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生：怀念小凯

7月7日一早，我在北京给小凯家里打电话。小娟告诉我，小凯在墨尔本时间7点49分病逝。虽然对此已有心理准备，但我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忍不住悲从中来，失声恸哭。从二十岁陷入十年牢狱之灾到去世，小凯一生历经坎坷，在短短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体系，成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大家。但是，他的生命也因此而耗尽。正值55岁的壮年，小凯生命的音符戛然而止。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和思想家，小凯是我精神的导师。现在斯人已逝，无尽的伤痛顿然袭来。当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点燃蜡烛，用烛光和泪水，悼念小凯在天之灵。　　

　　一

　　我和小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合作完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们两人并未曾谋面，一直都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往来。我对小凯最初的了解是通过读他的书。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体系大气磅礴，我一接触便为之着迷。于是，我给他发邮件谈我对他经济学思想的理解。当时他正在哈佛大学专心撰写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本教科书。他给我推荐阅读书目，还给我传来他自己的英文读书笔记。此后，我们开始通过电子邮件频繁地交流。我对经济学理解的加深，则主要是在读了他的书并得到他的指点后的事情。他站在经济学的高处，告诉我什么是最快的路。后来，我们开始合作完成那本书，其实主要是将他精深的思想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我在这本书中并无创造性的贡献。在他1999年底从哈佛大学到北京大学进行短期教学时，我们在北大校园第一次相见。此时该书的书稿已经完成。2001年，小凯、有光和鹤凌一起帮助我申请了莫纳什大学一个为期两年的博士后职位，我得以和他经常朝夕相处。

　　2001年9月24日，小凯被确诊肺癌。而在此之前，小凯身体看不出半点异常。当时小凯下班后常同我打网球，然后我们在旁边的绿菌场上散步，同时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的几篇论文，包括那篇后来在国内引起广泛争议的讨论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就主要是球场讨论的结果。从小凯打球的情况看，他的体力非常充沛。只是有一天，小凯回家后突感背部有一些疼痛，周末和家人游泳时疼痛加剧。在小娟的催促下，小凯到校医院去看医生。大夫拍片发现肺部有阴影，但不能确定是何种原因，建议找专家进一步检查。我们都开始担心。小凯安慰我们，说可能是肺结核，因为他小时候得过肺结核。但是，专家进一步检查的结果排除了肺结核。小凯的肺部有肿瘤，需要进行手术。小凯一开始对自己突患重症无法接受。有一天，小娟陪着小凯做检查，回家时从学校取了小凯的信件。我和小娟一起走向停车场，远远看见小凯一个人坐在车里，怔怔地望着天空，眼神充满了悲怆和无奈，看见我们后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这一幕让我感到悲戚，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9月24日，小凯做了手术。肺部的肿瘤最终没有切除，因为医生看过后说切除会有危险，脖子上感染的一个淋巴结则被割掉。这样，手术后小凯的喉管里插着一根导管，发不出声音讲话。当时除了小娟，我和祉宁、定胜、邓欣等人亦轮流看护小凯。最开始我们不能确知小凯真正得了癌症。第一个晚上，我在小凯的病房通宵守护。小凯只能通过写字表达意思。晚上9点钟，小娟回家照顾孩子。小凯拿起笔给我写纸条，“永生，我的确有肺癌，即使喉头不是癌，医生也说要切除我的右肺。小娟不愿讲太多坏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在此之前，我一直对小凯的病心存侥幸，希望不会是恶性肿瘤。由于是手术后的第一天，小凯痛得整夜不能入睡，而且还要不时地让护士用吸管抽走喉管里的积痰。护士每抽一次积痰，就会触动小凯喉管的伤口，他就会痛苦地抽动。我不忍心，每次就抓住小凯的手，希望能帮助他减轻痛苦。尽管他整夜都很难受，却仍不忘记写字关心我，“你可以到房间外面看看书，抽屉里有很多杂志”(英文)。那一个晚上我坐在椅子上整夜没有合眼。看着小凯的样子，我很难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小凯一生经历坎坷无数，十年牢狱之灾亦未能摧毁他的意志。正是靠着这种矢志不移的信念，小凯才终于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一次面对死亡，小凯仍然选择勇敢面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小凯的第一反应是要战胜它。而在他自己遭此厄运之际，心里却还想着我的研究，令我嗟叹。27号，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出来了。小凯写纸条告诉我，“癌已扩散到右肺以外胸中的淋巴结。鹤凌和有光会帮你安排第二年的研究。出中文书的事我就都交给你了。”他通过写纸条问护士，“我不能吃东西，怎么存活？”（英文）。又写道，“请告祉宁，想办法找美国对这类癌症有试验性药物或疗法的医生或网址”。还让我们问“中国是否有医院愿意治疗，因为澳洲医生认为动手术危险”。他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同我“交谈”的一大叠纸条，一直被我珍藏。小凯一生多灾多难，但每遇逆境则不屈，现在事业正如日中天，却不想染此重症。

　　小凯得病后，大家都说，他是由于劳累过度。从1984年赴美国求学到1993年标志着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形成的著作《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出版，小凯只用了短短9年的时间。小凯在这9年时间里取得的成就，对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毕其一生也求而不得。小凯就一直这样在拼命。这种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也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小娟告诉我，小凯从来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工作。从哈佛回来以后，家人和周围的朋友都劝说小凯不能再象以前一样拼命。小凯在哈佛完成的英文版《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给经济学界带来的影响可以用震惊来形容。因为在此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还只是零星地看过小凯的文章，对小凯的学术贡献还没有全面的了解，而当他建立的学术体系完整地以教科书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再漠视小凯的贡献。也许是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小凯觉得可以稍事喘息，于是开始注意做一些体育锻炼，象打球、游泳和玩帆船之类。除了劳累过度以外，小凯此番得病，想必同他早期的牢狱生涯大有关系。十八、九岁的年纪应该正是身体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但小凯在监狱里连吃饱饭都成问题，更不用说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活。　

　　二

　　小凯从一生病就坚定要战胜癌症，奇迹后来的确在他身上发生了。在刚开始确诊为晚期癌症时，医生断定小凯只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但小凯的身体在出院后却不断地康复，以致于小凯后来见到手术医生时，医生看到他仍然活着感到非常惊奇。而我们，则一直对小凯的完全康复抱有希望。尽管我们不懂医学，但知道很多事情医学还不能解释，知道很多人得了癌症又继续活很多年的例子。小凯是一个具有超凡意志的人，一生都在不断地创造奇迹。我们相信他这次也不例外。

　　在得了癌症以后，小凯希望大家将他当作正常人而不是病人看待。所以，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不谈他的病。只是在他每次到医院检查后，我们才问一下结果。而如果有好消息，小凯和小娟就会主动地打电话告诉我们。小凯得病后还坚持每周给学生上8节课的《数理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只是在第二年，学校给他特别安排了一年的休假，小凯才得以摆脱繁重的教学任务。除了上课外，就我所知，他在得病期间干的工作不亚于一个正常人：筹建“莫纳什大学递增报酬与经济组织研究中心”；组织编辑和撰写英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系列丛书；赴美国参加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为他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并作主题讲座；分别到复旦大学和湖南大学参加超边际分析的学术会议并作主题讲座；在莫纳什组织一次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父亲病危和病逝时在一月之内两次回中国（小凯父亲至死不知道小凯已身患绝症。小凯比他父亲仅晚1年离世。他父亲寿高近90）；接待哈佛大学马斯金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本·奈（Ben-Ner）教授访问莫纳什；接待朱学勤教授、王则珂教授、张军教授等人访问莫纳什；每天处理大量电子邮件；按原计划辅导几位博士生。此外，小凯这两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在系里也居前列。这些工作，对于一个健康人尚且不易。2003年下半年，小凯还坚持要应邀到台湾大学访问数月，因身体不适终于被小娟阻止。他给我解释过他坚持到台湾大学去的原因之一是，他去可以给他在台湾的弟子刘孟奇等人创造在台湾大学讲授超边际分析的机会，而这对孟奇的事业有好处。

　　小凯手术出院后，战胜癌症的信念非常坚定。他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每天早晚自己开车到附近的森林公园里散步，中午也休息一小时。墨尔本环境优美，到处是森林和海岸。这种环境对于小凯的康复很有好处。他在森林和海岸边散步，其实是快步行走。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每次快步走1个多小时，一早一晚要花2到3小时。这样，在森林和海岸边走路的时间，就成了小凯工作和讨论问题的时间。我们只要有时间，或者有问题要同他讨论，就陪他去走路。在他生病期间，朱学勤、王则柯、张军等人访问莫纳什时，我们都是这样在森林里边走边谈。从他走路的样子和发表见解时的滔滔不绝看，完全不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小凯、学勤先生和我们在Jells公园一边走路一边讨论，谈大西洋贸易为何对西班牙和英国产生不同的影响，谈新教与天主教对宪政制度的影响，谈光荣革命与英国的宪政制度，以及欧洲的多样化与文明的发展。学勤先生还给小凯拍了一些录相，说是太太也惦记着小凯的病，在录相里看到小凯就会放心。

　　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外，小凯还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医生一直给他用最好的化疗药物，他同时还相信从中国带去的中药。这样，他的身体一直恢复得不错。特别是，他2002年在上海做了一个手术，医生通过注射零下100多度液态亚氦的方法来将他右肺的大肿瘤冻死。这是一种物理疗法，不象常规手术那样有危险。手术的效果非常好，右肺的肿瘤基本上被成功地抑制，并且逐渐变小，胸腔的积水也逐渐消失，化验的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我们都相信奇迹已经发生。这对小凯是莫大的鼓舞。他对自己完全康复越来越有信心。小凯在得癌症的第二年过54岁生日，我们按照广振的提议，给他送了一张1岁的生日贺卡，表示他身患绝症又重获新生。小凯那天很高兴。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由于病灶不断缩小，胸腔的积水也全被吸收，小凯对自己完全康复充满了信心。有一次，他召集鹤凌、广振和我在他办公室讨论。他计划我们今后要做的很多事情，而在谈到这些很远的计划时，他都无一例外地将自己要在其中做什么做了安排，完全不担心他的生命还是否能坚持走到那一天。在谈到他个人今后事业的发展时，他说现在斯坦福大学、哥仑比亚大学和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都有意向他发出邀请，待自己完全康复后，他很可能会认真考虑接受美国的职位，因为美国毕竟是经济学最重要的阵地，他的经济学需要在那里传播和推广。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体完全康复如此自信都很欣慰。现在小凯走了，我想起当天的情形和他说过的话，心里十分难受。他最终还是没有如愿地完全康复。

　　小凯最开始不能接受他得病的事实，觉得命运对他非常不公。慢慢地，尤其是在他皈依基督后，他不再这么认为。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的力量和智慧实在太渺小。人还无法理解死亡。上帝安排他离开这个世界，一定是有他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我们人类的智慧还无法理解。小凯说，只要信上帝，就将自己完全交给上帝。所以，小凯对死亡的问题后来变得非常超脱。他对我说，人总是不能逃脱死亡。50年、70年抑或100年对人的生命来说长短悬殊，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或上帝的眼中都只是一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也许明天就会死去，但他很欣慰他生命中的情节非常精彩。是的，人类社会生生不息，被人记住的人，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活在地球上时间的长短。永远不灭的，是人的灵魂和思想。　　

　　三

　　小凯有半生在海外飘泊，在国内二十岁时就因一篇热血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而陷入十年牢狱之灾，之后又历经坎坷，然而他对中国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赤子之情，却片刻不曾懈怠。我们每次谈话，他差不多总要谈到中国，流露出对大陆的人民和大陆一草一木的眷恋之情。而他对中国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则来自于他对中国体制弊端的切肤之痛。小凯生于“高干”家庭，是中国革命早期的受益者，曾经对中国要建立的理想制度充满礼赞，憧憬着中国能因此走向民主与富强。但后来的“文革”风暴和政治运动，却让他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为他创造了深刻认识中国社会的难得机遇和独特视角。他对中国问题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来源于他在这种切肤之痛后的深省。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则难以理解他思想的深邃。小凯说，自“五四”以来，中国人更多地倡导科学和民主，却忽略了自由与共和，而建立起宪政规则和政府可信的承诺机制，限制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和给予人民最大的自由，才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人们对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充满了期待。但是，中国经济表面繁荣的背后，由于深层体制弊端引发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尽管市场力量已渗透到中国经济的各个角落，但传统计划体制的力量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很多方面仍然顽固地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因权力缺乏制衡而导致的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对此，小凯充满了焦虑。他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源都在宪政规则，都在于人们失去信仰后心中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他引用诺斯的话说，决定经济绩效的是制度，制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东亚国家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在简单地模仿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制度，而忽略这些国家经济制度背后的宪政规则。这种忽略会带来短期的成功，但却带来长期的失败，因为简单复制的技术和经济制度不具有创新能力。他提醒中国要警惕步入南美“坏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尘。在他堪称传世佳作的《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仔细地梳理了中国宪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他希望他的宪政思想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给中国人民带来永久的福祉。

　　小凯病危之际仍在关注中国的宪政问题。2003年9月，他告诉我他的身体开始恶化，已经无力修改我们合作的一篇英文论文，并交待我处理他在中国著作的出版事宜。我从中国给他打电话，那时他已经很难下床行走，讲话十分吃力。他用虚弱的声音告诉我，说他现在讲话很困难，但是想听我给他讲国内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宪政问题。他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他此前曾专门向我要过吴敬琏先生的电话，要同他讨论宪政问题。我告诉他一周前我陪吴先生见几位日本经济学家时，曾同吴先生谈起他的宪政思想。小凯听后忍不住要说话，但又发不出声音。我心里难受，叮嘱他不要讲话，也不要再多谈这些问题，身体的恢复最为要紧。他用力挤出一些笑，告诉我不要担心，他已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托付给上帝，所以他现在心里很平静。小凯对中国宪政问题至死不渝的关注，完全出于爱中国的心。

　　由于小凯讲话很困难，我之后没有与他直接通过电话，只是间或给小娟去电，或向鹤凌了解小凯的病情。得到的消息是，小凯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他仍然还要坚持每天工作一段时间。2004年1月13日，小凯给我发邮件，说他在网上看了何新关于重商主义的文章，很不同意，但已无力提笔，嘱我参考他在《发展经济学》和《百年中国经济史》中的有关内容写一篇文章，澄清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对于政府无限制的经济权力问题上的区别，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或我自己的名义发表。我立即给他回信，说要做这件事情。更为高兴的是，看到他写信和我谈工作，我判断他的身体略有好转。但是，他对他的身体状况却未置可否。实际上，他的情况一直在持续地变坏。但在他身体最糟糕的时候，他还在想着中国未来的出路。他对中国的爱发自内心。他将他的一本演讲录冠以《中国情与自由梦》的名字，正是他对中国一片赤子之情的真实写照。今天的中国，需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问题，需要用大智慧来寻找光明。中国，你要为你的土地养育了小凯这样的优秀儿女而自豪。　　

　　四

　　小凯的心中，有大爱。他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要重写反映他十年牢狱生涯的《牛鬼蛇神录》(英文名为The Captive Spirits, 《囚禁的灵魂》)。因为他在那部书里，不自觉地充满了恨。他认为这不好。上帝让他宽恕、谅解并爱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不曾善待他的人。耶稣说，“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当爱象细雨一样滋润人的心田时，一切的仇恨才能化解。所以，当他面对不公时，首先是忍受；面对不同观点的人时，他首先是爱他们的。社会的和解与进步，正需要这种宽恕和大爱。

　　他经常和我讲起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新约》强调平等，每个人都能与上帝对话；而《旧约》则不同，人只有通过牧师才能与上帝交通。中国人喜欢将人分三六九等，上层社会的人看不起底层的百姓，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关系，从后者中可以找到《旧约》的影子。有一次他在国内做报告，主持人出于奉迎介绍他的高干家庭的背景，这让他心里生出反感。在小凯的心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尤其是在国外呆得越久，就越发对此感触良多。在澳洲，一个保安很少会在面对一个教授或官员时感到低人一等。这种人格的平等，中国还差得太远。

　　他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爱。他对中国底层的百姓，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他说，城里人要爱那些在城里做事的民工，不要因为他们蓬头垢面和没有文化就鄙视他们。他写文章呼吁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来加快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三农”问题。他出于爱中国农民的心，并用一个经济学家的知识告诉人们，很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观点其实是似是而非的，并且恰好是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根源。只有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才能真正得自由，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有大发展。他有一次从国内回到澳洲后，几次对我提起周其仁关于土地制度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关系的观点很深刻。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物质上正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人们逐渐摆脱贫困、超越小康。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吸引了全球淘金者的目光。世界主流媒体谈起中国，也开始更多地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伴随着经济的进步，中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人们自主或不自主地被卷入名利的旋涡，对金钱和权力的狂热和向往超越了信仰和爱。于是，一些人开始呼唤人文关怀，呼吁经济学家要讲道德。小凯的心中，正有中国需要的这种大爱。　　

　　五

　　也许是命中注定，小凯一生难得有顺境，包括他开创的学派也是如此。小凯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最初都寄给象《美国经济评论》（AER）和《政治经济期刊》（JPE）这类最顶尖的刊物，但他的这些对编辑而言新颖而陌生的论文的命运就象他个人的命运一样多舛。有时候，编辑不知将他的论文归于哪一类文献，有时候则将其交给他批评的理论的创立者和支持者进行评审。而有时候，匿名审稿人对他的论文有高度的评价，但编辑却毫无理由地干脆不予发表。主流经济学的势力过于强大，即使在看似公平的西方匿名审稿制度下，真正有原创性并对主流理论形成挑战的论文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对此，小凯深感无奈，但要在西方学术界立足，除了遵守既有的学术规则以外，别无捷径可循。所以，他对我谈起他尊重的张五常时，说他非常幸运，因为科斯等人了解他的思想，张五常的几篇最具原创性的重要论文都是科斯直接向他约稿，并没有经过现在这样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而小凯自己则没有这种幸运。

　　在很多时候，小凯的论文只得转投其他一流刊物。他跟我们说，他保留了他所有论文的匿名审稿报告，将来要将这些审稿报告结集出版。这些审稿报告，将是反映一个新学派如何艰难崛起的最好的历史文献。小凯有一次对我感叹，说超边际分析如果是由一位白皮肤的美国人或犹太人开创的体系的话，其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但由于华人在主流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社会的地位总体来看目前还比较低下，华人开创的经济学体系也就难以被那些有自我优越感的西方人完全接受。小凯是一个埋头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推销自己的学术成果。在2003年2月莫纳什大学举办的超边际分析研讨会上，哈佛大学著名的马斯金教授前来参加。在会议的结束晚宴上，莫纳什大学校长为马斯金教授颁发杰出客座教授聘书。黄有光教授宣布中心成立和丛书出版事宜，在致辞时对小凯的学术成就大加赞扬。他用手指向天花板诙谐地说，小凯的智商在天上，但情商却在地上。作为晚宴主角的小凯，只是安静地坐在席位上不说多话。小凯的确不擅长推销自己，尽管他谈起他的学术可以口若悬河。他曾对我说，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真正原创的东西并不突出，但他推销自己或包装别人学术成果的本领却绝对一流。小凯如果有这种推销自己的本领，则他的超边际分析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学术地位一定要远远高于今天。

　　更不幸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几位有影响力且本来能够助小凯一臂之力的人，都象小凯一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会长罗森（Rosen）自称是小凯忠实的拥趸，对小凯开创的经济学体系推崇有加。他为推广小凯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幸的是，罗森于200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位置上不幸离世，也属于英年早逝。而在更早之前，财务奇才布莱克（Fisher Black）也是独具慧眼，对小凯以超边际分析发展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高度评介，称小凯与有光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才华横溢”。但是，布莱克却在1995年英年早逝，也象小凯一样，享年仅有55岁。如果他再晚两年去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就会非他莫属，因为1997年诺贝尔奖颁发给了哈佛大学的默顿（Robert C. Merton）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而他们的成就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来概括，那就是有名的Black-Scholes。这个Black，正是布莱克。布莱克是著名的Goldman & Sachs的合伙人，被人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小凯曾给我们讲过他和布莱克的一段轶事。1995年，布莱克专门给小凯来过一封信，说要赠一笔巨款来支持小凯从事的具有“远大前途”的专业化与分工理论的研究。小凯觉得不能凭空接受布莱克的捐赠，于是去信婉拒。不久，传来布莱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小凯这才知道，布莱克教授临死之前希望用他的财富资助他认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研究。

　　作为一个全新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小凯自然成了很多人尤其是中国人心中最有可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的华裔经济学家。梁晶昨天跟我说起，有一次她邀请小凯来讲座，给学生写好了讲座告示内容让他们去张贴，但学生却自行将小凯的头衔改成了“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确，小凯杰出的经济学贡献得到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等人的大力推崇。布坎南称小凯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匿名审稿人称其著作为“盖世杰作”。不论是否赞成小凯的学术观点，只要真正了解小凯学术贡献的人，都不会对小凯吝啬这些称誉。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也正在向世界极力推介小凯。布坎南有一次来信告诉小凯，又一位诺奖得主贝克尔也“上了我们的船”。尽管获得诺贝尔奖是一件非常困难和不可预期的事情，但如果真有一天小凯获得诺贝尔奖，也决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但是现在，小凯走了，带走了大家对于中国人获诺奖的希望。如果能用诺奖换回小凯的生命，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舍弃诺奖。我们只要小凯，因为小凯是唯一的。　　

　　六

　　小凯的离去，让我精神上很孤独。小凯在的时候，我只要遇到问题，就会去向他请教。他不在身边，我就给他发邮件。小凯总是无一例外地能够给我满意的答案。小凯外表朴实，但思想却深邃。思想深邃而又为人谦和，则乃真正大师风范。他身边所有的人，都亲切地叫他小凯。我回大陆后，不能再象在澳洲那样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在他身体恶化后，通过邮件也很难再有交流。现在，小凯则彻底地走了。小凯曾将他大量的英文读书笔记给我阅读，我每每见到他在笔记上注上“nonsense”(胡说八道)时，就会觉得大快人心。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的巨变，各种声音都交织在一起，而其中一些声音则是会让中国误入歧途的“nonsense”。小凯人已经走了，但一代思想巨擎的强音，却仍然会回荡在我们的上空，带领我们寻找真理和光明。

　　小凯对于学生，不论是否认识，从来都是爱护有加。他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公开。学生只要有疑问，都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对于学生来信求教的邮件，他尽量自己亲自回复。如果没有精力，有时候也转给我。今年3月的时候，小凯转给我一个学生的信件，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脱。我回复时没有告诉这位学生，小凯是在生命垂危之际惦记着解答他的问题。在中国，有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得到过小凯的指导。小凯不一定记得这些学生，但这些学生都会永远将小凯当作他们的导师。

　　小凯生病后，我们一方面期待奇迹发生，一方面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小凯是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如果小凯发生万一，我们作为学生，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当是让他设法给学术界留下更多的思想遗产。所以，我对他讲，我们平时的谈话都很随意，现在我列下一些具体的题目，想同你作一些认真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要录音，将来可以出版，以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思想。他欣然应允。这样，他生病后不久，我每周都同他有一次比较正式的录音谈话。谈话有时候是在他的寓所，有时候则是在森林或海边进行。他每次只能谈大约半小时，讲话太多，他的身体就有些承受不起。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几个月。这些题目谈完后，他的身体已恢复得相当不错。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会完全康复。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读小凯的著作。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出版了《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经济文集》下周将会付梓，而其他相关文集和演讲录则在重新编订之中。除了这些中文作品外，小凯还同美国一家出版社签订了一个英文书籍的出版合同，在美国出版各种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支理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这些英文著作的中文版本将会在中国同期出版。这些著作，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喜爱他作品的人受益。我在回国前，小凯还同我定下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大纲，而我由于回国后又前往欧洲访问数月，这本书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进行。　　

　　七

　　小凯病逝之前的半年时间，是病魔对他身体摧残最大的时候。我由于去年5月离开澳洲而没有再见到小凯。鹤凌对我说，小凯最后已消瘦得不成样子。我给小娟去电，说我在中国，因为签证的原因，想去看小凯又不能。小娟说小凯这个样子也不太愿意见学生，他希望你们记住他以前的样子。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心酸。

　　小凯走了，留下太太小娟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小凯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娟和这三个孩子。小娟是一个坚强而乐观的人，一直与小凯患难与共。她在小凯出狱后到处受冷落的时候毅然地跟着小凯。几年后命运将她和1岁的孩子带到美国。在美国，为了生存和读书，他们过着非常动荡而艰难的日子。我和太太刚到澳洲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小娟和小凯就一点一点地给我们讲他们当初到美国的遭遇，讲他们如何克服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小凯给我们讲他当初如何揣着仅有的20美元跌跌撞撞地来到美国，如何深夜给素不相识的华人学生打电话求救。小娟讲她如何带着1岁的孩子为了生存而费尽周折。他们这一家人生活的稳定和压力的减缓，也只不过是在小凯1989年获得莫纳什的正式教职以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全家人不断地随着小凯奔波于美国、澳洲、欧洲、香港和台湾等地。这种奔波，有时候是小凯事业的需要，有时候则是为了生计。小娟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令人钦佩的女性。小凯在几年前得到莫纳什大学的讲座教授前后，小娟才在小凯的劝说下放弃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他们一家人，本来可以从此尽享天伦，但小凯却突然撒手人寰。妻子失去丈夫，少年失去父亲。这对他们家庭，无疑是巨大的悲伤。但是，生活总要继续。

　　今年3月，在小凯病情恶化后，小凯和小娟抱着一线希望到美国参加加州大学医学院的一种新的试验治疗。但是，小凯在美国没有医疗保险，虽然试验治疗是免费的，但所有并发症的治疗和在美国的开支都要自己负担。于是，祉宁背着小凯向大家发起了一场募捐活动，大家都纷纷表示要捐款，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小凯的帮助。但是，小凯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让我们立即停止这些活动，说他已经筹措了到美国治疗的费用，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为了不违背他的意志，我们只得停止了捐款活动。后来我私下问小凯的妹妹杨晖，到美国的医疗费究竟是如何解决的。杨晖告诉我，小凯向银行借了钱，计划用稿费一点点地还。而我知道，学术著作的稿费是很有限的。小凯的作为，见证了他的品质，让我们对他更生敬意。为了以防万一，黄有光教授等人还是在澳洲成立了一个基金，以备不时之需。我们计划，这个基金将来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小凯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二是将由小凯开创和他毕生钟爱的事业发扬光大。这个基金将支持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这一领域，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后继有人。

　　7月14日下午2点，小凯的葬礼将在墨尔本Waverley路的Anglican教堂举行。Anglican教堂是我熟悉的教堂，高高的十字架矗立在天空。在那里，小凯和小娟曾一同受洗，皈依主耶稣。现在，小凯的灵魂就要从那里升起，扑向主耶稣的怀抱。我无法前往万里之隔的Anglican教堂去为小凯送别。我知道，上帝的荣耀，会充满他的国度！

　　(2004月7月13日匆忙于北京)

　　本文由梁晶工作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