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多层次的古典音乐和交响乐，简单二维的歌曲是最平民最通俗的艺术形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诗歌是人类的启蒙艺术。诗歌融合了音乐，就成为歌词。或者说，单独从文学角度看，歌词本身就是诗。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最早的《诗经》到《离骚》，从汉乐府到唐诗，从宋词到元曲，都是与音乐融合的韵文，即歌词。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歌词启蒙者当首推李叔同，他为外来的曲调填上新词——《送别》。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和徐志摩的《海韵》等都是用白话自由诗写成的现代歌词。1949年之后，华语歌曲在红色恐怖下的大陆和自由的港台分道扬镳，开始不同的发展走向。
在大陆的前30年，歌词基本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专门豢养的职业文人（文联）写作，直接配合当时的政治统治需要，从宣传婚姻法、歌唱三面红旗、歌唱人民公社社教运动，直到“文革”中登峰造极的“语录歌”。这些“高强硬响”的主旋律大多缺乏个性和主体意识，主要抒发“劳动人民”对于“永远光荣正确的党”和“大救星毛主席”的感激和颂扬——“我把党来比母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在这种养狗体制下，音乐作者可以靠一首歌荣耀一生，歌手活一辈子也只唱那么几首歌。
在毛万岁生理死亡后的1980年，以《乡恋》和《军港之夜》为代表，温情脉脉的抒情歌曲与当时的“星星画展”、“朦胧诗”一起，冲破重重政治黑幕，体现了久违的人性和文化终于回归大陆社会。
作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华语流行歌曲之集大成者，来自台湾的邓丽君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年轻的台湾音乐人叶佳修、罗大佑、侯德健等人以校园民谣宣布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尽管他们的歌词风格依然是1930年代诗歌的回归，显得清新、纯朴，但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批判精神却不曾在社会层面上得到关注。同一时期，刘文正、龙飘飘、韩宝仪、蔡琴、徐小凤等所演唱的歌曲同样属于一个遥远的时代。
以1980年代《歌词》杂志创刊和侯德健来到大陆为标志，新的创作理念影响了一大批词作者。特别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音乐观念，充分体现了欧美音乐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态度。比如《鹿港小镇》和《之乎者也》。
一场以献给世界和平年为名义的音乐演唱会宣告了大陆歌曲创作群体的全面崛起。而崔健的《一无所有》则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开创了中国摇滚音乐的时代。《一无所有》也以其巨大的文化冲击力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随后一批崔健的早期作品在大陆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反响。
崔健的历史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了一种冲击和文化反叛，更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生存视角和生活态度。虽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崔健被过分的意识形态化了，但他的作品真正的意义在年轻的一代人中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误解。《一无所有》和《不是我不明白》、《花房姑娘》、《假行僧》、《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作品构成了崔健作品中最具有文化含量和时代意识的部分。在这些作品中，他广泛地涉及了人性与文化、个性与社会、性与生存状态、现代化与人性的冲突等题材。他的结论或许并不重要，但他的创作状态和独立话语却造成了歌曲创作领域的革命。崔健的动人之处或许是其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行为与思考上的不妥协态度。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歌曲都被官方禁止公开演唱。
崔健、陈哲等一代歌词作家代表着对传统歌词创作的一种反叛。他们也是极其自负的一代。但是，他们赋予自己的使命是企图让歌曲这条小船载动历史、人性、变革、图新等许多愁。他们的创作相对于传统创作是一种反动，但同时对于正在迅速城市化的年轻受众也是一种反动。换句话说，他们反对“高强硬响”，但他们的创作走上了同样的不归路。他们的骨子里仍然是相当贵族化、精英化的。物极必反。之后“高强硬响”的“西北风”彻底葬送了大陆音乐创作的一片繁花。
央视春晚的出现，使蓝眼睛的华人费翔占据了全国所有的橱窗玻璃，甚至人们将兴安岭的大火也归功于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198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晚八点半》又使一首《跟着感觉走》风靡全国，与邓的“摸着石头过河”一唱一和。随之而来的政治镇压，使这首歌曲和其他民间的声音一起陷入沉默。
在“囚歌”系列在突然涌现的个体户商铺里日夜回响的时候，齐秦和他的《狼》以种难言的青春悲怆俘虏了大陆年轻人的心。从此以后，大陆流行音乐开始向青少年亚文化回归，这也是向流行文化自身的回归。海外华语歌曲卷土重来，这时早已弱化了罗大佑、李宗盛等人早期的批判风格而完全都市化了，这是另外一套不同于前人的话语体系。代表人物有姜育恒、王杰、赵传等。
郑智化的《水手》、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和童安格的《中国帆》等等，这些作品中隐含着强烈的后现代倾向。郑智化显然从卡夫卡那里继承了一些什么，或许应该说，他与卡夫卡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这种相似并不体现在创作手法上，而是性格与立场上的一些特征，比如：忧郁、敏感、个人化写作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立场。
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
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
我的眼光很高我的力量很小
我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偷偷跌倒
我的床铺很大我却从没睡好
我害怕过了一夜就被世界遗忘
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
我在台北的马路上迷失了我的脚
没有人在乎我这些烦恼
每个人只在乎他的荷包
我常常喝着可乐，我吃着汉堡
只是心中的空虚饥渴无法填饱
是不是就这样平凡到老
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坏不好
是不是学会了放弃思考
这样的我才能够活得很好
头壳坏掉才能够活得很好
——《中产阶级》
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阶段，励志暴富的现代神话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心理层面，李嘉诚成为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偶像。许多歌曲刻意展现城市美好的一面，而对其阴暗面却略过不提，而这首《中产阶级》却立足于批判。郑智化尖锐的指出，城市不是人的天堂，而只是欲望的天堂。
郑智化是一个强烈关注现实的作者，其《蜗牛的家》批判了非理性的房地产危局。10几年后，作为“房奴”的我们现在听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
找不到我的家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
浪迹天涯
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
努力往上爬
却永永远远跟不上
飞涨的房价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蜗牛的家
能挡风遮雨的地方
不必太大
给我一个小小的家
蜗牛的家
一个属于自己温暖的
蜗牛的家
郑智化写过很多忧伤的歌，如《把感情收藏起来》、《让风吹》、《用我一辈子去忘记》、《单身逃亡》、《离开这座城市》、《告诉我》、《我是风筝》……正是因为郑智化的忧伤是内在的，所以他的有些歌曲即使没有明显的批判现实的立场，但也颇能以情动人。
特别是台湾解严之后，公民政治权利得到空前的恢复，郑智化写作了批判政治现实的作品《大国民》：“辛苦了一辈子连房子都买不到”、“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宣传的口号说大家都有钱，贫富的差距假装没看见……”将政治批判写入歌曲，这是郑智化最具个性色彩的一面。这与大陆那些写作《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的马屁作家有着云泥之别。
音乐和文学对政治介入，是文人自古就有的社会情怀。当《龙的传人》侯德健在北京的那个夏天怆然夜逃时，另外一个台湾人童安格，写下了一曲传唱久远的挽歌《六月四日》，他也因此遭到中共官方的严厉封杀。
天安门前开口说
不吃不喝也不走
长江黄河没有错
因为他们认得我
风大的谁先过
雨大的谁先说
生命谁没有
不能不为真理活
天安门前开口说
全世界都听的懂
大街小巷都在传
哑巴也会说自由
万里长城万里长
长城外面是故乡
高梁肥大豆香
遍地黄金少灾殃
六四之后的大陆万马齐喑，官方以反精神污染的名义开始了一场文化清洗。这一时期唯一具有文化能量的新人是来自西安的退学大学生张楚。他的第一批作品就引发了强烈的震动。他独树一帜的创作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死亡意识和生命意义。“当我有一天面对我自己的时候/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炮/我吃我的心/吃啊/冲啊/将啊/将将将”（《将将将》）。然而在当时，张楚无疑太超前了，当若干年后他终于以《姐姐》而成名时，他的锐气、朝气和意志已经被北京这座城市消磨了太多。
同一时期，大陆的摇滚乐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唐朝”、“黑豹”、“轮回”等等。但这些音乐人总体上都不长于歌词创作，缺乏崔健作品那样振聋发聩的力量。较为出色的有郑钧，以及黑豹的窦唯和何勇。他们的作品常常表现出对文化本身的质疑和愤怒，比如窦唯的《黑梦》和何勇的《钟鼓楼》。
1994年，“新生代”歌手商业包装的成功使大陆歌曲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潮。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和李海鹰《弯弯的月亮》是最成功的代表。这两首歌词彻底放弃了文化的负担，保留了浓厚的文人气息。《涛声依旧》的妙处并不在于演绎了唐诗《枫桥夜泊》，而在于作者注入的现代疑问：“今天的你我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弯弯的月亮》采用顶针续麻的民谣创作手法。这样优秀隽永的语言品位在今天普遍文字功夫低劣的歌词中很有着独立操守的意味。
总体来说，“新生代”时期以后，从零点、羽泉、水木年华、深蓝到来自西安的许巍，音乐旋律上固然多有佳作，但歌词创作却水准大失，乏善可陈。可圈可点的作品凤毛麟角。无论方文山的典故堆砌或者林夕的新汉字组合，都失去了歌词作为独立文学式样的意义和气质。
相对传统文化根基连贯的港台，文化断代的大陆地区歌曲创作更是惨不可言，或重归文革式假大空模式，或肉麻宵小无趣化，朱大可等人对这种“口水词”、“打油诗”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1997年，小虫的创作的《心太软》击中了城市错乱中每个人心里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林忆莲、辛晓琪、王菲、许美静、许茹芸等，唱响了华语歌曲婉约派的巅峰，那永远是一个感伤而又隽永的年代回忆。张雨生、梅艳芳、张国荣、陈百强的香销玉陨和四大天王的谢幕，代表着一个港台潮流引领时代的终结。
华语歌曲走过1980-1990年代的黄金十年之后，和双卡四喇叭录音机一起，无可挽回地走向落幕。音乐已经进入数字时代，当老去的罗大佑李宗盛和崔健们，在演唱会上唱起一曲曲老歌的时候，台下已是一群与歌曲久违的都市中年人。他们的孩子们已经成长起来，“想唱就唱”的超级女声留给人们只是靓丽的面容和身材，与歌曲无关。
大陆的后发优势制造了一个繁荣崛起的山寨中国，体制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不仅使经济领域的中国品牌几乎全军覆没，华语歌曲和华语文学也在全球化2.0时代从濒危走向灭绝。
后街男孩、超级男孩、布莱尼、维塔斯、艾薇儿、恩雅、莎拉布莱曼、玛丽亚凯莉……随着MP3数字音乐席卷中国。新华语歌曲已经沦落成为更加低龄化的一种幼稚园文化。黑鸭子刀郎们翻唱着《萨达姆毛主席》，上山下乡，以一种新民谣的方式与我们的农民工及出租车司机打成一片，这种流行是反都市化。
外语歌曲和好莱坞大片如同麦当劳可口可乐一样，将华语歌曲彻底逐出了青年人这个流行音乐主流群体的耳朵，只剩下《义勇军进行曲》在高高的殿堂被一群衣冠楚楚的老年人唱起……
此事只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华语歌曲的失守和沦陷喻示着文化桎梏下传统精神的失落和破灭。当今社会条件下的许多华语歌曲，无论是粉饰太平的风花雪月，还是自我膨胀的卖弄风情，都不仅是在污染社会风气，而且是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下一代的平庸趣味。像歌颂老婆的《老婆老婆我爱你》和歌颂康熙皇帝的《还想再活五百年》这样的媚俗肉麻甚至邪恶，无疑是令人彻底绝望和愤怒的。
“惟乐不可以为伪”，这在今天的中国是不成立的。彻底商业化的时代，成批量生产的流行垃圾足够败坏普罗大众的胃口，并温情脉脉地滋养着下一代的精神软骨。特别是当我们周旋在物质与金钱的战场时，没有骨气和责任感的流行歌曲如同一切伪文化一样，完全成为文化的终结者。
这种无望的悲哀足以引发一个社会的精神紊乱和文化堕落。民间文化以山寨和恶搞这种恶作剧形式对伪文化表示抗议和不满：林夕创作奥运歌曲《我和你》被网络改编成三鹿版的《我喝你》，《蓝精灵》被恶搞成《草泥马》，还有网络版的《上海滩》……借助网络这个草根平台，真正的华语歌曲已经成为一段小心封存的经典回忆，如窖藏起来的好酒，时时散发出迷人的醇香。
网络的介入，使音乐的商业运作模式被彻底颠覆，当代华语歌曲已经丧失了抗衡西方音乐的最后一点力气，只剩下翻唱和恶搞的伎俩。这种无能和无耻一方面体现在官方的《同一首歌》和春晚上，一方面体现在无知无趣的网络歌曲中。这一切不仅证明这是一个反智的时代，而且还是一个反美的时代，如同芙蓉姐姐走红，越是丑恶越是讨人喜欢。用贾平凹的话说，就是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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