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中国宪政的发展

——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认识的搞宪政或者搞历史的美国学者都有一个与中国人思想方法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非常反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刚才Fred Schauer教授实际是一直在讲政治意识形态在宪政中的作用。他所讲的"公众所接受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
   
    前几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经济学家诺斯有一个观点﹐认为制度演进由一个反馈圈决定。这一反馈圈从意识形态开始。意识形态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比如说某些行为我们不能接受﹐就象把持不同政见者抓到监狱﹐这一行为我们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这由道德准则或良心来决定﹔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在一个不统一﹑多元化的政治环境会反过来影响意识形态。那些经济表现太差的地方由于周围大环境不统一，其它国家与它就会有政治竞争﹐比如打仗﹐用暴力强迫其改变﹔或者是自由移民。就象东德﹐就是被自由移民跑垮的。在这样的压力下﹐那些经济表现差的国家不得不改变意识形态。如此形成一个反馈圈。由意识形态到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到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反馈到意识形态。在这个反馈圈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互相决定。这个反馈圈形成的前提是政治必须是多元的。正如欧洲。为什么宪政会在欧洲发生﹖因从未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就象中国的春秋战国﹔而且各个国家之间可以自由移民﹐正如现在欧共体国家间是不需要签证的﹔同时几个大国的规模相差不大﹐英国﹑法国﹑德国都不是相差很大﹐如果哪个国家太大了﹐其它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削弱他。比如当年的拿破仑太大了﹐大家就联合起来打拿破仑﹔希特勒太大了﹐大家联合起来打希特勒。使得没有一个政治强权可以垄断政治。因此欧洲形成了一个反馈圈。
   
    中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中国的规模很大﹐周围没有国家可以与之抗衡﹐因此中国不能形成反馈圈。刚才Fred说的促进宪政改革的政治力量﹑政治条件就不存在。大家有一种共识﹐有一些行为是不能接受的。比如镇压﹐这在西方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再一个是在香港与大陆之间修一个围墙﹐这在欧洲也会被认为不可思议。他们都认为自由移民是一个天赋权利﹔反对政府也是天赋权利。但是中国太大﹐中国人没有地方跑。如果中国现在分成七个国家﹐中国早就会接受宪政主义。因为哪个国家不符合宪政主义的话﹐那个国家的居民就会跑掉。比如山东人全跑到广东去﹐山东政府就会被跑垮﹐就象东德。以上这些我是接?Fred刚才讲的。他实际是讲推动宪政的动力究竟在哪里。我的题目其实不是这个题目。我的题目是讲"两国论"和中国的宪政转型。
   
    "两国论"为什么与宪政有关系﹖因为宪政的推动要有一个政治结构﹐即要有人能够挑战执政党对政治的垄断。在目前的中国﹐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力量。在大中国的概念中唯一能够挑战共产党对政治的垄断的大概只有国民党。我是从大陆来的﹐我关心大陆﹐有一点不太关心台湾人的利益。台湾人的利益﹐从欧洲人的概念来讲﹐他们要独立是他们的权利﹐这也是天赋权利。如果从台湾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从大陆来的﹐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台湾是一个和我离了婚的太太﹐我想和她复婚﹐但是她不愿意﹐我的行为底线是我不能强奸她。这是我的行为准则。但是从我们大陆来的人的角度来考虑﹐我是实在不愿意这个人不和我复婚。我为什么不愿意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中华民国宪法并不是台湾的﹐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所以"两国论"实际是两个宪法之争。
   
    为什么"两国论"和宪法挂上钩了﹖因为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在清末已经转型了。我们那时已经现代化了。看看清末时的意识形态﹐组党自由﹑地方自治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人可以抗拒这些。"三人可组党"﹑"政府不能迫害反对党"﹐这在清末和民初已经是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了。那么为什么那么早宪政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而现在却那么难﹖我的想法是﹕共产主义把中国的宪政思想逆转了。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怎么把他再逆转回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要好高骛远﹐要搞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中国现在有两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有很多事情等等﹐其根本是在1945年中国有一个宪政过程﹐后来失败了。我们现在要想一想为什么失败。我们不要打断历史﹐不要在空中建楼阁。我们从哪里摔倒的﹐就再从哪里爬起来。
   
    现在回到1945年的宪政过程。按照宪政的游戏规则﹐那个过程是一个真正的宪政过程。从其参加者这方面讲﹐它是符合要求的。因为所有的反对党都参加了﹐共产党当然也在里边。那么为什么那个宪政过程失败了呢﹖很多人讲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席位。有一个说法是共产党同意当副总统﹐总统是国民党人。其它几个是国民党人﹐几个是共产党人。这一种说法是很误导人的。其实当时争论的根本在于当时共产党要把临时过渡性的联合政府变成永久的联合政府。由共产党﹑国民党﹑再加上几个小党﹐把政府的席位分了﹐组成联合政府。这是完全违反宪政的。而其它政党要按照西方的方式﹐经过立宪﹑批准宪法﹑军队国家化，选举﹐然后再由胜出的政党形成政府。只有当每个政党得票都少于宪法要求的单独执政的要求时，联合政府才被考虑。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军队国家化，共产党交出军队。欧洲各共产党都这么做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也有党内毛泽东的讲话及文件准备复员军队参加选举，但最后却没有这么做。共产党的行为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国民党迫害共产党一直有所谓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共产党不相信国民党会公平地选举。共产党预计他在选举中一定会失败。失败以后国民党会迫害她。所以共产党实际是对这个宪政过程没有信心，不愿参加。林彪，刘少奇，彭德怀没认识到有一个国民党制衡毛泽东，共产党，他们后来就不会死得那么惨。国民党当时也犯了错误。他的错误就是内战打起来以后﹐国民党认为自己有理﹐就在共产党没有参加的情况下片面地召开了国大。
   
    尽管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为英国人﹑北爱尔兰人共和军放下武器参加公民投票等了17年﹐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只能等。因为如果最大的反对党不参加宪政﹐这个宪政是不具备合法性的。当时既然已经在打仗﹐国民党就应该想办法把共产党搞回来。不搞回来国民党是不应该单方面开国代会﹐宣布立宪。很多人反对我的观点。我现在也不坚持我的观点。当时国民党如果不立宪的话﹐整个政治没有合法性﹐就是一个土匪对土匪的局面。所以当时国大立宪是必要的。我觉得应该看看是否有别的路可走。至少我认为国民党片面宣布立宪﹐把共产党排除在外﹐这使得双方之间的结更加解不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两国论"这个结这么难解。其最主要的责任当然是共产党。共产党不参加宪政过程﹐反对军队国家化，而要搞联合政府﹔国民党当然也有责任。他的一部份责任是早期迫害共产党﹐另一部份责任是片面召开国大﹐没有共产党参加﹐使宪政过程完全遭到了破坏。
   
    现在我们假定台湾不离开中国﹐他们又回来了﹐那么我们怎么回到宪政过程﹖我的说法就是﹕中国共产党现有的4部宪法都是反宪政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第一﹐这些宪法没有经过人民的批准﹐没有批准程序﹔第二﹐这些宪法是苏联宪法的延续。它规定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这一规定违反宪政的分权制衡。最高权力不能归一个机构﹐而应该在很多机构之间分开。现在如果中国共产党垮了﹐很可能会出现人民代表大会专政﹐就象法国大革命一样。这种情况会很糟糕。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讲很多道理﹐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违反宪政的﹐跟宪政文化是完全相反的。
   
    而国际上的政治斗争﹐一切政治上的制衡力量﹐如台湾问题﹑中美争端和参加WTO等﹐都会形成在中国重新复兴宪政的推动力。这一点很重要。现在中国人﹐不论是海外海内﹐一般可以听到的声音是"护宪"。许多人﹐包括反对党都说"要保护宪法所给的权利"﹐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前言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前言是关于政治权利的合法性问题﹐它有点回归古代"君权神授"的思想。认为一切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是来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东西是一个意识形态﹐是个神。这个神既不是由被治者同意﹐也不是一个合约﹐而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宪法的合法性全部来自于"天"﹐来自于天上掉下来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比因为没有权力制衡而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法国宪法倒退得更利害。它已经回到了"君权神授"的概念。所以中国目前还谈不上"护宪"。因为有"君权神授"的观念﹐结社自由都是它给你的﹐他随时可以收回去。后边的条款如果与前边的"君权神授"有冲突的话﹐当然要以前者为根本。而它这个意识形态不是充满爱和宽恕的上帝，而是充满仇恨，阶级歧视的马列主义。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所做所为全是符合其宪法的。因为在他的宪法里边有"大道理"和"小道理"﹐"结社自由"等都是小道理﹐大道理是"四个坚持"﹐因此他可以说他是合乎宪法的﹐而其它人都是违反宪法的。现在中国要推动宪政就不能去"护宪"﹐而是重新讨论宪政过程。 
   
    台湾与大陆之间吵架﹐在经济学上称为pre-bargaining communication,即正式讨价还价之前相互传递一些信息。如果这一过程可以导致真正的宪政讨价还价的话﹐中国是有希望回到宪政轨道的。当然第一个条件是台湾别走﹐还在中国人的这个圈子里。我们再来讲当年1945年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不应该不讲过去国共两党的争论。大陆与台湾应该好好回顾1945年谁对谁错﹐好好回顾历史﹐从分歧点谈起﹐从1945年谈起。
   
    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没有了1945年时害怕国民党的政治迫害问题﹐应该可以考虑让国民党回中国发展全中国的反对党与共产党进行全国性平等竞争﹐实行全国所有党派自由竞选。共产党要认识到﹐1949年她犯了一个大错﹐即迫害国民党人。这对国家长治久安百害而无一利。以美国内战而言﹐北方胜了﹐却把南方扶起来﹐双方平等竞争。
   
    "两国论"中台湾对中国的压力制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共应当认识到目前中国政府的一些行为是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比如镇压"六四"﹑镇压民主党等等。要国民党回中国当官(副主席)﹐这不是宪政﹐而还是1945年的联合政府(不经选举而由各党瓜分官位)的想法。中国只要有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愿望﹐就必须改变目前的政体。而中国是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的。因为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与台湾﹑美国的差距在加大﹔同时虽然不能自由移民﹐但是中国的精英大量流失到外国。这一切都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中国内部民族情绪很强，类似二战前的“德国法西斯"的危险就在眼前。这一切都迫使中国进行政体改革。
   
    那么中国目前内部与外部的压力是否足以迫使政府进行改革呢﹖ 从悲观方面而言，因为中国太大，周围没有国家能对他造成威胁。中国人民应该对中国政府有一种很不放心的感觉。
   
    从乐观方面而言，中国急于加入WTO﹐ 是外部对中国宪政转型的压力的典型表现。中国目前的许多政治﹑经济制度是为外界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做外贸生意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成立企业要政府批准，三十多个行业不准私人经营等。在外界的压力下﹐中国可能不得不进行体制改革。目前还看不出加入WTO对中国是祸是福。如果加入WTO能促进国内改革﹐这自然是好事。从另一方面讲﹐因为中国目前有很多限制私营企业的制度﹐进入WTO对中国的私营企业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进入WTO后﹐许多行业允许外国私人企业经营﹐而中国私人企业却不能参与﹐这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有很大相似之处。但是尽管如此﹐在没有宪制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中国的私人企业者却没有任何机会对WTO 条款与国内体制不兼容表示反对。



   
    1999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