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警惕中国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异端

——就赵晓现象分析借鉴纳粹德国人民教会的历史教训

作者简介：小光，中国家庭教会学者，著有《冲破灵界的黑暗》和《教会在中国的
未来走向》，等作品。


下面为文章摘要：

1. 作为公民，基督徒具有爱国情结，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爱国胜过爱主，爱国胜过爱人，爱国胜过爱教会和天国，并在教会中宣传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神学，这就是异端了。这正是赵晓和他所代表的许多中国基督徒的问题所在。

2. 赵晓又说：“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恐惧本身是最令人恐惧的。”领导了世界500年的西方不能一下子适应中国的归来，人本能的会有恐惧，“但基督徒们可以本着基督的爱心克服恐惧。” 赵晓的这番言论，呼应了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自我辩护：中国是大国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是虚构的。

3. 赵晓难道不明白，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恐惧，不正是出于对任何专制独裁暴政国家的恐惧吗？苏联共产党帝国才解体没有多少年，美国的中年人还没有忘记核警报的恐怖声音。中国今天的崛起和其政权的特点，还自然让人们联想起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

4. 甚至，中国2008年奥运会面向世界的宣传模式和宣传用词，都和纳粹德国1936年的奥运会宣传惊人地相似。赵晓似乎精辟地说明，中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基督徒人数增加，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发生。那么，二战时期的德国岂不是基督教国家吗？

5.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多有滋生偏见和暴力，少有激发正义的举动。德国纳粹时期的教会，因接受种族爱国主义异端所犯的历史性错误，今天的中国教会正要开始重复。

6. 然而，德国大多数教会和基督徒却因为爱国主义的异端思想、自由主义神学和科学主义，选择支持了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并默认其暴行，这是需要深刻悔改和引以为鉴的，正如美国的南方教会曾经支持过奴隶制。

7. 1933年夏（4月），作为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德国纳粹政府将全国29个区的新教教会合并为“帝国教会”，即“人民教会”，隶属纳粹党政府的管理。作为一战时期曾担任德国军牧的路德韦格•穆勒，希特勒的老战友，纳粹的早期党员，于同年9月成为帝国教会的大主教。

8. 这个职位相当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基督教管理机构——三自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的主席/会长。1935年7月，希特勒又建立了帝国的教会事务局，对教会进行最后阶段的“重组”，汉斯·科尔（Hanns Kerrl）担任局长。 这个单位相当于今天中国政府的宗教局，

9. 当时德国的基督徒受到一个特定爱国主义词汇概念的误导影响，即德语中的Volkstum或Volk。 这个词的含义是“日耳曼民族-德国政治实体”，在当时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合成术语，是不可挑战的一个政治正确的概念。

10. 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常说的“我国”或“我们中国人”，最精确的对应是“中华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特定术语，无可非议，只是经过德国纳粹党宣传机器和中国共产党中宣部的反复使用，就成了令人尴尬蒙羞的贬义符号。最危险的是，这个词开始通过政治宣传而绑架基督徒的神学观，与上帝争夺信徒的忠诚。

11. 帝国教会的神学拒绝承认一些基督教传统的观点，抨击并否定“教会独立于国家”的概念，正如今天的中国政府强调教会应该受到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

12. 帝国教会的神学家们和牧师们，强调基督教是一种基于共同兴趣的运动（这与中国官方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异曲同工），并非向具体的信仰负责，而且也不需要教义；还要避免教条和信仰宣言的争吵，否则会把信徒吓跑。

13. 然而，德国人民教会最后也失望了，因为他们所崇拜和忠心跟随的纳粹党国，根本不信任他们，只是利用他们而已。中国的三自教会和共产党国的关系，也经历了类似而更严重的情况。

14. 事实上，教会中的爱国主义者们常常是两头不讨好的，因为爱国主义的情绪常常也会挑战政府的外交软弱，因此，政府会站出来打击基督徒的爱国主义情绪，给民族主义的狂热泼冷水。此外，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独裁者并不希望教会或者任何宗教的势力强大。

15. 1933年9月，在马丁·尼穆勒牧师和迪特里奇·邦和华创立的“牧师紧急联盟”的领导下，不愿随从帝国人民教会的基督徒们成立了“认信教会”，相当于中国今天的家庭教会，与德国人民教会分道扬镳。巴特加入了这场教会的不顺服运动。

16. 1934年5月29-31日，首届认信教会的代表大会在德国的著名工业城市巴门（恩格斯的出生地）召开，138位教会代表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并颁布了由巴特执笔的《巴门宣言》。

17. 《宣言》在一开始强调了这次会议的意图不是分裂教会，而是通过抵制错误的教义、强迫的手段和不真诚的实践，促使教会只能保持在上帝话语里的信心并通过圣灵，形成真正的合一。还特别说明，没有任何意图要破坏德国的统一。

18. 该宣言的中心思想是，教会应该只跟随耶稣基督，要独立于政府，除了上帝的话语，教会不应该随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

19. 巴特反对的重点是针对政府干涉或绑架教会，而不是暴政本身。这一点可能是受到马丁·路德的“上帝之国和世界之国两者之间独立平行”神学观念的影响，即互不干涉。简而言之，巴特主张教会不参与政治，政治不参与教会。这一点直接影响了他执笔的《巴门宣言》。

20. 邦和华对德国纳粹问题和教会盲从问题的认识及其实践，要比巴特深刻而全面得多。他清楚地看到，德国教会的神学染上了纳粹党所提倡的雅利安民族（种族）主义的酵，并公开宣扬“爱德国主义”的异端，这是对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挑战和腐蚀。

21. 然而，即使在当时的“认信教会”中，许多基督徒也回避或不情愿面对这个问题。正如今天中国许多的基督徒，即使是在家庭教会中，也对爱国主义的异端视而不见，甚至随从。

22. 同样，面对德国纳粹党政府迫害犹太人，认信教会所表示的冷漠，正如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家庭教会，也在人权被共产党政府践踏的现实面前沉默，甚至对教会和信徒遭受逼迫都视而不见，美其名曰“不参与政治”。

23. 邦和华还意识到另外一个深刻的原因，即，启蒙运动所导致的欧洲文化中人本主义代替了神本主义而滋生的人类的自我膨胀和骄傲。

24. 针对爱国主义的异端，他还以惊人的神学高度指出一条真理之路：人们不论贫富和国籍，都应该团结在上帝的名下，而不是团结在国家的名下。邦和华所抨击和指出的，正是德国教会当时的关键问题所在：种族爱国主义，导致德国基督徒因“爱国胜过爱主”而违背了耶稣基督爱邻舍的命令。

25. 当时还有许多基督徒，尽管知道纳粹党政府和帝国人民教会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因为恐惧或个人利益而保持沉默，甚至加入了帝国人民教会，这是令人遗憾和同情的。在美国波士顿市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着一段举世流传的名言，就是那位“牧师紧急联盟”的负责人马丁·尼穆勒所说的：“刚开始他们（纳粹）来抓共产党人，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26. 邦和华在他的传世之作《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中，认为宗教化的信仰时代已经过去，并提倡非宗教化的基督教。他认为，人们只有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执著地用这种方式生活，上帝才会与我们同在。

27. 这位独孤的先知和耶稣基督的门徒，和许多德国的基督徒一样，终于因为绝望而参加了德国境内旨在推翻希特勒统治的地下抵抗运动。德国人民的抵抗运动有多支，邦和华及其家庭成员参加的是德国政府内部秘密形成的抵抗运动。

28. 他们曾经成功地帮助了大约7名德国犹太人秘密逃亡到瑞士。他们还策划了两次对希特勒的刺杀，均告失败；历史并没有因为勇敢的刺杀行动而改变。邦和华于1943年4月5日被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相当于如今中国的国保）逮捕。

29. 1945年4月9日早晨，他和另外五位抵抗运动的成员，在弗拉森伯格（Flossenbürg）集中营，被纳粹党政府处以绞刑。不到一个月，苏联红军就解放了这座监狱；

30. 面对自己将要被处死，邦和华在他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写给友人乔治·贝尔（George Bell），说：“到终点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我相信基督徒的普世兄弟关系超越国家的利益，我还相信我们的胜利是一定的。”

31. 当我们定睛于分析德国人民教会的错误时，很容易相信自己会避免这样的明显错误。事实上，如果身临其境，将这些潜移默化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尤其是看到这些异端中有许多貌似敬虔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属灵话语，就难以区分。

32. 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学、宗教、无神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管道进行发作，才是所有战争和屠杀的根本原因。人类未来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绝不会因为教育、科技、经济、体育、文化、政治的不断发展而有任何的减少。

33. 所罗门王说过，世间并无新事，都是旧事的重复。有太多的事情在国家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中，不断重演，而人们却反复忘记。二战之后，义愤填膺的人们常常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暴行， 并惊奇当时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站起来反对那样明显错误的事情，却同时忽略着这个世界如今正在上演类似的悲剧。

34. 在这些人类大屠杀的惨剧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总是赋予屠夫们以神圣的理由。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至上的国家里，民主的制度并不比专制更优越，而理性和灵性发达的人民，也并不比动物更文明。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35. 二战后德国的反省并不彻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德国社会，只谈论纳粹党政府的种族主义错误政策，而忽略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科学的名义通过学者们在背后的强力支持。

36. 第二、作为德国教会，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种族爱国主义的神学异端和不承认《圣经》绝对权威的自由主义神学，是导致教会和信徒忽视耶稣基督“爱邻舍”的命令而蒙羞的原因。

37. 中国共产党政府从一开始，就采用德国纳粹党政府式的宗教管理政策。中国人和基督徒在1949-1979期间30年的极权统治下所受到的迫害程度，超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中国的三自教会类似于德国纳粹时期的人民教会，家庭教会类似于德国纳粹时期的认信教会。

3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吴耀宗等人于1950年7月28日发起了“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宣言”的全国签名活动。[60] 1950年 9月26日，中共中央颁发文件指示，支持以吴耀宗为首的所发起的基督教三自革新签名运动。

39. 1951年，中央再次发出文件，说明“要推动天主教、基督教中的进步人士对宗教教义作某些正确的合乎实际的诠释，说明爱国与信教并不矛盾，一个善良的教徒首先应热爱自己的祖国，以打击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的所谓‘宗教是超政治的’，‘革新就是裂教’等等谬论，以达到争取广大教徒的目的。”

40. “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之后，一大批拒绝参加三自教会的基督徒被捕，包括著名的教会领袖王明道、林献羔、袁相忱、谢模善，等人。1955年8月7日，在被逮捕前的最后一个主日崇拜中，王明道的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41. 正如德国纳粹党政府一样，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是利用爱国主义愚弄教会领袖和信徒，并成功组建了“三自两会体系”控制管理下的全国性教会。前者教会的名称是“德国人民教会”或“第三帝国教会”，后者是“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

42. 两者都是将国家或民族的名称放在教会的前面，确定了“爱国”为基督教第一使命的异端神学。而且，两者都是在成功利用教会之后，就开始限制、打击、甚至逼迫曾经在不久之前还顺服甚至讨好过他们的教会。

43. 三自教会体制的根本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的，不仅在于家庭教会通常批评的“基督和政府”两个头，还在于高举严重的爱国主义神学异端的大旗。前者到了将来中国自由的时候容易清除，而后者是更隐秘和危险的。例如，根据三自两会的要求，在教会中悬挂“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标语。

44. 为了追求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在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当中，实行了系统的爱国主义强化洗脑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孔孟思想的爱国民族主义完美结合，成功地塑造出以“中国和中国人”为中心概念的爱国主义政治文化符号和亢奋型世界观。

45. 这种爱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模式，已经非常类似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的文化洗脑模式。这种思想通过社会文化形态、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新一代人加入教会，已经成为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神学中尤其是“教会论”中的异端和基督教伦理中的毒素。

46. 当前的北京神学，其异端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理论：爱国爱教、否认超自然力量、因爱称义。

47. 北京神学与纳粹时期的德国人民教会的神学异端是同出一辙一灵。不同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教会的“雅利安神学”是自由主义神学+种族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科学主义的混合品，而中华三自爱国教会的“北京神学”是自由主义神学+民族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混合品。

48. 两者都是严重的神学异端。前者所拥护的国家机器已经造成过人类的灾难和耻辱，而后者还没有，因为中国的国力和军力还没有达到二战前德国的水平。

49. 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基督教神学家马丁·路德·金曾经深刻指出，阻挡黑人获得自由的障碍，是那些社会中的强势群体看重“秩序”超过公义，喜爱没有反对声音的虚假稳定，胜过热爱有公义在其中的和平。同样，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们，也是爱国家胜过爱公义，爱民族胜过爱邻舍。

50. 祖国中心论和大汉民族中心论，正是中国爱国主义的核心，也是北京神学异端侵蚀教会的有力武器。

51. 伊甸园里的那条古蛇，就是中国人世代所崇拜的、如今已变成红色的大龙，正对中国的教会和信徒说：上帝岂是说，你们不可吃这个爱国主义的果实吗？你们若吃了，中国和中国人就会强大起来，像神一样。

52. 中国的许多基督徒由于爱国主义神学异端对教会讲台的渗透和社会中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的影响以及利益的诱惑，并没有意识到祖国和民族已经成为偶像，取代了上帝和邻舍的位置。例如，在德国纳粹时期的许多教会领袖们，常常声明教会和基督徒是不参与政治的，但实际上却在拥护政府的政治及其领袖。

53. 上帝告诉我们，要爱上帝和爱邻舍，何曾说过要爱国呢？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是地上寄居的客旅。若我们不能爱人胜过爱国，爱公义胜过爱法律，好怜悯胜过爱金钱，坚持真理宁愿受到逼迫，盼望教会繁荣胜过渴望大国崛起，爱上帝远远胜过爱中国，爱邻舍胜于爱民族，就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54. 今天的中国教会是有罪的，不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也是有罪的：且不说我们是否忠于大使命，广传福音和向异族宣教，只看公义和良知方面的责任，就知道我们的亏欠是何等的大。

55. 中国的基督徒啊，你们喝了红旗下的那碗红豆汤，已经酩酊大醉。我们有祸了……在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们，披麻蒙灰禁食祷告悔改吧！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们，我们爱主，比爱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更深吗？ 主耶稣基督复活后，曾在加利利的海边这样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参考原文：

 警惕中国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异端——就赵晓现象分析借鉴纳粹德国人民教会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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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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