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危机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政府控制的银行自己在放高利贷，违背中央命令。政府银行把存款利率压得很低，通货膨胀又很严重，所以，借钱来花很合算。但如今，政府有点控制不住，很多银行职工把银行低息的钱弄出来放高利贷。究竟有多少地方政府银行在违反中央纪律偷放高利贷？这是比温州高利贷崩盘更严重的问题。
温州高利贷崩盘只是利率监控失败前兆
《外参》记者范方华
长期倚赖民间资本的浙江温州企业，在高利贷市场不断扩张的情况下，终掀起风暴，企业、银行、高利贷机构、政府官员均脱离不了干系。著名经济学家罗小朋在接受《外参》采访时表示，温州高利贷风暴背后的深层根源，是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限制私人资本的运用，私人资本只能另求出路，造就了高利贷的生存空间。
罗小朋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取得经济学硕士，为1980年代中国高层经济改革政策研究设计的智囊人物，后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经济制度演变。曾任美国国际发展企业组织（IDE）研究员、IDE中国区代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特聘教授、贵州大学扶贫研究中心主任。罗小朋在《大事件》与明镜网上发表的《重庆模式如成中国模式，是灾难》长文，被中共高级官员称“迄今为止，对薄熙来重庆所作所为剖析最为到位的”文章。
政府压制私人资本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统计，2011年上半年的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约1100亿人民币，70%的温州中小企业资金来自于民间，并有将近9成的家庭个人参予借贷；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沿海地区约有3万亿元银行贷款流入高利贷市。这种近乎全民放贷的现象，反映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惊人吸引力。
罗小朋在接受《外参》采访时指出，浙江私人资本过剩，已是积累多年的问题，温州企业也大量倚赖民间资本支持流动资金，主要原因是中共当局对私人资本的种种限制，导致这些私人资本一直在寻找各式各样的出路，于是，出现炒房、炒煤矿、炒农产品等情况。
由于国有营行限制私人企业的贷款，因此，民间借贷本来就长期存在于温州，只是，一开始这样的借贷并不是高利贷；罗小朋表示，如今通货膨胀，政治对信贷管制比较严，市场实际的利率在上升，私人资本于是出来图利；另一方面，原本获得暴利的炒房、炒煤矿，在房市崩盘、政府管制的情况下，获利无法再偿还高额的利息。
于是，每万元人民币月息可高达1000元的借贷，在债务越滚越大的情况下，终于爆了开口，由于同行之间互相担保，危机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半年来，至少已有80家企业老板逃跑、至少3宗老板被追债而跳楼自杀的事件，其中由澳门被遣送回温州的就有超过20人。
罗小朋认为，温州高利贷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还是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给私人资本空间。 “本来有如此大规模的私人资本，能做许多产业升级、出国创业的投资，也能进入许多高级产业链，但中共不希望私人资本有这么大的能量。”
2009年，9名温州华商开始在意大利普拉托筹办“意大利欧联华人银行”，同时预计于希腊、法国、西班牙设点，但罗小朋对《外参》说，随后中央一道禁令下来，筹办银行之事便泡汤。广东也遭遇同样问题；这几年一直听闻广东喊出“腾笼换鸟”、“产业升级”，但实际上，广东产业升级困难，因为升级主要靠外资，这其中就牵涉到外国投资者来不来的问题。
罗小朋解释，中共对私人资本在意，是因为产业升级了就会与国家的产业竞争，政府害怕私人资本力量太大，将威胁自己的权益，“浙江的吉利汽车，被压制很多年，但最后没压住，杀出一条路，这是政府压制失败的例子，不过，大部分时候的压制都是成功的。”
借高利贷做投机生意
温州高利贷危机爆发后，许多媒体都揭露了企业老板将利润不高的主企业做抵押，另在其他地方投资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问题产生后，导致主业资金更加紧张的情况。罗小朋对《外参》表示，借贷背后的问题是，温州的高利贷实际上支持的是什么？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怎么会借高利贷来做微利的制造业？这么高的利息，一般不会做正经的生意。”
罗小朋指出，借高利贷无非是做包括赌博在内的投机生意，“在目前的心态下，估计赌博的人很多”，罗小朋说，在过去，借了钱多半不会不还，尽管私人老板的制造业、加工业不怎么赚钱，但土地这些年一直在升值，有土地在后头做补偿，算总帐的话仍是赚钱，因此，原本的私人老板不愿逃跑。
高利贷市场一般分为短期资金调度和长期融资，后者的风险更大，借贷者多半认为政府将放宽房地产或货币政策，之后变有能力偿还借贷。以房地产这项暴利行业来看，虽然2010年政府收紧银根、严厉限购，但借贷者预期房价很难下跌，政府调控也将松绑，届时地价、房价都将反弹，因此仍押下赌注，民间借贷资金也大批流向房地产市场。
不过，如今土地财政处在崩溃的危险中，许多人不再抱着土地不放了。罗小朋对《外参》说：“前些年搞出口加工业的，私人老板都能从政府那得到低价、甚至免费的土地，这些年支持他把很多生意做下来，地方政府也将地价抬得很高，所以，这些人每年算下来财富还增加。但现在已经有人考虑做不留后路的事。大家都认为房价要跌，可是土地不好卖，生意也做不下去，所以，很多人借高利贷跑了后，觉得后面还有一块地在那顶帐，也是一种变相出手的办法。”只是，高利贷崩盘动摇了整个信用基础，等于把危机转嫁给地方政府。
除了浙江外，内蒙古、江苏、福建、山西等地也被分析人士指为高利贷风险区，罗小朋认为，浙江的情况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但规模没这么大，原因是浙江与其他地方的性质不太一样：浙江的高利贷渠道非常通畅。
罗小朋对《外参》分析，浙江长期存在民间借贷市场，而政府考虑到地方财政和出口利益，多年来对民间借贷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造就了高利贷渠道通畅的情况，这里又可分为两个渠道，第一是民间的借贷担保公司；银行给私人企业放款，但银行本身没有足够能力判断借贷者的信用程度，因此委托民间借贷担保公司协助判断贷款客户的偿还能力，这种借贷担保公司有一定的自由资本，等于将银行的风险分散了，但这些公司实际上做的是高利贷生意，它们不但自己做，也与银行勾结，把银行存款拿出来放高利贷，规模虽大，但却是相对“明”的渠道。
第二渠道则相对较“暗”，罗小朋指出，这个方式通过了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有一个职务在，所以，放款和借款的人都认为政府官员不会轻易逃跑，特别是温州有大量地方官员参与到高利贷的生意中，这在其他地方没这么严重。”
解决之道：提高利率
针对这场危机，温州市银监局已要求各银行调低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不能超过30%，温州市政府也已抽调25个工作组进驻市内各银行，预计之后还将进驻全市县级支行，防止银行抽资，造成中小企业资金断供。
罗小朋则对《外参》指出，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利率市场化，一个选择是提高中国政府所控制银行的存款利率，让老百姓更愿意把钱放到银行，第二是提高政府所控制银行的贷款利率，让存款和贷款利率都更靠近市场利率。
但利率市场化将对国有企业很不利，因为中国国有企业一直从银行里拿到相当便宜的资本和贷款来维持，由于利率提高，部分国有企业借不起，进而为经济增长速度带来很大的制约，因此罗小朋认为，政府解决高利贷的方向，应该一方面提高利率，另一方面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
“现在中国政府也知道，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太快，风险很大，现在主要是害怕掉的速度太快，会带来很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如果要解决温州高利贷危机，政府恐怕没有其他选择。”罗小朋对《外参》说。
温州高利贷事件爆发后，分析家注意到外资正飞快撤出中国市场，罗小朋则认为外资原本就四处游走，不完全发生因为高利贷事件而飞快撤离的情况。 “现在中国政府还支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且中国政府通过市场的操纵，外资是往美元上跑；另一方面，人民币相比欧元和许多国家的货币，如果还给人升值的预期，持有人民币也还是相对安全的选择。”
罗小朋对《外参》指出，这场危机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政府控制的银行自己在放高利贷，违背中央命令，“政府银行把存款利率压得很低，现在通货膨胀又很严重，所以借钱来花很合算，但如今政府有点控制不住，很多银行职工把银行低息的钱弄出来放高利贷；究竟有多少地方政府银行在违反中央纪律偷放高利贷？这是比温州高利贷崩盘更严重的问题。”罗小朋强调，温州高利贷崩盘只是整个中国利率监控失败的征兆而已。 (《外参》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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