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薛定谔这个人跟他的理论一样精彩，他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似乎很叛逆，其实很守旧，行为很怪异，做人很真实。他沉溺哲学的幽深，享受科学的玄妙，同时很热爱感性的生活；他认真倾听内心的呼声，尊重自己的感受，服从自己的意志冲动，不关心在乎世俗的评判，不屈从自己不认同传统习俗、清规戒律和道德规范。他经济上很计较甚至很老道，政治上却很幼稚很天真。似乎很世故，却又好像一辈子都长不大。
普朗克是与薛定谔是判然两类的人，却很能体贴异类。读过薛定谔头两篇论文，他就决定请薛定谔做他在柏林大学教位的继承人，劝说辞很有的放矢，他说像苏黎世这种“小城市”，人们喜欢互相打探别人的隐私，你想偶尔隐居也无处遁形；而在柏林这种“大城市”，生活则“更加自由和独立”。柏林大学的聘书于1927年夏季送达，优厚的待遇和普朗克的盛情都是薛定谔接受的原因。得知这一消息苏黎世大学学生们自发地举行火炬游行，从校园一直到薛定谔居住的郊区，以表示他们对薛老师的感激之情。薛老师不拘一格幽默风雅的教书风格为学生们所喜爱，何况他创造性的工作还为苏黎世大学带来了荣耀。但不知为何，在前去柏林之前他跟安妮冒了一句：“我有一个感觉，我们不会呆很久。”
在柏林大学薛定谔与爱因斯坦成了好朋友。因为后者不愿接受这个有教学任务的教位前者才有了来柏林的机会。俩人都桀傲不驯，讨厌德国教授古老刻板的作派。德国教授在校园里总是西装革履，而薛定谔却是随心所欲，以至于有次门卫把他拦住了不让进校园。而他随心所欲的教学风格在柏林大学像一缕清风，深得学生喜爱。这是一个纳粹茁壮成长的时期，反犹空气也越来越浓。爱因斯坦的反对是一以贯之，公开宣扬社会主义和和平主义，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主义。而薛定谔作为一个非犹太人教授，对反犹主义的极度厌恶倒是凤毛麟角，但他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不发表政治宣言。1933年希特勒终于在多数人的拥戴下上台，犹太人的噩梦由此开始。有次在大街上，控制不住自己的薛定谔出面阻止砸犹太商店的纳粹党徒，遭到围殴，好在一个戴着纳粹袖章的物理学家为他解围。薛定谔就像受不了委屈的孩子觉得在这呆不下去了。
正好这时有个“不务正业”的英国教授林德曼，觉得德国在学术圈里的排犹运动正给了英国引进优秀人才的机会，争取到企业的支持征得政府同意他就只身来到柏林。知道薛定谔的政治态度林德曼来寻求帮忙。本来他的目标是说服另一个犹太教授，没想薛定谔说“如果他不愿去我去”。这让林德曼意外，薛定谔在德国待遇优厚，地位崇高，这时已被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这可是德国许多大牌教授梦寐以求的荣誉呀，而薛定谔又不是犹太人，完全可以在这里幸福生活。但薛定谔就是去意已决，这倒让林德曼喜出望外。因此前者提出还要带上一个助手，后者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薛定谔逃离德国到英国牛津大学当教授去了，这让万岁之声不绝于耳的希特勒的脸很挂不住。年初爱因斯坦叛逃美国并发表反纳粹言论已经让他恼羞成怒，下令抄没爱因斯坦在德全部财产并在全球通缉捉拿。但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这样做多少还有些理由，你薛定谔我没招你惹你竟也阴谋叛逃，与当时一致支持万众拥戴政治氛围反差也忒大啦，那简直是奇耻大辱呐！不过薛定谔不是道德模范也不想当政治英雄，有记者想从他嘴里听到宏大理想崇高情怀，他却淡淡地说，我只是讨厌这种残暴的政策而已。
刚到英国不久就得悉薛定谔荣获193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这大大增加了林德曼的成就感和希特勒的失落感。但牛津的薛定谔并不快乐。这里尊崇的是官方的厌女癖，校园里充满了男性，男性们的狂欢和男性间的交往，一个人就算是娶了妻也会觉得低人一等。而在薛定谔看来，一个没有女人的社会简直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现在的他已经跟从柏林带来的助手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希尔德明铺暗盖出双入对，并且希尔德为至今仍无子嗣的薛定谔怀上了孩子。产下一个漂亮的女婴后希尔德就得了抑郁症而厌弃孩子，照顾婴儿的任务就落到了安妮的身上，安妮视同己出愉快而积极。这是1934年，12年后，希尔德给薛定谔介绍的女朋友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女孩（看来薛定谔是外公相），安妮也同样悉心照顾了那个女婴。在婴儿室薛定谔记住了一个黑色幽默。为了表示谢意，他对给婴儿洗澡的女护士说：“照顾小孩挺麻烦的哈？”任劳不任怨的女护士说：“如果把她杀掉就更麻烦了。”
知道薛定谔带助手的醉翁之意后林德曼感到了上当受骗和助纣为虐，在这里有一个妻子已是罪过，这一妻一妾简直就是十恶不赦，于是大呼“应该开除他！”资助的企业也抱怨：“我们不仅养活了科学家全家，还养活了他的情人。”舆论氛围对薛定谔不利，加上感觉收入太低，1936年他又回到了阔别了15年的奥地利，任格拉茨大学教授。薛定很快就知道这是他一生中做出的一个最愚蠢的决定。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 1933年的叛逃和吞并前的反纳粹言论，薛定谔马上被划到了敌人的阵营，格拉茨大学也沦为纳粹的训练基地。才出了狼窝又自投虎穴，薛定谔悔得肠都青啦。现在没有林德曼这样的冤大头只能自救，他幼稚地认为只要向当局示好就可以重获自由，能平平静静地搞科学就行，于是给当地参议院写了封表示“改邪归正”的信。这帮参议员前不久还提议把格拉茨大学更名为“希特勒大学”，你想他们还能干出什么好事？那帮王八蛋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给元首的自白书》，把这封信发表在报纸上，这就让薛定谔陷入两头不是人的尴尬境地。怯懦并没有换来宽恕，不久薛定谔照样被格拉茨大学扫地出门，接着薛定谔在柏林大学的荣誉教授的头衔被取消，他的名字从所有大学的的记录里删除，希特勒很痛快地报复了这个唯一敢公然藐视他的非犹太血统的世界著名科学家。
千难万险，薛定谔与安妮很狼狈地又逃回了英国。那些包括林德曼在内的援助受纳粹迫害科学家的人士们现在对薛定谔表示出鄙视，认为那封向希特勒献媚的信不可宽恕除非他是被用枪逼着写的。尽管此时薛定谔也为自己曾经的懦弱感到愧疚，为自己的言不由衷脸红，但他不接受那种隔岸观火的道德批判，声称并没有人强迫他写那封信，而不管对错那只是他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只有铁杆粉丝安妮无条件地支持丈夫。声名狼藉的薛定谔这次得到了已逃到英国的玻恩的大力帮助。后者对前者不是赞赏支持而是宽容谅解。学生时代一次经历玻恩印象深刻。当时他是希尔伯特的学生和助手，一次人们议论到伽利略，众人谴责他向罗马教庭屈服而没像布鲁诺那样以身殉道。希尔伯特不赞同这种意见，他说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他们要用自己的成果说话而不是用宣言和生命说话。
薛定谔最后落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直呆到战后的1956年，确信奥地利没有被俄国占领的危险之后才重返故乡维也纳——这次他谨慎多了。1960年的冬季，安妮在外地的疗养地患了严重的哮喘病被送进了医院，薛定谔只好独自回到了维也纳。到家后就病倒了也送进了医院。一对风风雨雨四十年的夫妻爱情复燃，都焦虑地惦记着对方，像热恋的情人一样频繁地互通情书，依恋切切思念攸攸。其实薛定谔对安妮一直都很上心，由于曾经殷实的父母去世时却是贫病交加，所以从很早他就惦记着要给安妮留下足够的养老金，这也是他很计较待遇的原因之一。对非婚生孩子的爱，安妮超过了她的亲生母亲，这也很让薛定谔感动。当安妮终于康复急不可耐地赶回维也纳时，薛定谔才放下了一颗悬悬之心，不停地叨唠：“因为我又有了你，一切又都变好了。”每天安妮都要在病床边握着他的手呆上四个小时，只有吃饭睡觉才离开。而薛定谔也只有在安妮的执手中才能获得心灵的平静。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安妮说的：“陪着我，这样我就不会死去。”这是薛定谔版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薛定谔于1961年1月去世，安葬在曾经点燃他青春活力的阿尔卑斯山脉。
(第七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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