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找一个逻辑起点
突然转型讨论“民主”（政治），原先的科学思维惯性仍在起作用。与二十世纪科学相伴的主流哲学是实证主义哲学，霍金把这种哲学归结为“依赖模型的实在论”，就是说科学理论，乃至一个个体，都需要依赖一个理论模型赋予世界万物意义和实在性。这不是我们这里需要讨论的。我联想到的是，为了使对韩寒问题的讨论更有意义，我们也需要一个好的逻辑建构，否则会产生“鸡鸭对话佯谬”，因为意义不明不能产生真正的思想交锋。
韩寒问题的三个关键词是革命、民主和自由。看了韩寒及评论者的几篇文章，感觉韩寒是不要革命和民主，只要自由。（不一定太准确，就要权当一个假设吧）于是三者皆要者愤而批评或批判，因为他们与韩寒只有小概率的交集（自由），而三者皆不要者则向韩寒张开了热情的怀抱，因为他们有大概率的交集（不要革命和民主）。但是我想，做一个民意调查：让每一个接受调查者随意在革命、民主和自由三个选项中勾取一项或多项自己想要的，也可以全部不选，得票最多的一项必定是——自由。
这就是耗散结构理论（后面我也许还会谈到）说的“随机涨落”产生的“突现”，就是说我们所有人的主观意愿是千差万别的，在我们每个人的随机选择行为中，某种选项地位会被自然而然地显得更突出，如果再通过一种政治制度把它固定下来，它就成为了一种社会秩序——人类社会往往就是这样演化的。事实上，从霍布斯开始的西方政治学，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突现，把自由作为政治学的逻辑起点，使政治学成为一门既然严谨的逻辑、又有活泼的生命的学说，伴生出差异甚至对立的各种政治运动，产生出形态各异的史无前例的各种政治制度，形成了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政治史。
依我的判断，韩寒主要是个“文学人”，文学追求个性和不可通约性，文学手段可以打破规则、追求陌生性而产生美学价值。我能深刻体会文学人发出政治诉求的苦衷，但作为政治人，文学方法不具有合法性，政治诉求需要普适性和可通约性，必须遵循大众逻辑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我们大家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自己心目中建立一个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理想社会模型，在这个社会中可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个人的模型一定是差异化的，所以形成了社会的随机涨落场。但一个模型的可通约性愈大，在人群中产生共振的概率就越高，其被固定下来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可通约性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但不是唯一的）就是逻辑，形式逻辑。
于是韩寒三部曲的顺序：革命→民主→自由，刚好应当颠倒过来：自由→民主→革命，如此才好建构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模型，才能帮助反对者或拥护者了解韩寒理论的真实诉求，准确把握其意义、特别是经验意义。否则容易浪费批判或拥护的感情和热情，总而言之，表错情。
我的时间比较零碎，又忍不到写完了才发表，于是分段发出，而且也不可能有很详尽的论证，如果朋友们有兴趣可参看我这方面的拙文（注2）。
1、自由
不好意思，已经挨骂了。咱们不讲那么玄乎，尽量通俗哪怕庸俗。作为一个人，韩寒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幸福，我想这点应当是没有歧义的。只不过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同。韩寒的幸福是自由的写作，放牛娃的幸福是吃上米饭和睡地主的小老婆，我的幸福是养家糊口和偶而在网上写文章并且少被删锁，雷锋的幸福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价值中立，我们不对各种幸福观作高下之分。
为了实现人人需要又各不相同的幸福，我们就要研究实现幸福的具有普遍性的条件，当然就不是富爸或官爸这类只有特殊性的条件。现代政治学之父，英国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发现这就是所谓“自然权利”，早期的政治学家主要讲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以后社会发展，争取幸福的自然权利的内容也不断丰富，诸如议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新闻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权利，都归属于人追求幸福所必需的自然权利。权利在法律上的定义是“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是一种可以自主决定的行为方式，故权利的本质就是自由。所以政治学史上的自然权利也可称为自由权利，或干脆简称“自由”。
自由是实现幸福的最本始和最基本的条件。学生时代的韩寒，他的幸福就是读自己想读的书（作为），不上自己不想上的课（不作为），这就需要有选择书籍和学科的自由权利。我认为，除了义务教育制度要求每个公民必须遵守的义务，这个社会并没有太多剥夺他的这个权利或限制他的自由，只要他愿意付出中学考试每每挂红灯、不上大学之类的巨大的代价。在这里是自由的。包括我们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我，学生时代硬着头皮读不愿读的书，上不愿上的课，只不过是自愿放弃了韩寒式的选择自由，以争取更长远的幸福，但依然基本上是自由的——自愿放弃自由也是一种自由。不是不想像韩寒那样，而是不敢，所以韩寒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在这里，世俗的理解自由和幸福是矛盾的，不顺从这个教育体制，人生几乎注定是不幸福的，你将升不了学，意味着找不到好工作，赚不到钱，得不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就是说对常人来说是一个二选一的题，韩寒偏来了个二选二——自由和幸福我都要！最要命的是，他还成功了！
现在形势不同了，韩寒成了作家，体制外作家，他要靠写字糊口，也许还要养家。同学生时代一样，他依然可以从众放弃写作自由，做一个体制外的“含泪”大师或“作鬼”诗人，由此也许还可以敲开体制的大门，放弃自由也还可以是一种自由。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他的字典里自由与幸福是同义词，别人可以拿自由交换幸福，而他的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幸福本身，具有不可交易性。这就有点难了。我刚才说了，放弃自由也是一种自由，但如果不能选择自由的时候，就不能再说还是自由了。悲剧就在于，作为一个作家，你不能选择写作自由！
我们的国家正自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相当于欧洲的近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时期是涌现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的时期，任何一个学过点历史的朋友，至少文学家都可以数出雪莱、狄更斯、卢梭、巴尔扎克、雨果、歌德 、席勒、托尔斯泰、泰戈尔等等一大串光辉的名字。可是我们“新中国”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出过一个能与他们比肩的人物没有？没有！是不是中国的文化土壤特别贫瘠，是不是中国的作家特别愚蠢？都不是！其实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没有写作自由，却有特别严格和“科学”的审查制度和出版制度，用韩寒的话说就是让作家刚拿起笔时手就会打哆嗦，这怎么能出好作品，更别说伟大而传世的作品呢？
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伟大作家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况且韩寒的作家之路付出的是如此巨大的代价！一个社会应当尊重一个小人物的大理想，而这个小人物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他要的东西是如此的基本，舍此他一点希望也没有；而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面前，他的诉求又是如此的卑微而无望。为此他顺带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当作向文人和文化商人朋友行贿，甚至承诺一旦获得自由将“不清算和向前看”，向权势者行贿。有人从中看到了怯懦，我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理想的年轻人内心最强烈最真实的感受和需求！
咱们都别搞宏大叙事，都别真崇高或假崇高，都认真倾听一下自己内心最强烈的呼声，想明白自己最想得到的是什么，而实现这个最强烈的愿望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不要心照不宣，像韩寒一样大声地说出来。那么，你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自由，才是韩寒三部曲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也是他性格逻辑的起点，尽管被他文学化的倒装到了末尾。韩寒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用他的全部人生实践证明了：他体会到了自由的真谛，找到了人的存在之根，并且不惜代价地去实现这个最美好的价值。仅此一点，韩寒值得我尊重、敬佩、乃至自愧！他向这个社会要的不多，其实也是我想要的，我想也是朋友们想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能形成“重叠共识”。哪怕你是一个专制主义者，或者说好听点，一个威权主义者，也希望你权利的丧失是自愿让渡给政府的，而不是被强力剥夺的。这个清楚明白的又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自由，应当成为我们政治建构的逻辑起点。
2、民主
一个如此渴望自由的人却不要民主是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其实一点也不。我还可以告诉你，以自由主义为逻辑起点，甚至可以推导出专制主义。现代政治学之父，也是自由主义之父，霍布斯就是这样干的。他的政治学著作《利维坦》，以人的自然本性——“利己心”出发，证明了在自然状态下，“人对人是狼”，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是一个逻辑的必然结果，于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状态下，人的自然权利产生了自相矛盾，人人行使自己权利的结果是人人的自然权利都受到了威胁，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解决权利悖论的唯一方法是大家达成一个“社会契约”，把自己的自由权利让渡给一个统治者、一个政府保管。于是政府就有了对每一个国民的财产和生命的生杀与夺的权力，而每一个国民成了权利真空体，而且还不能有半点埋怨，因为权利的出让是自愿的，大家都在“社会契约”上按了手印。这种似乎荒唐的政治选择，其实是符合人的利己本性的，是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因为现在对你构成威胁的是“一”个君主或政府，而不出让权利对你构成威胁的是“多”个人，所有人。政治不是非好即坏的童话，而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博弈。
一个主张专制主义的政治学家何以能够成为“自由主义之父”？因为霍布斯提出的两个概念构成了全部自由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是能演绎出所有自由主义定理的公理。一是“自然权利”，这个概念规定了自由对于个人的本始性，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其他人或者团体赋予的，不是国王、皇帝或政府的恩赐，如果一定要有个授权者，那就只能是上帝。第二个概念是“社会契约”，这个概念规定了政府、政治权力的本质是个人权利的让渡，是人民的授权。也就是说，霍布斯确定了政治学说的个人主义公理，一切政治建构都必须以经验个人为逻辑起点。所以自由主义概念与个人主义概念是等价的。
霍布斯的时代是一个专制主义全面胜利的时代，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在专制体制下开辟海上通道、开疆拓土、攻城掠地，国力迅速强盛，成为欧洲各国心向往之的制度典范。霍布斯的《利维坦》出版于1651年，倍受社会主义史学界赞誉的英国革命如火如荼。国王与教会、新教与旧教、王党与平民，激烈抗争和殊死搏杀，政权易手、王旗频换。每个战争的结局都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清算，对生命权和财产权的肆意剥夺。如果一个社会分为两大阵营，理论上政权易手一次每个人就都有机会当一次失败者而被剥光一次，频繁易手更是苦不堪言。这时人们才明白了霍布斯“利维坦”的政治寓意——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的巨兽。实践证明专制主义的政治模型还是很不经济的。19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各派政治精英合谋从外国请来一位新国王组建一个新政府时，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再不能听霍布斯的话把自然权利悉数上交而是部分让渡。这就是1689年由国王签署的英国国会的《权利法案》，规定只要是个人，他的生命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就不得非法剥夺，而不管这个人的阶级、宗教和政治等属性是什么。而政府的职责就是忠实地看管好公民的基本人权。于是1689年成为世界的“宪政元年”。
发表于1689年的洛克的《政府论》可认为是光荣革命的理论总结。依然使用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这两个基本概念，但概念的内涵作了部分调整。首先自然权利按功能进行了分类处理，“趋利”即追求幸福的权利，比如生命权和财产权，被赋予了不可让渡性；而“避害”即使用暴力的权利则必须集中上缴。其次，社会契约不是在公民之间达成，而是在公民与政府之间达成，并且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对等的交易。公民上缴了避害的暴力权利，政府成了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关，相应的它就必须且只能用暴力来捍卫公民追求幸福的自然权利，公权力被划定了明晰的权力边界。为了防止公权力的越界使用，洛克首次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政府构架，这个政治设计为十八世纪的法国政治家孟德斯鸠所完善。这是一个很睿智的政治设计，因为政府就是一个暴力垄断公司，只有对它进行拆分并让它们相互制衡，才有可能阻止它成为吞噬公民权利的“利维坦”。于是，政府是守护公民权利的警察，宪政是看管政府的宪兵。
所以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宪政。没有宪政的民主可以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可以是“多数人的暴政”。二千年前古希腊雅典的“人民法庭”处死了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英国光荣革命整整一百年后以卢梭的“人民民主”为理念的法国大革命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屠杀。尽管在当今世界政治的语境中，我们说民主不言而喻就是宪政民主，但大家在使用民主这个概念时往往却忽略了这个概念内禀的宪政精神。于是民主反倒成了吓唬稚童的狼外婆，韩寒大概也属于将民主视为狼外婆的政治稚童之一。但是我们大家在批评这位稚童的时候，还是要把听故事的人与讲故事的人区分开来，前者是幼稚，后者是老谋深算的别有用心。
还是因为文学化的浪漫思维，韩寒的三部曲成了没有逻辑关联的系列剧。而在我看来，以“要自由”为逻辑起点，接下来要讨论的就不是“中国人的素质是否低到不适应民主”的问题，而是“官员的素质是否高到不需要宪政”的问题。因此“要自由”以后的第二部曲就是“要宪政”而不是“不要民主”，因为很明显，我们政府的素质并没有高到不需要宪政的程度（理论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国1954年就颁布了首部宪法，但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在这近六十年来从来都没有悉数交给公民，政府在看守公民权利时监守自盗了！于是与韩寒的幸福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自由权利——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一个也没落实。
滑稽得很，作为世界第一个宪政国家的英国至今都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但在不断完善的宪政制度下，人民的自由权利不断地扩大。如果说民主就是“一人一票”的话，英国直到光荣革命二百多年后的二十世纪早期才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君主立宪英国的早期，只有达到法定财产数额的成年男子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穷苦的工人农民没有，广大妇女没有。但宪政体制监管着政府不得剥夺这些没有选举权的大众的自由权利，利用这个权利，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无产者和少产者争得了选举权，妇女运动为妇女争得了与男子的平权，在美国，反种族歧视运动为有色人种争得了与白种人的平权。所以民主不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它是宪政机制必定会产生的一个“突现”。
相反，脱离了宪政谈民主，得到的只能是其反而——专制。共产党九十年，民主从来不绝于口：“反独裁、争民主”，是召徕民众参加革命的旗帜，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就发现了防止政权腐败的法宝——民主，文化大革命更是进行了以“大民主”全面制裁当权者的社会实践，改革开放后更是年年高唱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这种民主的虚幻性其实道理很简单——让赤手空拳的民众去监督一个暴力垄断公司的运作，岂不是以身饲虎的国际玩笑吗？
在宪政的框架下，我才好谈素质问题。按照韩寒的逻辑，人民的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而人民的缺点就是共产党的缺点，所以就不会有好体制。于是改变了人民就改变了党，改变了党就改变了政治制度。只要人人开车会车时都会自觉的改用近光灯，民主制度就自然到来了。现在我要说的是，逻辑上刚好要颠倒过来：由于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导致执政党员的素质下降，而党员的素质下降，又带动了全民的素质下降。按照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福柯的观点，一个“全景监狱”式的法治系统对国民具有“规训”作用，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自觉服从法律、违法时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的高素质。在一个宪政体制中，法律是全体公民的“全景监狱”，宪政是权力的“全景监狱”。当权者受宪政的规训素质得以提高，公民受法律的规训素质提高，这会是一个素质良性发展的社会。而在我们这种非宪政社会中，因为没有看管“警察”（政府）的“宪兵”（宪政），不受法律刚性约束的恰恰是权力，因此带头堕落的不是人民恰恰是党员，而党员的堕落必定带动全民的堕落，集体养成与法律捉迷藏，违法后想方设法逃避惩罚的坏素质。前两年我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全景监狱与反腐倡廉》，奇怪的是在网上屡发屡删。
因此在维持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对国民高素质的期待将无疑是一场无望的等待，情况只能是越来越糟。民主在我们的国度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我们不必去跟韩寒讨论要或不要。但宪政就清楚明白得多，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为权力设置“全景监狱”，有了宪政，政府才会老老实实从事它的本职工作——保护公民自由权利不受侵害。因此我们在“要自由”达成共识之后，一个逻辑的推论就是“要宪政”。
3 革命
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建立宪政将是一场革命，只不过实现她的方式可能是不流血的“光荣革命”，也可能是暴力革命。韩寒之“不要革命”，显然指的是不要暴力革命。我也愿意做韩寒式的“反革命”。宪政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契约”，契约各方为害怕有所失而签订契约。以“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有锁链”的流氓无产者心态发动的社会革命，对历史进步无益，对社会是一场浩劫，甚至革命的胜利者，除了他们中少数“当然代表”，也不会得到实际的好处，这已经是被历史反复印证了的。我们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为了证明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向学生灌输一种扭曲的暴力革命史观，颂扬英国革命中的克伦威尔暴政、残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民主政权的俄国十月革命、甚至中国邪恶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是很有害的。它向受众宣扬暴力的正义性和流血的崇高感，是反文明和不人道的。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翻开一部近代宪政革命史，真正的革命成果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而革命的结局不是推翻了哪个阶级，而是各阶级的和解共容。英国光荣革命前，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了近半个世纪，除了田园荒芜生灵涂炭，谁也没有享受到革命的甘露，期间产生了克伦威尔暴政，是英国历史唯一的一次既无国王又无国会的空前绝后的政治乱象，期间被迫害的新教徒乘上了“五月花号”逃往新大陆，成为以后一个伟大国家的拓荒者。1689年的宪政，不仅为了结束这段血腥的历史，而且为永远结束流血政治。各派政治势力在谈判桌上相约，公民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政原则具有普适性，政治斗争也不能触碰。试想想，如果政治斗争失败也不用担心被“镇压”，被剥夺掉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今后又何须为政治斗争而流血玩命？美国革命虽然也有一个暴力的前奏——美国独立战争，但战争一旦结束，革命者们，包括他们的总司令华盛顿，都真正的“解甲归田”，战前干嘛还干嘛去。几年后想起还应该建立一个国家，大家才相约到费城谈出了一部美国宪法——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也是各种利益代表“伟大的妥协”的产物。而倍受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赞誉的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革命后的法国在一百多年中政治形态变更从未消停，共和国和君主国反复易手，直到二战后才稳定为宪政制的共和国。给不流血冠以“光荣”，为“妥协”封以“伟大”，同样是讲历史，差别咋就这么大捏？
历史也给过中华民族不少建立宪政的机会，但均被一次次的革命所中断：清庭的君主立宪试验被辛亥革命所中断，第一部中国宪法——《临时约法》为革命党的“二次革命”而中止，然后中华民国的“宪政三步曲”在演奏中途就被“人民革命”驱赶出了中国大陆，及至它演奏到最后的宪政乐部时，听众就只剩下了一个小岛的居民。反思这段令人扼腕的历史，我不免埋怨创立共和的革命党人太不珍惜谈判桌，过于迷恋你死我活的战场，而病急乱投医从苏俄学来的党国党军的极权模式，以枪炮谈判的建政方法，最终断送了在大陆建立宪政的历史时机。历史是随机的，曾经在我们的大地上产生的宪政“小涨落”，没有被我们的中华文化场放大为“巨涨落”（注），从而以制度的方式固定为一种社会秩序。当一个新的变革窗口被打开之前（或许已经被打开？），我们的民族需要一个深刻的文化反思。
从韩寒的语境中，我似乎觉得最需要革命的是他自己，因为他最需要的自由除了革命好像没有什么指望。问题仅仅在于，革命没有土壤，因为大多数的民众并没有不自由的感觉，而且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公正并不关心。其实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韩寒只有几岁大的时候发生在一个广场的事件越是底层的民众情绪表达就越激烈就是一个反例。我父亲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运动，对自己的革命经历充满了自豪感。我问，如果现在的大学生有你们当时的环境，老百姓是否也会跟着大学生闹革命？他无语，因为他们一批老干部普遍感觉现在的腐败程度已经超过了他们革命的当时。之所以韩寒有这种感觉，只能说明权力技术已经高度发达，不仅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的“规训”作用已经屏蔽住了人们内心的“不良”情绪。
而这些被屏蔽的情绪需要渲泄渠道，跟韩寒需要写作自由的诉求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这种渠道的缺失比韩寒没有写作自由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不要担心革命没有“统一的诉求”，就算是由执政者主导的改良，民众与执政者也能形成“统一的诉求”。不要怀疑党和政府“反腐败”的真诚，在我们这个“以史为鉴”的国度，统治者很明白腐败就会亡国（在党国制下就是“亡党亡国”）的道理。问题仅在于，革命或改良的效果能否在统计效果上达到情绪满意的最大化？
当一个国家大家都觉得需要变革的时候，就说明大家都认同会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有一种更正义的社会秩序。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大的正义性。按照古典决定论思维，我们就首先发现一个正义的国家模型，然后通过社会运动去实现她。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发现了这个模型，就由执政者主导进行循序渐进的改良，如果是革命领袖发现了她，再造国家就多了一个程序——夺取政权。现在的麻烦在于，执政者和革命领袖都宣称自己的模型更正义，于是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革命确实“只能收获心狠手辣的独裁者”，因为任何对他模型的不认同都必须从精神乃至肉体上铲除。
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正义形成的机制。在他的模型中，没有一个先验的正义本质来规定社会制度的正义性，既然一个社会是由所有人构成的，我们就要承认每个人对正义的直觉，承认每个人正义观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契约，每个人都是立约的一方，每个人都有权在谈判桌上表达自己的正义感。但谈判各方都不是先验主义者，他们都不固执自己的正义观唯一的、普适的且是永恒的，在谈判的互动中通过“反思平衡”，每个人都会不断的作出改变和矫正，最后形成一个虽然与自己初始原则有偏差但大众接受度最大的正义原则，他决心去遵循这个原则并相信大家也会遵循这个原则。所以正义原则是什么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正义原则是如何形成的。社会正义程度的最大化不在于我们对正义的认识有多深刻，而在于她的形成机制有多合理。
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变革这个体制了，因为它的正义形成机制不合理！我们对正义的理解被“代表”了，执政党宣称掌握了窥视历史发展规律的法宝，掌握了制造正义的独门暗器，因此是正义的化身。于是民众正义表达的权利被剥夺了，不能为社会正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也不能在一个契约场景中形成“反思平衡”，任何一个与自己的正义理解有偏差的信号都会被放大，而不像在契约场景中那样被衰减，因此这样的社会从根基上就是不稳定的，巨大的维稳投入和日益发达的维稳技术只能是积蓄一个与时俱增的大爆发。到了某一个时点，革命也许就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了。
在欧洲，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的遗产，本世纪，中东和非洲独裁者的皇冠一顶顶落地，“苏东波”模式，“茉莉花”模式，伊拉克模式，利比来模式，向宪政民主制转型的方式多种多样，和平的演变，流血的革命，都在未曾预测中发生。在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中，远离平衡态产生的涨落具有自组织功能，更有序的结构会在不经意间突现。宪政制发生在一个专制主义为主流的历史背景中，她当时也就是一个偶然的小涨落，可是当她巨大的经济文化功效突现出来的时候，她的精神价值就构成了一个弥漫世界的文化场，与不同的国情耦合又产生出新的功效，新功效的反冲力又增加了她的场强。由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个文化场的幅射我们已经无法屏蔽，她与中国社会的随机涨落的耦合必将产生积极的效应。
我们社会的远离平衡态正在加剧，韩寒要写作自由，出版商要出版自由，大学毕业生要平等的就业机会，农民工要及时拿到工钱，拆迁户要合理的补偿，贫困人群要免于匮乏的自由，企业家要社会资源分配的平权，纳税人要求对收税人的监督权利，这些都是可能嬗变出新秩序的随机涨落，这些涨落被放大或被衰减，制度和文化场景的性质十分重要。为了避免革命的前景，大声说出自己的诉求，以语言、文字、行为，形成和谐共振，营造增加社会正义的场景，一个契约环境；执政者也应该放下正义代表的身段，在倾听中积极反思平衡，顺势作出调整和矫正，促进社会的和解，共同创造合理的正义形成机制。
历史是无法预测的，事情也不一定按我们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发生，我们只知道一个能公正获得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的正义秩序是必须的。如果这种秩序并没有在风和日丽中降临，欲望满足的统计效应仍在不断的衰减，失望的情绪会同相倍增，将会寻求新的实现方式。有朋友说得好：“革命是人民的天然权利”。暴力权利是可以让渡的，但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必须用来为我看家护园。就如同小区居民缴纳的物业管理费，你只能用于保安、清洁和绿化。如果你用来开门砸锁殴打业主，那对不起，我们将停止缴纳，而将之用于驱赶你的事业。这是有充分的合法性依据的。
注：文中频繁地使用了耗散结构理论的术语和原理，但无法在正文中详细介绍这个理论，以后有空再专文详解。
4 一个大而化之的结尾
我不是韩寒的粉丝，但很喜欢和敬佩这个年轻人，并且没有因为他的“三部曲”而改变。三部里我跟他也许只有一部的交集，但这不是三分之一的交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后面两部，因此是三分之二甚至更高的交集。之所以那么高的评价，乃因为韩寒不仅是用语言和文字说出的“要自由”，而且是用行为说出的这句话。各位扪心自问，你能做到吗？反正我不能。还不仅于此。韩寒式“要自由”的行为如果能在社会中泛化，将会增加我们社会结构发生自然嬗变的概率。于是我自觉变得“崇高”起来——韩寒要自由这种随机涨落需要一个有利的文化场将之放大，我对这个场的场强的增加肯定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万一能引起共振呢？至少我没有去增强衰减他的文化场。
说点闲话。按广义相对论，宇宙起始于一个质能无限大的时空奇点。可是这个无差异的奇点如何会发生大爆炸？即便靠上帝点爆这个奇点，它也是各向同性的，即质能是均匀分布的，如何产生我们现在这个有各种星球的异彩纷呈的宇宙呢？最终是量子力学给出了答案——量子涨落。在尺度小到普朗克时空的宇宙起点中，能量近乎无穷大，作为负能量的引力压力也近乎无穷大，二者之和严格等于0，把广义相对论的严格决定模式，能量冲破引力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火药库，没有一颗火星是不可能爆炸的，这颗点燃宇宙起点的火星叫“微扰”。量子本性恰好能够提供这个微扰。根据不确定性原理，能量和时间作为一对共扼量是不能同时测准的，能量越准时间就越不准，反之，时间越准能量就越不准。据此量子会跟能量守恒定律玩捉迷藏的游戏，她可以从真空中无中生有地偷来一个能量，只要在共扼的时间内归还就不构成违规，这叫真空涨落。正是这种涨落，可以在一个不违反规律的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内突然转向宇宙演化的箭头——由大挤压转为大爆炸。也同样因为量子涨落的微扰，在大爆炸的过程中造成某时空点的能量相对稠密，像尘埃吸附水蒸汽形成云朵一样触动了天体形成的过程。
一个大挤压的社会里，个人的能量被挤压到越来越小的时空，偶然从真空中偷来了能量，必须在符合规律的短时间内湮灭，守恒律才不致破坏。但这个将灭未灭的当口，守恒律突然换一种方式来维持——能量的稀释与压力的稀释同步，能量与压力依然守恒，但社会演化的方向突然转向180度，由大挤压变为大爆炸！个人的能量获得越来越广阔的空间，政府维稳的压力也越来越小，做民心情越来越愉快，做官也越来越轻松（我也有做官甚至高官的朋友，现在“维稳”是越来越头疼）。咱们再用制度的形式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不敢说一定是个好社会，至少是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当然一个量子不行，它会被环境异相相消（两束波如果振动方向相反会相互抵消，如果方向相同，就会产生同相倍加的共振效应）。但是一个、两个、三个、N多个，这些逆向的量子会产生共振，产生一个场势，达到一个节点，就会忽啦啦地引起系统相变。一个进步的社会革命能突然间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其实跟物理学的相变原理是一样一样的。哈哈！政治童话！
别傻笑，说你呐！你就是一个社会量子，韩寒是一个，当然我也是一个，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粒子，我们都是平权的。也许会不会民主，会不会革命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革命，也许也不该我们咸吃萝卜淡操心；但我们至少先把自己搞搞清楚，我应当拥有什么基本权利。不清楚也不打紧，找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看，上面写得清楚得很呐！用不着也就算了，用得着的时候却发现没有，那就得讨要去。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咱们这个社会讲究潜规则，显规则里有潜规则里没有你就不能要，非得要是要付出代价的——掉脑袋都有之。我是一个懦弱的人，我知道我的许多基本权利被看守没收掉了，我还不敢去要。就是这种想要又不敢要的卑微心理，所以我见到别人要自由我就高兴，因为大家都是平权的，他要到了也就等于我要到了。比如韩寒要到了写作自由，下次我的帖子被删我就能质问小编：“凭什么韩寒能写我不能写？”当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同，要用到的基本权利也不一样，都别憋着，都要去，形成一个场势，其意义就不亚于一场伟大的革命。史书上伟大的革命灿烂辉煌，其动因也不过是些鸡零狗碎的事，没那么崇高。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不过就是为了少交点税。当合法收税的呼声不是孤鸿哀鸣，哪怕是亿万人一起嘀咕，都会共振成能掀翻一个社会的声浪。
当要自由成为常态，你要么打压下去，要么个别收买。但这事情是有风险的，张三得了李四会眼红，韩寒得了无功会嫉妒，于是我们要求这种给自由作法泛化制度化，这就是要民主要宪政了。一个微扰引起一个系统相变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当年小岗村的农村为吃饱肚子要耕种自由，一盏油灯下就把地给分了，这种事对于饥肠辘辘的农民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形成了一种势就惊动了中央政府，正为喂不饱中国人民的政府顺势就把这种作法用政策（潜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成为中国后三十年惊天动地的经济改革的起爆点。当然政治大厦的根基更深，撬动政治改革要作的功更大，但谁又说得准哪个微扰会点爆一场社会革命呢？
网上骂韩寒的很多，我想这很正当，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大家都有批评他甚至骂他的自由和权利。但既然是权利，就可以选择作为或不作为。认真看我文章的都该发现，其实我与韩异多于同。只是赞同处不吝夸奖，相异处则自说自话。连这也会得罪人！什么“败类”、“水军”这种对我而言的生僻词都冒了出来。你们道行高，觉悟高，道德水平高（简称“三高”），韩寒这孩子就交你们管了，行不？我管不着！我不能要求这孩子“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他能幸福他一个，顺带也幸福我我就感激不尽了。我就那么一个渺小的人，对我别要求那么高。同样，在我眼里韩寒也就一孩子，我也没想对他提什么高要求。韩寒“不要民主”不是得罪你们了吗？（我与他观点不同，但我没觉得得罪了我）现在你们不给我民主，不给我不骂韩寒的自由，才是扎扎实实地得罪我啦。呵呵！玩笑话，不必当真。
其实我们大家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都向往美好的社会，幸福的生活。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一位气质美女，需要我们慢慢品味潜心欣赏。近百年前胡适就说过，民主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生活习惯。这一点为陈独秀之类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所忽略，以至于中国的民主之路南辕北辙。就是说更重要的是把民主变成一种融化到血液里的素质。当然这又需要制度环境下的养成，但我们不妨做个思想实验，设置一个民主制度的仿真环境，想像在这种环境下怎样跟人说话，形成一种民主的生活习惯。我想，集腋成裘，会对社会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的。
要说的还很多，但要过节了，我不想把文债欠到明年，就此打住。
祝朋友们元旦快乐、新年顺意！
（全文完。20111231）
转载自凯迪论坛
参考韩寒作品：
1.
谈革命
2.
说民主
3.
要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