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勒纳德和斯塔克的悲剧，是落后的科学观念与野蛮的政治结合。前者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科学的进化就是推陈出新，随着新的科学范式建立和成熟，落后的科学观念会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但科学一旦与政治结盟，就一定会窒息科学自身的生命。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是一例，纳粹的“德国物理学”是一例，前苏联的“无产阶级科学”又是一例。
按前苏联的意识形态，科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它是有阶级性的，而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它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因此，现代科学在苏联的发展，一开始就遭受到哲学的阻击。例如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苏联哲学家马克西莫夫就声称：爱因斯坦、薛定谔、波尔、狄拉克和海森堡都是“唯心的马赫主义的变种”，并提出“科学为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就是为科学的基本重构而奋斗。”科学中的政治批判家总是有丰富的联想力，量子力学强调观察之于对象的形成的不可或缺性，自然就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而唯心主义的社会功能就是为上帝预留避难所，而上帝的宗教是劳动人民的麻醉剂。而不确定性原则，无非是行将灭亡的资本主义的惶恐不安的心态的一种表现。这哪儿跟哪儿呀！但历史上有的喉舌有了政治的背景，就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令人喷饭的蠢话。自17世纪末的彼得大帝开始，到18世纪的叶捷卡琳娜女皇，俄国科学不断地融入世界的科学共同体，产生过门捷列夫这样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可惜意识形态的栅栏，苏联科学又开始自我边缘化。
连正直的苏联理论家也看出，所谓无产阶级科学跟纳粹的北欧日尔曼物理学同出一辙。有位理论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西莫夫一伙的观点出奇地相似于以斯塔克为首的反动物理学家一伙。他们的区别只是把“犹太人的”换成了“唯心主义的”。所以现代物理学在苏联的生存，还必须跟无聊的哲学做斗争。哲学在科学圈里的灌输，要么被消极的抵制，要么被积极争夺话语权，牵强附会地证明现代物理学是“辩证唯物论的证实与丰富”，是“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胜利”。
暴政对科学的伤害，不仅是精神的，有时还是肉体的。量子天才朗道的命运，就险过菜刀剃头。列夫·达维多维奇·朗道（Lev Davidovich Lendau）1908年出身于沙皇俄国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4岁能阅读，7岁自学完中学数学课程，13岁掌握微积分。尽管他的成就无法与爱因斯坦、波尔和海森堡之类的大师比肩，但实因生不逢时。他自己酸溜溜地说过：“漂亮的姑娘都出嫁了，我只好追求不太漂亮的姑娘”。晚生了几年的他错过了量子力学的草创期，风头已经让比他大几岁的海森堡泡利们抢尽，但小朗道还是倔强地发出自己的光芒。1927年，还是大学生的19岁的朗道发表了一篇论文，在量子物理的研究中首次引入了密度矩阵和统计物理学，令业界侧目，一颗量子物理新星在那片沉郁的东方大地上显得格外的耀眼。1929年到1931年，他在欧洲各大物理重镇游学。在丹麦，波尔的谦谦风度让狂傲著称的朗道心驰神往，前者成了他终身的良师益友和精神偶像。在英国，他结识了他的同胞卡皮查，后者日后成了他的救命恩人。
苏联的物理学家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查（Pyotr Leonidovich Kapitza）当时正在“诺奖幼儿园”幸福生活。1921年，27岁的卡皮查到卢瑟福实验进修的申请一开始被卢瑟福以人满为患为由而拒绝。小卡就不怀好意地问老卢：“您的实验允许误差吗？”老卢不明其意地回答：“一般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小卡恶作剧地笑道：“您的实验室有三十个人，增加1人还在误差范围内。”卢瑟福性格豪爽，哈哈一笑就把他收下了，而且一留就是14年。鉴于小卡低温研究的突出成就，1930年老卢花了1.5万英磅为他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1934年卡皮查回苏联讲学被强留了下来，卢瑟福给苏联政府写信，希望让卡皮查研究完成后再回国，得到的回答是：“英国希望有个卡皮查，苏联也希望有个卢瑟福”。没办法，老卢只好把整套实验设备运送到了苏联，以保证他的继续研究。当然苏联也为此付出了3万英磅的代价。卡皮查直到1978年才以84岁的高龄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是该奖迄今为止最高龄的获奖者。卡皮查对量子物理的另一项伟大贡献，就是阻止了一场对“量子幼儿”朗道的学术生命乃至肉体生命的政治谋杀。
朗道跟泡利一样，少年得志，口无遮拦，尖酸刻薄。在欧洲游学时，有次听爱因斯坦的报告，到讨论时间，朗道同学第一个发言：“爱因斯坦先生讲的东西也许不那么愚蠢”（怎么跟泡利的口吻一模一样？），“但是他给出的第二个方程绝对不能由原始条件推理出来，还需要一个条件”。爱因斯坦虽是权威，但在欧洲学术自由的环境中久经考验，同道包括年轻的同道的抢白也不是绝无仅有。他听罢略一沉思，微笑着说：“你说的很对，大家可以把我今天讲的全部忘掉。”但俗话说“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种蔑视权威的毛病能让在西欧的泡利赚得“物理学的良心”和“上帝之鞭”的美誉，而对在苏联的朗道只能带来灭顶之灾。在极权体制下权威是不容蔑视的，泡利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我们这吃不开。得罪了同道权贵，加之“反动”政治言行，一场知识分子清洗运动朗道在劫难逃。1938年，泪淋淋的妻子看着强悍的克格勃从住所架走了羸弱的朗道，如秋风扫落叶一样轻盈。一项“德国间谍”的罪名，朗道被判刑十年！这一年他30岁。此前波尔已预感到了不妙，极力推荐朗道一篇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还写了一封盛赞其学术成果的推荐信，妄图抬高朗道的学术地位以阻止即将降临的恶运，不过这种雕虫小技只能是螳臂挡车。
此时朗道是卡皮查物理研究所的理论部主任。现在的老卡毕竟从小卡时就在老卢的“幼儿园”浸淫，政治觉悟不高，却深得老卢的“幼师精神”而视才如命。当时能救小朗道的在偌大苏联只有斯大林一人，而面对这位铁血领袖又需要何等勇气！要知道就算是军队高层当时也被他清洗掉十之八九，要掐死谁也不需要比掐死一只跳蚤更大的力气。不过卡皮查“犯上”的毛病似乎早已有之。还在英国时有次首相鲍德温到他的实验室视察，当首相问到一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你可以相信我，因为我不是政治家”。他直接给斯大林写信，说他在低温研究领域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这项成果将会使苏联科学让世界瞩目。而没有朗道的理论帮助，这项成果是无法完成的。他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反正豁出去了你就是要放朗道。正如朗道后来所说：“在那些年月，卡皮查的举动需要大勇、大德和水晶般纯洁的人格。”与此同时，远在丹麦的波尔也给斯大林写信，恳请赦免朗道。1940年被关押一年多后朗道被释放出狱。他自己说：“显然再有半年我就会死掉。”
跟朗道一样受迫害的同事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有的“失踪”，有的铁窗终身。被释放的朗道学“乖”了，因为他现在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保护恩师卡皮查——后者是他出狱的担保人。每当有人跟他谈及政治，他就故作恐惧状：“我是懦夫，我是懦夫！”二战后，苏联调集科学精锐加紧核武器研究，卡皮查拒绝参加被逐出莫斯科。朗道不敢拒绝，但冒死也要每月探访一次卡皮查。1953年斯大林去世，朗道马上放弃核武器研究。他后来说：“斯大林死时，我跳了舞。”又说：“他死了，我不怕了，所以我不干了。”——这家伙又得意忘形了。
朗道有多牛？1954年费米去世时，朗道一声叹息：“唉！全能物理学家看来就剩我一个啦。”这也太骄傲自满了吧？问题是，环顾世界物理学界，好像此言还不虚。在他50岁时人们仿“摩西十诫”给他总结了一个“朗道十诫”，列举了他对量子物理的十大贡献。1962年，他乘坐的小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一车人安然无恙，唯有朗道被撞破了头骨断了十几根肋骨。全世界的医学家都来为他会诊，年老多病的波尔也安排了一流的丹麦医生赶赴莫斯科，苏联医生自然也不敢怠慢。瑞典科学院跟苏联医学院一样也启动的“抢救”程序，诺奖委员会生怕自己成了千古罪人——这个奖是不能发给死者的（早干嘛去了？）。一个跟医学抢救同样紧张的评选把1962年的物理奖送到了朗道的病床。朗道这次保住了性命但再也没有恢复科研能力。六年后去世时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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