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德特马多林世纪之作
——F.A.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先生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作品《通往奴役之路》，这并非仅仅意味着他的首都畅销书问世。这部著作不仅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而且很快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仍然令广泛的阶层感兴趣的辩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哈耶克的个人兴趣。如果说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所同属其中的奥地利学派最初追求的是某种如同一种纯粹的——没有经验因素或历史因素也过得去的——经济理论的东西，那么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似乎想至少部分跳出这一狭窄的框框。他自己在后来也曾这样描述过：“我对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的纯理论》的四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
《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或者，如同哈耶克后来所说的那，“它关注一个瞬间，完全针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有着一种想法，以为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某种可憎的东西。于是，我试图对他们说：‘你们和他们一样在走同一条道路’。”
毫无疑问，哈耶克成功地唤醒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左派的眼里，哈耶克很快成为头号敌人。当丘吉尔在1946年的竞选讲演中引用了哈耶克的话以对他的工党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计划的危险提出警告的时候，左派利用这一点以图搞坏丘吉尔的名声。艾德礼在他的讲演中始终津津有味地强调哈耶克姓名中的“冯”字称呼，以便把对德国的仇视气氛引向丘吉尔。这对哈耶克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亲英人士，国家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是本应不容任何怀疑的，更因为他自己从1934年以来就生活在英国并且已经在那里寻求避难。尽管如此，在英国仍有不少的声音在说这些，哈耶克由此被左派打上了敌手的印记，他把丘吉尔“拖下了水”，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丘吉尔的竞选失败。
尽管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的衰落，但其大部分篇幅却是集中于一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植根于一种主要针对19世纪面貌的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通往奴役之路》这一书名本身就已提示，哈耶克把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在此，19世纪前年叶以格拉德斯通、科布登和布赖特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并不构成下坡路所由开始的高台。即使在自由主义的“核心国”英国，反自由主义的思想现在也成了知识分子的信条，这一事实使得1989年在维也纳出生的哈耶克(1938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成为英国公民)感到尤其苦恼。
人们偶尔把《通往奴役之路》的意义与乔治奥威尔1984年的伟大的反极权主义空想相媲美。人们也很容易会拿它同卡尔.波普尔晚于它一年出版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对比。毫无疑问，这些比较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区别之处。哈耶克不像奥威尔所做的那样仅仅专注于细致入微地描述极权主义政权。他在从精神方面剖析极权主义思想传统的过程中不像波普尔那样集中于其明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哈耶克在更大程度上把那些以较不极端的、但对于时代精神的主流来说更具代表性的方式维护他们的思想观念的思想家置于中心。哈耶克把一些在今天不知名的19世纪人物——如卡尔.洛贝尔图就归属于其中--归入那种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问世之际把几乎整个欧洲拖入暴力之下的极权主义的先驱者之别。哈耶克所追求的目标很快就一目了然。对于他，这不仅仅事关反击极权主义的残暴行径，因为这种显而易见的残暴形式的极权主义向来会被多数正直者所绝。他在更大程度上关心的是，揭露那些来自以为有益无害的观念的、隐蔽着的危险。这些观念远为“容易赢得多数”，但因此也远为危险。只要列举几位“作恶者”，也即弗里德里希诺曼和瓦尔特.腊特瑙，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诺曼虽则一时坚定地主张“自由贸易”，但赞成推行一种社会国家取向性很强的、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他被哈耶克称为典型“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结合体”的代表人物——人们从诺曼的几个创作阶段里完全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蛛丝马迹。腊特瑙到他被谋害为止一直是魏玛共和国左翼自由主义派德意志民主党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他被列为更危险的人物。这位经济管理者的政治荣誉开始于他作为战时经济的组织者(哈耶克给了他一个富有诗意的称谓，即“原始独裁者”)，腊特瑙一方面明显表现出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公司国家及计划经济思想，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同样明显的对自由主义和共和政治的理解力。真正的危险由此就不言而喻了。哈耶克评价道，“他也许通过自己的作品比其他某个人更多地决定了上次战争期间及随后在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而且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工作人员应当在后来成为在执行戈林的四年计划的官员当中的骨干。”
在今天，显得几乎有些嘲弄意味的是，哈耶克由此就恰好被右翼极端分子谋害的腊特瑙断言，“在较为详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腊特瑙有着“一个突出的位置”。但是，哈耶克向他承认，腊特瑙会“不寒而栗而退避三舍，如果他清楚他的极权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
在对腊特瑙的批评中，可以明显看出哈耶克所指的是哪一方面。虽然各种派别在目标一一如民主或独裁、自由或压迫等——的取舍方面，绝对存在着差别，但是一种要有更多计划经济成分的共识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哈耶克把他的书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这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如果基于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哈耶克甚至把“多数社会主义者”列入为“坚定地”信仰“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的那一类社会主义者。分歧应当在于那些人的手段和方法——它们是集体主义的，是与个人自由不可调和的。集体主义对于哈耶克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的中心特征，在其面前，所有其它特征都黯然失色。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只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事实上，他把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此等同，以至于一些作者(与《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字面意义相反)表达了怀疑，认为“社会主义”概念才是本来的总括概念。也许哈耶克就要唤起这一印象。在许多后来的著作中，他首先把国家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来处理，而不是根据流行的解释按照左右派划分模式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处理。 1979年的一次讲座中，他谈到了一种“‘国家’这一修饰词置于前头的社会主义”。哈耶克由此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社会主义解释学派，他的解释与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的解释形成了有意识的对照。
这一解释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时甚至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大概是哈罗德.J.拉斯基，他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尤其能够恰当地代表受到哈耶克主要批评的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当中尤其得到欢迎。按照这一解释，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就像自由主义那样。由此，国家社会主义只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常形式，它出现于资产阶级看到他们的统治受到了过分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威胁从而动用暴力确保他们的统治的时候。
这一学派的理论家们难堪地隐而不谈"国家社会主义"概念，因为它(完全在哈耶克的解释意义上)明显包含了"社会主义"属性，是独特的。人们取而代之以"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尽管在意大利的(更不说是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试图基于他们(自称)由自己所代表的占有关系而解释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必须容忍哈耶克所明确提出的问题：难道没有一种根据个人自由和通过正确选择经济秩序来维护个人自由这种衡量标准所进行的归类更适合那些也为左派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想”？
哈耶克的假设本身多么合乎逻辑和有说服力，它们就多么能够适合于对那些误以为完全与自由主义信念一致的"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挑衅--如果说不是甚至激怒他们的话。本书毕竟由此包含了某种把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这种等同处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早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巴巴拉.伍顿以她独特的名为《计划下的自由》的著作成为第一个与哈耶克的著作唱对台戏的人。并非只是这一点表明了哈耶克以其反集体主义的时代批判触痛了时代精神。在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不久，哈耶克成为享有威望的不列颠学会的会员。后来，学会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哈耶克永远也成不了这一机构的会员，如果这部著作早在7月而不是在9月(也就是说在选举之前)问世。 然而，哈耶克详尽地论证了他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的最初效应如同一些令人能置信的告密状所产生的效应。一即使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不久后诉诸最初违心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想一如既往地实现他的有关一种值得期望的经济秩序的思想。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那种经济自由”，“过去就绝不会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于尽管那种自由主义秩序明显忧于那些竞争性的集体主义制度，人们为什么仍然离弃了该秩序这一问题，哈耶克的经济解释是否还有效？尽管这一问题高度重要，哈耶克的解释相当模糊并且停留于单纯的简略暗示。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通往奴役之路》不是科学论文，而是作为一部通俗性著作来构思的。哈耶克的解释的出发点是，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会给自由主义带来灾难。它具有简直是“自我毁灭”的性质，“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哈耶克在这里所描述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他后来称之为“构成主义”的东西，也就是受到有意识的塑造能力之影响的东西。这一态势得到了强化，因为“由于这些已实现的东西……，人们显然不大愿意满足于容忍尚存的、现在似乎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弊端”。其后果是：“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的和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人们只是还对新的权利要求感兴趣，遵循旧的原则似乎妨碍了这些新的权利要求的迅速满足。”
这听起来非常摩登。即使在现在，虽然“社会”福利国家还没有突变为极权主义国家(在这里，哈耶克也许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公民们来说，它已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和在财政上不堪重负的负担，因此，这一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的批评有着巨大的意义。在(通往奴役之路)最初被左派成功地唾弃以后，最终成为80年代最强有力地启发英国的政策重返市场经济原则的那样一部著作，这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其它国家，如在美国，哈耶克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反思的精神领袖。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他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镇山之主了。
序言
当一位社会事务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清楚地在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
然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加以补充。尽管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但我像任何人一样可以肯定，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大，我无法找出任何理由。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我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点。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不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伴我成长的那些观点：既然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坚持的观点，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使我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对那些依据流行的时尚在每一个政治主张的申明中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容我附带说一声，我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们：它也迫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充分地意识到。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它们罢了--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乐于把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留给那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发表于《当代评论》1938年第4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承蒙上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在此我谨表
谢忱。
1943年12月
于剑桥伦敦经济学院
引言
几乎没有什么发现比那些揭示了观念根源的发现更令人恼怒的了。
——阿克顿勋爵
当代种种事件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后果。回溯既往，我们可以评价过去事件的意义，并追溯它们相继导致的后果。但当历史正在进行时，它对我们来说就不是历史。它带领我们进入未知的境域，而我们又难能瞥见前途是什么样子。假如我们能够运用来自先前见闻的全部知识，把同样的事件重新经历一番，情况就会不相同了。对我们来说，事情将会显得多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少注重的变化将会显得多么重要，而且往往是多么令人惊讶啊！人们从未有过这种经验，而且对历史必然遵循的法则毫无所知，也许是一件幸事。
然而，尽管历史本身从来不会完全重演，而且正是因为事态发展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才能在某种程序上接受以往的教训，避免相同过程的重复。人们无须成为一位预言家，才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经验和利益的偶然结合，往往会向人们揭示出事件中人们还很少了解的方方面面。
以下文字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这种经验相当近似于重新经历了一个相同时期——至少也是对一种颇为相似的思想演变过程的再观察。虽然这是一种人们不可能在一个国家获得的经验，但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通过长期轮流居住在不同的国家获得。尽管在绝大多数文明国家中思潮所爱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它们不一定在相同时间或以相同速度发生作用。因此，通过从一个国家迁居到另一个国家，人们有时可以再次观察到类似的精神发展阶段。那时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灵敏。当人们再次听到他在20年或25年前首次接触到的主张或方策时，它们就有了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明确趋势的征兆。它们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如果不是必然地、至少也是可能地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现在，有必要说出这句逆耳的真言，即我们有重蹈德国覆辙的危险。确实，这种危险并非就在眼前，而且这个国家的形势与近年来德国所出现的形势尚相距甚远，以致人们很难相信我们正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进。然而，这条道路虽然漫长，但却是一条愈往前走就愈难回返的道路。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 这个国家并非与希特勒德国，也就是目前这场战争中的德国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研究思潮的人们很难对此视而不见，即在上一次战争期间及战后的德国思潮与目前这个国家的思潮之间存在着并非只是表面上的相似性。现今，在这个国家中肯定存在着同样的决断，要把出于防卫目的而建立的国家体制保留下来用于创造。这里，也有着对19世纪自由主义的同样蔑视、同样的伪“现实主义”乃至犬儒主义，对“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样的宿命论的接受。而且，在我们那些最吵吵闹闹的改革家竭力要我们接受的教训中，十有八九是德国人从上次战争中得出并且助长了纳粹制度产生的那些教训。在本书的进程中，我们将有机会表明，尚有一大批其它问题，在15年至25年间，使我们看起来会重蹈德国的覆辙。尽管人们不喜欢回想，但那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策被进步人士普遍奉为仿效的榜样，正如近年来瑞典已成为进步人士众目所瞩的典范之国一样，这并没过多少年。那些追忆得更久远的人们都知道，至少对上一次战争之前的那一代人，德国思想与德国实践对这个国家的理想和政策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作者的成年生活大约有一半时间是在他的祖国奥地利度过的，与德国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一半时间则是在美国和英国度过的。在这12年中，这个国家现已成为他的家乡；他在此期间日益相信，在德国摧毁了自由的力量，至少有些也在这里作祟，而且这种危险的特征和根源，可能比在德国更少为人认识到。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在这个国家被尊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而我们要避免相同命运的机遇，有赖于我们能否正视危险而且准备修正那怕最为我们所珍视的希望和抱负，一旦他们被证明是危险的根源的话。不过现在还很难看出来，我们有向自己承认可能犯了错误的精神勇气。还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于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甚至当共产主义俄国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内部制度许多令人憎恶特点的相似性已广泛为人承认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看到这个真理。结果，自以为与纳粹主义的荒谬绝伦有天壤之别并真心诚意地憎恶其一切表现的人们，却同时在为一些实现起来就要直接导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务。
对不同国家中各种发展的一切类比当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我的论证主要不是以这些类比为基础的。我也并不认为这些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们不可避免的话，写这本书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人们能及时认识自己的努力会引起的后果的话，他们就能防止这些发展。不过直到最近，使他们看到这种危险的任何尝试还很少有希望获得成功。然而，对整个问题更充分地加以讨论的时机现在似乎成熟了。不仅现在问题已更广泛地为人们认识到，而且还有种种特殊的理由，使我们在此关头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提出这种意见针锋相对问题的时候。但我们所谈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党派问题，我们正讨论的问题也与政党之间争论的问题没什么关系。某些集团可能比另外一些集团较少地需要社会主义，某些集团需要社会主义是出于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另外一些集团则是出于另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些对我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重要之点在于，如果我们要挑出一些其见解能影响各种发展的人，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他们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强调“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已不再时髦的话，这仅仅是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须要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大多数人试图做的也不过是按照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改变这个运动的方向而已。
正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希望，我们才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没有什么客观事实使它不可避免。我们在后文中必须提到所谓“计划”的不可避免性，主要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如果那些现在由于他们的深信不疑而赋予这个运动以一种不可抗拒冲力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迄今只有少数人所忧虑的事情，那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恐惧而退缩，放弃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这么多善良的人去进行的那种追求吗？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理由，使我们在此时应当认真地努力理解那些已创造了民族社会主义的力量：这将使我们能理解我们的敌人和我们之间重大悠关的争论。不可否认的是，迄今对我们正为之奋斗的明确理想还很少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为根据自已的观念塑造我们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很有份量，但还不够。敌人运用宣传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这种宣传不仅采取了喧嚣的形式，而且更采取了阴险的形式。对这种敌人，仅仅认识这一点还不足以使我们具有抵抗他们所需的坚定信念。当我们必须在敌人所控制的国家或其它地方反对这种宣传时，仅仅认识到这一点便更不够了，在那些地方，这种宣传后果不会随着轴心国的失败而消失。如果我们要向别人表明，我们正为之奋斗的东西值得他们支持的话，仅仅认识这一点是不够的；要它引导我们建立一个能避免旧世界所曾遭到的那种危险的新世界，也是不够的。
英国在战前同独裁者打交道时，同他们的宣传努力和战争目标的讨论一样，表现出目标内在的不可靠性和不明确性，这种情况只能用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和他们与敌人之间各种不同之处的性质认识上的混乱来解释。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被迷惑，是因为我们拒不相信敌人在表白我们所共有的某些信念时是真诚的，也同样因为我们相信他的某些其它主张是真心实意的。左翼各政党不是和右翼各政党一样，由于相信民族社会主义党是为资本家服务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上当受骗吗？希特勒体制中有多少特点，不曾从那些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推荐给我们模仿，而不了解它们是那个体制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与我们希望维持的自由社会不相容呢？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敌人而酿成错误的数量是惊人的。好像我们不想去了解那些产生了极权主义发展似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毁掉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幻想。
在没有了解现在支配德国人那些观念的特征和成长之前，我们与他们打交道是永远不会成功的。那个一再被提出的理论，即德国人本身生来就是邪恶的，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对那些坚持这个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可信的。它污辱了为数众多的一系列英国恩想家，他们在过去100年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德国思想中最好的，而且不只是最好的东西。它忽略了这个事实，当80年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写作他的第一部伟大论著《(论自由》时，他从两个德国人——歌德和威廉·冯·洪堡——吸取的灵感比任何别人都多；它也忘记了这个事实，民族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先驱托马斯·卡莱尔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对那些采用了德国种族主义中最恶劣的特点借以维持自己的看法的人来说，这种观点的粗陋形式也是一种耻辱。问题不在于德国人本身何以是邪恶的，从先天方面看他们或许不比其它民族坏；问题在于确定什么环境使过去70年中某一思潮得以逐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并弄清何以这种胜利最终使其中最坏的成分登峰造极。再说，仅仅仇恨德国人的一切，而不仇恨支配德国人的那些特别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使满足于此的人看不出真正的威胁。恐怕这种态度常常不过是一种逃避主义，其原因在于不愿意认识那些并不限于德国的倾向，也在于不愿重新审查，并在必要时放弃那些从德国接受过来的信念，即我们现在仍和德国人过去那样沉迷于其中的那些信念。仅仅由于德国人特有的邪恶才导致了纳粹体制，这个说法可能会成为一种口实，把不是产生那种邪恶的制度强加于我们头上，因而，它是加倍危险的。
本书将要提出的对德国和意大利发展的解释，和大多数外国观察家以及来自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流亡者所作的解释，有很大不同。但是，如果本书的解释是正确的话，它也就会说明，一个像大多数流亡者和英美报纸的国外记者那样特有现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为什么几乎不可能从正确的角度来观察那些事件。将民族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在社会主义进展下其特权和私利受到威胁的人们所推行的一种反动，这个肤浅而又使人误解的看法，很自然地受到所有这样一些人的支持，他们虽然曾在那导致民族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活跃一时，但在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却中止了活动，并且因此和纳粹发生了冲突，被迫离开了本国。但是，就人数而论他们是仅有的重要的纳粹反对派这一事实，只不过说明了，在广义上看，所有德国人几乎都成为社会主义者，而旧有涵义所指的自由主义已为社会主义所排斥。像我们希望加以说明的那样，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中“右翼”和“左翼”现存的冲突，是敌对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常常发生的那种冲突。但是，如果这个解释没错的话，那就意味着许多仍然坚持他们信念的流亡社会主义者，现在虽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却正在帮助其寄居的国家走上德国所走过的道路。
我知道，我的许多英国朋友有时会在偶然听到德国流亡者表达出来的半法西斯主义观点时感到震惊，而这些流亡者真诚的社会主义信仰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虽然这些英国观察家将这归咎于他们是德国人的缘故，正确的解释则是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经验已把他们带到远远超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已达到的各个阶段。当然，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本国曾从普鲁士传统的某些特征中得到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为德国双方都引以为荣，这更加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观点。但是如果相信产生极权主义的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因素，那就错了。民族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是由于社会主义观点的流行，而不是由于德国与意大利和俄国所共有的普鲁士主义——同时，民族社会主义是从群众中兴起，而不是从深受普鲁士传统熏陶并深受其惠的各阶级中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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