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精灵 #14.2

二

知识分子应是社会良心的捍卫者，可是在德国这段最黑暗的历史时期中，德国物理学共同体的表现差强人意。表现最恶劣的，是纳粹浊浪中翻起的一朵叫“德国物理学”的恶之花。

风起于青苹之末，恶源自一战期间。前面说过，一战期间有过一个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包括著名科学家普朗克、伦琴和奥斯特瓦尔德在内的九十三个科学家、艺术家在其上签名。在宣言上签名的还有一个当时比普朗克更著名的物理学家勒纳德（Philip Edward Anton Lenard），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光电效应实验是爱因斯坦光量子学说的实验基础。与普朗克为自己曾经的愚蠢而忏悔不同，勒纳德在一战后继续践行《宣言》中的荒谬理论。无独有偶，另一位诺奖得主斯塔克(Johannes Stark)成了勒纳德的黄金搭档。斯塔克实验发现的“斯塔克效应”是量子力学的实验基础，他为此获得了191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二位原本对爱因斯坦并无恶意甚至还有好感，但一战期间爱因斯坦的反战态度竟在他们心上留下的积怨，加之战后英国观测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与英法等“敌国”科学界过往甚密，由于不能反省一战德国民族的迷误，相反因战败而迁怒交战国和国内的反战人士，以政治给科学划界的愚蠢的思维方式促使他们把爱因斯坦及其学说都划入敌对阵营而兴兵讨伐。于是很可笑的是，当世界不计前嫌地接受了战败国德国的伟大科学发明的时候，德国国内却涌动着一股批判犹太量子—相对论的逆流。德国内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德国自然研究者保持科学纯洁工作小组”的组织，先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把种族主义具体化为一种科学实践，专找德国本应引以为骄傲的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理论下手。勒纳德和斯塔克在这股逆流中充当了急先锋。由于这些纳粹科学家特别是勒纳德的阻挠，瑞典科学院迟到1922年才以“关于光电效应实验的理论”的名义给爱因斯坦授奖，既不提相对论也不提量子论，这该是给足了勒纳德面子，因为这个实验正是他做的。就算这样勒纳德还不依不饶，居然还为此向诺奖委员会递交了抗议信。

1924年，当希特勒因啤酒馆政变而啷铛入狱，纳粹党革命陷入低潮时，斯塔克和勒纳德二人竟共同签署了支持希特勒的声明，肉麻地把这个恶魔吹捧为“上帝从种族更纯、人民更伟大、心灵更少受欺骗的旧时代中带来的赐品”。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双狼狈更是躬逢其盛，勒纳德在纳粹党报《人民观察》上发表攻击爱因斯坦的文章，他恶狠狠地叫嚷“把爱因斯坦这个犹太人当作是一个好德国人是个错误！让相对论在德国存在也是个错误！”与此同时，斯塔克也以国家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身份肆意漫骂爱因斯坦。他们的纳粹科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勒纳德于1936年出版的一套四卷本的物理学教科书——《德国物理学》。该书开宗明义，为“德国物理学”这个概念定义，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的科学观——

你会问“德国物理学？”——我也可以说是北欧日耳曼物理学，或者北欧日耳曼民族气质的物理学，探索实在，寻觅真理的物理学，奠定科学基础的人的物理学——“科学是国际的，永远都是这样的！”你会抗议。但是，这不可避免地是基于一种虚妄。其实，跟人创造的任何事物一样，科学是由人种或血缘确定的。不同的种族以不同的方式混合着实际的科学。

“德国物理学”强调实在性，但不能跟爱因斯坦等大师的经典情结等同视之，它实际上是要把物理学简单化粗鄙化，必须与直觉和常识一致，反对现代科学的高度形式化。尽管观念落后，作为正常的学术争论，也属于正当。不正当在于，把学术维系到邪恶的政治战车，并利用政治权势来推行一种学术观点。尤其挂勾的是一种灭绝人性的种族主义政治，这种学术就具有了反人道的性质。勒纳德的一个学生甚至很庸俗地从犹太人的职业习性中找到了“犹太物理学”的血统根源。因为犹太人许多是金融家，所以这位聪明的纳粹学者比附，犹太人哪怕从事商务活动所看到的都是数字，而不像一般人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货物，所以物理学中的抽象晦涩的数学和理论形式完全是犹太人的一种种族特征。我们在后面将看到，这些观点与前苏联的“无产阶级科学”竟然“英雄”所见略同。

希特勒上台时，勒纳德已经退休，所以主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为纳粹效力，而年轻一点的斯塔克则在一线冲锋陷阵，组织迫害犹太科学家，疯狂地攫取物理学机构的领导职位，安插纳粹科学家接替因犹太科学离去而留下的空缺，同时打压诸如索末菲、海森堡之类德国物理精英，把反对“白色犹太人物理学”的运动作为反对“犹太物理学”运动的罪恶延续，并且，积极组织科学参与支持纳粹运动的政治活动。勒纳德和斯塔克之流尽管在底层教师、低层青年学者、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但在主流物理学界人数不多，和者甚寡，几年以后，所谓德国物理学或北欧日耳曼物理学运动就慢慢消停了。

更有代表性应该是像普朗克和海森堡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代表了大多数物理学家的政治态度。他们对纳粹分子的过火行为是不满、反感，抵触甚至抵制的，但他们并不反对纳粹政府——哪怕在心里面，无原则地深爱着他们的国家——哪怕她已经走上的歧途。

普朗克无疑是正直的，爱因斯坦在美国发表声明后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尽管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存在着很大分歧，但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科学院亲纳粹的秘书则以科学院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爱因斯坦在美国“参与恶意诽谤宣传”，“从事煽动活动”，恶毒地声称：“有鉴于此，没有必要为爱因斯坦的离职感到惋惜。”一个月后普朗克接替科学院秘书这个职位后，出于为历史负责的态度，在科学院的档案中加进了另一份声明，声称爱因斯坦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发表在我们科学院的研究成果，……只有开普勒和牛顿才能与之相比较。”为了改变解聘犹太教授的政策，普朗克以答谢希特勒在此前不久祝贺他75岁寿辰的美意为由头，晋见希特勒，企图说服这个魔王相信，犹太人中也有好人，遭到了希特勒的训斥。之后普朗克就缄口不语，并告诫他的同行：挑战政治领袖不是科学家的职责。逃难途中去世的哈伯一周年忌日，普朗克组织并主持了纪念大会。在反犹运动如火如荼的当时，这样做是有很大风险的。1937年斯塔克在攻击海森堡是“白色犹太人”的文章中列举了海森堡的一系列罪状，历史都把它们登到了海森堡的功劳薄——包括发表“偷运”相对论的文章，拒绝在诺奖获奖者支持希特勒当总统的联合声明上签名，在大学里免除了德国人助教而任用了犹太人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爱国”的名义下进行的。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普朗克、海森堡和劳厄等德国物理学的中坚经常彼此讨论，商量对策，协调立场。他们达成的共识是，他们代表着德国的一流文化，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保存德国文化和科学力量的唯一希望。许多国外的同行朋友劝海森堡脱离德国，但他坚定地说：“我必须留下，因为德国需要我。”在他们看来，祖国的利益无疑高于个人的安危。这种情操不可谓不高尚。保护犹太教授，就是为德国留住人才。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努力阻止、拖延排犹政策在大学里的实施，呼吁犹太科学家留在校园与免职做斗争，游说欲去国离乡的犹太科学家，能不走的尽量不走，必须走的也要留条回来的后路。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希特勒会回心转意的愚蠢的希冀上。他们劝说玻恩等到秋天，也许形势会有所好转，都局势越来越恶劣不得不走时，他们又希望玻恩改辞职为请假。海森堡甚至片面地向玻恩传达了“希特勒精神”（当然也可能他从普朗克那里得到的就是片面的）：“普朗克已经和政府首脑谈过了（我想我可以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你），他已经得到了保证，不会采取超过公职法的任何不利于我们的科学行动了。”对于薛定谔和弗兰克的“无谓”出走，普朗克和海森堡都感到痛心疾首甚至很生气。于此同时，海森堡的老师波尔和师兄泡利，分别在哥本哈根和苏黎世成为应急组织的领导人和积极组织者，帮助从德国出来的科学家。玻恩就得到了泡利的帮助。他曾经的两个学生和助手，一个劝他留，一个帮他跑，同样师生情浓，政治见识却有高下之分。

爱国有错吗？当然没有。然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祖国和一个邪恶的政府就被混为一谈了。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不仅挑战人类文明底线，而且也有违德国传统优秀的部分。德国有悠久的封建历史，而在欧洲教权一统天下的特殊的环境下，相对独立的封疆裂土就成为自由思想家的游击宿营地，历史上德意志曾被誉为思想家的“伟大的避难所”。中世纪先进的唯名论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在慕尼黑得到了终身的保护，近代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德国北部发动了塑造欧洲现代精神的新教革命，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现代大学制度也是在这个国家诞生的。因此这样一个政府不能代表祖国，恰恰相反它是德意志祖国的毁灭者。而与民众一样希望德国能在一战后复兴强盛的德国知识分子，正是被狭隘的“爱国主义”蒙住了眼睛，把纳粹暴行当作国家复兴的“必要代价”而屈辱地圄囵吞下，以他们的怯懦和顺从间接地成就了这场历史悲剧。“半个德国人”爱因斯坦对德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非常不满，在给劳厄的信中他说：“我不同意您认为科学家应对政治问题、也就是广义的人性问题保持沉默的看法……这样的克制难道不是意味着缺乏责任心吗？假若吉奥纳多·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等人都这样想和这样做，我们将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呢？”在他看来，德国1933年的事情，不仅是残暴的领导者犯下的，无知的暴民煽动的野蛮罪行，它也是“思想贵族的彻底失败”。在纳粹的倒行逆施面前，德国知识分子表现与一群“乌合之众”无异。

劳厄接受了爱因斯坦的观点，其实在一战后的纳粹逆流中，他自己就从未“沉默”过。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爱因斯坦的同龄人（1879年生），1914年因发现晶体的X射线衍射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06年，还是普朗克助手的劳厄受导师之托在伯尔尼大学满校园地找“爱因斯坦教授”，辗转打听才知道现在只有伯尔尼专利局的“爱因斯坦干部”。此时爱因斯坦的境况似乎很糟糕，递给劳厄一支雪茄被发现“味道很差”，结果还被劳厄“不慎”掉进了河里；然而思想却很精彩，一席交谈就使他成了相对论的德国粉丝和爱因斯坦的终身挚友，最终也促成了1914年普朗克对爱因斯坦的柏林之约。一战后他一直是纳粹“反相对论公司”（爱因斯坦语）的死敌。当科学院发表谴责爱因斯坦的声明之后，他发起另一个声明予以反击，可惜几乎无人响应，包括哈伯和普朗克。1933年9月，在乌兹堡举行的德意志物理学会年会上，作为学会主席的他以教会迫害伽利略的史实抨击纳粹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犹太科学家的攻击。他顽强地的阻击斯塔克攫取科学机构领导权的企图。二战期间，他从未参予与军事有关的科学活动，最终于1943年被纳粹当局强令从柏林大学提前退休。普朗克在二战前虽然犯过糊涂，例如认为纳粹独裁是“人民大众法治升华”的结果，但纳粹的恶行最终让他清醒。二战爆发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以他的不合作态度捍卫了品格的正直和学术的尊严。他与第一个妻子（因病早逝）生下的二子二女，被一战的战火吞噬了一子二女，仅存的二儿子，1945年因涉嫌谋杀希特勒被纳粹枪决。爱因斯坦也许偏激，他说：“普朗克百分之六十高贵，劳厄百分之百，其他人都不怎么样。”二战硝烟未散的1946年，在英国召开国际结晶学会议，劳厄是应邀参加会议唯一的德国学者。同年在伦敦举行的延迟了三年的牛顿诞辰三百周年纪念大会，劳厄和普朗克同被邀请，是对他们在纳粹淫威下坚守科学家的道德良心的首肯。1957年法国授予劳厄荣誉军团勋章以表彰他捍卫人权和自由的功绩。

1945年希特勒战败时，勒纳德已年过八旬，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盟军不对他提起诉讼，但逐出海德堡，居住在一个小村庄，二年以后，勒纳德离开这个他搞不明白的世界。斯塔克就没有那么幸运，在72岁的风烛残年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毕竟还有比一国利益更高的人类利益，有比一民族价值更尊贵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