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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拉萨！》有一个显著亮点：虽然是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像畅销书，环环紧扣，波澜起伏。李江琳的笔触大多落在1959年拉萨事件前后，却令人浮想于时空之上，流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经常会生出一连串思索：为什么前赴后继反抗中共占领的藏人，绝大多数是中共所说的“农奴”？为什么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枪长刀与中共军队浴血拼杀，誓死护卫的是他们的头人和喇嘛？为什么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一起老百姓反对庄园主或政府的起义或暴动？ 李江琳先后十多次采访十四世达赖，达赖喇嘛对她说：你要记住，你写书，不是因为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为你要寻找真相。
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写手们无数次把污水泼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个最喧嚣的断言：西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生活在农奴主的残暴统治下。
农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语，各个国家各有不同特征，俄罗斯的农奴制具有典型性：1，农奴耕种农奴主的土地，没有农奴主的批准，不得离开。如果农奴擅自离开，会受到国家的惩罚。2，农奴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买卖、抵押或转让。3，农奴主的产业往往以农奴的拥有量来衡量。
那么，当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属于政府财产。不管是官员、庄园主还是寺庙，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劳动阶层主要有两部分：牧民和农民。也就是被中共称为农奴的部分。前者约占总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为生；后者约为55%，其中大多数租地耕种，少数出卖劳力或从事手工业。
几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产者，区别只在财产的多少。根据当时对草原部落的一个调查报告：贫穷牧民每户平均拥有7头牦牛，20只绵羊，10只山羊。农民中除了少数无业游民，大多数都能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另外还有租下大量土地再转租给其他人的农民，这类人中有的财产甚至多过庄园主。农民也可以开垦荒地，开垦后的土地无需交差税。
拉萨政府从未颁布过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迁徙。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可以离开租种的土地或牧场，搬往他处，或继续种地放牧，或改换身份，打工、卖艺、经商。既不会受到惩罚，更不可能成为庄园主拥有的产业。
当土地从一个庄园主转给另一个庄园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给某人时，租种这块土地的农民也跟着过去。但这决不是对人的转让或买卖。西藏面积虽大，可耕地却太少，农民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工厂换了老板，为了生计，工人还得继续在厂里干。
显而易见：西藏不存在所谓的农奴制，西藏的农民或牧民也不是什么农奴。比较一下中共，其建国不久，就以严厉的户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种凶恶的专制手段，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把中国老百姓变成名副其实的奴隶。就是这样的政权，占领西藏时，用的名义竟是“解放农奴”！五十年后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强加给了西藏，这不仅是污辱当今的藏人，而且是对藏人先辈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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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的“残暴统治”，中共是这样宣传的：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不光庄园主、政府官员，甚至寺庙里的喇嘛，对老百姓动辄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一次会议上罗列了酷刑的内容：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家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罗到的酷刑名称，一股脑全栽给西藏。 我看过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队写的回忆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到批斗会上诉苦的农民或牧民，凡是曾经受过惩罚的，谈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遭遇过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当年的西藏并非没有酷刑，直到19世纪，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体和挖眼。但这些都是针对罪犯或政敌的，而在实际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后，十三世达赖废除死刑。同时期的大清帝国，每年用凌迟、砍头等等方式处死的人，数以万计。1913年，十三世达赖宣布取消砍掉肢体的酷刑。十七年后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苏区，毛泽东下令肃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他不喜欢的红军官兵。据幸存者的报告，酷刑多达一百二十种，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枪通条烧红后捅肛门，火烧阴道。有一种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
掌权后的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折磨中国人的酷刑种类，数不胜数。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记录里，中共政权依然是滥施酷刑的国家。当年汪锋把西藏称为杀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灵是否会扪心自问：中国与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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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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