武器。接下来发生的事令人震惊: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枪杀。 
    
     这场后来果然推广到整个西藏三区的运动,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收缴枪支是为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有财产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庄园主还是普通农牧民,不管他是头人还是喇嘛,必须一网打尽,以建立牢固的独裁制度;尽可能多的捣毁寺庙和遣散僧侣,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权;用分配土地来争取少地或无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从藏人手头夺走,最终使藏人沦为受奴役的劳动工具。 
    
     不是没有哭泣过,不是没有乞求过,该说的理都说了,没用。忍无可忍的藏人,一呼百应,暴动了。1956年不到一年时间,仅西藏康区就有十余万藏人,拿起土枪、刀剑、斧头,进山打游击。或几十上百人,或数以千计,虽没有统一指挥,却有共同目标,时而袭击工作队、运输车队、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时而破坏公路和桥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间武装,史称“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活跃在距拉萨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区,与中共军队打过几次硬仗。 
    
     组成这些游击队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商贩、普通僧侣,其中还有一些被中共发展成为党团员的藏人。面对解放军的飞机、大炮、装甲车、轻重机枪,没有一个藏人想过他们最终能获胜。但,为了保家、护教,他们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走上了抗击占领军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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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2月色达暴动后,195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发出狠话:要准备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彻底,越好。 
    
     或许就在这时,中共意识到,藏人决不会接受中共的统治,必须用屠杀来迫使藏人屈服。而这两个字“彻底”,正好预示了这场持续六年的屠杀,将有着怎样的残忍和血腥。 
    
     暴动的藏人在理塘与中共军队发生战斗,四周的老百姓纷纷到理塘寺庙躲避。中共军队怀疑僧侣们帮助暴动的藏人,包围了寺庙,僧侣们拒绝投降,轰炸机飞临,炸弹从天而降。硝烟散尽后,这座1580年由三世达赖建立的著名寺庙,断壁残垣,化为废墟。八百多个男女老少,血肉横飞,尽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县,中共以学习名义,关押了当地活佛。愤怒的藏人围住县城,要求放人。解放军两个团参与镇压,用机枪扫射这些手里连棍棒也没有的农牧民和僧侣,当场打死五百多人。随后又大肆捕人。循化县人口仅一万余人,竟抓走两千多,包括所有青壮年男人。这些人再也没有回来。寡妇村,知多少,从此一座座前无古人地出现在西藏高原上。 
    
     就连逃亡的藏人也不放过。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规模不大,通常百十来户。为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们赶着牲畜,带着帐房和可移动寺庙,整体迁徙,只想找到一处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军机追上来,俯冲扫射、轰炸。李江琳记录了飞行员的回忆:藏人就像蚂蚁群被开水浇了一下那样,狼狈地四处逃窜,有的向河里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军机里的军人们在机舱里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过类似回忆:某部落正安营扎寨,烧水煮茶。解放军望见炊烟袅袅,立刻合围,轻重机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上,最后歼灭了整个部落。八十多岁的居钦图丹告诉李江琳,当年他逃往拉萨时,路途中亲眼目睹了这样的惨景:一顶顶冷清的帐篷里,妇女儿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养育过他们的草原。 
    
     最“彻底”的一幕,发生在罗布林卡,当时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超过五千。除少数藏军官兵和政府官员外,基本上是农牧民,还有藏军家属、马夫、园丁、仆人和僧侣。尽管除了血肉之躯,他们没什么像样的武器。但为了保护十四世达赖,他们不惜与中共军队决一死战。不过他们再也没机会了,甚至看不到一个解放军,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杀了。 
    
     中共炮兵早已对罗布林卡完成了射击诸元准备,以确保对任何目标,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苏制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加农炮和120毫米迫击炮,一齐向罗布林卡轰击。炮弹排成一条线,弹群互相交叉,一层一层向前推进,如同地毯似轰炸。在现场指挥的中共炮连连长王国珍后来这样写道:在炮火猛烈打击下,惊恐万状的匪徒们发疯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论逃到什么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凭他们鬼哭狼嚎,也无处躲藏。 
    
     临近傍晚,炮火中残存的上千藏人,或骑马或步行,冲向渡口,试图渡过拉萨河,夺路逃生。中共军队预先设下伏击阵地,机枪大炮立刻狂射。王国珍形容杀戮现场说:枪弹在匪群中大显威风,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头颅,炸翻了叛匪的马匹。在爆炸的烟尘里,叛匪们人呼马嘶,纷纷倒下。受伤的马匹乱窜,惊慌的匪徒狂奔。 
    
     就这样过去了两小时,解放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空旷的河滩上一片死寂。夕阳下,人和马的尸体重重叠叠,铺满了河滩,漂浮在河面上。来自雪山的洁净河水,已染成红色。扑打着河岸的浪涛声,仿佛在诉说无尽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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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些种族灭绝似的大屠杀,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萨屠城发生时,一个名叫温巴丹增的幸存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达赖喇嘛走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赢了。 
    
     五十二年后的今天,重温这句话,格外惊心动魄。 
    
     千百年来,藏人通过宗教来寻求精神的奥秘,以毕生的祈望追求着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达赖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义,生活的目标,生命的价值。达赖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征,藏人甘愿为之而战,为之而死。 
    
     当中共的大炮机枪随时威胁着十四世达赖的人身安全时,拉萨城里无数的藏人都在担心:要是达赖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达赖及时出走,避难印度。这次行动堪称绝处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不仅得以存活,得以延续,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灭的信心与希望。 
    
     温巴丹增的话就说出了这一层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预见性。一味迷信暴力和专制的毛泽东以及他的党棍们,既不可能懂得达赖喇嘛的神圣地位,也不可能看到达赖喇嘛对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见:中共的统治已经完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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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枪杆子占领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着枪杆子才能维持。驻防拉萨的军队和武警,数量已超过常住居民。即使面对血腥的镇压,藏人的反抗和暴动,何曾停息过?中共当局敢有丝毫的松懈么? 
    
     在寺庙里成立管理委员会,安插线人,随时监控僧众。隔三岔五搞爱党教育,强迫僧众谴责达赖喇嘛。效果如何?我们看到的是:僧众走在反抗中共统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众举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镇压后,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杀。他在遗书里写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这就是西藏僧众的心声! 
    
     一个拒绝普世价值的政权,不可能产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识形态说教,不要说藏人了,就是中国人里也没几个不把它当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来,中共发展了几十万藏人党员,培养了几万名各级藏人官员。在西藏的所有关键领导职位,却全部由汉人官员承担。多年来中共对藏人洗脑不遗余力,改变了什么?终究,还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几年,在西藏大把撒银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但金钱难买藏人的民族意识和一颗执着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过西藏。跟藏人聊天时,只要一提到中共钦定的班禅喇嘛,每个藏人都会说:那是你们的班禅。界线一清二楚。而且,藏人通常只说:我是西藏人。而不会说:我是中国人。见微知著,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土地、文化和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一个曾经几乎毁灭这个民族的政权,认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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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西藏问题?说透了,就一句话:藏人永远不会接受外来的统治。 
    
     读罢李江琳的书,我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四世达赖提出的“中间道路”,即:藏人自治。无疑是最佳选择。从现实出发,这条道路既满足了中原汉人的大一统情结,也保证了藏人能“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十四世达赖的话)”。 
    
     只是中共决不会接受。一个风雨飘摇的政权,在西藏这盘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变动,也足以令中共担心会全盘皆输。 
    
     每个关心西藏的人,没有不悲观的。许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等到中国实现民主,西藏问题也就解决了。但问题是眼下,有没有可能撼动中共这棵盘根错节的大树? 
    
     2008年藏人暴动时,中共召开紧急会议,一位与会者告诉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讲话时,手抖,声音也抖。周永康为什么发抖?毕竟时代不同,国际环境也不同了。当年的毛泽东,有苏联人撑腰,加上闭关锁国,西方阵营远不够强大。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滥杀。如今西方阵营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还得仰仗西方市场。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为,一旦引发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一次严厉的经济制裁或封锁,足以让中国大乱。中共近来声称:西藏问题是美国人制造出来的。由此可见,美国人的支持对西藏的未来举足轻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来谈判西藏的自治问题,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压力与藏人的反抗。尽管西方舆论对十四世达赖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没有藏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便无法获得世界的关注,西方压力也就难以升温。换句话说,只有持续反抗,才能改变西藏的命运。 
    
    
    (全文完)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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