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读《柴玲回忆》

柴玲自传，英文书名比中文书名更为贴切：A Heart for Freedom（《向往自由的心》，副标题：柴玲回忆）；中文书名：《一心一意向自由》，则有些落俗。展卷细读，颇感意外。印象中，柴玲不常写作，但这部文字洗炼的回忆，细节感人，文字感性，读之感动，堪称佳作。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自传里全无空洞的政治说教，而是娓娓道来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兼具鲜明的女性叙事风格。

“六四”凌晨，柴玲与同学们最后撤离

九十年代中期，海外出产题名《天安门》的纪录片，把八九学潮期间，柴玲独自对一个美国人和一名香港记者的谈话录音翻了出来，仅凭柴玲几句不太成熟的表白，就塑造出一个“让别人流血，让自己逃生”的另类柴玲形象。于是，对柴玲的谴责与挞伐如暴雨骤至。柴玲为此备受压力。

不撤，成了“原罪”；言流血，更成了“原罪”。连柴玲也被逼得默认了这种“原罪”。关于那段话，“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柴玲在自传中解释，这段话，最先从李禄那里听来。但，即便是李禄先说的，又如何？以我们对当时民情的了解，多少人都喊出这样的口号：“誓与广场共存亡”、“头可断，血可流，天安门广场不可丢！”与柴玲那段话，完全呼应，区别只是，一旦放到精心制作的电影中，便产生不同寻常的渲染力。

其实，“因言获罪”的柴玲，何须辩解？只须做如下声明即可：当年，作为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孩子，我还没有成熟到如外界所想像、所期待的那种程度；难免说话不周全、做事不周到；但我追求民主的信念，天日可鉴；我只需要说明一点：我与天安门广场的同学们一道，都是坚持到最后时刻，经过集体表决，才一同撤离的。

需要流血的，不是柴玲，是邓小平

大约也是九十年代中期，海外有一场关于八九期间“该不该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反思。按理，任何运动或革命，关于其方向、阶段、策略，如何达到目标，都可以检讨；任何公众人物，更可以接受评判。但有人据此把“六四”屠城的责任，推到坚守不撤的学生们头上，甚至推到年纪轻轻的学生领袖柴玲头上，则是本末倒置、罔顾事实的逻辑混乱，客观上为“六四屠夫”邓小平和李鹏提供了辩护词。

从《柴玲回忆》中，读到一个细节，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人数变化。运动前期和中期，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是抗议主体；但到了五月下旬，北京当地的学生逐渐散去，外地的学生成为主体；到了五月底，外地的学生，也逐渐离去，仅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就有约三万外地学生乘火车离京。到六月初，坚守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只剩下不足五千人，到“六四”清场前，仅余三、四千人。

以笔者几次在国内组织学生运动的经验，深知，尽管存在学生领袖或学生组织，但作用均有限，学生运动的自发性极强，自发而起，自发而落，出于激情而来，甚至出于浪漫心而至，但激情过后，容易回冷；浪漫心碰撞到现实，容易受创。学生自发离开，或因疲惫，或因失望，或因兴趣转移，都在预料之中。八九那一年，如果不是因为中共“四二六社论”或宣布戒严等手法的刺激，学潮应早已落幕。

聚集天安门广场的请愿人群，从百万之众减少到只有三、四千人，再熬上几日，这三、四千人大概也都散了。按理，当局已经没有镇压的必要。为什么还要镇压？为什么非要镇压？笔者终于想明白了：权力斗争，中共高层的角力。

试想，三十多万大军已经开到京城，才发现没有镇压的必要，力主用兵的邓小平，岂不理亏？不镇压，撤回去，邓岂不大失脸面？在党内，赵紫阳岂不就赢了？——看吧，我说过，学生是和平请愿，好意给政府提意见，没有推翻政府的意思，如何？赵派若赢，邓的位置往哪里摆？因此必须镇压，哪管它必要还是不必要。邓的心思，一如1979年那回，对越开战，本来没必要，但却借口开战，从华国锋手上夺走军权。1989年的镇压，邓凭藉手中军权，巩固了他在党内一度岌岌可危的“太上皇”地位。

撇开空泛的语言，可见，事实上，并非柴玲们“期待流血”，而是邓小平和中共顽固派期待流血，他们需要听见枪声，需要制造血流成河的效果，不仅要借武力巩固权位，还要借武力恐吓民众，看你们日后还敢不敢示威抗议占领天安门广场？“我们不怕流血。”邓早在1987年初，针对八六学潮，就撂出了这句狠话。笔者曾参与（1986年冬，上海）的八六学潮，乃自发落幕。胡耀邦因八六学潮而遭邓小平罢黜。

学运自发性极强，撤与不撤，并不简单

“应该撤”、“早就应该撤”，“见好就收”，这类观点，当然具有斗争策略上的价值；但，面对自发性极强而如洪流汹涌的群众运动，操作起来，又谈何容易？不仅柴玲回忆揭示，而且当年参与者都有感受，撤与不撤，并不简单。

有政府方面的人，来与柴玲等人沟通。一类人说：邓小平希望“学生们能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不要把运动深化，免得给大家都带来危害。”（传话者自称与邓家有关系。）另一类人说：“如果你们真要行动的话，那就干脆彻底一些。”（传话者听上去属于赵派。）

而在广场，当柴玲等学生领袖宣布停止绝食时，愤怒的学生们冲着他们吼叫，指责他们背叛，“他们疯了似地把公交车（总指挥部设在这部车上）使劲往后推，直到整辆车都摇晃了起来。有人扔了一块石头，把一个车窗砸碎了。”

“六四”前夕，柴玲还受到两起面对面的威胁。一名工人闯进帐篷，拿一把枪指着她：“我们那么多工友都为保护你们学生死了，如果你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我就拿枪崩了你！”另一名学生冲进来，拿一把刀指着她：“柴玲，这么多学生被杀害了，如果你不让学生们撤退的话，我会捅死你！”

最后，柴玲和学生领袖们认定，撤与不撤，只能由广场上的学生们来投票决定。可见，年轻的学生领袖们，并不能控制广场局面。当时的情况是，缺乏一个坚强、有准备和训练有素的组织担当运动中坚，不可能让学潮做到收放自如。“见好就收”的策略，理论容易，实践不易。

反思斗争策略，也须反思民族性

放到突尼斯，因一小贩自焚，民众抗议便如冲天怒火，一举赶走独裁者；放到埃及，统治者已经接受抗议民众要求，答应下台，并公布政权交接时间表，民众却不依不饶，非要独裁者立即走人；放到叙利亚，民众示威，迄今已9个多月，抗议民众被杀超过4000，当局先后承诺改革、对话、释放政治犯，民众不仅不撤，反而持续抗争，一浪高过一浪；放到利比亚，民众不仅不撤，还武装反抗，直到颠覆政权，杀死暴君……

诚然，突尼斯与埃及等国相对开明的独裁统治，有别于中共极端暴戾的独裁统治，前者留予民众更多空间。笔者此前也曾撰文，阐述两种统治的区别及民众的不同选择。此处不赘述。今年，利比亚与叙利亚的统治者，镇压和屠杀示威民众的残暴程度，看上去不亚于中共，卡扎菲公开承认，他效法中共。然而，民众不惧、不撤、不动摇，反映的，必然有其民族性。

斗争策略固然需要讲究，但，不撤，不达目的誓不休，几乎是所有民权运动、民主运动、以及所有造反或革命中，参与者的基本态度、基本立场，从最温和到最激进的诉求，哪怕是一桩拆迁案的补偿要求，概莫例外。否则，所为何来？

别国民众不撤，唯独中国民众需要撤？而且是那般温和的中国民众，那般天真的中国学生，那般和平、理性、真诚的中国式请愿。恕笔者言，那种片面强调妥协忍让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正反应了中国人的民族性：软弱，怯懦，胆小如鼠，消极被动；不敢谋反，只敢请求，至多造次，而且，边造次还得边看统治者的脸色行事。（中国人民族性难以准确定性，大致或部分如此。）

笔者赞同策略上的反思，以为后车之鉴。对抗中，适当的撤退，以退为进，原本也是古法。但，是否也是因为民族性的局限，使反思者们无法反思到另一个方向？－－当时的百万之众，何不发一声喊，一鼓作气，冲进中南海，冲进人民大会堂，占领国防部，占领中央电视台，以人民起义的方式，推倒独裁？如果中国人具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那等民族性，勇敢，有种，彪悍，生猛，坚韧不拔，敢于造反，敢于复仇，那么，盘踞北京的那个曾经屠杀几千万中国人、当时又把屠刀挥向手无寸铁的莘莘学子的残暴政权，又岂有不倒之理？据传，当时的老邓，心生恐惧，已经准备好，若镇压失败，就带全家出逃巴基斯坦。

中国民众若能同心协力，坚持抵抗，邓的镇压未必就能成功。观察今年的利比亚和叙利亚，正是民众持久的浴血抵抗，才逐渐召唤起军人倒戈、军队反叛，以及国际社会的介入。中国民众若能不屈不饶，感召被称为“子弟兵”的解放军，最终促其分化、倒戈，并非不可能。诸如38军军长的阵前抗命，就是端倪。

八九民运失败，是民族性的失败

记得1989年6月4日后某日，身在广州的笔者，曾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葛天豪见面，葛问：或许暑假过后，学生回校，学潮又会再起？我立即回答：不会。之所以回答得那么干脆和肯定，正是基于我对中国人民族性的感知。不久，笔者入狱，遭审问时，了解到，高墙之外，当局正在搞“人人过关”，学校、机关等单位，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人需要写检查，或者揭发。很现实的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刚忙完学潮，就开始忙“人人过关”，他们中，有几人寻思让学潮再起？

八九风云，春夏之交，前后两个来月，那些富有阅历、甚至富有声望的知识分子或社会贤达，有几个，真正挺身而出，站到运动前沿？寥寥无几。再次印证民族性的软肋：瞻前顾后，明哲保身，贪生怕死。更有当时亲笔书写声明要求学生不撤的知名学者，事后竟摇身一变，沦为今日中共之御用文人。见风使舵，见利忘义。

八九民运失败，是民族性的失败，又何必嫁祸于一个远非老练政客的学生妹？对柴玲的责难，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还是一百步笑五十步？正是这个紧守活命哲学的民族，可叹的民族性，才能让那个当今世界最残暴、最腐败的独裁政权，霸占中国大半个世纪，时至今日，其横行，仍仿佛遥遥无期。

作为八九学潮期间天安门广场总指挥，柴玲的言行对错，大可争议。但其历史地位，自然形成，逃亡海外后，连柴玲本人都不曾意料，身影所至，造成轰动，乃至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国际社会认同柴玲和中国学生的勇敢精神，绝不会因为她或者他们说过几句不成熟的话而轻易否定。

宗教信仰或可救中国

《柴玲回忆》的最后篇幅，记录了她从一名学生领袖转变成一名基督徒的心路历程。“人到尽头神抬头”，曾经遭遇的人世打击、精神创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柴玲接受耶稣基督的引领。自由，柴玲依然使用这个词，来定义她“获救”（信主）后的心境。肩负神的使命，柴玲转而从事维护妇权，为女童发声，揭露中共“一胎化政策”对女性和生命的戕害。

笔者阅读《柴玲回忆》期间，中国正传出一桩耸动新闻：一名两岁女童，连续被两部车碾轧； 18个过路人熟视无睹，见死不救；直到第19个人，一名拾荒妇，才将这个血淋淋的小生命抱起。女童送医后，不治身亡。经共产党长期洗脑和毒化的中国人，道德滑落，良知沦丧，冷漠冷血，一至于此！

建立分权制衡的民主制度，国家硬件，已非易事；重建一个民族的精神与道德，巨大的国家软件，更是一大难题。柴玲的信仰归宿，让笔者联想到，如果有相当部分、比如半数以上乃至多数中国人，皈依宗教，仰望于神，那么，独裁者的宣传与洗脑、伪善与谎言、暴力与恐吓，岂能不失效于无形？由此也可明了现政权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恐惧所在。在信神的境界里，怀仁怀德，行善行慈，中国人的道德可望获救，进而，中国人可望获救。这大概是“一生都梦想救中国”的柴玲，最后悟出的真理：靠信仰而获救。



－－原载：《开放》，2011年12月号
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551

参考：The Road to Freedom - CB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