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重申经济学的古典思想

——经济消息报记者访杨小凯(1998年7月)

记者：我们注意到，国外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您和您所从事的研究都给予了很高评价，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杨：我想他们在做评价时是决不会太客气的。可是我们还不是主流学派。我现在只有几个模型在国外名校有些影响。这也要靠一步一步慢慢来。

记者：您将您所提出的理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和现在的主流学派有何区别？

杨：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经济学存在危机，并从不同角度去挑战。非线性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是从一个方面挑战。再有用博奕论来挑战，这在工具上是很成功的。我们所从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意思是，在思想上，它比新古典"古"，我们强调分工，强调组织的作用，但是在分析工具上更"新"。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用超边际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是边际分析，而边际分析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是在给定组织结构的情况下研究资源分配。这就象一个人在选定专业以后，你要选什么课，比如，你选择了经济学，那么就不去学物理，这时你的工作就是把有限的时间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专业课之间进行分配。这就是所谓的资源配置。但是一开始你决定学经济而不是学物理，则是一个选专业方向的决策问题，而这才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中国人说"女怕嫁错人，男怕入错行"，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觉得，现代经济学都着重在资源分配方面，而对于专业方向的选择和分工的决定研究不多。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分工专业化的。

记者：那么，您是否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问题，甚至走错了？

杨：我想，不能说是错了。以前的经济学研究是在给定组织结构以后去看资源配置。但还应该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考。以前经济学家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只能用于分析资源分配，不能用于分析组织，包括制度分析。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非线性规划等工具，但由于学院的传统训练，使大家习惯了旧的框架。而一些老人，象科斯等还没有陷到旧的框框中去，但数学工具又不够。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把古典的思想变成数学模型，试图用角点解和非线性规划等数学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的精髓表述出来。 

记者：这里涉及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了。您如何回应现在对经济学日趋形式化的批评？

杨：经济学现在的确是在朝两个方向走：一是向数理化，美国就是这个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们竞争激烈。大家都朝一个比较"硬"的标准靠，结果就是竞争的胜负越越靠你的数理水平，象群论、拓扑、点集的应用，连数学系的人都觉得很数学味。有的数学概念甚至在别的地方还没有找到应用的地方，经济学就开始应用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象科斯、诺斯等人的路子，主要用一个小模型讲一个很深奥的思想。我认为，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纯理论，应用理论、经验研究、纯应用。纯理论朝数学方向走；应用理论就是尽量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讲一个大思想；经验研究主要是计量经济学；而纯应用层次主要在商学院。

记者：能否告诉您现在的研究进展？

杨：我们还是很乐观的。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写成的《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也快面世。而且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研究的学者已经比较多了，在美国、英国、澳洲、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都有学者在做超边际分析。研究领域和内容已经有了很大扩展，比如，研究货币出现、货币和分工的关系、厂商制度和分工的关系、金字塔分层结构和分工的关系、委托－代理理论等等，并且都在一些国际一流的匿名审稿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最近，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时，和萨克斯教授（也就是以那位"休克理论"闻名的经济学家）商定，一起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写一本《新发展经济学》。这也可以说是使我们开创的基础理论向部门经济学发展。

记者：您觉得如何才能使新兴古典经济学进入主流经济学？推而广之，如何才能让一种新的理论为大家所接受推广？

杨：我想，要在国外学术界有所成就，一定要过五关：第一关取得博士学位，第二关在匿名审稿学术刊物上有论文发表，第三关发表的论文要有人引用，第四关要写教科书，第五关是要别人用你写的教科书。可以说，要"过五关斩六将"，不容易。学术研究毕竟不象在市场上那样，有比较完全的信息，因此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有很多没有道理可讲的地方。但我们又很难找到更好的学术秩序。比如，如何你在国外想做学问，你就必须接受匿名审稿制。这需要每个人的不断磨合，要经过别人把你贬得一钱不值，但你还能站得住。在国外做学问很有上战场的感觉，年纪大的人都不愿意，因为这是很残酷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经济学在国内成为"显学"的现象，以及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

杨：我感觉国内对经济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些高估。我个人感觉，如果以化学的发展来比喻，整个经济学的现状应该相当于过去炼金术的阶段。经济学离现实还很远，离真正能解释现实还很远。但这又需要积累，就象数学中1＋1＝2怎么能描述现实物理现象，要描述物理现象，必须用微分方程，用偏微分方程。但1＋1＝2又是一个必须的阶梯，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经济现象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现在的数学工具，要将其加以描述是很不够的。 在我与国内经济学家的联系中，感到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正在迅速提高，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水平就很高。此外，象张维迎教授的《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也很不错。我曾对他说，如果这本书是英文的，我将推荐给我的学生用。我也问了北大一些学生开课的情况，感到从数理训练、课程设置和教材的选择等方面看都是很前沿的。

附：

对分工网络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早期文献综述
——在“递增报酬经济分析国际会议”上的发言(1994年9月)

此文被收入K. 阿罗，杨小凯和黄有光主编的“报酬递增与经济分析” 一书中(由伦敦麦克米兰于1998出版) , 由庞春翻译。

1. 专业化与分工的古典文献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评述专业化与分工研究的文献。这一节简要评述相关的古典文献；第2节评述建立在边际分析上的专业化与新贸易增长的新古典文献；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的超边际分析的正式决策模型以及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的边际分析的均衡模型将在第3节评述；第4节评述以角点解和超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新兴古典均衡模型。

霍撒克（1956，p. 182）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部共有的场所，正如熊彼特所言，没有任何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分析而得益。 这意味着，专业化和分工不只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一，而更是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但是史蒂格勒（1976，pp. 120-120）则注意到斯密对著名的分工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失败: “忽视斯密著名的分工问题是如此的令人遗憾。在他那宏篇巨著中，制针工厂的例子是不朽的。怎么竟被认为是失败呢？不是被众多的经济学文献经常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有不同含义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所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依我看，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我认为，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含义。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pp. 102-106）就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色诺芬也考察了城市与分工的关系（见高登1980, p. 41）。威廉·配弟（1690，pp. 260-261）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来运输不同的货物。此外，配弟还举了一个表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在另一部著作中，配弟（1683，pp. 471-472）认为城市由于交易成本低能够促进分工。约瑟夫·哈利斯（1757）和乔舒亚·塔克（1756，1774）直接提到了分工，分工不断加深的可能性以及产品种数，生产迂回程度和高水平分工之间的紧密关系对生产力的含义。斯密之前，法国百科全书，一位无名作者（1701，p. 591），享利·马克斯威尔（1721，p. 33）和乔舒亚·塔克（1755，1774），也都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改进人力资本和提高技能，节省转换活动的时间和促进机器的发明）以及市场和人口在促进专业化的作用。此外，安尼-罗伯特-乔库斯·塔哥特（1751，pp. 242-243）将分工演进与收入配置不平等和社会弱势成员的生活标准上升之间的共存共生现象联系起来，他也将分工与货币的衍生，商业扩张和资本积累联系起来。

斯密（1776）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作用，并认为应将它们作为全面考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在其他作品中，斯密提出了一些假想：市场容量由运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资本是迂回生产活动中提高分工的工具。他还提出了相当于现代理论中内生比较优势的观点，并认为相同条件的个人之间的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 他认为，工业与农业在生产率上的差别是由于这两个部门存在的专业化好处与专业化所引起的季节性调整费用之间的相对差别。这个理论不是通过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而是通过分工经济与分工的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经济结构。这意味着，农业部门的收入份额的下滑不是由于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的变化，而是由于在农业部门内分工的协调成本高于其分工的好处，所以农业必须靠不断加大工业品进口来提高生产率。而这些工业品都是由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具有高水平分工的制造部门生产。 大卫·李嘉图（1817）采用了不同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这正是罗森（1978）所指的“一加一大于二” 效应(Superadditivity) 。这种效应隐含着一种人际之间或社会性互补产生的生产力，分工能将生产可能性曲线提高到比非专业化生产更高的水平。这里，外生比较优势指个人或国家在偏好、技术条件和要素禀赋上的先天差异，并且这些差异能产生贸易利益。在此文中，“事前”指个人决策前；“事后”指个人决策后并且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均衡。

瑞 (1834，pp. 164-165; pp. 352-357) 认为，提高工具和材料的使用率是一种比节省时间更重要的分工优势。查尔斯·巴比奇（1835，pp. 170-174）指出，由于分工避免了重复学习和训练，因此节约了固定学习费用。黑格尔 (1821，p. 129)，巴比奇(1832, pp173-174) 和尤瑞（1835，p. 21）表明，分工简化了每个专家的工作，并可以让这些工作由机器完成。卡尔·马克思（1867，第1卷, 第13-15章）仔细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与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之间的差别。阿马萨·沃克尔（1874，p.39）仔细研究了学校教堂、杂志之间的分工，阐述了分工促进工具，机器和技术发明(1874, pp. 36-37)。他探讨了分工的好处与专业化和需求季节性变化所引起的相关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并且猜想当分工的好处大于分工的费用时，分工将演进。

有趣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使用“规模经济”这一概念。他们使用的概念是专业化、分工和相关收益与费用。仔细阅读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和阿仑·杨格（1928）的文献可看出，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两个概念之间的微妙差别，这对经济学的未来走向十分关键。

马歇尔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来组织古典经济学思想。他的著名教科书（1890）有两部分。第8章至12章是没有数学模型的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洞见，而另一部分是用边际方法分析供给和需求。这部分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相对不太重要的有关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这里，资源配置问题就是指在给定的稀缺度和给定的分工模式和水平条件下，确定不同产品最优的相对数量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最优相对要素数量。相反，组织问题则是给定相对生产和消费量，分工规模水平和生产力是怎样由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所决定。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的研究表明，马歇尔之所以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是因为分工问题涉及角点解，而处理角点问题的数学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数学家发现。这里，角点问题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取0值。超边际分析除了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外，还要在角点解进行总效益-费用分析。

马歇尔教科书的第二部分为了避免角点问题， 不现实地假定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对分离。然而，这种假设使得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企业会从分工中出现，不能解释商业周期、城市化、货币的出现，交易中介和交易的分层结构，也不能解释市场容量，生产率、比较优势，贸易依存度，以及诸多有趣而重要的经济现象。

可是，马歇尔数学化的资源配置模型成为往后的经济学主流。马歇尔的边际理论为经济学教学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一代代的经济学家和学生不仅能分享同一个框架，而且老师也易于教学。一代代的经济学家以及不同分支的经济学家也在这一共同的框架内分工。但是，这个主流并没有解决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问题。正如布坎南（1994，p. 6）发现，为了教学上的方便，马歇尔的新古典模型不得不放弃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尽管马歇尔成功地将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了，但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 专业化和分工却被遗忘了。杨格（1928，pp. 538-540）强调，“不重视这个核心问题，就不可能充分理解经济是如何演进的。”

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这部书包括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就是马歇尔的供求边际分析；而宏观经济学则是凯恩思经济学，它试图解释马歇尔不能预见到的许多经济现象。自1950年代后，萨氏的著作已成为教科书的样板，它不再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问题。事实上，往后的教科书都是象征性地仅用一段文字描述专业化和分工的古典思想。在一般教科书中，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概念没有被发展成个人专业化水平内生模型，可是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模型却能见到。 马歇尔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假定纯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绝对分离，并用规模经济和供求边际分析取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尽管在这一框架中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以及其它问题得以澄清，但是正如布坎南所言（1994，p. 7），“阿仑·杨格已觉察到经济学家如此轻易地将注意力转向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从而偏离了古典框架的内核。”杨格1928年的那篇文章是有关专业化与经济发展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它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罗森，1983，p. 44）。杨格强调专业化，生产迂回程度，分工等概念；批评规模经济概念是误导。尽管规模经济概念已经被写进马歇尔的教科书，并在经济学教育界流传甚广。但是，杨格说，“工业组织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区分看似澄清了工业组织演进中的某些问题，但这实际使其他问题变得更模糊。” 杨格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对专业化和分工古典经济问题的错误解释。在杨格和马歇尔之后，对专业化研究路线有两条：一是跟随马歇尔的规模经济和边际分析方法；二是沿袭杨格的专业化和分工路线。

杨格的“社会递增报酬”概念非常相似于布坎南（1994）年的“一般递增报酬”和罗森（1978）“一加一大于二”概念（见第3节的定义）。杨格多次提到，他关注的递增规模并不是由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所致。在他看来，正是专业化和分工，而不是规模经济引起了报酬递增。他使用三个概念描述了分工。第一个就是个人专业化。当个人缩小他的活动范围，他的个人专业化水平就提高了；第二个就是迂回生产链的长度，或称为迂回生产程度；第三个就是每条迂回生产链中的中间产品种类数。毫无疑问，这三个概念相互依存，并且与规模经济概念不同。可以肯定地说，杨格建立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的社会递增报酬概念等同于现代的分工网络正效应概念。杨格（1928，p. 539, p. 534）提出了三个猜想：“获取递增报酬依赖于分工的不断演进” ；“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而且市场容量也依赖于分工” ；“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 。杨格的猜想反映了网络效应观点。

杨格认为市场容量不仅由人口数量决定，也由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反过来又依赖于分工程度。他进一步论证，一方面，分工经济由分工水平决定，这包含着一种动态循环机制，它能不断地提高分工和市场容量；另一方面，这种动态循环机制意味着，市场网络大小又与分工水平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假设三个事前相同的人，他们喜好多样化消费，并且分别专业化生产x, y和z三种产品。如果一个人选择只专业化生产x，那么他购进y和z；如果他部分专业化生产x和y，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购进x和y，但他必定购进z。可是，如果两个人选择自供自足，那么第三个人就不能选择专业化。这意味着，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不仅决定他自己的生产率，而且也决定其他人产品的市场容量，从而约束了其他人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的决策。因此，杨格的思想反映网络效应概念。可以看出，杨格为往后解释市场分工网络大小是如何在一个分权的市场中决定的作了开拓性工作，数学化杨格的个人专业化经济，迂回效应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分工理论，也很有研究价值。在这个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动态均衡模型就能同时解释分工的三层含义。

不幸的是，杨格并没有象马歇尔那样数学化自己的思想，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显然，杨格的专业化思想与马歇尔的供需概念截然不同，并且两者的分析方法格格不入（p. 534）。马歇尔供需概念的实质就是，增加效用时不同产品之间有着数量上的替代关系，以及在一定产出水平上也存在着要素配置的两难选择。市场权衡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均衡。相对嗜好、技术、要素禀赋的数量以及在个人之间的初始分配决定了均衡相对价格，以及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数量。可是，马歇尔的思想并没有解释需求是怎样与分工水平相关的。

由于马歇尔假定纯消费者和纯企业之间的绝对分离，因此，他的新古典模型就忽略了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的两难冲突。换言之，在马歇尔的模型中，每个纯消费者的所有消费都要购自市场，并且如果没有外生给定的企业和市场他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为何经济体系可以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也不能解释当分工演进时，为什么、为何企业会出现和发展。杨格的分工供需分析框架揭示了马歇尔的需求边际分析方法的缺陷。杨格说，“新古典的分析工具在诸多报酬递增的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1928，p. 533）。杨格考察了分工模式和水平能够降低稀缺度或提高生产率，以及决定供需。相反，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只是回答了：在给定稀缺度，给定企业的组织模式以及纯消费者和企业的条件下，市场如何决定产品的消费和生产相对数量。因此，杨格的经济学就是组织经济学，而马歇尔的经济学则是资源配置的经济学（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

霍撒克（1956，p. 182）发展了斯密的思想，认为市场容量由运输条件决定，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可以解释分工水平。如果一个单位产品交易成本系数很大，分工导致的交易成本将超过专业化好处，那么分工的均衡水平就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容量很小，市场供需为零。当交易成本系数减小，分工的效率水平和生产率将增加，从而市场容量和市场供需将提高。数学化杨格的供需概念是很有意义的。霍撒克（p. 182）发现，“对专业化经济的分析要用到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很不相同的方法。微积分可以处理新古典经济问题，但它对不可微的经济问题却不适用。事实上，专业化经济问题牵涉到不可微的问题，而这是由个人决策是不连续所造成的。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传统数学方法的失效。”

霍撒克认为，很有必要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处理与规模经济不同的专业化经济的问题。“如果一个单项活动取代多项活动，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增加报酬，因为协调工作减少了，时间节省了，取得经验的必要性也减少了。因此，各单项活动的总产出可以高于多项活动混合的总产出。”

霍撒克（1956）用一图形描述了斯密的分工经济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之间的差别。假设两个事前相同的人，他们有同样的生产函数和相同的劳动禀赋，都生产两种产品，x1=L1-A, x2=L2-A, and L1+L2=1。这里x1是产品1的产量，x2 产品2的产量，Li是生产产品i的劳动量，A是固定学习或训练费用，总劳动量是1。那么，在图1中，一个人的转换曲线是ECDF，每个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EFGH。当两人都生产两种产品时，总生产计划曲线是DI。至少有一人只生产一种产品时，总转换曲线是MCAKBJL。显然，尽管两人事先条件相同或没有李嘉图比较优势存在，但是分工后的转换曲线的位置高于自给自足状态的总生产计划曲线。这表明，斯密的分工经济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有一般意义。杨小凯和博兰（1991）指出，斯密的比较（和绝对）优势是一种内生比较优势，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外生比较优势。

此图中有两点需注意：（1）专业化和多样化是分工的两个方面。G点代表两人都专业化生产x2，但没有分工。同样，H点也有专业化，但没有分工。D点，BC(不包括B点）以及EF（不包括F点）既有分工，又有专业化；（2）只有当两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时，买卖之间的事后生产率差异才会出现。如果两人劳动在不同活动之间的分配相同，那么事后生产率也相同，因此内生比较优势不存在。这意味着，是否存在内生比较优势取决于个人如何选择专业化水平。


图1 固定学习成本产生的分工经济

霍撒克报怨道，经济系统中的专业化和分工演进尽管比物种进化更快、更重要，但是前者的研究却落后了。这种报怨，对当代的经济学研究意义深刻。

斯蒂格勒在1951年发表的文章也与杨格思想一脉相承。跟霍撒克一样，斯蒂格勒也用图形描述了专业化的特征。当企业缩小生产活动范围时，它的生产率就会提高。随着专业化水平决策的改变，企业的成本函数会内生地，非连续地改变。这种非连续改变与罗森（1983）和杨小凯（1991）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有相似之处。可是，斯蒂格勒却沿袭了马歇尔的方法，即他仍然把需求分析与专业化水平决策分析割裂开来。虽然他反对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概念，强调专业化的内部报酬递增概念，但是在讨论纵向一体化问题时，他却将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经济混淆起来，从而偏离了杨格的思想。

自斯蒂格勒和霍撒克以来，有关专业化的研究文献分三类。第一类模型建立在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以及马歇尔的纯消费者和企业及其供需边际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国家之间而不是个人的内生专业化的分工问题。所谓的国际贸易理论代表这条线。迪克特和诺曼的教科书（1980）是这条线的代表作。第二类模型使用规模经济概念和马歇尔的框架，研究杨格分工概念中的一部分: 即消费和工业品种数。代表作包括：迪克特-斯蒂革勒（1977），坎蒂尔（1982），克鲁曼（1979）贾德（1985），罗墨（1986）以及格罗斯曼和赫普曼（1989，1990）的作品。第三类模型沿袭斯密，杨格和霍撒克的思想，全面研究了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它对分工进行超边际分析，解释了分工水平和模式改变所引起的其他经济现象。此文第2节评述头两条线，第3、4节考察第3条线。

2. 外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

2.1新古典贸易理论

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报酬递增和递减之间的一条分界线，从此线往左是古典贸易理论，而往右可以将杨格和霍撒克的思想数学化。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平均和边际生产率是常数，因此很难应用边际分析方法。例如，如果两个人（个人或国家）的生产函数，禀赋约束和偏好为：x1=3L1x, y1=2L1y, L1x+L1y=1, x2=2L2x, y2=L2y, L2x+L2y=1, ui=XiαYi1-α, 这里xi和yi分别是个人i的两种产品的产量，Lij 是个人i在产品j上的劳动量，Ui是个人i的效用水平，而Xi和Yi是个人i消费量。在此模型中，个人2没有绝对优势，但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均衡可能是几个角点解和/或内点解的组合。每个人必须在几个角点解和内点解中作出超边际选择。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2000）的研究表明，这个模型一般有唯一均衡，并且当参数值达到某些临界值时，一般均衡会在几个角点均衡之间不连续地跳跃。当交易条件改善，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将扩大，从而导致总生产率提高。这个模型放弃了规模经济概念，数学化了一般社会报酬递增概念。正如迪克特和诺曼（1980，p. 38）注意到的，“李嘉图的模型并不适合比较静态分析。最标准的分析技术在遇到不可微分的收益函数的多重解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当分析单一供给决策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后李嘉图模型。我们可以仅用一种可变要素（李嘉图-维能模型）或几种要素（新古典贸易模型）生产几种产品，但每一种要素的投入是报酬递减的。因此，价格变化会引起要素从一种用途向另一种用途平滑移动。”

从此，新古典贸易理论只探讨规模报酬不变模型（每种要素报酬递减）。贸易经济学家用边际方法处理新古典贸易模型时，显示了非同寻常的固执。不幸的是，这些模型不能用个人的专业化决策水平和模式解释国际贸易的出现。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纯消费者和企业两分的假定，意味着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在基本原理上不一样。按照这个理论，国内贸易可在缺乏外生比较优势（技术、禀赋和偏好的差异）和规模经济时发生，因为纯消费者没有国内贸易就不能生存。但是，国际贸易的驱动力正是这些因素。并且，国际贸易在两种意义上不能被内生。第一，贸易产生于决策者不能改变的内生比较优势。第二，如果上述任一因素存在，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经济。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不能由个人决策解释。杨小凯（1994）的研究表明，只要交易系数位于0和1之间，并且国际与国内贸易的交易系数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即使把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引入到新古典贸易模型，各国参与贸易的程度也不能由交易成本系数解释。

2.2 新贸易和增长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规模经济概念，新贸易和增长理论已经发展了许多有关贸易和增长的正式模型。迪克持-斯蒂格利茨（D-S）（1997）将无止禁规模经济与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数学模型用于解释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和产品种数。D-S模型中的CES效用函数意味着，每种产品不都是必需品，并且效用随着消费品种数增加而增加。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可以使平衡上述两难冲突的空间扩大，因此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会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这正如克鲁曼（1979）的研究所述，贸易理论模型的意义是直接的：由于在经济一体化世界中的总体人口规模总是大于单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扩大国际贸易可以提高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降低垄断势力。

克鲁曼（1979，1980）的研究表明，即使所有国家的事前条件都相同，贸易的好处仍然存在；相同国家之间的贸易甚至可以大于相异国家之间的贸易。这是沿着霍撒克的思路，数学化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一步。埃蒂尔（1982）用CES生产函数扩展了D-S模型。埃蒂尔的模型数学化了生产最终产品时工具的种类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与工具生产中的无止禁规模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他认为，当经济的规模扩大时，市场平衡这一两难冲突的空间就会扩大，因此总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就会增加，垄断造成的扭曲就会降低。

贾德（Judd，1985）发展了D-S模型。沿着贾德的思路，罗默（1986a）用外部规模经济概念代替了内部规模经济概念，并假设完全竞争而不是垄断竞争，发展了埃蒂尔的模型。该模型数学化了杨格的分工概念的一部分---产品种数。这个模型也数学化了杨格的假想---一个动态机制创造了产品种数演进与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没有一个新贸易和增长经济学家将个人内生专业化水平纳入他们的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每个消费者都必须从市场买要消费的所有产品，每个企业都完全专业化于生产一种产品，专业化的中间水平绝不出现。因此，这些模型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罗默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当最终产品的生产率增加时，中间产品的规模经济与互补经济之间存在着两难冲突。此外，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也存在着两难冲突。这里，当前消费可由降低储蓄来增加；而高储蓄水平会引起主要投入数量的增加。这些主要投入可用于增加中间产品的种类数以及最终产品的生产率。完全竞争市场平衡了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最终达到一个动态均衡。这个动态均衡创造出长期增长和中间产品种数的自发演进。由于外部规模经济，这个动态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罗默（1990）在另一个模型中引入了“创新” ，并把分析扩展到非完全竞争市场。

3. 专业化和分工

3.1回归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

最早将斯密、杨格和霍撒克思想数学化的经济学家是罗森（1978）和贝克（1981）。罗森将李嘉图模型扩展到多种产品和多人的情况。他应用线性规划而不是边际分析处理角点解问题。与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并不回避角点解，强调角点解对内生个人专业化的含义。他用超边际决策模型解决了本质上与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他的研究表明，由个人专业化水平和模式内生决定的分工经济看起来象外部经济，但是却可能在规模经济不存在时存在。由于线性规划模型可以证明，个人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事后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不同于事前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因此分工经济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可用人际之间或社会性相互依存程度提高生产率的概念。假如众多人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那么可能就有许多转换曲线。当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时，资源配置就可以从一条转换曲线向另一条跳变，从而引起生产率的变化（见图1，罗森，1978，P，236）。这意味着，个人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可提高生产率。罗森称这种社会化互补力为“一加一大于二” (Superadditivity). 它不同于规模经济概念，也不同于与范围经济相关的技术互补性概念。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与投入和产出的纯技术性概念有关，并且与人际之间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度无关。

有两种技术互补性。一是米格罗姆和罗伯茨（1994）的研究。他们考察了在给定的投入和产品种数的情况下，一种投入在多大程度上与另一种投入互补。二是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蒂尔、贾德、罗默、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的研究。他们考察了当产品种数被内生化时，产品之间互补性的含义。这两种技术互补性与个人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不相关。罗森的“一加一大于二” 概念与这两个概念不同。差别在于，罗森的“一加一大于二”与分工经济相关，而他们的范围经济概念就是技术互补性。因为角点多种组合代表了不同的专业化和分工模式，每一种模式与交易网络的大小有关。因此，罗森的“一加一大于二” 反映出网络效应的重要性。本质上看，斯密和杨格关于市场容量与分工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猜想与分工的网络效应有关。

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2000）证明，如果把交易成本引入到罗森模型，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不仅可以内生分工模式，而且可以内生化分工水平和与之相关的交易网络规模。罗森的工作向前迈了一大步 ---他将研究焦点从内点解的边际分析转移到角点解,处个人内生专业化水平和与之相关的超边际分析上。

贝克（1981）将家庭内个人专业化决策变量纳入其模型中。该模型应用了内点解分析和角点解之间的超边际分析。他证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之间的正交互作用可以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完全专业化模式(除非成员个数的整数条件不满足)。尽管他的模型不是直接与动态决策模型有关，并且其人力资本概念与新古典模型的禀赋差异有所雷同，但他强调了个人内生专业化模式和内生比较优势的作用。因此，他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 他模型化了斯密和巴贝奇的思想—分工可以避免重复学习和训练费用。

罗森在其1978年的论文中提到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在内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他发展了一个模型，解释个人专业化水平（1983）。这个模型沿袭了阿罗（1979，P，154）、贝克（1981）以及巴泽尔和于（1981）关于分工能够提高固定学习投资的利用率的思想。在这个模型中，一个当事人最大化其利益与学习费用之差，即V=W1K1T+W2K2 (1-T)-C(k1，k2)。这里，T代表生产产品1的时间，Ki代表活动i的学习水平，C是总费用，1—T是用于生产产品2的时间，Wi是活动i的给定的利益系数。因为V与T是线性关系，T的最优值可能是角点解。罗森用边际分析解出了代表不同活动的专业化的两个角点解和代表非专业化的一个内点解，然后用总效益-成本比较分析方法，讨论了所有可行解。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两种学习活动之间的技术互补性经济超过由特定学习的高水平投资引起的专业化经济时，非专业化才能发生。罗森再次强调，即使没有技术互补性，人际之间的互补性也可以存在，若 ? 2C/ ? k1 ? k2=0, 那么技术互补性不存在；但是，如果两人完全专业化于不同的活动，并利用这种社会互补性，那么他们都将受益。

由于罗森模型的专业化经济是个人特定的，因此报酬递增是局部的。这意味着，丰厚的专业化经济可以与竞争性市场相融。许多经济学家称，斯密的规模经济概念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可是，斯密从未使用过规模经济概念。斯密的专业化和分工好处的概念，能够更准确地用专业化经济概念以及带个人特征的熟能生巧专业化经济来表达。没有理由声称这种局部报酬递增必定与竞争性市场不相容。当两个人从事分工活动，熟能生巧专业化经济不会超过每个人工作时间的规模。这意味着，尽管两人之间的分工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 的社会效力，但是将这两人的劳动放在一起并不会产生与总劳动力相对应的规模经济。因此，在一企业内混合劳动力产生的规模经济与立足于专业化和“一加一大于二” 社会效力的分工经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微妙而重要的。正如杨格所言，用马歇尔的规模经济概念取代斯密的分工经济概念模糊了这个差异，因此误导了经济学。

杨小凯（1984，pp. 425-431；1985，pp.272-291）放弃了纯消费者和厂商两分的假定，将个人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分工水平纳入其模型中。在他的模型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有多样化消费，还有由专业化经济所形成的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与消费者-生产者的假设相结合，形成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决策者可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通过使分工的边际利益等于边际交易成本，从而确定最优分工水平。由于这是一个中央计划决策模型，边际分析方法可用于决策，而且分散化市场造成的角点解可以被避开。照数学形式看，如果B-M模型中的协调成本被视为杨小凯模型中的交易成本，贝克-墨菲（B-M）模型（1992）与杨小凯的很相像。两者都是决策模型，并且最优分工水平的条件都是分工的边际利益等于边际成本。此外，在这两种模型中，内生比较优势都是驱动力。如果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随专业数目增加而增加得快于分工经济，那么最优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当专业化经济程度（杨小凯模型）或人力资本参数（B-M模型）以及/或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系数改变时，分工将演进。但是，两种模型也有差别：杨小凯已将每个人的自给自足水平和交易次数纳入他的模型，但B-M模型却没有。此外，杨小凯的模型视个人具有不可分割性，而B-M模型却将个人活动范围假设为一个连续统。这种重大差异在后续的关于专业化研究的文献中更加明显。

B-M模型在模型化斯密，杨格和霍撒克的思想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这个模型表明，最优分工水平不仅由人口规模（通常被视为市场容量）决定，而且也由分工经济与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决定。此外，贝克和墨菲也考虑了斯密猜想的含义——运输条件决定市场容量，市场容量又决定分工水平。他们讨论了协调成本对城市化经济的含义，并且也意识到可以发展一个动态模型解释由人力资本和专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分工演进。

B-M模型提醒我们需要精细化市场容量概念。市场容量包括三个方面：人口规模，产品种数和产品交易次数。当然，人口规模是市场容量的决定性变量。若世上只有一人，市场容量为零，分工不可能发生。产品种数是市场容量的第二个方面。若每个人购买他消费的全部产品，那么他的消费品种数决定了他的贸易量，这个贸易量又反过来影响市场容量。所有新贸易和增长模型（D-S，克鲁曼、埃蒂尔、贾德、罗默、格罗斯曼-赫普尔）都通过内生产品种数内生了市场容量。但是，这些模型并没有内生由个人专业化水平和自给自足水平决定的市场容量的第三个方面。如果个人专业化水平没有被纳入模型中，那么在静态模型中人口规模就是生产率，产品种数和分工的根本推动力。但是，这个结论与一些经验数据不合，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与生产率呈负相关。B-M模型表明，即使人口规模不变，分工水平可能由专业化经济与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所内生化，分工演进可能由不断下降的协调或交易成本系数所推动。

自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个人内生化专业水平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新古典的纯消费者和纯企业相分离基础上，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或在规模经济假定下，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包姆加德内尔（Baumgardner，1988），金（1989），洛凯（1990）和田村（Tamura，1992）是这派研究的代表人物。另一派沿袭了杨小凯1985年的模型。下文将评述第一派，再下一节将评述第二派。

3.2 专业化均衡模型

包姆加德内尔（1988）在马歇尔的框架内内生了个人专业化水平。他的模型建立在一个服务类型连续统的给定需求函数基础上，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他将需求分析与个人内生专业化水平割裂开来，是马歇尔框架的典型翻版。

其纯消费者和企业分离的假定意味着，边际分析是主要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没有必要。他模型的故事是，无止禁规模经济与市场服务范围的垄断力量是一对冲突关系；众多的厂商涉足于这个市场，但竞争者之间的服务范围又各不相同。这个市场会平衡垄断力量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冲突，并决定垄断厂商的均衡服务范围。当人口规模增加时，平衡这种冲突的空间就会扩大，因此规模经济在更大程度上由更多的小范围经营的厂商来实现。人口规模可被视为市场容量。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城市的医生比小城镇的医生更专业。但是，贝克和墨菲（1992）反驳道，大城市的高水平专业化是由于协调成本低而不是人口规模大。看来，包氏模型并没有体现杨格的思想 --- 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市场容量和分工也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沿袭兰卡斯特（Lancaster 1980）格罗斯曼和夏皮罗（1982）的思想，金（1989）发展了一个消费者-工人模型。金假设圆周上各个位置代表不同的工人，但圆周各位置的特性是不同的，因此每个工人的技能不同；这种差异就是工人的外生绝对优势。但是专业工人与厂商之间的匹配成本抵消了外生化绝对优势所产生的分工经济。每个工人用已知的费用投资于两类人力资本。第一类可以通过工人多样化的技能来降低他与潜在雇主之间的匹配成本；另一类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生产率。每个工人会平衡生产率提高与匹配成本降低之间的冲突，从而决定选择哪一种人力资本模式。在一个给定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下，市场的自由进入可以平衡企业小范围经营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与匹配成本之间的冲突。金的模型把所有企业均匀地放置在这个圆周上，因此每个工人的技能区间与他们雇主之间的活动区间的平均距离就最小化了。此外，每个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企业的数目决定这种结构的特性。当人口增长时，平衡专业化经济与匹配成本之间冲突的空间就会扩大，因此每个企业的专业化均衡水平，不同企业的数目以及工资率都会增加。如魏茨曼（1994）表明的，这类模型与D-S模型（1977）对偶。因此，金模型的另一层含义是，专业化经济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冲突关系决定了企业的均衡数目和产出水平。但是，金却按照纳什的议价对策而非垄断竞争为假设。因为每个消费者-工人的福利仅仅由他的工资决定，所以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之间的冲突关系就不存在。这意味着，依杨格的定义，个人的自给自足水平和市场容量没有被内生化。

跟包氏和金氏模型相比，洛克（1990）的专业化模型更接近于古典的专业化和分工概念。洛克假设, 存在众多的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内生比较优势；每个人仅仅消费与其他消费者不同的某一种产品；在消费品生产中有一个很长的迂回生产链条；消费品和工具品位于一个分层结构中；这个分层结构的顶端是工具品，他们是用于生产第二层工具品的。第二层的每种工具品与第三层的数目较少的工具品有生产关系。本质上讲，每一种工具品是生产下层工具品的工具品。例如，钢用来生各种机器，但收割机只用来生产小麦。因此，对这个结构顶部的上游工具品的需求是最大的，而对底部的产品需求是最小的，这是由于消费者的专业化偏好的缘故。当生产过程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时，不同层次的工具品市场容量会减少。 每种产品的生产可以在企业内或在家庭内完成。这个模型假定了规模经济而不是专业化经济。也就是说，即使企业内所有工人的专业化水平是不变的，当劳动力被组织在企业内时，生产率会提高。在企业内生产的监督成本比家庭生产的监督成本高。规模经济与监督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意味着，只有当一种产品的市场容量足够大，以致于规模经济超过了监督成本时，企业生产才优于家庭生产。当这种两难冲突与产品分层结构的竞争性市场相抗衡时，由于上游产品具有更大的市场容量，因此上游产品更可能在企业内生产；相反，由于下游市场容量较小，下游产品更可能在家庭内生产。因此，当人口增加时，家庭生产与企业生产之间的均衡分界线将朝着利于企业生产的方向移动。 洛克的模型综合了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经济。这个建立在专业化消费偏好基础上的分层结构是十分巧妙的。象所有考虑了规模经济的冲突模型一样，这个模型中的驱动力仍然是人口规模。它成功地模型化了斯蒂格勒的专业化和市场容量的思想。它内生了家庭自给自足水平决定的市场容量，而这种自给自足又由人口规模决定。因此，这个模型也触及了斯密的思想 --- 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若监督成本系数被考虑，那么洛克模型在即使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这个系数可以解释市场容量和家庭自给自足水平。

田村（1992）发展了B-M模型。他把每个专家的阶段性活动纳入其模型中，详细解释了由训练和学习投资的高利用率形成的专业化经济。他用CES生产函数以及当前与未来消费之间的冲突，说明内生化增长的机理。但是，他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却由于他的总量研究而使斯密的专业内生化思想黯淡无光。这个模型不能预测个人专业化演进，也不能解释社会化分工。他将协调成本引入到人口规模的总量函数中，没有讨论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或协调）成本的冲突关系。每个专家的业务活动被考虑为直接由人口规模决定。事实上，与B-M模型相比，田村的模型是一种倒退，因为前者至少可以解释：即使人口规模不变，由专业化经济与协调成本的冲突关系所形成的专业化水平。田村将业务活动视为一个连续统从而回避了活动的不可分割性。但是，这种处理却使其模型不能内生化交易次数和经济组织的其它拓朴性质（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分工程度）。因此，他没有探讨经济组织拓朴性质的均衡含义。 4．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1988）将他1984年的模型发展成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存在专业化和交易成本。为了简明，我们称该框架为新兴古典框架。下面部分将简述其超边际分析方法和一般均衡模型，往后的部分将评述超边际方法在各分支领域中的应用。

4.1 基本方法

我们用杨小凯（1991）的模型说明超边际分析的均衡概念。为了内生化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可以在多种决策模式中进行选择。因此，每个决策变量可以是0或正值。为了体现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思想，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被假定为是事前相同的，有相同的准凹效用函数,每种产品有相同的生产函数；生产一种产品的个人劳动份额被定义为生产这种产品的专业化水平；如果劳动或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而提高，那么生产函数体现专业化经济；除了个人的生产函数具有独有性外，一种具有个性化劳动禀赋约束具有这样的性质：专业化经济是具有独有性特征的，并且报酬递增是局部的。因此，不考虑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增长，而仅仅将劳动力简单地混合在一起是不可能提高生产率的；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以描述为非线性规划问题：最大化以产品自用量、生产量和交易量以及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为决策变量的效用函数；约束条件包括生产函数，禀赋约束和预算约束。

对于这样一种决策问题，必须克服的首要问题就是大量的角点解。如果有3个决策变量（自用量、销售量和购入量）以及m种产品，那么就有23m -1个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角点解的数目是个天文数字，使众多经济学家无从下手，但是，杨小凯应用库恩-塔克定理缩小了最优决策问题的可选集。根据定理一(1988，1991），如果存在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那么消费者-生产者就决不会同时买卖同一种产品，决不会同时买和生产同一种产品，即使他可以生产多种产品也至多卖一种产品。为了简便，我们称此定理为文定理，因为文玫（1996）对非常一般的函数形式 — 准凹效用函数严格证明了此定理。文定理意味着，最优决策问题可行解的集合远小于包含所有角点解和内点解的全集。例如，如果有3种产品，3个决策变量，那么可能解的数目只有10个，这远小于所有解的数目512个。此外，文定理也表明内点解绝不可能是最优解，因此内点解的边际分析方法在新兴古典框架中没有用途。

符合文定理的决策变量在0和非零值之间的组合被称为决策模式。可以用边际分析解出每一种决策模式的角点解。每一个角点解决定了在给定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下的最优资源配置。例如，交易品的角点需求和供给函数和非易交品的角点消费和生产计划是每个角点解的组成部分。最优角点解决定了专业化的最优水平和模式。在所有角点解间进行成本-利益分析，我们能找到最优决策模式。超边际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决策者在决策模式之间进行转换时，供需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将在角点需求、角点供给以及角点间接效用函数之间非连续的跳跃。

尽管文定理缩小了可行解集的范围，但是仍需要从众多可行角点解中找到最优解。因此，我们的第二步任务就是，用超边际方法定义和确定在最优角点决策模式基础上的一般均衡。与市场交易出清条件一致的决策组合模式被称为市场结构。对于每一种市场结构，我们能够通过确定售卖产品种数以及使得总角点需求与总角点供给相等来建立市场出清条件。此外，我们能够依据决策模式之间为争夺高收入和竞争机制来建立效用等式。因此，对于每一种结构而言，可能存在着满足新古典市场出清条件的相对交易价格和售卖不同产品人数的集合。杨小凯将这些相对交易价格集合和售卖不同产品人数的集合称为角点均衡。每一个角点均衡都有与特定的市场网络相关。不同的角点均衡与不同的交易品种数、不同的专业家之间的联系度以及不同的生产率水平相关。由于事前同质个人数目巨大并且专业化经济具有独有性，因此杨小凯还引入了瓦尔拉斯体系作假定。 一般均衡满足如下条件：(1)各人的决策在给定价格和选择各种模式的人数时把效用最大化；(2)而相对价格和选择各模式的人数使供求相等，也使效用在一个结构的各模式之间相等。解出一般均衡有两个步骤。首先，解出每一种决策模式的角点解；然后，按照满足一般均衡的这两个条件，找到效用最大化时的角点均衡，这些角点均衡就是一般均衡。这一定理及其严格证明，参见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1993，第6章）。

有两种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意味着，当交易成本和生产函数的参数达到临界值时，一般均衡，供需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将会在角点均衡之间进行非连续的跳变。这里的供给函数的非连续跳变与斯蒂格利茨（1951）的猜想是一致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分工水平的变化会非连续地改变成本函数，并且这个过程可以被解释为内生技术进步。第二种比较静态分析表明，随着参数在临界值（由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确定）区之间内连续地改变，均衡相对价格、产品数量和销售不同产品的人数将连续地改变。这第二种分析与边际分析基础上的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相似。其含义是，在给定分工水平和模式下，如何配置资源。但是，以超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却不可能在新古典框架找到。

可以说，最优市场容量、最优生产率水平、稀缺性、人均真实收入反映了分工水平程度。最优分工水平由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决定。图1显示，不同的分工水平与不同的转换曲线相关联。但是，位于高处的转换曲线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它可能具有高交易成本。因此，新古典框架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与效用边界一致的观点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不一定成立。然而，当交易成本系数减小时，一般均衡中的效用曲线将接近PPF。

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极大地增强了一般均衡模型在解释变迁中的市场网络模式的威力。杨小凯的模型表明，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地解决网络效应问题。哪种市场网络和相关的分工模式有效，由交易效率系数决定。若交易效率很低，市场网络的正效应将小于交易成本，那么自给自足或低度分工模式（它与小规模的市场网络有关）是最优的，并且看不见的手会选择这种模式。如果交易效率改进，那么最优均衡分工水平将提高并且相应的市场网络规模将扩大。因此，网络正效应能否被发挥，取决于由网络正效应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确定的均衡解是否达到一定的水平。

图2 分工的决策模式，分工结构和分工演进

图2直观地显示了第一种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图中的产品种数和人数是相等的，为4（杨小凯，1991）；箭头线代表产品的流向；带数字的圆圈代表从事生产或交易的人。其中图(a)是自给自足情况，每人生产4种产品（由于极低的交易效率）；（b）图是局部分工，每个人买卖各1种产品，自己生产3种产品（这种情况代表交易效率有所改进）；（c）图又是另一种极端情况 --- 完全分工，每人生产、卖1种产品，且每人生产的产品各不相同，购入另3种产品(这代表交易效率很高)。

有趣的是，在有专业化的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条件不再成立。例如，杨小凯的模型中（1991）若某人是生产X的专家，那么产品X相对于另一种产品Y来说，其边际机会成本是无穷大；反之，若他是生产Y的专家，那么产品X相对于产品Y来说，其边际机会成本为零。但是，在完全分工的一般均衡中，产品X 相对于产品Y来说，其均衡价格是一个有限正数。这个已被正式证明的结论与科斯（1946）反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点是一致的。科斯认为，总成本-利益分析是必要的，边际分析不适合于生产报酬递增的产品定价。另外，杨小凯（1991）的模型还推测，生产和交易之间的分工会促使专业中间商的形成。在这个模型中，假定了交易活动存在专业化经济，交易活动专业化水平的个人决策内生化了交易成本系数。 孙、杨和姚（1999）已经证明了新兴古典框架内的存在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这个模型没有用特定的函数形式，是一个个人连续统的更一般化的模型。周、孙和杨（1999）又扩展了上述研究结果，证明人们天生不同，一般均衡也是存在且最优的。此外，萨克斯、杨、和张（2000）以及成、刘和杨（2000）还应用这些研究结果分析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共存情况下的城乡二元结构演化以及其他有趣的贸易和发展现象。

这些模型同时也数学化了斯密、杨格和霍撒克的许多原创性思想，这些模型表明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市场容量（总需求的绝对水平）能够被内生作为分工水平的一个方面。市场最重要功能就是协调分工以选择最优市场网络规模。这些模型也将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数学化了。从图2也可看出，作为市场容量的一个方面，个人总需求的绝对水平是由其专业化水平决定的。正如斯迈思（1994）评论的，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1993）将研究焦点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从而为经济学的发展重新确定了方向。他和本一内尔（1995）指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框架。大量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已经取得了成效。下面将考察这些应用。

4.2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尽管超边际分析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不易于操作，但是对于对所有产品有相同嗜好、相同生产和交易条件的对称模型, 均衡变得十分易于求解。杨小凯和史鹤凌（1992）将产品种数视为一个变量，并将有多种产品的CES函数引入到杨小凯1991年的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分工的两个方面——个人专业化水平和产品种数。这个模型中除设置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外，还设置了消费多样化效用与消费多样化引起的个人管理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如果交易成本系数很大，那么高水平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就会小于交易成本。因此，每个人将选择自给自足，没有市场供需存在，并且市场容量为零。自给自足意味着，由于每个人的时间很有限，为取得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经济水平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程度。因此，每个人能享受很少品种的产品。而当交易成本系数下降，每个人将选择高水平的专业化。因此，专业化经济，不同产品之间的互补经济以及多样化消费形成的管理成本就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同专家之间的高水平分工将扩大市场网络的交易空间。当交易效率改进，均衡专业化水平与所有产品的均衡数目就会同时增加。当分工演进时，市场容量，总供需绝对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消费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专业数目以及每个人的专业水平都将同时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被杨小凯和博兰（1991）定义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程度也将随之提高。

由于D-S模型和克鲁曼的模型也内生化了所有消费品种数、生产率和贸易依存度（贸易量与收入之比），因此新兴古典模型与他们相似。但是，差异也很大，斯迈思（1994）认为差异在于，新兴古典贸易模型是一种内生贸易理论，它把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内生。可是，D-S和克鲁曼的新贸易理论却没这么做。

在D-S模型及其类似的模型中，每个消费者必经从垄断厂商那里购入每种产品。这个假定以及一国经济规模对生产率的正效果意味着，全球化市场总是比其他经济组织模式好，并且分隔的区域市场不能处于均衡。然而，图2清楚地表明，如果新兴古典模型假定个人首先与最近的个人交易，那么市场一体化过程就被内生化了；如果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系数稍微比国内贸易高一点，那么国际贸易能被内生化；如果交易效率很低，那么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此时，国内国际市场不存在，经济体系被分割为M个（人口规模）分散的局部区域；当交易效率改进，每个人及整个社会的交易品种N将增加，并且局部商业市场数目M/N将下降；如果交易效率不断改进，一个一体化国内市场将从众多局部商业社区中衍生出来，接着多个分割的国际市场出现，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黄刘（Ng, S., 1995）已用一个两国模型描述了这个故事。这里，国内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都根源于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的对立和统一。

4.3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

不难看出，新兴古典框架在企业理论研究方面有着深刻的含义：企业不是事先就有的；当产品市场被劳动市场取代时，企业就能随着分工的演进而内生地衍生出来。杨小凯和黄有光（1995）把中间产品以及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系数引入到杨小凯的早期模型中，发展出新兴古典企业理论。

他们的企业理论的故事如下。每个消费者必须消费一种最终产品（如衣服），这个最终产品又需要一种中间产品（如管理服务）作为一种投入。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存在冲突关系。如果交易效率高，那么分工均衡将出现；否则，自给自足是均衡。有三种不同的剩余权结构，他们用于组织分工所需的交易活动，结构1由服装市场和管理服务市场组成。服装专业生产者用服装换取管理专家提供的专业咨询服务。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回报的剩余权和控制权对称分布于交易双方，没有企业和劳动市场存在。结构2由服装市场和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劳动市场组成。服装生产者是企业的老板，而管理咨询服务的专家是雇员。对雇员劳动的控制权和对企业的剩余权非对称地分布于老板和雇员之间。老板享有收益与工资支出的差额，拥有对雇员劳动控制权，并销售雇员生产的产品。结构3由服装市场和生产服装的劳动市场组成。职业经理是企业的所有者，服装制造专家是雇员。在后两种剩余权结构中，企业将从分工中出现。与结构1相比，后两种结构有劳动市场，但没有管理服务市场。正如张五常(1983)论证的，企业用生产中间品的劳动市场取代中间品市场。尽管结构2和3都有企业出现，也有剩余权的非对称结构，但是他们有不同的企业所有权结构。

假设管理服务的交易效率比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低得多，那么企业被用来组织分工就更有效率，因为它避免了管理服务的交易。进一步假设，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效率比生产服装的劳动的交易效率低得多，因为测定无形管理服务（无形资产）的努力程度和测定管理服务（质量和数量）的产出水平都是代价极高的。那么，结构3的分工就比结构2更有效，因为结构3有服装和生产服装的劳动的交易，但没有管理服务的交易，也没有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相反，结构2则有服装的交易，以及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因此，如果生产服装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生产服装的市场的交易效率足够高，那么结构3的均衡将发生。经理对企业剩余索取权是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所以，剩余索取的非对称结构的作用就是使得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可有卷入分工，而同时避免了这种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直接定价和营销，这样分工水平和生产率就都提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剩余权的非对称结构的作用与无形知识资产的专利法的功能相似，可以促进研发活动的分工。但是，剩余权和控制权的非对称结构可以间接给甚至专利法难以定价的无形知识资产定价。

杨小凯-黄有光数学化了科斯（1937）和张五常（1983）的企业理论，解释了分工引起企业的衍生，解释了确定性环境中的内生复杂现象，内生比较优势，内生不完全契约和其他问题。如果内生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偏离帕累托最优，那么这个模型没有内生交易成本。但是，如果内生交易成本被定义为由个人决策和均衡过程决定的交易成本，那么这个模型就已经纳入了内生交易成本。这是因为，由于专业化和交易成本的冲突关系，以及个人和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次数已被内生。

4.4 新兴古典城市化经济学，新兴古典工业化和分层理论

杨小凯和赖斯（1994）把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系数差别引入到杨小凯早期的模型中，解释为什么、为何城乡二元结构源于分工演进；工农业部门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的二元结构也会出现于分工从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过程中。史鹤凌和杨小凯（1995）把工业品和CES函数引入到杨小凯的早期模型中，扩展了杨小凯和史鹤凌1992年的模型。这个新模型是杨小凯（1991）和埃蒂尔的模型的综合体。它纳入了斯密和杨格分工思想的三层含义 --- 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长度和每个链条中的工业品种数。这个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

在专业化经济、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业品之间的互补经济、迂回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几对冲突关系。上游工业品生产的较高水平分工可以给上游和下游工业品生产的垂直分工创造更多的机会，并且与产品分层结构的众多层系相关联。这意味着，更精密的专业生产机器设备的种类越多，生产率就越高，但同时交易成本也越高。 如果交易效率越低，那么在分层结构中设定更多层系以及最深更宽的垂直和水平分工所带来的好处会小于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中，自给自足模式也会有专业化经济与工业品品种的递增报酬的冲突关系存在。如果大量的工业品都自给自足生产，那么生产每种产品的个人专业化水平必定很低。在自给自足模式中，由于大量的工业品生产都分散在的众多层系中，因此可预料的专业化经济会超过工业品种类多样化报酬。所以，在自给自足结构中，为了获得专业化经济，每个人将选择层系数目少，每层产品种类少的分层结构，从而他能利用有限的精力专注于几项与最终产品直接相关的生产活动。 如果交易效率极高，那么人们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水平和垂直分工，同时众多专家还可在分工中维持高水平的个人专业化。因此，高交易效率可以带来新的分层层系，可以在每个层系中生产新的工业品。新层系和新工业品以及与之相伴而行的新工业和新产业的出现，就是工业化进程。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认为，每个层系的工业品种数，专业化水平和层系个数在高交易效率情况下会同时增长。史鹤凌和杨小凯还区分了事前和事后生产函数的差别。交易效率的提高能促进分工的演进，导致供给曲线非连续地跳变并引发新的事后生产函数，从而生产率提高以及新工业品和迂回生产的新层系的出现能够产生内生技术进步。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第14章) 探索了交易的最优分层结构的分工水平与层系数目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交易效率提高既能促进分工，又能促进分散化批发-零售分层结构的演进。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将会出现专业批发-零售中间商。此外，史鹤凌和杨小凯(1996)还把他们1995年的模型与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 的模型相综合，内生化了企业的分层结构与市场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分界线。

4.5 新兴古典增长模型

上文评述的新兴古典专业化模型都是静态模型。尽管超边际分析基础上一般比较静态均衡能够引起分工水平和生产率的转变，但是分工演进是一个由外生交易效率提高所推动的外生演化过程。因此，杨格的猜想 --- 动态均衡(杨格的术语是“移动均衡”) 可以促使分工和市场容量的自发(内生) 演进 --- 直到1991年才被杨小凯和博兰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所证明。

这个模型首先设定经济系统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别的含义 --- 分工中的熟能生巧。此外，它还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纯消费者-纯生产者分离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和交易成本概念。它证明，分工的自发演进机制能产生内生增长。这种演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降低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这种有分工的熟能生巧和知识积累与无分工的熟能生巧是截然不同的。阿罗(1962) 和阿林. 杨的熟能生巧就是无分工的熟能生巧。

杨小凯和博兰(Y-B) 模型有三种形式的熟能生巧。第一种是自给自足式的熟能生巧，它没有分工和分工演进。第二种是分工演进中的熟能生巧。个人专业化的熟能生巧与分工演进的综合效应可以加速全社会的学习速度和人力资本的累积速度，还能导致经济的腾飞。这种腾飞可以是卢卡斯(1993) 所指的经济奇迹。直观地说，长期将时间精力分散于各种活动所获得的某一方面的经验与短期内集中精力于某一项活动，通过边学边干和边干边学所获得的经验是相同的。如果，熟能生巧没有分工，那么学习速度会下降。如果长期学习与分工不断加深的专业化学习同时进行，那么全社会的学习速度就会提高。第三种是没有分工演进，但有高水平分工的熟能生巧。这种学习模式所带来的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尽管为正数，但却是下降的。

尽管Y-B模型所运用的控制理论和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在技术上显得高深莫测，但是模型背后的故事却是很浅显的。这个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当t=0时，每一个人没有太多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称成本。这是自给自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他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会加速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他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在自给自足状态，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是下降的；当分工演进，它开始提高(腾飞阶段) ；最终，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它开始下降(但为正数)。分工演进会增加市场容量(人均有效需求人口规模之积) ，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个人专业化水平，交易成本占收入的比重，以及生产率。当比较静态被解释称成Y-B模型的动态版时，这可以从图2的分工自发演进看出。变分法在这里没有用途，而控制论在这个模型中却大有用处。

这个模型不仅数学化了杨格的思想 --- 分工水平与市场容量相互关联，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而且还能解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增长率方面的趋异和趋同两种现象。尽管交易成本系数的变化不是分工的自发演进必需的，但是当它下降时，分工演进将加速。例如，一国由于交易成本系数较小(如地理位置因素，岛国在货物转运方面就有低交易成本系数) 比另一国较早进入分工演进过程，并且在后者仍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时前者早已开始腾飞阶段，那么两国的增长率差异就增大。但是，当发达国家最终耗尽了分工演进的潜力后，那么它与进入腾飞阶段后进国家之间的增长率差异将趋同。在增长率趋同现象的观点上，Y-B模型与巴罗和阿萨拉-伊-马丁(1991，1992) 以及田村(1991) 相似；但在增长率趋异的观点和证据方面，又与罗默(1986，1996) 和卢卡斯(1988) 一致。

Y-B模型还表明，当分工发展到很高水平时，一些专业生产者可以获得由专业化熟能生巧所积累的侃价力。因此，即便没有不确定，为了清除由专业化熟能生巧所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很有必要签定长期契约。然而，非正式观察表明，高水平分工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放大效应增强一些专家之间的竞争强度。高水平专业化意味着，专家的业绩表现只要有微小的变化就能产生市场份额的巨大波动。这种波动的正效应可以抵消专业化熟能生巧为专家带来的侃价力的负面作用。这个思想需要用另一个动态均衡模型精细化。王建国(1994) 以及王建国和杨小凯(1996) 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收获。他们把个人对相对地位的偏好参数引入到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证明个人追求相对地位可以提高分工水平。一方面，就象Y-B模型(1991) 是杨小凯模型(1991) 的动态版本一样，博兰-杨小凯模型(1995) 是史鹤凌-杨小凯(1995) 的动态版本；另一方面，就象贾德，罗默以及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的新增长模型是D-S模型和挨蒂尔的新贸易模型的动态版本一样，博兰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与贾德，罗默以及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的新增长模型之间的异同类似于新兴古典贸易模型(杨小凯以及杨小凯和史鹤凌) 与新贸易模型(D-S和挨蒂尔) 之间的异同。

此外，黄有光和杨小凯(1997) 把克瑞普斯-威尔生的序贯均衡概念引入到杨小凯(1991) 的模型中，考察了不同分工模式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获取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定价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如果存在固定侃价成本或固定沟通成本(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和个人之间的) ，那么个人必定会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的各种信息前权衡定价成本和期望信息收益。假设个人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实践一种分工模式，并根据最新信息用动态规划方法最大化期望总贴现效用。瓦尔拉斯均衡由4个参数决定：定价成本系数，运输成本系数，专业化经济水平和贴现率。交易成本系数和贴现率越小，并且/或者专业化经济越高，那么分工的演进和生产率的增长越快，分工多样化模式越多，由定价系统所获得的信息越多。这个引入了自适应行为，有限决策长度以及不确定性变量的模型，能够说明分工与组织信息的共同演进。它不仅比无限决策长度的决定性内生增长模型更接近现实，而且更易于操作。

4.6 新兴古典契约和产权理论

杨小凯已经把市场网路规模概念纳入他1991年的模型，如果再把不确定性引入新兴古典框架，那么数学化专业化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协调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就可以形成新兴古典契约，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 发展第一个这类模型。他们的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解释分工均衡水平，还可以解释由专业化经济，协调可靠性，产权丧失风险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所形成的竞争均衡度，可靠性均衡度，以及契约条款模糊均衡度。该模型还把风险纳入到每一项交易活动中。这种风险由可预期的机会主义或交易不确定性造成。当分工提高，许多专业化链条会变长，因此在非常复杂的分工网络中由协调失败所带来的综合风险将变得更高，其风险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可见交易成本上升的速度。有两种方法可以降低协调失败的风险。 一种就是，每个买方与许多潜在专业供应商和现有供应商保持相同的业务关系，从而向现有供应商施压。保持这种关系可以在给定风险中提高每一项合同的可靠性。可是，大量同样类型的专业化供应商意味着，专业化类型的品种少，一定人口规模的分工水平较低。同时，现有供应商和潜在供应商数目增加也会增加维持大量潜在关系的外生交易成本(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第11章) 。另一种方法就是，为降低协调失败的风险，在每项合同的签定和执行过程中加大资源投入。这种方法可以减小由协调失败的综合风险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这种福利损失被认为是一种内生交易成本。但是，内生交易成本的下降与合同签定和执行中形成的外生交易成本的增加有联系。因此，在专业化经济，拓宽潜在业务关系(公关投资) 的外生交易成本，现有合同的签定和执行的外生交易成本以及内生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冲突关系。

均衡比较静态认为，当产权界定及其执行的交易成本系数下降，市场网络均衡规模和生产率会增加，合同条文模糊造成的协调失败风险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小。究竟是哪一个结果取决于，专业化经济程度，运输效率，以及与技术和制度有关的产权界定和执行条件的参数值的相对大小。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 详细讨论了，与加强现有业务关系有关的以及与拓宽潜在业务关系有关的两类交易成本参数。如果前一个参数大于后一个参数，那么多潜在业务伙伴(相当于完全竞争) 的“古典型契约” 会在均衡中发生；相反，如果前者小于后者，那么无潜在业务伙伴的“关系型契约” 会在均衡中发生 (威廉姆森，1975) 。

这个模型把张五常(1970，1983) 关于外部性的思想数学化了。它表明，交易效率改进时，分工均衡水平和协调失败的风险均衡水平可能同时提高。非可靠性程度和相关的内生交易成本可以被认为是外部性的均衡程度。清除所有外部性必定不是最优的。关于合同的非可靠性(一种内生决定的可能性) 均衡水平的另一种解释是，软预算程度。当用“软预算程度” 解释这个模型，其含义就是，如果所有的两难冲突关系都考虑，一个完全硬性的预算约束不是最优的。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1992) 已经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这个理论。协调失败的风险均衡程度就是一种广泛失业的风险，因为当分工网络的协调机制失灵时，个人将被迫选择生产率很低的自给自足生存方式。但是，当交易成本系数下降(例如，分工经济超过风险造成的期望福利损失) ，这种均衡以及广泛失业的风险最优程度将增加。

刘(1996) 把不确定性，保险和道德风险引入新兴古典框架，证明保险能够促进分工，改善生产率，还证明即使不完全保险在促进分工和增加交易次数的同时，增加了内生交易成本，它仍能够减小道德风险。如果把刘的观点引入黄有光和杨小凯的模型，研究为企业家提供试验各种分工模式的保险的证券市场机制，那将是很有价值的。

4.7 新兴古典货币理论

由于角点间不连续跳变的一般均衡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如果把总量需求纳入新兴古典框架，那么将可以解释许多所谓的“宏观经济” 现象。下面三个小节将评述这些新兴古典模型 --- 它们解释了分工引起的货币出现，失业和商业周期，以及资本与分工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探索表明，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两分法是它们不能解释许多经济现象的致命根源；相反，新兴古典经济学却可以解释所有的微，宏观经济现象。 正如奥斯托依和斯塔尔(1990，p.29) 注意到，“斯密关于货币和专业化之间的交互影响仍然没有被正式模型化。”虽然人们已经接受斯密(1776，14章) 关于专业化是纸币使用的推动力的观点，但是博兰和杨小凯却认为专业化只是货币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们把足够长的迂回生产链条引入新兴古典模型中，认为完成交易活动是费时的，因为在这个长而迂回的生产链条上，同时开展所有高水平分工的交易活动是不可能的。当交易效率充分改进后，分工将引起迂回生产链条变长，那么要使每对专业化商人之间的供需同时都到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此情况下，商品货币或法币的引入就变得非常必要。他们证明，当交易成本系数下降时，均衡将从自给自足模式，跳向局部分工模式，再跳向完全分工模式。前两种模式不必需要货币，因为供需能够同时到位。但在完全分工情况下，迂回生产链条有多个结点，供需很难在这些结点上同时到位。如果引入信贷体系，那么新均衡将涉及到有信贷关系的交易；如果没有信贷体系存在，那么交易媒介就是与最低交易效率系数有关的商品货币。将分工与货币出现联系起来研究的好处就是，我们能考察货币出现对生产率的深刻含义。

4.8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

包括斯密，米尔，马克思和马歇尔在内的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强调资本与分工的关系。斯密(1776) 和杨格明确指出，货币与分工存在着关联。他们认为，资本和投资在迂回生产活动中与分工演进有关(斯密，1776，p371) 。如果最终消费品(粮食) 的生产与工业品(拖拉机) 的生产之间存在分工，并且拖拉机生产是费时的(高固定学习成本)，那么拖拉机在出售前，如果没有提供拖拉机生产商消费食物的资金，那么他无法生存。因此，资本就是一种在迂回生产活动中能提高分工水平的社会性工具。高水平分工能加速由专业化熟能生巧所引起的知识积累进程，从而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米尔的工资基金论点(1848，第二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三节) 在某种方式上反对把投资与储蓄割裂开来考虑。他指出，“资本尽管是储蓄的结果，可是却是要被消费的。”这个观点意味着，资本理论应当解释为什么消费品生产从其生产者向中间品的生产者转让能促进由分工所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马歇尔认为博尔顿和瓦特发明蒸汽机是由于发明活动的深度分工(1920，P.256) 。爱迪生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分工对发明有着重要意义。他本人不仅把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电器发明，而且还成立由100多位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专业研究机构(约瑟生，1959) 。

这些实例表明，如果投资没有被用于发展分工，那么即使在物质技术，教育或研究上的投资不管多大，也不能带来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资本概念的本质问题不是投资和储蓄有多大的力度，有多少数量，而是在机器，教育和研究上的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分工水平，改进分工模式。

杨小凯(1994b) 已将古典资本理论数学化。他发展的故事如下。在一个经济体中，有许多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粮食可只由劳动生产，也可由劳动和拖拉机混合生产；生产中存在专业化熟能生巧；初次从事生产和变动工作都会有固定成本；每个人可以选择专业化或自给自足决策模式；专业化的优势在于，可以发挥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可以避免工作变动成本。但是，生产率的未来提高是以目前消费为代价的，因为这个过程中交易成本会提高。另外，拖拉机生产也有高固定成本，并且只有当学习成本达到一定临界值时，拖拉机生产才完成。因此，在专业化熟能生巧，迂回生产经济，交易成本和固定学习成本之间存在着多对冲突关系。如果交易成本系数足够大，那么这个经济总是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如果交易成本系数足够小并且专业化熟能生巧和迂回生产经济程度高，那么这个动态均衡就会产生分工。对于分工经济体，有两种投资储蓄模式。如果拖拉机生产的固定学习成本不大，那么为了提高分工水平，每个人用第一期的消费去支付交易成本，为此，第二期的生产率就能增加。这是一种自我储蓄机制，它不牵涉到储蓄资金在个人之间的转移，这个关于提高分工水平的储蓄和投资的观点与杨小凯-博兰1991年的模型完全一致。如果拖拉机生产的固定学习成本足够大，以致于直到拖拉机生产的专业学习时间超过一定的期限，拖拉机生产才能完成，那么为了拖拉机生产专业化，一个牵涉到在第一期从粮食专业生产者向拖拉机专业生产者贷款的人际储蓄机制就变得必不可少。

假定拖拉机生产的高固定成本，小交易成本系数、重大的专业化熟能生巧和迂回生产经济，这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有如下故事。粮食专业生产户只用劳动生产粮食，并且在第一期把粮食贷给拖拉机生产者，这个时期拖拉机还在生产。在第二期，拖拉机专业生产者以高于他买粮食的价格，把拖拉机卖给粮食专业户。这个差额等于第一期的借款额。第一期的人均粮食消费低于自给自足模式的消费。但是在第二期，拖拉机的使用提高了粮食的生产率。如果交易效率系数以及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充分大，那么第二期的贴现收益将超过第一期人均消费水平的减小量。因此，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各时期之间的人均真实收入增高，而且还体现在总贴现真实收入高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真实收入。

这个建立在角点解基础上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表明，投资不一定能够提高未来的生产率。未来的生产率能否提高取决于，投资是否促进了更高水平的分工，而这种更高水平的分工要能够通过专业化熟能生巧和迂回生产设备技术以及服务来加速专业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如果交易成本系数由于无效率的法律制度或保护性关税壁垒的存在而很大，那么提高分工水平的有利的投资机会就不存在。因此，投资可能不带来真实收入增长。专业化和迂回生产经济程度下降、交易成本系数增加，以及/或分工演进潜力耗尽会降低投资回报率以及减少盈利性投资机会。这种新兴古典资本和利率理论与凯思斯的资本理论（1936）有着重大差别。凯恩思用消费者流动性偏好解释利率骤然下降的经济现象。新兴古典资本理论得到了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成功政策的检验，并且与萨克斯（1993）和斯瑞尼凡森（1990）关于经济增长自由化含义的观点相吻合。

4.9 新兴古典商业周期和失业理论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第18章）用新兴古典动态均衡模型探讨耐用品生产的分工、失业、商业周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个引入了失业的最优内生商业周期模型的故事如下。 假设每个人能生产一种非耐用消费品，如粮食，也能生产一种耐用工具品，如拖拉机。拖拉机具有不可分割性，使用寿命两年，每人能开一部。在这个存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的结构中，个人换工作会引起两类成本。一类成本来源于换工作所引起的对以前经验的遗忘；另一类成本就是进入新岗位的进入成本，如临界学习成本。每个人从粮食消费中获得效用，并且最大化他的贴现效用。在这个简化的经济体中，至少有三种生产和消费的组织结构。第一种就是自给自足，第一年他先花时间生产拖拉机，当拖拉机生产完成后，他用拖拉机生产粮食；第二年他只开拖拉机生产粮食。因此，这种结构没有商业周期，也没有失业存在。第二种结构就是完全分工。这种模式意味着，人口分为两类 — 生产拖拉机的人和生产粮食的人。粮食专业户可以开拖拉机生产两年粮食。拖拉机专业生产者第一年生产拖拉机，第二年失业。在这种结构中，总产出水平第一年比第二年高。因此，存在每两年一度的失业商业周期。第三种结构就是部分分工。这种结构与第二种结构有类似之处，但拖拉机专业生产者在第二年转行生产粮食。后两种结构都有分工和专业化，但第二种有商业周期，而第三种却没有。自给自足和部分分工尽管没有商业周期，也没有失业出现，但是却有工作转换带来的成本。完全分工模式尽管有商业周期和失业出现，却没有工作转换引起的成本。如果转换成本和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足够高，那么第二种结构是帕累托最优，而第一和第三种结构都不是。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会选择第二种结构。它能够创造长期内生增长，以及长期有规律的、内生的和有效率的商业周期。相反，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却不能同时带来这两种好处。

5. 展望

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与萨谬尔林的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重大差异。现在，对它的需求很迫切。自从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年的著作发表以来，我们收到了许多读者来函索取新兴古典经济学教材。杨小凯的著作（2001）以及萨克斯和杨小凯的著作(即将出版）将满足这些需求，这一系列新兴古典学教材将用一个新兴古典框架复活古典经济学精髓。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正在展开。例如，新兴古典模型中的均衡存在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可以严格证明。杨小凯和叶（1993）已经用新兴古典框架探索了经济组织的拓补经济性质及其含义。他们研究发现，新古典和新兴古典的本质差别就是，前者主要关注经济系统的非拓朴性质（如消费量和生产量），而后者关注经济系统的拓补性质（如分工水平和交易次数）。就象在生化组织分析的应用一样，拓朴学和图论在经济组织分析的深入应用可以产生一些突破性进展。 如果把不确定性纳入杨小凯(1994c)有关分层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那么就可以探索分层结构的不同层系之间竞争程度分布的含义。一个猜想就是，在这个新模型的均衡中，分工分层结构的较高层系的竞争比较低层系更激烈，因为位于较高层系上的一些元素的可靠性比大多数下游层系的元素可靠性更重要。如果把这个猜想与罗森（1982）的模型相融合，就可以探索均衡分层结构的不同层系之间的收入分配和竞争强度倾斜分布。杨小凯的均衡模型（1994c）与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企业理论（1994）的综合模型可以解释，专业批发-零售商如何衍生出分散化分工网络分层结构。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第5、6、8章）已经触及到如下问题：当分工水平提高，为什么交易的地理区位集中可以不断改进交易效率？还可以发展更多的模型解释：交易的地理区位结构、分工水平、交易网络分层结构的层系数目、交易效率以及商业中心区与外围之间的土地价格的倾斜分布是如何同时被一个分散化市场决定的？

博兰和杨小凯(1991) 的货币模型与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企业模型（1995）的混合体可以产生新兴古典专业化金融企业理论。黄有光和杨小凯（1997）的组织试验模型，刘的内生化保险和分工水平的方法以及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企业模型可以产生新兴古典证券市场理论。它可以解释，新兴古典证券市场是如何有效分散试验各种分工模式的风险的。如果把信息不对称引入到黄有光和杨小凯的序贯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那么试验各种分工模式的企业家功能值得探索。如果把序贯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引入到所有静态新兴古典模型中，那么模型的比较静态将变成比较动态，就能通过各种组织和制度的试验成本解释与之相关的现象是如何自发衍生和演进的。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与博兰和杨小凯（1997）的企业动态模型的结合体就可以推测错综复杂的产权和契约安排结构是如何自发演进的。如果能够区分学习他人知识（萨阿和斯蒂格利茨，1986），边教边学，边想边学，边试验（研究）边学和边生产边学，那么专业教育和研究的衍生和演进就可以由新兴古典模型解释。当然，提出新的思想容易，但是要构造具有一般性、可操作性、现实性和预见性的模型去证实这些思想却相当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