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驱逐出曼哈顿下城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根据地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的成员们，美国公众几乎毫不同情。这是开放社会的一个悖论：既然秩序得不到自动恢复和保持，公众就会要求政府大张旗鼓地维持秩序。
1968年，聚集在民主党大会的示威青年遭到了芝加哥警方的无情殴打，殴打场面在全国电视上播出。尽管当时公众意见转向了示威者的立场，但公众对他们的抗议所抱的蔑视态度，却使民主党候选人对警方表示赞赏。
清除占领运动的并非只有纽约一地。伦敦金融城也已经开始对占领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示威者采取法律行动，苏黎世清除了该城的主广场。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出现过普通市民声援抗议青年的场面。然而，尽管占领运动作为一个运动失败了，但它作为一个症状可能相当重要。
占领运动的抗议者们一直都不太明白他们是在为谁抗议。“我们就是99%”(We are the 99 per cent)的口号显示出示威者对不平等的问题有清晰的理解，但对于示威者自身的身份，理解却很模糊。“占领”是一个缺乏同情意味的动词，我们不会赞赏当年占领法国的人。上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采访了一位维持国会山周围治安几十年的警察，他曾经历过多次骚乱和示威抗议。他拿今天的占领运动和1979年前往华盛顿抗议美国农业政策的农民相对比，他说：“不像今天这样，那群农民可都是真正的农民。”
抗议人群也说不出他们的具体抗议目标是谁。上周在法兰克福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门前，我询问抗议者，他们对欧元有哪些反对意见。他们告诉我，没有。既然如此，他们对欧洲央行又有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他们说，问题在于“那些银行”。
而且这场运动在表述其信念时也有些含糊其辞。一场运动要有意识形态才能生根发芽，长期持续。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那就不是一场运动，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占领华尔街只是一场在当代文明的边缘，以不同方式生活的实验，而不是勾画未来新文明的蓝图。只要缺乏意识形态，占领华尔街运动传达出的全部信息，就仅仅是露营的帐篷群而已，而只要世界各地的市长们下令抗议者卷铺盖回家，运动就无法再持续。这就使得露营者依赖掌权者。在蒙特利尔，市政府拒绝了将示威者的帐篷换成木质结构的请愿。
让占领人群继续占据露营场所，就需要将非言语的行为，如搭帐篷，视为受到宪法保护的表达形式。公众对这种构想十分反感，而法院持怀疑态度。在1984年克拉克诉“创意非暴力社区”(Clark v. 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尽管言论自由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露营过夜不算。
占领运动对解释和解决当前的危机没用起到任何作用，不过它倒是一个让人惊醒的症状。我们当前的危机无论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至少都与资本主义有关。最近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撰文，对西方社会的问题作出了最有力的阐述。他指出，社会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实行的全面就业政策，导致选民对资源合理配置的衡量标准，与市场的衡量标准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差距。同时满足这两种标准所需的资源超出了政府的支配能力。于是各国政府使出各种手段来填补缺口，诸如通货膨胀、赤字融资、放松对私人信贷的监管，现在则是在纾困计划中占私人部门资源的便宜。
解决当前经济顽疾的每一种努力，都会遭遇施特雷克教授提出的问题。纾困或财政紧缩方案与民主相容吗？意大利新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之前，上一位作为参议员被委以重任，行使权力的著名领导人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与民主相容吗？奥巴马政府对绿色能源巨头给予补贴本来已经酿成丑闻，现在还有另一个雪上加霜的问题：政府能否要求公民购买某些特定产品？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方案已把这个问题带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正在离开舞台，因为我们当前的问题不只涉及1%公民的贪婪，更涉及系统性的问题。当前的不平等、经济增长、债务、货币等诸多危机要求一定程度的经济可测性，而自由民主制度现在很难提供这种可测性。民主国家本来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作者是《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高级编辑
译者/王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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