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迫害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土匪出身，打倒国民党时没有美国南北战争林肯那种“决不做战胜者”的宪政精神。因此共产党没有像当年的共产党扶起民主党那样来扶起国民党，而是搞了个彻底的改朝换代，用残酷的政治迫害来建立起它的非法政权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镇反，肃反等数百个残酷政治迫害运动使人们处于恐怖而尊敬这个政权。
我曾遇到很多被判刑的国民党人士，他们对一九四九年的改朝换代有极深刻的恐惧感。他们中很多人的亲友都是不知不觉中因政治原因掉了脑袋。由于这种恐惧感，这些所谓“历史反革命”在共产党面前表现得非常驯服，这种驯服是由于仇恨被恐怖所压制而产生的。有个这类国民党人士告诉我，经过各种政治迫害运动后，共产党使他有种莫名的畏罪感，不是因为他真认为自己有罪，而是使他本能地意识到共产党要杀他就能杀他。
文化大革命时，中国的造反派也是共产党的反对派。文革后期为了用政治恐怖消灭这种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共产党发动了十几个运动来重建造反派的畏罪心态。一九六八年的清查阶级队伍，一九六九年的“九九”大打网，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一九八零年的清查三种人运动，都是用残酷的政治迫害使造反派形成类似国民党人士的“畏罪心态”，然后共产党可以有几年太平日子。这种用残酷政治迫害放纵一部分人的损人利己心而抑制另一部份人的损人利己心，是过去帝王制度的同样机制。差别在于共产党没有合法的世袭制，所以争夺王位的斗争更无规则可言。
这类政治迫害有一个特点，它必须残酷到一定程度才有效。轻微的政治迫害使被害者充满被羞辱的感觉，因而形成政治反覆的动因，制造更大的反对派。国民党对台湾反对派的温和迫害正是刺激民进党壮大的动力。共产党深明此理，所以对国民党对造反派都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个比一个更残酷，使反对派的“畏罪”心理压倒羞辱后求报复的欲望。
极其残酷的长期政治迫害可能逼迫人们有意忘记历史，因而使当权者的权位能稳定下来。例如中国人现在已忘掉了对国民党人的迫害，对造反派的迫害。新一代人不知道那段历史，相信的是共产党的宣传。这样过了几代人后，一个非法的残暴政权就会“生根”了。很多天真的中国学生根本不了解共产党政权的这种性质，而等到他们真懂得这一点时，他们可能已受尽迫害，再没有社会地位来向这架庞大的绞肉机挑战了。
政治迫害对人的影响
对于一些了解共产党本性的人，性格内向的人而言，政治迫害的短期效果会比共产党预期的要小。任畹町就是这种例子。
但是这种短期影响并不重要，因为不管人们如何反应，所有被迫害者都有一种强烈的蒙受羞辱和不公正的感觉。所以不管他们是否认罪，他们对共产党仇恨的种子是种下了。我对这种仇恨深深理解，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原谅共产党对我的家人和我本人犯下的政治迫害罪的。这就是政治迫害的中期影响。它会制造一个坚定的与当权者为敌到底的政治反对派。这种效果不会因为刑罚轻而改变，被判刑几年的羞辱感和被判刑十年不会有太大差别。这里的关键是司法的不公正。对公正的司法，羞辱感很难找发泄对象，而政治迫害下的羞辱感却有明确的发泄对象，那就是垄断司法的共产党。
共产党几十年来培养了几代仇恨它的政敌，它今天又与新的一代人为敌，将来有一天这种仇恨爆发出来时，中国共产党的下场绝对比齐奥塞斯库要惨得多。我亲眼看到过文化革命中搞反对党活动最活跃的人都是反右运动中受处罚很轻的人，特别是那些曾表示悔过的右派。可见宽严结合，逼迫被迫害者悔过这一套只会加深被迫害者的羞辱感和不公正感。它在中期会是刺激反迫害活动的动力，因而这种不公正感在历史上都是政治领袖建立自己基础的王牌。赫鲁晓夫和戈巴乔夫都打过这张政治牌。同样，毛泽东利用造反派被迫害的实情在反刘少奇斗争中短期内曾赢得社会同情。邓小平上台更是利用了平反“冤假错案”这张政治牌。
共产党这次对八九民运人士的政治迫害得罪了中国的大多数人。其原因在于，八九民运几乎是全民卷入，海内外同情。因此判刑事件使大多数曾同情八九民运的人产生羞辱感。共产党有什么办法把这种敌对情绪镇压下去呢？唯一的办法是象镇压国民党和造反派那样用一次比一次残酷的运动使被迫害者的“畏罪感”压倒羞辱感。然后用政治宣传使新起的一代人完全遗忘这些政治迫害。
共产党大概没有条件做这件事了。共产党早已过了其开国阶段，它不可能再造出镇压国民党的那种势。镇压国民党时，共产党把中国的绅士阶级中间阶层全消灭，把一些下层人物抬到新贵地位。这批新贵的巨大既得利益是残酷迫害国民党人的开国新朝的“势”。如今，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下层阶级可以靠镇压民运转变为既得利益阶层，大多数官僚也没有既得利益非镇压民运不可。在将来的政治变动中，他们大多数是骑墙派。另一方面，被迫害者的被羞辱情绪大大压倒“畏罪感”。尤其是那些占大多数的被释放者，他们的被羞辱感更是大于“畏罪感”。所以他们在将来的政治变动中是政治家看重的政治牌。总之，对民运人士的判刑制造了一个强大坚定的政治反对派，但却没有制造一个强大坚定的既得利益派。
我曾碰到几个被判刑的造反派的头头，他们都指天发誓，如果再有人要为造反派平反，他们决不会为之所动，决不会再参与政治。但是一九七四年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否定“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时，“反迫害”的口号又使几乎所有造反派重新卷入“批林批孔”运动。可见人们被迫认错、下决心放弃平反，就是一种受羞辱不公正的证明，一有机会，这些人绝不会认错，一定要平反。
不要再错过下一次机会
因此我的预期是，这次对八九民运人士的政治迫害造成了一种极好的形成群众性反对共产党政派的机会。象文革造反派一样，是群众性政派，不是密谋小团体。很多曾同情过八九民运（或造反派）的人，在政治迫害中都或多或少有受羞辱和不公正的感觉，这就是形成群众性合法的现代政派的资源。
但是在将来的政治变动中，中国的反对派要吸取文革的教训，不要只为一派平反，而一定要为历史上所有被迫害的人讨个法律面前的公正，这包括国民党人，造反派，被不公正对待的杀人犯和其他普通犯人。我们要象英国光荣革命一样，立一些禁止政治迫害、保护人民免受政治迫害的法律，而不能象一九七九年一样，只为几个四五英雄“平反”。这些法律应该包括从刑法中去掉反革命罪，并加上“政治迫害罪”。保护公民反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利，人身保护法案，禁止政治犯，更禁止政治犯死刑等等。
而所有这些工作中，为被迫害的国民党人和造反派讨个法律面前的公正，追究参与政治迫害的共产党人的刑事责任应该是最重要的。只有当中国人从关心“对错”、“是非”变为关心“禁止任何政治迫害”这类大原则时，文革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六四”大屠杀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只关心是非，而不关心一些更根本的大原则，即使人们说了一万遍不让文革悲剧重演，它总还是会重演的。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起点应该是英国光荣革命后的“人身保护法案”。这个法案禁止因政治原因迫害政敌。用中国现在常用的话来说则是，反对政府和执政党的“反革命”受法律保护免受政治迫害。从此之后，才有了真正合法的反对党。国内政治中限制人的损人利己本性的最根本制度就是禁止对政敌的迫害。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点。
对这种现代化政治文明的根本的最大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政府和执政党对政敌的政治迫害。另一种威胁来自于人民。人民也有损人利己的本性，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发动革命，打倒当权派，迫害他们。
在中国大陆为被迫害的国民党官员讨个法律面前的公平，对迫害国民党人的共产党绳之以法，可以有效地防止这两方面对政治文明的威胁。由于共产党人迫害国民党人既是执政党迫害在野的人（一九四九年后），也有人民革命迫害当权派的一面（一九四九年前后）。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或将来当政的人有机会解决共产党人迫害国民党人的问题，将是中国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条件。
有的人可能认为算历史老帐没意思。其实任何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都不能逃过这个算老帐的过程。苏联革命七十多年了，一旦它试图搞民主，为沙皇翻案的问题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这是因为民主意味着所有因政治原因受迫害的人都必须从司法讨得公正，没有这一条，民主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希望强调的是，除了上述客观分析之外，我们应在困难时刻与受迫害者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尽量帮助他们；这种人类最宝贵的爱人之心对于结束政治迫害时代、建立现代政治文明是十分关键的。以我的经验，这些坐牢的人士，急需各种能鼓起他们学习的勇气、渡过难熬时光的书籍，以及各种物质上的帮助。在中国坐牢的饥饿威胁也是一种间接的政治迫害的政治迫害方式。因此坐牢的人也需要一些物质支援。对于坐牢者，我也有几句忠告。很多受政治迫害的有才华的人都被政治迫害毁了。但也有一些人象火中的凤凰，从政治迫害中站起来，靠自己的真本事，最后终于有机会在社会立足。 “上帝助自助之人”，这句话对于消除因受迫害而不严于律己的情绪非常重要。被判刑入狱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真正的故事的开始。我祝愿这些为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而坐牢的兄弟姐妹们，朋友们，从被迫害中站起来，在坐牢的这几年中订一个切实的计划，学一点东西，做一点真正的事，沉下来想一些问题，切不要浪费了坐牢的时光。我希望你们听到这句话：我们爱你们，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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