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先生将新批判主义的宗旨总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超越，这个总结相当准确，而且继承什么？局限在哪里？如何超越？都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观点，这使得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新批判主义的思想脉络和明确主张。今天，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动辄便是各种似是而非、令人莫名其妙的名词概念的所谓“创新”，从上到下遍布所有角落弥漫着急功近利、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云山雾罩，在这样昏乱浮躁的氛围中，《新批判主义宣言》显示了一种清新、认真、坦诚的风格。笔者同意并支持新批判主义的大部分观点，当然也有不同意见，本文试图对赞同的观点进一步强调、支持并力求有所补充，对不同的观点提出商榷、讨论。
（一）新保守主义与新批判主义
《宣言》声明新批判主义是应新保守主义针锋相对而提出，虽然第一次提出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笔者认为所谓新保守主义是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直到今天仍然方兴未艾的、海内外新老儒家的复古大合唱。新保守主义的这种回潮是全方位的，从官方最高层到民间全社会，从学术教育到影视媒体，从国内的大型国际性活动（如奥运会）到全方位的官方和民间外交，几乎是全民族全社会遍及全球的一场“运动”，很多人是处心积虑精心策划，也有很多人是无意识中在推波助澜。直到最近，某个以一生都在“反潮流”为荣的知名人士也要为人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而且跻身于有巨额资金支持的“主旋律”影视创作潮流。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还专门发表了一个新儒家“新十年展望”的长篇讲话，（笔者将它看作是一篇有气无力闪烁其辞的“新十年宣言”）。伴随着全球百年未遇的经济危机，中国靠着廉价资源和极端廉价劳动力的巨大“优势”，更是财大气粗地要向全世界输出中国文化，以每年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在全球资助、兴建数百所孔子学院，以及借各种机会以金钱为后盾推广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等等。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敢于大声疾呼地宣告承接五四精神、抵制尊孔复古、继续启蒙重任，邓晓芒先生的《新批判主义宣言》尽管在笔者看来还是充满了温文尔雅的书券气，但也称得上是振聋发聩的“反潮流”宣言了。
（1）历史可能被人为“断裂”吗？
新批判主义首先批驳了所谓传统的“断裂”。新保守主义充分利用了文化革命历史悲剧的长期负面心理效果，将五四运动与文化革命相提并论，认为是五四运动全面“反传统”的言论和行动割裂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传统。其实，稍加观察就可以发现，各种新保守主义特别是新老儒家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有意忽略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有意“忘掉”儒家自近代以来无可救药地一路衰败的历史。就像有学者谈到的（资中筠在东南大学的演讲），各种学术活动和影视媒体的宣传造成的印象就好像中国是从清朝末年直接就到了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这种可笑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正反映了新保守主义、新老儒家的肤浅、狭隘和幼稚。一个民族的历史只要这个民族仍然存在就永远都只能是连续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对历史进行任何形式的“取舍”。就像文化革命中曾经徒劳地试图以激烈的方式抹杀儒家传统及其长期广泛影响一样，五四运动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包括文化革命的悲剧同样也是不可能从中国历史中被“剔除”掉的。《新批判主义宣言》中生动形象地称之为“如同一个顽童拂去一盘下输了的棋”。笔者认为“顽童”一词比喻的甚妙，被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侵淫的新老儒家和其他所有人，他们的心理正好就像是一个处于少年期的“顽童”，对于人生对于社会仅仅抱有某种“以我为主”、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还远没有成熟到能够冷静对待他人、敢于直面人生及社会、理解生活的程度。另一个现实的明证就是，自从1840年以来直到今天关于尊孔和“西化”的争论170年间就没有停息过，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中华民族似乎永远面临着被西方文化“侵略”的威胁。
康德曾经对于什么是启蒙运动有十分明确的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
新保守主义对待五四运动的这种态度恰好说明了中国目前的现状急需启蒙，急需重温、继承、发扬五四运动开创的笔者称之为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启蒙运动虽然自五四运动算起已经九十多年了但仍然任重道远。其实，这种心理上的不成熟和根深蒂固的封闭心态远不止表现在新保守主义等所谓知识分子尊孔复古的言论中，就是在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海外华人社区团体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于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经严格审查后公开报道的许多言论行为中都可以明显看到。启蒙运动对于今天的中国实在是当务之急而且刻不容缓。
（2）什么叫做“宽容”？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宽容”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成了衡量“是非”决定取舍的金标准，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模糊以至于争论不休的大问题。宽容经常被认为与中庸之道、温良敦厚等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紧密相关，如果一个人或一种观点被认为不够宽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潜意识中基本上就等同于被否定了。许多人即便内心里或私下里承认这个人或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仅仅因为被指责为不宽容也基本上不敢表示明确的支持而宁愿人云亦云。鲁迅先生批判中国国民性时所表现的“刻薄”、辛辣一直被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甚至嫉恨，以至于近年来随着尊孔复古的日渐升温甚至在中学课本中鲁迅先生的文章都容不得继续存在了。《新批判主义宣言》对此为鲁迅先生做了相当有力的辩护：“谁宽容过鲁迅？”，进而也是对五四精神的辩护。
但是笔者看来，这样为“不宽容”辩护仍然不够彻底，因而也仍然不够有力。实际上是否宽容只是一个表面的、中性的判断，与中庸之道和温良敦厚一样不能也不应该作为衡量是非决定取舍的标准。比如中庸之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仅仅是表面上的不偏不倚，与实质上理解和把握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偏不倚经常掩盖的却可能是没有定见模棱两可，而温良敦厚经常掩盖的也很可能是平庸昏聩。同样，“宽容”的结果特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中也经常是姑息养奸、助纣为虐。或者说对人对事是否应该宽容思考和关注的焦点不在于采取什么态度才是“正确”的，不是为了宽容而宽容，只要是宽容就是正确或至少大致不会错，而在于对人对事如何具体分析、理解和判断。
鲁迅先生的言论、文章和五四精神中确实的存在对于大量传统观念糟粕的“不宽容”甚至“刻薄”。但是设身处地回忆当年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对于大量传统观念的糟粕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已经病入膏肓的严重后果难道还应该宽容吗？面对数千年积习陋习给全民族带来的精神窒息，面对自1840年以来现实冲突中屡战屡败的悲惨现实，能毫不留情地解刨自己，忍痛割除自身的“癌瘤”正是民族精神中健康力量和生命活力的体现。也正是因为五四精神和那一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领袖的奋争、呐喊以及后来全民族历经残酷战争的洗礼，中国文化传统中最腐朽恶劣的部分才得以割除，但是也正是这些糟粕深层次的影响、潜意识中的余毒成为在劫难逃的文化革命悲剧的主要原因，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抛开时间和空间的实际情境，今天以所谓不够宽容否定五四精神、否定鲁迅的任何意图只能凸显新老儒学鼓吹者的健忘、浅薄、狭隘和拙劣。
（3）五四运动是盲目提倡、接受民主与科学的吗？
这种观点基本上不值得一驳，可以说新保守主义反对、否定五四精神的所有论点都反映了一种“以我为主”的浮躁又健忘的不成熟心态，对于自己头脑中偶然冒出来的许多肤浅念头都是凭印象匆匆忙忙地胡乱搜罗一些所谓的“论据”就加以断言，好像不管是什么观点有没有根据只要抢先说出来或是以“文章”形式发表就是占有了所谓“话语权”，而这些所谓的结论都是经不起稍加推敲的。甚至前几年经常能看到许多顶着教授、专家、战略学者耀眼头衔的“论著”中充斥着大量令人啼笑皆非的“旁征博引”，比如什么欧洲如今按国家划分的地理版图细碎凌乱是因为一千多年前某个著名的君王按照微积分的原理将统一后的某个国家一分为几，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等等诸如此类的笑料直到今天仍然可以在许多教授、专家和许多政府高级官员的言论中轻易发现。
《新批判主义宣言》对于所谓“五四运动盲目接受民主与科学”的可笑论点已经做了相当有力的批驳，笔者其实已经不必赘言。这里只是进一步说明新保守主义这些肤浅论点与中国学术界普遍的浮躁和幼稚是相映成趣的，中国文化传统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文字、文章、论著等表达形式远远重于实际内容。文字、文章、论著要表达的思想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意义是不重要的，也是不必认真追究的。只要能写出来，只要有论著出版发表就是学者，就是专家，就是有学问、有“文化”，也就有了社会地位。可惜现代社会，能说能写的人越来越多，能长篇大论自圆其说的人已经是司空见惯。加上计算机文字处理技术和网络的高度发达，组合出一篇文章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的文人更是早就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共识”，更不要说“论文”、“论著”在如今的中国社会都是与实际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于是从上到下尤其是在文科领域抄袭、剽窃早就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文字上论著上分不出高下就要想方设法别出心裁“独具匠心”，或者以各种方式耸动视听，或者谋权谋势争夺“话语权”等等不一而足，如此本末倒置最终便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真假难辨是非混沌，最形象生动的就是柏杨先生的“酱缸文化”的比喻形容了。
应该进一步思考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经常会最终陷入“酱缸文化”这样可笑尴尬的境地？具体到《新批判主义宣言》和本文的主题，为什么新保守主义会以“五四运动盲目接受民主与科学”这样浅薄的论点否定五四精神？为什么新老儒家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并没有认真的反思，对于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也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却能轻易断言民主与科学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进而更扬言中国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已经超越了西方的“现代化”？甚至就在前不久还经常听到许多人不止一次地表示只有儒家思想能够拯救人类。所有这些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那就是近年来西方文化引领的三四百年来的发展遇到了新的难题，而中国凭借着廉价的资源、高昂的环境代价和极端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有钱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腰缠万贯财大气粗，五四算什么？启蒙算什么？
在今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呈现一派盛世景象的情势下，重提弘扬五四精神大概是很少有人能听得进去的，笔者再次表示佩服、赞赏邓晓芒先生的勇气和认真、执著的精神。
（二）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反思
对于五四精神不管是希望继承还是超越甚至于否定，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重温和反思。没有这样的前提，最好不要奢谈五四精神如何如何。笔者认为重温和反思应该包含两大内容，一是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特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和氛围中这个内容更显得重要。本来历史是社会演化过程的基本时间参照，历史应该是尽可能不带政治倾向性的关于各种事件发生发展的忠实朴素的记录，就像没有经过任何修饰和感情色彩的流水帐，遗憾的是在中国历史却从来都不是这样的简单记录，在中国估计至少也是延续了上千年（没有准确考证过）的一个传统，就是历朝历代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来“修史”。这种修史通常都带有明确的现实政治意图，即为了证明改朝换代是某种天意，由此证明改朝换代以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这种传统直到今天虽然形式上改变了但仍然可以看到明显的痕迹。所以那句“历史就像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是得到多数人承认的。《新批判主义宣言》在还原五四运动本来面目上做了一些的努力，比如重温胡适的三条标准、鲁迅批驳的当时爱国论的五大论点等，但是要认真反思、继承以至超越五四精神仅只如此还远远不够。好在五四运动并非改朝换代，除了新保守主义试图否定五四而有意“忘掉”或可以轻易证伪的肤浅论点外，当然也有当权的某些人在有意无意中淡化五四精神的启蒙意义，似乎还没有其他什么人敢于明目张胆地借修改五四史实以达到现实政治利益。
重温和反思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站在今天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以对于人类社会新的认知重新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和教训。这第二个内容当然是以第一个内容为基础，但是其意义更为重要，可以说应该是重温和反思的最高目标和最终目的。因为只有完成了这第二个内容，历史的经验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积极的推动效果而不会成为今天的思想束缚，才能进一步实现现实社会有序的更新演化，或者用时髦的词汇——发展。进一步，笔者认为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不仅仅对于五四精神本身，而是应该将五四运动放到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进一步认知中评价它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于今天的意义。在这第二个内容方面《新批判主义宣言》安排了更多的篇幅进行论述和分析，并且提出了要超越鲁迅、超越五四精神。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特别是出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又一个转折时期，东西方文化共同面临着新的挑战，或者说整个人类社会都在面临新的挑战。笔者完全赞同邓晓芒先生要超越鲁迅超越五四的努力，但是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超越倒不是特别艰难的任务，然而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新的视野，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达到新的认知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超越。笔者认为《新批判主义宣言》由于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人？以及对于进化论等基础性问题的理解而在这方面仍然显得相当勉强或不够彻底。其实，即便是反思和重新评价五四的局限性也与这些基础性问题的理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说当年五四精神的许多局限性正是由于一种时代的局限——即对于这些基础性问题的理解所造成的。本文试图在下面的反思继承部分和最后专门关于超越的部分做更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1）继承五四精神——胡适的怀疑，及追根溯源
《新批判主义宣言》阐述对于五四精神的继承首先从胡适的怀疑精神开始，重温了具有代表性的胡适的三条标准，用意在于证明当年五四运动对于传统的批判不是一种过激的冲动而是基于冷静的思考。胡适和他的思想言论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后来的遭遇一直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胡适的思想带有深刻的杜威社会哲学思想的影响，这大概是不应该有太多争议，因为胡适本人就是杜威的学生，杜威本人就在五四运动前后也曾经亲自来过中国。甚至曾经看到有人说：“胡适一生都在追随杜威那个糟老头子。”胡适当年最著名的口号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主义”，与这里提到的三条标准一样都是典型地反映了杜威温和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笔者一年前曾经有幸阅读并初步研究过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写了一篇《杜威教育哲学新探》，其中特别分析了杜威的教育和社会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核心观念本质上的一致性。也分析了为什么在自称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包括中国共产党）那里杜威的民主主义一直被看作是与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联系到中国许多学者（如李泽厚）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总也离不开的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正是当年这种改良与激进的矛盾的反应，其根源其实在于杜威的民主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实践认识上的差别。
这里只能简要地多说几句，杜威的社会民主主义（胡适的言行是其在中国的代表）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基本一致的哲学思想指导下产生于不同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的社会理论，也正是由于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而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冲突。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比较接近于导致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背景，却与产生杜威社会民主主义的环境相差更远，或者说他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相比较，对于东方文化传统社会的理解存在着更为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因此，五四运动期间及以后胡适的理论和言行一直被忽略，处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下救亡最终压倒启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而不是由于某些知识分子的意向抛弃了启蒙作为救亡的工具。这里笔者对《新批判主义宣言》中的这个观点不能苟同。因为历史的进展终久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只有符合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才可能起到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因此，以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最终成为指导和影响中国社会巨大变革进程的只能是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即经过改造的或称中国化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今天的中国如果在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不至于导致社会矛盾加剧而引发***的情况下，便开始具备了实行社会渐进改良的条件。所以近年来在回顾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提倡的社会改良主张又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新批判主义宣言》对胡适代表性言论的重温正是这种关注的表现之一，笔者认为如果要正本清源返朴归真，倒是应该追溯到杜威的民主主义和哲学思想。比如，《新批判主义宣言》中提到关于胡适的“整理国故”，对“整理”一词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清理和批判，其实这正是来源于杜威的“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这种哲学观念。
（2）关于现代化和西化的异同
现代化只是一个相对时间概念的词汇，不同的时代对于现代化的理解肯定是不一样的。五四时期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与今天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不可能一样。100年前的现代化与西化没有根本的差别，因为当时西方文化正处在朝气蓬勃活力迸发的时期，代表着、引领着世界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笔者同意《新批判主义宣言》中关于新保守主义竭力区分现代化和西化的可笑努力的判断，即那其实反应了一种试图掩盖封闭保守心态的“恐西症”。
但是100年后，今天的现代化与五四时期的现代化却真是相当不同了，今天的西方文化在三四百年的突飞猛进之后开始遇到了深刻的矛盾，也明显预感到了巨大的风险。严格地说今天的现代化已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化了，西方世界同样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当然尽管如此这仍然不能成为新保守主义否定五四精神、否定启蒙运动的借口。仅仅是因为看到西方文化遇到的危机，特别是近年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造成西方国家经济的严重衰落，就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西方，可以胆气十足地宣称中国文化已经复兴，可以引领人类社会进程了，这实在是一种太浅薄可笑的念头。这其实正是近年来尊孔复古的新保守主义之所以甚嚣尘上他们心目中一个感觉最有“底气”、最实际的内心根据。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里一直是在照猫画虎、东施效颦地模仿西方工业发展的老路，走的踉踉跄跄而且代价高昂。这种已经“超越”的可笑念头不仅是浅薄幼稚，而且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打个通俗的比喻，就好象在田径跑道上进行多圈的比赛，看上去跑第二圈的选手（西方）是处在中国身后，可是别忘了中国才是在跑第一圈，实际的差距不是表面上领先对手的这一小段而是还落后了几乎整整一圈呢。当然西方选手可能因为某种“内伤”或任何其他原因速度慢下来甚至导致停顿，但是中国要想追上对手，已经落后的这几乎一圈的路程是不可能“飞”过去或者“跳”过去的。这种差距既反映在表面物质成果上也反映在自我认知程度上，自欺欺人想当然的心态其实正是这种实际差距的具体表现之一。不要看着西方文化面临的挑战幸灾乐祸，笔者的观点实际上中国面临的更是双重而且是双倍的挑战。也就是说中国100年前的现代化的任务（其实是西方文化三四百年前启蒙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又不得不与西方世界共同面临今天的现代化新的挑战了。
新保守主义者刻意提出现代化和西化的的问题，除了试图否定五四精神和启蒙运动，其实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希望引发对于马克思主义主导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历史性进程的“反思”，因为在新保守主义和新老儒家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也是一种西化。但这种意图由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却不便于太张扬，实际上人们看到的是为了获得现实政治利益反而在以儒家思想的“和为贵”热烈响应“和谐世界”的政治理念。可惜看起来珠联璧合的双方对于中国历史的反思以及对于西方文化包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嫌肤浅也太急功近利，以至于甚至都回答不了一些简单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比如，如笔者前面已经简单回答了的问题，五四运动期间及之后，为什么同样是西方的社会理论，中国选择了陈独秀、李大钊主张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却没有选择胡适主张的杜威的社会民主主义。
（3）继承五四精神——鲁迅的批判与自我忏悔
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比胡适所代表的杜威民主主义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要深刻的多。五四运动的批判精神自然以鲁迅最具代表性，相比较而言胡适的怀疑与批判以及社会改良的主张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却明显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而鲁迅先生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检讨、批判之犀利、辛辣、不留情面是公认的，以至于近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所耿耿于怀嫉恨在心。这一方面说明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由此塑造的社会及国民性的认识更为深刻、准确，同时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历史包袱和由此形成的惯性的确是异常的沉重并且巨大，直到今天鲁迅当年所鞭哒的国民性中的保守、丑陋和阴暗仍然深深掩藏在多数中国人内心深处及潜意识中。鲁迅先生当年曾经热切希望他的文章能“速朽”，遗憾的是他本人绝不会想到，他的文章和言论用于针砭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现代社会中的大量现象却仍然切中时弊，这不能不说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悲哀。
因此笔者认为，今天继承五四精神不仅要看到现实的中国具备了一些进行社会民主主义渐进改良的条件，胡适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对于传统经验的清理、总结的方法，以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主义”的社会改良主张有了具体实施的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比较有利的外部条件，则需要也允许更多冷静的思考和稳步的实践。然而，同时更应该看到由于中国文化传统观念的极端保守封闭，历经数千年的反复强化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几乎所有人（包括海外华人）的潜意识中。加上近一二十年盲目的大张旗鼓的尊孔复古，以为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实更多是传统糟粕的回潮，代价不仅是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而且造成了新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更需要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痛下“刮骨疗毒”的决心，准备经历艰难又痛苦的过程。
《新批判主义宣言》特别强调了鲁迅先生的自我忏悔，这是他能够成为五四运动批判精神杰出代表的重要因素，也是鲁迅先生与当时中国各种观点的其他知识分子最明显的区别。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进化论在当时仍然处于自我完善的初期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在内对于所信奉的进化论本身所遇到的挑战是不可能意识到的。大多数人甚至对于启蒙的准确含义也并没有清楚的理解，因此导致了内心和实践中一系列的矛盾和尴尬的困境。比如，《新批判主义宣言》中就特别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倾向，即认为启蒙是开启民智，许多人是把自己当成少数先知先觉者，负有引领芸芸众生的责任。也有许多人把启蒙看作是文化知识的普及。虽然由于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普及识字率普及教育也是五四时期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需求，但却不是启蒙思想原本的核心内容，文化知识仅仅是提高自我意识觉悟的工具之一。本文前边引述康德在十八世纪对于启蒙的解释很清楚，其中并没有代民立言等类似的含义。这种作者指出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不止这一种表现）倾向实际上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救民于水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观念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而鲁迅先生在解剖他人的同时更无情地解剖自己，却表现了他的与众不同，表现了一种完全出于直觉的对于真正意义的启蒙以及对于自我认知的敏感，虽然他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而处于痛苦的自我反省甚至是自我挣扎之中。对于进化论理解上的局限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今天不能对前人有更多苛求。对于启蒙思想的误读和误解却是处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环境中很难避免的“通病”，其实个人是否完成启蒙并非是以读书多少或掌握多少当代知识为标准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鲁迅，尽管他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这种自我忏悔的精神使他仍然表现出是五四时代出类拔萃的中国思想界的先驱。个人可能在思想上对人生社会的感悟领先于同时代的人，但即便先知先觉者也不是救世主，也并非因此高人一等。启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中都应该经历的心理成熟过程，而且首先是自身的觉悟，今天完全应该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但在几十年或大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氛围中，即便是思想先驱者甚至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在思想和实践中取得了超乎常人的业绩后都会有意无意中以救世主自居，然而由于这种时代的局限性造成内心无法解脱的矛盾导致了也只能得到一个悲剧性的结局。鲁迅先生以他的自我忏悔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极少数在自我认知程度上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准的思想家。笔者认为，继承五四、继承鲁迅，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继承这种自我忏悔自我认知的心路历程，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完成自我启蒙，达到对于自身对于社会一种新的认知。并影响、启发、带动更多的人最终真正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启蒙运动。杨振宁先生称之为“文化自觉”，笔者称之为“认知自觉”。
（三）超越五四、超越鲁迅
正因为中国今天面临的是双重、双倍的挑战，因此在继承、反思五四精神的同时当然应该、也不得不超越五四。处于今天的现实环境，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演化，前辈哲人和思想家的精神成果以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历史进程中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已经给了今天的人们更丰富的素材和更广阔的视野。今天的人们理应对于前人有所超越，也只有实现了这种超越才可能达到人类社会的有序（进化）更新演化。如果被前人的思想所束缚，就像今天的新老儒家或新保守主义对待孔子学说的态度，则可以断言是根本无法面对现实挑战的，更何况发展到十九世纪的儒家思想以及以此为伦理基础的整个社会政治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刚刚经历过一次惨重的全面溃败，中华民族如果如此健忘或者“像顽童抹掉一盘输掉的棋”就可以忽略这种残酷的教训，以这种自欺欺人的幼稚心态还要奢谈什么中国文化的复兴，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笔者所言双重的挑战，首先是完成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数千年儒家传统价值观念的超越，然后便是完成对于五四精神的超越。笔者认为本来五四运动曾经已经部分超越了儒家传统观念，特别是在救亡运动以及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直到抗美援朝等残酷的战争洗礼中，民族精神和生命力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复苏，与此相应的民族尊严和国际地位都曾经令人充满希望，甚至一度成为其他文化尊敬以至效仿的榜样。但是由于这种超越不够彻底而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文化革命便再次成为中华民族的在劫难逃。更遗憾的是这个历史性、全民族的悲剧引发了儒家传统观念的大回潮，使得今天又不得不再次面临传统文化观念糟粕的挑战。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对于人类自身，对于社会，对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知，而这一直是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最致命的缺陷。正是这个致命的缺陷曾经造成近代中国整体命运难以挽回的衰落，以及虽经五四运动一时警醒，但之后的几十年直到今天中国社会的进展仍然反反复复、步履艰难。由此笔者认为，看来只有完成对于五四精神的真正超越，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有所进步才可能彻底扬弃儒家传统。真正完成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的超越，也才能面对今天的现代化新的挑战。也就是说，挑战是双重的任务是双倍的，但根源却是一个，即彻底扬弃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达到对于人类自身和自然界以及相互关系新的、进一步的认知。
（1）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的超越
《新批判主义宣言》首先明确了究竟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启蒙首先不是启他人之蒙。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数千年传统文化观念的侵淫，大多数人都是自然而然地便将启蒙运动看作是开启民智、代民立言、为民做主，自然而然地与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局限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数千年时间里中国都是在以君臣父子等一整套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制度构造、管理整个社会，甚至具体规范到每一个社会普通成员每日每时的举止言行，从来就没有“人人生而平等”或者“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类哪怕一丝一毫的意识，而且在数千年时间里都没有给这种思想萌芽留下些许生存和活动的空间。说它是历史的必然，是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民族所能接受的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念必然是自认为与自身传统观念最接近因此最容易被理解的那些内容，加上中国自古以来中央王国的强烈意识和曾经辉煌强大的历史，也很难认真思考究竟这种外来观念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不管是否意识到，由于这种观念与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实际存在的本质上的差异，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努力也是不可能认识并在思想上解决这些矛盾的。
《新批判主义宣言》比较准确清晰地分析描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启蒙的这种矛盾心态和演变过程。总结了五四精神局限性的三个方面及所表现出来的三种矛盾，即心智成熟的自我觉悟与开启民智启他人之蒙，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以及作者定义的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笔者在这里对于《新批判主义宣言》总结的第一个方面的局限表示完全赞同，对于如何继承、超越感觉不够彻底，主要是没有提出更为实际有效的具体途径，很容易滑入“正心、诚意、修身”这种儒家传统观念的老路。而第二个方面实际上与第一个方面基本上是一个问题，即便是作者自己的描述也可以明显看出甚至遣词造句都是几乎相同的。比如“立人，完善自我”与“人格独立”，比如“新批判主义者既不凌驾于大众之上，也不屈从于大众之下”与“而是在人性的根基上与他人相通，是灵与灵的平等交往和对话”，等等。对第三个方面笔者认为需要更多一些的认真商榷。
笔者认为这些矛盾从根本上说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各自的发展，到同一时代在认知能力上呈现的差异所造成的。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严重窒息了这一传统束缚下的绝大多数人自我意识的觉悟，即自我认知能力的成熟。同样也造成了对于自然界和外部世界认知能力的严重滞后，表现在宏观上就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严重窒息状态以及社会的封闭、停滞甚至倒退。这种长期保守、与世隔绝的状态使得内部积累了大量的无序、混乱甚至溃烂，在迫不得已“对外开放”时（在中国是被坚船利炮轰开了大门），便陡然面临“三千年从未有之变局”。内外的巨大差异必然引发各种各样强烈的激荡和冲突，反映在人的精神意识方面便是大批知识分子思想情绪上相当盲目的冲动和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的政治主张，反映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结构方面便是社会整体的***，一切传统权利结构的瘫痪、崩溃直到“有枪便是草头王”，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这正是中国上世纪前半期真实的的社会状况。《新批判主义宣言》中描述的以往被有意无意中忽略的一些历史人物的思想细节也正是当时混乱状况的真实写照。这里提到的不管是当年陈独秀曾经设想、汪精卫付诸实践的“曲线救国”，还是鲁迅、郭沫若、周作人以至今天的杜维明等等对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对自由与公义等概念的理解和追求，其实都是程度不等、形式各异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束缚下各人对于自我及对于社会认知能力的反映。大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些知识分子（即便是其中佼佼者）固然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然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甚至就是当代在西方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只要仍然被束缚在儒家思想传统价值观念的框架内都无法在认知能力上有所提高、深入，杜维明先生在他的新儒家关于新十年展望的谈话中甚至在一些简单基本逻辑（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思维上都出现了明显的混乱。
《新批判主义宣言》确实在以上方面超越了五四精神。前面已经说明，笔者认为第一个方面和第二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人格的独立和人人平等的观念，具体的这里就不再重复叙述了。笔者认为能够达到这种超越关键原因是由于邓晓芒先生青年时代（从事哲学研究之前）的生活经历及认真严肃的反思和感悟，即对于人生、对于现实社会的亲身感受和觉悟。如果没有这种经历仅仅是自我忏悔是很难或者不可能实现这种超越的，像鲁迅先生七八十年前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及深刻的内心矛盾，却也只能停留在无穷无尽痛苦的自我忏悔中难以解脱而遗憾终生。
当然，邓晓芒先生也正是由于个人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加上多年从事书本上的对于西方文化、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和思考，也因此而表现出了某种局限性。
（2）鲁迅先生超越了进化论吗？
进化论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以来，一直在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各种考古新发现事实的检验，一直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是遗憾的是，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直到今天对于进化论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九十多年前五四时期的水平，即优胜劣汰强者生存，比如，资深学者资中筠就在最近的讲演中还仍然称严复翻译了进化论。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由于五四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接受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的思想，而赫胥黎的《天演论》是达尔文进化论之前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如何发展演化的研究成果之一。这种思想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达尔文也是受到了这些早先的观察和研究成果的启发加上自己大量认真细致的观察、思考、感悟而最终写出了《物种起源》。但实际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赫胥黎的天演论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别，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前人各种相关的思想成果基础上出现的对于自然界的认知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因此《物种起源》发表后，赫胥黎心悦诚服并且公开声称甘愿做达尔文的斗犬，亲自参与了无数次与各种各样反对进化论观点的激烈争辩。由于严复不可能注意到天演论与进化论的这个根本区别，也是由于传统文化观念熏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倾向性，在十九世纪末翻译了《天演论》却没有翻译几十年前已经问世的《物种起源》。这个多少有些偶然的因素造成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直到今天都对天演论和进化论的重要区别没有清晰的概念，以至于《天演论》阐述的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的观点基本上长时期主导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进化论的理解。二，是因为儒家学说数千年一贯制的重“人”轻“天”（这里是指今天理解的自然界包括大气层和宇宙的概念，不是儒学概念中的天），严重压抑、窒息了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研究和发现，造成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长期没有得到发展的空间，对于地球物种包括各种生命现象的演化从来就没有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基本上很少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更谈不上生物学专门领域的研究了，也就无从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更深入仔细的了解，而由于儒家文化传统观念的一贯倾向却很容易就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导向。因此，笔者认为，邓晓芒先生在《新批判主义宣言》中提到鲁迅先生超越了进化论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鲁迅先生并没有意识到进化论遇到的挑战和不断处于完善的过程中，他只是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对于优胜劣汰（天演论）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同样，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史哲专业的知识分子继承了自古以来的这一“光荣”传统，邓晓芒先生今天对于进化论的理解与鲁迅先生当年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在这点上，鲁迅先生并没有超越进化论。而且，邓晓芒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超越鲁迅，至多只是更坚定地对天演论（而不是进化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或者接近否定，他的其他论著中所明确论述的对于进化论的理解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局限性。
比如就以《新批判主义宣言》中的【进化论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和信赖的“社会规律”，人类若不自己长进，的确会退化、堕落、灭绝，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
】为例，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的，因为指出的是由观察人类社会的事实得出的判断。但是前半句的断言却是错的。首先，这里虽然用了“进化论”一词，但实际上萦绕在作者头脑中的却是天演论的观点。再者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仅是“社会规律”，而是自然界物种演化的规律。笔者今天进一步明确自然界的物种包括人类社会，但不管是对于自然界其他物种还是对于人类自身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都不是优胜劣汰、强者生存。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错误地将天演论的观点当成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应用于人类社会而长期误导了人们对进化论的理解。
如果简要地用一句话总结进化论，今天更准确的说法有人说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也有人说是：自然选择、幸者生存；笔者认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自然选择、（有）序者生存。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当抽像的总结，具体内容远远不是这样简单，而且进化论本身也只是整个世界观的一部分，地球自然环境中的物种（包括人类）演化的规律只是宇宙间物质运动规律的表现形式之一，详细叙述就远远超出本文题目所涵盖的内容了。
转载自：晓芒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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