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伟大的物理学家洛伦兹现在已经73岁，头脑还清醒得很呢。看了薛定谔的头三篇论文就发现了问题，主要集中在粒子是波包的观点。因为根据计算，波包会随着时间发散，这与微观粒子的稳定性的观察事实明显相悖。薛定谔在第六篇关于谐振子的论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论证波包不随时间发散。但洛伦兹马上也发现了问题，因为谐振子体系很特殊，根本不具有普适性。洛伦兹的意见是对的。洛伦兹是经典物理的最后一代大师，经典电子论的创立者。他深深地明白，量子论的基础跟他的电子论的基础是根本对立的，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对他的冲击是深刻的，他甚至说很遗憾没有在旧的理论的基础崩溃前死去。但是他对新物理学的开放和愉快接受的胸襟，对年轻科学家的包容和热情支持的态度，赢得新生代科学家的尊重。两年以后，1928年，洛伦兹在荷兰去世，荷兰全国电报和电话停止三分钟，让这位伟人参与建构的电动力学规律也参加哀悼。
是的，如洛伦兹所说，旧理论的基础已经崩溃，但新理论却没有基础。这是二年前的事情，现在不仅有了，而且是两个！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也许都还不完善，但同样是基础性的，公理化的。问题在于，它们是根本对立的——一个以粒子为基本元素建构新的理论大厦，一个以波动为本质缔造基本运动方程。这麻烦就大了，一座摩天楼的蓝图都设计好了，地质勘探还没做呢！当老国王牛顿在新大陆显得越无能为力、理屈词穷的时候，唯一让他欣慰的是，革命者们也不知道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
“金三角”的科学家们这一二十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尽管山高水险、前路迷茫，怎敌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终于走到今天这欢庆的时刻。遵循“可观察量原则”和“对应数学”的建国大纲，眼见一个独立的矩阵共和国在新大陆矗立，老帝王行将卷铺盖走人。不料那一厢德布罗意王子高举波动义旗揭竿而起，多情的薛定谔在“虞妃”的激励下，走法国王子的贵族路线建立了一个秩序井然的波动王国，声称只要认识到新大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本质是波，必然性就还是一个令行禁止的国王，旧日王国的安定团结、和谐稳定的局面可以在我这儿全部恢复。薛定谔在创立波动力学时已经知道了哥廷根学派的矩阵力学，但坚决撇清二者的关系：“我不知道它（指波动力学）和海森堡有任何继承上的关系。我当然知道海森堡的理论，它是一种缺乏形象化的，极为困难的超级代数方法。我即使不完全排斥这种理论，至少也对此感到沮丧。”“攸攸万事，惟此惟大，克己复礼。”一时间，回归经典的大纛裹挟去了不少人马。
伤肝动火的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年轻人。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少壮派们决不甘心于这样就败下阵去，拼力阻止这股复辟经典的逆流。海森堡在给泡利的信中写到：“对薛定谔理论的物理部分考虑越多，我就越讨厌它。薛定谔在《年鉴》上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我认为简直是在胡说八道。”泡利也附和着说这是苏黎世的“地方迷信”。这话让薛定谔知道后觉得很伤自尊伤感情，以至于口无遮拦的泡利不得不去信解释：“这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不友善行为，我其实只想表达自己的观点：量子现象很自然地展示出连续物理学（场物理）概念无法表达出的内容。”狄拉克也本能地拒斥薛定谔那种经典的数学套路，认为奇特的量子现象应该由奇特的(queer)数学——“q数”——来描述，而不能用经典的（classic）数学——“c数”——来描述。狄拉克在后来的回忆中坦承：“一开始，我对薛定谔的思想肯定怀有敌意”，他当时的想法是：“为什么还要倒退到没有量子力学的、海森堡以前的时期，并重建量子力学呢？我对于这种必须走回头路，或许还得放弃新力学最近取得的所有进步而重新开始的想法，深感不满。”
前面说海森堡“向组织汇报”并非戏言，波尔现在确实是他的“组织”。1926年上半年，海森堡同时收到了两份就职邀请，一份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副教授的教职，另一份是丹麦哥本哈根，接替克拉默斯当波尔的助手。名利角度，前一份当然更有诱惑——毕竟是副教授嘛，而波尔那只是个讲师；事业角度，后一份无以伦比——波尔的思想盛宴，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的。功利的父亲希望儿子接受前一个职位，但经过圈内广泛征求意见，包括自己老师玻恩和爱因斯坦的意见，海森堡最终选择了哥本哈根。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历史注定了海森堡还有更精彩的篇章。
言归正传。波尔接到海森堡的慕尼黑来信后，就产生了组织量子力学两大阵营最高对决的战略构想，于是发函邀请薛定谔到哥本哈根大学讲学。薛定谔于1926年9月底到达哥本哈根，波尔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而“波矩大战”或“波粒大战”差不多从两人一见面就开始了。薛定谔住进了波尔家，这使他们的争论可以通宵达旦地进行。PK主要在波—薛之间进行，海森堡从旁擂鼓助战。波尔厚嘴唇宽下巴，一看就是忠厚之人，平常对人体贴入微，豁达随和，亲切和蔼，可是碰上重大学术争论，如海森堡所说“就像着了魔似的”，活像一个好斗的小公鸡儿，穷追不舍，不依不饶。薛定谔也不是善主，才思敏捷，伶牙俐齿。两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波比薛大三岁）的战争打得是天昏地暗，唇枪舌剑，寸土必争。薛攻击波的电子跃迁匪夷所思、一派胡言，根据电磁学理论跃迁必须连续进行；波反戈一击，说量子跃迁根本不是传统理论可以解释，如果间断性的跃迁不存在，黑体辐射又作何解释。面对波尔的死缠烂打，薛定谔举手作投降状说，如果必须忍受这该死的量子跃迁，我宁可从没涉足原子理论。薛说我们必须转变观念，作为粒子的电子是不存在的，只有波的观点才能解释原子的光辐射。波则反击薛的波函数的物理解释，说所谓“波包”必然随时间“发胖”。薛则百般辩护，殊死抵抗。波步步进逼，要求薛把每一个论点都说得一清二楚，然后又一一批得体无完肤……如此几天下来，薛定谔终于扛不过运动员出身的波尔，感冒发烧，病倒在床。病床这边，波尔太太奉汤伺水照顾病号，病床那边波尔先生喋喋不休攻击论敌，在旁助战的海森堡不断地听到：“但是薛定谔，你至少得承认……”
关于“哥本哈根会战”薛定谔的感受，他自己有一段很抒情的文字：“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这亲切和善殷勤好客的家园，在那里，善良的人们像对老朋友一样地招待着我这个陌生人，使我倍感温馨舒适。这是我内心深处永难忘怀的经历。这个城市、这所住宅，还有这个家庭，这一切都属于伟大的尼尔斯·波尔。感谢他为我安排的这一切，使得我能够连续几小时向他吐露心声，并聆听这位为现代物理学奠定了坚实基础的伟人，为在学术上更上一层楼做出的努力和采取的立场。对一个物理学家来说，这真是永世难忘的经历。”不长的文字，用了两个“难忘”。
“哥本哈根会战”是矩阵派占了上风，奥斯卡·克莱茵的回忆说薛定谔接受了波尔和海森堡的物理解释，不过后来又反悔了。“慕尼黑遭遇战”的败军之将海森堡扬眉吐气，觉得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今后不必再理会什么“波动力学”了。波尔则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在波—粒二象性问题没搞清楚之前，量子力学难言完胜。对这次会战结果评估的差别，已经蕴藏了波尔与海森堡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以后又引发了一场“波—海之争”，那一次大战的激烈程度也决不亚于这次，而且还动了感情，以至把海森堡都气哭了。知道波尔的利害了吧？这让我想起《大话西游》里的那个唐僧——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却是个话唠子，那个絮絮叨叨呀，能让那看押他的小妖宁可自杀。呵呵，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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