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

作者: 钱理群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人，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

来源:《观察》

11/26/2012 - 11:10

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作者：钛媒体TMTpost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民主化进程史，二者可谓殊途同归，相互依存。

    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

    从信息技术最初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巧妙运用，到推动美国民主政治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看到信息技术的商业化，与美国民主化历史可谓殊途同归，互相依存。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美国民主化进程史，两条路线的发展与跨越平行，但每一次信息革命都呈现出民主阶段的不同特点。

    最早实践应用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国人A·汉密尔顿在公众演讲中首次向美国各州宣传宪法预备案的优越性，为了维护联邦权力，他前后花了两天时间，在4家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

    当时汉密尔顿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政治信息的分布与健全的民主息息相关，但他发现即使是在很小规模的民主政体中，想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直接互通的通信渠道依然非常艰难，通常情况下，传播政治信息需要一部分消息灵通的公民通过公共出版物来获取信息，然后参与政府事务，互相通信，接着，那些消息不够灵通的公民通过他们来获取信息，因此，哪怕在一个很小的政体内，政治通信和信息流动总会存在一个中间媒介，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对于任何规模政体都适用的中介信息流，就将成为解决规模问题的基础。

    传递政治信息的重任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先后由当面交流、车马交通、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担负，而很多时候，由其中的几项共同承担。

    第一次信息革命：

    从一分钱报纸的出现，到邮局和报社共同体的政治通信系统

    第一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此前，信息传播依然局限在面对面接触和缓慢的人力传送，导致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隔绝，彼此都无法很好地理解对方。事实上，当时已经存在了基本的邮政服务。

    1790年，全美有75个邮局，每年处理30万封邮件，也就是说，在美国，每个邮局管理43000人，平均每人每年寄出0.1封信。可想而知，这种邮政服务对于信息传播的效率几乎为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由于大规模建设邮件设施，全美新建了13000多个邮局，每1000人享有一个邮局，每年处理4000万封信。在50年内，邮政服务增长了两个数量级。从此，各类信息在全国得以可靠地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报纸产业也发生了巨变。起初，美国报纸分为两类，商业报纸和政治报纸，主要为商人和其他精英的利益而办。直到“一分钱”报纸的出现，这种办报局面被改变。这种报纸标价为一分钱，是当时其他传统报纸价格的1/6，内容包括社会新闻、社区活动新闻、犯罪新闻，特别的是，它们不仅报道政治事件，还会写下自己对政治议题和公众事务的观点。这也是一次打破旧有商业格局的新商业模式的尝试。

    1836年的一期《费城公众记录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这样描述：

    “在纽约和布鲁克林这样有着300000人口的城市里，一分钱报的日流通量不低于70000份。这个数量几乎等于这两个城市里每个成年男子和年纪大到会阅读的男孩手上都有一份报纸。这些报纸在每个大街小巷里，在每个宾馆、酒家、会计所、商店里。每个码头搬运工、贩夫走卒，只要他们不是在工作，就能看到他们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于是，邮局和报社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通信系统，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超远以前。它们向公民提供其他公民和政府的信息，建立了一个政府了解公民、与之通信的通道——这也是民主的三个基本信息任务。随着这种政治媒介的变化，白种男性公民爆发了极大的参与热情，选民资格标准也不断下降，投票参与度爆炸性增长，从1820年的10%增加到1840年的80%。与此同时，各州也在为总统大选制定普通选举制度：让选民间接投票选举总统。党派官员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宣布会议，刊登政治性聚众活动；同时，报纸也刊登民众组织会议和活动。这种活力十足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公众对自身的理解，公众对精英的政治服从开始减退，认识到自己在民主中相当于精英的角色。

    第二次信息革命:

    游说形式获得发展

    第二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此时的美国民主系统复杂度快速增加，政策议程扩张，政治制度延伸并变得专业化，选举工具不断完善，私人团体急剧增加，选民数量也大幅提高。

    面对这种信息扩张，无论是党派还是报纸，都无法满足新条件下政治参与者对政治信息通信的大部分要求。政府的复杂度大大超出了报纸的报道能力，报纸无法提供关于新议程进展、国会议案、政治家的立场和意图、新协会团体利益等各方面的信息。

    对于政党和政府官员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广大选民的意愿，但与其通过和政治利益多样、政治信息分散的各个党派来获知民众的意愿，不如直接与意愿清晰、表达明确的集团交流。于是，游说作为合乎需求的一种形式慢慢获得了发展。

    尽管在1874年，最高法院规定在国会之前的任何授权代理律师或者代理机构来代表客户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即对“游说”服务说不，但随着商界和官方的需求增强，游说最后依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职业行为，“草根游说”也获得了发展。新的游说不仅是政治战略，也是一个向公众领域的导向，各个团体成立自己的新闻办公室，参与公共教育活动，向政府官员直接提供信息。

    A·科拉迪托（Aileen Kradito）描写女性团体：

    妇女们开会，发表声明，参加法律听证会，编辑报纸，分发宣传单，都是为了说服男人为她们投票。到了世纪更替之时，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在“新闻办”之余还建立了“信息办公室”。

    第三次信息革命：

    大众商业媒体的崛起催生政治个人秀

    第三次信息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众商业化媒体，诸如广播、电视的崛起，它们对政党、对政治人物、对利益集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广播开始，这些媒介应用可以在政治家和公民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而不需要任何党派组织。新技术取代了传统的党派服务，让候选人可以更好地进行通信和动员，政党在选举政治中渐渐隐退。国会候选人不再需要党派组织的支持来赢得职位，之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总统竞选中。当然，这种绕开党派组织的做法主要发生在地方和州的级别。

    江湖医生J.布瑞克利（John Brinkley）的广播节目有很多听众，在1930年堪萨斯州州长的竞选中，他本来不在竞选名单上，但由于他的电台影响力，在差额候选中，有近30%的选民都填了他的名字把票投给了他。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发现个人的、以竞选者为基础的组织与党派委员会相比，可以更加合理地利用新媒体，于是，政治特别是政治选举逐渐演变为政治人物的个人秀。

    1845年，纽约市长候选人J.海兰（John F.Hylan）作了公认的第一场广播竞选演讲。C.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是第一位经常利用并且善于利用广播的总统。1952年总统选举期间，R.尼克松第一次利用电视播报了“查克”（Checkers）演讲，这也是第一次以电视为基础的面向大众的政治通信。一年之后，当D.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电视上发表就职演讲时，已经拥有了7500万观众，电视已经成为了政治传播的新力量。

    大众媒体的发展对利益集团而言是挑战。尽管媒体的发展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宣传形式，但他们在和大多数派之间的较量中有时却不得不让步。毫无疑问的是，作为拥有强大财政资源的信息专家，集团通常比普通政党和大众更加了解政府，也有更强的力量来承担监控立法者的行为与立法者通信的成本。但是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比赛的机制，当一个议题能够引起大众关注时，政府官员会更青睐民众的利益诉求，哪怕会牺牲掉一些利益集团。

    第四次信息革命：

    能否改变“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信息革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网络的发展将促进政治民主，但以《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一书观点来看，互联网和政治参与水平之间的联系似乎还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证明。

    可以承认的是，互联网的信息开放让精英们通过新手段传播和获取信息，为市民们彼此之间进行确认和交流提供可能性，同时也保存了历史信息。由于互联网的观众与直接暴露在政治信息下的观众有很大不同，至少浏览政治信息网页的网民是基于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才主动到网上寻找信息并参与互动的，因此在与支持者互动方面，互联网具有真正的价值。对于互联网来说，相比于劝说那些摇摆分子，推动支持者更多地参与反而更为有效。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新鲜感的褪去以及互联网上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夺，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也不再便宜了。

    以美国竞选网站为例，竞选网站花费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新事物发展到了竞选的标准组件，同时，它的身价也翻了几番。在1998年，候选人要建立一个网站需要5000美元或稍微少些，而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网站则需要花费10倍于这个的价格，但两年之后，最好的网站花费则可以达到几十万美元。尽管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互联网的进入门槛不高，但金钱的力量依然非常明显。而和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竞选团队们更擅长于通过各种方式精确使用那些几十年的策略。

    对于规模小没有多少资源的组织，信息技术可以在一定情况下替代金钱和人员，使得到捐赠不多或很少的团体也可以像拥有很多资源的团体一样参与政治；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组织也通过开发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途径来拓展它们的影响范围。《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的这句话或者可以概括为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最大优势。

    近年来忽然火热起来的社交媒体，诸如Facebook，Twitter让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推动和普及美国现代民主的绝佳网络产品。至少，在美国的媒体都被大财团垄断的情况下，Facebook和Twitter还是抢占回了一点自己声音的地盘，打破了美国财团对美国选举的垄断。

    但对于匿名制的网络世界，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准确掌握舆论的规律，在社交媒体上谈论政治，从不同环境中涌来的网民总是具有将严肃话题极端化或者娱乐化或者轻描淡写化的本领。

    以这次美国大选为例，竞选中的任何小插曲都被社交网络成倍放大。诸如，在罗姆尼和奥巴马的第二场辩论中，罗姆尼说自己当选州长以后，会要求手下找来一档案夹（Binder）的女性职员资料进行选择以示自己对妇女的重视。此言一出，Twitter上“Binder full of women”（满档案夹女人）就成为了热门话题，一时之间贻笑大方。

    11月7日，《商业周刊》报道，社交媒体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发挥了异常巨大的作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在今天这个大选日有30%登记选民的朋友或家人通过社交媒体鼓动他们投票支持奥巴马或者罗姆尼，同时，有20%的登记选民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发问鼓动他人投票。5天之前，皮尤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社交网站上消极评论量高于积极评论，但皮尤并未对社交网站对政治的实质影响给出判断。

中国的盗贼政体－－Kleptocracy

中国的盗贼政体－－Kleptocracy

作者:杨非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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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国家的政体分为多种形式，其政体的词根是希腊文的“κρ?το? kratos”即英文的“power”，后音译为“cracy”，故民主政体为democracy （dêmos+kratos，民众+统治)，贵族政体为aristocracy (aristos+kratos ，精英+统治）。近代，人们在描述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利用国家权力中饱私囊的时候，比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贪腐政治，根据希腊文创造了“盗贼政体”一词：Kleptocracy。这里Klepto 就是希腊文的kleptēs, 指的是盗贼（thief）。

薄熙来事件以后，西方已经有人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列为盗贼统治政体。澳大利亚的约翰-贺普丁（John Hempton）首先在2012年6月10日在其博客发表了“中国盗贼政体的微观经济学”一文（The Macroeconomics of Chinese kleptocracy）。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国盗贼政体的经济来源。约翰·贺普丁是个投资分析师，所以他并没有从政治学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盗贼政体，但是他却在开篇点名“中国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盗贼政体”。他的这篇博文在英文媒体里被广泛转载。

在《纽约时报》登出了关于温家宝家人占有大量财富的报道以后，人们恐怕更有理由相信中国现在就是由一群盗贼们在统治。

首先，贪腐在中国的政府机构是普遍性的。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官不贪。中央九常委中，现在只是公开报道了温家宝的家人巨大财富问题，那么其他八位会那么干净吗？中央政治局里有薄熙来的贪腐和家人因财谋杀的大案子，中央领导人中最近还暴露出令计划的贪腐问题；部级干部中有近来当局自己惩处的干部有铁道部长刘志军；从地方上来看，最近又抖露出，广东的一个小小城管局长居然有几十套房子。从九个“集体总统”到部级、省级一直到乡级，有几个干部不贪腐？

其次，贪腐是制度性的。从人事制度来看，干部的选拔没有民众的参与，各级干部的选拨有明显的裙带关系。现在中国官场有一个“卖身做家奴”的新鲜说法，即低级干部要往上爬，只有给其直接的上级做家奴。当然这个“家奴”非奴隶社会里的奴隶，而是指绝对效忠的概念。从反腐败制度的机制来看，中共当局还只是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种自查制度，但其连一个官员登记财产的“阳光法”都不能出台。不制定“阳光法”就是为了保护一大批现在不法拥有财富的官员。从经济体制来看，代表社会主义特点的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多被所谓的“红二代”掌控。在这个掌控过程中，他们不知鲸吞了多少国有财产。

再次，贪腐是社会性的。贪腐无处不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各种职务优势而产生的贪腐文化。凡有权力的都要用尽、用光、用到极致。医生、幼儿园老师、大中小学的老师都可以利用其职务优势成为贪腐分子。没有权力或职务优势的，则设法去买、去骗。

最后，中国的贪腐有军队的保驾护航，有法院、武警、国安和国保的参与和支持，还有电视台和报纸等为其唱假和掩盖。

当然，这种盗贼统治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展，没有钱，盗贼也没得抢的。这是今天盗贼统治的“黑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约翰·贺普丁在其博文中对这个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做了初步的分析，其中他提到“剥夺农民”是其来源之一，即经济的发展依赖着大批的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活标准都极其低下。他还分析了一胎化是储蓄来源，也是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之一；还有破坏资源、抢夺民房搞开发都是这种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他们这种盗贼的统治方式已经侵染到国际社会，所以西方人开始担心害怕了。

今日中国的盗贼政体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的皇权虽然也有普遍的贪腐问题，但那是瞒着皇帝的暗下勾当。皇上本身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朕即家，所以天子没有必要贪腐。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毛本人就是世界的救星，比神还大，他自己恐怕是不知银两的。我们知道他唯一的私人财产是通过国家机器发行的各种毛选的稿费，对毛本人来说，他也就使用过有限的几次。因此毛时代，干部基本是廉洁的，其原因除了经济不发展外，主要是毛和他的高层领导们有特权和终身制的保障，因此无需贪腐。

今天的中国政治，不再是个人终生独裁统治，而是寡头集团换届轮换制，因此他们要在任期内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当下众人皆知的政治现实。

中国今天的盗贼政体和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贪腐政治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裁统治不一样。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独裁统治被称之为盗贼政府，仅是他家族的问题，菲律宾远没有烂到中国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今天的贪腐，如同上面所述，已经具有普遍性、制度性和全社会性。

中国的盗贼统治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一两个暴君的统治，而是中共领导集团利用其国家机器集体地抢夺人民的财产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罕见的政体。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就是这种盗贼统治模式。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11-02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3139

邵立: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从何而来？影响几何？

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执，又一次掀起了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多大？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有什么影响？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个话题。

有的学者注重文本分析，把分析焦点放在民族主义者的著作（例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和一些民族主义事件（例如1999年反美游行，2005年反日游行等）。“政见”此前介绍的胡可礼的文章就从四本民族主义著作出发阐述了中国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相结合的观点。另外，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彼得格里斯（Peter Gries）教授在几年前出版的专著中，综合分析了中国的书刊、新闻报道以至游行口号和标语中的民族主义文本，提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面子民族主义”，即必须建立在和“他者”的不断互动之上，而美国、日本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国人用“胜利者”话语和“受害者”话语去解读中美、中日之间的历史交往和现实摩擦，从中汲取了建构民族主义意识源源不断的素材，用以保存国家和自身的“面子”和尊严。

相对于格里斯专注于带有明显民族主义特征的文本，特拉华州立大学程映虹教授则更重视一般大众文化之中的民族主义话语。他的分析材料是中国流行文化的媒介文本，包括流行歌曲和电视纪录片。他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质是“种族民族主义”，其现代发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龙的传人》中对于中国人种的叙述：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他进而分析了张明敏、王力宏、谢霆锋、SHE等歌手演唱的歌词，发现“只要歌曲内容涉及国家民族、汉种族特征就是最‘动人’（即最煽情），也是最有力的言辞，通常都置于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背景之下，衬托出中华民族外加苦难和美德，彰显种族的抱负和期待”。

格里斯和程重视文本，是因为他们主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内涵。但这不能回答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力。针对这个问题，爱荷华大学的唐文方教授和Loras College的本杰明达尔（Benjamin Darr）教授就利用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进行分析。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起源不是来自于文化，而是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原因。

通过在2008年对3000多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他们首先分析了中国人国家认同感的强弱。为了更好地对比结果，研究者采用了2003年的一次跨国“国家认同”研究中曾经使用过的问题和回答方法。受访者需要给四个体现国家认同的语句打分，如果他们完全同意语句叙述，就打100分，完全不同意是0分。调查结果发现，中国人打的平均分是80分。而2003年的调查中，排名最高的美国人也只有76分。也就是说，和2003年调查的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感是最高的。

接着，唐和达尔分析了民族主义意识和中国人社会特征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教育程度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弱呈现倒U型，即民族主义意识强的受访者的学历主要是小学和中学，没受过任何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弱。从收入高低的角度看，收入越低的受访者，民族主义意识越强。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城市新移民（农民工）的民族主义意识最强，农村居民在中间，城市居民最弱。从政治身份的角度看，党员的民族主义意识比非党员要强。

从民族身份来看，汉、回、维吾尔、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受访者的民族主义意识都很强，民族之间几乎没有差异。但作者强调，少数民族人民只可能在文化和宗教的高度自治的条件下，才会接受“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

从年龄的角度看，在1931年到1959年间出生的受访者（文章称为“社会主义一代”和“文革一代”），比改革年代成长的受访者更具有民族主义意识。这个结果同时表明，热衷参与民族主义活动的“愤青们”，实际上在缺乏民族主义意识的中国年轻人群中属于边缘派（outliers）。

最后，研究者把相关问题结合，用线性回归方程测量了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效果，即民族主义和民主意识、专制意识等政治问题的正负关系。结果发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不支持民主化，反对资本主义，但支持威权政府的统治。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唐和达尔认为，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广泛程度是世界最高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教育的提高，民族主义思潮有可能减弱。民族主义对政权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有显著效果，它能压制公众对政治自由化的需求。另外，由于民族的不同对民族主义意识强弱影响不大，作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像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植根于文化传统里面。

【参考文献】
Gries, Peter Hays. 2004.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ng, Wenfang, and Benjamin Darr. 2012.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Origi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1 (77) (September): 811–826. doi:10.1080/10670564.2012.684965.
程映虹. 2012. “爱国主义，还是种族主义？当代中国种族民族主义剖析.” In 认同与全球化：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悖论, ed. 郑宇硕 and 陈彦, 109–153.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转自：《政见》，2012-09-13
http://cnpolitics.org/2012/09/nationalism-racism-face/

何清涟 :中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崩塌

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通过各种管道释放出来，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方面的，甚至就连西方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肮脏合作由成功到失败，无一不被拿出来晾晒，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意味着中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崩塌。

政治上的不信任可以用谷开来案开审后的国际反应裁量。由于本案件从涉案人到消息的披露都高度国际化，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起棘手大案，并希望通过该案件测度中国的法治建设水平。结果人们只看到“指定管辖、指定律师、指定旁听、指定结果”的审判秀。除了有第三方介入杀人、用什么药毒死海伍德说法矛盾之外，庭审甚至对谷开来杀死海伍德的动机都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反而留下种种悬疑。

英国《每日电讯报》对这场审判的透明与公正表示彻底的怀疑。8月12日在“谷开来供述最终章中耸人听闻的传奇，疑问依然存在”中指出，有消息来源告知，谷开来的审判经过事先反覆排练，甚至有中共官员扮演参加旁听的英国外交官。曾被外国人相信、美国还掏了大把美元推进中国的“依法治国”幻梦，本就已经让不少参与者怀疑，这次审判可以说给了这个幻梦最后一击。

怀疑者将这种不信任扩及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高官的关系－－这曾经是外国商人认为适应中国制度环境最应该建立的关系。他们认为海伍德被毒死，对于外国投资者前往中国做生意是一个严重警告。仿佛是为这种担心做注脚，英国的《独立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不约而同地报道美国司法部调查美国赌博业巨头谢尔顿?艾德森控制的金沙集团在华行贿案。该调查揭示了中国政治和商业利益相互纠缠，错综复杂的阴暗组合。并且指出一个事实：这种阴暗组合关系很难善终。比如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因为金沙的子公司涉嫌各种违规行为而对其展开调查，其中包括资金用途与向官方申报的用途不符（其实这种情况很普遍，双方关系好时，中国官方对此假作不见）。文件显示，中国商务部和法院冻结了金沙一些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及其公司注册。

在这种氛围下举办的伦敦奥运，中国运动员受到很多质疑。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日刊登Brendan O’Neill的评论文章“为何我们英国人将中国运动员视为骗子、怪物机器人？”提到在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因被认定故意输球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后，英国媒体涌起一波波兴高采烈的热潮，他们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中国人是鬼鬼祟祟的骗子，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知道什么是公平竞争。

最能标明中国国家诚信受到深度怀疑的是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怀疑。尽管这一怀疑过去也常有冒泡，但并未形成共识。即使在2010年维基解密曝光了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密电，披露2007年3月12日，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曾到美国大使官邸与大使共进晚餐，当时李说：中国的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说，在评估辽宁的经济时，他侧重于三个数字：1、电力消耗，2、铁路货运量，3、发放的贷款金额。但即使如此，海外不少经济分析师还是有意忽视这条消息。但最近这种怀疑已经扩散到经济领域。《纽约时报》6月22日一篇报道称，地方政府要求中国的发电厂管理人员在发电量数据上造假，不让中央如实了解经济减缓的程度。2012年7月25日，一篇“不再相信中国领导人的4个原因”广为流传，其中提到，“一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

《华尔街日报》最近终于无法忍受，直接去信给中南海，称“从坚信中国陷入熊市的人到看好中国的投资银行分析师，每个人都怀疑经济增长率是否低于官方统计数据”，因此，他们要求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

似乎上述所有怀疑还不够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怀疑，8月15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系教授彼得?那法若（Peter Navarro）完成的《致命中国》记录片在洛杉矶首映。这部影片全长80分钟，结合访谈和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当局漠视人权，纵容黑心食品和山寨商品横行，以及美中贸易逆差恶化，为中国百姓和整个世界带来致命危机。

从2001年开始的“中国热”，到2005年高调宣扬“中国和平崛起”，伴之以乔舒亚-雷默鼓吹“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再到今天中国的国家信用被外部观察者从政治上、经济上、伦理上全面怀疑。国家信用毁损到这地步，究竟是谁之罪？

我认为，还是应该埋怨中国政府（也包括那些代表中国与外国打交道的政商界人士）自身。

西方国家自90年代末期开始，直至2009年为止，主流态度是很愿意相信中国，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甚至希望中国强大，以牵制美国。间中会有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对中国的怀疑，2001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道，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首度对中国人的诚信表示质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Carsten A. Holz 写了一篇“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发表于《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不无痛切地检讨了China Scholars为了取悦于中国政府，得到各种各样的研究机会与资料，“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他列举了一长串事实，触痛了他的同行。这篇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冷遇。

美国总统林肯有段名言遐迩皆知：“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北京政府的诚信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怀疑，足以证明一点：撒谎造谣是道义上自取灭亡，它最终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



－－原载：《VOA》，2012-08-17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8/credit-china/

松林:“酷吏”与“暴民” – 后“六四”时代的现状

“酷吏”与“暴民” – 后“六四”时代的现状
作者：松林




温家宝先生在许多场合提出政治改革。特别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会 上，温先生感觉他已到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好像在是无力的哀鸣。其实，胡温执政之初好像还是比较顺利的。从SARS，孙志刚案件，减免农业税，到汶川地震，一直还算应付的比较顺利，也获得了一下好评。但是，很快就遇 到了巨大的问题。巨大的压力和质疑来自百姓、社会精英，也来体制内自身。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胡锦涛、温家宝就好像越来越玩不转了，力不从心了。温先生很会表演，典型的特征是哭 和说话慢。一句话要想半天才说完。不过，笔者发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记者招待 会上说到“不政治改革”“文革”可能会发生时，没有停顿，是从心里发出的。为什么，他感受到了，害怕了，时局 已经太危险了，巨变时刻会发生。


汶川地震是个转折。先是学校、医院粉碎性倒塌，而同为公共设施的行政机关建筑却巍巍不动。人们的悲痛很快转为怀疑和愤怒。后来是捐 款应用的不透明，死亡孩子家属没有明确的答复，学校的“豆腐渣”工程调查草草了事。接着快速推倒坍塌了的“豆腐渣”残骸，迅速重 建。2008年温先生在汶川地震 现场“对得起人民”的诺言没有兑现，从 而落得“影帝”称号。人们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死难孩子的家属不断上访。谭作人、艾未未等知识分子推动民间调查，又被判刑，迫害，人 们寒心了。为什么要草草了事？压制调查？这不仅仅是食言，是不敢，是不能？是什么使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都进入了一个不信任， 质疑不断的状态之中? 人们再也不相信政府 了。公权力在死去的孩子们面前没有信誉了。原因是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利益阶层的巨大能量使得社会进入了一个“丛林”时代。


这几年来，群体事件的数量迅速上升，一年大小十几万起。上访的，喊冤的，自焚的，报复社会的层出不穷。开 始还可以控制，后来越演越烈，都是自官民的冲突引起。规模，范围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同情弱者，仇富，仇官。上海杨佳杀警察，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死亡，湖北邓玉娇刺官，受害幼女母亲被 劳教，贵州瓮安，湖北石狮，乌坎，什邡，启东等等等等，一起比一起激烈。尤其是强行拆迁引起的自焚，人命层出不穷，不知 死了多少人了。近来发展到了对官府建筑的连环爆炸（江西抚州）。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制度化的腐 败失控的同时，人群的怒火也逐渐失控。弱势群体对官府的敌视和不满已经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官民的对立，如同一个火药桶。一个“酷 吏”和“暴民”的对抗已经形成。


专制的社会，当政者把百姓分为“顺民”和“刁民”。认为不听话的，有维权意识的百姓都是“刁民”，敢于对 抗官府的皆为“暴民”。只有严法苛政才能治之。敢于以重刑治民的则是“循吏”、“能臣”。殊不知“无限的权利造就无限的腐败”是人性 的必然。在专制体制下官府眼中的“循吏”必然成为“酷吏”，“能臣”大部分是贪官。是“酷吏”造就了“暴民”还是“暴民”成全了“酷 吏”？毛泽东，邓小平虽然治国的路线不同，但是都是不折不扣的“酷吏”“暴民”的始作俑者。有“请君入瓮”的帝王之术，利用“酷吏” 去压压制百姓，再鼓动“暴民”去烧死“酷吏”，循环往复。把“顺民”都逼成了“暴民”，把“循吏”都培养成了“酷吏”。自古以来“酷 吏”和“暴民”就是孪生兄弟。有了“酷吏”一定会有“暴民”。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正式正是利用民怨，效法毛泽东，用文革的手段争取弱势群体，黑打黑蒙骗百姓，自获其 利。在王立军的案子发生以前，薄熙来似乎已经占到上风，赢得了舆论。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似乎薄熙来进入最高权力是没有疑问的了。王 案一发，胡温找到了机会，对薄熙来的及时处理，有效的阻挡了“太子党”的进攻。是一件大好事。不过论其手段，不敢恭维，五十步和百步 之差也。没有透明的审理，公正的程序，以薄的势力，盘根错节“太子党”，胜负一时无法确定。可能还有戏文在后面。黑打黑的丛林法则仅 仅力量的一时上风。以枭雄如毛氏都无法保证其妻女，何况他人乎？薄熙来案件本来可以成为一场文明的公审。不幸又可能沦为文革以来中共 内部派别的一次火并，权力和阴谋的一场大戏。不过无论如何，薄熙来事件至少说明邓小平留下的“隔代接班”的指认方法解决不了中共头痛 多年的权力继承，又失败了。丛林法则再一次回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薄案发生之前，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讨论似乎只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体现在舆论上是“歌 功颂德派”和“普世价值派”之争，也就是网络上的“五毛”和“带路党”。不过，自从有了薄熙来事件，“五毛”们自己打起了。有的支持 薄熙来，有的支持胡温。搞得“普世价值派”都有些插不上话了。一路“歌功颂德”的专制体制维护者们进一步细分了。以“毛派”自居的是 薄熙来的支持者。孔庆东、司马南、“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是典型的这些“左派”中的左派。以维护正义之名，借毛氏的老路鼓 噪。支持胡温的“温和”左派们下手猛打薄熙来和追随者。还有以刘少奇儿子刘源为代表的复辟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一些太子党频频发难。 这些人都是当前的既得利益者，也都是“六四”镇压的支持者，当年曾经一致的支持邓小平以血腥换稳定的基础人群。为什么分裂了？一个简 单的道理是邓小平的不谈“社资”的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动力。以镇压异议人士，钳制舆论，封锁网络，强力维持党天下的公权力“酷吏”手 段已经失效。“酷吏”导致了制度性的腐败，也激发了弱势群体的反抗，逼出了“暴民”。失控的“左派”们分裂了，黑吃黑，黑打黑，火中 取栗，谋取自身的利益。互相指责对方为“酷吏”。“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已经形成。


笔者总结上述社会矛盾和冲突认为，“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是“后六四时代”的必然，也就是 “六四”屠杀的后遗症。因为“六四”的镇压，和平、理想、自发的民主改革已经无法实现。巨大的贫富之差，分配不均，资源垄断再加上经 济的动力减缓，使得社会的张力越来越大，无法释放。各个阶层的矛盾是没有平等协商，和平妥协的渠道。特殊阶层的利益受到强大公权力的 保护，绑架了整个国家。人们的不满和自身利益的保护无法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伸张，只有以爆发的形式出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六四的镇压使 得健康的力量消失，人们从“六四”的教训得出只有无序的“暴力”可以抗衡公权力的制度性暴力。


从经济的观点，“六四”以后，人们不再天真。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只能依靠GDP的成绩。于是乎，GDP成为官员考核的标准。盲目的发展成为唯一的选择。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购买力下降，中国的出口随之下降（2012年7月份出口已低于6月份，比2011年7月份增长不到1%）。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 打击。弱势群体的收入相对下降。同时为了救市，中共不断提高基础投资，向国有经济倾斜，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也促成更大的腐 败。腐败已经成为制度性腐败。铁道部的腐败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性腐败。但是，如果减少基础建设的投资，GDP马上下来，更不堪设想，政权基础都有可能动摇。唯一的出路只有政治改革。温先生很明白。中共面临的问 题是，继续改革，就必须马上政治改革，让利于民。要不就是牺牲经济改革，继续向国有企业倾斜，国金民退，退回到计划经济。主要矛 盾既要解决就业、物价等经济问题舒缓社会矛盾，要有服从制度性腐败，使得问题无解。走回计划经济已经不可能，人们的环保意识，维 权意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已经觉醒。群体事件说明这一点。大多数群体事件是围绕着基本利益而爆发的。由于政治改革推动不起 来，本来普通的经济问题，也成为“酷吏”“暴民”的一个起因。


“酷吏”和“暴民”的恶性循环十分复杂，用过去简单“法西斯”和“专制”制度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政体已经 十分畸形。其根源是四种社会现象的组合和衍生。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形成的巨大财富，长期国有垄断造成的资源掠夺和分配不均，后文革时代 的“暴民”传统，后“六四”时代的“酷吏”高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文革以后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以毛泽 东的羊头，卖邓小平的狗肉的结果，是“六四”以后，无视人们的巨大创伤，妄图以经济的发展掩盖社会和政治的裂痕的结果。自49年以后，中共的执政就从来没有使中国政体正常化。宪法始终是一纸空 文。“六四”以后情况更加严重，枪炮镇压了社会的健康力量，利益腐化了知识阶层，腐败成为了制度和习惯。经济发展和政体建设严重 脱节，使得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和利益挂钩，向利益团体倾斜。政府官员商人化，商人政治化，官商相互勾结，利益到处寻租。


世界银行对中国情况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就指出，没有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 制，那么一定会越来越垄断，社会越来越动荡。无论左派右派，都看到这一点，不同势力正在角力。只有以社会的和解，以民主、法治、 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可以泻日益提高的堰塞湖之水位，可以长治久安。


如何使社会和解，如何启动朝向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六四”是永远无法绕开的问 题。只要提到政治改革，必然首先遇到这个问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解决不了根本，溃堤随时是有可能的。“酷吏” “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是“文革”浩劫和“六四”屠杀的后遗症。不公正明白的追究中共主政者在“文革”“六四”的罪行和责任，无 法得到社会的和解，无法政治改革顺利进行，无法使得国家体制正常化。所以公正的解决“六四”问题是一个契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也 不是愿不愿做的问题，要想避免崩溃性的灾难后果，就必须做。


2012年8月15日
于秋实山庄
—— 原载: 议报

张维迎：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

张维迎：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 不加以抑制就会自动扩散
 
   记者：您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说到，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力和理念，您还说，以前的改革是理念战胜利益，现在是利益战胜理念。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利益在阻碍改革？

 
   张维迎：简单说还是由政府主导经济情况下形成的机制。首先政府官员，改革本身就是权利不断从政府手里交给老百姓的过程。最初我们的定价权、买卖权都在政府手里，这时候把这些权利交还回来，对政府官员来讲一定是一个损失，至少它认为是一个损失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有很强理念的领导去推动的话，改革就很难进行。
 
   政府官僚系统有一种自然膨胀、自然扩大权力的冲动。如果我管的很少，理我的人就很少。我可能不在乎别人是否给我送红包，是否贿赂我，但我很在乎别人是不是尊重我。你权力越大，你走到哪里越牛气。为什么中央政府一个处级干部下去，就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因为他手里有权。同样中央部门，有些权力小的部门，下去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扩大自己权力的本能。
 
   一旦领导人没有理念，这些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一样，你会没有办法抑制它，你没有那与之对抗的力量，没有健康的细胞不断的吃掉它，它就不断地扩散。
 

政府大量投资助长国进民退
 
   记者：您曾多次提到这几年“国进民退”的趋势很明显，你观察到的“国进民退”主要都表现在什么地方？
 
   张维迎：比如说投资，本来政府投资越来越少了，国有企业投资越来越少了，但是在这几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投资变成政府投资，大量贷款都是流向国有企业。你看看统计就知道，这两三年政府预算的投资增大了。
 
   你再看各地的各种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国有企业，甚至广东、浙江这些地方，传统上是非国有企业比较强大的地方，现在也在争先恐后怎么讨好央企，怎么吸引这些央企去投资。具体比如煤炭，本来煤炭是一个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一个产业，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完全由国有主导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航空、石油、钢铁，原来有些民营企业进去，现在都被赶出去了。
 
   你看整体的社会里面，国有企业好像变得越来越神气，九十年代可不是这样的。九十年代国有企业都是烂账、坏账很多的，人们担心这些烂帐导致整个金融崩溃，所以才有后来的改制、处理坏账。这几年是完全不一样了，像一个组织一样，有时候这个人是一把手，但是你发现另外一个人天天在那里说话，比他还管用。你看看我们的非国有部门创造的GDP是60%多，但是整体的话语权在国有企业的手里面，它说出来的好像就是正当的，就好像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有企业老以国家利益代表这样的姿态出现。
 

政府官员追逐利益给社会带来负的价值
 
   记者：这其中可能利益跟观念都在起作用。从利益角度看，很多政府官员，包括中央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的官员，都能从国进民退中得到好处。
 
   张维迎：利益总是一个现实的约束。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本身不是问题，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游戏规则好，你就必须对社会有贡献，这个没有错的。麻烦在于，政府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经常不是给社会做贡献。为什么？它没有竞争的约束，它的收费是强制的。政府与企业最基本的一个差别是，他们的收入来自税收，企业的收入来自价格。价格是自愿的支付，这瓶矿泉水卖两块钱，人家一定认为值两块钱以上，他才会买。但政府收你两块钱税的时候，能给你提供的服务值几块钱，你不知道啊，有可能是三毛，甚至有可能是负的，但它照样能拿到这两块钱。因为他们没有竞争约束，这种权力才变得危险。
 
   当政府官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可能给社会带来负的价值，这和市场竞争当中个人追求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你必须有一个很强的理念。当然，你可以说理念也是一种利益，更长远的利益，他想名垂千古。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人就是有一种信念，他对社会有基本的是非感、基本的正义观，满足这种信念，他觉得心里就舒服了。昧良心的事有些人感到不舒服，有些人却是心安理得，觉得我只要拿到财富就可以了。有些人不愿意干坏事，也是有一个很强的理念在里面。
 
   记者：理念的确对改革进程有很大影响。比如说国进民退的一个表现，就是政府搞很大的投资，出台四万亿计划，在普通百姓看来这可能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实际上是效果是政府花钱，百姓遭殃。
 
   张维迎：有时候这种理念和利益是在互为支持的。如果是你相信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解救经济危机，可以使这个经济增长，这是你的理念；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家，确实也得到了短期的好处。
 
   有这个理念就要花钱。怎么花？不能从飞机上往下撒，就是需要经过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就是在我这里，官员把持着。那时候发改委门前车水马龙，交通堵的一塌糊涂，一个官员从院子里开车开到马路上花了四十多分钟。很多企业也是这样觉得的，我东西卖不出去了，为什么？钱少嘛。企业家有时候也犯这个错误，他东西不好卖，老是怪钱太少，所以要政府多花钱。
 
   利益和理念是混在一块的，有时候理念会显得比较弱，就是因为利益真的很实在，与理念产生很大的对抗。你有很强的理念，你自己完全说服自己，完全相信它，这个时候你也不一定坚持，因为可能看到一些比较现实的利益诱惑你。为什么有的人说“出卖灵魂”？灵魂怎么出卖？就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出卖自己的信仰。
 

2009年四万亿计划使2012经济危机变得更加厉害
 
   记者：2009年中国政府刚推出刺激计划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反对，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方式必然带来恶果。
 
   张维迎：我说的话作用是很有限的，但是我相信有一定的平衡作用。至少可以说立此存照，事后我们还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也碰到一些政府官员，他们说我09年的文章，今年回过头来又看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而且他还告诉我，他还跟别人宣传，当年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当时大家不是很欢迎。
 
   但是，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是真正有理念的呢？这也是一个问号。并不是写文章的人都是有理念的，有理念的，也有没理念的。我有时候开会碰到一些人，谈宏观问题总是出招，说需要控制这个，需要刺激那个。我心想：现在经济要下滑，这个问题都是你们当时的措施导致的。但是他们很少这么想问题。就像一个聋子，我本来给你治聋的，结果我给你治哑了；聋没有治好，我现在给你开治哑巴的药；过两天又治瞎了，我继续开怎么治瞎的药。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下滑趋势，这是不是09年的刺激计划造成的？
 
   张维迎：首先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之后，绝对到了一个调整时期。我们从国际的变化，我们自身内部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变化来看都是这样。还有消费者本身的口味的变化，原来你生产什么东西都有人买，因为什么都缺，现在不一样了。这给企业家提出很大的挑战，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高的要求。
 
   但是无疑09年的事情使这个情况变的更厉害。没有09年的刺激政策，当时的一些困难，就会迫使你去调整，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问题。你运用凯恩斯的刺激方式，刺激越强，最后的问题越严重。现在很多地方的投资都超过GDP了，你最后怎么办？因为所有产品的价值，无论是一块砖，还是一块矿石，最后都来自于消费者的评价。你别看消费者离矿石那么远，但是这个矿石的价值最终还是来自于消费者。如果说结构扭曲了，你还不断盖工厂，不断地挖矿，最后经济是要崩溃的。
 
   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造成的，实际上是政府，是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刘荻:宣传为什么失败？

2012-08-07

中国近期出版的兰德尔•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一书，“别出心裁”地把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鼓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其成败。

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有不少看点，尤其是书中大量引用了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著作及《共产主义黑皮书》中的内容。然 而笔者感兴趣的则是，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民主德国的宣传鼓动都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目的：这两种宣传鼓动都既未能帮助创造出人间天堂，也未能阻止极权制度 的覆亡。

宣传的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它未能制造出建设伟大事业所需的满怀热情的真正信仰者。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民主德国，真正信仰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只 有少部分人，多数人只是表面上服从。“枪杆子+笔杆子”只能制造出一大批神经紧张、唯唯诺诺的群众和一种普遍的伪善气氛，而不能制造出充满激情的伟大事业 的建设者。就连体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几代之后，当共产主义的狂热信仰者被哈维尔所说的“无个性的官僚”所取代之后，一旦体制遭到挑战，这些缺乏真正信仰 的继任者很可能不会像充满革命激情的前辈那样不惜用使用武力来捍卫政权。

宣传的另一个失败之处更加具有讽刺意味：宣传本想蒙蔽群众，结果反而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既然人人都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体制的领导人也就无从得 知自己的真实民意基础。“人们假装相信，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最后，当体制土崩瓦解之时，所有人都不会感到震惊，只有最高领导人还被蒙在鼓 里。

美国政治学家吉恩•夏普认为，独裁政权的弱点包括：“下属由于害怕得罪上级，可能不会向独裁者报告决策所需的准确和完整的信息。”在中国，党希望党 报党刊要做党的“耳目喉舌”——不仅要做喉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做耳目，收集信息向党汇报。而一味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宣传无法履行后一种职能。信 息层层过滤之后向上传递，其结果就是：越是位高权重者越是远离现实。宣传本是面对群众的，结果却变成了只供袁世凯一人阅读的报纸；本想欺骗他人，结果只骗 了自己。因此毫不奇怪，各种政府官员在网络和微博上都表现得格外愚蠢。

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宣传都宣称“元首永远正确”或“党永远正确”，并禁止一切针对重大问题的批评——只允许批评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级批评下级等 等，其结果就是体制完全缺乏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渠道。今天的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民主国家有议会，有反对党，有独立的新闻媒体，错误的经济政策会遭到质 疑、批评和反对，还会被反对党加以缓和或取消，因此严重的不良后果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逐渐表现出来；而在中国，不允许批评的结果是错误政策只能一条道走到 黑，以至于2008年的十万亿政府投资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让中国经济从萧条变为滞胀，走过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缺乏批评的结果是，极权制度往往只有到了濒临崩溃之时才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无论什么样的宣传都无法挽救极权制度，只能把极权制度更快地推向这一宿命。

转自牛博：宣传为什么失败？（刘荻）

[转帖]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

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

文/孙毅（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长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

在今年(当时是07年）3月的两次交涉中，守望教会向北京市宗教局提出了宗教场所登记或备案的建议。但这个方案向市宗教局提出后，守望教会得到的回应仍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场所登记须由现有宗教团体（即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提出；就是说，教会仍然面对着政府宗教部门这样的要求：只有加入“三自”，或者至少挂在“三自”的名义下，才可能申请自己的宗教场所。

在教会中，或者去其他教会，也时常能够听到这样的看法：在现在这个时期，挂在“三自”名下，也不过是形式的，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可以公开聚会，举办各种活动等；“三自”也是教会，不要有意地与之区别，制造分裂；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的历史包袱，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需要再背了。

对于某些人，比如一些从海外回来的人来说，加入“三自”的主要理由是，加入“三自”教会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很多事工就得以像在国外那样开展了；特别是，对其所在的这家教会而言，相对之前可能不让其带领人入境，或者聚会可能受到干扰来说，确实看上去挂个名似乎好多了。

在海外，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加入“三自”让目前教会的“合法性”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时，一个自然的反问是，因为加入“三自”，比如说你发现有一天教会所选定的牧师不再能够在这个教会牧养，“三自”有可能给你们安排另一个其神学可能是你所不能够接受的牧师，或者你教会每年施洗的指标也要等上面下达，或者你在教会外的其他地方宣教也要等上面的批准，等等，你认为你的教会还会去挂那个名吗？反问的结果是，基本上所有的提问者都会无言以对，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想到教会会受到或者应该受到这样的限制。

不过，如果只是限于这些实际的问题，当然还是会有人说，没有听说有这些限制啊。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即再一次通过历史的回顾，来看一下“三自”这个组织的性质。什么样的树，自然会结什么样的果子。

二、我们与“三自”的分别
其实，我们今天的处境与上世纪50年代没有太大的差别。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你会
发现，当时很多人加入“三自”，也是出于与上述类似的想法，即认为那是对教会有利的；让教会能够在一个新的历史处境中继续发展，享受到各种“好处”。只有王明道明确地以“信仰不同”为理由而加以拒绝，而不是只看到哪些事工可以作了，教会可能会因此享受到哪些“好处”了。

1955年6月，王明道在其《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将拒绝认可“三自”与参加“三自”运动之间的冲突定性为“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他将“现代派”的本质定为“不信派”，将持这种路线的人不过视为“伪装的基督徒”。按照他的表述：“我们不但不和这班‘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在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历史证明了王明道先生这种看事物本质而不看各种“好处”的作法更符合神的心意。因为那些种种对教会的所谓“好处”都不过是暂时的。“三自”运动的结果是让中国教会遭受到空前的损失。比如，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140多间教会被合并成为8间；北京66间教会剩下了4间；全国数十所神学院被合并成了4所。信徒及神学生急剧减少；不少忠心的教会牧者因为不愿加入“三自”而被监管或者被关押。

当然，60年后的今天，时代确实在变化，包括“三自”体系中的教会也在变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神也借着各地恢复运作的“三自”体系下的堂点作他的工作，使这些数量十分有限的堂点得到一定的复兴。1998年全国“三自”试图推动“神学思想建设”运动，不少地方（基层）的堂点反对这个运动中所推销的自由派神学思想，表明这些在“三自”控制下的堂点，有些仍然试图站在大公教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把这些被“三自”控制的、但仍试图回到大公教会立场的堂点看作是神的教会，将其中的信徒看作是被掳的神的子民，而将其与“三自”这个组织机构区别开来。

今天，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名义上家庭教会被要求挂在某个堂之下，实质上是要其进入到“三自”的体制之中。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被要求加入“三自”这样的要求时，与老一辈主的门徒一样，我们也当清楚地陈明为了什么我们不能够加入“三自”。我们不要只看到一些“好处”，而更要看到问题的实质之处。其实，守望教会就登记问题致国家宗教局的意见书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清楚的阐明。如果简要地回顾当时的陈述，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三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借当时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它的产生本身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因此它在身份上无法代表大多数教会，也不能站在大多数教会的立场上成为联络众教会的领导性组织，自然也没有资格认定家庭教会的教牧人员资格。

第二，从“三自”运动的历史来看，“三自”运动并没有带来教会的增长，反而使众多
的教会关上了门，并且有些教会的牧者及信徒只因不参加“三自”而被关进了监狱。虽然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作为当事人，“三自”就这一段的历史至今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悔改之意。

第三，“三自”自建立时起所持守的信仰和神学立场就与家庭教会有明显的差别。“三自”所持守的信仰是教会历史上被称为“自由派”的神学立场，而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是福音派的神学立场。这也是“三自”运动的早期有些教会领袖不参加“三自”的其中一个原因。今天，在“三自”的神学建设中，我们仍不难看到质疑圣经无误之权威性以及削弱因信称义等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作法，这些作法已经偏离了基督教基本信仰，是持福音派神学立场的家庭教会不能接受的。

第四，教会坚持三自原则并不意味着必须加入“三自”。但“三自”却混淆这两个概念，在“三自”运动的过程中错误地把办教会的三自原则和加入“三自”组织等同了起来。认同办教会的三自原则，并不意味着教会必须加入“三自”组织。何况三自爱国会自身并不是以“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方式建立的，它是借政治运动把差会和宣教士赶出中国之机获得其教产（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合宜和正式的交接）并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建立起来的。如此坐享两方面的成果，同时又标榜自己是“自传、自养、自治”，这在真正坚持三自原则的基督教会里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是否加入“三自”不能成为判断是否爱国的标准。自从1954年“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之后，“爱国”问题就成为该宗教团体手中排除异己的政治利器。于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不参加“三自”就是反三自、反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的逻辑。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上述逻辑已被视为“极左”路线的产物，如果继续作为有关部门处理宗教事务的潜规则，其结果势必将大批拒绝参加“三自”组织但却热爱自己祖国的基督徒人为地推向对立面，势必造成对爱国公民的极大伤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不利于国家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概括来说，今天看来，大致上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这种分歧，即除了政教关系方面要持守政教分离这个基本原则之外，其实，我们还看到，更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回到王明道先生所说的那个方面：为着信仰的原因，我们不能够与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官方组织相联合。



三、“三自”的非教会性质

“三自”本质上不是教会，不能够代表教会，也没有权利管理教会，或要求家庭教会加入。就其本质上不是教会，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首先，“三自”的产生，乃是出于当时国际上的冷战背景，是要借政治运动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其次，从其现在的宗旨与职能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为了政党的统战目的，以爱国为其最高宗旨。第三，就其建制及运转方面来说，它具有准官方机构的性质，并非自治或自养，本身与三自原则严重冲突。下面，我们将详细加以阐明。

首先，从“三自”产生的历史来看，很明显，它是冷战时期政治运动的产物。并且在其产生时就是以“清除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其根本的宗旨。我们可以从构成“三自”运动主要宣言的文件，“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清楚地看到这个“三自”运动的两个基本的宗旨或方针。

这个宣言明确表达这个运动的第一个基本方针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而第二个基本方针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总之，清除与帝国主义的所有关系，培养信徒爱国的精神，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宗旨与目标。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宣言全文，以及第一批签名名单，同时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相继转载了宣言。这样，宣言签名运动的性质变成了政府支持的爱国运动；教会内部不同路线的分歧，现在变成是否爱国的政治选择。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入紧张时期，并直接与美国进入到战争关系之中。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吴耀宗被选为筹委会的主席。自此，这样一个新的全国性机构取代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为新时期能够承担“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任务”的机构。按照主席吴耀宗的概括，“革新运动筹委会”确定了三个方面的任务：1、在基督教团体和基督徒群众中推进爱国行动和爱国主义教育；2、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3、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的任务。前两个方面的任务显然在那个时期成为这个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所采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教会内展开“控诉运动”。

吴耀宗曾使用“连根拔起”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对帝国主义的控诉：“过去八个月的革新运动使这棵树的老干，在刀锯齐施之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次的会议，却像一把巨斧，对准了树干，狠狠地砍下去，使树干摇摇欲坠。虽然树还没有完全倒下去，它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但是，即使老树倒了下来，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还有那棵树盘根错节的基础，我们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进行挖根的艰苦工作，使这棵树还潜藏在泥土里的根节，完全被挖掘出来。”1

1954年7月2日至8月6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会上吴耀宗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在总结几年来的工作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三自爱国运动以后的任务。其中包括：1、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2、号召全国信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3、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4、贯彻自治精神，促进教会内的团结。?5、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6、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研究自传工作，传扬纯正福音。?7、贯彻爱国、爱教精神，提倡爱国、守法，纯洁教会。在以上这七项任务中，多数是在讲反对帝国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主要宗旨与功能。概括地说，这样的宗教团体不仅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它还要协助党和政府来贯彻政府的政策，这是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这一点在1982年转发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中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即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就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帮助广大信教群体和宗教界人士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2爱国宗教团体也应该实际发挥着党和政府之“助手”的功能。其实在现有国家制度和法规体系之下，各宗教的全国性爱国宗教团体，实际承担着管理和控制各所属宗教的行政职能，成为“垄断性利益团体”3，在中国宗教界获得了“寡头统治”地位。

另外，从这个组织运转的机制、特别是人员的管理来看，这样的宗教团体其领导层的产生，一方面似乎是经过了该团体的选举程序，但另一方面也要经过其归口的领导部门，即统战和宗教管理部门的备案或审批。就基督教而言，全国各地三自会章程都规定：本地三自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由该会最高权力机构即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委员会选举产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宗教局提名→上级党委和宗教局认可正式候选人提名→宗教局工作人员安排选举→三自爱国会进行形式上的选举→三自爱国会将结果报宗教局备案。这说明该选举只是落实宗教局人事安排的形式而已。宗教教职人员的存在和发展，本应以其对所属宗教的忠诚、奉献和其对宗教教义的信奉、精通为基础；但这种基础却被这种政教不分的关系所削弱甚至替代，导致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任职与否，更多地被宗教管理部门所决定。4?

宗教局对宗教团体人事安排的控制，表现为一种未公开的人事编制制度，从而将宗教团体纳入到政府行政结构中。这些宗教团体在全国和地方上的工作机构，以及其全国性的宗教院校，均被列入国家编制，其行政经费与人员名额也都在党政机关之编制的总数之内。主要由政府来提供其人员的工资及行政经费的支出。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方面特别表现出这种宗教组织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某种“延伸”，而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半官方的组织机构。

如此，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该组织的宗旨及功能以及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上看，爱国宗教团体的非教会性的“官方”组织性质就十分明显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直接指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完成执政党的任务和保证执政党的威信和事业。该组织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两会”），基本是在中国国家行政结构中执行基督教事务的社会团体，而不是教会组织。?6确实，如果一个组织不是以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为其首要宗旨，而以执行某执政党或国家某些部门的宗教政策为其宗旨，这样的组织从本质上当然不能够被称作教会。?

如果“三自”从属性上不是教会，却又领导着“三自”体系中的教会，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关系吗？为此，丁光训主教曾经从历史角度反省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突然停止，好些宗派领导管理体制运转不灵，甚至瘫痪。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开始承担各宗派领导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随着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越来越强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这也影响到教会。在不少地方，教会不少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就无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组织。这不是三自组织的初衷。但是，就这样，在不少地方，三自从一个高举爱国旗帜和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信徒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7?这种“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的教会领导管理部门”，如果当时是出于冷战时期不得已的原因而成立，那么，今天这种部门还有存在的理由吗？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维持这种奇怪的关系吗？

四、不加入“三自”的根本理由

当我们明确了“三自”这种非教会性的官方机构的性质后，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当年王明道先生所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并用一句话来总结家庭教会不能够加入“三自”的根本理由：教会与非教会性的“三自”不能同负一轭。中国教会与一个拿着国家工资、以致力于执行党和政府的托负为其首要使命的组织有什么相干呢？

如果教会加入到一个以执行执政党或世俗国家部门所规定的任务为其宗旨的组织之中，那么她自身存在的根基就会受到影响。教会很可能会使其根基发生错位，即由建基于耶稣基督的大公教会的立场转向民族国家的立场。比如，当年“三自”运动将清除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当作首要任务的时候，其立场显然是民族国家的立场，而非大公教会的立场。站在普世大公教会的立场上看，虽然中国教会的发展确实有走向自立的本土化教会的需要，但她显然不应该隔离于其他国家的教会而存在。她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正统教会，无论是所谓“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会，在基督里都是弟兄教会的关系。基督信仰是高于国家的，教会的普世性高于其国家性。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会中不少的信徒也并不认可把基督教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将传教士看作是这种侵略的先锋，因为这种结论显然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得出的判断，而不是站在大公教会立场上得出的判断。

这种基本立场的不同，检测出教会是否真正持守了十诫中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加入到这种非教会性质的官方组织中，接受其领导，教会无疑会受到一个极大的试探：教会当将尽心尽意尽力爱主，那独一的神，视作首要的，还是要将在教会之上领导着教会的这个组织所视为第一目标的“爱国”当作神来崇拜？只要教会随着这个领导着她的组织的要求把“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或渗透”放在第一位，那她必然会失去其教会的根
基，即大公教会的立场，而将自己摆放在国家的立场上。

确实，对于一个非教会性的官方组织来说，可以如此要求“爱国爱教”，即把爱国放在前面，但对于一个教会来说，爱主永远是第一位的。爱国并非教会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主要使命，更不是教会存在的基础。如果爱国成为教会在这个世界或这个国家存在的前提，那么这是教会根基的根本性错位。

其实，教会并不需要站在国家立场上，去说那些只有执政党或国家机构才应该表达的话语，好像只有这样做才算是“爱国”。如果教会以牺牲自己的根基来表达自己的爱国，那么这种爱基本上是一钱不值的，因为她的存在已经一钱不值，如同基督所说失了味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让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太5:13）教会只有依靠基督站稳自己的大公教会的根基，才会从自己的信仰中自发地表现出对于神所立世俗权柄的尊重。这种出于对神所设立权柄的尊重，以及对邻舍的爱，才是爱国家及民族当有的出发点。

今天，如果三自原则继续对中国教会有意义，那么这个时期的三自原则恰表现为，教会相对政府来说当有其自治，即政府有关部门虽有管理社会团体之一定的权柄，但教会作为基督的教会有其在教务方面的自主权；教会当自养，而不必靠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持；教会有其自传的权利，即教会根据其对基督信仰的传承与领受，来自由地传讲基督的福音，而不当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其实这正体现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正是因为这种政教不分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一个名义上推动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所谓“三自”组织，自己却不能够实现自治、自养与自传。由此所暴露出来的该组织的非教会的性质与其所标榜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实在是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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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新生》，4页。
2“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65页。
3参见，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2—38页。
4参见，曹志，“中国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制度分析”，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论文。
5邢福增，《当代中国政教关系》，72页。另参见，刘澎，“中国政教关系的特点与发展”，《鼎》，第88期（1995年8月），4页。
6王艾明，“论教会信仰——关于中国新教之教会神学的基本问题的思考”，载于《金陵神学志》（2008?年第4期）。
7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在全国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金陵神学志》，（1989年6月），2页。

一个专制轴心正在崛起？

这不是"邪恶轴心"。不过许多专制国家正在表现出相互抱团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国际社会和决策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全球事务正在出现重大变化。不过近几个月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力量集合体正在形成。

这样一群国家只会给国际体系带来混乱。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新事物，代表着国际政治出现的重大变化，也许这种变化和20年前苏联解体一样意义深远。这些国家通过协调彼此的政策，开始深刻地影响全球事务，特别是在亚太、印度洋-太平洋和欧亚地区。



这个群体都有哪些成员？目前，它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群体？从根本上说，这一新轴心表现出了"滞后于"历史走向的国家越来越强烈的不安情绪。简而言之，这些国家站在了历史、政治和经济的错误一边，而它们自己对此心知肚明。

这个群体的成员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带来的问题就是它们及其人民到底是如何错过了建设民主国家与自由市场的历史潮流。

最令人担心的一点是：我们看到明确的证据表明它们在积极地协调彼此的外交政策。这似乎是相对近期出现的一种态势，与普京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的时间吻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轴心：出于恐惧

国际社会肯定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群专制国家？

这些专制政府普遍存在两种恐惧，促使它们采取了相关政策。一种是它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明显恐惧，这些国家全都千方百计压制民主与自由。

其次是这些专制政权对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及影响力的恐惧。美国作为从经济、军事和技术角度讲惟一的最强大国家，它是专制社会最深恶痛绝的自由社会成功典范。简而言之，民主价值观、特别是政府与社会的透明给这些专制、压制性政府的生存带来了威胁。

面对自由社会取得的成功，专制轴心完全处于守势。我们可以想想美国、欧洲（德国、英国和法国）、日本和新崛起的印度及巴西等国，尽管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它们仍然具有很强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相比之下，专制轴心国家（除中国之外）在世界经济中甚至不能真正发挥多少作用。这种担忧驱使有着类似想法的国家以及同样奉行专制路线的政府靠得越来越近。

这种地缘政治再结盟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在普京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的同时，他开始发表刺耳的反美言论，目的是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声誉－－后者是为了说服其他国家加入反对华盛顿的轴心。普京能够在中国的协助下建立起这样的反美轴心，正因为如此，尽管由石油美元刺激的俄罗斯经济目前非常疲弱，俄罗斯却依然能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对手。这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要加强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那么整个地区都会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力，让美国正在增加力量存在的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在建立这一轴心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策略是普京决定不参加在戴维营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而是去访问德国、法国、中国和阿富汗，之后才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一精心筹划的举动提升了普京的地位，也迫使奥巴马采取守势。

专制轴心国家有许多共同的政治和经济特点。

这些国家害怕透明和民主制度，它们在国内面临着强烈的反对。这些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专制而且压制性的政府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向本国人民施以重压。比如，俄罗斯就逮捕了一些反对派领导人，使得有人说俄罗斯已经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氛围。同样，中国也逮捕或侵扰异见人士，有些异见人士不得不逃到美国使馆，就像陈光诚事件。朝鲜设立了众多集中营，死在这里的政治反对派成千上万，与此同时，数以百万朝鲜人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伊朗向抗议者开火，并试图压制媒体的声音。叙利亚动用直升机、坦克和大炮来对付政治反对派，打死了可能多达一万人。

专制轴心的成员国－－除中国外，不过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未来也面临着问题－－经济都非常疲弱。俄罗斯50%的国民收入都源自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净资本外流正在加速，而且自普京去年夏天宣布打算重新竞选总统以来，俄罗斯股市下跌了1/3。

从所有重要的经济衡量标准来看，俄罗斯经济都在出现严重的衰退。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科技产业。它存在着猖獗的腐败。莫斯科面临人才外流的局面，而且外国直接投资几乎销声匿迹。对于这个专制的石油国家来说，它的别称是安装了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石油和天然气销售以及似乎又一位"终身总统"。

几十年来，朝鲜一直处于经济崩溃的状态。另外，只要它一宣布试射导弹或核弹，整个东北亚地区都受其挟持。朝鲜生产的电能不足以让老百姓在夜里用上电灯－－卫星图像让这一点变得众所周知。从图像上看，夜晚的亚洲灯火通明，惟一的暗处就是朝鲜。

朝鲜社会极具压制性，而且运转不良，它之所以能够"生存"，完全是因为中国提供的食品与石油。北京不愿控制朝鲜的挑衅举止，原因之一是这分散了华盛顿的注意力，不过中国可能也担心平壤的崩溃会让大批难民涌向中国。平壤惟一的重要成就是它的核武器计划。它大肆宣扬的弹道导弹计划近来遭遇了一些挫折，不过每次它威胁要进行导弹或核武器试射，还是足以导致地区紧张局势的严重升级。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专制轴心国家的经济从来都是由政府控制的指令性经济。在查韦斯统治期间，委内瑞拉一度欣欣向荣的石油业出现衰退。尽管拥有石油带来的财富，委内瑞拉经济仍存在匮乏问题，电力不足，通胀水平为该地区最高，而且在2011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报告中排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后面。

伊朗经济陷入了同样的危机。尽管石油储量丰富，伊朗的石油出口却因经济制裁而出现大幅下降，给伊朗经济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消费价格暴涨，货币币值却出现跳水。最近有人猜测说，中国可能会介入，通过购买伊朗的石油来帮助专制集团的成员。如果德黑兰的局面变得越来越危急，它可能会向北京提供非常优惠的石油价格，它知道北京依赖外国石油。这样的举动只会巩固专制轴心。

惟一的例外是中国，不过如果目前的经济数据持续下去，那么它的这种例外可能也不会长久。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繁荣兴旺，不过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严重拖累了经济。据说北京领导人担心中国－－在经济失去了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并可能破坏政府对权力的掌控。

中国经济在保持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从最近的数据中似乎可以看出减速的迹象。中国许多大城市的房价开始下跌，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公开谈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中国经济已经耗尽了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必须转向国内消费，并创建充满活力的服务业。考虑到单是2010年就发生的超过18万起"群体性事件"、西藏和新疆的紧张局势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中国领导人有理由感到害怕。经济增长放慢可能会成为压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专制轴心的一大问题是，半数成员国的财富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更糟糕的是，像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向全球经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这些国家依赖能源出口，担心不断下降的能源价格会让它们的经济陷入衰退，并导致政治剧变。随着能源价格的下跌，俄罗斯经济可能会陷入混乱。最近的报告表明，俄罗斯要支撑其预算目标，需要让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110到115美元。随着油价的不断下跌，再加上全球各地发现了一些新的油田，俄罗斯确实应该为能源价格会给自己造成的巨大冲击感到担忧。

专制轴心国家的外交政策受一些原则的支配。首先是对美国出于本能的反对。对这些国家来说，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抵制和抑制美国的实力与影响力，这比什么原则都重要，对俄罗斯而言尤其如此。

专制轴心的成员国以一种高度协调的方式抑制、抵制联合国，并让它陷入瘫痪。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否决票让联合国安理会无法通过旨在制止叙利亚政府杀戮本国人民的决议。北京和莫斯科一致反对因伊朗的核计划而加大对其制裁力度。

另外一个原则表面上看是按照原则办事。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其他国际机构，专制轴心成员国都声称支持国际规则，但事实上，它们千方百计反对旨在落实这些规则的努力。对遏制叙利亚内战的行动加以反对就是一个例证。

最后，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种简单却有效的做法，那就是相互支持和保护－－不管是在什么问题上。俄罗斯为巩固自己的影响力而保护伊朗和叙利亚，保护自己在中东的最后一个盟友，同时削弱美国的影响或分散其注意力。同样，俄罗斯和中国通过反对联合国决议来保护叙利亚，同时通过反对联合国制裁来保护伊朗。

这些国家反对本国社会走民主和自由市场之路。这些国家的政府由专制领导人管理，它们对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本能反对显而易见，而且长期如此。

这些国家还往往会威胁甚至有时会入侵邻国。朝鲜经常对韩国叫嚣，并让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对菲律宾沿海的斯卡伯勒浅滩（即我黄岩岛－－译注）的主权诉求似乎最令人担忧，而且有可能引发地区危机。伊朗呼吁"伊斯兰觉醒"从而摧毁以色列，这促使以色列考虑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欧洲国家没有忘了莫斯科曾在2009年冬天因价格纠纷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据说俄罗斯在2007年对爱沙尼亚发动网络攻击，并在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

最近，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看到专制轴心成员国越来越多地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给亚太、印度洋与太平洋、欧亚大陆以及全球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虽然专制轴心近来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不过这种势头是逐渐形成的。最近20年来，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武器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今年4月底，中国副外长程国平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对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的政策达成了"百分之百"的共识。北京和莫斯科近来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能源合约。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专制轴心来反对华盛顿的政策。普京最近访问了中国，他似乎有意在与奥巴马会面之前先访问中国，以此来公开强化俄罗斯与中国这个不断崛起的亚洲强国之间的关系。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让两国得以协调并改进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的政策。

在叙利亚问题上，更为广泛的策略是抗衡美国的影响力，同时让叙利亚不要遭受旨在阻止其镇压反对派并削弱其力量的制裁。叙利亚的覆灭会削弱伊朗的力量，伊朗是叙利亚在该地区最重要的资助者。中国和俄罗斯还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来抗衡美国的影响。

伊朗增加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配合。普京在围绕伊朗核计划举行的会谈召开前，于6月初在北京与内贾德举行了会谈。伊朗则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寻求中国和俄罗斯在P5+1峰会上支持伊朗。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政策获得了伊朗的支持，它还警告不要对伊朗使用武力；中国也和俄罗斯一道反对军事打击。俄罗斯和伊朗批评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指责华盛顿支持与叙利亚政府作战的叛乱组织。伊朗也指责美国武装叙利亚叛乱分子并让危机升级。俄罗斯支持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并反对联合国因伊朗核计划而对其实施制裁，体现了专制轴心的团结。

在专制轴心的军事协调性方面，近年来出现了深化的趋势。俄罗斯几乎向所有的专制轴心成员国出售武器。俄罗斯和中国最近刚刚结束了在黄海举行的大规模海上演习。伊朗最近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多亏了俄罗斯的"基洛"级柴油动力潜艇和可能源自中国技术的反舰导弹。据说委内瑞拉正在与伊朗、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建造无人驾驶飞机，同时俄罗斯也急于保护自己在叙利亚的大型海军基地。

委内瑞拉在专制轴心中发挥了虽然不大但对其所在地区非常重要的作用。委内瑞拉向中国示好，从而让自己的石油出口渠道多样化，而不只是依赖美国。此外，伊朗近年来一直试图与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以此来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对安全的影响

这一专制轴心对全球安全意味着什么？其他国家应该怎样做？最重要的是，这对亚太和其他地区会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步是民主国家及其盟友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它们必须记住，在地缘政治中，出现各种轴心是很正常的。实际上，俄罗斯可能是促成并组织这一轴心的主要力量。当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的普京需要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基础之际，专制轴心变得团结了。

第二，中国无疑是专制轴心中最实力雄厚的国家。由于中国远比俄罗斯强大，中国可能会把俄罗斯视为在经济和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国家。北京将自己视为下一个强国，它知道自己的影响力远比俄罗斯要大，甚至可能会对俄罗斯不屑一顾。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强大的反进入与区域阻遏能力来防止美国插手该地区事务，目的是防止美军预先阻止中国策划针对近海、台湾周边及南中国海的行动。反进入与区域阻遏能力只有一个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

但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状况既然和专制轴心的其他成员国有如此大的不同，它为什么还要加入这样的轴心？和其他成员国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有着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不过和其他成员国类似的是，它也拥有专制的政府。看似矛盾的是，如果中国的专制政府不去破坏中国成为强国的能力，中国是可以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的。

第三，所有这些专制轴心国家想必明白，从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角度讲，它们不像美国和八国集团或二十国集团经济体那么强大。专制轴心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不协调彼此的政策，有可能被历史的力量压倒。

第四，这种地缘政治态势的成形已经有了一些年头，不过现在才变得引人注目。这些国家感觉到美国因战争、经济衰退和华盛顿的政治分歧而出现了政策上的薄弱和混乱，于是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最后，这个集团对亚太以及全球最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和许多专制轴心伙伴国从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从超静音的柴油动力潜艇到现代化的战斗机，再到为新型歼-20隐形战斗机提供动力的引擎，中国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帮助，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军事实力。虽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大规模军售放缓，但随着它们的利益联系得更加紧密，两国现在及将来的协作还将加强。

如何应对

西方社会有充分的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我们谁也不想看到另一场冷战。事实上，专制轴心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薄弱，而且不稳定。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样的政权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崩溃，苏联、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就是例证。

了解了这一点，西方的应对之策要依据三方面原则。首先，确定专制国家通常做什么、支持什么。透明是消除专制主义的有效方法。其次，强调民主价值观、自由、自由市场以及人权的力量，把它们作为真正的繁荣与实力的基础。第三，准备在民主和自由的"竞技场"上任何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这些专制政权从长远来讲不大可能生存下来－－它们自己可能也明白这样的现实。

眼下，如果专制轴心发展顺利，它会改写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不过，可能性要大得多的一种结果是，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也许会看到专制国家走上穷途末路。

William C.Martel为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助理教授，也是《在战争中取胜：现代战略基础》（"Victory in War: Foundations of Modern Strategy）一书的作者，他的twitter是@BillMartel234。

原文：An Authoritarian Axis Rising?
发表：2012年6月29日
作者：William C. Martel
http://thediplomat.com/2012/06/29/an-authoritarian-axis-rising/



－－原载：《译者》，2012-07-11
http://yyyyiiii.blogspot.se/2012/07/blog-post_953.html

[转帖]反对“三自会”，支持“三自教会” ！行吗？

前言：最近收到的一位海外（美国华人）年长弟兄（某教会的长老）的信，信中有如下一小段：
海外有些著名传道人最近半年来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他们现在认为（主张与见解）：“三自会”与“三自教会”不可混为一谈。“三自会”由不信派的人物控制与领导[以巴弗注：这个控制和领导实质上就是党和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控制领导，他们只是代理人]，应该反对；但“三自教会”确有真实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与传道人，他们相信圣经中的主道、也宣讲主道，应当支持。因此，去[大陆]“三自教会”里讲道、培训，是应该的。我们没有理由（资格）、拒绝或不接纳“三自教会”。凡呼求主名者皆为我们肢体。主所接纳的、我们岂可拒绝？[结论是：]反对“三自会”，但不能反“三自教会”。他们所讲似是而非的言论，颇能迷惑人。


关于海外有些著名的传道人，他们所改变了的、现在对“三自会”与“三自教会”、认为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的见解和主张（他们没有亲自经历过45年来中国大陆教会和传道人所经历和进行的那加入“三自”、还是坚决不入“三自”的巨大又激烈的争战，也即接受党和政府对神教会神仆婢的领导、还是坚决拒绝这种领导，而是认父神和主基督在他自己教会和仆婢之上为领导、为元帅的争战，那么，他们会产生或转变成那种见解和主张、也就是不足为怪的、符合逻辑的、必然会有的），我在此把我对这些事所理解的、与您、也与他们交通一下，愿主自己光照引领我们。


1、什么叫“三自会”？什么叫“三自教会”？
“三自会”，就完全些，就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而“三自教会”，说明确些，就是完全接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自会”统治的教会。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差异。


2、两者同一个本质之一 一—“三自”。
“三自会”也好、“三自教会”也好，两者的基础、两者的核心、两者的纲领、都是同一的“三自爱国”4个字。这4个字的头2个“三自”，是一块假招牌。假在哪里？表面上，在中国的神的教会、不隶属于外国教会、或是外国的教会组织，所以，神在中国的教会、应该由在中国神的仆人和圣徒们“自己”治、“自己”养、“自己”传。从这个表面出发，正确的推理，和教会的实质应该是：在中国的神仆和圣徒本身，也不是在中国神教会的头或神教会的主人；在任何国家的神教会，都直接隶属于神、单属基督，而绝不隶属于所在国家。只有神，才是在中国（或在各国）教会的主人，只有基督，才是在中国（各国）神教会的头、的领导、的元首。所以，在中国的神教会中，神仆人和圣徒们的“自治、自养、自传”，都不能按他们本身的意旨去作，而只能是执行元首基督的吩咐，遵行父神的旨意。也即：这个“自”，最根本的最终极，都只应该“自”到神手中去，“自”到基督手中去，而不是“自”到任何别人手中去。假在这里！他们偷梁换柱，把“在中国的神教会”的“在”字，换变成了“属”字。在中国（属神）的教会，不属外国教会，那么，属谁呢？属于中国。全中国既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管理、和统治的，当然“中国基督教”也就必须归中国党和政府领导和控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隶属、和统治下的一个下属宗教组织团体。看到吗？在中国（属神）的教会、这个“三自”大权，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主权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谁敢来碰一碰这个主权？这就是“三自”这块假招牌的真秘诀！变魔术，就是这么个变法，假，就是这么个假法。接正确逻辑，应该“自”到神和基督手中去的“三自”，摇身一变，变成“自”到与神和基督的救恩无分无关，且与神和基督根本敌对的党和政府手中去了。这件大事，与主耶稣所再三强调反复指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你死我活，针锋相对。“三自教会”，正是背叛了这个真理的教会（如果说她是属主教会的话）。这个“背叛”、不一定指“信仰”上的背叛，他们可以信“教会是属神的，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云云，也可以在讲台上空口讲讲，但在地地道道实际行动和行为上却是大背叛。主说了什么重要真理呢？




主说：“你们（指主的教会，包括主的众仆婢和众徒）若属世界，世界（包括世界之王撒旦和世人政权）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原文有拣选“出来”之意），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15：19]。主又祷告父神说：“他们不属世界（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等各国），正如我（主自己）不属世界一样。”[约17：14，16]。主深知这个隶属关系的重要性、严峻性、关键性，所以反复强调、严肃指明。许多大陆的海外主的仆人，主的门徒（基督徒）却无动于衷，漠然置之。不把教会的这个隶属关系，与世界的隶属关系区别开，也不把神教会这个特殊重要的隶属关系放在信仰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似乎神所“召出来”的圣洁教会，也是属于这世界的一个部分，属于国家的一个部分，属于国家的一个部分，甚至把美国国旗也正挂在教会“礼拜堂”的讲台上。（当5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陆上的“三自会”、就根据美国教会的这种做法，命令全国所属的一切“礼拜堂”讲台大墙上，都必须把中国的五星红旗钉挂起来，明目张胆地把“祖国”这个全国所拜的菩萨的偶像，强搬进神的圣殿正中，不挂不行，全得恭敬地钉挂端正了，显示出在中国神的一切教会， 都是属于新中国的，都是归中共党和中国人民政府领导统治下的下属宗教团体。）以上，就是“三自会”或“三自教会”的同一个核心，同一个基础，同一个纲领，同一个本质。“三自爱国”4个大字中，前2字“三自”所起的假招牌作用和欺骗作用，把在中国教会主权“自”，从神和基督一边，转移到中国党和中国政府一边；因为神教会的隶属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了。


两者同一个本质之二——爱国
“三自爱国”——这个“三自会”和“三自教会”的同一核心，同一基础，4个大字的后2个字“爱国”，则不是假招牌，而是真货色；不过，有点隐讳，不很明朗，有一层薄薄而漂亮的包装。“爱国”，是中国共产党、它“统一战线”（吸引、团结一切异己者，进一步吞吃一切异己者的大口）的基础，的法宝。爱的什么国？当然爱的祖国，爱的中国，再说清楚些，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即爱的我们今天这个广阔、富饶、文明、强大、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祖国的光辉历史，尚且值得我们全体炎黄子孙引以为骄傲，但以后，在封建腐朽的反动统治下，和近代帝国列强的侵害、奴役、掠夺、欺凌之下，我们这个可爱的伟大祖国，也曾变得贫穷落后、苦难深重起来，成为各帝国列强的侵害对象，甚至面临过亡国作奴隶的危险。今天，我们这个受尽侵略压迫、掠夺剥削、屠杀奴役，苦难深重，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竟然发生了巨变：中国人民竟然又站起来了，倚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劳、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巨狮醒来了，黄河怒吼了，震动了全世界，且正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着。怎么巨变的？倚靠的谁？几十年来铁一般的事实都早已证明，有口皆碑：这个巨变，是倚靠英明、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祖国由黑暗苦难走向光明幸福，且进一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领导！正如在大陆上所经常听到的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国”的实质，就是承认、拥护、服从、接受“党对全国的领导”、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神的教会、神的仆婢，神的圣徒，所提倡“爱国”的实质，也是如此。如果要标榜和宣传说，社会主义如何如何，共产主义如何如何，那么，许多人们不一定喜欢听，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可能听后会敬而远之，接受不下去，疑虑重重；但当一说“爱国”那么海内海外的广大炎黄子孙、谁个不动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凭着“爱国”这个巨大地磁力和法宝，怎么不能把海内海外，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华夏同胞炎黄子孙中的一切异己分子，都早早晚晚逐步逐步地大量吸引过来，改造过来，都进入同一个党的统一战线范畴之内？




再说，“爱国”，爱地上的国，对于已经变成天上国民[ 3:20]的基督徒来说，更是一付有效且能致命的腐蚀剂、麻醉药，叫基督徒变质，使他们的心不再向着神，向着天，而是向着地，跟着世人跑，走世人那条宽阔而通向灭亡的路，却背向主所走那条狭窄而通向永生之路。圣经明明警诫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她）里面了！”[约12：15]。“爱国”，是爱世界的一个非常具体且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撒旦腐蚀主圣徒的一剂有效的慢性麻醉毒药。（可痛！许多神仆婢和圣徒们却对此毫不在乎，毫无警惕，似乎只要重生得了救，即使转去贪爱现世界也无所谓，客观上纵容了这种危险的坏倾向。）基督徒若真的打心里爱了国，爱了世界，就必被世人所同化，与不信的世人同负一轭[林26：14]了，为同一个属地的目标去奋斗了。基督好容易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世人中罪恶中拯救出来，世界之王撒旦却又是通过“爱国”或爱世界、把已经被主救出来的圣徒、重新拉回到世界和罪恶中去。虽然其名称为“教会”、为基督圣洁的新妇，却逐步变成了主所憎恶的淫妇，因为与世界为友的人，就是与神为敌的人，就是“淫妇”[雅4：4原文]。这就是后2个字“爱国”这个基础和纲领所起的实际作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爱国”这个巨大地磁力的吸引下、跟着党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也就是背离基督的变质之路。



4、两者的区分和关连
“三自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腐蚀、改造、控制神圣洁教会的专用工具和连系纽带，是替党来改造神教会、腐蚀神教会、控制神教会、最后自动消灭神教会的远大政治目标服务效劳的。“三自教会”则是坚定地接受了党通过“三自会”的领导、控制和管理（不知不觉地被改造着）实际上沿着改造轨道逐步变质、走向自我消灭的教会。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和政府也可以给它控制下的教会一定程度的种种“自由”，可以按着信仰和传统、在党当时政策的许可范围内、“三自”爱国的基础上，可以暂时让传你的“道”、作你的“工”，甚至可以与海外一部分神仆婢和圣徒们交往，只要你不反对“三自”爱国，乖乖地接受这个纲领和党的绝对领导，那就让你先尝一点甜头。但当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权威、不但在教会中普遍地树立起来、而且越发巩固以后，什么时候政策需要收紧、勒紧到什么程度，那就由不得你自已的愿望来左右，在教会中再也没有神和基督的地位可言了。那些天真地投靠世人，信任属地掌权者而因此中它阴谋诡计的人，一步一步，到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自己早已动弹不得，只好被牵着鼻子，继续听任党和政府摆布了。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终几十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个规律。奇怪的是，历史有惊人的循环，且有更高水平螺旋上升的重复。在中国大陆上曾有过的许多前车之覆，并没有引起大陆和海外许多新兴起神仆婢和圣徒们作后车之鉴。他们一厢情愿而又天真地认为：“三自会”与“三自教会”是可以分割开的两回事，是互不相连的两个部分。党的领导和“三自会”对教会的统治，是应该反对的，且必须反对的，但是那些决心走“三自”道路，爱国道路，决心接受党和政府对教会的领导，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三自教会”中的传道人和信徒（即使这些传道人在拜巴力和事奉巴力的同时，也“事奉”着耶和华，即使这些信徒中，也有重生得救的人），则应该支持，应该接纳，应该交往无间，应该与之搞“合一”。



5、反对“三自会”支持接纳“三自教会”，行吗？
这是多么天真，多么一厢情愿的想法！好像主动权全在你海外的神仆人和神教会的手中，党和政府及其统治工具“三自会”，已经瘫痪不管用，失去对所属“三自教会”的领导能力和控制能力，听任你跑到大陆来宰割它们的“三自教会”，使之与党和政府及其统治工具傀儡“三自会”脱离开？而且你所反对的正是“三自爱国”这个根本和基础？你所反对的正是党和政府等对所属“三自教会”的绝对领导权？行吗？你，这个海外的神教会或传道人，若是真的反对“三自会”，那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神教会的领导和控制，那么，作为“三自教会”主人和傀儡的党、政府，“三自会”，会允许你或容让你，在其所牢牢统治的“三自教会”中的讲台上，堂而皇之地向其中“重生得救”的人讲道，培训他们吗？你讲什么道？培训什么？除了不抵触他们的“主道”和“传福音”之外，叫他们也反对“三自”？培训他们也拒绝党和政府的领导？也截穿“三自会”的傀儡本质？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把中共党和政府、看得比阿斗都不如了。但是，你，这个海外的神教会或传道人，如果并不是真的反对党、政府、“三自会”、对“三自”教会的领导和统治，只空口说说而已，实际上你却向党和政府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与“三自会”的傀儡人物勾勾搭搭，眉来眼去，心照不宣，借用你海外神教会和神仆人的地位，运用你动党政府和“三自”一根毫毛的所谓“宣讲主道”和“传播福音”，不但巩固了“三自教会”的“三自”爱国大方向，还能吸引和诱使那些拒绝党插手领导他们的广大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也来听你的“讲道”和受你的“培训”，也与“三自教会”搞起“合而为一”来，也即，你能与党、政府分工配合，协调工作的话，也真诚地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效劳，能为它们所利用的话，那么，党、政府、“三自会”，倒很可能会欢迎你，容许你，批准你这么做法！何乐而不为？你既实际上帮了党、政府“三自”会的忙，对“三自”教会巩固了它们的领导权和统治权，不损此权的一根毫毛，又能把它们所最头疼，死不肯接受其领导控制，又分散在全国各角落的广大家庭教会，也合并入“三自教会”一起，一同接受它们的领导和统治，达成了它们多年达不到又做不好的的目的和行动，那么何苦不来利用你，助它们一臂之力呢？
主曾叹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16：8]。主这句话，是不是也在说你们这众多曾蒙主喜悦，曾为主所大用过的海外神仆们和神教会吗？但愿无论是大陆上，无论是海外，神的众人和众圣徒，都能比今世之子，更聪明一些，眼睛更盯亮一些。阿门。……

袁天鹏：遵守规则是民主第一素质

发布时间:2012-06-27 15:32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袁天鹏

前两天在“2012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的颁奖典礼上，我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人有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素质太差，不配民主，会乱成一锅粥，你在企业、NPO、农村等很多地方都推广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接触过最广泛的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民主素质的问题已近乎老生常谈，今年初，韩寒在“韩三篇”谈及国民之民主素质问题，也引发公知群体的口水战。

以我有限的观察，“国民的民主素质低”是一个接近现状的描述。但是，这句话只描述了一个现状，并没有描述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状。这句话很容易误导别人得出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中国人天生就民主素质低。这是不成立的。

我在讲课过程中发现，通常来讲，对于民主和议事规则，年龄越大的，离体制越近的，接受起来难度越大，当然都有很多例外。我去给大学生讲，我发现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呈现对规则兴趣不足的状态，他们的观念也已经开始固化了，但有趣的是，前不久我给广州市少先队的100多名小学生讲述罗伯特规则的时候，发现孩子们对于规则怎么是更合理的有一种天然的认识。我做了一个关于表决比例的题，比如说九个人在场，四个人赞成，三个人反对，两个人弃权，如果说过半数通过，那么算通过还是不通过？90%的孩子都认为是通过的。但是我给成人们讲，90%的成人认为没通过。成人世界已经认为应该是“在场人数的过半数”才算“过半数”，也就是“赞成”必须超过“在场人数”的一半才算通过，不管剩下的是“反对”还是“弃权”，可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这是合理的。而孩子们都天然地觉得：“弃权”的干嘛算他？！

我给成人讲课时说：当你说四个人赞成是没过的时候，实际上是四和五做比较，你觉得四比五少，少数服从多数，五是多数，当你说“五”是多数的时候，你把“三”和“二”放一块了，把三个反对的和两个弃权的放在一块了。弃权等于被强行算作反对这一派了，为什么？人家是“弃权”，你为什么把他拉入“反对”里？相当多的成人回答不出来，但仍然觉得难以接受这种对自己早已习惯的观念的挑战。

以这个案例来证明小学生民主素质就更高是不充分的。但这至少给了我们一种趋势感。今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另一位“青年领袖”陈为军导演2007年的纪录长片《请为我投票》曾入围奥斯卡纪录片短名单，讲述的就是小学生们在班长竞选中拉拢、贿选等种种“劣迹”。但仔细观察影片中的细节，就会发现，孩子们本来不是这样的，是老师和家长的言传身教带“坏”了孩子们。

我清楚，从严谨的逻辑角度，要得出“民主素质是天性”这样的结论，需要更全面的论证，甚至人们还会牵扯到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老问题上。但不必为此纠缠。一方面，人性当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另一方面，民主素质也不等同于“善”。今天较为普遍的民主规则起源于英国议会，但英国议会并不起源于“善”，而是起源于贵族与国王争夺利益。所以我说，民主议事规则不是天才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很多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通过彼此的争夺与妥协，磨合出来的，本身反映的就是人的天性。人性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而民主议事规则就是要保护每一个人的私，同时尊重其他人的私。

去遵守这样的议事规则，去践行这样的民主，不就是回归我们的天性吗？从这个角度讲“民主素质是天性”就是自然的结论了。

我们只是被扭曲了天性，在应该主张我们的“私”的时候，我们被教会了隐藏，在该遵从公共秩序而去“利他”的时候，我们偷偷把自己的“私”实现。孩子们的天性从小开始，就一点点被压制、被扭曲、被扼杀。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找回天性。

韩寒在“谈革命”的最后，用“开车交会时能关掉远光灯”来以小见大地概括国民素质，最后诚挚地呼唤道：“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地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每每读到这样的句子，我都难以平静！我感到韩寒再一次以看似轻松随意的方式试图唤醒我们：

在苦苦纠结革命还是民主、制度还是素质这样的宏大命题的同时，其实，你，每一个人，都能推动改变，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推动伟大的变革；改变自己，而不是等别人改变；那个无数人曾历尽艰辛追求的目标，不要急于由自己收获，留给后人去收获，只有我们做好垫脚石、做好铺路石，后人的收获才是坚实的。

有朋友觉得“错车关掉远光灯”这个事情只能算是个人品行或道德层面的问题，跟民主素质扯不上太大关系。我却觉得这里面的关系实在太大了。

遵守规则是民主第一素质，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素质。遵守这条规则，不是因为它被规定出来了所以要遵守，而是因为这条规则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有看清楚路面的权利（rights，不是“权力，power”），但是别人也有看清楚路面的权利，我不能为了让自己看清楚路面就开着远光但让别人在我的炫光之下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的权利不能建立在侵犯别人的权利的基础之上。这才是民主与法治的所有的规则出发的源头：平衡地保护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权利。我在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时候，通常都要从这一点出发，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诞生与发展就是要对每个参会人的发言权利进行平衡的保护，对多数和少数进行平衡的保护，对个人和集体进行平衡的保护，对出席的和缺席的进行平衡的保护，对公平和效率进行平衡的保护。

如果我们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不知道尊重别人的权利，那只是在滥用自己的权利。每个人都滥用自己的权利，带来的灾难绝不比一个暴君滥用自己的权力（power）来得小。

在今天的中国，民主素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向下的推论，不是因为问题严重，所以逃开；而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不是高喊别人改变，是从自己开始改变，从关掉远光灯开始，从发言不打断、不超时、不跑题、不攻击开始，我们民主素质就在路上了，而且一路风光不错，因为我们可以愉快地享受自己的天性！

（作者系《罗伯特议事规则》推广者，著有《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余晓平：中国一直在玩“饥饿游戏”

文/余晓平

    正当中国上演那部表现青春无悔的连续剧《知青》的时候，一部美国大片《饥饿游戏》在各大影院上映，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美国的这位著名作家苏珊·柯林斯是在用自己天才的笔触去揭示独裁者所一直玩弄的伎俩，这部小说的三部曲属于一个政治寓言。

    故事的背景想必大家都知道，这里粗略介绍一下给那些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这部小书是虚拟在中美洲所建立的一个新的国家，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每年举办一次饥饿游戏，从12个区里各选出一对男女参加，通过各种角逐厮杀,最后只剩下来一个人,作为勇敢的象征。

    来自12个区的24名选手，女主人公凯特尼斯靠什么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生存下来？就是需要识破了游戏的本质。那么游戏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影片里的一段对白点破奥秘。Why do we have a winner? hope. Hope is the only thing stronger than fear. a little hope is effective ,a lot of hope is dangerous .Spark is fine, as long as it's contained.

    这段对白我认为是影片最精彩的部分：为什么我要有一个胜利者？希望，希望是唯一比恐惧更强大的东西。一点点希望有效果，很多希望有危险.......

    从影片到现实，我们好好回顾一下中国的环境，有没有像是一直在玩一个饥饿游戏。从建国以来，中国人一直活在希望当中，直到今天人们还抱着那种“中国需要再发展一点才能民主和自由”的希望，看了影片你就会知道，这个希望其实一直控制在别人手里。每次只能给你一点点，太多了就会有危险，这种格局下你要想达到目的，做梦去吧。

    “在这人吃人的世界，胜负就是生死。唯有爱上对手，才有存活的机会。”在这场至死方休的竞技游戏中，凯特尼斯必须在生存与人性、安全与信任、生命与爱情之间，做出许多违心甚至悲痛的抉择，比如，为了存活而爱上自己的对手。我们来细细地回顾每一个步骤。

    游戏开始，选手们跑入场地，抢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对于擅长射箭的凯特尼斯来说，弓箭最有用，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只有杀掉对方自己才有机会。当人们在这一刻就开始选择疯狂厮杀的时候，她却去抢生存包，然后去寻找水源。

    这意味着生存第一法则，也就是我反复讲的，逃离厮杀的环境，先要让自己过得好才行，自己要有自己的生存本领，要能靠自身的能力，置身于厮杀之外，这样才能清醒地去思考判断，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而你去主动害别人，并非能够提高自己。玩饥饿游戏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反肉体上的饥饿。

    当人们结束第一轮厮杀的时候，开始建立联合阵线，这时候大家的目标一定是那个最厉害的她，因为她当时的评分最高，是所有人的威胁，也就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在另外一个小姑娘的提示下，她把树上的马蜂窝砸到敌人堆了，然后从敌人的手里取得她最擅长的弓箭。

    设计饥饿游戏的人需要垄断所有的资源，也就是控制人们的希望，利用这些资源迫使人们跟着自己的思路走。像中国，所有重要资源都是被垄断的，名誉、地位、金钱、包括腐败。这些东西会像驯兽师一样地投给你，最后达到洗脑的目的，同时当然还有威胁你的鞭子。玩饥饿游戏的第二步其实就是反精神上的饥饿。

    影片中间还需要讨好赞助人得到希望，还有峰回路转的爱情。为了生存需要联盟，而控制游戏规则的修改，使人们升起希望，同时也更残酷地扭曲自己，去爱自己的对手。游戏规则其实就是立法权，对于中国百姓来讲，立法权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就等于去拼命玩一个看似对自己有利的游戏，但哪里知道规则是可以随时改的，这个游戏本身没有胜者。

    果然这部电影到了最后眼看要结束的时候，游戏规则发生改变，需要两位“相爱的”选手再度决斗选出胜负。这时候就凸显看透游戏本质的重要性了，主人公的决定非常巧妙，用两个人的一起自杀来揭示游戏的本质。让将来参加游戏的人，以及观看游戏的人醒悟过来，无论你如何强大，希望控制在别人手里就等于根本没希望。

    想想现实生活当中的你会上这个规则的当吗？看看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环境，不都是公民之间在打群架吗？我在很多年前就揭示这个道理，买空调的和买彩电的因为质量问题打起来了，然后店主稍微给你一点补偿。最后发展到极致就是一家人打起来了，这个社会能有赢家吗？

    世间所有事物相通，看一个文学作品需要联想自己的现实，当然每个人的见解会不同。我一直觉得，坚持写博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地看到游戏的本质，对于那些无法逃离游戏环境的人来说，在游戏过程当中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在一个由别人控制希望的环境当中，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多强大，结果你不可能成为赢家。

    有人干到部长一级又能怎样，有人家产几十亿又怎样，有人粉丝几百万又怎样，这些人看上去够强大了吧，不都是一夜之间说把你废了，你就这样消失了吗？电影只是其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拭目以待识破游戏本质的人下一步会怎样，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原著，非常精彩。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依然拭目以待。



转载自：凯迪网

曼德:公义先于宽恕—从基督教神学评柴玲言论

 在海内外基督教界享有盛誉的赵天恩牧师积极鼓励中国基督徒参与中国政治文化基督化使命，鼓励基督徒参政，但他在《21世纪与后共产主义思想》一文中对从政和进入司法界的基督徒指出：“他们的预备中也应当有至少两年的严谨神学训练装备”（见《薪尽火传》190页，中福出版公司2005年版）。可惜目前不少进入政界的基督徒，在没有严谨神学装备情况下，拿出《圣经》中一两句经文断章取义大肆张扬，或只强调神某一方面属性而罔顾其他，结果造成不小的破坏力，不仅有损人权运动，而且也使更多人对基督信仰产生了误解。
   
     最近，前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女士，在六四23周年纪念期间，以基督徒身份公开发表《我原谅他们》《再谈宽恕》两文，虽然后文是前文的补充，但中心思想都一致，那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宽恕罪人一样，宽恕23年前屠杀民众的刽子手们。尽管两文大量列举《圣经》经文和故事，但在断章摘句的背后，缺乏的是对《圣经》整体和基督教系统神学全面的把握，缺乏的是对神的预定拣选和神与人盟约的无知，也缺乏对神的公义和慈爱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

   
    柴玲的言论不是孤立的个案，不少基督徒也有此通病，在对信仰没有整体把握的情况下，他们只讲爱、祝福和宽恕，不讲公义、审判和人的罪，动辄就对罪恶进行原谅和超脱。在不少海外华人教会，出于逃世遁世或自以为义的宗教化神学观念，他们只讲神的祝福、爱、怜悯，几乎不讲神的公义、审判和愤怒，对中国国内时刻发生的不公义，不少教牧都是装聋作哑、从来都不敢出声。在这种公义匮乏的大背景下的柴的言论，固然不仅是人权人士基督徒的悲哀，也是华人教会的悲哀。
   
    刚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的基督教Protestant,又被称为抗议宗，大多坚守加尔文主义教义，坚持神的公义、盟约和预定拣选，具有对邪恶和黑恶势力强烈的反抗精神。但是今天教会中早期基督教的抗议精神难觅踪迹，一些教会只注重教导圣子耶稣基督及其救恩，尤其是耶稣的爱、怜悯，但是对父神的主权、预定拣选和公义很少涉及。
   
    众所周知，基督教里的上帝是三位一体（Trinity）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缺一不可，对神属性的把握要建立在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的全面把握上。圣父主要是创造、审判、预定拣选，他体现神公义、愤怒、绝对的属性；圣子耶稣基督主要是救赎，他体现神牺牲、爱、怜悯的属性；圣灵也体现安慰、温柔的一面。如果仅仅把握《新约》中耶稣的属性，而不顾其他位格就是不全面的。就正如只读《新约》不读《旧约》一样，对圣经和神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柴玲的两文，通篇都是对圣子耶稣基督的赞美，但缺乏对父神属性的阐述。圣子耶稣基督宽恕、怜悯的背后，其实是父神永恒的审判和义怒；是父神差遣耶稣基督履行神的公义审判，完成了对人类审判的程序正义；耶稣基督为什么非得要上十字架、非得要牺牲，原因就是不经审判和惩罚，罪就不得赦免。正如圣经希伯来书9:22：“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可见，耶稣的牺牲、爱，是建立在神公义的审判基础上的。耶稣基督替人上十字架是神对人类的公义审判的实施。可见公义是爱、宽恕的前提。
   
    目前中国政府三自教会的所谓神学头头是金陵神学院的丁光训，他就是一个极端不喜欢《旧约》，而仅仅喜欢《新约》的伪基督徒，他在书中多次咒骂《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是暴君、是动辄杀人的魔鬼等等，丁光训创立了一套名为“因爱称义”的神学，最后发展到只要对他人有爱心，雷锋、焦裕禄都可以得救的地步。三自神学就是抛弃父神和公义之后的必然恶果。（见《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不仅耶稣基督的爱是建立在父神的公义审判基础上，而且更建立在父神的预定拣选基础上，这就是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加尔文神学中著名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正如圣经以弗所书1：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预定论认为神只爱他所预定拣选的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拯救全人类，他要拯救的是神在创世之先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人。
   
    根据预定论，全人类只有一部分人蒙恩得救，而另一部分人注定下地狱。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7：9所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在基督教早期最勇敢的清教徒的信条《威斯特敏斯特信条》第3章论神永远的定旨第3条写到：“按照神的定旨，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并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写道：“神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拣选所有的人有救恩的盼望，而是给某些人这个盼望，却拒绝其他的人。由此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预定，乃拣选某些人有得生命的盼望，宣判其他的人得永死，这个教义是所有敬虔的人都不否认的”。（注：见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网络电子版）
   
    预定论认为耶稣基督的爱是建立在神的主权拣选基础之上，耶稣基督的拯救、饶恕的人类群体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只有一部分人被饶恕、耶稣基督也只为一部分人上十字架，其他的人不在宽恕之列，注定要接受神烈火的审判。预定论使我们明白神的爱是有原则的，建立在神的主权和公义属性基础上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怜悯和大爱，也是实施在神的预定拣选和公义圣洁的范围之内。预定论完全符合圣经，也是早期基督教所坚持的。但是时至今日，持守预定论被视为古板顽梗，相反地不少教会都在一种泛爱论、全人类都得救的普救论中扭曲神的原则、向邪恶妥协。
   
    三位一体的神不仅有慈爱和宽恕，更重要的是有公义、审判、对邪恶绝不宽恕的属性。圣经说，神是忌邪的神；神断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神必然审判罪恶，就是在今世没有审判，在末世的最后审判中，也会审判罪恶和罪人。亚伯拉罕曾说“审判全地的主不行公义吗？”（创世记18:25）申命记32:4：“他所行的无不公平”。诗篇96:13：“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根据盟约神学，上帝在创世之初与亚当签订的行为之约在新约中并没有废除，而是贯彻整个人类史的。新约不是废除而是成全行为之约，没有行为之约为基础的恩典之约是廉价的福音、魔术般的福音。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说：我来不是废弃律法，而是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去掉。这说明耶稣对神的公义和审判的坚持。他在约翰福音12:31说到：“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希伯来书6:1-2：永恒的审判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耶稣基督愤怒地洁净圣殿、耶稣基督在世间要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完成神的公义（Justice）、耶稣基督要在末世审判世人，这一切都彰显了神的公义的属性。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感受神的爱的同时，更应该明白爱的前提，就是神的公义和审判。
    另圣经中也有很多耶稣饶恕仇敌、宽恕罪人的经文，这些经文要在整个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耶稣说“爱你的敌人”是在《圣经》马太福音5：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引用的话出自旧约利未记24：17-22的教导：“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旧约的教导是突现上帝公义的“以牙还牙”，新约是突现圣子慈爱的“爱你的仇敌”，这两句话其实没有冲突，是上帝属性一体的两面，是公义和慈爱属性在三位一体上帝上的不同展现。
 
    “以牙还牙”不仅是公义的体现，而且它的基础实际上也是爱人如己，因为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你若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如果我犯错、我犯罪的时候，我希望别人阻挡我，不至于在罪恶中沉沦；因此，在别人犯错、犯罪的时候，我也尽我所能阻止别人。所以对邪恶，要阻挡和抵抗，这是为了他好，让他不至于下地狱，这也是以牙还牙的目的。
 
    “爱你的仇敌” 不仅是慈爱的体现，而且它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上帝的公义：爱是为了得到人的灵魂，让他得以悔改认罪、归向上帝，使他能在永恒国度中得以永生，让上帝的救赎和审判能在仇敌身上体现。爱仇敌的过程，充满了十字架的牺牲，耶稣的死，使上帝的公义审判得以在爱中实现。仇敌因爱而悔改归主，他们的原罪被饶恕，但他们在现实中的罪孽，还是要清算。就象一个杀人犯，他临死前因信主而灵魂得救，他的原罪被饶恕，他可以得享永生，但他照样要被处死，因为杀人要偿命。
    爱和审判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在人做不到，在上帝却能，上帝是超越逻辑的。一个真全的上帝必然是慈爱（饶恕与恩典）和公义（律法与审判）的上帝。上帝既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没有公义的爱就是纵容邪恶，在没有公义下谈爱、在没有盟约下谈赦罪、在没有信靠耶稣下谈饶恕都会把神的救恩和爱变成粗浅的甚至歪曲的福音。只有在公义、盟约、审判基础上的爱、救赎、宽恕才是基督徒应该具有的爱。
    总之，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原谅、宽恕建立在耶稣基督替人履行公义审判基础上，没有公义的审判就没有爱和宽恕，耶稣的牺牲也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不能只讲爱不讲公义审判。一切正如圣经：
   
    诗篇145：20：“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诗篇145：17：“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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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承诺与责任——也谈柴玲的宽恕说

我先为柴玲说几句话。柴玲反复说，她的宽恕说是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个人观点。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角度（仅是其一），也就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柴玲的话。从基督教信仰，柴玲的宽恕说是成立的，包括宽恕屠杀者。基督教的中心是追随基督和爱，而基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包括爱你的敌人。当然，很多人对之不赞成，甚至激烈地批判，这也是正常的。对于《圣经》，同是基督徒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基督教也分有很多教派，有关教义的各种争论更是水火不容，无止无休。退一步说，柴玲的宽恕说，可以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一种态度；这也就意味，在基督教信仰中，也还可以有其它的态度，比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不过，就我的理解，后者更接近《旧约》。


基督教强调的是信，而不是对错。从柴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她的信是虔诚的，而且新教强调的是个人和上帝的直接沟通。如果柴玲以虔诚之心读《圣经》，并为之祷告，而圣灵给她的启示就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新教信徒，她该怎么办呢？从基督教信仰来看，柴玲没有什么该被谴责的，至多是有关教义的不同理解和争论。

以上的话，是就基督教信仰而言——仅出于此，而非着眼于社会层面。

宗教信仰非理性，超乎现世。正因为如此，宗教可以给现世带来很多有益的东西，弥补现世的许多欠缺，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但是，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宗教也是危险的，甚至会颠覆现世秩序。为此，现世需要有现世的原则和立法，并与宗教需要保持距离。站在《圣经》的立场，就是“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凯撒”；而站在现世的立场则是：“将上帝限制在教堂”。美国是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基督教是美国精神的根，但是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其从左右两方面，确立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

基督固然可以爱敌人，但现世则必须持守现世原则及立法。人类群体共生的第一原则是公义原则：正义与公正。按照此原则，中国民主化后，需要成立特别法庭，对六四杀戮者及类似残害李旺阳的恶官恶警，进行公开审判。这一审判要体现人类的正义，同时也要公正，不因人们的愤怒而过严，也不因人们的悲悯而过宽。即使根据国家政局，需要特赦，那么也要在审判之后，并要合乎宪法，经过总统或国会。而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从现世的公义原则，我们也需坚持：公布真相、追究责任者（惩处凶手）、对死难者赔偿。这也就是天安门母亲的三点要求。这是追求实现中国民主化的一部分。

从民主立宪的立场，我们需要持守现世的公义原则，同时也应该对宗教言论给予充分的自由和宽容。对柴玲的宽恕说，可以批评，但是不好恶骂和人身攻击。境界高一点，我们可以宽容柴玲的言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她；但是同时我们更要坚守现世公义原则。无论怎么说，柴玲的出发点是向善的，合乎基督教信仰——那怕仅是其中一派。即使她的看法有悖基督教教义，那也是教义理解上的分歧。我们可以从现世批评柴玲的这一说法，但是不要将之当作现世意识来批评，它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意识与现世意识与准则常常是相悖的。对于宗教，我们要保障其自由，但也要保持与之的距离。我们不要因为前者，而过分抬高宗教；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后者，而要取消宗教——凡不合现世秩序的，便不允许。“爱敌人”当然不合乎现世公义原则，但这确是基督的精神之一。

柴玲的宽恕说，不管对错，但对于中国的现实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她看到国人蓄积了太多的仇恨，而中国的事情又总是以暴易暴，她希望中国中断恶恶循环。在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中的宽恕，不涉及律法，因此其真正意义不是赦免对方，而是放弃内心的仇恨。从现世来说，她在这这个时候说宽恕“邓、李”不合适，但是她希望消解国人内心的仇恨、结束以暴易暴则是好的。正义可以仇恨之心来实现，也可以公正之心来实现。天安门母亲坚持追求正义，公正审判，但是她们呼吁人们放弃仇恨。她们说“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

柴玲发表了“宽恕”说后，遭到很多的批评，这是正常的，因为她的言论毕竟面对于现世社会，并非限于教会，或仅仅是个人与上帝的沟通。但是，于此同时，她也遭到了许多敌视性的侮辱和谩骂，有些人甚至基督徒。而这是不当的，他们为什么要对柴玲怀有内心的仇恨呢？这种仇恨是否也是很可怕的呢？这是否显示，残暴的极权统治，其给国人带来的深重伤害之一，就是在国人的精神与心理中蓄积了越来越多的仇恨？这种深重的仇恨，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是有害的。我们需要持守正义，但是却要化解仇恨，将之转化为道义和责任。中共的政权迟早会完结，不论以怎样的方式，但是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宪政国家，则取决于国人健康的心态，而不是充满仇恨。

现在，我们回到对柴玲的批评。柴玲反复说，她的言论仅仅代表她自己，“宽恕”是她个人的想法。当然，柴玲作为个人，有表述宽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基督徒，她的宽恕说，也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她是出于善意，她的祷告也是虔诚的。但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说，柴玲是一个公共符号——八九学运领袖，她曾勇敢地担当了这一角色，也赢得了众多学生的信任，因此她对这个公共符号是有承诺和责任的。

我们暂不论柴玲拒绝学生撤出广场的对错，而她逃到美国后，很快就淡出了“六四”之事，去追求她个人的美国梦：名校、学位、经商、致富……，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人，追求这些没错，她有这个权利，但是作为一个当初的八九学生领袖，这多少有背弃的意味，特别是“六四”中有大批的民众遭杀戮，之后又有大批的人被逮捕，被判重刑，甚至被枪决，而天安门母亲们一年又一年的在被逼迫中煎熬，她们在苦难中，孤零地坚持，不屈不挠地抗争，追求正义。与此，柴玲远不如王丹、封从德，封从德在之后的二十余年中，一直坚持收集“六四”档案。作为一个好基督徒，柴玲在宽恕之前，先需要对这个事情有所反省，否则宽恕就说得太轻松了。

再，作为八九学运领袖，在六四的前夕，就中国的现状，公开地向全社会说宽恕，是不合适的。这固然是你个人的看法，固然是出于你的宗教信仰，但是这话不是说给自己的，也不是在教会中说，而是面向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天安门母亲，包括所有“六四”的受难者，而他们大部分不是基督徒，并且依然苦难深重，陷于当局的逼迫中。柴玲在做这个表述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应该说，柴玲的表述实是对他们的伤害。因为，“六四”尚未伸雪，受难者及其家人仍然在被逼迫中，而这个政权却更加嚣张。柴玲为什么不在个人的表述之前，考虑一下天安门母亲们的感受呢？听一听她们的想法呢？是不是，只要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无需考虑其它？是否在这个世界，只要我忠于个人的信仰，其它就不算什么？

政府有罪，学生有错，这大概是人们对“六四”的共识。为了避免误解，我这里要强调，罪与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用他们的话说，前者是敌我，后者是人民内部）。罪是需要审判的；而错需要反省。反思“六四”，学生的错处之一，是一些学生领袖任由个人性情，不计后果。正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个人的意志、价值及表现欲，他们希望将事情闹得更大更持久，惊天动地，因此拒绝学生撤离广场——他们将之作为戏剧，拒绝收场。刘晓波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当然，作为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青年，不可能没有青年人的弱点，我们可以宽容。但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当时的青年已经进入中年，他们应该对此事有所反省。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柴玲对此有过认真反省。

丁子霖女士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现在可以远离政治，他们可以去投身商界，去臣服权力，可以去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去享受幸福甜美的家庭，这是他们的选择，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对於20年以前发生的这场惨案，他们应该不应该有一点道义的担当呢？这个道义的担当并不是要求他们今天来如何如何，但是至少应该有所反思吧？有错就要有勇气来承认错，所以我们说的直面六四，当局要直面、刽子手要直面、我们遇难者要直面、当年的大小责任者也应该要直面。那份民族的苦难，屠杀以后的苦难，天天由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普通的父母们来担当，这公平吗？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我始终认为，杀人者有罪。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愚蠢的想法、甚至於野蛮的想法，这是过。罪和过是不一样的。但是必须反思，有过错就必须承认过错。”（《让孩子的生命在我们父母身上延续:丁子霖访谈录》）

柴玲身上有一种东西，对于参与公共事务是有害的，那就是自我中心。拒绝撤离广场，淡出“六四”，追求美国梦，乃至此次公开“宽恕”，这其中都贯穿着“自我”中心意识。人固然可以自我中心，但是当你充当公共人物，从事公共事务，面对公共社会讲话的时候，就不可只遵从自己，以“我”“个人”为中心。这其中，有你对他人、民众、公共事务的承诺和责任。站到台上，一呼百应，应者云集，何其豪迈；但有了不幸后果，不能一走了之，说我只是我个人，我怎么说怎么做是我的自由。（柴玲在六四夜，坚持到最后，这是应该被赞许和肯定的）这样的政治、自由、个人是不是很可悲呢？

我相信柴玲诚心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祝愿她。但是在基督徒、个人、他人、信仰、公共事务、公共人物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我们置身其中，仅仅是“我个人”、“我的信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具体的责任有所担当。比如，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对“六四”受难者及其家人的苦难，就应该有所道义上的担当，而不是将他们弃之脑后。如果柴玲在发表这番话之前，和天安门母亲们交换一下意见，大概她会将这番想法在以后恰当的时候再讲。




                          2012年6月15-17日  于伊萨卡

——《纵览中国》首发 
刊登日期： Sunday, June 17, 2012
关键词: 柴玲 宽恕




博主按：感谢@SpoofChina 推友发来的评论，也希望有更多的讨论出现。



1.@SpoofChina柴玲唯一的错误在于:把个人信仰见证拿到世俗舆论空间去炒作。这说明她不够谦卑,所以神这次才让她为人诟病得着教训。但这并不等于说柴玲的出发点就是错的,更不等于说罪犯只有先忏悔了才能被怜悯(暂且不叫宽恕吧,这个词留给神)“@veiniw: 一平:从柴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她的信是虔诚的

2.@SpoofChina 基督徒不应在柴玲的问题上过于迁就世俗的看法,去主动放弃或限定曲解一些尚难被世人理解接受,但实乃我们信仰精华的神的教诲,比如”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事实上,柴玲用”原谅”来替代”爱”,反而引发了更大误解“@veiniw:一平:从基督教信仰来看，柴玲没有什么该被谴责的

3.@SpoofChina 多年以前远志明在讲道时就公开说过:他以前痛恨邓小平们,但信主后就开始为那些罪人祷告。这种讲法并没有在基督徒中产生很大争议,只不过很多人包括我尚难做到罢了。柴玲这次使用原谅宽恕这样的词,很易被误解她主张帮罪人逃脱公义的惩罚。但假如她的意思和远志明一样,其信仰就无可指责@veiniw

[转帖]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致辞

国王和王后陛下，王子殿下，阁下们，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卓越的委员们，亲爱的朋友们：

多年以前，有时候看来是多生多世以前，我在牛津同我的儿子亚历山大一起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那是个非常著名的节目（我觉得它现在应该还在广播吧），邀请各行各业的名人来谈谈，当你身处在荒岛时想携带一件什么东西，是哪八张唱片，是除了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之外的哪本书，还是哪一件奢侈品？当节目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和我都听得很开心。亚历山大问我是不是可能会上这个节目，我随便回答道：“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知道只有名人才可以上这个节目，他就真心的问我，如果我被邀请的话，是因为什么理由呢。我想了一会然后答道：“可能是我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吧。”然后我们都笑了。这个前景看起来美好，但确实不太可能。

（我现在记不起为什么我会说这么一个答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刚读了一本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书，或者是那天的名人正好是个著名作家。）

1989年，当我第一次被软禁时，我的亡夫迈克尔•阿里斯来看我，他告诉我有个朋友约翰•菲尼斯提名我为诺贝尔奖候选人。那时候我也笑了。迈克尔忽然大为惊奇，然后他也明白为什么我会笑了。诺贝尔奖？一个美好的前景，但确实不太可能。那当我真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多次，这确实是个合适的时机来审视，诺贝尔奖对我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在访谈中多次说过的，有天晚上我听收音机是，得知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之前一周，其他好多广播都说我是最有希望获奖的人之一。当我准备这篇演讲时，我努力地试图回忆当我得知获奖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不敢确定，大概是像：“哦，他们把奖给我了。”那种感觉并不很真实，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都不像是个真实的存在了。

在我被软禁的期间，我常常感觉自己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了。房子就是我的世界，那些同样不自由的人有他们的世界，他们在监狱里可以结成团体，那些自由的人们也有他们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像是个独立的星球，因为他们都处在不同的宇宙中。诺贝尔和平奖把我从孤立的世界拉回了和其他人一起的世界，让我重建了真实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花了许多天，许多月，当各方对获奖的反应的新闻通过电波传到我这里时，我才开始理解诺贝尔奖的意义。它让我再次感到真实，把我拉回更广阔的人类社区。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全世界都关注缅甸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我们不会被忘记。

法国人说，告别就是一点点的死亡。其实遗忘也是一点点的死亡。遗忘削弱了把我们凝聚成人类的纽带。我最近访问泰国时会见了缅甸的移民工人和难民，许多人哭泣道：“不要忘了我们！”他们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困苦处境，不要忘记做你能做的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属于你的世界。”当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我这项奖项时，他们意识到被压迫和被孤立的缅甸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所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就对我个人来说，增加了我对超出国界的民主与人权的关切。诺贝尔和平奖打开了我心中的一扇门。

缅甸的和平观可被看作是，通过阻止那些妨碍和谐与益处的因素，而获得幸福感的提升。nyein-chan这个词字面上可被翻译为当火被扑灭后的清凉。痛苦与争斗之火在世界熊熊蔓延。在我的祖国，北部的战争仍未停息，西部的群体暴力导致的纵火与谋杀在我出发的前几天仍在发生。新闻中对他人的暴行充满世界各地。饥饿、疾病、被迫离家、失业、贫穷、不公、歧视、成见、愚顽，这些构成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哪里都有阴暗的力量在蚕食和平的基石。哪里都能找到对物质与人力资源的轻率浪费，而这些是在世界上保有和谐与快乐所必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年轻人的极大消耗，和对我们星球上的正面力量的残酷损害。那个年代的诗篇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我首次读到那些诗时，我正处在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年龄，但他们却不得不在生命之花刚刚盛开的时候就面临枯萎。一名年轻的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战斗的美国人，在他1916年的一次行动之前，像是预见到他的死亡一样写道：“在争夺的障碍前；”“在小山坡的伤疤前；”“在午夜起火的城镇中。”年轻人、爱和生命，一起永远消失在毫无意义地占领行动中，占领那些没有名字也不会被记住的地方。为了什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暴力程度低一些，而代以鲁莽与毫无远见地不顾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是否仍然有罪？战争并不是终结和平的唯一场所。不论痛苦是否被忽视，冲突的种子都会因为屈辱、苦难与激怒而被埋下。

在孤独中生活的一个有利方面是，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我所知与所接受的戒律的含义。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从小就知道“苦谛”的意义。几乎每天，当我身边的老人们，有时还有不那么老的人们，遭受痛苦或不顺时，他们就会低声吟诵“苦谛，苦谛”。然而，只有当我在被软禁的那些年里，我才真正去研究六种大苦之相。它们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我仔细地审视着六种大苦，不是从宗教经文的角度，而是从每日平常的生活中去审视。如果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尽量在世俗活动中尽量减轻它们。我仔细思考过关于母子的产前产后护理、关于给予老年人口足够的设施，关于全面的公共卫生服务，关于慈善照料与护理。我尤其升起了对后两种苦的兴趣：爱别离和怨憎会。我们的佛陀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使得他要将这两种苦从许多大苦中总结出来呢？我想起了囚犯、难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的受害者，他们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离开家园，同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欢迎他们的陌生人之间。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意识到社会福利与人道援助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必须的。我很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犯的命运受到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民主与人权已经广泛地，甚至是普遍地被认同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我被软禁期间，我时常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获取力量。我最喜爱的几段话是这样的：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人权奋斗，上面两段话就是答案。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民主奋斗，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人权的保证。

在过去一年里，已有迹象表明，那些为民主和人权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朝民主化方向的一些积极的改变已经出现。如果我说我主张谨慎乐观的态度，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而是我不愿意盲目地鼓励。如果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缺乏对民主制度和人权基石在我们社会中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的信念，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在被破坏这么多年以后依然经久不衰。我们一些斗士被降职，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但是作为核心的奉献精神依然强大而坚定。当我回顾过去的许多年时，我惊讶于在最艰难的处境下还有这样多坚定的奋斗者。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源于盲目，而是基于对他们坚忍的力量和对人民志向的极度尊重所作出的清楚评价。

今天我能与你们在一起，是源于近来在我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产生，是因为你们和其他所有热爱自由与公平的人们让全球目光都来关注我们的处境。在我继续谈论我的国家之前，请允许我先谈一谈我们的良心犯。在缅甸仍然有良心犯被关押。比较令人害怕的是，因为最著名的几个人已经得到释放，剩下的不出名的人将会被遗忘。我因为曾是一名良心犯而站在这里。当你们看到我听我演讲的时候，请同样记住这个经常被重提的事实，只有一名良心犯仍嫌太多。在我的国家，那些尚未得到自由的，尚未沐浴公正之光的人远远多于一人。请记住他们，为他们做一切可能的事，使他们尽早获得无条件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团结精神上。自从我们1948年独立以来，整个国家从未迎来全面的和平。我们没能够建立起信任与理解来消除冲突的根源。在90年代早期停火的时候，人们又升起了希望，直到2010年的几个月中停火又被打破。一个轻率的举动足以打破长期的停火状态。近几个月来政府和少数族裔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定可以带来由人民意愿所建立的稳定的政局和团结的精神。

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和我一起已经准备好在全国和解中扮演任何角色。由总统吴登盛的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只有各方势力都表现出睿智的合作时才能持久。这包括军队、少数族裔、各政党、媒体、国内社会组织、商业社团，还有最重要的人民大众。只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才是有效的，国际社会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双边协定和投资需要互相协调，确保能够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我们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应当培养和发展出一个不仅繁荣，而且更加和谐与民主的社会，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与自由中生活。

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地方的消极力量比积极力量强大，我们就都处在危险之中。或许有人会问是否所有的消极力量都能够被消除。简单的回答是：“不能！”在人性中就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然而人类同时也有增强积极力量的能力，将消极力量的影响降到最小。在我们的世界上，绝对的和平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妨我们朝此目标进发。我们双眼盯着这个目标，就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一直朝着指路星的方向前进，最终可以获救一样。即使我们无法做到绝对和平，因为它不存在于地球上，但为了和平的努力行为将会把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团结起来，在信任与友谊的帮助下将我们人类社会建设得更加安全与仁爱。

我用“仁爱”这个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应该说仔细推敲了许多年。苦难中的快乐并不多见，我找到的最甜蜜和最宝贵的东西是我我所学到的仁爱的价值。我所收到的每份仁爱，不论大小，都使我确信，仁爱我们的世界上永不嫌多。仁爱是用敏感的心去体察他人的需要，是用温暖的情去响应他人的期望。即使是最轻微的仁爱触碰也可以卸下心灵的负担。仁爱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在给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家园，给那些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安全与自由的人们提供避难所方面做出了模范式的仁爱。

世界各地都有难民。当我最近探访泰国的MeaLa难民营时，我遇见了那些为尽可能让被收容者在困苦环境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而每日奋斗的人们。他们谈到关切的事情时提到“捐助疲劳”，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同情疲劳”。“捐助疲劳”也就是经费短缺。“同情疲劳”在缺乏关注时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互为因果。我们能够承担对同情疲劳的放纵吗？如果不盲目而是关注他们的遭遇的话，是满足难民生活需求的成本更高呢，还是漠不关心造成的后果成本更高呢？我呼吁世界各地的捐助者们满足这些四处寻觅的难民的需求，这些难民在庇护所的寻觅往往是徒劳的。

在MaeLa，我和泰国负责达克省事务的官员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达克省中还有另外几座难民营。他们是我了解到另外一些和难民营有关的更严重的问题：暴力的丛林式法则，非法使用药物，家庭自酿烈酒，控制疟疾的问题，结核，登革热和霍乱。政府当局的关心的问题同难民关心的问题一样合情理。东道国也应当考虑和应对帮助解决这些与他们职责相关的困难。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被迫迁移，没有无家可归和没有绝望的世界，一个每个角落都是真正的圣堂，每个居民都生活在自由与和平中的世界。每种想法，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增强了积极的力量，对和平产生有益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试着创造一个可以安全地入睡，开心地醒来的世界。

在1991年10月14日，诺贝尔委员会这样为它的陈述做总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昂山素季，向这个女人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示敬意，并向世界各地致力于以和平方式为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而奋斗的人们表达委员会的支持。”当我参与缅甸民主运动时，对我来说，我从未觉得自己会得到什么奖或者什么荣誉。我们为之努力的奖赏，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平的社会，我们的人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全部的潜能。荣誉在于我们的努力。历史已经给予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的机会。当诺贝尔委员会选择给我荣誉时，我自由选择的道路变得不再寂寞。为此我感谢委员会，感谢挪威人民和全世界支持与坚定我的信仰和共同追求和平的人们。感谢你们。

【本译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译言的完整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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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 : 政府是有限的

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考性基础：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政府都是有限的。制度意义上，有限政府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每个人自私的先验性逻辑起点存在，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堕入了自私的深渊。由此，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限政府的价值之后，依然有一小部分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这样的制度设计。

历史是触目惊心的。人们将永远记住喧闹的20世纪，卑斯麦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一度无边界膨胀，几乎要管住每个人的呼吸；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不仅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公司都收纳其中，甚至连脑袋里面的思考也控制起来，谁不顺从斯大林思考的方向，谁的脑袋就会秘密消失；中国当然也不是例外，政府无限膨胀，以至于每个人的粮食都被定量，布匹和糖也需要计划，当政府派发的粮食不再抵达，有高达3000多万的人竟然被饿死了。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加让人难过？当我们陈述这样的罪恶，很容易让别人误以为我们不过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反政府主义者。这是需要反复说明的地方：倡导一种有限政府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我们警惕的是，政府借用强制性的、过于集中的权力，破坏市场的秩序，甚至侵犯人们的私权利。事实上，无论在何种制度背景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这么做。几乎每个政府都是这样的，对历史的教训故意视而不见，人为设计很多制度性的漏洞，让政府的政策不受制约。道理由此变得非常简单，一个单个的自然人，因为没有借助公权力，他或她对别人，对市场的伤害性，都是小范围的，甚至是无足挂齿的，但是如果拥有公权力的政府理直气壮地这么做，市场的灾难或者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就会很快来临。

所以我们呼吁一种有限的政府秩序，政府的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每个人授予的，其目的是让政府保护每个人的私权利，保护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市场体系中的权利。私权利成为政府行事的最后边界，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政府的无边界发展，绝对不能让政府强大到摧毁或者忽略每个人的私权利的程度。

问题指向两个方面。

其一，有限政府的建立，目的当然是约束政府的滥权，这反过来意味着，有限政府的建立，也是为了约束每个人的原罪。人类社会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建立，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是天使，每个人都有罪，因此政府的设立呼之欲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陈述。周全的思维方式是，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每个人的原罪，而政府是所有选项中相对比较有效的约束每个人原罪的组织形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一个由人组成的政府越过最高原则，来伤害每个人，政府不能无限膨胀，以至于可以借助政府的名义，伤害每个个人，必须把政府限制在一定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洛克强调，政府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每个人的自由。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加以重视，这样的权利，包括了一个人在法律的约束下随心所欲处理和安排自己的人身、行动、财富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范围之内，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支配，尤其是不能受政府的支配。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从这样的私权利领域退出去，彻底地退出去。

其二，如果有限政府只是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试错的结果，那些热爱大政府的人们，就有了拒绝有限政府的坚实理由。所以,对历史的了解与分析,就成为重要的功课。“历史告诉我们，团体和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暴政的诱惑”，这是托马斯杰弗逊1774年说过的话。这里的暴政，就是大政府主义。既包括了由大政府推动的计划经济形态，也包括了绝对惟一性的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还包括对一个明星政治偶像人物的非理性膜拜。当三者结合在一起，大政府主义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生活方式，暴政来了，灾难来了，所有人都张开怀抱，为自己能够遭遇灾难欢欣鼓舞。

任何一种大政府主义的实现，一定是魔鬼暴君与普罗大众合谋的结果。有人在《圣经》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里找到了反对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性理由。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尊偶像。这是亚伦的杰作，那些在路上的犹太人，当时当地的态度，不是抵抗亚伦，反而是欢呼，是积极参与。这是最古老的错误，背后的逻辑是，亚伦将人的组织的行为的边界打破，直接违反了神的最高原则，人不能拜偶像。但是亚伦的行为，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却最具有蛊惑性，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取悦神，而是取悦以色列人。这就意味着，亚伦的“政府”，破坏了最高的原则，因此不再是一个有边界的政府，而是一个无限的大政府，无限到抗拒神的诫命。

政府因为夹带公共利益，使得人们丢失掉最高的敬畏原则，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亚里斯多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自然观念，就是从理性思考路径出发，将自然的秩序置于神的高度。这启发了后来的有限政府理念，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都必须以最高的自然秩序作为起点。这是自然法的起源。政府或者说政府制定的法律，不仅是政府意志和权力的表现，必须要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原则之下。政府和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管辖，没有人高于法律。而法律的位置，毫无疑问，是不可高于神，不可高于自然秩序。

感谢先知们的努力。他们提醒我们，任何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有所敬畏，必须建立其必要的和合适的列举型权力。也就是说，政府一定不是无所不在的，政府和一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以契约的形式写进宪法，人有赋予政府公权力的权利，也有抵抗政府滥用公权力的权利。个人的”抵抗权”由此建立，这才是有限政府的基石。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抵抗权”的存在，人们才得以在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漩涡里，一直顽强地守卫自由。荷兰、英国和美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历史证明，有限政府的建立是有可能的，而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没有政府和官僚的干预，繁荣就有可能；没有政府强制参与的宗教秩序，社会的稳定和每个人心灵的自由，就有可能；没有不受限制的政府的绝对统治，就有了建构法律体系，建构有限政府的可能。而一旦有限政府成为现实，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形成了一个可以期待的制度基础和信仰基础。



转自：《观察》，2012-06-06

还学文：盟军占领与战后西德

从外面看，德国人诚恳笃实、社会有序；在里面，则感受到德国社会强烈的排外，体会到高高在上的权威与秩序对自由的侵犯。从外面看，战后的德国似乎深刻反省纳粹的罪恶；在里面，则明白地看到，广泛的排外与种族歧视之为新右翼的沃土。身临其境才了解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历史绝不是轻易可以甩掉的包袱。

到两德统一前，战后西德四十年间的一切社会现象，正面的与负面的，都依赖两个基本因素及其相互的较量与消长，即：盟国驻军作为西德生存的政治条件与纳粹思想观念作为潜在的社会力量。



盟军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和去纳粹化

二战结束半年后，1945年11月开始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先是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判，为期一年，到1946年11月判决并执行12名重要纳粹战犯死刑。接着是美军军事法庭主持的十二个后续审判，持续三年、被告185人，除纳粹将领、党卫军首领和政府官员外，还包括39名医生和42名工商企业家。2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一半1951年获大赦改判，20人终身监禁，98人18个月到25年有期徒刑， 35人被判无罪。

与纽伦堡审判同步，去纳粹化在当时德国最高行政机构美军行政公署（OMGUS）的领导下进行，它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审查录用没有纳粹历史负担的德国人担任公职。根据为德国经济战争犯罪证据，美军行政公署曾建议解散德意志、德累斯顿和商业三大德国银行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企业I.G. Farben，德国重大的工商业无不涉入纳粹的战争犯罪。

作为战后德国民主重建的前提，纽伦堡战犯审判和去纳粹化都是盟国通过他们的驻军完成并强加于西德的。然而纽伦堡审判所及不过若干首犯，行政手段上的去纳粹化范围极其有限，纳粹犯罪在社会中基本未受触及。法西斯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德社会自身的去纳粹化还完全谈不到。

西德民主－－在盟军的监护下

1949年4月初纽伦堡审判结束，5月23日通过宪法，联邦德国宣告成立。这个被西方盟国、首先是美国催生的民主国家，除了宪法（基本法）是新的，政治架构是民主的，其余许多如国家和社会机构及其雇员，新政府基本接收了纳粹国家的遗产。重建国家和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首先是在物质层面，而不是追查纳粹，新政府尤其没有这个兴趣。纳粹期间追随法西斯国家的几乎是整个社会，新政府里有几人没有纳粹的历史包袱？

西德总理基辛格（Kurt George Kiesinger）二战中在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治下担任广播政治部副主任专门负责对国外敌台的监听、渗透，以及与戈培尔帝国宣传部的联络。第二任总统吕布克（Heinrich Lübke），1969年因传出他在希特勒的建筑师施佩尔（Albert Speer）的公司签署的集中营建筑图纸，提前辞职。1974年和1979年德国第三和第四任总统谢尔（Walter Scheel）和卡斯滕斯（Karl Castens）也都是纳粹，西德与它所继任的纳粹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偶然在纳粹履历上翻了船的，只是或以色列或美国犹太人组织追查纳粹不幸殃及到德国的池鱼。追查纳粹从来不是西德政府主动自觉的政治行为。

战后，西部占领区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为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像重要媒体负责人的任免、新闻的报导方向当时都要经盟军审查批准。西德宣告成立两年之后，1951年盟军宣布结束战时状态，维持占领状态；联邦德国仅享有部分自主权，国家事务上，盟军军管会一直拥有最终决定权。一直1990年二四条约（两德+英美法苏）签订，两德统一，盟军退出，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才最终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盟军占领，是战后西德决定性的政治生态，即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要直接获得盟军认可。西德的政治首先是盟军的政治，西德在对待二战、对待右翼、对待反犹主义上的政治正确，是盟军的政治正确。换句话，在盟军的监管下，西德不可能政治不正确。

西方联盟的基本国策

与盟军监管对应的是西德的西方联盟政策，无论左右西德历届政府都信守这个基本国策：政治上、经济上整合入西方国家联盟、军事上加入北约，价值上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在现实的情境之下西德别无选择，盟军占领之下它不能不如此。这一政策的变化是两德统一之后了。

在追查纳粹、去纳粹化上，西德政府基本上无作为，即使到了社会稳定繁荣的七十年开始直到两德统一前的八十年代末，情况基本没有改变。对于政治上和价值上与西方盟国保持一致，西德政府虽被动但必须说是认真而断然的，对此我有亲身经历。

德国公视一台（ARD）星期天重头的“媒体论坛”（Frühschoppen）节目1987年末突然停播，因为主持人霍弗（Werner H?fer）帮凶纳粹的文章被曝光。1943年霍弗撰文拥护纳粹政府严惩“散布怀疑、诽谤和绝望”的艺术家，那是钢琴家Karlrobert Kreiten，因对战争表示怀疑的言论被告发而处决。霍弗是遗留纳粹的典型：二十岁加入纳粹，三十岁成为纳粹政府的新闻官主持宣传机构，战后转身即成电台大牌主播人，主持“媒体论坛”35年之久。事发后首先否认，称文章的关键段落是编辑添加的；随后退一步声辩没有参与纳粹犯罪，盲从而已。“霍弗”在西德国家部门，例如联邦刑事局、警察部门俯拾皆是。霍弗这段历史早在1962年就曾爆出，当时却无人问津，那时西德社会对纳粹牺牲者的命运没有兴趣。

国家正确与政治正确的矛盾并行

战后西德在政治上要作为，就必须与盟国一致、就一定政治正确；但是如果不作为，也就没有政治正确的困扰了。因此，政治不正确的不作为与政治正确的作为并行，就不足为奇了。

政治正确，我所经历并且记忆犹新的一例，是1988年西德联邦议会议长延宁格（Philipp-Hariolf Jenninger）的下台，因为在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水晶夜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没有足够鲜明地表达对纳粹的批评态度。政治正确的尺度不可谓不严格，处置不可谓不迅速断然。

与此鲜明对比的，是拖延五十七年之久对被判为出卖国家的纳粹逃兵的平反。纳粹期间，约有三万纳粹军人叛逃被抓获判处死刑，其中两万三千人被处决。联邦德国议会通过法案为纳粹军人叛逃平反是在五十三年后的1998年，却附加个案审核的先决条件，即先要考察纳粹审判是否真的不公；又过四年2002年，法案才终于修订为无条件平反。堪称拖延经年，政治高度不正确。

不失时机的是废除死刑法， 1949年5月23日生效的联邦德国宪法第102条，比英（1998）法（1981）早了几十年。宪法生效第二天，总理阿登纳就找到美军行政公署高级专员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要求大赦死刑战犯。而这，正是西德当年废除死刑的初衷。当时民调显示，77%的西德人反对处决纳粹战犯，他们希望保全为法西斯国家效劳的战犯。

国家至上的观念在德国根深蒂固，正义则被置于国家与秩序之下。国家的行为、秩序的规定一定正确；顺从国家、合乎规定才是正义；不问是什么国家，是怎样的规定；对待个人权利，国家分厘不让。不了解这种文化，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修正纳粹司法不公审判在民主的联邦德国要经过漫长的六十年。盟军不再的情况下，一个自主的强大的德国能不能对世界不再重新构成威胁，人们心存疑问。



－－原载：《争鸣》，2012年6月号

崇义：试谈宽恕、爱和 “顺服”－－从柴玲的宽恕声明谈起

前些日,“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先后两次发表声明和文章,表示基于基督教信仰对人的爱, 宽恕“六四”屠杀的决策者以及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柴玲此举引发了人们的愤怒。相信柴玲也能明白, 人们的愤怒其实也主要是出于 "爱"－－人们对沉冤未雪的“六四”死难者、受难者及难属的爱、一些基督徒对被柴玲曲解的耶稣及基督教文化的爱－－以及二十三年后正义仍未得到伸张的悲愤。

人们对柴玲发表宽恕声明的动机有种种猜测, 本人在此不想评论柴玲的动机, 仅想就柴玲的观点谈点对 “宽恕”、”爱”和基督徒的”顺服"的看法。

一、 柴玲在其《再谈宽恕》说 ： 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他面前，喊道：“把他钉十字架！” 士兵边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边嘲笑他。但耶稣看到这一切，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路加福音23:34）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就祈祷他的天父原谅伤害他的人。很多朋友误解说， 宽恕只能在对方忏悔后才能给予，在对方被公义击败时才能施舍， 但耶稣做的恰是反文化， 反感情地：耶稣在他们都没有认罪，甚至是还在伤害他的时候就已经祈祷天父原谅了他们。

因此她认为, 在“天安门英灵未得公正之前”, 她也应效法耶稣, 宽恕那些对“六四”屠杀没有认罪的人。

但是, 很对不起, 柴玲把她对六四屠杀决策者的宽恕, 比作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时对现场伤害、奉命杀害他的人的宽恕, 实在是太“差不多先生”了。真正“误解”、曲解耶稣和基督宽恕之道的, 不是别人, 正是柴玲自己。

柴玲的宽恕与耶稣的宽恕是不能相比的, 原因起码有以下几点,：

1) 耶稣是被处死的人, 而柴玲却不是在六四屠杀中被杀死的人。宽恕是被害者对加害者而言的宽恕, 柴玲不是被杀者, 由她宽恕杀人的人, 不合逻辑和情理。

2) 耶稣宽恕的, 是现场伤害他、奉命杀他的人, 而不是宽恕杀别人的人。 六四屠杀中被杀的人, 即使据陈希同承认的, 也有数百人。 若耶稣被钉十字架时, 也有数百个、数千个他的追随者同时被钉在十字架, 耶稣会请父赦免那些杀人者吗？！ 柴玲原谅的, 却是夺去起码数百个反对贪污腐败的爱国学生和普通市民的生命的人。

3) 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那些鼓噪杀死他的围观者及执行死刑的士兵确实不知道他们杀死的是上帝之子, 确实不知道耶稣的伟大。 而六四屠杀的决策者, 却十分清楚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的所杀的是什么人, 他们杀的动机, 他们清楚得很。

4) 圣经有关耶稣受难的经文所显示的, 是耶稣宽恕现场那些嚷着要杀死他的人以及执行死刑并嘲笑他的士兵, 没有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原谅杀死他的决策者。柴玲原谅的, 则是屠杀的决策者(及士兵)。

5)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拥有赦罪的权柄, 对世人无比宽爱的他不需要那些“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人认错认罪而宽恕他们, 体现了神对世人的大爱,合乎逻辑和情理,但是, 要六四被害的老百姓在杀害、迫害他们的统治者不认错、不认罪, 甚至继续仍在迫害他们的时候宽恕他们, 既不合逻辑, 也不合公理, 绝不是基督之道。

6) 耶稣是神, 柴玲是凡人。 “人 子 在 地 上 有 赦 罪 的 权 柄”(马太福音9:6)。耶稣要求父 “赦免他们”, 他自己也有赦罪(包括赦免杀人罪)的权柄, 而凡人柴玲却没有。有时候, 神以其特有的权柄、能力和心思所作、所成就的事, 凡人是理解不了, 更仿效不了的。人可以学习耶稣的式样做事, 但人永远也成不了耶稣, 永远也不能拥有他的权柄。
柴玲尽可宽恕任何她要宽恕的人, 但其宽恕不能和耶稣的赦罪作比。

此外, 柴玲把六四屠杀的决策者和奉命执任务的解放军士兵“相提并论”地原谅, 也令人诧异。

六四屠杀执行任务的士兵仅是决策者杀人的工具,而且解放军士兵本身的生杀大权也由决策者掌控, (例如,可能他们若不开枪,若不按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他们自己也会没命。) 大开杀戒的指示、“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指示都是决策者下的,因此, 士兵的杀人的罪责是应由决策者承担的。而六四中因杀人而被愤怒的市民杀的士兵, 其实也是很可怜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子弟,是屠杀的决策者陷他们于不义, 是屠杀的决杀者间接地杀害了他们。

圣经说,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通, 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诗篇85:10)

宽恕是一种慈爱的行为,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通",宽恕要基于人们的诚实。 在当事者仍不诚实地拒绝公开事实真相, 不诚实地拒绝悔改, 不诚实地拒绝纠正一切有关的错误、停止一切迫害的情况下, 高喊宽恕, 是不合乎上帝之道的。

要知道, “宽恕”是基督教文化; “悔改”(包括自己悔改及引导别人遵循基督之道悔改)也是基督文化; 不悔改就不配 宽恕, 也是基督文化。

柴玲说, "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起当年的领导人选择这条毁灭和强暴的选择时，我的心总是会跟痛苦和愤怒作战",但是在她宽恕了六四屠杀决策者等后, "心里充满了和平"了。但是, 神教导我们 “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 在加害者没有悔意、 被害者沉冤未雪、 天安门母亲、父亲们的眼泪未干、 李旺阳们受的痛苦和迫害未能停止之前, 也就是在没有公义之前, 柴玲真的能如她所说的享有 "心里的和平"了吗？若是真的, 那她心里的“和平”就肯定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和平, 因为“和平与公义相亲"。

无论如何, 柴玲心里还是可以很 "和平"的, 但请不要把这种和平与耶稣、基督教文化说在一起, 因为她的宽恕并不基于诚实, 她的和平里也没有公义。 不基于诚实的 "宽恕"、没有公义的 "和平", 不仅是 "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柴玲语),也是反神的教诲、反基督之道的。

二、 柴玲引用圣经中 “爱你的敌人” 、“爱神的, 也要爱自己的弟兄”的话, 把她对不认罪、不悔改的六四屠杀决策者的宽恕, 说成是体现基督的大爱的行为。

首先,高高在上、掌握民众的生杀大权、 “无神论”却实际上自尊为至高无上、不可侵犯、永远伟光正的神、杀人不认错、不认罪、不悔改、认为杀害影响其“稳定”统治的反贪污腐败的草民是理所当然的人,真是她“自己的弟兄”吗？

而从其宽恕声明及文章可知, 她宽恕“敌人”后,唯一打算做的“爱敌人"的事, 只是为六四屠杀者等祈祷。 从宽恕声明的发表时间可知, 她要把她默默为“敌人”祈祷的行动, 与人们每年在这个时候以文章、游行、烛光集会等等方式纪念六四、 要求平反、 要求公开真相、 要求停止迫害 ……等等的行为作个对比, 以示她对这些 “不宽恕”的、 “没爱”的行为的不屑。

为所爱的犯错、犯罪的人祈祷, 是重要的、必须的, 但是否“爱的行动”就只有祈祷呢？

据说柴玲是三个女儿之母,她当然爱她的女儿们。她对女儿们的爱的行动, 是否只有祈祷呢？若她的孩子顽皮、不听话时,她是否只有 “宽恕”,只有祈祷？是否不吭声地任由她们顽皮下去、不听话下去？她从来不干批评孩子、骂孩子这些 "没有爱”的、“不宽恕”的、 “违反基督教文化”的事吗？

社会上,出于对各种罪犯,包括杀人犯的“爱”, 也只能用祈祷、静待神对他们作功、审判的方式对待他们吗？不需要 “没爱心”的警察、监狱、法院吗？不需要“不宽容”的法律吗？ "宽容"他们, 让他们逍遥法外, 继续为害社会, 继续害人、杀人, 才是对他们的 “大爱”吗？只为他们祈祷,他们就会自然改邪归正、放下屠刀吗？ 若是, 这样 “有大爱”的、 “宽容的”社会还能住人吗？

“911”之后,美国为什么要追杀拉登？盟军当年为什么要追杀希特勒？中国人为什么要杀日本鬼子？二战后盟军为什么要把战犯送上纹刑架？他们为什么那么“不爱敌人”、 “不宽容”？柴玲能回答吗？

众所周知, 对待罪犯的爱, 是绝不姑息、放纵, 也不是只默默祈祷,静待他们改变, 而是要把他们绳之于法, 为民除害, 并用法律及教育的方法, 让他们认识他们的罪, 促使他们改过自新,这才是对罪犯真正的爱。这也是“替天行道”,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是对神和人的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珍珠港事件后, 美国没有“宽恕”日军, 在双方死亡都极其惨重的战争之后,美军占领日本。虔诚的基督徒麦克亚瑟将军, 并没有只为日本默祷, 静待神对日本的审判、处置, 而是毫不留情地以公义的快刀, 斩日本政制乱七八糟的乱麻, 把日本独裁专制的宪法彻底改变为(体现基督平等、博爱的)民主宪法, 使日本人民能从此世世代代生活在民主自由之中－－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战争中的敌国及敌国人民的“大爱”的鲜明例子。

基督徒为主体的美军(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及非西方国家的军队)在韩战、越战、伊战、阿富汗战....为自己国家和世界的安全及和平、 为对方国家人民的自由英勇无畏地牺牲, 也体现了基督精神的 "大爱"。由于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及其本国军人及民众的战斗、牺牲, 南韩得以保持自由, 伊拉克和阿富汗则从制度为中世纪式的国家跃进到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其民主正在不断完善之中)。 成为已较稳定的民主国家的伊拉克－－美国及多国联军在中东竖起的民主自由的旗帜－－感召、引发了中东的 "茉莉花革命", 扩展了世界的民主制度, 进一步体现了基督对世人的爱。当年经济濒于破产、其社会制度令人不悦的中国和越南,几十年来, 在欧美日及其他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材等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援下,经济得以挽救,继而取得成就不菲的发展, 也体现了人类的爱和宽容。

中国国内外民众争取祖国民主自由的民主运动,不但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也客观上包括了对六四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当权阶层的爱。 因为, 君不见, 王薄事件揭示了中国当今的制度不但对老百姓不公, 对当权者也是不安全的－－当权者也许可以得意、富贵、权倾一时,但是, 在没有法治的独裁专制的制度下, 统治阶层内明争暗斗、你虞我诈,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谁能担保他自己明天不会悲惨地倒台、死去？ 只有中国实现民主自由, 才能保障他们及子子孙孙享有永远的安康。所以,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有着对当今独裁专制的统治阶层的爱。

“爱”不是言语,不是思想,是付出。柴玲引用的圣经句子说得好：“爱里没有惧怕”。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外民运人士不惧、不吝付出巨大的血汗和牺牲, 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正推动着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进。

柴玲能够理解在她眼中不懂“宽恕之道”、没爱心(或爱心不够？)的中国国内外民运人士对祖国的这份大爱吗？

虽然柴玲的声明满纸“爱”字, 但读她的信的人却感受不到爱的气息, 因为信中只有她滔滔的爱的论述, 只有她宣告自己因宽恕“敌人”而得到“无比的平安和喜乐”和“心里的和平”的喜悦的文字, 却没有丝毫对二十三年来每时每刻都处于悲痛中的六四受害者表示关爱和抚慰的言语。 其宽恕声明的发表是在“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际, 是眼泪未干的天安门母亲、父亲倍感伤心之时, 是他们看不到儿女沉冤得雪而一个又一个地含悲含愤而死之时, 是一个在被二十三年的丧子巨痛煎熬得无法再支持下去的死难学生的父亲自杀之时……,柴玲难道不知道她的行为是在六四受难者和难属们的伤口上撒盐吗？明知也要这样做？“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作。”(哥林多前书16:14)她的“爱心”在哪里？



三、 柴玲的宽恕声明显示了她对强者、当权者的“爱的倾斜”。 不知道她有否受一些受渗透或对神的旨意认识较浅薄的华人教会(国内外均有)强调的 "要顺服于在上有权柄的, 因为他们的权柄是神所赐的"的说教的影响。

是的, 圣经的“罗马书”中确实有意思大概如此的句子, 但是, 人们不应该片面地理解, 从而把基督教曲解、丑化为教导人顺服于世上任何统治者的宗教, 而应全面地理解整本圣经的教训。

1) 人们应看看耶稣和使徒们的言行、身教。

耶稣本身就是不顺服于统治者的人, 他逆统治者、上层人士的意愿、喜好, 到处宣讲他们不喜欢的上帝真道。他温柔谦卑又刚正顽强, 为宣传真理、辨明道理常与法利赛人、文士唇枪舌剑, 从不退缩……。他要以上帝的真道改造世界, 使 "天父的国降临"到人世,使 "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是一位勇敢的真理斗士,而不是顺服于统治者的绵羊, 因此统治集团的人不喜欢他。 若他顺服, 愿意按统治者的意愿说话、做事, 他便不会被处死。

《使徒行传》记载, 使徒彼得和约翰等因到处宣讲耶稣的故事, 宣扬耶稣的大能和救恩, 呼召人们悔改, 惹恼了大祭司、官长、长老和文士, 他们禁止彼得等使徒以耶稣的名讲论或教导人, 但彼得他们坚持他们所作的, 彼得和约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上帝, 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使徒行传4:19-20)

大祭司他们后来把彼得他们抓了。大祭司对彼得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导人吗？....."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我们必须顺从上帝, 胜于顺从人。(也有译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8-29)

耶稣和使徒们就是这样地言传身教, 告诉人们基督真道绝非要人们无原则地顺服于任何的当权者、统治者; 人们应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人。此外, 圣经还说 “……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 2:6)

在清末, 正是凭着 “上帝比俗世的权柄更超越”、要在中国建立自由、平等的上帝之国的信念,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基督徒革命者摆脱了中国几千年 “忠君”观念, “首先”举起被视为 “大逆不道”的革命义旗, 推翻满清, 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2) 上帝对世上的统治者是有制约、有要求的。

诗篇第82篇(圣经和合本修订版)说：上帝站立在神圣的会中(圣经和合本的句子是’在有权力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施行审判。/你们审判不秉公义, /抬举恶人的脸面, 要到几时呢？/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贫穷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他们愚昧, 他们无知,(和合本:’你们仍不知道, 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 “你们是诸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去, 与世人一样, /要仆倒, 像任何一位王子一般。”(诗篇82:1-7)

从以上经文可看到, 上帝既然说那些“审判不秉公义, 抬举恶人的脸面”、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的“有权力者”该 “死去”、 “仆倒” , 那么, 很容易明白, 那些自己身为“恶人”的“有权力者”不是更应该“死去”、“仆倒”吗？所以, 圣经某些句子中所说的拥有上帝所赐的权柄的“有权力者”、 “君王”, 绝不是本身就是“恶人”的人, 看来, 这个“潜在的定义”必须要弄清。

拥有圣经所说的“上帝所赐权柄”的“君王”、“在上有权柄的”虽本身不是 “恶人”, 但也是凡人, 当然也会犯错, 所以, 圣经也指示：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诗篇2:10) ……

虽然本人对圣经的学习仍很不足够, 认识仍很肤浅, 但我还是要说, 学习圣经是不能似是而非, 不能当"差不多先生"的。我们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歌罗西书3:16), 但是, 对于所学的道理, 必须认真地思考, 因为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 不照着基督, 而是照人间的传统和世上粗浅的学说, 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


转自右派网：试谈宽恕、爱和 “顺服”－－从柴玲的宽恕声明谈起（上）

                        试谈宽恕、爱和 “顺服”－－从柴玲的宽恕声明谈起（下）

施永青：德国不牺牲 欧盟将解体

上周日法国与希腊的两场选举，都已清楚表明欧洲民众多不支持目前在欧洲广泛推行的紧缩政策。法国是欧元区除德国外的第二大强国，其人民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其他经济实力不如法国的国家，其人民有机会投票时会作怎样的选择，已不难推论。


本来解决债务危机的正途，当是收紧开支，节吃俭用，储钱还债。但在民主社会这条路不易行得通。因为，若选择行这条路，人民就得先吃苦。以希腊为例，欧洲央行答应施以援手的条件是要希腊政府节省开支，那就得减公务员工资，延后退休时间，削减各项福利补贴。这种做法令社会上大部分的人民的利益受损，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是解决债务危机的好方法。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是政客为了方便操弄群众的一种说法；在现实世界人民往往是短视的，宁愿朝四暮三，也不愿意朝三暮四。加上在野的反对党绝不会放过人民有所不满的机会，一定会到处煽风点火，寻找执政党的不是，阻挠紧缩政策的落实，令紧缩政策更难看到成效。


欧洲社会不乏有识之士，知道先苦才能后甜，今天不咬紧牙关忍一忍，将来只会后患无穷。无奈他们只占民众中的少数，他们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的机会。非要先让左派上场，让他们把国家弄到「一镬泡」，如戴卓尔夫人上台之前的英国那样，人民才会醒悟，知道单靠政府借钱去增加福利，长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然而，欧洲的形势并未发展到这个程度，人民觉得美国行量化宽松已初见成效，起码已稳住大局没再恶化。虽然这样做会令国债愈欠愈多，将来不知怎样去还；但这是将来的事，可留给将来才去烦恼。因此，可以预期，欧洲除了德国之外，都会陆续放弃紧缩政策，默克尔将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况。


德国人向来比较勤奋及守纪律，生产能力比其他欧洲国家胜一筹。德国的出口长期有顺差，政府又财政稳健，本身没有搞量化宽松的需要。如果德国仍是用马克，那德国可以不理其他欧洲国家行什么货币政策，但现在德国与欧元区的其他欧洲国家一起用欧元，那其他欧洲国家主张不管欧元贬值也要大量印钞，就会拖累德国。


默克尔原先把希望寄托在萨尔科齐身上，希望她的政策起码有法国支持，但现在萨尔科齐已落败，默克尔的主张已很难在欧盟找到支持者，德国将没法阻挡欧元区行量化宽松政策。


面对这种情况，德国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欧元区，独善其身算了；二是留在欧元区，陪其他欧洲国家一起承担新的债务。这样德国会很吃亏，但可保留欧洲盟主的地位，将来甚至可一统欧洲。默克尔可能选择后者，但德国人民未知会如何选择；如果选择前者，没有德国参与的欧元区很快就会破产，欧盟势将解体。




转载自“狮子山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