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9, 2011
【转贴】“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谋”
一、高盛公司的投机与“北京共识”
2004年5月11日,美国著名投资公司高盛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 ”的研究报告。雷默在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的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它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 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它取代了广受怀疑的华盛顿共识”。
高盛公司这位受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投资家,把“模式”和“共识”混淆,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牵强附会在“应当更加关心天体是如何移动的,而不只是关心它们的最终归宿”的所谓“新物理学”的解释。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颇多,雷默提出“北京共识”,更多地被人们视为高盛公司的商业运作,而非理论创新或发现。因此,“北京共识”在国际经济学界,并没有获得响应。
然而,中国大陆的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仿佛捡到一块宝贝,“北京共识”的成功和“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作为一种主旋律,在中国整整被唱了二年。
2006年初,世界银行宣布实践“华盛顿共识”的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已进入发达国际行列,波兰、斯洛伐克等东欧诸国和俄罗斯已进入高收入的准发达国家,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也取得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全球经济特续繁荣,东欧、南亚、拉美各国人民生治水平突飞猛进的信息,突破封锁,传入中国,“北京共识”的鼓噪和喧嚣终于嗄然而止。
现在回头指责高盛公司忽悠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没有意义。早在雷默发表“北京共识”之前,高盛公司于2003年就向全球投资者推介“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中国、印度),设立“金砖四国”投资基金,受到全球投资人和投机者的青睐。高盛在“金砖四国”的报告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印度将成为世界的思想工厂,中国是全世界的加工车间,巴西是全球经济的原料场,俄罗斯是全球的加油站。“四砖四国”投资基金的推广,说明高盛公司在其实际资产配置序列中,没有独厚“北京共识”,否定“华盛顿共识”的实践。事实证明,四国的股票市场,巴、印、俄率先于2003年开始以几何倍数上扬,进而带动中国股市走出长达四年的熊市,于2005年7月反转。
只能说,库珀.雷默,高盛公司的合伙人,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银行家,懂得在中国如何投机。他提出的“北京共识”,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提供一个忽悠老百姓的概念,高盛公司则在“北京共识”的合奏曲中,捷足先登地跨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二、“华盛顿共识”,以消除贫困和贫匮为起点
“华盛顿共识”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共识”是一个社会命题,利用经济学和统治权改善社会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经济学的目标。
上世纪70、80年代,拉美诸国家饱受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失衡的冲击,经济和社会危机不断。1989年,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经济研究所等组织的专家教授,在华盛顿讨论如何帮助拉丁美洲克服连续的经济、社会危机。曾担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总结了八十年代总部在华盛顿的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财政部等机构及其专家顾问为拉美国家提出的十项措施,称之为“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首先关注的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和可持续性发展,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华盛顿共识”提出注重财政纪律以抑制通货膨胀,转变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以提高和改善收入分配,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以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减少贫困。“华盛顿共识”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世界货币组织、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实验和推广,成为拉美、东欧诸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部份措施也被韩国、印度等其它新兴国家接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他是“消除贫困的传教士”(引自2007-03-08《朝鲜日报》),他给多个拉美、东欧、亚非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做过经济顾问,实践和推广“华盛顿共识”。
1986至1990年间,萨克斯教授任玻利维亚总统顾问,任期内他协助设计并执行了稳定计划,该计划使玻利维亚的通货膨胀率从每年的40000%降至现在每年的10%。萨克斯也曾是玻利维亚债券回购项目的缔造者之一,那是80年代首例债务削减项目,此项目成功的将玻利维亚商业银行的债务削减了一半。玻利维亚的债券回购成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要里程碑。
1989年,萨克斯教授为波兰团结运动的经济改革作咨询,1989年8月以后,他为波兰第一任后共产党政府作咨询,协助波兰在1990年至1991年中引入激进经济改革。萨克斯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设计的波兰的转型措施,被称为“休克疗法”。1999年1月,萨克斯教授获得了波兰共和国优等司令十字勋章,这是由波兰共和国总统颁发的一项崇高的波兰国家级荣誉。从1991年秋天到1994年1月,萨克斯率领着一支由经济学顾问组成的队伍,前往俄罗斯就宏观经济稳定、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国际金融关系等问题协助俄政府进行解决。1991年,萨克斯协助斯洛文尼亚政府引入新的国家货币政策,1992年协助爱沙尼亚政府引入新的国家货币政策。在这两个案例中,成功的货币改革使两国结束了高通胀,并重新建立了货币稳定。1991年至1993年之间,他还协助了蒙古政府进行宏观经济改革和私有化。(上述两段引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03.8.25让世界了解你栏目)
此外,杰弗里·萨克斯教授25次访问韩国,策动韩国实施自由化和新农村运动。跨入新世纪,萨克斯作为联合国“千年村扶贫项目”组组长,长期在非洲扶贫,也到过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火石寨乡小川村调研扶贫。
“从1985年至今的21年间,他(杰弗里·萨克斯)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的工作”(2006年09月04日,中国青年报:一个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中国扶贫之旅)。“华盛顿共识”,在拉美成功地解决了困扰拉美国家20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减贫扶贫方面,2003年以来,没有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巴西、阿根庭、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等拉美主要国家展开大规模的减贫扶贫运动,取得相当成绩。
“华盛顿共识”的最大成功,是在中东欧实现。
三、“华盛顿共识”在中东欧的成功实践
波兰是中东欧第一个转型国家,1990年,萨克斯教授被波兰政府聘为顾问,萨克斯依据华盛顿共识,为波兰设计了“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波兰立杆见影,1990年和1992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约20%,1992年即实现经济增长,效果出人意料。“休克疗法”在波兰的首先成功,使之成为中东欧转型国家的一致选择。
针对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性的“贫匮”和无效率的生产,“休克疗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经济结构的重建,把资源从原有的、无效的生产转移到新的、有效的生产上。
过去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说中东欧的民主改革和“休克疗法”使其生产总值急剧下剧,并以此断言民主改革和“休克疗法”失败,纯属无知。事实是,“休克疗法”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国内生产总值降下来,把资源从无效的生产中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俄罗斯在“休克疗法”实践之前,预测无用军工生产缩减将造成国内生产总值减缩25-30%(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军工及与军工相关的产值不少于40%),无用产品缩减5-10%,无竞争力产品缩减5-10%,国内生产总值的哀退估计将达到在40-50%。实际执行的结果,可统计出来的数据是国内生产总值减缩47.8%,这个哀退值,在预估之中。由于大量无法统计的灰色经济存在,总哀退估计约30%,效果超出预期。
中东欧在采用“休克疗法”时,各国采取措施、力度、进度有所不同,效果也有所差别。捷克、波兰采用激进式“休克疗法”,匈牙利刚开始采用渐进休克,前二年采用渐进式改革的匈牙利比采用激进式“休克疗法”的捷克、波兰好,但波兰、捷克出现复兴时,匈牙利依然困难重重,右派政府因此下台。前共产党左派上台后,出人意料地果断实施“补克休克”,采用更激进的“休克疗法”,并取得成功。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措施,则是反反复复的进二步、退一步,因而转型时间拖得很长。
就“华盛顿”共识在中东欧的实践而言,经过16年的考验,其各个具体目标,均已现实。
1、消除“贫匮”。90年,贫匮是中东欧普遍的、根深蒂固的现实,90%以上的人们饱受“贫匮”的困扰。当年,笔者就曾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店,见证何为“空空如也”。
2、消灭贫困。市场化一夜之间消除了物质贫匮,但贫困随之产生。商品虽然丰富了,货架琳琅满目,但生产的萎缩和通货膨胀让一部份人迅速落入日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困境。1990年转型前,东欧和苏联只有不足1百万人生活在日均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状况,1998年,处于赤贫状况的人口增长到3千万人,比例从几乎为零增加到占人口比例的6%。随着“华盛顿共识”措施见效,东欧与前苏联地区生活在日均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状况的人口从1999年开始下降,2001年减少到仅剩3700万人,2003年再一次将日均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人口降为接近于零,彻底消灭“赤贫”。(中国目前日可支配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贫困线人口约占总人口四分之一,日均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人口约占总人口8%)
1990年之前,东欧与前苏联地区有多少人每天靠不到两美元生存,缺乏统计数据,但世行报告,1998年有超过1亿人,占人口比例20%。这一数字在2003年降到6100万人,占人口比例12%,2005年,又降到不足2000万人,占人口比例不足4%,而且贫困人口多集中在没有激进改革的中亚。东欧和俄罗斯,到2006年,基本也将日可支配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贫困人口消除掉。至此,“华盛顿共识”在东欧和俄罗斯,完成了其消灭贫匮和贫困的历史使命,提前实现联合国消灭日可支配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贫困线的千年发展目标。(附注:中国目前日可支配生活费低于2美元贫困线人口约占总人口四分之一,日均可支配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赤贫”人口约占总人口8%)
3、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能够从贫穷国家过渡到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多数国家至此即遇到著名的发展中国家“魔咒”,只有少数国家,能突破“魔咒”,进入可持继发展状态,走向发达国家行列。“华盛顿共识”让中东欧国家突破发展“魔咒”,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入高收入国家。2005年,实施了休克疗法的东欧和俄罗斯各国人均gdp(接美元计)如下:
斯洛文尼亚 17,660
匈牙利 10,896
捷克 10,708
爱沙尼亚 8,885
斯洛伐克 7,963
克罗地亚 7,764
立陶宛 6,796
波兰 6,373
拉脱维亚 6,150
俄罗斯 7251(2006年,以美元计算。俄罗斯当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约27.22万亿卢布,人口约1.424亿,2006年底1美元等于26.36卢布)
四:“北京共谋”
为了写中俄等转型国家比较的系列帖子,我整整准备了半年多时间,此间读了很多的书籍和资料,仍不得要领。前不久,与“二个局外人”一起逛上海季风书店,在季风书店茶坐休息时,“局外人y”提出“北京共谋”的见解,让我豁然一释。但是,如何让人理解和接受“北京共谋”?最近,媒体揭开某著名经济学家家族暴富内幕,为“北京共谋”提供了最佳的注解。
何为“北京共谋”?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幸运地刚好对外开放,搭上全球一体化的快车,并成功加入WTO。中国以其比较优势参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人口结构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以及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性开采和破坏性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资源投入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利用的结果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初级产品、加工品输入国际市场。低价的中国制造,使全球告别了高通胀低增长时代,西方国家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周期,此间,西方国家民众充分地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生活精彩。西方国家在获得过些好处的同时,对中国的人口红利、对中国资源和环境的掠夺性开采和破坏性利用进行贴现,贴现值就是近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北京共谋”就是中国的政治精英、企业精英、知识精英,互相勾结、相互利用,共同瓜分了这一关联到十几亿人未来生存的庞大数目贴现,从而积累了普通老百姓极尽其想象力也意想不到的个人巨额财富,这也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改善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将中国巨额外贸顺差和因此产生的财富视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贴现,一是人口结构中中青年劳动力比例大产生的竞争优势,平均供养比例低产生的人口红利,这是对未来人口老化的贴现;二是在出口和投资带动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举世瞩目的同时,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当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以付出未来为代价获得的,出口的盈余就是未来的代价的贴现。
然而,这些为未来而贴现的财富没有得到公开的分配和合理利用,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原因。有人把国家外汇储备理解为国家和社会的财富,这是错的,过多的外汇储备本身就是社会的负担。事实是,国家为此外汇储备而投放入流通体系的人民币才是国家和社会财富。如果这些财富没有公平分配、合理利用、盈时积累,外汇储备不单不能起稳定金融的作用,还造成流动性过剩,并将加剧国家和社会对未来的承担。
近几年,俄罗斯不单重新在建立了一套完整社会福利体系,没有了前苏联时代庞大的政府行政开支、公共挥霍,俄罗斯连续多年实现财政盈余,在还清前苏联所欠一千多亿美元国家外债的同时,至去年底,还积累了高达23469.2亿卢布(相当于7000亿人民币)的俄罗斯联邦稳定基金,这才是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关俄罗斯的转型,我将在下一帖:《大众私有化与自己人私分》中继续论述)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俄罗斯统一预算盈余22588亿卢布(相当于6754亿人民币),而2005年的统一预算盈余为17590亿卢布(5367亿人民币)。反观中国,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以20-30%的速度递增时,没能建立起任何一套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还年年出现财政赤字!
在中国,财富被瓜分完了,又没有社会保障。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和80%左右的农村老年人基本上没有存款,享有社保待遇的比例很低,有57%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经济帮助,25%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15.6%靠退休金。备受教育、养老、医疗三坐大山困压的普通百姓,未来如何应对人口老化的负担?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30个城市有20个在中国。财富被瓜分完了,难道没有能力移民外国的中国人命中注定世世代代将在环境污染中渡过?不怪乎精英们都把子女往国外送。
没有“北京共识”,只有“北京共谋”。2004年,高盛公司提出“北京共识”的这一年,高盛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成绩是: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获平安保险18.4亿美元股票、中国网通价值13.1亿美元股票、中兴通讯4.53亿美元股票、中国石油16.8亿美元及中国石化7.42亿美元的股份的上市发行和配售权;获中国进出口银行7.5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4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10亿美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5亿美元的全球债券配售;在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战略性地出售20%的股份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高盛公司因提出“北京共识”而在中国挣了个盘满钵满,追其究竟,精于此道的高盛公司实际也参与“北京共谋”。可以说,“北京共谋”,某种程度也是政治精英、企业精英、知识精英与国际资本的共谋,是一小撮人摸着金砖过河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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