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益：理解一个“右翼”的美国

每到唇枪舌剑的总统选举年，许多美国人便打趣说：“我们不是在选美国总统，而是在选世界总统。”这句话固然体现出美国人特有的骄傲与浪漫的性格，却也部分地道出美国总统的实际功能：美国总统处理国内事务时，在三权分立的权力格局中处处受限，甚至不能自作主张地罢免首都华盛顿的市长乃至警察局长;但是，他处理国际事务时，却享有其他任何国家的元首都不具备的巨大权力。

职是之故，普通的美国人可以不必了解美国之外的世界，但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需要了解美国。然而，大部分外国人了解的美国与真实的美国之间，存在着鸡同鸭讲般的错位。

另一个美国

一般的中国人都是从好莱坞电影中认识美国的，他们看到的美国就是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拉斯维加斯几个大城市，纸醉金迷、喧嚣浮华、充满暴力与色情。一般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美国有一望无垠的腹地，有中部和南部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乡村和小镇。在美国电影里，政府高官、国会议员乃至总统通常都是坏人，让人感到这个国家简直太黑暗了;中国演员姜文到美国转了一圈之后，若有所思地说：“美国的坏人怎么都在电影里?”

中国知识分子最推崇的，是萨义德、苏珊·桑塔格和乔姆斯基这些占据大学与主流媒体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这批名士对美国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咒骂让大家心有戚戚焉，这批名士发明的“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等花里胡哨的理论更是被奉为圭臬。

极不对称的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保守主义的美国一无所知，他们从未听说过巴克利的名字：这位耶鲁毕业生以《上帝与耶鲁》一书抨击敌视上帝的母校，创办了宣扬保守主义的小众刊物《国民评论》，最终将里根推上总统职位并带来此后30年保守主义的兴起。他们从未听说过克里斯托尔的名字：这位思维敏捷、具有沟通交际和组建机构才干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等杂志，并筹集奖学金资助最优秀的学生，被誉为保守主义运动的“无形之手”。

他们不知道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哈德逊基金会和胡佛研究所等保守主义智库对美国决策层的影响力，对施特劳斯和布鲁姆等保守主义学者的著作与思想不感兴趣，当然也不知道本内特为何许人也，更没有读过本内特所著的“一部重要的保守主义事业的美国历史”－－《美国通史》。

你可以不同意保守主义的立场，甚至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所谓的“右翼美国”。但如果你对美国的这一面一无所知，你就算不上真正了解美国，你对美国的很多社会现象亦无法理解。比如，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拼命捍卫持枪权、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合法化?为什么美国的大部分州都保留了死刑?为什么超过半数的美国人不相信进化论是真理?

法国思想家索尔孟在《美国制造》一书中惊讶地写道：“美国人中怎么有那么多人信教并实践礼拜呢?97%的人信教，40%的人每周做一次礼拜，60%的人宣称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索尔孟发现，美国人对宗教信仰的热情，比起100多年前他的前辈、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的描述来，并没有减弱。

这些问题可以在本内特的《美国通史》一书中找到答案。

本内特其人

本内特是这样一个美国人：他是里根的忠实追随者，在里根内阁中担任过教育部长，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全国毒品控制政策主任。虽然当过政府高官，却希望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甚至呼吁撤销“没有做过什么好事”的教育部。

他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台节目《美国早晨》的主持人，也是超级畅销书作家，他编写的《美德书》不断重版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时代》周刊甚至建议，应当像产品说明书一样，将《美德书》分发给每对新生婴儿的父母。本内特被称为是“共和党传统价值派的首席发言人”、关于“自豪、爱国、信仰和道德等题目的最受欢迎的社会评论家”。

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本内特深知历史的重要性。左翼知识分子一直试图颠覆五月花以来美国的立国根基——清教徒传统。所以，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篇幅浩大、主旨明确的《美国通史》，以此来“为我们的文化和孩子们而奋斗”。

本内特在书中重新寻回了开国之父们的梦想与希望、价值与信仰。华盛顿就任总统时手按《圣经》宣誓，从此这成为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必不可少的仪式。华盛顿在誓词中加上“上帝佑我”这句话，此后每个总统重复这句话也成为一个传统。这位伟大而谦逊的清教徒对国会议员们说，上天认定共和的模式－－即“自由的圣火”－－已经被置于美国人民手中。从那个时候起，美国人便有了“山巅之国”和“上帝之城”的愿景。即便是离保守主义最远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亦在就职演说中重申对《独立宣言》理想的信奉：“人的权利不是来自国家的宽宏大量，而是来自上帝。”他还说：“让我们勇往直前引领我们热爱的祖国走向繁荣，请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我们仅仅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必须完成的事业。”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都有强烈的“天命”观念。比如，本内特将南北战争、一战、二战与冷战看作是上帝对美国的四次重大考验。他在完成《美国通史》的时候，“9·11”以及反恐战争还没有爆发。否则，坚定地支持伊拉克战争的本内特，必定会将整个反恐战争列为美国面临的第五次考验。

在追溯独立战争时代英雄们史诗般的事迹的时候，本内特告诉读者，所谓的“大陆军”根本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是被英军视为“乌合之众”的民兵。从将军到士兵，手中的武器大都是其私有财产。正是首先确保了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才确保了私有财产和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使得美国永远不会出现闯进民宅为所欲为的党卫军和红卫兵。

在论述开国之父们的功勋与分歧的时候，本内特还特别表彰了作为宪法之父和《权利法案》作者的麦迪逊，“既有信仰又倡导自由－－这就是麦迪逊的成就”。麦迪逊的谦逊与羞怯，让他的伟大成就并未得到史家的充分评估。虽然华盛顿市中心有杰斐逊纪念堂而没有麦迪逊纪念堂，但实际上，代表清教徒一翼的麦迪逊对美国精神的影响，要大于代表启蒙主义者一翼的杰斐逊。

本内特在论及他亲身经历的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历史时，更是褒贬分明。他认为，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深陷于越战，年轻人成为“垮掉的一代”，左翼革命思潮此起彼伏，堪称“蝗虫侵蚀的岁月”;而80年代力挽狂澜的里根，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里根不仅复兴了美国的经济与自信，而且使美国成为“决定这个世界免于向黑暗时代倒退的关键”。2004年，我在华盛顿目睹了里根的那场万人空巷的国葬，深深感受到里根在美国民众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阳光与阴影之间

关于美国与苏联的差异，本内特用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便生动地呈现出来：当苏联在征服空间的竞争中领先时，苏联人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取得了胜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蔡娅·斯威尔蒂落娃宣布：“人类征服了宇宙，他就学习相信自己，依赖任何自身以外的力量是荒唐的。相信上帝的人们现在将会抛弃上帝。这种相信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自然。人将比上帝强大。”

不久，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安全着陆并走出了第一步，优势重回美国一边。就在阿姆斯特朗走出历史性的那一步时，他的同事阿尔谢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他倒出葡萄酒，在月球只有地球1/6的引力作用下，酒液几乎跑出他的小杯子。他手拿着薄饼，静静地读着《圣经》中的一段话：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将俄国革命定义为“无神论的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苏维埃法律的基础是一种无神论图景，它预设基础是人之自然本性的善，然而这种所谓的善却成为民众崇拜独裁者的催化剂。在这个乌托邦图景中，正是由于信仰的缺失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在美国，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玛丽·斯特劳所说： “我们民主传统的精髓就在于对人性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一种麦迪逊式的洞察和理解。因此我们创立各式制度，通过诸种途径，制衡个体的恶，进而引导其为更大的、公共的善服务。”换言之，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根基就在于确认人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罪性，“如果没有坚不可摧的信仰，我们也就不会接受诸如普遍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宽容和谦逊这些伟大的理想”。

这正是《美国通史》所揭示的“美国的本质”：美国的爱国主义不仅根植于公民对国家的热爱，还根植于公民对美国所秉持的价值观的信服。一份调查报告显示：80%的美国人对美国感到自豪，其比例远远高于欧洲;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优于其他文化和价值。

用美国学者斯蒂芬森的话来说：“一个美国人说他热爱国家时，不仅意味着热爱新英格兰的山冈，阳光照耀下的大草原，一望无垠的高地平原，雄伟的山脉和辽阔的大海。他还暗示热爱一种内在的气质，内在的光明。置身其中，自由得以延续，自尊得以呼吸。”

今天的美国，在阳光与阴影之间，在一个充满危险和挑战的世界中，坚守着自身的价值。就连最左翼的《纽约时报》也如是说：“一个国家的自尊不应该源自它在全球的实力，而应该源于它的文化价值和成就。正面临衰退前景的美国可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继续坚持其自身文明所蕴含的高贵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