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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拉萨！》，就是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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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与李江琳讨论西藏，记忆犹新的，是她提到1950年1月毛泽东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好一个“必须”，毛泽东无意中承认了1949年以前，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人。那些高谈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一部分的人，为何不：睁眼，翘指，翻几页史书？
一千五百年前，藏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国。以远征印度著名的国王松赞干布，曾直接侵入唐朝本土，迫使唐太宗献出文成公主求和。唐肃宗时期，吐蕃已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面对安史之乱的肃宗，不得不答应每年向吐蕃进贡五万匹丝绸，以求停战。七年之后，唐代宗反悔，吐蕃震怒，攻入长安，代宗出逃，吐蕃立金城公主兄弟为唐朝皇帝。藏人的这段英雄凯旋史，怎么就被那些崇拜帝王的中共写手们忽略了？
1207年，在成吉思汗大军的压迫下，西藏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七十二年之后，整个中国步了后尘。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帝师，而汉人的地位等而下之，受尽歧视。至今有不少汉人忘了祖上做亡国奴的悲惨，唠叨什么：西藏从元朝起就属于我们的。莫非，汉人成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如果按亡国的先后顺序，以及与蒙古人的亲疏关系，藏人是不是更有理由说：中国曾是我们的一部分？
当中国与西藏摆脱蒙古人的统治独立后，前者建立了明朝，后者出现了割据。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少。虽有不同教派的西藏喇嘛访问中国，史料也记载了皇帝对喇嘛们说的客套话，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明朝对西藏行使过主权。五世达赖与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藏巴汉，曾各自派出使者，不远万里去满洲拜见大清帝国皇太极，谁把汉家的明朝皇帝放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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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搬入北京还不到一年的顺治皇帝，就向五世达赖发出邀请。顺治的父亲皇太宗，也曾遣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顺治皇帝甚至提出要亲自到边界“拜见相迎”，后终因战乱而作罢。 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有必要大书一笔。此行不仅显示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而且表明了达赖喇嘛的独立统治者身份。中共的写手们把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贬低为：以臣服地位觐见皇帝。试问：天下可曾有过这样的皇帝，为见屈服称臣的人，要跑到几千里之外去迎接？
五世达赖1652年初从拉萨去北京，三千随从，浩浩荡荡。顺治皇帝派皇亲国戚沿途迎送。接近北京时，欢迎队伍愈发精彩，数千人手持兵器、华盖、飞幡、宝幢，在鼓乐齐鸣中恭候。顺治皇帝不仅出城二十里外相迎，而且耗资九万两白银专门为五世达赖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如同仙境一般的行宫。
顺治皇帝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据说曾一度想放弃皇位出家。但他急着要见达赖喇嘛，不惜斥巨资大献殷勤，其中政治原因更多于宗教。据清史载，当时的蒙古诸国，一直在跟清军作战，而征服中国的战争还没结束，不堪重负的清廷有求于达赖喇嘛。由于宗教的联系，达赖喇嘛在蒙古人中地位极高。大清皇帝意欲通过达赖喇嘛从中调停，化解满蒙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世达赖做到了：1667年代表蒙古诸国，与大清帝国划定双方边界。1673年吴三桂举兵反抗大清帝国，无论是康熙，还是吴三桂，都派人前往拉萨求援，达赖喇嘛的答复是：如果派遣勇猛的蒙古厄鲁特铁骑，会对你们双方都不利。这番话，尽显一国之尊的能力、气度。
在藏人历史上，五世达赖堪称最杰出的政教领袖之一。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清除政治对手，统一全藏。派军队收复西藏的康区（现今四川、云南的一部分）。修建雄伟的布达拉宫。顺治皇帝把 “西天大善”的尊号赠给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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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初，西藏的地位出现转折。 1705年，蒙古和硕特国末代国王拉藏汗夺得西藏统治权，废黜并害死六世达赖，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康熙皇帝站到了拉藏汗一边，派钦差到拉萨帮助拉藏汗巩固统治。随后又承认了假达赖。作为回报，拉藏汗开始向大清帝国进贡。尽管拉藏汗不是藏人，但他以西藏统治者身份进贡，等于把西藏的地位降为属国。
1717年，蒙古准噶尔国以恢复合法达赖喇嘛为名，派兵攻占西藏，杀死拉藏汗，囚禁假达赖。同时又烧杀掳掠。康熙皇帝乘机出兵，于1720年赶走了准噶尔。此时被藏人拥戴的七世达赖藏身于西藏安多。康熙下令让军队护送他去拉萨。藏人视清军为救星，沿途载歌载舞，踊跃欢迎。就这样，大清帝国在西藏站住了脚。
康熙的将领们废除了原有的大权独揽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政务官（噶伦）共同管理西藏。还留下一支军队驻扎。在康熙看来，对西藏的征服已经完成。他在上谕中说：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
从雍正到乾隆，为经营西藏，皇帝们不仅多次用兵，平息内乱，镇压反抗，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还搞了诸多措施，如派遣驻藏大臣，分割西藏领土，重申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两次颁布“藏内善后章程”，其中规定对达赖喇嘛等重要活佛的转世认定，须采取金瓶掣签的方式。嘉庆、道光年间修订的“大清一统志”以及绘制的世界地图，西藏均被划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但这一切，并不能表明，西藏已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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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英国外交家托尔纳进入西藏，他在报告中称：藏人经常避免承认完全附属于大清皇帝。即使是中共的写手们，在谈论大清帝国对蒙古、新疆的统治时，振振有辞：设立了多少边防站；从上至下的行政系统如何完整；委任了哪些官吏去管理。可一说到西藏，就空洞无词了。这也难怪：社会制度是藏人的，政府是藏人的，官吏是藏人的，货币是藏人的，税收是藏人的，边防是藏人的，海关是藏人的。跟大清帝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被视作控制西藏主要手段之一的“金瓶掣签”，形同虚设。首次实行应在1808年，从确定九世达赖开始。然而，直到1877年确定十三世达赖，几乎都是藏人定谁是谁，大部分没搞金瓶掣签，搞过的也只是走过场。
代表皇帝管理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数时间里有名无实。大权掌握在西藏政府摄政或达赖喇嘛手里。在西方传教士眼里，驻藏大臣只是皇帝派来监督藏人行动的大使。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连这点功能也消失殆尽。英国人在北京拿到前往拉萨的护照，藏人不予理睬。英国与大清帝国签订的西藏商务协定，因为没有藏人的同意而成一纸空文。
晚清朝廷意识到西藏正离它而去，从1906到1910年，大规模调动军队入藏，宣布取消达赖喇嘛称号，派遣更多的行政官员去拉萨，直至接管西藏政府。用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的话：整顿西藏非收回政权不可，欲收回政权非用兵不可。只是，为时已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确有可能，清政府会把西藏变成像新疆一样的行省。1912年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为藏人铺就了一条通向完全独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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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写给清政府代表的信中，把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称为“供施关系”。也即：施主与僧人的关系。由于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表述，难以解释国家、主权、内政、外交等政治领域的复杂现象。其实不妨应用西方政治辞典，结合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完全可以定义为：宗主国与附属国。 宗主国垮台，附属国走向独立，西藏已拥有作为国家的一切要素。1913年，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发表著名的“水牛年宣言”，其中提到：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家。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称号，十三世达赖表示不需要，他告诉袁世凯：我是西藏政教的最高统治者。
执政二十年，十三世达赖对内推行新政，办邮政、开电厂，发展医疗教育。对外搞平衡外交，特别是在中英两国之间周旋。这期间，中国在西藏连常驻代表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民国政府找了个吊唁的借口，派代表去拉萨，想说服西藏政府归顺中国，最终一无所获。1940年举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时，在场的民国政府代表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贵宾角色。后来虽有了个驻藏办事处，但既无权力也没影响力。两名在中国的美国军官要入藏考察，得绕道印度向西藏政府申请。而蒋介石想修一条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也被藏人断然拒绝。中共的写手们至今喋喋不休，把当年民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的关系，硬说成是中央与地方。除了编造谎言，可曾拿出半点像样的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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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的“侍读堪布”德尔智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
然后的命运，竟有如此不同！蒙古独立时，蒋介石没脾气，毛泽东肉麻支持。而面对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西藏，不仅蒋介石几次威胁要武力侵藏，毛泽东更是强行占领，血腥镇压反抗。
1950年中共军队入藏前夕，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祝贺蒙古“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真是虚伪到极点：西藏不是更早就脱离了吗？蒙古靠着强大的苏联作后盾，没人敢惹。缺乏保护伞的西藏，只能任强权宰割。
回首历史，每当西藏执政者面临大麻烦，几乎都要请求外部力量来帮助解决。蒙古人、满人、汉人、英国人，都伸出过援手。1910年十三世达赖在印度会见英国总督时，曾呼吁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以迫使清军撤出西藏。随后多年，西藏政府多次依靠英国的帮助，度过危机。但英国无力提供保护伞，正如英国当时的驻藏外交官黎吉生所说：西藏幅员辽阔，高山寒冷，荒无人烟，又缺乏交通运输，英国人根本不敢承担这个责任。
藏人也没做任何努力寻找保护伞，尽管生死攸关。甚至连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西藏地位这样的事，也不去做。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到中共，一再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当时的整个国际社会从来没听见藏人抗议过。把自己封闭起来过日子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入侵时，西藏政府去联合国求救，大多数国家对西藏不是所知甚少，就是缺乏同情。十四世达赖后来向印度求援，尼赫鲁总理说他无能为力，因为：从未有人正式承认过西藏独立。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里，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弱点更为致命：由于行政从属于宗教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趋于保守，灭改革于萌芽，对外关上大门。孤立于世界之外，得过且过，错失良机，直至大难临头。尤其让我感慨的，当年带头阻止联合国讨论中共入侵西藏的国家，竟是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英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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