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北京审判对民运的影响

对王丹，包遵信，任畹町，王军涛，陈子明等人秘密非法审判并处以重刑的消息传来，很多人都产生一种自己参与其事的感觉，并有一些以前不可预期的心理上的冲击。我是曾被判刑入狱的人，对这种事件的中、长期影响有经验，愿意说出来供大家了解。

政治迫害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　　

这次对八九民运人士的秘密审判与中共历史上对政治犯的一贯处理方式一样，它不含任何司法意义，只是公开的政治迫害而已。政治迫害在历史上的作用非常复杂，并不如一般民主人士所想的那么简单。人类天性中有自利的本性，而自利的手段可以是利己利人，也可以是损人利己。而人类社会中的安全问题几乎全来自人类本性中有损人利己的一个方面。损人利己的动机如不得到限制，则人类社会不可能朝利人利己的方向进步。而限制损人利己的制度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远在春秋战国年代，中国大政治家管仲就曾产生了通过称霸会议建立国际秩序的思想，这就是一种用制度防止损人利己的努力。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国际会议和领土不可侵犯概念，都是这类制度化的重大发展。在王权时代，多个损人利己的武装护从队（或中国人说的土匪）互相残杀，幸存的最后一个大土匪（国王或皇帝）用政治迫害来恐吓其他对王位有野心的人，客观上抑制了政治纷争。而王位的世袭制客观上是一种减少政治纷争、用王室的损人利己抑制大臣的损人利己的制度。因此帝王制度下，国王，皇帝对犯上作乱的人有极其残酷的政治迫害。这种政治迫害在中国和西方都一样。这种政治迫害不但针对被统治的人民，而且特别针对上层潜在的政敌。兄弟之间争王位时的政治迫害在英国和在中国都曾经是最残酷的。

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是土匪出身，打倒国民党时没有美国南北战争林肯那种“决不做战胜者”的宪政精神。因此共产党没有像当年的共产党扶起民主党那样来扶起国民党，而是搞了个彻底的改朝换代，用残酷的政治迫害来建立起它的非法政权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镇反，肃反等数百个残酷政治迫害运动使人们处于恐怖而尊敬这个政权。

我曾遇到很多被判刑的国民党人士，他们对一九四九年的改朝换代有极深刻的恐惧感。他们中很多人的亲友都是不知不觉中因政治原因掉了脑袋。由于这种恐惧感，这些所谓“历史反革命”在共产党面前表现得非常驯服，这种驯服是由于仇恨被恐怖所压制而产生的。有个这类国民党人士告诉我，经过各种政治迫害运动后，共产党使他有种莫名的畏罪感，不是因为他真认为自己有罪，而是使他本能地意识到共产党要杀他就能杀他。

文化大革命时，中国的造反派也是共产党的反对派。文革后期为了用政治恐怖消灭这种对共产党政权的威胁，共产党发动了十几个运动来重建造反派的畏罪心态。一九六八年的清查阶级队伍，一九六九年的“九九”大打网，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一九八零年的清查三种人运动，都是用残酷的政治迫害使造反派形成类似国民党人士的“畏罪心态”，然后共产党可以有几年太平日子。这种用残酷政治迫害放纵一部分人的损人利己心而抑制另一部份人的损人利己心，是过去帝王制度的同样机制。差别在于共产党没有合法的世袭制，所以争夺王位的斗争更无规则可言。

这类政治迫害有一个特点，它必须残酷到一定程度才有效。轻微的政治迫害使被害者充满被羞辱的感觉，因而形成政治反覆的动因，制造更大的反对派。国民党对台湾反对派的温和迫害正是刺激民进党壮大的动力。共产党深明此理，所以对国民党对造反派都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个比一个更残酷，使反对派的“畏罪”心理压倒羞辱后求报复的欲望。

极其残酷的长期政治迫害可能逼迫人们有意忘记历史，因而使当权者的权位能稳定下来。例如中国人现在已忘掉了对国民党人的迫害，对造反派的迫害。新一代人不知道那段历史，相信的是共产党的宣传。这样过了几代人后，一个非法的残暴政权就会“生根”了。很多天真的中国学生根本不了解共产党政权的这种性质，而等到他们真懂得这一点时，他们可能已受尽迫害，再没有社会地位来向这架庞大的绞肉机挑战了。

政治迫害对人的影响　　

政治迫害的短期影响对不同人不同。对于性格外向，对共产党幻想太多，与共产党有很多联系的人来说，政治迫害在短期内会使他们精神上完全倒下来。另外牢里与世隔绝的环境肯定有利于共产党对被迫害者形成心里压力。造反中越激烈的人，这种短期影响越明显。我在这里并没有褒贬的意思。我们作为局外人没有理由要求被迫害的人“威武不屈”。任何被迫害者在无权力保护自己时所说对迫害者有利的话只是迫害者的罪证，而对被迫害者的人格是没有一点污损的。我们应该完全丢掉中国人传统的“叛徒”和“气节”概念。

对于一些了解共产党本性的人，性格内向的人而言，政治迫害的短期效果会比共产党预期的要小。任畹町就是这种例子。

但是这种短期影响并不重要，因为不管人们如何反应，所有被迫害者都有一种强烈的蒙受羞辱和不公正的感觉。所以不管他们是否认罪，他们对共产党仇恨的种子是种下了。我对这种仇恨深深理解，我这一辈子是不会原谅共产党对我的家人和我本人犯下的政治迫害罪的。这就是政治迫害的中期影响。它会制造一个坚定的与当权者为敌到底的政治反对派。这种效果不会因为刑罚轻而改变，被判刑几年的羞辱感和被判刑十年不会有太大差别。这里的关键是司法的不公正。对公正的司法，羞辱感很难找发泄对象，而政治迫害下的羞辱感却有明确的发泄对象，那就是垄断司法的共产党。

共产党几十年来培养了几代仇恨它的政敌，它今天又与新的一代人为敌，将来有一天这种仇恨爆发出来时，中国共产党的下场绝对比齐奥塞斯库要惨得多。我亲眼看到过文化革命中搞反对党活动最活跃的人都是反右运动中受处罚很轻的人，特别是那些曾表示悔过的右派。可见宽严结合，逼迫被迫害者悔过这一套只会加深被迫害者的羞辱感和不公正感。它在中期会是刺激反迫害活动的动力，因而这种不公正感在历史上都是政治领袖建立自己基础的王牌。赫鲁晓夫和戈巴乔夫都打过这张政治牌。同样，毛泽东利用造反派被迫害的实情在反刘少奇斗争中短期内曾赢得社会同情。邓小平上台更是利用了平反“冤假错案”这张政治牌。

共产党这次对八九民运人士的政治迫害得罪了中国的大多数人。其原因在于，八九民运几乎是全民卷入，海内外同情。因此判刑事件使大多数曾同情八九民运的人产生羞辱感。共产党有什么办法把这种敌对情绪镇压下去呢？唯一的办法是象镇压国民党和造反派那样用一次比一次残酷的运动使被迫害者的“畏罪感”压倒羞辱感。然后用政治宣传使新起的一代人完全遗忘这些政治迫害。

共产党大概没有条件做这件事了。共产党早已过了其开国阶段，它不可能再造出镇压国民党的那种势。镇压国民党时，共产党把中国的绅士阶级中间阶层全消灭，把一些下层人物抬到新贵地位。这批新贵的巨大既得利益是残酷迫害国民党人的开国新朝的“势”。如今，没有这样一个强大的下层阶级可以靠镇压民运转变为既得利益阶层，大多数官僚也没有既得利益非镇压民运不可。在将来的政治变动中，他们大多数是骑墙派。另一方面，被迫害者的被羞辱情绪大大压倒“畏罪感”。尤其是那些占大多数的被释放者，他们的被羞辱感更是大于“畏罪感”。所以他们在将来的政治变动中是政治家看重的政治牌。总之，对民运人士的判刑制造了一个强大坚定的政治反对派，但却没有制造一个强大坚定的既得利益派。

我曾碰到几个被判刑的造反派的头头，他们都指天发誓，如果再有人要为造反派平反，他们决不会为之所动，决不会再参与政治。但是一九七四年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否定“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时，“反迫害”的口号又使几乎所有造反派重新卷入“批林批孔”运动。可见人们被迫认错、下决心放弃平反，就是一种受羞辱不公正的证明，一有机会，这些人绝不会认错，一定要平反。

不要再错过下一次机会　

因此我的预期是，这次对八九民运人士的政治迫害造成了一种极好的形成群众性反对共产党政派的机会。象文革造反派一样，是群众性政派，不是密谋小团体。很多曾同情过八九民运（或造反派）的人，在政治迫害中都或多或少有受羞辱和不公正的感觉，这就是形成群众性合法的现代政派的资源。

但是在将来的政治变动中，中国的反对派要吸取文革的教训，不要只为一派平反，而一定要为历史上所有被迫害的人讨个法律面前的公正，这包括国民党人，造反派，被不公正对待的杀人犯和其他普通犯人。我们要象英国光荣革命一样，立一些禁止政治迫害、保护人民免受政治迫害的法律，而不能象一九七九年一样，只为几个四五英雄“平反”。这些法律应该包括从刑法中去掉反革命罪，并加上“政治迫害罪”。保护公民反对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利，人身保护法案，禁止政治犯，更禁止政治犯死刑等等。

而所有这些工作中，为被迫害的国民党人和造反派讨个法律面前的公正，追究参与政治迫害的共产党人的刑事责任应该是最重要的。只有当中国人从关心“对错”、“是非”变为关心“禁止任何政治迫害”这类大原则时，文革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六四”大屠杀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我们只关心是非，而不关心一些更根本的大原则，即使人们说了一万遍不让文革悲剧重演，它总还是会重演的。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起点应该是英国光荣革命后的“人身保护法案”。这个法案禁止因政治原因迫害政敌。用中国现在常用的话来说则是，反对政府和执政党的“反革命”受法律保护免受政治迫害。从此之后，才有了真正合法的反对党。国内政治中限制人的损人利己本性的最根本制度就是禁止对政敌的迫害。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点。

对这种现代化政治文明的根本的最大威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政府和执政党对政敌的政治迫害。另一种威胁来自于人民。人民也有损人利己的本性，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发动革命，打倒当权派，迫害他们。

在中国大陆为被迫害的国民党官员讨个法律面前的公平，对迫害国民党人的共产党绳之以法，可以有效地防止这两方面对政治文明的威胁。由于共产党人迫害国民党人既是执政党迫害在野的人（一九四九年后），也有人民革命迫害当权派的一面（一九四九年前后）。所以，如果中国政府或将来当政的人有机会解决共产党人迫害国民党人的问题，将是中国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前提条件。

有的人可能认为算历史老帐没意思。其实任何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都不能逃过这个算老帐的过程。苏联革命七十多年了，一旦它试图搞民主，为沙皇翻案的问题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了。这是因为民主意味着所有因政治原因受迫害的人都必须从司法讨得公正，没有这一条，民主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希望强调的是，除了上述客观分析之外，我们应在困难时刻与受迫害者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尽量帮助他们；这种人类最宝贵的爱人之心对于结束政治迫害时代、建立现代政治文明是十分关键的。以我的经验，这些坐牢的人士，急需各种能鼓起他们学习的勇气、渡过难熬时光的书籍，以及各种物质上的帮助。在中国坐牢的饥饿威胁也是一种间接的政治迫害的政治迫害方式。因此坐牢的人也需要一些物质支援。对于坐牢者，我也有几句忠告。很多受政治迫害的有才华的人都被政治迫害毁了。但也有一些人​​象火中的凤凰，从政治迫害中站起来，靠自己的真本事，最后终于有机会在社会立足。 “上帝助自助之人”，这句话对于消除因受迫害而不严于律己的情绪非常重要。被判刑入狱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真正的故事的开始。我祝愿这些为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而坐牢的兄弟姐妹们，朋友们，从被迫害中站起来，在坐牢的这几年中订一个切实的计划，学一点东西，做一点真正的事，沉下来想一些问题，切不要浪费了坐牢的时光。我希望你们听到这句话：我们爱你们，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韦森：米塞斯唤醒了哈耶克——社会主义大论战

——重读哈耶克之十一




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曾深刻地指出：“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和玩味。 

20世纪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这句话。在20世纪20年代，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信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会必然取代市场经济，是当时西方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也构成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这其中包括像罗素、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以及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巨擘。在20世纪初各国的经济学界，更不乏对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赞美和同情者，包括像帕累托和熊彼特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年（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commonwealth）的经济计算》的短文，从根本上怀疑乃至彻底否定在中央计划中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但却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在世界范围进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的大论战。 

米塞斯的这篇石破天惊之作，惊醒了年轻的哈耶克，使他从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迷梦中醒悟过来。1978年，哈耶克在为米塞斯新版《社会主义》撰写的前言中曾写道：“《社会主义》第一版出版时，其冲击是深远的。它逐渐但又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大学校园的年轻理想主义者的世界观。我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我就是这样的青年人。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在那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联合共同体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进行消费品的交换，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米塞斯还指出，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能凭以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对经济合理性计算的抛弃。 

针对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其后的《人类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又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市场和有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体制这一观念，如同一个有‘三角的四方形’的观念一样是自相矛盾的”。 

米塞斯的言论遭到了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反对和商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回应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的质疑，兰格撰写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文，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即“兰格模式”。兰格认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由于中央计划局所拥有的有关经济体系的知识比任何私人企业家更多，因而中央计划局可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决定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供求得到平衡，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危险是经济生活的官僚化，而不是不能应付和不能解决合理经济计算所导致的资源配置难题。 

针对 “兰格模式”，哈耶克在上世纪30-40年代也提出了三点意见，进一步与兰格等人商榷：第一，中央计划经济秉有信息收集和处理的困难。哈耶克认为，中央计划者的指导要想替代工业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主动决策和作用，只有将经济体系的一切知识都应用于中央计划者的计算之中才可以，但这一数据信息收集的任务已超越了人类的能力。即使搜集到了数据，还需做出具体的决策。每一个决策都要根据若干差不多的联立微分方程的解做出，这个任务从已知的手段看是中央计划者终身都完成不了的；第二，中央计划经济存在激励方面的问题。问题并不在于中央权威能否合理地决定生产和分配，而在于那些既非财产主人又对自己管辖的生产资料无直接兴趣的个人能否成功地担当责任并做出合理的决策；第三，兰格等人的方案对于静态均衡理论过于迷恋，根本不理解千变万化的价格机制的真正作用。 

1945年9月，哈耶克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在社会中运用”这一导致他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典名篇。他指出，如果要理解价格制度的真正功能，必须把它视为一种传递信息的机制。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而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及成本的信息又只有通过市场过程本身才可以获得，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哈耶克对于兰格模式的分析和批评，比米塞斯的文章和著作的论述显然更深了一层，乃至可以说是发现了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大多数人所不知晓的一个史实是，在1980年代曾发现了兰格1940年7月31日致哈耶克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兰格曾表明他赞成由完全的市场过程来定价，从而以一种委婉的方式向哈耶克表明他在理论上服输了。兰格说：“我并不认为由一个实际的中央计划局定价是一个实用的解决方式，在我的论文中这只是一个方法论的设计……我还要补充的是，只有在竞争性市场的自动过程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我才赞成实际的工业社会化。”
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有关社会主义可行性大论战的回顾，我们知道，正是米塞斯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可行性的质疑，唤醒了早期沉迷在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幻梦中的哈耶克，并从而了构成哈耶克从《通向奴役之路》到《致命的自负》这一系列经济社会思想着述的主旋律。可以认为，没有米塞斯的理论发现，可能就没有后来哈耶克博大精深的经济社会思想。 

米塞斯的思想，已载入了历史，但却没有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思想”。在2008-2009年世界经济衰退后的当今世界，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以下一段话，仍值得我们深思：“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择”。如果米塞斯的这一论辩逻辑成立，那么，在我们面前，立即就会出现两个大问号：什么是第三条道路？什么是中国模式？

每日灵修 #75

如何属灵地深信呢？2

对圣洁荣耀，对福音中向我们展示的事物无以伦比之美的看法或感受，直接或间接地使心灵深信福音的圣洁。。。因为只要睁开眼睛注视它的美，福音的一切就立即被看作是真的。于是，一个人看到，他的原罪是多么令人作呕。在品味真正道德之善的甜蜜的同时，他也品味到道德邪恶的苦涩。他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到自身本质的极度堕落。灵魂感受到这种令人讨厌的痼疾的痛苦，也看到自身之中原罪的腐败。他看到需要救世主，也需要上帝强大的力量更新他的内心，改变他的本质。在《圣经》中，他也开始看到上帝本人现实的荣耀。

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2——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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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拉萨！》有一个显著亮点：虽然是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读起来像畅销书，环环紧扣，波澜起伏。李江琳的笔触大多落在1959年拉萨事件前后，却令人浮想于时空之上，流连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我经常会生出一连串思索：为什么前赴后继反抗中共占领的藏人，绝大多数是中共所说的“农奴”？为什么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枪长刀与中共军队浴血拼杀，誓死护卫的是他们的头人和喇嘛？为什么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记录的历史上，没有一起老百姓反对庄园主或政府的起义或暴动？


李江琳先后十多次采访十四世达赖，达赖喇嘛对她说：你要记住，你写书，不是因为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为你要寻找真相。

六十多年来，中共的写手们无数次把污水泼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个最喧嚣的断言：西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奴生活在农奴主的残暴统治下。

农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语，各个国家各有不同特征，俄罗斯的农奴制具有典型性：1，农奴耕种农奴主的土地，没有农奴主的批准，不得离开。如果农奴擅自离开，会受到国家的惩罚。2，农奴主可以把农奴连同土地一起买卖、抵押或转让。3，农奴主的产业往往以农奴的拥有量来衡量。

那么，当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属于政府财产。不管是官员、庄园主还是寺庙，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劳动阶层主要有两部分：牧民和农民。也就是被中共称为农奴的部分。前者约占总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为生；后者约为55%，其中大多数租地耕种，少数出卖劳力或从事手工业。

几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产者，区别只在财产的多少。根据当时对草原部落的一个调查报告：贫穷牧民每户平均拥有7头牦牛，20只绵羊，10只山羊。农民中除了少数无业游民，大多数都能依靠种地维持生活。另外还有租下大量土地再转租给其他人的农民，这类人中有的财产甚至多过庄园主。农民也可以开垦荒地，开垦后的土地无需交差税。

拉萨政府从未颁布过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迁徙。无论是农民还是牧民，可以离开租种的土地或牧场，搬往他处，或继续种地放牧，或改换身份，打工、卖艺、经商。既不会受到惩罚，更不可能成为庄园主拥有的产业。

当土地从一个庄园主转给另一个庄园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给某人时，租种这块土地的农民也跟着过去。但这决不是对人的转让或买卖。西藏面积虽大，可耕地却太少，农民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跟着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厂里干活，工厂换了老板，为了生计，工人还得继续在厂里干。

显而易见：西藏不存在所谓的农奴制，西藏的农民或牧民也不是什么农奴。比较一下中共，其建国不久，就以严厉的户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种凶恶的专制手段，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把中国老百姓变成名副其实的奴隶。就是这样的政权，占领西藏时，用的名义竟是“解放农奴”！五十年后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强加给了西藏，这不仅是污辱当今的藏人，而且是对藏人先辈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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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的“残暴统治”，中共是这样宣传的：比欧洲中世纪还黑暗。不光庄园主、政府官员，甚至寺庙里的喇嘛，对老百姓动辄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统战部副部长汪锋在一次会议上罗列了酷刑的内容：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家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罗到的酷刑名称，一股脑全栽给西藏。

我看过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队写的回忆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选出来到批斗会上诉苦的农民或牧民，凡是曾经受过惩罚的，谈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或遭遇过剥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当年的西藏并非没有酷刑，直到19世纪，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体和挖眼。但这些都是针对罪犯或政敌的，而在实际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后，十三世达赖废除死刑。同时期的大清帝国，每年用凌迟、砍头等等方式处死的人，数以万计。1913年，十三世达赖宣布取消砍掉肢体的酷刑。十七年后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苏区，毛泽东下令肃反，大规模逮捕和处决他不喜欢的红军官兵。据幸存者的报告，酷刑多达一百二十种，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枪通条烧红后捅肛门，火烧阴道。有一种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

掌权后的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一座大监狱。从土改、镇反到文革，折磨中国人的酷刑种类，数不胜数。不知多少人惨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记录里，中共政权依然是滥施酷刑的国家。当年汪锋把西藏称为杀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灵是否会扪心自问：中国与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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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真相。真相！

当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拥有枪，庄园主们，政府官员们，并不担心农民或牧民会把枪口对准他们，有着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缴他们的枪。今天的中国老百姓，连买菜刀都需要实名登记。和谐社会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坏人，但在整个社会中无足轻重。西方探险家发现，老百姓看上去对贵族或官员显得恭敬和顺从，这并不妨碍他们表达独立的意见。老百姓可以告官员，告寺庙，告庄园主。到县府，到拉萨上告。我就读到过一些告赢的案例：有农民去县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换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债务问题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萨告状，最终圆满解决。而社会等级也不那么森严。士兵可以因勇敢而获得爵位；低层僧侣可以通过努力升为大喇嘛；农民可以临时代替县长行使职权；十四世达赖就产生于普通农家。

对寺庙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庙的很多社会功能：学校，文化载体，医院。寺庙派僧侣去拉萨学医，回来后也为当地老百姓治病。寺庙还相当于银行和救助机构，不仅贷款给农民，荒年时寺庙会开仓救济。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时间，西藏的两千五百余座寺庙，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毁。

由于西藏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粮食产出低，能赚钱的产品很少，人们普遍过着简单而贫困的生活。但心灵是平和的，社会是安定的，这表现在：自杀现象几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过的另一现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没有人饿死。佛家的慈悲为怀升华人心，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人人都有济贫施舍的习惯。讨饭也能为生。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就是个充满爱心的人，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饭食送给饥饿的人。

从1959年开始，中共连续搞了三年征粮运动，把藏人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肉类、酥油，差不多全部夺走，运往中国内地。造成藏区哀鸿遍野，饿殍载道。人类历史上有过多少这样的解放者：以人为制造的饥荒，来饿死据称是被解放了的“农奴”？

1979年底，一时疏忽的中共，加上过分自信，让流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的代表团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为，经过多年压迫与洗脑，藏人会向达赖喇嘛的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万的藏人从四面闻讯赶来，一浪又一浪的哈达抛向代表团，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欢呼的。拉萨街头拉起“西藏属于藏人” 的标语，有人带头唱起了西藏独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会疏忽了，因为中共已完全丧失自信，而且总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领西藏，却永远也征服不了藏人。

韦森：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古怪友谊

──重读哈耶克之十

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家中，米塞斯和哈耶克是承前启后的两位重要思想家。从思想史上来看，奥地利经济学派曾经历了三期发展：从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1871年的发表，到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一系列着述，创生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过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哈伯勒和马赫卢普等第三、四代传人的发展，奥地利经济学派达致鼎盛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罗斯巴德、柯兹纳和加里森等一些主要在美国大学教书的经济学家，则代表了奥地利学派的第三期发展。 

在奥地利学派的三期发展中，应该说哈耶克和米塞斯最为著名，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当代经济社会的运作中，他们两人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也最大。 

米塞斯与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第四代传人，亦师亦友，在经济社会理论及政策主张上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思想方法和学术见解上也有一些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尽管有些差异还是根本性的，但二人却尽量绕开和回避。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的伦贝格（Lemberg，现为乌克兰的Lvov）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哈耶克近18岁。米塞斯1906年获维也纳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参加过庞巴维克（曾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长）的讨论班。1913-1934年间，米塞斯担任维也纳大学的编外讲师，并任奥地利商会的经济学家和奥地利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1934年，为了躲避纳粹势力的可能迫害，米塞斯前往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并在1940年后移居美国，任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 

在纽约其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一批自由主义的仰慕者。米塞斯的主要著作有《货币与信用》（1912）、《社会主义》（1922）、《自由主义》（1927）、《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和《人的行动》（1949）等。米塞斯1973年在纽约逝世，终年92岁。 

在维也纳大学读书期间，哈耶克曾听过米塞斯的一两次课，但他与米塞斯的关系开始并不是太密切。1921年，哈耶克为完成自己第一个学位而决定找一份工作。哈耶克的导师维塞尔写信给米塞斯，向他推荐“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经济学家”。维塞尔的极强推荐信，加上哈耶克本人会除了德语之外的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等三门外语，使米塞斯接受了哈耶克，给了他在自己工作的“清偿局”（一个临时政府机构）里的一份工作，从此之后，二人才真正开始结识。 

在哈耶克一生中，应该说有两个人对其有知遇之恩：一个是米塞斯，一个则是后来的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米塞斯不但给了哈耶克一份工作，而且给了他一份非常不错的与通胀挂钩的薪水。在清偿局就职不久，哈耶克的薪水就随通胀从月薪5000克朗上升到100万克朗。之后，米塞斯还把哈耶克推荐给了美国经济学家Jeremiah Jenks，并与熊彼特一起，促成哈耶克从1923到1924年去美国访学14个月，还为哈耶克美国之行提供了资金支持。哈耶克到美国后，成了美国纽约大学有奖学金的注册学生，认识了当时许多美国的经济学家，并有机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听美国制度经济学的名家米切尔和克拉克的课。 

1924年5月，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哈耶克在米塞斯的支持下建立了商业周期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随之与米塞斯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对此，哈耶克晚年回忆道：“我还在奥地利工作的时候，头五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然后，他帮我创建了经济研究所，我当所长时，他则是副理事长。” 

相比生活和事业上对哈耶克的帮助，米塞斯对哈耶克在社会思想和经济理论上的影响更为重要。与米塞斯的交流以及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对于哈耶克的思想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学生期间，受其导师维塞尔的影响，哈耶克开始有着很强的费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参加了米塞斯的讨论班后，哈耶克开始接受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理念。到晚年，哈耶克回忆到，米塞斯是他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和良师益友，他的学术兴趣曾受到米塞斯很大影响：“对货币和工业波动的影响，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兴趣，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哈耶克还公开承认，只是在读了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后，才彻底改变了他早年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倾向。为此，哈耶克在1978年再版的该书序言中曾说：“《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着的核心命题。” 

尽管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米塞斯的很大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且在生活上受到米塞斯许多帮助和恩泽，但后来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直是“古怪的”。一方面，他从米塞斯那里获益很多──哈耶克一生中多次表明这一点；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与米塞斯交往总有些“不太舒服的感觉”。因为米塞斯是一个非常好斗的人，他的学术观点和性格都常常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应：其赞赏和追随者往往把他偶像化，视他为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他的对手则往往看不起他。了解米塞斯的人，大都觉得他非常固执，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而且性格刻薄，容不得不同意见和观点。很多与他接触的人都觉得他的“性格令人讨厌”，因而得罪了许多人。 

米塞斯逝世后，哈耶克曾说，他“总是有点教条主义”，“很容易冒犯别人”，并说“我相信自己是他的学生中唯一没有跟他吵过架的人”。哈耶克还特别提到，“米塞斯非常不喜欢被自己的学生批评”，曾对批评他的马赫卢普和哈伯勒发过火。在1965年的Mt Pelerin Society的年会上，马赫卢普惹米塞斯生了气，自己也发了点脾气，结果，米塞斯有好几年都拒绝与他说话。对此，马赫卢普在米塞斯逝世后曾说，由于米塞斯固执己见、刻薄寡恩，“难怪……那些干预主义者、货币扩张论者、社会主义者及劳工党成员都抵制米塞斯，甚至憎恨他”。哈伯勒早在维也纳时代就认识了米塞斯，是他讨论班的学生，还曾是米塞斯的证婚人，但后来也因为与米塞斯有意见分歧而导致关系破裂。 

相比而言，尽管哈耶克在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想上也非常坚持和执着，但性格却温和得多。有一次，熊彼特甚至说哈耶克为人“太君子”了，并责备他显然没办法“给对手任何教训，除了指出其知识上的错误外”。 

正是因为哈耶克的这种性格，加上他一生从米塞斯那里获益甚多，他一生以“忍让”为上并“以和为贵”，才努力保持了与米塞斯这种亦师亦友的“古怪”友谊。晚年哈耶克曾说：“我当然知道，他的结论通常是正确的，但我对他的论证并不十分满意。我想，这种感觉伴随了我一生。我总是受到米塞斯的答案的影响，但不是十分满意他的论证。我承认这些论证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所以才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改进这些论证”。 

多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学术各界对米塞斯膜拜者有之，也不乏批评者甚至蔑视者。尽管如此，我想米塞斯夫人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和公允的：“他最显著的特征是不可改变的诚实，毫不迟疑的真诚……他决不屈服。他永远义无反顾地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他略微‘克制’一下，对那些流行却可憎的政策所进行的抨击没有那么激烈，那么他就会获得最有权势的职位。但是，他没有妥协。这种坚定不移，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人物之一。” 

在当今世界，人们大可不赞成米塞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方式，但无疑却应该坚持并弘传米塞斯和哈耶克所共同发现的人类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更加应该学习他们在探讨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基本法则上的执着精神。人无完人，思想则可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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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灵修 #74

如何属灵地深信呢？1


一个人如何属灵地深信呢？深信来自悟性的开启。一个正确的判断取决于准确地理解。而对福音真理属灵的深信，来自属灵的理解。《圣经》常常证明，一种拯救的宗教信仰(Faith)就是拯救的信仰(belief)，产生于神圣灵开启心灵，使之正确看待事物。仿佛事物被揭示或者展示出来，使心灵能够看到它们的本来面目。。。

张朴：西藏不相信眼泪——读李江琳的《1959，拉萨！》（之一）

1

一本书，如果能使你拿起就放不下；一本书，如果能让你反复向朋友们推荐；一本书，如果能改变你一向坚守的观点。这本书必定非同寻常。 (博讯 boxun.com)


《1959，拉萨！》，就是这样一本书。 

2

多次与李江琳讨论西藏，记忆犹新的，是她提到1950年1月毛泽东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好一个“必须”，毛泽东无意中承认了1949年以前，西藏事实上已经独立。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人。那些高谈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一部分的人，为何不：睁眼，翘指，翻几页史书？

一千五百年前，藏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国。以远征印度著名的国王松赞干布，曾直接侵入唐朝本土，迫使唐太宗献出文成公主求和。唐肃宗时期，吐蕃已占领唐朝大片土地，面对安史之乱的肃宗，不得不答应每年向吐蕃进贡五万匹丝绸，以求停战。七年之后，唐代宗反悔，吐蕃震怒，攻入长安，代宗出逃，吐蕃立金城公主兄弟为唐朝皇帝。藏人的这段英雄凯旋史，怎么就被那些崇拜帝王的中共写手们忽略了？

1207年，在成吉思汗大军的压迫下，西藏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七十二年之后，整个中国步了后尘。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下，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帝师，而汉人的地位等而下之，受尽歧视。至今有不少汉人忘了祖上做亡国奴的悲惨，唠叨什么：西藏从元朝起就属于我们的。莫非，汉人成了成吉思汗的子孙？如果按亡国的先后顺序，以及与蒙古人的亲疏关系，藏人是不是更有理由说：中国曾是我们的一部分？

当中国与西藏摆脱蒙古人的统治独立后，前者建立了明朝，后者出现了割据。两者之间的联系，很少。虽有不同教派的西藏喇嘛访问中国，史料也记载了皇帝对喇嘛们说的客套话，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明朝对西藏行使过主权。五世达赖与当时的主要政治对手藏巴汉，曾各自派出使者，不远万里去满洲拜见大清帝国皇太极，谁把汉家的明朝皇帝放眼里了？ 

3

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时，搬入北京还不到一年的顺治皇帝，就向五世达赖发出邀请。顺治的父亲皇太宗，也曾遣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顺治皇帝甚至提出要亲自到边界“拜见相迎”，后终因战乱而作罢。

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有必要大书一笔。此行不仅显示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而且表明了达赖喇嘛的独立统治者身份。中共的写手们把五世达赖会见顺治皇帝，贬低为：以臣服地位觐见皇帝。试问：天下可曾有过这样的皇帝，为见屈服称臣的人，要跑到几千里之外去迎接？

五世达赖1652年初从拉萨去北京，三千随从，浩浩荡荡。顺治皇帝派皇亲国戚沿途迎送。接近北京时，欢迎队伍愈发精彩，数千人手持兵器、华盖、飞幡、宝幢，在鼓乐齐鸣中恭候。顺治皇帝不仅出城二十里外相迎，而且耗资九万两白银专门为五世达赖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如同仙境一般的行宫。

顺治皇帝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据说曾一度想放弃皇位出家。但他急着要见达赖喇嘛，不惜斥巨资大献殷勤，其中政治原因更多于宗教。据清史载，当时的蒙古诸国，一直在跟清军作战，而征服中国的战争还没结束，不堪重负的清廷有求于达赖喇嘛。由于宗教的联系，达赖喇嘛在蒙古人中地位极高。大清皇帝意欲通过达赖喇嘛从中调停，化解满蒙之间的紧张关系。

五世达赖做到了：1667年代表蒙古诸国，与大清帝国划定双方边界。1673年吴三桂举兵反抗大清帝国，无论是康熙，还是吴三桂，都派人前往拉萨求援，达赖喇嘛的答复是：如果派遣勇猛的蒙古厄鲁特铁骑，会对你们双方都不利。这番话，尽显一国之尊的能力、气度。

在藏人历史上，五世达赖堪称最杰出的政教领袖之一。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清除政治对手，统一全藏。派军队收复西藏的康区（现今四川、云南的一部分）。修建雄伟的布达拉宫。顺治皇帝把 “西天大善”的尊号赠给他，实至名归。 

4

十八世纪初，西藏的地位出现转折。

1705年，蒙古和硕特国末代国王拉藏汗夺得西藏统治权，废黜并害死六世达赖，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康熙皇帝站到了拉藏汗一边，派钦差到拉萨帮助拉藏汗巩固统治。随后又承认了假达赖。作为回报，拉藏汗开始向大清帝国进贡。尽管拉藏汗不是藏人，但他以西藏统治者身份进贡，等于把西藏的地位降为属国。

1717年，蒙古准噶尔国以恢复合法达赖喇嘛为名，派兵攻占西藏，杀死拉藏汗，囚禁假达赖。同时又烧杀掳掠。康熙皇帝乘机出兵，于1720年赶走了准噶尔。此时被藏人拥戴的七世达赖藏身于西藏安多。康熙下令让军队护送他去拉萨。藏人视清军为救星，沿途载歌载舞，踊跃欢迎。就这样，大清帝国在西藏站住了脚。

康熙的将领们废除了原有的大权独揽的第司职位，改设四名政务官（噶伦）共同管理西藏。还留下一支军队驻扎。在康熙看来，对西藏的征服已经完成。他在上谕中说：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

从雍正到乾隆，为经营西藏，皇帝们不仅多次用兵，平息内乱，镇压反抗，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还搞了诸多措施，如派遣驻藏大臣，分割西藏领土，重申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两次颁布“藏内善后章程”，其中规定对达赖喇嘛等重要活佛的转世认定，须采取金瓶掣签的方式。嘉庆、道光年间修订的“大清一统志”以及绘制的世界地图，西藏均被划入大清帝国的版图。

但这一切，并不能表明，西藏已成为大清帝国的一部分。 

5

1782年，英国外交家托尔纳进入西藏，他在报告中称：藏人经常避免承认完全附属于大清皇帝。即使是中共的写手们，在谈论大清帝国对蒙古、新疆的统治时，振振有辞：设立了多少边防站；从上至下的行政系统如何完整；委任了哪些官吏去管理。可一说到西藏，就空洞无词了。这也难怪：社会制度是藏人的，政府是藏人的，官吏是藏人的，货币是藏人的，税收是藏人的，边防是藏人的，海关是藏人的。跟大清帝国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被视作控制西藏主要手段之一的“金瓶掣签”，形同虚设。首次实行应在1808年，从确定九世达赖开始。然而，直到1877年确定十三世达赖，几乎都是藏人定谁是谁，大部分没搞金瓶掣签，搞过的也只是走过场。

代表皇帝管理西藏的驻藏大臣，多数时间里有名无实。大权掌握在西藏政府摄政或达赖喇嘛手里。在西方传教士眼里，驻藏大臣只是皇帝派来监督藏人行动的大使。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连这点功能也消失殆尽。英国人在北京拿到前往拉萨的护照，藏人不予理睬。英国与大清帝国签订的西藏商务协定，因为没有藏人的同意而成一纸空文。

晚清朝廷意识到西藏正离它而去，从1906到1910年，大规模调动军队入藏，宣布取消达赖喇嘛称号，派遣更多的行政官员去拉萨，直至接管西藏政府。用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的话：整顿西藏非收回政权不可，欲收回政权非用兵不可。只是，为时已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确有可能，清政府会把西藏变成像新疆一样的行省。1912年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为藏人铺就了一条通向完全独立的道路。 

6

1910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在写给清政府代表的信中，把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称为“供施关系”。也即：施主与僧人的关系。由于这是一种宗教性的表述，难以解释国家、主权、内政、外交等政治领域的复杂现象。其实不妨应用西方政治辞典，结合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大清帝国与西藏的关系完全可以定义为：宗主国与附属国。

宗主国垮台，附属国走向独立，西藏已拥有作为国家的一切要素。1913年，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发表著名的“水牛年宣言”，其中提到：西藏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佛教国家。民国总统袁世凯提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称号，十三世达赖表示不需要，他告诉袁世凯：我是西藏政教的最高统治者。

执政二十年，十三世达赖对内推行新政，办邮政、开电厂，发展医疗教育。对外搞平衡外交，特别是在中英两国之间周旋。这期间，中国在西藏连常驻代表都没有。十三世达赖圆寂后，民国政府找了个吊唁的借口，派代表去拉萨，想说服西藏政府归顺中国，最终一无所获。1940年举行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时，在场的民国政府代表也就相当于现在的贵宾角色。后来虽有了个驻藏办事处，但既无权力也没影响力。两名在中国的美国军官要入藏考察，得绕道印度向西藏政府申请。而蒋介石想修一条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也被藏人断然拒绝。中共的写手们至今喋喋不休，把当年民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的关系，硬说成是中央与地方。除了编造谎言，可曾拿出半点像样的证据来？

7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的“侍读堪布”德尔智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

然后的命运，竟有如此不同！蒙古独立时，蒋介石没脾气，毛泽东肉麻支持。而面对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西藏，不仅蒋介石几次威胁要武力侵藏，毛泽东更是强行占领，血腥镇压反抗。

1950年中共军队入藏前夕，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呈递国书时，祝贺蒙古“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真是虚伪到极点：西藏不是更早就脱离了吗？蒙古靠着强大的苏联作后盾，没人敢惹。缺乏保护伞的西藏，只能任强权宰割。

回首历史，每当西藏执政者面临大麻烦，几乎都要请求外部力量来帮助解决。蒙古人、满人、汉人、英国人，都伸出过援手。1910年十三世达赖在印度会见英国总督时，曾呼吁英国政府出面干预，以迫使清军撤出西藏。随后多年，西藏政府多次依靠英国的帮助，度过危机。但英国无力提供保护伞，正如英国当时的驻藏外交官黎吉生所说：西藏幅员辽阔，高山寒冷，荒无人烟，又缺乏交通运输，英国人根本不敢承担这个责任。

藏人也没做任何努力寻找保护伞，尽管生死攸关。甚至连争取国际社会承认西藏地位这样的事，也不去做。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到中共，一再声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当时的整个国际社会从来没听见藏人抗议过。把自己封闭起来过日子的结果是：中共军队入侵时，西藏政府去联合国求救，大多数国家对西藏不是所知甚少，就是缺乏同情。十四世达赖后来向印度求援，尼赫鲁总理说他无能为力，因为：从未有人正式承认过西藏独立。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里，西藏政教合一体制的弱点更为致命：由于行政从属于宗教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趋于保守，灭改革于萌芽，对外关上大门。孤立于世界之外，得过且过，错失良机，直至大难临头。尤其让我感慨的，当年带头阻止联合国讨论中共入侵西藏的国家，竟是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英国和印度。

每日灵修 #73

属灵的悟性2

要属灵地理解《圣经》，就要开启心灵的眼睛，注视圣洁之物奇妙的、属灵的至善至美。自从《圣经》问世以来，这就是包含在其中的真意。这种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圣洁的至善，基督的至善至美和充分，以及拯救之路。也能看到《圣经》戒律和承诺属灵的荣耀。这种荣耀永远存在于《圣经》之中，只是以前没有看到，而现在被看作具有一种新意义。

每日灵修 #72

属灵的悟性1


属灵的悟性在于：“内心对圣洁之物道德至善的至高无上的美与甜的感受，以及从这种感受中流淌出来的对一切宗教事物的辨别与认识”。于是，属灵的悟性主要在于对属灵美的内心感受。。

属灵的悟性主要存在对圣洁之物的道德美的体验或者品味之中。除了从这种感受中产生的知识以外，任何知识都不能被称作属灵的。其次，它包括辨别和体验这些圣洁之物的一切。。。

金融时报：“占领”运动的警示

英国《金融时报》高级编辑 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

对于被驱逐出曼哈顿下城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根据地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的成员们，美国公众几乎毫不同情。这是开放社会的一个悖论：既然秩序得不到自动恢复和保持，公众就会要求政府大张旗鼓地维持秩序。

1968年，聚集在民主党大会的示威青年遭到了芝加哥警方的无情殴打，殴打场面在全国电视上播出。尽管当时公众意见转向了示威者的立场，但公众对他们的抗议所抱的蔑视态度，却使民主党候选人对警方表示赞赏。

清除占领运动的并非只有纽约一地。伦敦金融城也已经开始对占领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的示威者采取法律行动，苏黎世清除了该城的主广场。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出现过普通市民声援抗议青年的场面。然而，尽管占领运动作为一个运动失败了，但它作为一个症状可能相当重要。

占领运动的抗议者们一直都不太明白他们是在为谁抗议。“我们就是99%”(We are the 99 per cent)的口号显示出示威者对不平等的问题有清晰的理解，但对于示威者自身的身份，理解却很模糊。“占领”是一个缺乏同情意味的动词，我们不会赞赏当年占领法国的人。上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采访了一位维持国会山周围治安几十年的警察，他曾经历过多次骚乱和示威抗议。他拿今天的占领运动和1979年前往华盛顿抗议美国农业政策的农民相对比，他说：“不像今天这样，那群农民可都是真正的农民。”


抗议人群也说不出他们的具体抗议目标是谁。上周在法兰克福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门前，我询问抗议者，他们对欧元有哪些反对意见。他们告诉我，没有。既然如此，他们对欧洲央行又有什么反对意见？也没有。他们说，问题在于“那些银行”。

而且这场运动在表述其信念时也有些含糊其辞。一场运动要有意识形态才能生根发芽，长期持续。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那就不是一场运动，而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占领华尔街只是一场在当代文明的边缘，以不同方式生活的实验，而不是勾画未来新文明的蓝图。只要缺乏意识形态，占领华尔街运动传达出的全部信息，就仅仅是露营的帐篷群而已，而只要世界各地的市长们下令抗议者卷铺盖回家，运动就无法再持续。这就使得露营者依赖掌权者。在蒙特利尔，市政府拒绝了将示威者的帐篷换成木质结构的请愿。

让占领人群继续占据露营场所，就需要将非言语的行为，如搭帐篷，视为受到宪法保护的表达形式。公众对这种构想十分反感，而法院持怀疑态度。在1984年克拉克诉“创意非暴力社区”(Clark v. Community for Creative Non-Violence)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尽管言论自由是一项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但露营过夜不算。

占领运动对解释和解决当前的危机没用起到任何作用，不过它倒是一个让人惊醒的症状。我们当前的危机无论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至少都与资本主义有关。最近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撰文，对西方社会的问题作出了最有力的阐述。他指出，社会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实行的全面就业政策，导致选民对资源合理配置的衡量标准，与市场的衡量标准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差距。同时满足这两种标准所需的资源超出了政府的支配能力。于是各国政府使出各种手段来填补缺口，诸如通货膨胀、赤字融资、放松对私人信贷的监管，现在则是在纾困计划中占私人部门资源的便宜。

解决当前经济顽疾的每一种努力，都会遭遇施特雷克教授提出的问题。纾困或财政紧缩方案与民主相容吗？意大利新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之前，上一位作为参议员被委以重任，行使权力的著名领导人是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与民主相容吗？奥巴马政府对绿色能源巨头给予补贴本来已经酿成丑闻，现在还有另一个雪上加霜的问题：政府能否要求公民购买某些特定产品？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方案已把这个问题带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正在离开舞台，因为我们当前的问题不只涉及1%公民的贪婪，更涉及系统性的问题。当前的不平等、经济增长、债务、货币等诸多危机要求一定程度的经济可测性，而自由民主制度现在很难提供这种可测性。民主国家本来应该想到这一点的。

作者是《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高级编辑

译者/王柯伦

袁剑：难以告别的金融危机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 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美国大萧条和中国
   
    在1929年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美国人似乎更喜欢称之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年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30多年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官员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美国体系的危机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二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
    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很难再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涨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
    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繁荣与泡沫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国家的奇迹。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
    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
    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的同样督促。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世界体系下的中国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经济体制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3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10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地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
    接下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将是体现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全球结构调整——这可能表现为各种保护主义，也可能表现汇率战争，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利诱、恫吓以及合纵连横。其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本国人民之中的政治合法性。无疑，这种调整从来就不是让人愉快的，更不是被经济学家们轻描淡写为“再平衡”那样充满浪漫主义的多赢色彩的。求诸历史，这个过程经常是相当痛苦甚或是血腥的。这种痛苦将一直延续到一个可以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的稳定结构出现为止，这可能是一个新霸主的崛起，也可能是我们完全无法预见的一种新的全球战国景观。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去哪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正在告别过去。我们正处于从原有的稳定系统滑向另外一个稳定系统的转换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危机将成为一种常态，甚至一种生活方式。这对那些以周期管理为主的传统技术官僚的管理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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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灵修 #71

爱的测试在于圣洁是不是感情的基础4

感情的测试，特别是爱和欢乐的测试在于，圣洁是不是感情的基础。这是真圣徒与属血气之人的差异。属血气之人对圣洁之物的善与至善至美，没有任何感受或者品味。圣洁之物完全被遮掩了。然而，圣徒依靠上帝强大的力量发现了它。它感染了他们的心，为它们高于一切事物而欣喜。它可以据此考察你对上帝的爱，对耶稣基督的爱，对《圣经》的爱，你为他们而快乐，你对上帝子民的爱，你对天国的期待。这是真正的测试。

Peter Schiff: 为什么我们不应对金融危机感到意外？

我在30秒之前才认真看了一下今天演讲的标题是什么……【台下传来笑声】那么我就来谈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事先都没看出来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他们本来应该能看得出来。

我想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谁对这次经济危机感到意外的？……没有？好，那么有谁觉得危机已经结束了？您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或者……有谁认为政府的解决方案能奏效，或对我们有所帮助？……什么？只有一个人举手？——哦，天哪！看来今天我其实没必要来这里演讲。【台下大笑】实际上我很想告诉那些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不过无所谓，只要台下的你们不觉得厌倦，那我就随便说说好了。

其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就看不出来。我想可能当一个人身处泡沫之中的时候，就很难发现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我个人而言，我经历了两次泡沫。在纳斯达克泡沫时期，我是一个股票经纪人，我很清楚那时在发生些什么，1997，1998，1999——在我看来，那些股票被高估了许多倍，远不值投资者所付出的价钱，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当时却没人这样想，每个人都以为我们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互联网给了人们充足的想象空间。而那时的我却没看出互联网购物与电话购物或清单邮购有什么实质区别，他们说不久以后所有的人都会用互联网来购物了，我想不通为什么人们一定要去互联网上买东西，难道就不能通过电话采购？二者有那么大区别吗？我知道人们在互联网公司上下了很大的赌注。记得似乎有一家做门把手（doorknob）的公司doorknob.com，就算他们能把自己生产的门把手卖给全世界所有的人，也无法让自己股票的市盈率看上去合理【台下笑】，他们不可能通过在互联网上卖这些东西来盈利。那时有如此多的电子商务支持者，他们都信奉这样一种理念：向客户邮寄东西要比直接开店更为经济，这样客户也用不着光顾店面、用不着找地方停车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只有少数东西是可以邮寄的，而大多数东西却不行。不过当时谁会在意这些细节，只要能找个借口上市就行了。很多人都一夜暴富，但没有人是通过成功经营一夜暴富的，他们暴富是因为投资者争先购买他们的股票。我有一个邻居在洛杉矶市区开了一家E-Toy（玩具电子商务——译者注）公司，几乎和我所在的欧洲太平洋资本公司建立于同一时间。他比我赚的钱要多得多，但他却没有盈利，他从来没有盈利过！他之所以能赚到钱是因为他成功地让人们相信他“能赚钱”。E-Toy市值最高的时候比我的公司市值的两倍还高。

我记得在欧洲太平洋公司刚成立不久，我推荐客户购买国外公司的股票。我试图说服一位想买雅虎公司股票的客户，让他不要买雅虎，而应转买新西兰的股票。我这样对他说：“雅虎的市值相当于新西兰整个国家财富的两倍【台下笑】，包括新西兰所有的股票、所有的地产……你想拥有什么？想要新西兰整个国家——要知道单分红受益一项每年就有超过10亿美元，还是要雅虎这个才成立了几年的公司？投资新西兰的话你可以得到所有的红利。”但没办法，他们还是想要雅虎，不要新西兰。这当然非常荒谬，可当时却没有人意识到。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那时市场多么多么不理性、多么疯狂，一些人被送进监狱，华尔街被千夫所指。

但是好景不长，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就从纳斯达克泡沫，迅速转向了房市泡沫，而没人看出两者的相似之处！有人剪辑制作了一部名为《彼得·希夫是对的》（Peter Schiff was right）的视频，放在了YouTube上，大约有130万左右的点击量，我无意中看见其中有一段我在CNBC电台的访谈，我说房市泡沫即将破灭，经济会遭遇崩溃，但主持人马肯（Marcaine）问我：“希夫，我常听说，一个人一生只会经历一次泡沫，我们才刚刚经历过一次！难道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会再经历一次？【台下笑】”显然他认为十年之内发生两次泡沫有些不可思议，但事实上这两个泡沫的关联性很强，你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一个泡沫。因为当纳斯达克泡沫破灭后，我们并没有被允许出现一次像样的经济衰退，而是用一个更大的房市泡沫取而代之，从而把后果或债务的清偿拖到日后。虽然现在我们仍然试图在做同样的事情，但这次市场受到的伤害如此严重，问题如此巨大，以致很难再找出一个拖延的手段了。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

为什么会有股市泡沫？因为美联储在1990年代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利率太低，创造出了过多的货币。这推动了股票市场的投资，其中有许多是不良投资。在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没有盈利能力，原本不应该存在的公司。这些公司之所以能成立，不是因为它们有本事通过经营赚钱，而是因为它们能上市，因为投资者特别想要股票，而根本不在意这些公司能不能赚钱。公司的人做了什么？他们把土地、劳动力、厂房集聚在一起，虽然这一组合未必合适，甚至降低了生产能力，但是却取得了融资的资格，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使得融资非常便利。这样他们就兴旺了，虽然一直在做赔钱的买卖，但还是能兴旺。不是有句俗话吗：“卖一件亏一件，但是赚得盆盈钵满”（We lose money on every sale, but make it up in volume）【台下大笑】我很清楚这些人所关心的只是能否融资，我明白这些是因为那时我还是欧洲太平洋公司的调研部经理，分析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是我的工作。那时我遇到了一家小型公司，好像是做浏览器还是防火墙什么的……具体是做什么的我忘了，总之是一家很小的公司，他们想募集500万到1000万美元的资金，那时还没有上市。这么小的一家公司，却将自己的价值标记为5000万美元。他们的总裁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成立这家公司可能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问他：“你凭什么认为你的公司值5000万美元？你们没有资产，没有收入，甚至没有客户！【台下笑】”“你们什么也没有……要知道，我什么也不需要，就可以自己重新组建你们现在的一切，你想让我付500万美元，就是为了得到你们10%的股本？为什么我要这么做？”那小伙子说：“你不知道，我们有办法上市。【台下笑】你能赚到许多钱。”我问他：“你的意思是说在公开市场上有人会愿意出更高的价钱买你们的股票？这可能吗？人们甚至都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盈利的。”他们其实就是在炒作概念，那小伙子过了一会儿看着我说：“你不懂股票。”【台下大笑】我当然懂股票，也懂经营，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加在一起不值5000万美元，因为你们上周才成立的这家互联网公司。这就是那段时间发生的事，非常疯狂。

在房市泡沫中，我也有类似经历。你们知道，我一直选择租房，现在还在康涅迪克州租房子住。我找到了一幢比较中意的房子，想谈谈房租。很明显，业主刚刚买下这幢房子用来投资。我问他租金是多少，可能是每月4000美元吧，具体我也记不清了。我还很好奇地问他买这幢房子的月供以及其他开销加在一起大约多少，问他为什么要租给我，这真的是一笔合算的投资吗？还是每月会有负的现金流？他说：“是的，即使租给你我每月也要多支出几千美元。”【台下大笑】然后我问他，你真的认为这是一项“投资”？一个每月带给你负现金流的东西，你还称它为“资产”？为什么你要买这幢房子？“你不懂，”业主说：“这房子能升值，过几年它的价格就会翻倍。”我问他“为什么，凭什么能翻倍？你甚至现在都不能用它来覆盖你的成本，让现金流为正。凭什么它会升值？”我告诉他房价应该是关于房租的函数，可他望着我说：“你不懂房地产。”【台下大笑】他认为房租多少无所谓，正如那些股票投资者认为公司分红多少无所谓一个道理。股民都认为股票会涨，可是公司不分红，股票凭什么会涨？谁会买这些东西？

我在斯坦福也租过房子。非常漂亮的公寓，可以看见美丽的海景和日落，公寓的设施很齐全，有游泳池、停车场、壁球馆、健身房……什么都有，保安措施也做得很到位。而它的隔壁是一幢20多年的又破又旧的房子正在挂牌出售，要买下这幢房子，月供和隔壁我租的那间的租金相差无几，每月四五千美元，但这里看不见海景，没有保安措施，什么附属设施也没有，而光物业税与维护的费用可能每月就超过1000美元，因此如果真要贷款买下这幢破房子，每月的开销肯定比隔壁那间好房子的租金要高。我问房产经纪人：“你认为会有人买这幢破房子吗？隔壁那间要好得多，我知道的，因为我就在隔壁租着住。”那位女士说，“你可以租，但是哪天你搬出去，你不会得到任何资产。”我问她：“你什么意思？”她说：“你如果把房子买下来，那么等它升值以后再搬出去把房子卖了，就可以赚钱。”我问：“为什么它会升值？你不明白吗，它的价格已经被高估了，因为你可以住隔壁，那幢房子比这个好得多。”【台下笑】她说：“房价本来就是只升不降的。”【台下大笑】我想她的意思是说，我应该牺牲自己住隔壁好房子的机会，然后在这间破旧不堪的房子里住一段时间，只要熬过这段时间，我就能赚到钱。一两年以后就会有人来主动登门对你说：“我也不想住隔壁那间好房子，我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下你现在这件破房子，因为它会升值！”这些人完全忘记了房子的根本作用是什么。房子是用来让人住的。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每个人都以为房子会永远升值。


好的，扯远了……现在我们回到刚才说的股市泡沫。之所以有泡沫是因为格林斯潘在 90年代的货币政策太松了，不过他也看到了我们在做什么，所以开始升息。1996年格林斯潘曾指出市场存在非理性繁荣，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说了一些负面的、不该说的东西，于是后来干脆闭嘴。可是升息的步伐仍在继续，最后刺穿了股市泡沫。股市泡沫一破，那些不良投资当然就暴露出来；许多曾在.com公司工作的人迫切需要找到实际的工作，他们原先的工作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在摧毁财富，纯粹是浪费时间；许多本不该得到资本的公司得到了资本；不计其数的愚蠢的投资者输了钱。我们本应陷入一场痛苦的经济衰退才对，因为我们需要时间消化所有那些不良投资，需要重新把资本分配到能真正创造生产力的地方去，比如劳动力，比如土地，以及其他所有可支配的资本……但是随着如此多的财富被挥霍----请注意当人们把钱投向那些错误的公司之后，钱就被花了、被挥霍了，而不是被用在能创造价值的地方，所以这些钱就全输光了----人们应该正视自己已经输钱的事实，开始储蓄，开始重新积攒财富。所以当小布什上台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场规模较大的经济衰退。但是我们并没有诚实地接受这一切。现在谁都知道克林顿时代的经济繁荣是虚的，那时走的是上坡路，现在就该走下坡路了。这是个谴责克林顿ZF的好机会，人们说：“看吧，克林顿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好的经济，他给了我们一个泡沫，现在这个泡沫破了，我们必须收拾残局。”但布什并不愿意接受衰退的事实，他说：“我们必须刺激经济，赶走衰退！”今天听起来也很熟悉，不是吗？什么是刺激经济？就是赤字消费、减税、增加ZF支出。格林斯潘通力合作，把利率降到了1%，大量的货币刺激、大量的通货膨胀。结果如何？我们制造了另一个泡沫，一个比刚刚才破的那个更大的泡沫！那次衰退显得如此温和，所以布什常常引以为豪，觉得“没有让衰退变得严重”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我们很快迎来了创纪录的汽车销量、创纪录的房屋销量……消费者哪来的钱买房子和汽车？----全都是借的！我们陷入了债务。每个人都形成了消费理念，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消费理念，我们借了数万亿美元！我们在用这些钱做什么？很简单：花了。我们买房子、装修房子、买汽车、买家具、买手机、iPod这些小玩意儿，还有什么液晶电视……等等所有这些。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自己做的，都是用借来的钱买的。与此同时，贸易赤字以平均每月160亿美元的速度蹿升，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多年，导致我们的储蓄率变成了负值。要知道即便是在ZF操纵之下的储蓄率也变成了负值！他们早就改变了之前计算储蓄率的方法，把很多原先不算储蓄的东西都算作了储蓄，目的是让这个数据看着“舒服”些。要不是这样，我们的储蓄率可能早就到-5%、-6%了。不过话说回来，谁会在意什么储蓄率呢？存不存钱有什么关系，没人认为自己有必要存钱。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要比股市泡沫大得多。关于这两个泡沫之间的区别我曾经说过很多次，那就是杠杆。要知道在买股票的时候，人们多半用的都是自己的钱，即使通过保证金帐户来买，也至少要付50%的保证金，而许多经纪公司对科技股保证金比例的要求甚至超过50%。因此股市泡沫破灭，其损失无非也就局限于那些赌运不好的投资者自己的钱而已，没有什么“拯救”的必要，我们当时没听说过一个人要去救另一个人，或一家公司要去救另一家公司。不就是输了钱吗？输了就是输了。没有人因为自己买的科技股价值归零，就去找ZF说要把输了的钱要回来。我们也没有听说哪家经纪公司倒闭，因为客户本身就没借多少钱。然而，这次房市泡沫却不同，每个人都在用别人的钱，极少有人100%用自己的钱买房子，许多人甚至首付分文不出就买了房子。当一个人没有任何东西可输的时候，他违约你会感到意外吗？看看房价的上升空间多么巨大，利润多么诱人。2005年有机构对加州房产的升值预期做了一项调查，购房者普遍认为他们的房子在今后10年会以每年20%的速度升值【台下笑】，这就是他们的预期。那时加州的平均房价大约为50万美元，是普通家庭年收入的10倍。但是那些人坚信，只要买了房子，那么10年之后他们就能“赚”30万美元。这就是他们的“信念”。有了这种信念，那么有人虚报自己的年收入以骗得30万美元的房贷，你会奇怪吗？有了这种信念，当他们签下优惠利率协议的时候，会对三五年之后的利率重置有所顾虑吗？当然不会！因为到那时他们早就富有了，升高一点利率怕什么呢！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就是买下这套房，这就是致富之路。根本无需为房贷操心，因为房子本身就替你还了。如果你仔细观察，还会发现一点，那就是加州购房者对房产升值的预期，甚至超过了他们对工作的收入预期！你们知道吗？在过去，人们相信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之后才能买房子；但是现在，只要你有房子，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台下传来大笑】在过去，如果一个人失业，就得把房子卖了；但是不不不，如果你现在在加州失业了，就应该马上买一幢度假型别墅【台下大笑】。因为这幢别墅能发给你额外的薪水。房子没有成本，完全是免费的！你50万美元买的房子，每年都能带给你10万到20万左右的收入……没错，最初几年确实是这样，买房的人变富了，而房子的流动性或变现能力也很好，银行无需在这方面操心。有了住房抵押贷款，你甚至不用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就能充分享受升值的收益。你可以把升值的钱借来花，同时自己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这就是赚钱的黄金法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房子还在升值，谁会选择卖房？你甚至可以再多买几套……总之那时没有人卖，所有的人都在买房。

当然，在那时我就知道总有一天形势会发生逆转，所以一直选择租房。我目睹了这一切荒谬与滑稽。我在加州租住的房子位于市区，当时的市值大概是100万 ~110万美元，而每月租金只有4000到4200美元。租房子住很不错，因为你无需操心物业税、维修费等等这些令人头大的问题。我在那里住了两年。搬出去的时候，这幢房子已经涨到了200万美元。没错，如果当时我就把它买下来，然后两年之后再卖了，确实能赚不少钱。可与此同时，租金却没涨多少，我搬走之后住进来的那个小伙子每月也就比我多出200美元。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问我为什么要糟蹋钱租房子，可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糟蹋钱，因为居住本来就是我的需求。同样道理，为什么没人问我要糟蹋钱买食物？【台下笑】或是买其他一些必须的日用品？这就是购房者的理念，他们认为租房是糟蹋钱，而买房是免费的。他们为什么不觉得像房贷、物业税、物业费、保险费、维修费这些才是真正地在糟蹋钱？而我从不用担心这些。我现在仍然在租房，只要交足第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的押金就行了，仅此而已。但是相反，据我所知，我付给房东的租金在扣除物业税之后，给他留下的回报率就只剩1%了。这还要求在租房期间不能有任何东西损坏，因为一旦有东西坏了他就必须给租户修好，导致吞噬了最后1%的回报。总而言之，我享受了一切快乐，抛开了所有的麻烦；而房东负担了所有的麻烦，抛弃了一切快乐【台下笑】。

可是，房产商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你知道，房产商他们重新定义了“美国梦”。什么是美国梦？只要你不断储蓄、努力工作，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功。你未必非要出身于富裕家庭，你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打拼成为公司CEO，甚至成为美国总统。这才是美国梦。然而房产商却把美国梦歪曲成了“居者有其屋”：买一幢房子，没必要工作，就能变得富有，这变成了“美国梦”。很明显，这个梦现在已经碎了。在YouTube上你可以找到一部很透彻的视频，我曾经连续两年给西部地区抵押银行经纪人协会做过演讲，分别在2005和2006年，但之后他们就不再邀请我了，我也不清楚是为什么【台下哄堂大笑】，有可能他们那个协会就此解散了，所有的会员都跑了。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有许多事很快会发生，所以他们2006年又一次邀请我，因为我说的一些事确实发生了。2006年的演讲在YouTube上有，分成了8个部分，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者很有帮助。当时我在说那些事情的时候，很多都还没发生，所以现在的我看上去可能还没有那时聪明【听众笑】。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巨大的泡沫。我知道这不只是借款人的麻烦，放贷的一方麻烦更大；我知道一旦泡沫破裂，这个游戏就结束了；我知道那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大量资产全都是IOU，全都是抵押贷款，如果借款人停止付款，那么这些资产就会变得毫无价值，这意味着这些银行将失去资本。我知道，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公司早晚会破产，因为他们担保了超过50%的抵押贷款，而相对他们当初担保时的价格，这些资产的市价早已大幅缩水。所有的购房者都是通过贷款买房的，所以只要他们停止交月供，两房就得关门。我知道所谓的“证券化”是怎样一个过程，因为从2005年开始我就在帮一个对冲基金公司的朋友卖空抵押证券，很清楚证券化行业的内幕。我知道很多人都买了这种“结构化产品”，它很有市场。人们从哪儿借那么多钱买房子？这就是原因----抵押贷款证券化。最早是从两房发起的，如果没有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人借不来那么多钱买房子。为什么他们能借？因为美国ZF为他们做了信用担保。投资者知道如果某天购房者出了问题，付不出钱了，那么ZF也会帮忙付钱。所以人们实际借来的钱要比一个自由市场所允许的多得多。但是，也有一些抵押贷款品种ZF没有做担保，这就是所谓的“次级贷”。不过这可难不倒华尔街，他们想出了一个“证券化”的好法子。ZF不是不愿担保吗？那我们就把它全部买下来，然后包装在“结构化产品”中，这样风险就降低了。实在是非常神奇，通过各种切割与包装手段，3/2的结构化产品都是劣质贷款，像什么没有首付的、信用分极低的、失业的、进监狱的【听众笑】……反正就是这些人。这些东西的2/3都给了AAA的评级，AAA！这怎么可能！凭什么把这些缺乏信用的贷款评为AAA？因为证券化之后，华尔街就可以把这些破玩意儿卖给海外，像中國人、日本人、对冲基金之类的冤大头，因为他们有需求。为什么他们对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东西有这么大需求？因为美联储的利率太低，使得人们对高收益产品的需求特别高，哪怕承担“一点风险”也乐意。那么海外央行哪来那么多钱购买抵押债券？答案是来自我们的巨额贸易赤字，以及来自我们过低的利率。所以正因为有ZF的因素在里面，危机才会如此严重，人们才会认为房价永不下跌。

我记得自己曾在菲尼克斯的一次投资会议上有一个展位，而我旁边那个展位是一家地产服务公司。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呢？他们把信用记录不良的人，和信用记录良好的人凑在一起，然后让信用好的帮信用差的签协议，这样信用差的人就有资格贷款买房了，而信用好的人可以得到额外的佣金。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我问那个公司的人：“如果在签署联合信用之后，信用差的人不还钱了怎么办？你们的公司怎么办？”他说：“没关系，那样我们就把房子卖了。”“那如果房价跌了呢？”他望着我，好像我是从火星来的：“这里可是菲尼克斯，”【听众笑】他说，“菲尼克斯的房价是不会下跌的。”我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在这轮房市危机中亏钱，这可能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房市泡沫。没人质疑AAA的评级，因为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相信房价不可能下跌。有人违约也不要紧，违约了就收房。但是我一直认为房价是会下跌的。我记得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我谈到房价要下跌，可他们冲着我说：“那绝不可能，要知道房价自从30年代大萧条起就从来没跌过。”没错，大萧条之后美国房价是没有跌过，但他们完全忽视了近五年来发生的疯狂。起先房价一直是这样走的【希夫比划了一条缓慢上升的直线】，然后忽然加速向上。不要忘了大萧条之后的房价也从来没这样过【希夫比划了一条陡直向上的弧线】，难道它能永久性地停留在这里吗？

现在，每个人都“事后诸葛亮”地责怪贷款标准过低、首付过低……所有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对，让太多的人借助宽松信贷买了房；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必须修改借贷标准。但是----却没有人责怪高房价。人们都主张回归健全的信贷体制，但与此同时又想让充满泡沫的房价继续停留在高位，这怎么可能？没有了那些宽松的信贷手段，谁能负担如此高的房价？其实，修复房地产市场最好的手段就是让房价下跌。要知道，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公司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让美国人能买得起房，但它们现在的职能已经变成了“维护高房价”，要让美国人买不起房，逼迫人们背负如山的债务去买房。在买房这个问题上，ZF的解决办法是高房价、低标准抵押贷款，用ZF信用来担保；而自由市场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低房价。因为只要房价下降，你甚至都不必借助贷款来买房，所以信贷标准无论高低都无所谓。ZF仍然把房价下跌看作问题的根源，但房价下跌实际上是在解决问题，房价上涨才是问题。

不管怎样，现在所有的泡沫都破了。先是股市，再是房市，让我们陷入了严重的衰退－－目前才刚刚开始。不幸的是，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自由市场，指向了资本主义，说市场缺少监管、过于贪婪。布什总统曾在一次演说中说：“华尔街喝醉了”，他说的没错，是醉了，不只是华尔街，还有商业街，甚至整个国家都喝得酩酊大醉；然而有一点他却没提：哪儿来的酒？【台下大笑，且响起热烈的掌声】他们为什么会醉？很明显，是格林斯潘给的酒，是美联储让所有人都喝醉了，ZF也在其中配合，制造各种道德风险和不公平的税赋标准，把清醒的人和不清醒的人放在一起，不断干预着自由市场，移除人们的安全边际……不要说市场贪婪，每个人都很贪婪，不只是华尔街，谁不贪婪？但所有的人忽然同时变得贪婪？这说得过去吗？背后难道没有原因触发吗？通常来说，一个人在他贪婪的同时也会恐惧----害怕损失。这种恐惧有助于克服贪婪，让他三思而后行。可是ZF一直试图移除这种恐惧，“尽最大努力”让人们以为投机活动是没有风险的。首先，他们提供了几乎零成本的投机资金，然后传播一种理念，就像格林斯潘所说的，“别担心，出了问题ZF会救市的。”“ZF不会让股市下跌”，“ZF不会见死不救”。这就是流行理念和大众心理，而在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绝不会这样。事实上，只有ZF自己建立的机构才需要监管。如果房利美和房地美没有ZF担保，根本无需监管，因为市场会监管它们。市场会说：“嘿，你在干什么！开什么玩笑，你不能为那些抵押贷款担保，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本金。”是不是？这样两房就没办法按它们之前的速度扩张。正是因为ZF一直站在他们背后，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人们说：“没关系，ZF不会让两房破产的”。他们没猜错，ZF的确没有袖手旁观，但这就是问题。我在《美元大崩溃》一书中早就预言两房一定会有麻烦，但那时我并不知道ZF是会允许他们破产还是选择救助，但我知道最坏的事情就是ZF还站在它们身后，要是布什不为两房担保，那情况就会好很多，ZF应该说：“我们不会为你们买单。在你们购买抵押贷款证券那一刻，首页已经写得很清楚‘该证券不受美国ZF担保’，这一点早就警告过你们！”，虽然许多人会被套牢，会输钱，但这也要比ZF救助好得多。要知道，任何损失都不会凭空消失，救助只是把损失延后，最后转移到美国纳税人身上，和那些持有美元的人身上。

有了ZF担保，两房不会在意自己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所以这两家由ZF建立的机构才是最需要监管的，然而国会却对所有监管两房的法案加以阻挠。为什么？因为两房出钱买通了所有相关的mz党和共和党议员、所有有能力监管它们的人。两房之所以需要被监管，是因为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ZF的钱，所以不仅要监管，还要严加监管。而对一般的私有机构，ZF则完全可以走开，让市场自行运作。有人可能会问：那些华尔街的私有机构呢？它们没有ZF监管，不也一样出问题了吗？没错，但不要忘了房利美和房地美是抵押贷款最大的买家，它们成为了次级贷的担保者。正是两房与FHA（联邦住房管理局）为泡沫注入了能量，让其不断膨胀，让错误的理念流行开来。只要这个动力还在，就始终会有人蜂拥而入。
另一方面，评级机构也难辞其咎。他们明知这些贷款有问题，但还是给了AAA的评级。其实和房屋估价师一样，评级机构心理很清楚，如果他们不给出高评级就会丢饭碗。你知道房屋估价师必须把房子估一个高价，否则就不会有人请他们去估价。而对证券化行业来说，一旦发起人与风险承受人两者被分开，那么道德风险便油然而生。出售抵押贷款的经纪公司不会在意这笔贷款最终是否能被偿还，他只会想着如何启动证券化这个过程；与此同时，他为什么要雇佣房屋估价师？其目的就是为了把房子估一个高价，从而卖出更多的抵押贷款证券，这就是他所关心的。而在传统意义上，银行贷出的是自有资本，因此他们寻找估价师是为了客观的得知抵押品价值，因为所有的贷款都停留在他们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没人能帮他们分担风险。现在的抵押证券业充满了道德风险，如果没有ZF在背后支持，他们不可能扩张到这种程度。之所以如此多的大银行、金融机构陷入今天的麻烦----当然，如果ZF不给他们钱，美联储不出手购买那些有毒资产，他们早就没有清偿能力、早就该破产了----可是有一个因素从来没有人留意，那就是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译者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这个国家，没人关心银行在用他们的钱做什么，因为所有的存款都有ZF担保，何必操这份闲心呢？你会花很多时间调查、思考，然后再出手买一台液晶电视；但谁也不会在把自己的钱放入银行之前，对银行做任何考察分析。因此ZF成立FDIC也制造了道德风险。如果ZF不为银行存款担保，那么银行就不会用储户的钱去做那些愚蠢的事，因为这样储户就会对他们说不，储户会说：“你们在用我的钱冒险，在放那些无法收回的贷款，我的钱很危险”。这样一来银行对储户的竞争就不仅仅局限于存款利率的高低，资金安全性也会成为一大考量因素。储户在存钱之前会查看银行的资产记录，打听银行在向谁放贷，会考虑这家银行是谁开的，谁在经营，这是不是一家安全的银行……可是现在没人会自找麻烦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谁也不比谁更危险，所有的一切都由FDIC承保了，根本无需担心。所以ZF用FDIC制造了道德风险。我们看看伯尼-麦道夫做了什么？要是没有SEC（美国证监会----译者注），没有FINRA（美国金融业监管局----译者注），他有本事做这些事吗？完全没可能！要是没有那些有名无实的监管，市场上的私有机构早就让他走人了。市场之所以没有慎重的考察他是因为市场认为这些事情ZF早已替我们做了。在我看来，与其把麦道夫投进监狱，我们不如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台下听众狂笑】，因为他的经验是我们最最需要的----那就是玩“庞氏骗局”的经验。【台下大笑】
你知道，昨天中國领导人公开表示对借给我们的钱“有些”担忧【台下大笑】，说“有可能”我们还不了。我想他们不只是“有些”担忧，这只是公开说法，想象一下他们私下会怎么看？他们一定知道我们不会还这笔钱，不可能给中國人还这笔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想象一下，某天总统奥巴马，对着数万亿美国民众，发表一次公开的电视演说。他这样说道：
“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今天非常不幸地，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ZF决定对美国普通民众大幅加税；那些仍然没有失业的人，将为此支付更高的个人所得税；ZF将全面削减社会福利，仍然没有实施的各种福利措施将彻底取消；我原先制定的所有计划，包括全民教育、医疗保障、自主能源，所有这些计划将被无限期搁置。因为中國人要我们还钱！【台下长时间狂笑】我们借的实在是太多了，全世界妇孺皆知【台下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所以我们必须勒紧裤腰带给中國人还钱！【台下大笑】”

大家认为这样的事可能发生吗？别开玩笑了。我们更应该对中國人说：“你们是食利者！放高利贷者！我们需要修改游戏规则【笑】，我们要打破债务枷锁！你们明知我们还不了，还借给我们那么多钱！【台下大笑】这不是我们的错！”中國人自己很清楚，他们无法参与我们的政治选举，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意中國人怎么想？华盛顿难道会得罪选民，去取悦非选民？
中國人很清楚，我们不可能还他们钱，这和伯尼•麦道夫的骗局是同一个道理。别人借我们钱，我们是怎么还的？----再去借新债。麦道夫早期的客户确实能把钱要回来，为什么？因为麦道夫仍然在吸收新钱，骗那些还不知道这是庞氏骗局的人入会。财政部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国债到期了怎么办？----再把它卖给其他人。需要支付利息怎么办？----照借不误。如果有一天谁也不愿再买我们的国债了，那就只能违约，和麦道夫一样。违约只有两条途径，要么直接宣布不还，要么印钱。这就是这些债务唯一可能的结局，反正它们不可能被偿还。中國人当然知道这一切，我们很快就会明白。

好了，让我们回来----我似乎总喜欢跑题【笑】。总之，ZF制造的问题，却让自由市场成了替罪羊，遭受各种谴责。而ZF，正在借助这次经济危机，不断扩张自己的权力，使其规模变得更大，目的是为了做你的救世主，用社会主义手段救你逃脱资本主义的水火。我听了奥巴马总统最近的一次演讲，很多东西他说的都很对，比如我们需要真实的经济，不能要虚假的繁荣，经济基础不能建立在债务和消费之上，美国经济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基础……等等，所有这些说的都没错。可是另外一些东西他却说错了：他想要健全的经济基础，但他认为只有ZF才能建立这样的基础；他认为中央计划经济能够取代市场，各种资源配置可以由想要获得选票的政客来完成，而非追求利润的实业家；他试图用国家的手，来取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他认为自己能比市场做得更好。他说“我们的经济是虚假的”，没错，但正是因为有了ZF，才会出现这样的虚假经济，ZF破坏了企业的产能，破坏了公民的储蓄能力，破坏了我们的制造业，为服务业中的消费泡沫提供了动力和养料，而这个泡沫现在已经破了。

重建经济不是ZF该做的事，我们最需要的是市场的力量。ZF目前在做什么？----救援企业不让其破产，以及政策刺激。我们最不该做的事就是救援企业，因为ZF救的都是那些被自由市场淘汰、本应破产的企业。破产是件好事，是自由市场净化不良企业的有效手段。这些企业不应该存在，为什么？----因为它们无法继续获得利润，它们不能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而这些资源应该被释放，给那些生产能力旺盛的其他企业。人们在说：“哦，不，我们不能让通用汽车破产，这样的话数百万工人会失业”。但他们不明白，我们工作的意义并不是为了保留一份所谓的职业，工作的意义在于它能生产出人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的是价值。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我们有一台神奇的机器，只要按动几个按钮，那么人们想要的所有东西都会奇迹般地出现。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谁也不用再工作了。但ZF却要把这台机器砸了，理由是它制造了失业。【台下大笑】

人们之所以工作，是为了得到产出、得到东西，而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如果没有产出，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仅仅致力于“保留工作”是毫无意义的。我理解为什么一些汽车工人拼命想要保住饭碗，因为他们的工资本来就被高估了；我也能理解为什么那些CEO也想保住职位……但是，这绝不是整个社会想要的，ZF不该插手，应该让那些低效的公司破产。我一直认为通用汽车必须破产，我甚至在5至6年前就预言这家公司一定要倒闭，我知道他们无法生存。那么，是不是一旦让通用汽车破产，美国汽车业的末日就到了呢？是不是底特律的所有汽车设计师就没事干了呢？是不是汽车工人就会在街上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同时又没有任何其他公司来重新雇佣他们呢？当然不是！通用汽车一破产，必然会吸引很多其他企业来收购他们的资产，而所有的障碍----例如庞大的工会协议、过度的员工福利、债务利息等等----将会被彻底清除。得到了资产、摆脱了债务，企业就可以轻装上阵，真正有利可图地生产汽车。为了做到这些，企业只能付给汽车工人比现在低得多的薪水，但这对公司却有好处，从此以后公司就能生产汽车并实现利润了，而最后整个汽车业的工人数量说不定还能增加不少。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能仅仅为自己生产汽车，而应致力于出口，因为美国人现在不需要车，我们已经有很多了，平均每个美国家庭都有2到3部。总统曾在一次演说中说：“我们需要重建信用，信用是经济生命的血液。有了信用，美国人就可以买更多的车。”看看他的逻辑，我们的经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车还不够多！【台下大笑】

车是我们最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制造汽车用以出口。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中國人还在骑自行车，他们需要车，我们应该为他们制造。而我们自己则拥有太多了，事实上所有的东西美国人都拥有得太多了。大家有没有见过房屋转租时的情景？一家新公司刚搬进去的时候需要清理房子。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上一家临走时几乎什么也没带走。所有的东西仍然在那里：电视机、音响、甚至衣柜里的衣服……他们都不要了！觉得无所谓！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借来的钱买的【台下笑】，因为我们自己根本没钱。目前我们最不该做的事就是继续买东西。

ZF的刺激政策，其中一项是救援，救华尔街。为什么要救？应该让他们破产！他们对我们有什么用？为什么我们需要高盛，需要摩根士丹利？ZF目前把所有的危机都归于去年没有救雷曼兄弟，但事实上无论你去救谁，救多少人，结局都是一样。或许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允许雷曼破产，而在于你救了其他许多不该救的人。不，但ZF不这样想，现在他们向市场传达的信息是：因为ZF错误地选择了让雷曼兄弟破产，所以今后不能再允许任何人破产。但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这些投行。是不是他们一消失，投资业就完蛋了？股票经纪行业就完蛋了？当然不是！有许多像我这样的小型经纪公司需要扩张，只要ZF走开，我们就能扩张得更快。然而ZF一直在奖励无能的人，保留他们的公司，相反对成功者施以惩罚。看看那些华尔街CEO们的巨额奖金，用什么支付的？是用救助款支付的！在他们的公司持续亏损的时候，这些人竟然还能领到巨额薪金！让他们破产、让他们出局才是对的。

ZF的另一项刺激是什么？他们试图再次制造引起危机的条件。请注意当他们提到“刺激经济”这样的措辞的时候，他们不说“刺激增长”，他们说“刺激消费”。他们想让我们重新走进汽车超市、购物中心拼命买东西，然后让自己在债务泥潭中陷得更深。如果我们自己还是没办法继续积累债务的话，那么ZF会帮我们做！这就是“秘诀”，只要你花更多的钱，那么经济就能奇迹般地复苏。这绝对是扯谈。这套歪理过去之所以能起作用----当然现在已经行不通了----是因为我们能从全世界借钱花。我们一直生活在财富幻觉之中，实际上自己的财富早就挥霍完了，但还感觉很富有，因为我们看见的是股市上涨、房市上涨，人们会根据这些说：“嘿，我很富有”，虽然实际上他们正变得越来越穷。变穷的原因是他们一直在花钱，而不是存钱。然后呢，只要民众一花钱，这笔数目就算进了GDP。随着GDP的上升，我们就认为经济在增长。然而这种GDP的上升，标志的不是我们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毁灭了多少财富。要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花掉了，都没了！我们之所以在越来越穷的同时仍然感觉富有，是因为房屋估价师给你的房子估了一个高价，或此时股市仍在上涨，但所有这些都是幻觉。现在这个泡沫破了，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而股票，不管是涨是跌，我认为它依然很贵，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仍然很弱，市盈率很高，收益率很低。股价明显还是被高估，房价也仍被高估。虽然各种资产的价格都在下跌，但它们的价格依然很高。

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依然是虚假的。各种不良投资充斥着整个服务业领域，其背后的理念是“美国人可以永无止境的借贷花钱、寅吃卯粮”。这种理念和“房价永远上涨”如出一辙。因此，许多人事实上都在浪费时间，在本来不应该存在的领域工作。如此多的美国人在做零售，在购物中心、餐馆做事，在从事金融服务业工作……整个美国人的工作都围绕着这些，而他们本不该做这些，因为美国马上就无法再继续支撑消费了。

更多的美国人今后应开始制造东西、生产东西。为了让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制造业领域，首先大量的人必须离开他们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从服务业转向制造业。当然，为了让制造业有就业机会，我们必须先得到资本。没有机器、没有工具，你拿什么制造东西？我们不是魔术师，挥两下魔杖就什么都有了。资本只能来源于储蓄，有了储蓄人们才能投资。这意味着美国人从今往后要开始存钱，或者说服其他国家的人，让他们把自己的储蓄用来对我们进行投资，而不是简单地借给我们。

我有次在CNBC和亚瑟•拉弗（ArtLaffer，上世纪70年代曾因提出“拉弗曲线”而出名）辩论。这是一段10分钟的辩论，在YouTube上有。他当时和我赌了1分钱。这段视频也收录在《彼得•希夫是对的》那部专辑里。在辩论中，我说美国借了太多的钱，拉弗却说我基于美国债务的推论是不正确的，他说历史上的美国一直在借钱，特别是在 19世纪借了很多，可那时也没出现什么问题。虽然经常帐赤字居高不下，但经济依然健康，所以我对美国债务的批评是错的。
然而拉弗有所不知的是，那时的美国和现在相比，在借来的钱如何使用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19世纪我们借钱的目的是用来投资----修建厂房，购买设备，开垦农场……我们在建设一个产出发达的经济体。这些借来的钱是用来投资的，而不是挥霍。当你把借来的钱用于投资产能旺盛的实业时，你拥有的是真正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带来利润。例如我们投资厂房，有了厂房就可以制造出产品，然后通过把这些产品卖给英国、法国，我们就能赚到钱。赚了钱就可以还债，连本带利一起还也绰绰有余。那时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为我们借钱来生产。然而，现在的我们是借钱来消费，什么也不生产。我们借钱去买那些无关痛痒的小玩意儿。我们借来的钱都花在个人消费品上了，这样还有可能还钱吗？我们没有任何能产生实质收入的资产用来还钱。

所以，对我们这些已经没有储蓄的美国人，要想重建一个健康的经济，就应该劝说中國人、日本人，让他们把厂房建在这里。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美国的监管条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得我们根本没有竞争力。因此唯一能让美国经济恢复元气的方法，就是立即停止各种经济刺激、停止企业救援，让自由市场发挥它的调节作用。我们要明白，现在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问题，相反是在解决问题。真正的问题发生在泡沫膨胀阶段，而不是之后的通缩过程。无论现在这个阶段多么痛苦、多么难熬，我们都得正视并接受。任何试图延缓这一过程的措施，最后都会让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总统奥巴马曾承诺在他上任后，一切都会和布什ZF不一样，他说他的ZF会做出“变革”。但事实上却什么也没变！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和布什没什么两样，而且变本加厉。他的财政政策比布什还要疯狂。他签下的财政预算是多少？----两万亿美元！就在第一年。而与此同时他还好意思骂布什的赤字花费。

那么这段时间伯南克在做什么？伯南克所做的一切，可以说彻底覆盖了格林斯潘的光芒。我曾经提到过一个“史上最差的美联储主席”比赛，目前格林斯潘可能仍居冠军，但伯南克绝不是垫底的【台下笑】。格林斯潘唯一比伯南克强的地方，就是他在位的时间比较长。不过只要也给伯南克同样的时间，那么最后的桂冠一定属于伯南克。

所以说，奥巴马和伯南克的组合，要比布什加格林斯潘糟得多。但这两组选手的理念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布什还有第三任，那他也会做完全相同的事。语言和修辞或有不同，但其政策、思想完全相同，像什么“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民众消费”、“ZF需要更多地刺激经济”、“ZF应该救援企业，不让他们破产”，成功经营的人则受到惩罚；“利率应该为零”，美联储要努力印钱……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能再让ZF继续援助那些无能的企业，让美国人继续大手大脚的花钱。信贷紧缩是件好事，不再让美国人随便借钱真的是好事，因为信贷是一种稀缺资源，并非无穷无尽，它取决于储蓄的多寡。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经济毁于一旦，如果我们真的还想重建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那么有限的储蓄或信贷必须给予生产者。要是把这些钱给消费者或ZF让他们挥霍了，生产者就得不到了。因此我们需要限制ZF的赤字，甚至让他们转向财政盈余；我们要让他们停止花钱，开始储蓄；消费者也要节衣缩食，减少花费；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场衰退。

ZF应该当着所有民众的面坦白承认：“是的，这就是代价，是我们多年沉溺放纵、鲁莽消费的代价。现在后果来了，我们应该勇于接受衰退，对此ZF无能为力。”
ZF现在最该做的，就是承认自己是国民经济的负担。在光景不错的时候，人民或许还能承受这样的负担；但目前显然不是。重建经济的唯一出路是小ZF，而非大ZF。我们需要的是诚实货币，需要的是更高的利率，可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大ZF和低利率，而不是小ZF与高利率。我们看见的是通货膨胀、赤字消费与财政刺激。至于后果，这次也绝不会有什么不同。当年布什与格林斯潘带给了我们什么，那么明天等待我们的就还是什么，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次绝不会比上次更好，而会成为一场深重的灾难。为什么今天会发生金融危机？危机的种子就来源于布什与格林斯潘在2001、2002、2003年所采取的经济刺激与救援政策，如果当时顺其自然，允许发生一次不大不小的衰退，那么根本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那么ZF现在做的这些事，在不远的明天又会有怎样的结果？我猜测：中國人，以及世界其他债权国，像沙特、日本……他们最终会看穿一切，然后拒绝继续玩这个游戏。现在已经有这种迹象了。我在《美元大崩溃》一书中，将这个游戏比作汤姆•索亚和他的小伙伴之间的一件事（彼得•希夫在这里讲的故事来自马克•吐温的著作《汤姆索亚历险记》第二章“荣耀的刷墙手”，详细内容可参看《特权的溢价》这篇文章----译者注）。汤姆狡猾地让一堆小伙伴帮自己刷墙，与此同时他还将刷墙宣传为一种“特权”，最后不仅让他的伙伴干了这些杂活儿，还让他们给自己东西来交换“刷墙权”。
我想马克•吐温当年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并没意识到某天它会成为全球经济的游戏规则【全场哄堂大笑】。但我们确实在让其他国家既出钱、又出力地帮我们刷墙，好像他们自己无墙可刷一样。但其他国家不可能一直接受这样的经济模式。几周前，希拉里。克林顿访华，其目的就是乞求中國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她说：“我们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台下笑】。而实际上她想告诉中國人的是：“你们应该让你们的公民把钱拿出来，借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钱交给我们的公民，让他们用你们的钱购买你们生产的产品，与此同时你们的公民可以获得工作。”这就是希拉里想达成的交易。中國人完全应该这样告诉希拉里：“不不不，你知道吗？我们有个更好的主意。【台下大笑】为什么不把那些钱留给我们自己的公民，让他们用自己的钱买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还能保全所有的产品。”希拉里想说的是：“我们得到了东西，而你们得到了工作。”但让别人享受产出的工作算什么工作？这不是工作，是奴役【全场大笑】。
因此，他们以后一定不会再继续购买我们的国债，美联储将接手买下所有国债，美元会急剧下跌，最后本轮危机将以货币危机收场。而在货币危机下，物价会大幅上涨，利率也会大幅上涨。目前我们制造了大量的通货膨胀----某些人可能会说，“不，这不是通货膨胀，是通货紧缩”，这是胡扯。房价在下跌，股价也在下跌，下跌的原因是由于之前太高了，但这并不是通货紧缩，只是价格下降。这段时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可以用“疯狂”两字来形容！这种货币增长之所以还未导致商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是由于此时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件让物价下跌，抵消了货币增长对物价上涨的影响，例如去杠杆化，例如破产清偿、产品滞销，许多公司要清空库存等等，这些因素使美元在短期内走强。


颇具讽刺的是，在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大量的钱涌入美国，而非离开美国，虽然它们最后还是会选择离开。就像某处忽然发生爆炸，人们一定会先围过来救火，然后再离开。此时我们听到的解释往往是“虽然美国出了问题，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状况比美国更糟，因此相对来说这里还算安全”，这简直是胡扯八道，这只是他们编造出的一种说法，试图把一种不合理的现象解释为合理，就像当时解释“房价永远上涨”，“科技股没有泡沫”那样。其他国家之所以也出现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把太多的钱借给了我们，而我们现在还不了钱了，让他们出现了坏账，出现了信贷紧缩。其他国家借给我们的钱越多，意味着他们自己的私有企业所能获得的资本就越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资本全都跑到美国ZF这里来了！所以其他国家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崩溃才遭殃的，而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愚蠢地支持和帮助美国。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将面临真正的经济灾难，美元会直线下跌，消费品价格飞速上涨，利率也大幅提高。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经济已经很糟了，那么想象一下当消费品价格与利率同时提高的话，将会是怎样的结果？到那时ZF将彻底无计可施。现在的失业者毕竟还能享受到低价的商品，可如果某天你既遭遇了失业，同时消费品价格也大举攀升，结果将如何？这些事在未来一定会发生，美国将出现真正的货币危机，我们将面临十分艰难的选择。
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越来越有可能陷入一种最坏的情况----恶性通货膨胀。当不再有人愿意借给我们钱的时候，美联储将买下所有债券，试图压低利率，继续维持赤字消费。这早晚会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届时谁也不想再持有美元，连我们自己的公民也不愿持有，他们试图把手里的美元很快花出去，能花多快就花多快！到那时ZF会试图用各种管制手段苟延残喘，或许美国会出现资本管制；或许美国公民将不被允许兑换外币、购买海外公司的股票----就像我公司的客户所做的那样；或许购买黄金也会成为非法，要知道当美元失去信用之后，企业之间的债务合同可能就会改用外币或黄金签订，ZF一样也会把这种行为认定为非法；可能会有很多商店不愿意接受美元，因为其价值缩水速度太快，ZF也会对此插手，认定其非法……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黑市将大行其道，意味着你所需要的东西，只有在黑市才能买到，就像前苏联那样，只有通过非法手段你才有可能买到东西。所有这些事情都将发生。我觉得极有可能在奥巴马第一任期结束前，美国就会实行价格管制。物价或许明年就会急剧上涨，迫使ZF对特定商品实施配给供应，例如能源和食品，像什么汽油、牛奶、面包……等等这些。与其批评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货币政策，我们更应该批评他们在70年代的货币政策【台下大笑】。价格管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商品短缺、电力中断、排起长队购买食品、购买汽油……很多事都将发生。
许多人都在责怪美国1930年代的货币政策，他们说：“不，我们不能再犯30年代的错误！”但我们现在恰恰就在重犯那时的错误。人们说：“为什么会有大萧条？因为那时胡佛总统主张放任主义、信奉自由市场，什么也没做，所以导致了大萧条。”而大萧条发生后，“罗斯福临危受命，用大ZF主义解救了美国和美国人民”。然而大萧条的历史真相是什么？第一、美联储在1920年代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刺激股市形成了泡沫，而随着这个泡沫的破灭，美国发生了经济衰退；第二、泡沫破灭后，胡佛没有理睬时任财政部长梅隆的建议----顺便说一句，梅隆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提出“好建议”的财政部长了【听众大笑】----胡佛没有允许自由市场自行调节，相反做了一系列疯狂的事情：救援企业、救援股市、提高工人工资……等等各种各样的干预措施不一而足，人为制造了一起大萧条（具体细节可以参看我的另一篇译文：《赫伯特•胡佛与大萧条的历史真相》----译者注）。随后罗斯福走马上任，让萧条变得更加严重，他做的所有事情比胡佛还要夸张，让萧条持续恶化。美国经济的元气在二战结束之后才得以恢复，我们凭什么说这就是罗斯福新政的功劳？或许是因为赶走了罗斯福也说不定。如果罗斯福没有对胡佛那失败的计划进行进一步扩张，衰退可能早就结束了。当时发生的事和今天非常相像。今天的布什就是昨天的胡佛，首先对自由市场实体发起国有化，他显然也不喜欢自由市场；然后奥巴马“临危受命”，试图用大ZF拯救美国人民于水火。可能奥巴马自己也知道，美国ZF的规模已经太过庞大了【台下笑】。当年胡佛离任的时候，美国ZF财政赤字是40亿美元，这就是全部。而罗斯福临走时将其翻了一番，变成80亿，但也不过如此。现在我们的赤字是多少？3万亿！看看ZF规模膨胀了多少！
此外，当年罗斯福上任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基础还很稳固，民众有储蓄，美国制造的产品在世界上享有非常好的声誉；我们也没有如此庞大的社会福利体系，没人伸手问ZF要支票……那时的状况是相当不错的。想想看，ZF当年在如此健全的经济基础上都能制造出大萧条，那么今天他们能制造出什么？况且那时我们还有诚实货币，有金本位。现在美国还有什么？
再来看看1970年代的状况。不管怎么说，那时的货币体系还算健全。1960年代我们也经历了经济泡沫、股市泡沫，原因一样----印刷了太多的钱，为什么？越战、登月、反贫困大战……ZF制造了大量的钱，然后为我们送来了1970年代。70年代的恶性通胀不过是在为60年代的疯狂付出代价。里根和沃尔克上台之后，政策终于回归理性。里根缩小了ZF规模，沃尔克大幅提高利率，美国终于实现了健全货币和小ZF。里根认为ZF本身就是问题，而现在的奥巴马却认为ZF能解决问题。黑白对比非常鲜明。
很多人还说，“我们不能重犯日本当年的错误”。同样，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与日本也如出一辙。日本的泡沫出现在1980年代，为什么？和我们一样，他们把利率定得过低。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是为了抑制日元升值，不让美元下跌得太快，他们和1920年代的我们非常相似。所以日本人把利率定得太低----现在依然太低，结果就搞出了两个泡沫----股市和房市。很熟悉是不是【笑】？股市先崩盘，2年之后房市步其后尘。日本的房价到现在还在下跌，已经跌了15到20年了，跌去了百分之七八十。而这个国家的民众很要面子，如果没有还清债务，他们就会觉得很丢脸。总之日本人的储蓄率非常高。
日本的根本问题，在于ZF拒绝让市场自行发挥调节作用。他们不愿承受去杠杆化、破产，和债务冲销的痛苦，因此不断干预、干预、再干预，让ZF财政赤字飞上了天，把所有的问题能拖就拖，以至拖了几十年。日本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日本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国家，他们有实力承受大ZF。如果没有大ZF，那他们今天的情况还会好很多。日本经济特别有竞争力，他们的经济基础十分稳固，因此不论出现什么问题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日本国民用自己的储蓄来为大ZF的财政赤字买单，他们从不问别人借钱。从来就没有人把钱借给过日本人。他们自己为自己的大ZF融资。日本的储蓄率现在依然很高，他们仍然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还是比中國略强一些。日本是很富有的国家，但他们的ZF却持续不断地在伤害自己本身就很健全的经济体。
我们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我们绝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如此轻松地渡过难关。我们的状况是一团糟----我们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有着最多的贸易赤字；国内民众不仅没有储蓄，还深陷于债务之中。我们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发挥作用的唯一希望，就是世界其他国家能继续借钱给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没钱。所以只要其他国家不再借钱给我们，我们就完了，不得不面对艰难选择，是要恶性通胀，还是马上回头？
还有很多人对我提出的“全球解构”（decoupling）概念颇有怀疑。他们说，美国人一旦停止花钱，整个世界就完蛋了。
可是这个世界不会完蛋。美国并不是世界经济的引擎，而是后面的一节大拖车【全场笑】。丢弃了这节拖车，火车当然会跑得更快。我们对世界经济并没有什么实质贡献，无非就是消费东西，并贩卖金融衍生品。有人说美国是世界最好的消费者。不，我们是世界最坏的消费者，因为我们不付钱！【全场笑】一个好的消费者最起码应该买单。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要用出口为进口买单。可是我们没有出口，拿什么买单？我们只能打IOU的白条。我相信世界最终一定会放任美元下跌，这样我们的购买力就会消失，会被重新分配，其他国家的货币会上涨。现在的中國工人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他们把造好的东西运上船之后，就只能跟它们挥手告别了。但在不远的将来，中國人就能把自行车换成汽车，因为钢铁会便宜、汽车也会便宜，因为他们工资的实际价值会增长，因为他们的货币会升值。反过来看美国，恐怕美国人就得改骑自行车了，因为汽车会突然变贵，油价会突然变贵，因为美元的价值会大幅缩水。世界不会因为我们不买他们的东西就受到牵连，反而能从中受益，因为原先我们所占有的东西，现在留给了他们，他们将享受更多的实惠。
世界借给了我们太多的钱，资本现已成为稀缺资源。如果其他国家将资本用于国内，用于他们的私有企业、工厂，难道不比借给我们更好吗？他们自食其力，自己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难道不比他们出力、让我们坐享其成更好吗？未来将发生什么是显而易见的。
哦，我已经讲了多少时间了？还有时间提问吗？那么好吧，就到这里。

每日灵修 #70

爱的测试在于圣洁是不是感情的基础3

由于这种圣洁的至善至美，所以圣徒爱所有圣洁之物。他们爱《圣经》，因为它是纯净的。他们也爱圣徒。天国也是可爱的，上帝圣洁的居所在他们眼中同样是可爱的。他们爱上帝、爱耶稣基督，他们的心喜爱福音的教义，他们甜蜜地漫步在已经向他们展示出来的拯救大路上。。。

余杰 ：自由市场经济不可能靠独裁政权来实施－－读《弗里德曼回忆录》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由于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于一九七六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九八八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与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后者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被称为反凯恩斯主义的先锋。《华盛顿邮报》评论道：“如果说凯恩斯的精神主导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经济政策，那么弗里德曼的思想则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整个后半叶。”

作为哈耶克的衣钵传人，弗里德曼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因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长期受到孤立、嘲讽和打压，如他自己所说：“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我的观点都与这两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一致：在公共政策领域与福利国家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是与凯恩斯主义争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伟大的少数派”。

与“自由麦卡锡主义”作战

作为哈耶克的衣钵传人，弗里德曼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因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长期受到孤立、嘲讽和打压，如他自己所说：“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我的观点都与这两个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一致：在公共政策领域与福利国家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是与凯恩斯主义争论。”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伟大的少数派”。

在美国，“反共扩大化”的麦卡锡主义早已臭名昭著，但另一种自由派压制保守派的“自由麦卡锡主义”却仍然大行其道。一九七七年，弗里德曼在旧金山俱乐部发表题为《自由麦卡锡主义》的演讲，从自己的经历阐述了应用于左派和右派的双重标准。左派占据“政治正确”的位置，“政治不正确”的保守派不得不承受道德上压力。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个五十年代在杜克大学念书的学生写信告诉弗里德曼，他的著作居然不在大学图书馆的目录上。杜克大学有一个筛选系统，由与之相关的系来筛选新的资料，这个系统认为弗里德曼的著作不值得进图书馆。对于此种“逆向麦卡锡主义”，整个学术界的表现极为怯懦。

弗里德曼一生中最受人诟病之处，是他与智利军政权之间的关系。由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为皮诺切特提供经济政策方面的建议，他们被视为独裁者的帮凶，弗里德曼更是首当其冲。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家颁奖典礼时，场外有五千名抗议者，他不得不从侧门进入大厅，典礼上甚至出现一名青年高声抗议的插曲。弗里德曼写道：“对于指责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里操纵智利经济，我从来弄不清是该觉得可笑还是气恼。”

其实，弗里德曼仅仅访问过智利六天时间，与皮诺切特见过一面，讨论持续了四十五分钟，他发觉“很难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他从未从智利军政权那里收取任何“好处费”。他一直认为，“只有独裁政权才能成功地实施自由市场政策”是“一种荒谬的说法”；他始终坚信，“自由经济不可能持久，除非军政府被一个信奉自由政治的民选政府所代替”。

“芝加哥男孩”为智利提供经济政策的建议，并非为巩固独裁政权，而是为促进智利走向开放社会。自由经济必然带来公民社会的发展，并由此开启民主政治。评论家鲁伊斯指出：“真正能证明芝加哥经济学家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和政党）。也就是说，惟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在后来的大选中，民众抵制了皮诺切特的独裁。“让许多批评智利的人吃惊的是，皮诺切特接受了人民的裁决。”并非皮诺切特比走上绞刑架的萨达姆和横尸街头的卡扎菲更为睿智，而是智利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让独裁者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

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与离群索居、如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祗的哈耶克不同，弗里德曼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不满足于在书斋中坐而论道，常常应邀访问列国，发表演讲，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

在七十年代末美国保守主义力量兴起之后，弗里德曼得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甚至对总统发挥一定的影响力。里根在当选总统之前就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信徒，就像撒切尔夫人随身携带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样，里根常常在午餐前阅读弗里德曼写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撒切尔夫人相信“世界错了，哈耶克是对的”，里根也相信“凯恩斯错了，罗斯福错了，弗里德曼是对的”。在竞选期间，里根成立了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弗里德曼成为十三名委员之一。里根当选总统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会，弗里德曼是其十二名成员之一。里根执政期间，推行经济复兴计划，缩减政府规模和权力，减少税收，降低通胀和削减社会福利，这些大都与弗里德曼的主张相符。里根卸任之后，弗里德曼给予其最高的评价：“在我的一生中，没有见过一个总统像里根这样，坚定不移地坚持和维护自由社会的原则。”难怪当下的一份民调显示，如果选择一位卸任的总统“回归”，百分之三十六的美国人选择里根，里根的受欢迎程度居所有总统之首。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弗里德曼最突出的成就是：退休后主持制作十集电视专题片《自由选择》，并出版专著《自由选择》。此前，他花费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向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使自由社会成为可能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不能局限于书斋中，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而他可以把这些思想传递给普通人。一九八零年，公共广播系统在全美的七十二个电视台播出了《自由选择》，根据标准的收视率，节目平均吸引了三百万观众。弗里德曼还相信，将系列片用于教育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人是在年轻时形成自己的观点的，极少有人在三十几岁以后还改变自己的观点。年轻时是受教育的最佳时间。”

时至今日，奥巴马政府将美国拖向经济衰退和社会主义的深渊，弗里德曼所忧虑的问题不仅没有过时，反倒越发严峻：“在这个世纪里，政府越来越广泛地卷入经济领域，美国富裕得足以负担一个庞大而浪费的政府。这个政府花掉了人民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二，再加上立法与控制，这一切正在破坏美国经济。”那么，美国下一步何去何从－－不妨听听弗里德曼的忠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仍可自由选择是继续在‘奴役之路’──正如哈耶克那本深刻而有影响的书的标题所示－－上快跑呢，还是对政府作更严格的限制，并更多地依赖自由的个人之间的自愿合作以达到我们的若干目标？我们的黄金时期是否将结束，我国是否会故态复萌，倒退到人类大多数一贯而且至今仍然处于其中的专制和苦难的境况中去呢？抑或我们是否将有大智大勇和远见卓识去改变我们的路线，汲取经验教训，从‘自由的复活’中获益？”

旁观中国的变化与停滞

弗里德曼先后于一九八零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三年三次访问中国，既有机会与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会见，又细致入微地观察到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虽然他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比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深刻而富于前瞻性。

一九八零年，弗里德曼首次访问中国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刚刚起步，中国为他提供了一个观察自由市场经济如何引入共产主义统治的社会的前所未有的范本。他发现中国的经济活力已经被激发出来，但在中国最好的饭店－－北京饭店－－的一个细节，也让他看到非市场的因素仍然相当顽固：当他们进入酒店的时候，搬运工在一边束手旁观，他感叹说：“这就是不给小费的服务标准的好例子。”在上海，弗里德曼与汪道涵有一番长谈，发现“他坚决支持改革，而且很有兴趣在经济中引进很多的竞争机制并使之更多地依靠市场”。在那时，弗里德曼已经预见到中国改革将面临巨大困难，他指出：“开放的制度将会形成权力与责任，这会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机制产生威胁。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再次终止改革。”

一九八八年，弗里德曼二度访问中国。在上海，他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会面。弗里德曼回忆说，江侃侃而谈，“我强调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还有彻底自由化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政治上的困难”。弗里德曼还出席了《世界经济导报》主持的晚宴。主编钦立本说，一九八零年创办了这份周刊，希望它成为经济改革的论坛。
一九八零年该报发行两千份，一九八八年则发行三十万份。“他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一群人非常赞同自由市场改革而且对促进经济改革产生了影响。”然而，让弗里德曼没有想到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在一九八九年被江泽民下令关闭。而在与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高管的会谈中，弗里德曼也发现，腐败已经出现，美国公司最有用的贿赂方法是为中国官员的子女提供奖学金去美国读书。钱会消失在美国，桌子下收到的钱决不会有记录。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弗里德曼还与赵紫阳有过一次会面，并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他认为，赵是最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中国领导人。

一九九三年，弗里德曼第三次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同行的有香港商人黎智英，黎智英是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信奉者，与弗里德曼相似，创办《苹果日报》，通过大众媒体来普及这些理论。在北京，弗里德曼与已经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再次会面，与之谈了货币问题、多轨汇率、对外资企业的过分优惠等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有多少为对方所吸收，不得而知。

弗里德曼不是中国崩溃论者，更不是中国崛起的鼓吹者。对于今天中国运行的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他一定不会认同。既然他否定了关于在智利可以通过独裁政治推行市场经济的观点，他对中国问题也会持同样的看法。可是，有多少掌握中国的权力和财富的人愿意倾听这位伟大的少数派的声音呢？连在美国愿意倾听的人都不多，遑论中国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11-11-07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wenyitiandi-cite/yujie-11072011205528.html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8

第八章　谁战胜谁



    由于对平等的热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经赋予这个世界的大好机会因而被抛
弃了。

                                              ——阿克顿勋爵

    对于竞争所持的最普通的异议中有一个说它是“盲目的”，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值得重新提醒人们的是对于古代的人来说，盲目性是其正义之神的属性。虽然竞争与正义很少有共同之处，但值得同样称道的是，二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我们不能预测，谁将是幸运的或者谁将受到灾难的打击；赏罚并不是根据某人对人们功过看法来加以均摊的，而是要取决于他们的才干和运气，这和我们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不能预测执行这些法律规则将对哪一个人有利和对哪一个人不利是同样的重要。并且，这也是同样的正确，因为在竞争中，在决定不同的人的命运方面，机会与幸运常常是和技能与先见同样重要的。

    可供我们选择的，不是下面这两种制度，即一个是在其中每个人都按照绝对和普遍的权利标准来得到他所应得东西的那种制度，另一个是他所应得东西部分地应由偶然事件或幸与不幸来决定的那种制度；可供我们选择的两种制度是，谁应得到什么是由几个人意愿来决定的那种制度以及谁应得到什么至少部分地是靠他们的才能和进取心，部分地是靠难以预测的情况来决定的那种制度。这一点并不由于在一个自由企业的制度下机会不是均等的而减少其恰当性。因为这种制度必须以私人财产和遗产(虽然这或许不是同样的必要)以及由两者所造机会差别为基础的。其实，很有理由要把这种机会的不平等尽量地减少到先天差别所许可的限度，并且以能够这样做而不破坏这个过程的非人为的性质为界限，这种过程就是每个人必须通过它来利用他的机会，并不让关于何者是对的以及何者是合适的个人意见来支配他人的意见。

    在竞争的社会里，穷人的机会比富人的机会所受到的限制要多得多，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影响另一事实的存在，那就是在这种社会里的穷人比在另一不同类型的社会里拥有很大的物质享受的人要自由得多。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不自由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这个明显的事实，即在这个国家里，一个待遇很差的非技术工人，比德国的许多小厂主，或俄国待遇很高的工程师或经理享有更多自由去计划自己的生活。无论是改变工作或住处的问题，公开发表见解的问题，或者以特定的方法消磨闲暇的问题，尽管为了遵从自己的意愿，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是很高的，并且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过高的，但都没有绝对的阻力，不存在对人身安全与自由的危险，来粗暴地把一个人局限于上级为他指定的工作和环境里。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公平理想只满足于取消私人财产得到的收入，而对于不同的人所得的收入差别则听其自然，这是事实（1）。这些人忘记了，在把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移交给国家时，就是把国家置于实际上其行动必须决定其它一切收入的地位。赋予国家以这种权力和要求国家应当用这种权力来作出“计划”只意味着，国家应当在充分地了解到所有这些影响的条件下，来使用这种权力。

    相信授予国家这种权力，只不过是将这种权力从其他人手中转移给国家而已，这是错误的想法。这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权力。是在竞争的社会里任何大都不会拥有的权力。只要财产分散在许多所有者当中，他们之中的任何独立行动的人，都没有特权来决定某某人的收入和地位——没有人会依赖于一个所有者，除非他能够给前者以更优厚的条件。    我们这一代已经忘了的是：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生生产资料部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例如，在一个少数人的、种族或宗教的社团里有一个成员，他是一个无产者，但这个社团的其他成员是有产者，因而他们能够雇用他：但在私有制取消之后，他在名义上成了一部分公有财产的主人。对于他在受雇于人的期间要比他在名义上当了主人翁的时候要更自由这一点，试问谁会真正地怀疑呢？又例如，有个亿万富翁是我的邻居和我的雇主，而同时有一个行使国家强制权力的最小的公务员，这个富翁能够控制我的势力，远不如小公务员能够控制我的势力那样大，我们是否可能以及怎样生活和工作到底取决于谁的斟处权？对此又有谁会认真地怀疑呢？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试问谁会否认这一点呢？

    一件令人悲哀、同时也令人鼓舞的事是：看到像伊斯门这样有名的老牌共产党人重新发现了这个真理：虽然，我必须承认，我缓慢地得出了下面这个结论，但它现在对我来说是很明显的(他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私有财产制度是给人以有限的自由与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
而马克思则希望通过消除这个制度来给与人们以无限的自由与平等。奇怪得很，马克思是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是他告诉我们：回顾以往，私人资本主义连同其自由市场的发展成了我们一切民主自由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他从未想到，向前瞻望，如果是他所说的那样，那些其它的自由，恐怕就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取消而消逝。



    在回答这些忧虑的时候，有时人们说，个人的收入并不是非要计划者来确定不可的。在决定不同的人们在国民收入中每人应得份额时所要遭遇社会和政治上困难那样的明显，以致甚至最顽固不化的计划者，在委派任何机构承办这项任务之前可能也会踌躇不前。每一个了解到它所带来困难的人或许都宁愿把计划局限于生产，只用计划来保证“工业的合理组织”，而收入分配工作尽可能地留待非人为的力量来解决。虽然不可能在管理工业时对分配不发生影响，虽然没有计划者会愿意把全部收入分配工作留待市场的力量来解决，但他们也许都宁愿只担任使分配适合于某些平等和公平的一般原则，避免极端的不平均，使主要阶级报酬之间的关系保持公允这些工作，而对他们阶级内部个别人的地位，或者在较小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厘定等级或作出区分，则不去负责。

    我们已经见到了，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使我们不容易使计划恰好停止在我们所希望的限度内，并且市场的自由活动所受的阻碍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计划者就被迫将管制范围加以扩展，直到它变得无所不包为止。这些经济上的考虑说明了何以不可能使有意识的控制恰好停止在我们想要它停止的地方，并且，某些社会的和政治的倾向又特别加强了这些考虑，而这些倾向的力量随计划范围的扩展而会越来越趋于明显。

    个人地位不是由非人为的力量来决定的，也不是许多人竞争性活动的结果，而是当局有意识地作出的决定所造成的，当这种情况变得日益真实，并获得普遍承认的时候，人们对于他们在社会组织里地位的态度就必然发生变化。不平等随时都存在，而这在那些受到不平等之害的人看来，是不公平的；失望总是有的，而这在那些感到失望的人看来，是不当的。不幸的打击总是有的，而这在那些遭遇这些打击的人看来，是不应有的。但当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个有意识的指导之下的社会里时，人民的反应方式，与当这些事并不是出于任何人有意识的选择时，是大不相同的。非人为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比有计划地造成的不平等，无疑地更容易忍受些，其对个人尊严的影响也小得多。在竞争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企业对某个人说，它不需要他的服务，或者说，它不能给他提供一个更好的工作，这不算是小看他，也不算是有伤他的尊严。在持久的大规模失业的时期，许多人所爱的影响也确实很相似。但要预防那种灾祸，除了集中管理之外，还有其它的并且更好的方法。不论在什么社会里，随时都会有一部分人受到失业或收入减少的影响，但如果它是某种不幸的结果，而不是当权者存心强加的，其使人掉价的程度肯定要少些。不管这种经验如何痛苦，如果是在有计划的社会里的话，其痛苦必定会严重得多。在那里，个人必须作出决定，不是某一个工作是否需要他，而是他是否对任何事有用，以及有用到什么程度。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必须由他人来指定。

    虽然人们将会忍受任何大都有可能遭到的痛苦，然而当这种痛苦是由当局作出决定的结果时，人们就不会那样容易忍受。如果我们只是一部无人性的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也许是不好的，但如果我们再也不能脱离它，如果我们被束缚在我们的地位上，被束缚在为我们选定的那些上级的身边，那么情况就不知道要糟糕多少倍。当每个人意识到他的命运是某些人有意地作出的决定的结果时，他对其命运的不满，就会同他的这种意识一齐增长。

    政府一旦为了公平的缘故而走上计划的道路，他就要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地位负责。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我们都将要知道：我们日子之所以比他人过得好些或坏些，并不是因为那些没有人加以控制和不可能肯定地加以预测的情况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某些当权者希望这种结果。并且，我们对于改进我们的地位所作的一切努力的目标，将不在于预测我们无法控制的那些情况，和对那些情况尽量地作出准备，而在于设法使握有全权者作出有利于我们的决定。19世纪的英国政治思想家们的梦魇，即“除了通过政府之外，走向富裕的道路是不存在的”（1）那种局面，将会实现到他们所想象不到的天衣无缝的程度——虽然这种局面在某些业已变向极权主义的国家中已是极为司空见惯了。



    政府一旦负起筹划整个经济生活的任务，不同的个人和集团都要得到应有地位这一问题，事实上就一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由于只有国家的强制权力可以决定“谁应得到什么”，所以唯一值得掌握的权力，就是参与行使这种管理权。一切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将都要变成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取决于谁行使强制之权，谁的意见在一切场合里都占优势。    我相信，在俄国引用“谁战胜谁”这个有名短语的人就是列宁自己——这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人民用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问题的口头语（2）。谁计划谁，谁指导并且支配谁，谁指定他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以及谁应得到由他分配给他的那一份？这一切都必然地成为应由最高权力当局独自解决的中心问题。

    一位美国政治的研究者，新近详尽探讨列宁的这一用语，并断言道，一切政府的问题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倒并不错。一切政府都要影响不同人们的相对地位，并且在任何制度之下，很少有我们生活的某一方面不受到政府行动的影响，这些都是事实。政府无论有什么动作，总是会影响到“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如何得到”的。

    然而，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区别要搞清楚。第一，可能采取特殊措施，而不知道这些措施对特殊个人影响如何，因而也就不以这种特定的影响为目的。这一点我们己经讨论过了。第二，正是政府行为的范围决定着，一个人在任何时候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是否都要有赖于政府；并决定着政府的影响只以便有些人将按某种方法在某个时候得到某些东西为限，自由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之间的整个区别就在于此。

    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对“经济与政治的人为的分离”的共同责难，以及他们对政治支配经济的共同要求，突出地说明了自由制度和全面计划制度的对立。这些词语大概不仅意味着经济力量现在可以用来达到不属于政府政策的目的，而且意味着经济力量能够脱离政府的管理，被用来达到政府不见得许可的目的。不过，另一种制度，不单是只应有一种权力，并且，这种唯一的权力，即统治集团，还应当控制人类一切的目的，特别是应当有控制社会中每个人地位的全权。



    一个负责指导经济活动的政府，将必定用它的权力来实现某种公平分配的理想，这是确定无疑的。但它将怎样能够和将怎样运用这种权力呢？或者，将要或应当按照什么原则来指导这种权力呢？对于即将出现和必须慎重地加以解决的很多具有相对价值的问题，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答复呢？有没有一个为理智的人们可望同意的价值尺度来证明社会的一种新的等级体系是正当的，并有可能满足对公平的要求呢？

    对于这些问题，能够在实际上提供一个确切答案的，只有一个普遍的原则，一条简单的规则；平等，即在凡是人力可以控制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个人完全的和绝对的平等。如果这被普遍地认为可取的话(姑且不论它是不是能行得通，也就是它是否能提供足够的刺激作用)，那么，它就会赋予公平分配这一模糊观念以一个清晰的意义，并使计划者得到具体的引导。但是，相信人们一般会认为这种机械式的平等能够受到的普遍的赞许，是极其荒谬的。从来没一个旨在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得到过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所允诺的不是绝对的平等，而是一种更加公平、更加平等的分配。人们认真想要达到的唯一目标，并不是绝对意义的平等，而只是“较大的平等”而已。

    虽然这两种理想听起来很相似，但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它们却是极端不相同的。如果说绝对的平等可以清晰地确定计划者的任务，那么要求较大的平等却只是消极的，只是对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示而已；只要我们不准备承认，有助于实现完全平等的每一步骤都是可取的，那么它对计划者必须解决的任何问题都没有提供什么答案。    这不是字面上的一种诡辩。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争论之点，它容易被我们所用的类似词句所掩盖。对于完全平等的同意，可以解答计划者必须解答的一切价值问题，而达到较大平等的公式实际上却不能答复任何问题。它的内容不比“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福利”这些用语有更明确的意义。它并未使我们能够不必在每一特定的场合里，在特定个人或者集团的价值之间作出决择，并且，它无助于我们作出这种决定。它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尽量向富有的人们索取一切。但一到分配这种掠夺品的时候，问题依然如故，就好像"较小平等"这个公式的从未被人想起过似的。



    大多数人感到难以承认的是，我们不拥有能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标准——这种解决方式，如果不是完美无缺的，至少也比竞争制度提供的解决方式更能令人满意。对于“公道的价格”，或者“合理的工资”是什么，我们不是都有一些概念吗？我们不能依靠人民强烈的公平感吗？即使我门此刻对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是公平，或什么是合理的看法未必完全一致，但如果人民能够得到机会实现他们理想的话，大众的意见不会很快就集中起来，成为更加明确的标准吗？

    不幸的是，这种希望没有多少根据。我们所有的标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竞争制度中得来的，并且在竞争消失之后，这些标准也必然迅速消失。我们所指的公平的价格或合理的工资，就是依照惯例的价格和工资，就是已往的经验使人们期望得到的报酬，或者，就是在没有垄断剥削的条件下将会存在的价格和工资。在这方面，唯一重要的例外，就是工人们习惯于要求“他们劳动的全部生产物”，这是社会主义学说最乐于追究的一点。但今天却很少有社会主义者还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每项产业的产品都让由该项产业的工人来全部分享；因为这就意味着运用大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比运用少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所得的收入要大得多，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将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比较一致的意见都认为这种要求是因为对事实作了错误的解释而产生的。然而，一旦个别工人对“他的”全部产品的要求遭到拒绝，并且从资本得来的全部利润必须分给全体工人时，怎样分配它的问题就会引起同样根本的问题。

    究竟何为某种商品的“公道”价格和某种服务的“合理”报酬，如果需要的数量真的可以孤立地确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它们可能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确定。如果真的可以不必顾及成本而确定它们，计划者倒是可以设法弄清为了产生这么多的供给量所必需的价格或工资是多少。但计划者还必须决定每种货物应生产多少，并且在做出这种决定的同时，也把什么价格是公平的，或什么是应支付的合理工资确定下来。如果计划者决定需要为数较少的建筑师或表匠，而这种需要可又由那些所得报酬虽然较低，但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们来满足的话，那么，所谓“合理的”工资就比较低些。在决定各种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同时，计划者也就决定了不同集团或个人的相对重要性。由于他不应该把人民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并且有意识地让不同目标的重要性同其决定的种种影响保持平衡。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各种人们的情况加以直接控制。

    这种解释适用于各种行业的相对地位，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的相对地位。一般说来，我们很容易把某一种行业或职业内部的收入想象为多少是一致的。然而，在最有成就的和最无成就的医生或建筑师，作家或电影演员，拳术家或赛马骑手之间的收入差别，以及在较大成功或较少成功的钳工或市场蔬菜种植者，杂货商人或成衣匠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样大的。虽然无疑有人企图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把收入加以标准化，但差别对待不同个人之必要性仍然存在，无论这是用规定他们个人的收入，还是把他们编列在某一类别内的办法来实施的。

    关于自由社会里的人们服从这种控制的可能——或者关于他们是否仍能保持自由，如果他们服从了的话——我们已经用不着多说。就这整个问题而论，穆勒在将近100年前所写的一段文字，在今天来看，也同样适用。他写道，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律那样的固定规律，并且，也可以默认偶然性或客观必然性；但由一小撮的人来衡量每一个人，给与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已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它是来自被认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的人们。



    只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人数有限的志同道合的团体的一种抱负，这些困难就不一定会引起公开的冲突。只有在社会主义政策得到组成人民多数的许多不同集团的支持，并被试图实际推行的时候，这些困难才会表面化。那时候，在各种成套的理想中，究竟应将哪套强加给所有人，以便把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用来为它服务，就马上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由于成功的计划要求对主要价值产生共同的看法，因而对我们物质上自由的限制就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精神上的自由。

    社会主义者，即其所产生的野蛮子孙的文明祖先，一贯希望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这方面教育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确实已了解到：知识不能够创造新的伦理价值标准，无论多大的学问，也不会使人们对有意识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道德问题，持相同意见。证明某种计划是正当的这一工作所需要的不是合理的说服，而是接受信条。其实，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最先承认：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要求普遍承认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一套明确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发动一个受到这样一个单一世界观支持的群众运动的努力中，首先创造出了这些灌输工具中的最大部分，这些灌输工具也是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看效地加以利用过的。

    实际上，在德国和意大利，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者无须首创好多东西。渗透于生活各个方面新政治运动的各种做法，已由社会主义者采用过了。将个人从生到死为一切活动囊括在内的一个政党的观念，要求指导个人对每一事物的意见，并且喜欢把一切问题都变成党的世界观问题，这些都首先由社会主义者付诸实践了。一位奥地利社会主义作家，在谈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时，自豪地报告说：“它的鲜明特点是为工人和雇员每一方面的活动都建立了特别的组织。”（1）虽然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比其它的社会主义者更前进了一些，但其它地方的情况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那些最早把儿童纳入政治组织中去，以保证他们长大成为优秀的无产者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想到在党的俱乐部里把运动和竞技、足球和徒步旅行组织起来，以便其成员不妥其它观点传染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首先主张应以敬礼的方法和称呼的形式来使党员区别于其他人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而是社会主义者。那些通过人们的“小组”的组织和手段来经常地监督私人生活，创造了极权主义政党原型的人们，也就是他们。“法西斯少年组织”和“希特勒青年团”“意大利职工业余活动组织”和“德国群众业余活动组织”、政治的制服和党的军事化编制，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者原已有过的制度和模仿而已。



    只要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个国家里同一个特定的集团——通常是技术较高的工人——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应有地位形成一种共同观点的问题，就比较简单。这种运动直接关涉到某个特定集团的地位，并且，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那个集团与其它集团之间的相对地位。但在向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过程中，这个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每个人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他的收入和一般地位要由国家的强制性机器来决定，为了保持或改善其地位，唯有成为一个有组织集团的成员，那个集团能够根据其利益影响或者支配国家机器。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各个压力集团之间的拉锯战中，并不一定是最穷苦的和为数众多的集团利益就占优势。对那些宣称代表一个特定集团利益的老牌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他们首先出现在这个领域之内，并且规划了他们的吸引工业中体力工人的整套意识形态，这也并不一定是一种有利条件。他们的成功和他们对接受全部信条的坚持，一定会引起一种强有力的反运动——这种反运动不是来自资本家，而是来自为数众多的、同时也一样无财产的阶级，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相对地位由于工业工人中的精英的进步而受到威胁。

    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策略，即使在其并不曾受到马克思主义教条支配的地方，也已普遍地以这样一种思想为基础：即把社会划分成两个阶级，它们有共同的利益，但这些利益又是互相冲突的，那就是资本家和产业工人。社会主义预期老的中等阶级要迅速消灭，但完全忽视了一个新的中等阶级的产生，其中包括无数的职员和打字员，行政工作者和学校教师，小本经营者和小公务员，以及各种专门行业的低级人员。有一个时期，这些阶级中时常出现劳工运动的领导人物。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这些阶级的地位相对于产业工人的地位来说变得日益恶化，因此指引着产业工人的那些理想，大大地失掉了对其他人的感召力。他们憎恨资本主义制度，并且要按照他们的公正观来有意识地均分财富，在这一意义上讲，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但这些概念显示出与旧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实践中所体现的观念是有很大出入的。

    旧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成功地用来获得一个职业团体支持的那种手段——即相对地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现在无法用来获取所有人的支持。一定会出现一些同他们竞争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些运动唤但那些地位相对恶化了的人们的支持。时常有人说，法西斯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个常听到的说法中包含着许多真理——只不过在意大利和德国，这些新运动的支持者在经济上已不再属于中产阶级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新的无特权阶级对产业工人运动所形成的工人贵族的反抗。毫无疑问，最有力地助长这些运动的经济因素是失意的自由职业者，即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或律师，以及一般“白领无产者”对收入比他们高几倍的属于最强大工会的火车司机，或排字工人及其他成员的嫉妒。就货币收入而言，一个纳粹运动的普通成员，在运动开始的初期，比普通的工会会员或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更穷苦些，这也几乎是毫无疑问的。由于前者曾经有过更好日子，并且仍然生活在他们过去的条件造成的环境里，因此，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不堪忍受。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在意大利流行的“阶级斗争=逆转=”这一措词确实指出了这个运动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存在于法西斯主义者或民族社会主义者与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主要地应当被看作是在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派系间一定要发生的一种矛盾。每个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应由国家的意志来指定这一问题，在他们当中是没有异议的。但什么是各个不同阶级和集团应有的地位，对此他们从前有、将来也永远会有最深刻的分歧。



    从前一向把自己的党看作是未来走向社会主义普遍运动天然先锋的那些老的社会主义领袖们，现在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方法运用范围的日益扩展，广大贫苦阶级的怨恨竟会转而对准他们。但当原有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者说，某些产业中有组织的劳工，通常并不感到同该产业的各雇主们达成井同行动的协议特别困难时，大多数阶级却被丢在一边，不曾受到他们的关怀。在这些阶级看来，劳工运动中的比较得势的那些部分，与其说是属于被剥削的阶级，毋宁说是属于剥削阶级，这也是不无理由的。

    给这个中产阶级的下层，即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从中获得很大一部分支持者的那个阶级的不满火上浇油是下面这一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训练，在很多场合下使他们对领导地位怀有渴望，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领导阶级的成员。虽然年轻的一代，由于社会主义教育培养了他们对牟利伎俩感到轻蔑的原故，摈弃了带有风险性的独立地位，越来越多地蜂拥到稳定的薪金岗位上去，但他们所要求的是既有收入又有权力的一种地位，这在他们看来，是他们所受训练使他们有资格享受时。虽然他们信仰一种有组织的社会，但他们希望在那个社会里得到的地位，是与一个由劳工统治的社会可能提供的那种地位很不相同的。他们很愿意接受老牌社会主义的那些方法，但他们的意图是想把它们用来为另外一个不同的阶级服务。这个运动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承认国家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合理性，但不承认产业工人贵族用其政治力量所要达到的目标的人。

    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时在策略上具有若干有利条件。在此之前，劳工社会主义已在一个民主的和自由的世界里成长起来，它使它的策略适应这个世界，并且接受许多自由主义的理想。它的首倡者仍然相信，建立社会主义本身即可解决一切问题。而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却是从这样一种越来越受到控制的社会的经验中产生出来的，这个社会已警觉到民主的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目标是一些互不相容的理想这个事实。它们的策略，是在一个己经被社会主义政策和这个政策所引起的问题所支配的世界中发展越来的。它们并不幻想有可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那些需要人们有相当一致的意见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种一致意见的取得是没有根据的。它们不幻想用理智的力量来解决一切不同人们和集团的需要之间哪个比哪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计划”所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的，它们也不幻想用平等的公式来提供答案，它们知道，一个最强大的集团，集合了足够的支持者拥护一种新的社会等级秩序，同时又对它所号召的那些阶级公开地许以特权，它是易于获得所有感觉失望人们的支持的，因为这些人起初曾获得过实现平等的许诺，但后来发现他们只是促进了某个阶级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理沦，或者一个世界观，这个理论或世界观似乎足以证明他们所许诺他们支持者的那些特权是正当的。

每日灵修 #69

爱的测试在于圣洁是不是感情的基础2

由于圣洁性质的美主要在于上帝的圣洁，因此，一切圣洁之物的美也是如此。圣徒之美也在于他们是圣徒或者是圣洁之人。上帝在他们之中的道德肖像就是他们的美和圣洁。天使的美与光明是这样的：他们是圣洁的天使，不是魔鬼。基督徒的信仰是美的，高于其他一切宗教，因为它是一种极其圣洁的宗教。《圣经》的至善至美在于它的圣洁。。。

一课经济学 #20

第20章 工会真的有办法提高工资吗？

　　当代最大的错觉之一，是相信工会有办法长期为全体劳工大幅提高实质工资。产生这种错觉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没有认清工资根本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举个例子，“劳工运动”在英国和德国盛行的数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工资依旧远远跟不上美国。

　　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劳动生产率是工资的根本决定因素，但这个结论常被工会领袖、以及自诩为“自由派”的一大批经济作家所抛在脑后，甚至被拿来当作嘲笑的对象。这个结论并不是建立在那些人所嘲弄的假设上，即：雇主们全都和善慷慨，一看到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就给员工涨工资。这个结论真正所根据的假设却与之大相径庭，这个假设是：雇主总是热切地追求最大利润。如果有员工要求的工资偏低，而其为雇主创造的价值更高，雇主们怎么可能不充分利用这种好事呢？当有雇主了解到别的雇主招揽到一名劳工，每周可替他赚两美元，这位雇主怎么可能去招揽一个每周只替自己赚一美元的劳工呢？只要这种状况存在，雇主们只有竞相出价，才能招募到优秀的劳工，直到劳工工资与劳工的最大经济价值相当为止。

　　以上所说并不表示工会起不到任何有益的、合理的作用。工会能起到的核心作用，是改善自身领域的工作条件，并且确保工会会员所提供的劳务，能够得到实际市场价。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并不发达，劳工谋职难，雇主用人难。无论劳工方面，还是雇主方面，都无法掌握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一个劳工也许根本不清楚他对雇主提供的劳务的实际市场价是多少。同时，劳工的谈判能力往往相对较弱。一旦判断错误，劳工方面付出代价要远高于雇主方面。如果雇主不慎拒用一个能干人，雇主的损失只不过是那个人过人之处所能创造的那部分利润；毕竟，雇主不愁招聘不到员工。相反，劳工如果自信找份更好的工作并不难，而没有抓住这次的录用机会，这个错误可能令他损失惨重。他除了找份工作其实并无别的谋生手段，他会立即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很快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有可能那段日子连待遇低很多的工作也不好找。他最大的问题是时间上拖不起，他要吃饭，他的家人也要靠他吃饭。为避免这些风险，即便雇主开出的工资低于他心目中“实际市场价”，他也可能接受。不过，要是受雇的劳工联合起来去跟雇主谈判，劳工方面的谈判能力就会增强，谈判风险就能降低，例如劳工们针对某类工作，要求订立“标准工资”。

　　历史经验却证明，在这方面，工会很容易就做过了头。因为劳动法律法规多向劳动者倾斜，甚至单方面强制约束雇主，这就助长工会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实行短视的、反社会的工会政策。一个典型例子是，工会强行要求将其会员的工资标准订得高于他们实际市场价。这样做一定会造成失业。事实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工会必定会采取某种胁迫和强制手段。

　　其中一种过分的手段，是订立歧视性的工会会员资格。也就是在考虑既有的专长或技能因素之外，设立各种限制条件。例如：对新工人收取很高的入会费；任意设立会员资格；以公开或隐秘的方式进行宗教、种族或性别歧视；对会员人数实行定员；排斥非工会劳工生产的产品，排斥外地的工会生产的产品，双方甚至为此诉诸武力。

　　罢工这种手段，是工会采取的最明显的胁迫和强制行为，工会往往为要求涨工资而罢工。事态有可能是和平罢工。只要罢工行动是和平的，便是劳工的合法武器。即便如此，罢工也应该只作为最后的手段。齐心协力的罢工，有可能迫使雇主妥协，答应给大家涨工资。因为雇主可能会发现，即便将罢工者都开掉，以原有的工资标准，再也雇不到同样优秀的劳工。但是，当罢工行动掺杂胁迫或暴力的手段，罢工者的主张就难免令人质疑。罢工者组织大批纠察队员阻止在职员工继续上班工作、阻止雇主招募新员工。我们看到，纠察队员的目标并非针对雇主，而是针对其他的劳工。这些其他劳工恰恰希望得到老员工空缺出来的岗位，并且愿意接受老员工如今拒绝的工资。这个事实证明，可供新员工选择的其他工作机会，都不如老员工拒绝的这份工作好。如果在老员工的强行阻止下，新员工根本无法上岗工作，这些人只有放弃选择对他们最好的工作，转而去选择那些比较差的工作。由此可见，罢工者们实际上是在霸占某种相对于其他劳工的特权。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罢工破坏者”就不讲道理。如果罢工破坏者只是下面所说的这样一群人，人们仇视他们是有道理的。例如，受雇来的专业打手；首先威胁要使用暴力的其他员工；还有那些根本无法胜任工作，被雇主买通的员工，这些人伙同雇主制造营运假象，目的就是要让罢工者妥协。但如果“罢工破坏者”只是普通的男女劳工，目的不过是为了求得一分稳定的工作，而且愿意接受原有的工资标准，只要自己能有碗饭吃，他们甚至希望罢工工人争取到更好的待遇。而现实中，老员工为了继续维持这种优越地位，没有道理好讲，没有青红皂白，只有随时威胁使用暴力。

　　2

　　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学”孕育出来的理论很难自圆其说。其中之一是说，劳工普遍“工资待遇偏低”。这就好比是说，在自由市场中，价格普遍长期偏低。另一个奇怪并且顽固的观念是说，一个国家中所有劳动者的利益彼此完全相同，以某种方式调高某个工会的工资，会给所有其他工人带来好处。这种观念不但没有道理，而且颠倒黑白。事实上，如果某个工会强行为会员争取到的工资高于其劳务的实际市场价格，这样做，对当地的其他人、对其他所有的劳工都造成伤害。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种伤害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设计一个极为简化的假想社会。假设这个社会只由六群劳工组成，并且假设它们的起始工资相同，他们的产品的市场价值一开始也相同。

　　这六群劳工分别是：（1）农场工人；（2）零售商店店员；（3）制衣工人；（4）煤矿矿工；（5）建筑工人；（6）铁路职工。我们暂且不管他们的工资率为什么一定要相等，也不管理想的工资率是多少，我们直接给每一群劳工一个原始的指数，以100为基础。现在，让我们假设每一群劳工都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六大工会能够仰仗自身行业的经济生产力、政治权力和战略地位，提出各自的调资要求。假设你争我夺后的调资结果是，农场工人不调资，零售商店店员涨10%，制衣工人涨20%，煤矿矿工涨30%，建筑工人涨40%，铁路职工涨50%。

　　根据上面所出的假设，我们可以计算出工资平均上涨了25%。为方便计算，我们再假设各行业的产品价格涨幅与该行业工资增幅相同。（这里假设的数字，仅用来说明基本原理。我们知道存在一些因素，使得价格涨幅不会像我们说的这样，短期内更不可能如此。例如，劳工成本并不代表全部的成本。）

　　现在的情况是，生活费用平均上涨25%。农场工人的货币工资看似没有下降，从能够买到的东西看，他们的处境变得相当糟糕。零售商店店员的货币工资虽然涨了10%，处境也比调资之前时更糟。制衣工人的货币工资即使涨了20%，生活也无法和以前相比。煤矿矿工的货币工资纵然涨了30%，购买力只是增加了一点点。建筑工人和铁路职工当然有所改善，但其实际获益比表面看上去小得多。

　　即使这样的简化计算，所依据的假设还有好几点。我们要假设强行涨工资不会带来失业。要这个假设成立，我们还必须假设工资调增的同时，货币供应和银行信用也等量增加。即使如此，扭曲的工资率也不可能不造成行业性失业，特别是在那些工资调增最多的行业中。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通货膨胀，强行涨工资会造成普遍性的失业。

　　若按失业率来计算，工资上涨最多的工会不见得排第一；因为失业会被转移或分散，这个过程与不同类别劳工的相对需求弹性有关，与多种劳工需求的“连动”特质有关。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失业劳工和受雇劳工平均起来处境就会比以前要糟，这种状况连工资上涨最多的行业也不例外。总体福利的损失，远远高出用数字表示出来的损失，因为失业劳工承受的心理损失，远高于受雇劳工购买力增加一点点而获得的心理补偿。

　　这种状况也不能靠提供失业救济来解决。若要求受雇劳工来负担救济，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他们的工资都会因此减低。此外，“充足”的救济会制造出失业，我们此前已经知道有几条途径能达成这样的结果。在过去，扶助失业会员是大工会的一项基本功能，所以，它们在要求涨工资时，总是三思而后行，会充分衡量由此可能带来的失业。而在现代失业救济制度下，政府强迫一般纳税人负担工资率过高造成的失业救济支出，工会便失去自我约束的必要，无节制地提出的调资要求。此外，我们说过，“充足”的救济会使一些人根本不想工作，另外一些人努力工作挣来的实际收入仅相当于工资和救济金两者的差额。严重的失业意味着产品产量更小、国家更穷、每个人能拥有的东西都更少。

　　工联主义的倡导者有时会用另一个答案来回答刚才的救济问题。他们承认，如今的大工会会员的确会欺压没有参加工会的劳工，补救办法很简单：人人都参加工会。然而，这种补救方案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组建工会不简单。尽管劳工组织工会有法律和政治上的鼓励（或软性规定），有法可依，依据瓦格纳—塔夫脱—哈特利法（Wagner-Taft-Hartley Act）和其他的法律，但美国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受雇劳工参加了工会。这并非没有原因。组织工会的条件要比我们所认为的要特殊得多。其次，要自己的工会能说得起话不简单。即使人人参加工会，各工会的力量也可能比今天更悬殊，还会有战略地位上的悬殊。原因可能是会员人数众多、生产的产品不可或缺、其他行业对这一行依赖性强、更有政治手腕等。即便各工会势均力敌，都能把工资提高相同的百分比，又能如何呢？可以肯定，从长期来看，没有人会过得比工资不调高时要好。

　　3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问题的核心。这里常用的假设是，调高工资会是以减低雇主的利润为代价的。这种情况在特定条件下当然有可能发生，短期内更是如此。例如，某家公司的工资被迫调高，但为了跟同行竞争，产品无法涨价，那么调增那部分工资，只好从利润中扣取。整个行业同步调增工资、且增幅相同的情况比较少见。如果那个行业不担心外国货的竞争，该行业就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把调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考虑到消费者大多是劳工，必须付更多的钱购买商品，也就等于所有实质工资会因此下降。由于商品提价，那个行业的销量可能减少，利润可能减少；该行业从业员工人数和总工资也有可能等量减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整个行业的利润减少后，雇用人数没有相应减少。换句话说，工资调增之后，总工资随之增加，不过行业利润足以承担由此造成的成本上升，并且没有公司因此倒闭。这样的结果不太可能，但它是可以想象的。

　　例如铁路业，它没有办法通过以提高票价的形式将调资负担转嫁给乘客，因为政府法规不允许它这么做。

　　至少，工会有可能在短期内以牺牲雇主和投资人为代价，而获得工资调涨的利益。投资人曾经拥有很多流动资金，但是这些资金已经投资到铁路业（举例来说）。他们的资金已经转变为了铁轨和路基、货车厢和火车机车。他们的资金曾经可以投到其他很多地方，现在却被套牢在铁路上。对于那些已经投资下去的资金，铁路工会可以迫使投资人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只要收入高于经营成本，投资人就会继续让铁路公司运转，即使投资回报率只有0.1%。

　　如此一来，会产生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如果投资人已经投到铁路业的钱，现在创造的收益比不上投资其他行业，投资人就不会再多投一分钱给铁路公司。他们也许会只更换已经耗损的设施，维持起码的运转，以保护现有投资；但是长期而言，他们不会追加投资去搞更新改造。要是国内的投资回报比不上投资海外，他们会把资金投到海外，如果投资人找不到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他们会暂停投资。

　　因此，劳动剥削资本只能是暂时现象。这一过程很快就会结束。实际上，它的结束并不会像我们假设性的说明那样结束，而是令所有的边际公司破产出局；令失业升高；迫使工资和利润重新调整，直到正常（或者非正常）的获利前景重现，就业和生产得以恢复。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劳动剥削资本，失业增加和生产减少会使每个人都更穷。尽管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相对比率会一度提高，但收入的绝对数量却不如从前；劳工相对获益，不仅是短期胜利，而且是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全体劳工的实质购买力也可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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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因此得出最终结论：工会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为会员争取到货币工资调涨（雇主为此牺牲一部分利益，非工会劳工则牺牲更多），然而工会却根本没有办法长期为全体劳工提高实质工资。

　　还有不少人认定工会已经办成了这件事，那是由于一系列错觉的存在。其中之一是“在此之后，因此之故”（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的巧合谬论，他们认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工资大幅升高，应该归功于工会，因为在此期间，工会不断成长壮大。其实工资上涨主要的原因是资本投资增长和科技进步。但是造成错觉的根本谬误还是在于，只考虑工会要求提高工资之后，特定受聘劳工短期内受到的影响，却没有去追踪工资上涨对所有劳工（包括迫使工资调涨的劳工）的就业、对生产和生活费用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结论出发，进一步对工会提出质疑：长期来说，工会是否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如果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那么工会肯定是阻碍工资上涨、甚至是降低劳工工资的一股力量；我们可以问工会：你们是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谈到生产力，不少工会政策还是可圈可点。在一些行业中，工会坚持订立标准，帮助劳工提升专业技能。在其早期历史中，工会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会员的健康。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个别雇主为了短期利益，不断要求员工进行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不管这样做对工人健康的伤害，因为雇主可以随时换人。甚至有的雇主骄横一时，让员工操劳过度造成伤病，雇主赔钱反而因此损失了不少利润。针对所有这些情况，工会通过订立合适的标准，常常能够改善会员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使他们的实质工资得以提高。

　　但是近年来，随着工会权力的增长，以及民众的同情用错地方，工会的一些反社会的做法被民众容忍或支持，工会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目标。每周的工作时间从70小时减少到60小时，不仅对保障劳工的健康和福利有益，长期而言对提高生产也有帮助。工作时间从60小时减为48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有帮助。再从48小时减为44小时，对劳工的休闲生活有好处，却不一定对生产和收入有好处。每周的工作时数缩减为40小时，对劳工的健康和休闲生活不会增加多少好处，而产出和收入将明显减少。但是现在工会却在谈论和推动每周工作35小时和30小时的提案，有的甚至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并且否认这会减少产出和收入。

　　削减每周工时并不是惟一的妨碍生产力增长的工会政策。事实上，这是伤害最小的一种工会政策，至少由此而产生的得失一目了然。我们看到，许多工会坚持实施僵化的细部分工制度，不仅导致生产成本上升，而且引发代价高昂且荒谬的“地盘”之争。它们反对按工人的产出和效率来支付工资，坚持要求所有的会员小时工资标准一视同仁，而不不管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它们坚持论资排辈，而不是论业绩来晋升。它们刻意怠工，以鞭打快牛。它们谴责那些劳动产出超过其他同事的员工，要雇主解雇他们，甚至殴打泄愤。它们反对引进和改良机器。它们要挟雇主说，如有任何会员因为安装使用机器而遭到解雇，这些被解雇的会员必须无限期领取“保障收入”。它们坚持依照“制造工作机会”的规则行事，要求用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完成指派的工作。他们甚至强迫雇主留用根本不需要的员工。

　　工会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大多是基于一个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这就好比有个 “工作基金”，总数只有那么点儿，必须想方设法分摊给尽可能许多人去做、分散到更长的时间内去做，避免这个“工作基金”用得太快。这个假设荒谬绝伦。世界上能做的工作，数量其实没有止境。工作会创造出工作。某甲所做的事情，会形成对某乙的工作需求。

　　由于有这个错误的假设，由于工会的政策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工会造成的总体影响是导致生产力下降到低于本来应有的水平。长期来说，用能买到的东西来衡量，工会的确阻碍了全体劳工的实质工资上升到应该达到的水平。他们完全忽视的是，上个世纪实质工资大幅上涨的真正原因，是资本累积和科技进步带来的。

　　但是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不会自动进行。在坏的工会政策和坏的政府政策影响下，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动力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请看私营部门中非农业产业工人每周的平均总收入，账面数字的确从1968年的107.73美元，上涨到1977年8月的189.36美元。如果我们考虑消费者物价的涨幅，把劳动统计局的通货膨胀因素算进去，将劳工的收入以1967年底币值换算，那么每周的实际收入是，从1968年的103.39美元下降到1977年8月的103.36美元。

　　实质工资涨幅停顿，不是工会的核心功能造成的，而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工会政策和政府政策造成的。现在要改变这两类短视政策还来得及。

每日灵修 #68

爱的测试在于圣洁是不是感情的基础1


真正的上帝之爱必然由热爱他的圣洁开始，而不是由热爱任何其它品质开始。如果没有圣洁，任何别的品质都不是真正可爱的。如果上帝一切至善的可爱都从他圣洁的可爱产生，对他一切至善的真爱，便来自他的圣洁之爱。。。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 #7

第七章　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



    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

                                              ——希莱尔·贝洛克

    大多数曾经认真地考虑过其任务实践方面的计划者并不怀疑：一个受指导的经济必须或多或少地遵循独裁性的路线。如果要对那种互有关联的活动的复杂体系加以有意识的指导的话，就必须由一批专家来进行，而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则必须置于一个总指挥之手，他的行动必须不受民主程序的束缚，这是中央计划的基本观念的很明显的结果，不会不博得十分普遍的同意。我们的计划者给我们的抚慰是，这种独裁主义的管理“仅仅”适用于经济事务。例如美国最著名的经济计划者之一蔡斯向我们保证说，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里，“政治民主是能够保持的，如果它把自已几乎仅限于经济事务的话”。这种保证往往伴随着这种暗示：只要放弃我们生活中属于(或应当是)比较不重要的方面的自由，我们就会在追求更高的价值方面获得更多的自由。因此，那些憎恶政治独裁这一观念的人往往叫嚷着要求有一个经济方面的独裁者。

    这些论证常常能够打动我们最好的本能并往往能够吸引那些最有才智的人士。如果计划真正能够使我们摆脱那些不太重要的忧虑，因而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不求奢华而思想高超的那种生活，那么，谁还会愿意贬低这样一种理想呢？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真的仅仅涉及生活中次要的或者甚至是比较低级的方面的话，我们当然就应当竭尽心力去找出一个途径，便我们不必过分关心物质的目标，而是让某种功利的机构去考虑这些物质的目标，使我们的心灵得以自由地追求生活中更高尚的事物。

    不幸的是，人们从这样一种信念所得到的保证是完全不可靠的。这种信念认为，施加于经济生活的权力，只是一种施加于次要问题的权力，它会使人忽视我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所面临的威胁；这主要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造成，即认为有一些纯粹的经济目的，与生活的其它目的是毫无关系的。然而，除开守财奴的病态案例以外，就不存在纯粹的经济目的。有理性的大都不会以经济目的作为他们的活动的最终目标。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而只有作为我们追求其它目标的条件的经济因素。在日常用语中被误导性称为“经济动机”的东西，只不过意味着对一般性机会的希求，就是希冀取得可以达到不能一一列举的各种目的的能力。如果我们力求获得金钱，那是因为金钱能提供给我们最广泛的选择机会去享受我们努力的成果。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是通过货币收入的限制，才感到那种由于相对的贫困而仍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束缚，许多人因此憎恨作为这种束缚的象征的货币。但这是错把人们感到一种力量存在的媒介当作原因了。更正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大量运用“非经济刺激”以代替“金钱动机”，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主张，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建议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能够对货币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了。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



    一旦我们了解到并没有孤立的经济动机，了解到一种经济上的得和失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得失，它还允许我们有权决定让我们的哪些需要或欲望受这种得失的影响，这也就便我们更容易理解那种普遍见解的真实的重要核心，这种见解认为，经济问题只影响生活中比较次要的目的，并且还使我们更容易了解人们对于那种“单纯的”经济考虑所常持的蔑视。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倒是十分有根据的——但也仅仅在这样一种自由经济中才是如此。只要我们能够自由地处置我们的收入和我们所有的财产，经济上的损失永远只能使我们失去我们所能满足的那些欲望中我们认为最不重要的欲望。因此，一个“单纯的”经济损失就是一种我们仍能使其影响落到我们比较次要的需要上的损失，而当我们说，我们所损失的某一事物的价值远近超过它的经济价值，或者说，它甚至不能在经济的意义上加以估量的时候，它的意思是说，如果发现这种损失的话，我们必须承受它。对于经济上的得，也是如此。换言之，经济变化往往只能影响我们的需求的边缘或“边际”。有许多事情远比经济上的得失可能影响到的事情来得重要，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受经济波动影响的生活上的舒适品，甚至超过许多生活必需品。和它们相比，“肮脏的金钱”，也就是我们在经济上是否拮据一些或是否宽裕一些的问题，似乎没有多大重要性。这就使许多人相信，像经济计划这类只影响我们经济利益的任何东西，并不能严重地干涉到更为基本的生活价值。

    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经济价值对于我们之所以没有许多东西那么重要，正是由于在经济事务上，我们能够自由决定什么对我们比较重要，什么对我们比较次要的缘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是由于在现在的社会中，必须去解决我们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乃是我们自已。在我们的经济追求中受控制意味着，除非我们宣布我们具体的目的，否则我们将总是受控制。或者，因为当我们宣布我们具体的目的时，也必须使它获得批准，因而实际上我们将在每一件事上都受到控制。

    因此，经济计划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会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我们认为是重要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问题，而是是否会由我们自已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是否这必须由计划者来加以决定的问题。当我们轻蔑地谈论纯粹的经济需要时，经济计划所影响到的，将不仅是我们心目中的那种边际的需要。它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作为个人将不再被允许去决定我们认为是边际需要的那种东西。    指挥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将不仅控制那种只牵扯到次要事情的我们的那一部分生活，它将控制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有限手段的分配。而任何控制一切经济活动的人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的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满足。这实际上是问题的关键。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满足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集中计划意味着经济问题由社会解决而不由个人解决，而这就必然也要由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由社会的代表们，来决定各种不同需要的相对重要性。

    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



    即使计划者不拟用权力来直接控制我们的消费，他们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也同样是完整无缺的。虽然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定量分配以及类似的措施，但计划者控制我们私人生活的权力并不依存于这一点，并且即使消费者名义上能自由地随意花费其收入，这也并不减少这种权力的效力。在一个有计划的社会中，当局所掌握的对所有消费的控制权的根源，就是它对于生产的控制。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是基于这一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虽然也许我们用不着害怕这样一个当局会跟一个私人垄断者一样使用它的权力，因为我们假定：它的目的大概不会是勒索最大的财政收入，但它会有完全的权力来决定给我们什么和按照什么条件给我们。它将不仅决定可供利用的商品和劳务是什么以及数量多少，而且，也将能够决定这些商品和劳务在各个地区和集团之间的分配，并且，只要它愿意，它也能在人们之间实行它所喜欢的任何程度的差别待遇。如果我们还记得何以计划被最大多数人所倡导的话，那么，我们还会怀疑，这种权力将会被用于当局认可的目的，并防止追求其不能同意的目的吗？由于控制生产和价格而授予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我们对一个物品需付的价格，和物与物的交换比率，决定于我们取得一物而使社会其他成员失去的另外一些物品的数量如何。这个代价并不决定于任何人的自觉的意志。如果达到我们目的的某种方法证明对我们来说耗费过人的话，我们可以自由地去试用另一种。我们道路上的障碍并不是由于某人不赞同我们的目的，而是由于其它地方也需要这种手段。在一个受指导的经济中，当局监视着人们所追求的各种目的，它肯定会运用它的权力协助某些目的的实现，和阻止其它目的的实现。决定我们应该取得什么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对何者应喜爱何者不应喜爱的看法，而是他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且由于当局将有权力阻挠逃避其指挥的任何努力，它将像直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花费我们的收入那样有效地控制我们的消费。


    当局的意志，并不是仅仅在我们作为消费者这方面，而且甚至主要不是在这方面来计划和“指挥”我们的日常生活。它甚至更多地是在我们作为生产者这方面来进行这种计划和“指挥”的。我们生活中的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而且由于对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占我们整个生命的大部分，由于我们的职业通常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地点和将和哪些人在一起生活，因而选择职业的某种自由，对我们的幸福来说，甚至也许比在闲暇时花用我们收入的自由更为重要一些。

    诚然，甚至在最好的社会里，这种自由也是很有限的。很少有人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职业机会。但重要之点是：我们确有某种选择；我们并不是绝对地被束缚在为我们过去选择好了的或可能会选择的某一工作上；如果某一位置变得令人十分难以容忍，或者如果我们钟情于另一工作时，能干的人几乎总有路子可走，也就是以某种牺牲为代价，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没有比知道我们怎么努力也不能使情况改变这件事更使一个人的处境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了；即使我们从来没有精神上的力量去做出必要的牺牲，但只要知道这一点，即只要我们努力奋斗就能够摆脱这种处境，就会使许多令人难以忍受的处境成为可以容忍的了。

    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的社会一切都已尽善尽美，或者，在过去的最自由的时代里曾经达到这种地步；也不是说，在改善向人们开放的可供选择的机会方面，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和别处一样，政府在这里可以做很多的事，帮助传播知识、信息和促进人的流动。但问题在于：这种真正会增加机会的政府行为，却几乎正好是和目前被广泛倡导及实行的“计划”相反的东西。诚然，大多数计划者都承诺说，在新的有计划的社会中，选择职业的自由将会谨慎地予以保留，甚至还会增加。但是，在这方面，他们所承诺的东西中许多无法履行。如果他们要进行计划，他们就必须控制各种行业和职业的大门，或控制报酬条件，或者两者都控制。几乎在所有已知的计划工作的例子中，建立这种控制或限制常常是所采取的措施中首要的措施。如果这种控制普遍实行，并且由一个单一的计划当局来推行的话，我们用不着多少想象力就可以知道他们所承诺的这种“选择的自由”将变成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选择的自由”将会是纯粹虚假的，仅仅是一个不实行差别待遇的诺言，而根据情况的性质，差别待遇是必须实行的，这样，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当局将会根据它所承认的客观标准进行选拔。

    如果计划当局把它的行动限于规定就业条件，并通过调节这些条件来规定就业人数的话，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通过规定报酬，当局会同明确排除许多人参加一样有效地阻止他们进入许多行业。一个相貌不漂亮的、十分希望成为一个售货员的女郎，一个体弱的、十分向往那种他的屠弱身体不利于他担任的工作的男孩，以及一般地说那些很明显的比较不胜任或不适合的人，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未必一定被拒之于门外；如果他们对这个位置估价很高，他们常常能够用一种经济上的牺牲来得到一个从头做起的机会，并在将来通过自己在起初并不那样明显的长处来得到补偿。但当当局规定了整个部类的报酬，并用一种客观的考试在志愿参加的人们中进行挑选时，他们参加这种工作的感望所发生的力量就微不足道了。其条件并不是属于标准类型的人，其天资气质不属于通常类型的人，将不再能够和一个其意向会适合他的特殊需要的雇主达成特殊的协议；那种喜欢不规定时间的工作，甚至喜欢随遇而安，宁愿为此得到较少的、也许是不确定的收入而不愿做例行公事式的固定工作的人，将不再有选择的机会。情况将会跟在一个大的组织中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没有例外，或者还要更坏，因为在那种情况之下将没有任何脱身的可能。我们将不再能够只是在我们认为是值得的时候和场合，根据自己的意志合理地或有效率地进行工作；计划当局为了简化它的工作一定会定出一套标准，我们大家必须都要遵行。为了使这项莫大的工作可管理，就必须把多样性的人类能力和倾向归纳为几种很容易相互交换的单位，而且有意识地忽视次要的个人差别。虽则公开宣布的计划的目标是，人应当不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中不可能考虑到个人的好恶——个人之仅仅作为工具将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种由当局用来为所谓“社会福利”、“社会利益”之类的抽象观念服务的工具。



    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大多数事物都能以某种代价得到虽然我们得付出的往往是非常高的代价，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但是，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完全的选择自由，而只有颐指气使，不许越雷池一步，最后，还有权势人物的偏爱。    关于这些问题，现在流行着的混乱观念中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居然把在竞争性的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可以花一定的代价取得这种现象作为非难它的一个理由。如果人们反对使生活中较高尚的价值和“现金交易关系”相结合，指的是我们不应当被容许为了保存较高尚的价值而牺牲比较次要的需求，并且应当由别人为我们做选择的话，那么，这种要求必定会被认为是颇为奇特的，而且很难证明是对个人尊严的高度尊重。生命与健康，美与善，荣誉与精神的安宁，往往只能以相当的物质牺牲为代价才能得以保存，并且还必须有人情愿这样选择，这些都是不能否认的，正如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并不愿意不惜忍受物质上的牺牲以保全这些高尚的价值，使之不受伤害。只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愿意承受由于废除汽车而造成的损失(假如没有其它办法)的话，我们当然能够把汽车意外事件所引起的伤亡减少到零。这同样也适合于其它千万个例子，即我们经常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类冒牺牲生命、健康和美妙的精神价值的危险，去促进我们同时轻蔑地称之为物质上的舒适。它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目的都为着这同样的物质财富而竞争，并且，如果这些绝对价值无论如何不能遭受危险的话，我们也只能为了这些绝对价值而奋斗。

    冷酷的事实常常迫使人们进行痛苦的选择，人们希望解除这种痛苦，这不足为奇。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通过由别人替他们进行选择来解除它。人们所希望的是根本不需要进行这种选择而他们又过于轻信这种选择并不是真正必须的，过于轻信这仅仅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所愤慨的事实上是还存在着经济问题。

    人们认为确实不应再有经济问题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还由于一些不负责任的关于“潜在的丰裕”的谈论而得到加强，因为所谓“潜在的丰裕”，如果竟是事实，自然将意味着没有什么经济问题使选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虽然这个圈套自从社会主义出现以来一直在各种名义下为社会主义宣传所利用，但它仍然是和l00多年以前首次使用它时一样明显的不真实。在这样长的时间内，那些使用它的许多人中，没有一个曾经拿出一个可行的计划，说明应如何增加生产以便哪怕是在西欧消除我们所认为的贫困现象——且不说在全世界。读者可能认为：任何谈论所谓“潜在的丰裕”的人或者是不诚实，或者是不知道他所谈论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虚幻的希望驱使我们走上计划的道路，在这方面它不亚于任何别的事物。

    虽然当下流行的运动仍然由于这个虚幻的信念而得益，但认为计划经济会比竞争性制度生产出更高额的产品的论调，已逐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多数学者所放弃了。纵然是那些具有社会主义观点并认真地研究过集中计划问题的许多经济学家，现在也满足于希望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将和竞争性制度在效率方面旗鼓相当。他们之所以倡导计划，不再是由于它的生产力高，而是由于它能使我们得到一个比较公正和平等的财富分配。这确实是能够认真地坚持要求计划的唯一理由。如果我们希望获得符合于某种预定标准的财富分配，如果我们想有意识地决定谁将会有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计划整个经济制度，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问题仍然是，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公平理想，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较之受到众多攻击的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后果，是否一定不会造成更多的不满和压制呢？



    如果我们为这些疑虑寻找安慰自已的理由，认为采用集中计划只意味着自由经济在一个短暂的时间之后，又回归到多少世纪以来曾经统治经济活动的束缚和管制而已，并因此认为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并不一定会超过自由放任时代以前的程度，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幻想。即使在欧洲历史上对经济生活的组织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候，也只不过建立一种一般性的和半永久性的规则构架，在其中，个人保留有宽广的自由领域。当时所用的控制机器也还不足以把超过一般管理以上的约束强加于人。即使在控制最完备的地方，它也不过是扩展到一个人借以参加社会分工的那些活动而已。在远为广阔的领域内，个人仍依赖自已的产品为生，并可以投己所好自由地行动。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在自由主义时代，分工的进展造成了一种局势，使我们几乎每一个活动都是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发展是我们不能够加以扭转的，因为仅仅是由于这种发展，我们才能够按现在的那种标准供养大量增加了的人口。但是以集中计划代替竞争因而将要求对我们的生活实行比以往人们所企图的程度更为多得多的集中管理。它不能停留在我们看作是经济活动的范围内，因为现在几乎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都依存于他人的经济活动。对“集体地满足我们的需要”的热衷，要求我们在指定的时间，按规定的形式，从事娱乐和满足必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曾以此而为极权主义很好地准备了道路，这当然也部分地有利用它作为一种政治教育的工具的意图。但它也是计划迫切要求的结果，其基本内容在于剥夺我们的选择权，以便于在由计划决定的时间，给我们以最适合于计划的任何东西。

    人们往往说，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这当然很对，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和我们的计划者使用这句话的意思几乎相反。作为任何其它自由前提的经济自由，不能是那种社会主义者允诺给我们的、免于经济劳心的自由，也不可能是只能通过同时解决个人选择的必要性和权力才能获得的自由；经济自由必须是我们经济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因其具有选择的权利，不可避免地也带来那种权利的风险和责任。

每日灵修 #67

对上帝的真爱3

圣徒们的欢乐、属灵的高兴、以及愉快的主要依据，并不是考虑到他们自己在圣洁事物中的利益，圣徒的爱也是这样。此外，最重要的是，圣徒的爱存在于对圣洁事物自身的美的甜蜜的沉思之中。所以，它与伪基督徒的欢乐迥然不同，这些伪基督徒孤芳自赏，以自我作为欢乐的基础。鉴于真正的基督徒因上帝而欢乐，因而真圣徒的心灵则只为上帝及其圣物的现实而愉快。

杨小凯：重申经济学的古典思想

——经济消息报记者访杨小凯(1998年7月)

记者：我们注意到，国外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对您和您所从事的研究都给予了很高评价，您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杨：我想他们在做评价时是决不会太客气的。可是我们还不是主流学派。我现在只有几个模型在国外名校有些影响。这也要靠一步一步慢慢来。

记者：您将您所提出的理论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和现在的主流学派有何区别？

杨：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经济学存在危机，并从不同角度去挑战。非线性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是从一个方面挑战。再有用博奕论来挑战，这在工具上是很成功的。我们所从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意思是，在思想上，它比新古典"古"，我们强调分工，强调组织的作用，但是在分析工具上更"新"。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用超边际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是边际分析，而边际分析是一个资源分配问题，是在给定组织结构的情况下研究资源分配。这就象一个人在选定专业以后，你要选什么课，比如，你选择了经济学，那么就不去学物理，这时你的工作就是把有限的时间在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专业课之间进行分配。这就是所谓的资源配置。但是一开始你决定学经济而不是学物理，则是一个选专业方向的决策问题，而这才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中国人说"女怕嫁错人，男怕入错行"，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觉得，现代经济学都着重在资源分配方面，而对于专业方向的选择和分工的决定研究不多。古典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分工专业化的。

记者：那么，您是否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有很大的问题，甚至走错了？

杨：我想，不能说是错了。以前的经济学研究是在给定组织结构以后去看资源配置。但还应该需要更高层次的思考。以前经济学家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只能用于分析资源分配，不能用于分析组织，包括制度分析。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非线性规划等工具，但由于学院的传统训练，使大家习惯了旧的框架。而一些老人，象科斯等还没有陷到旧的框框中去，但数学工具又不够。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把古典的思想变成数学模型，试图用角点解和非线性规划等数学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的精髓表述出来。 

记者：这里涉及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问题了。您如何回应现在对经济学日趋形式化的批评？

杨：经济学现在的确是在朝两个方向走：一是向数理化，美国就是这个趋势。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家们竞争激烈。大家都朝一个比较"硬"的标准靠，结果就是竞争的胜负越越靠你的数理水平，象群论、拓扑、点集的应用，连数学系的人都觉得很数学味。有的数学概念甚至在别的地方还没有找到应用的地方，经济学就开始应用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象科斯、诺斯等人的路子，主要用一个小模型讲一个很深奥的思想。我认为，经济学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纯理论，应用理论、经验研究、纯应用。纯理论朝数学方向走；应用理论就是尽量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讲一个大思想；经验研究主要是计量经济学；而纯应用层次主要在商学院。

记者：能否告诉您现在的研究进展？

杨：我们还是很乐观的。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写成的《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也快面世。而且现在从事这项工作研究的学者已经比较多了，在美国、英国、澳洲、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都有学者在做超边际分析。研究领域和内容已经有了很大扩展，比如，研究货币出现、货币和分工的关系、厂商制度和分工的关系、金字塔分层结构和分工的关系、委托－代理理论等等，并且都在一些国际一流的匿名审稿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最近，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时，和萨克斯教授（也就是以那位"休克理论"闻名的经济学家）商定，一起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写一本《新发展经济学》。这也可以说是使我们开创的基础理论向部门经济学发展。

记者：您觉得如何才能使新兴古典经济学进入主流经济学？推而广之，如何才能让一种新的理论为大家所接受推广？

杨：我想，要在国外学术界有所成就，一定要过五关：第一关取得博士学位，第二关在匿名审稿学术刊物上有论文发表，第三关发表的论文要有人引用，第四关要写教科书，第五关是要别人用你写的教科书。可以说，要"过五关斩六将"，不容易。学术研究毕竟不象在市场上那样，有比较完全的信息，因此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有很多没有道理可讲的地方。但我们又很难找到更好的学术秩序。比如，如何你在国外想做学问，你就必须接受匿名审稿制。这需要每个人的不断磨合，要经过别人把你贬得一钱不值，但你还能站得住。在国外做学问很有上战场的感觉，年纪大的人都不愿意，因为这是很残酷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经济学在国内成为"显学"的现象，以及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

杨：我感觉国内对经济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些高估。我个人感觉，如果以化学的发展来比喻，整个经济学的现状应该相当于过去炼金术的阶段。经济学离现实还很远，离真正能解释现实还很远。但这又需要积累，就象数学中1＋1＝2怎么能描述现实物理现象，要描述物理现象，必须用微分方程，用偏微分方程。但1＋1＝2又是一个必须的阶梯，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经济现象比物理现象复杂得多。现在的数学工具，要将其加以描述是很不够的。 在我与国内经济学家的联系中，感到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正在迅速提高，象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水平就很高。此外，象张维迎教授的《博奕论与信息经济学》也很不错。我曾对他说，如果这本书是英文的，我将推荐给我的学生用。我也问了北大一些学生开课的情况，感到从数理训练、课程设置和教材的选择等方面看都是很前沿的。

附：

对分工网络进行超边际分析的早期文献综述
——在“递增报酬经济分析国际会议”上的发言(1994年9月)

此文被收入K. 阿罗，杨小凯和黄有光主编的“报酬递增与经济分析” 一书中(由伦敦麦克米兰于1998出版) , 由庞春翻译。

1. 专业化与分工的古典文献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评述专业化与分工研究的文献。这一节简要评述相关的古典文献；第2节评述建立在边际分析上的专业化与新贸易增长的新古典文献；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的超边际分析的正式决策模型以及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的边际分析的均衡模型将在第3节评述；第4节评述以角点解和超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新兴古典均衡模型。

霍撒克（1956，p. 182）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分工视为一个外部共有的场所，正如熊彼特所言，没有任何经济学分支不会因对专业化的深入分析而得益。 这意味着，专业化和分工不只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之一，而更是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但是史蒂格勒（1976，pp. 120-120）则注意到斯密对著名的分工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失败: “忽视斯密著名的分工问题是如此的令人遗憾。在他那宏篇巨著中，制针工厂的例子是不朽的。怎么竟被认为是失败呢？不是被众多的经济学文献经常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情况都是如此。所谓失败是有不同含义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所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进行了令人信服的阐述。依我看，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强的说服力。我认为，迄今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含义。早在公元前380年柏拉图（pp. 102-106）就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认为市场和货币的基础是分工。色诺芬也考察了城市与分工的关系（见高登1980, p. 41）。威廉·配弟（1690，pp. 260-261）也认识到专业化对生产力进步的意义，并指出荷兰人之所以有较高的商业效率，就是因为他们使用专用的商船来运输不同的货物。此外，配弟还举了一个表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在另一部著作中，配弟（1683，pp. 471-472）认为城市由于交易成本低能够促进分工。约瑟夫·哈利斯（1757）和乔舒亚·塔克（1756，1774）直接提到了分工，分工不断加深的可能性以及产品种数，生产迂回程度和高水平分工之间的紧密关系对生产力的含义。斯密之前，法国百科全书，一位无名作者（1701，p. 591），享利·马克斯威尔（1721，p. 33）和乔舒亚·塔克（1755，1774），也都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改进人力资本和提高技能，节省转换活动的时间和促进机器的发明）以及市场和人口在促进专业化的作用。此外，安尼-罗伯特-乔库斯·塔哥特（1751，pp. 242-243）将分工演进与收入配置不平等和社会弱势成员的生活标准上升之间的共存共生现象联系起来，他也将分工与货币的衍生，商业扩张和资本积累联系起来。

斯密（1776）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作用，并认为应将它们作为全面考察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基础。在其他作品中，斯密提出了一些假想：市场容量由运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资本是迂回生产活动中提高分工的工具。他还提出了相当于现代理论中内生比较优势的观点，并认为相同条件的个人之间的生产率差别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原因。 他认为，工业与农业在生产率上的差别是由于这两个部门存在的专业化好处与专业化所引起的季节性调整费用之间的相对差别。这个理论不是通过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而是通过分工经济与分工的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经济结构。这意味着，农业部门的收入份额的下滑不是由于偏好、收入和外生技术条件的变化，而是由于在农业部门内分工的协调成本高于其分工的好处，所以农业必须靠不断加大工业品进口来提高生产率。而这些工业品都是由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具有高水平分工的制造部门生产。 大卫·李嘉图（1817）采用了不同方法来研究专业化与分工。他强调外生比较优势与分工的关系。这正是罗森（1978）所指的“一加一大于二” 效应(Superadditivity) 。这种效应隐含着一种人际之间或社会性互补产生的生产力，分工能将生产可能性曲线提高到比非专业化生产更高的水平。这里，外生比较优势指个人或国家在偏好、技术条件和要素禀赋上的先天差异，并且这些差异能产生贸易利益。在此文中，“事前”指个人决策前；“事后”指个人决策后并且经济结构已经处于均衡。

瑞 (1834，pp. 164-165; pp. 352-357) 认为，提高工具和材料的使用率是一种比节省时间更重要的分工优势。查尔斯·巴比奇（1835，pp. 170-174）指出，由于分工避免了重复学习和训练，因此节约了固定学习费用。黑格尔 (1821，p. 129)，巴比奇(1832, pp173-174) 和尤瑞（1835，p. 21）表明，分工简化了每个专家的工作，并可以让这些工作由机器完成。卡尔·马克思（1867，第1卷, 第13-15章）仔细区分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与不分工的协作，商业中的分工与生产中的分工，市场上的分工与企业内的分工之间的差别。阿马萨·沃克尔（1874，p.39）仔细研究了学校教堂、杂志之间的分工，阐述了分工促进工具，机器和技术发明(1874, pp. 36-37)。他探讨了分工的好处与专业化和需求季节性变化所引起的相关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并且猜想当分工的好处大于分工的费用时，分工将演进。

有趣的是，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使用“规模经济”这一概念。他们使用的概念是专业化、分工和相关收益与费用。仔细阅读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和阿仑·杨格（1928）的文献可看出，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两个概念之间的微妙差别，这对经济学的未来走向十分关键。

马歇尔试图用一个数学框架来组织古典经济学思想。他的著名教科书（1890）有两部分。第8章至12章是没有数学模型的对专业化和分工问题的洞见，而另一部分是用边际方法分析供给和需求。这部分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相对不太重要的有关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这里，资源配置问题就是指在给定的稀缺度和给定的分工模式和水平条件下，确定不同产品最优的相对数量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最优相对要素数量。相反，组织问题则是给定相对生产和消费量，分工规模水平和生产力是怎样由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所决定。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的研究表明，马歇尔之所以不能用数学模型研究经济组织问题，是因为分工问题涉及角点解，而处理角点问题的数学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数学家发现。这里，角点问题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取0值。超边际分析除了对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外，还要在角点解进行总效益-费用分析。

马歇尔教科书的第二部分为了避免角点问题， 不现实地假定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对分离。然而，这种假设使得马歇尔的边际分析不能解释为什么企业会从分工中出现，不能解释商业周期、城市化、货币的出现，交易中介和交易的分层结构，也不能解释市场容量，生产率、比较优势，贸易依存度，以及诸多有趣而重要的经济现象。

可是，马歇尔数学化的资源配置模型成为往后的经济学主流。马歇尔的边际理论为经济学教学建立了很好的框架。一代代的经济学家和学生不仅能分享同一个框架，而且老师也易于教学。一代代的经济学家以及不同分支的经济学家也在这一共同的框架内分工。但是，这个主流并没有解决古典经济学关于专业化和分工的核心问题。正如布坎南（1994，p. 6）发现，为了教学上的方便，马歇尔的新古典模型不得不放弃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思想。尽管马歇尔成功地将资源配置问题数学化了，但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 专业化和分工却被遗忘了。杨格（1928，pp. 538-540）强调，“不重视这个核心问题，就不可能充分理解经济是如何演进的。”

萨缪尔森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这部书包括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就是马歇尔的供求边际分析；而宏观经济学则是凯恩思经济学，它试图解释马歇尔不能预见到的许多经济现象。自1950年代后，萨氏的著作已成为教科书的样板，它不再强调专业化和分工的问题。事实上，往后的教科书都是象征性地仅用一段文字描述专业化和分工的古典思想。在一般教科书中，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概念没有被发展成个人专业化水平内生模型，可是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模型却能见到。 马歇尔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假定纯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绝对分离，并用规模经济和供求边际分析取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尽管在这一框架中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以及其它问题得以澄清，但是正如布坎南所言（1994，p. 7），“阿仑·杨格已觉察到经济学家如此轻易地将注意力转向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从而偏离了古典框架的内核。”杨格1928年的那篇文章是有关专业化与经济发展引用率最高的文章，它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成就（罗森，1983，p. 44）。杨格强调专业化，生产迂回程度，分工等概念；批评规模经济概念是误导。尽管规模经济概念已经被写进马歇尔的教科书，并在经济学教育界流传甚广。但是，杨格说，“工业组织中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之间区分看似澄清了工业组织演进中的某些问题，但这实际使其他问题变得更模糊。” 杨格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对专业化和分工古典经济问题的错误解释。在杨格和马歇尔之后，对专业化研究路线有两条：一是跟随马歇尔的规模经济和边际分析方法；二是沿袭杨格的专业化和分工路线。

杨格的“社会递增报酬”概念非常相似于布坎南（1994）年的“一般递增报酬”和罗森（1978）“一加一大于二”概念（见第3节的定义）。杨格多次提到，他关注的递增规模并不是由一个企业或部门的规模所致。在他看来，正是专业化和分工，而不是规模经济引起了报酬递增。他使用三个概念描述了分工。第一个就是个人专业化。当个人缩小他的活动范围，他的个人专业化水平就提高了；第二个就是迂回生产链的长度，或称为迂回生产程度；第三个就是每条迂回生产链中的中间产品种类数。毫无疑问，这三个概念相互依存，并且与规模经济概念不同。可以肯定地说，杨格建立在专业化和分工基础上的社会递增报酬概念等同于现代的分工网络正效应概念。杨格（1928，p. 539, p. 534）提出了三个猜想：“获取递增报酬依赖于分工的不断演进” ；“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容量，而且市场容量也依赖于分工” ；“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 。杨格的猜想反映了网络效应观点。

杨格认为市场容量不仅由人口数量决定，也由购买力决定，而购买力由生产率决定，生产率反过来又依赖于分工程度。他进一步论证，一方面，分工经济由分工水平决定，这包含着一种动态循环机制，它能不断地提高分工和市场容量；另一方面，这种动态循环机制意味着，市场网络大小又与分工水平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假设三个事前相同的人，他们喜好多样化消费，并且分别专业化生产x, y和z三种产品。如果一个人选择只专业化生产x，那么他购进y和z；如果他部分专业化生产x和y，那么他就没有必要购进x和y，但他必定购进z。可是，如果两个人选择自供自足，那么第三个人就不能选择专业化。这意味着，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不仅决定他自己的生产率，而且也决定其他人产品的市场容量，从而约束了其他人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的决策。因此，杨格的思想反映网络效应概念。可以看出，杨格为往后解释市场分工网络大小是如何在一个分权的市场中决定的作了开拓性工作，数学化杨格的个人专业化经济，迂回效应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分工理论，也很有研究价值。在这个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动态均衡模型就能同时解释分工的三层含义。

不幸的是，杨格并没有象马歇尔那样数学化自己的思想，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很有价值。显然，杨格的专业化思想与马歇尔的供需概念截然不同，并且两者的分析方法格格不入（p. 534）。马歇尔供需概念的实质就是，增加效用时不同产品之间有着数量上的替代关系，以及在一定产出水平上也存在着要素配置的两难选择。市场权衡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均衡。相对嗜好、技术、要素禀赋的数量以及在个人之间的初始分配决定了均衡相对价格，以及产品和要素的相对数量。可是，马歇尔的思想并没有解释需求是怎样与分工水平相关的。

由于马歇尔假定纯消费者和纯企业之间的绝对分离，因此，他的新古典模型就忽略了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的两难冲突。换言之，在马歇尔的模型中，每个纯消费者的所有消费都要购自市场，并且如果没有外生给定的企业和市场他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模型不能解释为什么，为何经济体系可以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也不能解释当分工演进时，为什么、为何企业会出现和发展。杨格的分工供需分析框架揭示了马歇尔的需求边际分析方法的缺陷。杨格说，“新古典的分析工具在诸多报酬递增的问题面前显得无能为力”（1928，p. 533）。杨格考察了分工模式和水平能够降低稀缺度或提高生产率，以及决定供需。相反，马歇尔的边际分析方法只是回答了：在给定稀缺度，给定企业的组织模式以及纯消费者和企业的条件下，市场如何决定产品的消费和生产相对数量。因此，杨格的经济学就是组织经济学，而马歇尔的经济学则是资源配置的经济学（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

霍撒克（1956，p. 182）发展了斯密的思想，认为市场容量由运输条件决定，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可以解释分工水平。如果一个单位产品交易成本系数很大，分工导致的交易成本将超过专业化好处，那么分工的均衡水平就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容量很小，市场供需为零。当交易成本系数减小，分工的效率水平和生产率将增加，从而市场容量和市场供需将提高。数学化杨格的供需概念是很有意义的。霍撒克（p. 182）发现，“对专业化经济的分析要用到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很不相同的方法。微积分可以处理新古典经济问题，但它对不可微的经济问题却不适用。事实上，专业化经济问题牵涉到不可微的问题，而这是由个人决策是不连续所造成的。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传统数学方法的失效。”

霍撒克认为，很有必要运用新的分析方法处理与规模经济不同的专业化经济的问题。“如果一个单项活动取代多项活动，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增加报酬，因为协调工作减少了，时间节省了，取得经验的必要性也减少了。因此，各单项活动的总产出可以高于多项活动混合的总产出。”

霍撒克（1956）用一图形描述了斯密的分工经济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之间的差别。假设两个事前相同的人，他们有同样的生产函数和相同的劳动禀赋，都生产两种产品，x1=L1-A, x2=L2-A, and L1+L2=1。这里x1是产品1的产量，x2 产品2的产量，Li是生产产品i的劳动量，A是固定学习或训练费用，总劳动量是1。那么，在图1中，一个人的转换曲线是ECDF，每个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EFGH。当两人都生产两种产品时，总生产计划曲线是DI。至少有一人只生产一种产品时，总转换曲线是MCAKBJL。显然，尽管两人事先条件相同或没有李嘉图比较优势存在，但是分工后的转换曲线的位置高于自给自足状态的总生产计划曲线。这表明，斯密的分工经济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有一般意义。杨小凯和博兰（1991）指出，斯密的比较（和绝对）优势是一种内生比较优势，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外生比较优势。

此图中有两点需注意：（1）专业化和多样化是分工的两个方面。G点代表两人都专业化生产x2，但没有分工。同样，H点也有专业化，但没有分工。D点，BC(不包括B点）以及EF（不包括F点）既有分工，又有专业化；（2）只有当两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时，买卖之间的事后生产率差异才会出现。如果两人劳动在不同活动之间的分配相同，那么事后生产率也相同，因此内生比较优势不存在。这意味着，是否存在内生比较优势取决于个人如何选择专业化水平。


图1 固定学习成本产生的分工经济

霍撒克报怨道，经济系统中的专业化和分工演进尽管比物种进化更快、更重要，但是前者的研究却落后了。这种报怨，对当代的经济学研究意义深刻。

斯蒂格勒在1951年发表的文章也与杨格思想一脉相承。跟霍撒克一样，斯蒂格勒也用图形描述了专业化的特征。当企业缩小生产活动范围时，它的生产率就会提高。随着专业化水平决策的改变，企业的成本函数会内生地，非连续地改变。这种非连续改变与罗森（1983）和杨小凯（1991）发展的超边际分析有相似之处。可是，斯蒂格勒却沿袭了马歇尔的方法，即他仍然把需求分析与专业化水平决策分析割裂开来。虽然他反对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概念，强调专业化的内部报酬递增概念，但是在讨论纵向一体化问题时，他却将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经济混淆起来，从而偏离了杨格的思想。

自斯蒂格勒和霍撒克以来，有关专业化的研究文献分三类。第一类模型建立在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以及马歇尔的纯消费者和企业及其供需边际分析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国家之间而不是个人的内生专业化的分工问题。所谓的国际贸易理论代表这条线。迪克特和诺曼的教科书（1980）是这条线的代表作。第二类模型使用规模经济概念和马歇尔的框架，研究杨格分工概念中的一部分: 即消费和工业品种数。代表作包括：迪克特-斯蒂革勒（1977），坎蒂尔（1982），克鲁曼（1979）贾德（1985），罗墨（1986）以及格罗斯曼和赫普曼（1989，1990）的作品。第三类模型沿袭斯密，杨格和霍撒克的思想，全面研究了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它对分工进行超边际分析，解释了分工水平和模式改变所引起的其他经济现象。此文第2节评述头两条线，第3、4节考察第3条线。

2. 外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

2.1新古典贸易理论

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报酬递增和递减之间的一条分界线，从此线往左是古典贸易理论，而往右可以将杨格和霍撒克的思想数学化。在李嘉图的模型中，平均和边际生产率是常数，因此很难应用边际分析方法。例如，如果两个人（个人或国家）的生产函数，禀赋约束和偏好为：x1=3L1x, y1=2L1y, L1x+L1y=1, x2=2L2x, y2=L2y, L2x+L2y=1, ui=XiαYi1-α, 这里xi和yi分别是个人i的两种产品的产量，Lij 是个人i在产品j上的劳动量，Ui是个人i的效用水平，而Xi和Yi是个人i消费量。在此模型中，个人2没有绝对优势，但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均衡可能是几个角点解和/或内点解的组合。每个人必须在几个角点解和内点解中作出超边际选择。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2000）的研究表明，这个模型一般有唯一均衡，并且当参数值达到某些临界值时，一般均衡会在几个角点均衡之间不连续地跳跃。当交易条件改善，分工的均衡网络规模将扩大，从而导致总生产率提高。这个模型放弃了规模经济概念，数学化了一般社会报酬递增概念。正如迪克特和诺曼（1980，p. 38）注意到的，“李嘉图的模型并不适合比较静态分析。最标准的分析技术在遇到不可微分的收益函数的多重解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当分析单一供给决策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后李嘉图模型。我们可以仅用一种可变要素（李嘉图-维能模型）或几种要素（新古典贸易模型）生产几种产品，但每一种要素的投入是报酬递减的。因此，价格变化会引起要素从一种用途向另一种用途平滑移动。”

从此，新古典贸易理论只探讨规模报酬不变模型（每种要素报酬递减）。贸易经济学家用边际方法处理新古典贸易模型时，显示了非同寻常的固执。不幸的是，这些模型不能用个人的专业化决策水平和模式解释国际贸易的出现。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纯消费者和企业两分的假定，意味着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在基本原理上不一样。按照这个理论，国内贸易可在缺乏外生比较优势（技术、禀赋和偏好的差异）和规模经济时发生，因为纯消费者没有国内贸易就不能生存。但是，国际贸易的驱动力正是这些因素。并且，国际贸易在两种意义上不能被内生。第一，贸易产生于决策者不能改变的内生比较优势。第二，如果上述任一因素存在，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经济。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不能由个人决策解释。杨小凯（1994）的研究表明，只要交易系数位于0和1之间，并且国际与国内贸易的交易系数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即使把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的两难冲突引入到新古典贸易模型，各国参与贸易的程度也不能由交易成本系数解释。

2.2 新贸易和增长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规模经济概念，新贸易和增长理论已经发展了许多有关贸易和增长的正式模型。迪克持-斯蒂格利茨（D-S）（1997）将无止禁规模经济与纯消费者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之间的两难冲突的数学模型用于解释生产率，人均真实收入和产品种数。D-S模型中的CES效用函数意味着，每种产品不都是必需品，并且效用随着消费品种数增加而增加。人口规模大的国家可以使平衡上述两难冲突的空间扩大，因此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会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提高。这正如克鲁曼（1979）的研究所述，贸易理论模型的意义是直接的：由于在经济一体化世界中的总体人口规模总是大于单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扩大国际贸易可以提高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降低垄断势力。

克鲁曼（1979，1980）的研究表明，即使所有国家的事前条件都相同，贸易的好处仍然存在；相同国家之间的贸易甚至可以大于相异国家之间的贸易。这是沿着霍撒克的思路，数学化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一步。埃蒂尔（1982）用CES生产函数扩展了D-S模型。埃蒂尔的模型数学化了生产最终产品时工具的种类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与工具生产中的无止禁规模经济之间的两难冲突。他认为，当经济的规模扩大时，市场平衡这一两难冲突的空间就会扩大，因此总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就会增加，垄断造成的扭曲就会降低。

贾德（Judd，1985）发展了D-S模型。沿着贾德的思路，罗默（1986a）用外部规模经济概念代替了内部规模经济概念，并假设完全竞争而不是垄断竞争，发展了埃蒂尔的模型。该模型数学化了杨格的分工概念的一部分---产品种数。这个模型也数学化了杨格的假想---一个动态机制创造了产品种数演进与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没有一个新贸易和增长经济学家将个人内生专业化水平纳入他们的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每个消费者都必须从市场买要消费的所有产品，每个企业都完全专业化于生产一种产品，专业化的中间水平绝不出现。因此，这些模型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罗默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当最终产品的生产率增加时，中间产品的规模经济与互补经济之间存在着两难冲突。此外，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也存在着两难冲突。这里，当前消费可由降低储蓄来增加；而高储蓄水平会引起主要投入数量的增加。这些主要投入可用于增加中间产品的种类数以及最终产品的生产率。完全竞争市场平衡了各种相互冲突的力量，最终达到一个动态均衡。这个动态均衡创造出长期增长和中间产品种数的自发演进。由于外部规模经济，这个动态均衡不是帕累托最优。罗默（1990）在另一个模型中引入了“创新” ，并把分析扩展到非完全竞争市场。

3. 专业化和分工

3.1回归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

最早将斯密、杨格和霍撒克思想数学化的经济学家是罗森（1978）和贝克（1981）。罗森将李嘉图模型扩展到多种产品和多人的情况。他应用线性规划而不是边际分析处理角点解问题。与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并不回避角点解，强调角点解对内生个人专业化的含义。他用超边际决策模型解决了本质上与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他的研究表明，由个人专业化水平和模式内生决定的分工经济看起来象外部经济，但是却可能在规模经济不存在时存在。由于线性规划模型可以证明，个人专业化水平和模式的事后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不同于事前生产函数的替代弹性，因此分工经济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可用人际之间或社会性相互依存程度提高生产率的概念。假如众多人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那么可能就有许多转换曲线。当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和模式时，资源配置就可以从一条转换曲线向另一条跳变，从而引起生产率的变化（见图1，罗森，1978，P，236）。这意味着，个人之间的交互作用程度可提高生产率。罗森称这种社会化互补力为“一加一大于二” (Superadditivity). 它不同于规模经济概念，也不同于与范围经济相关的技术互补性概念。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与投入和产出的纯技术性概念有关，并且与人际之间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度无关。

有两种技术互补性。一是米格罗姆和罗伯茨（1994）的研究。他们考察了在给定的投入和产品种数的情况下，一种投入在多大程度上与另一种投入互补。二是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蒂尔、贾德、罗默、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的研究。他们考察了当产品种数被内生化时，产品之间互补性的含义。这两种技术互补性与个人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不相关。罗森的“一加一大于二” 概念与这两个概念不同。差别在于，罗森的“一加一大于二”与分工经济相关，而他们的范围经济概念就是技术互补性。因为角点多种组合代表了不同的专业化和分工模式，每一种模式与交易网络的大小有关。因此，罗森的“一加一大于二” 反映出网络效应的重要性。本质上看，斯密和杨格关于市场容量与分工之间的相互依赖的猜想与分工的网络效应有关。

成文利、萨克斯和杨小凯（2000）证明，如果把交易成本引入到罗森模型，外生比较优势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不仅可以内生分工模式，而且可以内生化分工水平和与之相关的交易网络规模。罗森的工作向前迈了一大步 ---他将研究焦点从内点解的边际分析转移到角点解,处个人内生专业化水平和与之相关的超边际分析上。

贝克（1981）将家庭内个人专业化决策变量纳入其模型中。该模型应用了内点解分析和角点解之间的超边际分析。他证明，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之间的正交互作用可以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完全专业化模式(除非成员个数的整数条件不满足)。尽管他的模型不是直接与动态决策模型有关，并且其人力资本概念与新古典模型的禀赋差异有所雷同，但他强调了个人内生专业化模式和内生比较优势的作用。因此，他的工作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 他模型化了斯密和巴贝奇的思想—分工可以避免重复学习和训练费用。

罗森在其1978年的论文中提到了外生比较优势的局限性。在内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他发展了一个模型，解释个人专业化水平（1983）。这个模型沿袭了阿罗（1979，P，154）、贝克（1981）以及巴泽尔和于（1981）关于分工能够提高固定学习投资的利用率的思想。在这个模型中，一个当事人最大化其利益与学习费用之差，即V=W1K1T+W2K2 (1-T)-C(k1，k2)。这里，T代表生产产品1的时间，Ki代表活动i的学习水平，C是总费用，1—T是用于生产产品2的时间，Wi是活动i的给定的利益系数。因为V与T是线性关系，T的最优值可能是角点解。罗森用边际分析解出了代表不同活动的专业化的两个角点解和代表非专业化的一个内点解，然后用总效益-成本比较分析方法，讨论了所有可行解。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当两种学习活动之间的技术互补性经济超过由特定学习的高水平投资引起的专业化经济时，非专业化才能发生。罗森再次强调，即使没有技术互补性，人际之间的互补性也可以存在，若 ? 2C/ ? k1 ? k2=0, 那么技术互补性不存在；但是，如果两人完全专业化于不同的活动，并利用这种社会互补性，那么他们都将受益。

由于罗森模型的专业化经济是个人特定的，因此报酬递增是局部的。这意味着，丰厚的专业化经济可以与竞争性市场相融。许多经济学家称，斯密的规模经济概念与看不见的手不相容。可是，斯密从未使用过规模经济概念。斯密的专业化和分工好处的概念，能够更准确地用专业化经济概念以及带个人特征的熟能生巧专业化经济来表达。没有理由声称这种局部报酬递增必定与竞争性市场不相容。当两个人从事分工活动，熟能生巧专业化经济不会超过每个人工作时间的规模。这意味着，尽管两人之间的分工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 的社会效力，但是将这两人的劳动放在一起并不会产生与总劳动力相对应的规模经济。因此，在一企业内混合劳动力产生的规模经济与立足于专业化和“一加一大于二” 社会效力的分工经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微妙而重要的。正如杨格所言，用马歇尔的规模经济概念取代斯密的分工经济概念模糊了这个差异，因此误导了经济学。

杨小凯（1984，pp. 425-431；1985，pp.272-291）放弃了纯消费者和厂商两分的假定，将个人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分工水平纳入其模型中。在他的模型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有多样化消费，还有由专业化经济所形成的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与消费者-生产者的假设相结合，形成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决策者可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通过使分工的边际利益等于边际交易成本，从而确定最优分工水平。由于这是一个中央计划决策模型，边际分析方法可用于决策，而且分散化市场造成的角点解可以被避开。照数学形式看，如果B-M模型中的协调成本被视为杨小凯模型中的交易成本，贝克-墨菲（B-M）模型（1992）与杨小凯的很相像。两者都是决策模型，并且最优分工水平的条件都是分工的边际利益等于边际成本。此外，在这两种模型中，内生比较优势都是驱动力。如果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随专业数目增加而增加得快于分工经济，那么最优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当专业化经济程度（杨小凯模型）或人力资本参数（B-M模型）以及/或交易成本（或协调成本）系数改变时，分工将演进。但是，两种模型也有差别：杨小凯已将每个人的自给自足水平和交易次数纳入他的模型，但B-M模型却没有。此外，杨小凯的模型视个人具有不可分割性，而B-M模型却将个人活动范围假设为一个连续统。这种重大差异在后续的关于专业化研究的文献中更加明显。

B-M模型在模型化斯密，杨格和霍撒克的思想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这个模型表明，最优分工水平不仅由人口规模（通常被视为市场容量）决定，而且也由分工经济与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决定。此外，贝克和墨菲也考虑了斯密猜想的含义——运输条件决定市场容量，市场容量又决定分工水平。他们讨论了协调成本对城市化经济的含义，并且也意识到可以发展一个动态模型解释由人力资本和专业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分工演进。

B-M模型提醒我们需要精细化市场容量概念。市场容量包括三个方面：人口规模，产品种数和产品交易次数。当然，人口规模是市场容量的决定性变量。若世上只有一人，市场容量为零，分工不可能发生。产品种数是市场容量的第二个方面。若每个人购买他消费的全部产品，那么他的消费品种数决定了他的贸易量，这个贸易量又反过来影响市场容量。所有新贸易和增长模型（D-S，克鲁曼、埃蒂尔、贾德、罗默、格罗斯曼-赫普尔）都通过内生产品种数内生了市场容量。但是，这些模型并没有内生由个人专业化水平和自给自足水平决定的市场容量的第三个方面。如果个人专业化水平没有被纳入模型中，那么在静态模型中人口规模就是生产率，产品种数和分工的根本推动力。但是，这个结论与一些经验数据不合，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规模与生产率呈负相关。B-M模型表明，即使人口规模不变，分工水平可能由专业化经济与协调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所内生化，分工演进可能由不断下降的协调或交易成本系数所推动。

自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个人内生化专业水平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新古典的纯消费者和纯企业相分离基础上，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或在规模经济假定下，内生个人专业化水平。包姆加德内尔（Baumgardner，1988），金（1989），洛凯（1990）和田村（Tamura，1992）是这派研究的代表人物。另一派沿袭了杨小凯1985年的模型。下文将评述第一派，再下一节将评述第二派。

3.2 专业化均衡模型

包姆加德内尔（1988）在马歇尔的框架内内生了个人专业化水平。他的模型建立在一个服务类型连续统的给定需求函数基础上，是一个局部均衡模型。他将需求分析与个人内生专业化水平割裂开来，是马歇尔框架的典型翻版。

其纯消费者和企业分离的假定意味着，边际分析是主要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没有必要。他模型的故事是，无止禁规模经济与市场服务范围的垄断力量是一对冲突关系；众多的厂商涉足于这个市场，但竞争者之间的服务范围又各不相同。这个市场会平衡垄断力量与规模经济之间的冲突，并决定垄断厂商的均衡服务范围。当人口规模增加时，平衡这种冲突的空间就会扩大，因此规模经济在更大程度上由更多的小范围经营的厂商来实现。人口规模可被视为市场容量。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城市的医生比小城镇的医生更专业。但是，贝克和墨菲（1992）反驳道，大城市的高水平专业化是由于协调成本低而不是人口规模大。看来，包氏模型并没有体现杨格的思想 --- 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市场容量和分工也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沿袭兰卡斯特（Lancaster 1980）格罗斯曼和夏皮罗（1982）的思想，金（1989）发展了一个消费者-工人模型。金假设圆周上各个位置代表不同的工人，但圆周各位置的特性是不同的，因此每个工人的技能不同；这种差异就是工人的外生绝对优势。但是专业工人与厂商之间的匹配成本抵消了外生化绝对优势所产生的分工经济。每个工人用已知的费用投资于两类人力资本。第一类可以通过工人多样化的技能来降低他与潜在雇主之间的匹配成本；另一类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生产率。每个工人会平衡生产率提高与匹配成本降低之间的冲突，从而决定选择哪一种人力资本模式。在一个给定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下，市场的自由进入可以平衡企业小范围经营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与匹配成本之间的冲突。金的模型把所有企业均匀地放置在这个圆周上，因此每个工人的技能区间与他们雇主之间的活动区间的平均距离就最小化了。此外，每个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企业的数目决定这种结构的特性。当人口增长时，平衡专业化经济与匹配成本之间冲突的空间就会扩大，因此每个企业的专业化均衡水平，不同企业的数目以及工资率都会增加。如魏茨曼（1994）表明的，这类模型与D-S模型（1977）对偶。因此，金模型的另一层含义是，专业化经济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冲突关系决定了企业的均衡数目和产出水平。但是，金却按照纳什的议价对策而非垄断竞争为假设。因为每个消费者-工人的福利仅仅由他的工资决定，所以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之间的冲突关系就不存在。这意味着，依杨格的定义，个人的自给自足水平和市场容量没有被内生化。

跟包氏和金氏模型相比，洛克（1990）的专业化模型更接近于古典的专业化和分工概念。洛克假设, 存在众多的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内生比较优势；每个人仅仅消费与其他消费者不同的某一种产品；在消费品生产中有一个很长的迂回生产链条；消费品和工具品位于一个分层结构中；这个分层结构的顶端是工具品，他们是用于生产第二层工具品的。第二层的每种工具品与第三层的数目较少的工具品有生产关系。本质上讲，每一种工具品是生产下层工具品的工具品。例如，钢用来生各种机器，但收割机只用来生产小麦。因此，对这个结构顶部的上游工具品的需求是最大的，而对底部的产品需求是最小的，这是由于消费者的专业化偏好的缘故。当生产过程从上游向下游传递时，不同层次的工具品市场容量会减少。 每种产品的生产可以在企业内或在家庭内完成。这个模型假定了规模经济而不是专业化经济。也就是说，即使企业内所有工人的专业化水平是不变的，当劳动力被组织在企业内时，生产率会提高。在企业内生产的监督成本比家庭生产的监督成本高。规模经济与监督成本之间的两难冲突意味着，只有当一种产品的市场容量足够大，以致于规模经济超过了监督成本时，企业生产才优于家庭生产。当这种两难冲突与产品分层结构的竞争性市场相抗衡时，由于上游产品具有更大的市场容量，因此上游产品更可能在企业内生产；相反，由于下游市场容量较小，下游产品更可能在家庭内生产。因此，当人口增加时，家庭生产与企业生产之间的均衡分界线将朝着利于企业生产的方向移动。 洛克的模型综合了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经济。这个建立在专业化消费偏好基础上的分层结构是十分巧妙的。象所有考虑了规模经济的冲突模型一样，这个模型中的驱动力仍然是人口规模。它成功地模型化了斯蒂格勒的专业化和市场容量的思想。它内生了家庭自给自足水平决定的市场容量，而这种自给自足又由人口规模决定。因此，这个模型也触及了斯密的思想 --- 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若监督成本系数被考虑，那么洛克模型在即使人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这个系数可以解释市场容量和家庭自给自足水平。

田村（1992）发展了B-M模型。他把每个专家的阶段性活动纳入其模型中，详细解释了由训练和学习投资的高利用率形成的专业化经济。他用CES生产函数以及当前与未来消费之间的冲突，说明内生化增长的机理。但是，他的动态宏观经济模型却由于他的总量研究而使斯密的专业内生化思想黯淡无光。这个模型不能预测个人专业化演进，也不能解释社会化分工。他将协调成本引入到人口规模的总量函数中，没有讨论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或协调）成本的冲突关系。每个专家的业务活动被考虑为直接由人口规模决定。事实上，与B-M模型相比，田村的模型是一种倒退，因为前者至少可以解释：即使人口规模不变，由专业化经济与协调成本的冲突关系所形成的专业化水平。田村将业务活动视为一个连续统从而回避了活动的不可分割性。但是，这种处理却使其模型不能内生化交易次数和经济组织的其它拓朴性质（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分工程度）。因此，他没有探讨经济组织拓朴性质的均衡含义。 4．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

杨小凯（1988）将他1984年的模型发展成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存在专业化和交易成本。为了简明，我们称该框架为新兴古典框架。下面部分将简述其超边际分析方法和一般均衡模型，往后的部分将评述超边际方法在各分支领域中的应用。

4.1 基本方法

我们用杨小凯（1991）的模型说明超边际分析的均衡概念。为了内生化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可以在多种决策模式中进行选择。因此，每个决策变量可以是0或正值。为了体现斯密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思想，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被假定为是事前相同的，有相同的准凹效用函数,每种产品有相同的生产函数；生产一种产品的个人劳动份额被定义为生产这种产品的专业化水平；如果劳动或全要素生产率随着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而提高，那么生产函数体现专业化经济；除了个人的生产函数具有独有性外，一种具有个性化劳动禀赋约束具有这样的性质：专业化经济是具有独有性特征的，并且报酬递增是局部的。因此，不考虑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增长，而仅仅将劳动力简单地混合在一起是不可能提高生产率的；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可以描述为非线性规划问题：最大化以产品自用量、生产量和交易量以及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为决策变量的效用函数；约束条件包括生产函数，禀赋约束和预算约束。

对于这样一种决策问题，必须克服的首要问题就是大量的角点解。如果有3个决策变量（自用量、销售量和购入量）以及m种产品，那么就有23m -1个角点解和1个内点解。角点解的数目是个天文数字，使众多经济学家无从下手，但是，杨小凯应用库恩-塔克定理缩小了最优决策问题的可选集。根据定理一(1988，1991），如果存在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那么消费者-生产者就决不会同时买卖同一种产品，决不会同时买和生产同一种产品，即使他可以生产多种产品也至多卖一种产品。为了简便，我们称此定理为文定理，因为文玫（1996）对非常一般的函数形式 — 准凹效用函数严格证明了此定理。文定理意味着，最优决策问题可行解的集合远小于包含所有角点解和内点解的全集。例如，如果有3种产品，3个决策变量，那么可能解的数目只有10个，这远小于所有解的数目512个。此外，文定理也表明内点解绝不可能是最优解，因此内点解的边际分析方法在新兴古典框架中没有用途。

符合文定理的决策变量在0和非零值之间的组合被称为决策模式。可以用边际分析解出每一种决策模式的角点解。每一个角点解决定了在给定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下的最优资源配置。例如，交易品的角点需求和供给函数和非易交品的角点消费和生产计划是每个角点解的组成部分。最优角点解决定了专业化的最优水平和模式。在所有角点解间进行成本-利益分析，我们能找到最优决策模式。超边际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当决策者在决策模式之间进行转换时，供需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将在角点需求、角点供给以及角点间接效用函数之间非连续的跳跃。

尽管文定理缩小了可行解集的范围，但是仍需要从众多可行角点解中找到最优解。因此，我们的第二步任务就是，用超边际方法定义和确定在最优角点决策模式基础上的一般均衡。与市场交易出清条件一致的决策组合模式被称为市场结构。对于每一种市场结构，我们能够通过确定售卖产品种数以及使得总角点需求与总角点供给相等来建立市场出清条件。此外，我们能够依据决策模式之间为争夺高收入和竞争机制来建立效用等式。因此，对于每一种结构而言，可能存在着满足新古典市场出清条件的相对交易价格和售卖不同产品人数的集合。杨小凯将这些相对交易价格集合和售卖不同产品人数的集合称为角点均衡。每一个角点均衡都有与特定的市场网络相关。不同的角点均衡与不同的交易品种数、不同的专业家之间的联系度以及不同的生产率水平相关。由于事前同质个人数目巨大并且专业化经济具有独有性，因此杨小凯还引入了瓦尔拉斯体系作假定。 一般均衡满足如下条件：(1)各人的决策在给定价格和选择各种模式的人数时把效用最大化；(2)而相对价格和选择各模式的人数使供求相等，也使效用在一个结构的各模式之间相等。解出一般均衡有两个步骤。首先，解出每一种决策模式的角点解；然后，按照满足一般均衡的这两个条件，找到效用最大化时的角点均衡，这些角点均衡就是一般均衡。这一定理及其严格证明，参见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1993，第6章）。

有两种一般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意味着，当交易成本和生产函数的参数达到临界值时，一般均衡，供需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将会在角点均衡之间进行非连续的跳变。这里的供给函数的非连续跳变与斯蒂格利茨（1951）的猜想是一致的。斯蒂格利茨认为，分工水平的变化会非连续地改变成本函数，并且这个过程可以被解释为内生技术进步。第二种比较静态分析表明，随着参数在临界值（由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确定）区之间内连续地改变，均衡相对价格、产品数量和销售不同产品的人数将连续地改变。这第二种分析与边际分析基础上的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相似。其含义是，在给定分工水平和模式下，如何配置资源。但是，以超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却不可能在新古典框架找到。

可以说，最优市场容量、最优生产率水平、稀缺性、人均真实收入反映了分工水平程度。最优分工水平由分工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决定。图1显示，不同的分工水平与不同的转换曲线相关联。但是，位于高处的转换曲线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它可能具有高交易成本。因此，新古典框架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与效用边界一致的观点在新兴古典框架中不一定成立。然而，当交易成本系数减小时，一般均衡中的效用曲线将接近PPF。

第一种比较静态分析极大地增强了一般均衡模型在解释变迁中的市场网络模式的威力。杨小凯的模型表明，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地解决网络效应问题。哪种市场网络和相关的分工模式有效，由交易效率系数决定。若交易效率很低，市场网络的正效应将小于交易成本，那么自给自足或低度分工模式（它与小规模的市场网络有关）是最优的，并且看不见的手会选择这种模式。如果交易效率改进，那么最优均衡分工水平将提高并且相应的市场网络规模将扩大。因此，网络正效应能否被发挥，取决于由网络正效应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确定的均衡解是否达到一定的水平。

图2 分工的决策模式，分工结构和分工演进

图2直观地显示了第一种一般均衡比较静态分析。图中的产品种数和人数是相等的，为4（杨小凯，1991）；箭头线代表产品的流向；带数字的圆圈代表从事生产或交易的人。其中图(a)是自给自足情况，每人生产4种产品（由于极低的交易效率）；（b）图是局部分工，每个人买卖各1种产品，自己生产3种产品（这种情况代表交易效率有所改进）；（c）图又是另一种极端情况 --- 完全分工，每人生产、卖1种产品，且每人生产的产品各不相同，购入另3种产品(这代表交易效率很高)。

有趣的是，在有专业化的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条件不再成立。例如，杨小凯的模型中（1991）若某人是生产X的专家，那么产品X相对于另一种产品Y来说，其边际机会成本是无穷大；反之，若他是生产Y的专家，那么产品X相对于产品Y来说，其边际机会成本为零。但是，在完全分工的一般均衡中，产品X 相对于产品Y来说，其均衡价格是一个有限正数。这个已被正式证明的结论与科斯（1946）反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点是一致的。科斯认为，总成本-利益分析是必要的，边际分析不适合于生产报酬递增的产品定价。另外，杨小凯（1991）的模型还推测，生产和交易之间的分工会促使专业中间商的形成。在这个模型中，假定了交易活动存在专业化经济，交易活动专业化水平的个人决策内生化了交易成本系数。 孙、杨和姚（1999）已经证明了新兴古典框架内的存在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这个模型没有用特定的函数形式，是一个个人连续统的更一般化的模型。周、孙和杨（1999）又扩展了上述研究结果，证明人们天生不同，一般均衡也是存在且最优的。此外，萨克斯、杨、和张（2000）以及成、刘和杨（2000）还应用这些研究结果分析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共存情况下的城乡二元结构演化以及其他有趣的贸易和发展现象。

这些模型同时也数学化了斯密、杨格和霍撒克的许多原创性思想，这些模型表明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市场容量（总需求的绝对水平）能够被内生作为分工水平的一个方面。市场最重要功能就是协调分工以选择最优市场网络规模。这些模型也将内生比较优势的概念数学化了。从图2也可看出，作为市场容量的一个方面，个人总需求的绝对水平是由其专业化水平决定的。正如斯迈思（1994）评论的，杨小凯和黄有光的著作（1993）将研究焦点从资源配置问题转向经济组织问题，从而为经济学的发展重新确定了方向。他和本一内尔（1995）指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框架。大量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已经取得了成效。下面将考察这些应用。

4.2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尽管超边际分析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不易于操作，但是对于对所有产品有相同嗜好、相同生产和交易条件的对称模型, 均衡变得十分易于求解。杨小凯和史鹤凌（1992）将产品种数视为一个变量，并将有多种产品的CES函数引入到杨小凯1991年的模型中，从而内生化了分工的两个方面——个人专业化水平和产品种数。这个模型中除设置了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外，还设置了消费多样化效用与消费多样化引起的个人管理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如果交易成本系数很大，那么高水平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就会小于交易成本。因此，每个人将选择自给自足，没有市场供需存在，并且市场容量为零。自给自足意味着，由于每个人的时间很有限，为取得多样化消费，专业化经济水平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程度。因此，每个人能享受很少品种的产品。而当交易成本系数下降，每个人将选择高水平的专业化。因此，专业化经济，不同产品之间的互补经济以及多样化消费形成的管理成本就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同专家之间的高水平分工将扩大市场网络的交易空间。当交易效率改进，均衡专业化水平与所有产品的均衡数目就会同时增加。当分工演进时，市场容量，总供需绝对水平、生产率、贸易依存度、消费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专业数目以及每个人的专业水平都将同时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被杨小凯和博兰（1991）定义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程度也将随之提高。

由于D-S模型和克鲁曼的模型也内生化了所有消费品种数、生产率和贸易依存度（贸易量与收入之比），因此新兴古典模型与他们相似。但是，差异也很大，斯迈思（1994）认为差异在于，新兴古典贸易模型是一种内生贸易理论，它把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内生。可是，D-S和克鲁曼的新贸易理论却没这么做。

在D-S模型及其类似的模型中，每个消费者必经从垄断厂商那里购入每种产品。这个假定以及一国经济规模对生产率的正效果意味着，全球化市场总是比其他经济组织模式好，并且分隔的区域市场不能处于均衡。然而，图2清楚地表明，如果新兴古典模型假定个人首先与最近的个人交易，那么市场一体化过程就被内生化了；如果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系数稍微比国内贸易高一点，那么国际贸易能被内生化；如果交易效率很低，那么自给自足是一般均衡，此时，国内国际市场不存在，经济体系被分割为M个（人口规模）分散的局部区域；当交易效率改进，每个人及整个社会的交易品种N将增加，并且局部商业市场数目M/N将下降；如果交易效率不断改进，一个一体化国内市场将从众多局部商业社区中衍生出来，接着多个分割的国际市场出现，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黄刘（Ng, S., 1995）已用一个两国模型描述了这个故事。这里，国内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都根源于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的对立和统一。

4.3 新兴古典企业理论

不难看出，新兴古典框架在企业理论研究方面有着深刻的含义：企业不是事先就有的；当产品市场被劳动市场取代时，企业就能随着分工的演进而内生地衍生出来。杨小凯和黄有光（1995）把中间产品以及产品市场与劳动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系数引入到杨小凯的早期模型中，发展出新兴古典企业理论。

他们的企业理论的故事如下。每个消费者必须消费一种最终产品（如衣服），这个最终产品又需要一种中间产品（如管理服务）作为一种投入。专业化经济与交易成本之间存在冲突关系。如果交易效率高，那么分工均衡将出现；否则，自给自足是均衡。有三种不同的剩余权结构，他们用于组织分工所需的交易活动，结构1由服装市场和管理服务市场组成。服装专业生产者用服装换取管理专家提供的专业咨询服务。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回报的剩余权和控制权对称分布于交易双方，没有企业和劳动市场存在。结构2由服装市场和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劳动市场组成。服装生产者是企业的老板，而管理咨询服务的专家是雇员。对雇员劳动的控制权和对企业的剩余权非对称地分布于老板和雇员之间。老板享有收益与工资支出的差额，拥有对雇员劳动控制权，并销售雇员生产的产品。结构3由服装市场和生产服装的劳动市场组成。职业经理是企业的所有者，服装制造专家是雇员。在后两种剩余权结构中，企业将从分工中出现。与结构1相比，后两种结构有劳动市场，但没有管理服务市场。正如张五常(1983)论证的，企业用生产中间品的劳动市场取代中间品市场。尽管结构2和3都有企业出现，也有剩余权的非对称结构，但是他们有不同的企业所有权结构。

假设管理服务的交易效率比劳动市场的交易效率低得多，那么企业被用来组织分工就更有效率，因为它避免了管理服务的交易。进一步假设，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效率比生产服装的劳动的交易效率低得多，因为测定无形管理服务（无形资产）的努力程度和测定管理服务（质量和数量）的产出水平都是代价极高的。那么，结构3的分工就比结构2更有效，因为结构3有服装和生产服装的劳动的交易，但没有管理服务的交易，也没有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相反，结构2则有服装的交易，以及提供管理服务的劳动的交易。因此，如果生产服装的劳动力市场以及生产服装的市场的交易效率足够高，那么结构3的均衡将发生。经理对企业剩余索取权是管理服务的间接价格。所以，剩余索取的非对称结构的作用就是使得最低交易效率的活动可有卷入分工，而同时避免了这种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的直接定价和营销，这样分工水平和生产率就都提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剩余权的非对称结构的作用与无形知识资产的专利法的功能相似，可以促进研发活动的分工。但是，剩余权和控制权的非对称结构可以间接给甚至专利法难以定价的无形知识资产定价。

杨小凯-黄有光数学化了科斯（1937）和张五常（1983）的企业理论，解释了分工引起企业的衍生，解释了确定性环境中的内生复杂现象，内生比较优势，内生不完全契约和其他问题。如果内生交易成本被定义为偏离帕累托最优，那么这个模型没有内生交易成本。但是，如果内生交易成本被定义为由个人决策和均衡过程决定的交易成本，那么这个模型就已经纳入了内生交易成本。这是因为，由于专业化和交易成本的冲突关系，以及个人和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次数已被内生。

4.4 新兴古典城市化经济学，新兴古典工业化和分层理论

杨小凯和赖斯（1994）把工业和农业部门之间的交易成本系数差别引入到杨小凯早期的模型中，解释为什么、为何城乡二元结构源于分工演进；工农业部门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的二元结构也会出现于分工从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过程中。史鹤凌和杨小凯（1995）把工业品和CES函数引入到杨小凯的早期模型中，扩展了杨小凯和史鹤凌1992年的模型。这个新模型是杨小凯（1991）和埃蒂尔的模型的综合体。它纳入了斯密和杨格分工思想的三层含义 --- 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链长度和每个链条中的工业品种数。这个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

在专业化经济、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业品之间的互补经济、迂回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几对冲突关系。上游工业品生产的较高水平分工可以给上游和下游工业品生产的垂直分工创造更多的机会，并且与产品分层结构的众多层系相关联。这意味着，更精密的专业生产机器设备的种类越多，生产率就越高，但同时交易成本也越高。 如果交易效率越低，那么在分层结构中设定更多层系以及最深更宽的垂直和水平分工所带来的好处会小于交易成本。在这种情况中，自给自足模式也会有专业化经济与工业品品种的递增报酬的冲突关系存在。如果大量的工业品都自给自足生产，那么生产每种产品的个人专业化水平必定很低。在自给自足模式中，由于大量的工业品生产都分散在的众多层系中，因此可预料的专业化经济会超过工业品种类多样化报酬。所以，在自给自足结构中，为了获得专业化经济，每个人将选择层系数目少，每层产品种类少的分层结构，从而他能利用有限的精力专注于几项与最终产品直接相关的生产活动。 如果交易效率极高，那么人们就可以选择高水平的水平和垂直分工，同时众多专家还可在分工中维持高水平的个人专业化。因此，高交易效率可以带来新的分层层系，可以在每个层系中生产新的工业品。新层系和新工业品以及与之相伴而行的新工业和新产业的出现，就是工业化进程。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认为，每个层系的工业品种数，专业化水平和层系个数在高交易效率情况下会同时增长。史鹤凌和杨小凯还区分了事前和事后生产函数的差别。交易效率的提高能促进分工的演进，导致供给曲线非连续地跳变并引发新的事后生产函数，从而生产率提高以及新工业品和迂回生产的新层系的出现能够产生内生技术进步。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第14章) 探索了交易的最优分层结构的分工水平与层系数目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交易效率提高既能促进分工，又能促进分散化批发-零售分层结构的演进。在这个演进过程中，将会出现专业批发-零售中间商。此外，史鹤凌和杨小凯(1996)还把他们1995年的模型与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 的模型相综合，内生化了企业的分层结构与市场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分界线。

4.5 新兴古典增长模型

上文评述的新兴古典专业化模型都是静态模型。尽管超边际分析基础上一般比较静态均衡能够引起分工水平和生产率的转变，但是分工演进是一个由外生交易效率提高所推动的外生演化过程。因此，杨格的猜想 --- 动态均衡(杨格的术语是“移动均衡”) 可以促使分工和市场容量的自发(内生) 演进 --- 直到1991年才被杨小凯和博兰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所证明。

这个模型首先设定经济系统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别的含义 --- 分工中的熟能生巧。此外，它还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纯消费者-纯生产者分离的假设，引入了专业化的熟能生巧经济和交易成本概念。它证明，分工的自发演进机制能产生内生增长。这种演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降低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这种有分工的熟能生巧和知识积累与无分工的熟能生巧是截然不同的。阿罗(1962) 和阿林. 杨的熟能生巧就是无分工的熟能生巧。

杨小凯和博兰(Y-B) 模型有三种形式的熟能生巧。第一种是自给自足式的熟能生巧，它没有分工和分工演进。第二种是分工演进中的熟能生巧。个人专业化的熟能生巧与分工演进的综合效应可以加速全社会的学习速度和人力资本的累积速度，还能导致经济的腾飞。这种腾飞可以是卢卡斯(1993) 所指的经济奇迹。直观地说，长期将时间精力分散于各种活动所获得的某一方面的经验与短期内集中精力于某一项活动，通过边学边干和边干边学所获得的经验是相同的。如果，熟能生巧没有分工，那么学习速度会下降。如果长期学习与分工不断加深的专业化学习同时进行，那么全社会的学习速度就会提高。第三种是没有分工演进，但有高水平分工的熟能生巧。这种学习模式所带来的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尽管为正数，但却是下降的。

尽管Y-B模型所运用的控制理论和角点解的动态一般均衡在技术上显得高深莫测，但是模型背后的故事却是很浅显的。这个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当t=0时，每一个人没有太多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称成本。这是自给自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他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会加速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他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在自给自足状态，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是下降的；当分工演进，它开始提高(腾飞阶段) ；最终，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它开始下降(但为正数)。分工演进会增加市场容量(人均有效需求人口规模之积) ，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集中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个人专业化水平，交易成本占收入的比重，以及生产率。当比较静态被解释称成Y-B模型的动态版时，这可以从图2的分工自发演进看出。变分法在这里没有用途，而控制论在这个模型中却大有用处。

这个模型不仅数学化了杨格的思想 --- 分工水平与市场容量相互关联，供需是分工的两个方面，而且还能解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增长率方面的趋异和趋同两种现象。尽管交易成本系数的变化不是分工的自发演进必需的，但是当它下降时，分工演进将加速。例如，一国由于交易成本系数较小(如地理位置因素，岛国在货物转运方面就有低交易成本系数) 比另一国较早进入分工演进过程，并且在后者仍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时前者早已开始腾飞阶段，那么两国的增长率差异就增大。但是，当发达国家最终耗尽了分工演进的潜力后，那么它与进入腾飞阶段后进国家之间的增长率差异将趋同。在增长率趋同现象的观点上，Y-B模型与巴罗和阿萨拉-伊-马丁(1991，1992) 以及田村(1991) 相似；但在增长率趋异的观点和证据方面，又与罗默(1986，1996) 和卢卡斯(1988) 一致。

Y-B模型还表明，当分工发展到很高水平时，一些专业生产者可以获得由专业化熟能生巧所积累的侃价力。因此，即便没有不确定，为了清除由专业化熟能生巧所引起的内生交易成本，很有必要签定长期契约。然而，非正式观察表明，高水平分工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放大效应增强一些专家之间的竞争强度。高水平专业化意味着，专家的业绩表现只要有微小的变化就能产生市场份额的巨大波动。这种波动的正效应可以抵消专业化熟能生巧为专家带来的侃价力的负面作用。这个思想需要用另一个动态均衡模型精细化。王建国(1994) 以及王建国和杨小凯(1996) 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收获。他们把个人对相对地位的偏好参数引入到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中，证明个人追求相对地位可以提高分工水平。一方面，就象Y-B模型(1991) 是杨小凯模型(1991) 的动态版本一样，博兰-杨小凯模型(1995) 是史鹤凌-杨小凯(1995) 的动态版本；另一方面，就象贾德，罗默以及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的新增长模型是D-S模型和挨蒂尔的新贸易模型的动态版本一样，博兰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与贾德，罗默以及格罗斯曼和赫普曼的新增长模型之间的异同类似于新兴古典贸易模型(杨小凯以及杨小凯和史鹤凌) 与新贸易模型(D-S和挨蒂尔) 之间的异同。

此外，黄有光和杨小凯(1997) 把克瑞普斯-威尔生的序贯均衡概念引入到杨小凯(1991) 的模型中，考察了不同分工模式带来的信息收益与获取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定价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如果存在固定侃价成本或固定沟通成本(瓦尔拉斯式的拍卖者和个人之间的) ，那么个人必定会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的各种信息前权衡定价成本和期望信息收益。假设个人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实践一种分工模式，并根据最新信息用动态规划方法最大化期望总贴现效用。瓦尔拉斯均衡由4个参数决定：定价成本系数，运输成本系数，专业化经济水平和贴现率。交易成本系数和贴现率越小，并且/或者专业化经济越高，那么分工的演进和生产率的增长越快，分工多样化模式越多，由定价系统所获得的信息越多。这个引入了自适应行为，有限决策长度以及不确定性变量的模型，能够说明分工与组织信息的共同演进。它不仅比无限决策长度的决定性内生增长模型更接近现实，而且更易于操作。

4.6 新兴古典契约和产权理论

杨小凯已经把市场网路规模概念纳入他1991年的模型，如果再把不确定性引入新兴古典框架，那么数学化专业化经济与市场网络的协调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就可以形成新兴古典契约，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 发展第一个这类模型。他们的一般均衡模型可以解释分工均衡水平，还可以解释由专业化经济，协调可靠性，产权丧失风险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冲突关系所形成的竞争均衡度，可靠性均衡度，以及契约条款模糊均衡度。该模型还把风险纳入到每一项交易活动中。这种风险由可预期的机会主义或交易不确定性造成。当分工提高，许多专业化链条会变长，因此在非常复杂的分工网络中由协调失败所带来的综合风险将变得更高，其风险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可见交易成本上升的速度。有两种方法可以降低协调失败的风险。 一种就是，每个买方与许多潜在专业供应商和现有供应商保持相同的业务关系，从而向现有供应商施压。保持这种关系可以在给定风险中提高每一项合同的可靠性。可是，大量同样类型的专业化供应商意味着，专业化类型的品种少，一定人口规模的分工水平较低。同时，现有供应商和潜在供应商数目增加也会增加维持大量潜在关系的外生交易成本(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第11章) 。另一种方法就是，为降低协调失败的风险，在每项合同的签定和执行过程中加大资源投入。这种方法可以减小由协调失败的综合风险所造成的福利损失。这种福利损失被认为是一种内生交易成本。但是，内生交易成本的下降与合同签定和执行中形成的外生交易成本的增加有联系。因此，在专业化经济，拓宽潜在业务关系(公关投资) 的外生交易成本，现有合同的签定和执行的外生交易成本以及内生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冲突关系。

均衡比较静态认为，当产权界定及其执行的交易成本系数下降，市场网络均衡规模和生产率会增加，合同条文模糊造成的协调失败风险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小。究竟是哪一个结果取决于，专业化经济程度，运输效率，以及与技术和制度有关的产权界定和执行条件的参数值的相对大小。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 详细讨论了，与加强现有业务关系有关的以及与拓宽潜在业务关系有关的两类交易成本参数。如果前一个参数大于后一个参数，那么多潜在业务伙伴(相当于完全竞争) 的“古典型契约” 会在均衡中发生；相反，如果前者小于后者，那么无潜在业务伙伴的“关系型契约” 会在均衡中发生 (威廉姆森，1975) 。

这个模型把张五常(1970，1983) 关于外部性的思想数学化了。它表明，交易效率改进时，分工均衡水平和协调失败的风险均衡水平可能同时提高。非可靠性程度和相关的内生交易成本可以被认为是外部性的均衡程度。清除所有外部性必定不是最优的。关于合同的非可靠性(一种内生决定的可能性) 均衡水平的另一种解释是，软预算程度。当用“软预算程度” 解释这个模型，其含义就是，如果所有的两难冲突关系都考虑，一个完全硬性的预算约束不是最优的。杨小凯，王建国和威尔斯(1992) 已经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这个理论。协调失败的风险均衡程度就是一种广泛失业的风险，因为当分工网络的协调机制失灵时，个人将被迫选择生产率很低的自给自足生存方式。但是，当交易成本系数下降(例如，分工经济超过风险造成的期望福利损失) ，这种均衡以及广泛失业的风险最优程度将增加。

刘(1996) 把不确定性，保险和道德风险引入新兴古典框架，证明保险能够促进分工，改善生产率，还证明即使不完全保险在促进分工和增加交易次数的同时，增加了内生交易成本，它仍能够减小道德风险。如果把刘的观点引入黄有光和杨小凯的模型，研究为企业家提供试验各种分工模式的保险的证券市场机制，那将是很有价值的。

4.7 新兴古典货币理论

由于角点间不连续跳变的一般均衡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如果把总量需求纳入新兴古典框架，那么将可以解释许多所谓的“宏观经济” 现象。下面三个小节将评述这些新兴古典模型 --- 它们解释了分工引起的货币出现，失业和商业周期，以及资本与分工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些探索表明，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两分法是它们不能解释许多经济现象的致命根源；相反，新兴古典经济学却可以解释所有的微，宏观经济现象。 正如奥斯托依和斯塔尔(1990，p.29) 注意到，“斯密关于货币和专业化之间的交互影响仍然没有被正式模型化。”虽然人们已经接受斯密(1776，14章) 关于专业化是纸币使用的推动力的观点，但是博兰和杨小凯却认为专业化只是货币出现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他们把足够长的迂回生产链条引入新兴古典模型中，认为完成交易活动是费时的，因为在这个长而迂回的生产链条上，同时开展所有高水平分工的交易活动是不可能的。当交易效率充分改进后，分工将引起迂回生产链条变长，那么要使每对专业化商人之间的供需同时都到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此情况下，商品货币或法币的引入就变得非常必要。他们证明，当交易成本系数下降时，均衡将从自给自足模式，跳向局部分工模式，再跳向完全分工模式。前两种模式不必需要货币，因为供需能够同时到位。但在完全分工情况下，迂回生产链条有多个结点，供需很难在这些结点上同时到位。如果引入信贷体系，那么新均衡将涉及到有信贷关系的交易；如果没有信贷体系存在，那么交易媒介就是与最低交易效率系数有关的商品货币。将分工与货币出现联系起来研究的好处就是，我们能考察货币出现对生产率的深刻含义。

4.8 新兴古典资本理论

包括斯密，米尔，马克思和马歇尔在内的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强调资本与分工的关系。斯密(1776) 和杨格明确指出，货币与分工存在着关联。他们认为，资本和投资在迂回生产活动中与分工演进有关(斯密，1776，p371) 。如果最终消费品(粮食) 的生产与工业品(拖拉机) 的生产之间存在分工，并且拖拉机生产是费时的(高固定学习成本)，那么拖拉机在出售前，如果没有提供拖拉机生产商消费食物的资金，那么他无法生存。因此，资本就是一种在迂回生产活动中能提高分工水平的社会性工具。高水平分工能加速由专业化熟能生巧所引起的知识积累进程，从而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米尔的工资基金论点(1848，第二章，第二节；第五章，第三节) 在某种方式上反对把投资与储蓄割裂开来考虑。他指出，“资本尽管是储蓄的结果，可是却是要被消费的。”这个观点意味着，资本理论应当解释为什么消费品生产从其生产者向中间品的生产者转让能促进由分工所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马歇尔认为博尔顿和瓦特发明蒸汽机是由于发明活动的深度分工(1920，P.256) 。爱迪生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分工对发明有着重要意义。他本人不仅把一生大部分时间用于电器发明，而且还成立由100多位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专业研究机构(约瑟生，1959) 。

这些实例表明，如果投资没有被用于发展分工，那么即使在物质技术，教育或研究上的投资不管多大，也不能带来生产率的增长。因此，资本概念的本质问题不是投资和储蓄有多大的力度，有多少数量，而是在机器，教育和研究上的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分工水平，改进分工模式。

杨小凯(1994b) 已将古典资本理论数学化。他发展的故事如下。在一个经济体中，有许多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粮食可只由劳动生产，也可由劳动和拖拉机混合生产；生产中存在专业化熟能生巧；初次从事生产和变动工作都会有固定成本；每个人可以选择专业化或自给自足决策模式；专业化的优势在于，可以发挥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可以避免工作变动成本。但是，生产率的未来提高是以目前消费为代价的，因为这个过程中交易成本会提高。另外，拖拉机生产也有高固定成本，并且只有当学习成本达到一定临界值时，拖拉机生产才完成。因此，在专业化熟能生巧，迂回生产经济，交易成本和固定学习成本之间存在着多对冲突关系。如果交易成本系数足够大，那么这个经济总是处于自给自足状态；如果交易成本系数足够小并且专业化熟能生巧和迂回生产经济程度高，那么这个动态均衡就会产生分工。对于分工经济体，有两种投资储蓄模式。如果拖拉机生产的固定学习成本不大，那么为了提高分工水平，每个人用第一期的消费去支付交易成本，为此，第二期的生产率就能增加。这是一种自我储蓄机制，它不牵涉到储蓄资金在个人之间的转移，这个关于提高分工水平的储蓄和投资的观点与杨小凯-博兰1991年的模型完全一致。如果拖拉机生产的固定学习成本足够大，以致于直到拖拉机生产的专业学习时间超过一定的期限，拖拉机生产才能完成，那么为了拖拉机生产专业化，一个牵涉到在第一期从粮食专业生产者向拖拉机专业生产者贷款的人际储蓄机制就变得必不可少。

假定拖拉机生产的高固定成本，小交易成本系数、重大的专业化熟能生巧和迂回生产经济，这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有如下故事。粮食专业生产户只用劳动生产粮食，并且在第一期把粮食贷给拖拉机生产者，这个时期拖拉机还在生产。在第二期，拖拉机专业生产者以高于他买粮食的价格，把拖拉机卖给粮食专业户。这个差额等于第一期的借款额。第一期的人均粮食消费低于自给自足模式的消费。但是在第二期，拖拉机的使用提高了粮食的生产率。如果交易效率系数以及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充分大，那么第二期的贴现收益将超过第一期人均消费水平的减小量。因此，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各时期之间的人均真实收入增高，而且还体现在总贴现真实收入高于自给自足状态的真实收入。

这个建立在角点解基础上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表明，投资不一定能够提高未来的生产率。未来的生产率能否提高取决于，投资是否促进了更高水平的分工，而这种更高水平的分工要能够通过专业化熟能生巧和迂回生产设备技术以及服务来加速专业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如果交易成本系数由于无效率的法律制度或保护性关税壁垒的存在而很大，那么提高分工水平的有利的投资机会就不存在。因此，投资可能不带来真实收入增长。专业化和迂回生产经济程度下降、交易成本系数增加，以及/或分工演进潜力耗尽会降低投资回报率以及减少盈利性投资机会。这种新兴古典资本和利率理论与凯思斯的资本理论（1936）有着重大差别。凯恩思用消费者流动性偏好解释利率骤然下降的经济现象。新兴古典资本理论得到了香港和台湾的投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成功政策的检验，并且与萨克斯（1993）和斯瑞尼凡森（1990）关于经济增长自由化含义的观点相吻合。

4.9 新兴古典商业周期和失业理论

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第18章）用新兴古典动态均衡模型探讨耐用品生产的分工、失业、商业周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个引入了失业的最优内生商业周期模型的故事如下。 假设每个人能生产一种非耐用消费品，如粮食，也能生产一种耐用工具品，如拖拉机。拖拉机具有不可分割性，使用寿命两年，每人能开一部。在这个存在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的结构中，个人换工作会引起两类成本。一类成本来源于换工作所引起的对以前经验的遗忘；另一类成本就是进入新岗位的进入成本，如临界学习成本。每个人从粮食消费中获得效用，并且最大化他的贴现效用。在这个简化的经济体中，至少有三种生产和消费的组织结构。第一种就是自给自足，第一年他先花时间生产拖拉机，当拖拉机生产完成后，他用拖拉机生产粮食；第二年他只开拖拉机生产粮食。因此，这种结构没有商业周期，也没有失业存在。第二种结构就是完全分工。这种模式意味着，人口分为两类 — 生产拖拉机的人和生产粮食的人。粮食专业户可以开拖拉机生产两年粮食。拖拉机专业生产者第一年生产拖拉机，第二年失业。在这种结构中，总产出水平第一年比第二年高。因此，存在每两年一度的失业商业周期。第三种结构就是部分分工。这种结构与第二种结构有类似之处，但拖拉机专业生产者在第二年转行生产粮食。后两种结构都有分工和专业化，但第二种有商业周期，而第三种却没有。自给自足和部分分工尽管没有商业周期，也没有失业出现，但是却有工作转换带来的成本。完全分工模式尽管有商业周期和失业出现，却没有工作转换引起的成本。如果转换成本和专业化熟能生巧经济足够高，那么第二种结构是帕累托最优，而第一和第三种结构都不是。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会选择第二种结构。它能够创造长期内生增长，以及长期有规律的、内生的和有效率的商业周期。相反，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却不能同时带来这两种好处。

5. 展望

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与萨谬尔林的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着重大差异。现在，对它的需求很迫切。自从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年的著作发表以来，我们收到了许多读者来函索取新兴古典经济学教材。杨小凯的著作（2001）以及萨克斯和杨小凯的著作(即将出版）将满足这些需求，这一系列新兴古典学教材将用一个新兴古典框架复活古典经济学精髓。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正在展开。例如，新兴古典模型中的均衡存在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可以严格证明。杨小凯和叶（1993）已经用新兴古典框架探索了经济组织的拓补经济性质及其含义。他们研究发现，新古典和新兴古典的本质差别就是，前者主要关注经济系统的非拓朴性质（如消费量和生产量），而后者关注经济系统的拓补性质（如分工水平和交易次数）。就象在生化组织分析的应用一样，拓朴学和图论在经济组织分析的深入应用可以产生一些突破性进展。 如果把不确定性纳入杨小凯(1994c)有关分层结构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那么就可以探索分层结构的不同层系之间竞争程度分布的含义。一个猜想就是，在这个新模型的均衡中，分工分层结构的较高层系的竞争比较低层系更激烈，因为位于较高层系上的一些元素的可靠性比大多数下游层系的元素可靠性更重要。如果把这个猜想与罗森（1982）的模型相融合，就可以探索均衡分层结构的不同层系之间的收入分配和竞争强度倾斜分布。杨小凯的均衡模型（1994c）与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企业理论（1994）的综合模型可以解释，专业批发-零售商如何衍生出分散化分工网络分层结构。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第5、6、8章）已经触及到如下问题：当分工水平提高，为什么交易的地理区位集中可以不断改进交易效率？还可以发展更多的模型解释：交易的地理区位结构、分工水平、交易网络分层结构的层系数目、交易效率以及商业中心区与外围之间的土地价格的倾斜分布是如何同时被一个分散化市场决定的？

博兰和杨小凯(1991) 的货币模型与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企业模型（1995）的混合体可以产生新兴古典专业化金融企业理论。黄有光和杨小凯（1997）的组织试验模型，刘的内生化保险和分工水平的方法以及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企业模型可以产生新兴古典证券市场理论。它可以解释，新兴古典证券市场是如何有效分散试验各种分工模式的风险的。如果把信息不对称引入到黄有光和杨小凯的序贯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那么试验各种分工模式的企业家功能值得探索。如果把序贯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引入到所有静态新兴古典模型中，那么模型的比较静态将变成比较动态，就能通过各种组织和制度的试验成本解释与之相关的现象是如何自发衍生和演进的。杨小凯和威尔斯（1990）与博兰和杨小凯（1997）的企业动态模型的结合体就可以推测错综复杂的产权和契约安排结构是如何自发演进的。如果能够区分学习他人知识（萨阿和斯蒂格利茨，1986），边教边学，边想边学，边试验（研究）边学和边生产边学，那么专业教育和研究的衍生和演进就可以由新兴古典模型解释。当然，提出新的思想容易，但是要构造具有一般性、可操作性、现实性和预见性的模型去证实这些思想却相当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