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中美儿童大不同，是“被欺负”还是“去服务”

有朋友携家眷移民美国,孩子尚小，还在读幼儿园。一次闲聊，说到中国与美国有什么不同，朋友十分感慨地说了一件小事，他说就是这件小事，让他感到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别。

他说，他的孩子在中国读幼儿园时，第一天，中国的幼儿教师当着家长的面，对孩子说：“不要怕，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就告诉老师。”但是，孩子转学到美国后，也还上幼儿园，第一天送孩子去幼儿园时，教师当着家长的面，对孩子说：“小朋友，你以前有没有做过服务他人的事情？请告诉老师。”

年轻的夫妇听了感觉大为惊讶，因为，孩子这么小，就开始要求有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的意识。而在中国，这么小的孩子，则只会欺负别的小朋友或者被别的小朋友欺负。朋友说，这是他去美国后感受最深的一点。

其实，看看王朔的小说《看上去很美》，就不难发现，中国的幼儿园里对孩子的教育存在的问题严重性。连孩子拉屎拉尿都要在统一的时间里完成。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陷阱。

魔鬼常常隐藏在细节里。为什么在中国，教师面对这样的幼儿，第一反映就是怕被人欺负呢？因为，中国文化环境就是一个等级社会。在等级社会，欺负与被欺负，自然就是常态。高人一等的人，自然觉得自己是有权利欺负他人的，而低人一等的人，自然就是受人欺负的人。而所谓高人一等，在成年社会，无非是权力的掌握与财富的控制能力，用这些作为标准，将人划出了高低贵贱，而权力与财富的掌握后面，其实说到底也仍然是丛林法则的结果。这种社会心理，不经意之间就映射到了孩子的世界里。因此，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最为关心的就是孩子怎样才能够不吃亏，怎样才能够不被欺负。至于孩子怎样服务于社会，帮助他人的事情，那是成年世界都顾及不了的，孩子的世界就更无从谈起。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由于建立起了非常牢固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是一个基本消除了法治之外的特权的社会，自然就不相同了。他们在整个社会已经脱离了丛林法则。被欺负的问题早已经交由法律与公德去处理了。学校的教育不必在太在意这个问题。因此，美国学校教育孩子要有公益之心，与服务社会的意识，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服务，是市场的普遍意识。而欺负，则是丛林法则下的怪胎。中国人这样关注欺负与被欺负的问题，其实说到底，只是证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真正脱离丛林法则。大家在丛林法则下生存，那种随时有被人欺负的危机感，是自然而然的。

要让一个孩子从小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这个社会的美好，首先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形成一个法治秩序。一个人只有感受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才会心甘情愿地主动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不会有反社会的那种消极情绪。也才能够消除那种随时存在的被欺负、被践踏、被侮辱的感觉。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只有消除了被欺负、被践踏、被侮辱感，才有可能以积极的心态去主动为这个社会服务。因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种互相提供服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是完全可以做到友爱、平等之下的和睦相处的。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学生最多的除了为社会提供服务，多做公益之事外，还有一个告诫，就是“不要给社会添麻烦”，这种不要给他人造成不便，尊重他人的时间、空间与劳动成果的意识，在日本可谓是根深蒂固。这是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可见，教育什么以及怎样教育，后面是有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在支撑着的。


2011年10月31日星期一

转自凯迪

每日灵修 #45

基督同时表现自己为狮子和羔羊3

堕落的世人，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境地，好象是一个呱呱堕地便被丢弃的婴孩，软弱可怜，没有办法。但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虽然软弱，祂却强而有力。凡人所不能作的，他都为我们作了。堕落的世人，是下贱可厌的东西，当被轻看的虫子；但那承当我们罪的基督，却是极光荣而尊贵的。堕落的世人，是污秽不洁的，但基督是极圣洁的。堕落的世人，是极可憎恶的，但基督却是极可爱的，堕落的世人，是神所憎恨的，但基督是神所最爱的。我们大大惹动了神的忿怒，但基督却成就了在神眼中极为宝贵的义。

每日灵修 #44

基督同时表现自己为狮子和羔羊2

既知基督身上有此种优美奇妙的会合，你就当投降主，接受祂为救主。既然各种的优美都在祂身上会合，祂身上就有各种的理由与动力，足以感动你选择祂为救主。凡足以鼓励可怜的罪人来仰赖基督的，都在祂身上存在着。祂是十全十美的救主。

刘军宁：金钱的精神本质

我住在乡下，跟朋友们常常聚会。有位朋友养了一只狗。我也常常观察这只狗，发现朋友们在吃肉包子或烤肉时，狗会有明显的生理反应，它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朋友手里的食物，垂涎三尺。很显然，狗看清了眼前发生的一切，而且没有丝毫的误解。狗的意图也很明确：很想吃。有一次，狗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位朋友正在点一沓钱给它的主人，但是狗眼里没放光，舌尖没流口水，甚至可以说是无动于衷。我心里想，这笔钱可以用来买很多包子或肉骨头，可是狗对钱却一点没反应。为什么狗看得懂肉包子与肉骨头，却看不懂可以换来很多肉包子与肉骨头的钱币？很显然，狗只是按照本能来反应，是条件反射。狗看得懂肉包子、肉骨头，却看不懂钱。重要原因之一，肉包子、肉骨头是物质现象，钱、纸币是精神现象，是凝聚着道德、信用、约定、信仰等密集的人类精神活动的精神现象。钱也是人的特有现象。狗与狗之间绝不可能用钱来结算。

    世界上很少有比金钱这个东西更有争议。它是最被渴望的，也是最受诅咒的。在古今中外许多人士的眼里，金钱不仅被看做是物质现象，而且是最极端、最糟糕的物质现象。金钱被看成是最低俗的、最肮脏的东西，甚至是万恶之源。几乎没有人去歌颂金钱，或是把金钱与道德、崇高、精神活动联系起来。在中国，人们更是把金钱与贪官与权贵，而不是财富的生产者与创造者联系起来。在中国抑商反商的国度里，金钱历来被视为邪恶的源泉，同时金钱又是人们不择手段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对金钱的两重态度最能体现中国人人格的巨大分裂：在口头上和在文章里几乎是一致地对金钱进行毫不留情的口诛笔伐，而在私下里却对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充满了艳羡、膜拜之情。贪官们在获取金钱的时候制造了无数的罪恶。最后，他们把自身的罪恶归罪到金钱的身上，然后自己心安理得地逃逸了。《增广贤文》里一直这样教导国人：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但是，如果把这个公式置换一下，如果一堆钱财（即金钱）就是一堆粪土的话，那么仁义就值一千堆粪土（金钱）。一方面，蔑视钱财，一方面又把金钱当做仁义之类的道德高尚物的衡量单位，这不是太自相矛盾了吗？也可见，若不用金钱为等价物，甚至无法贬低或赞扬一个德性。

    折中一点的人士会说，金钱是个不好不坏的物质现象，它在价值上是中性的。然而，金钱不是中性的，金钱不是物质的。金钱是有道德含量的，金钱是精神性的。为什么这么说？所谓道德含量，是指其中含有伦理上的权利义务；所谓精神现象，是指这种现象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只有人能理解，除人之外的动物都不能理解。金钱正是这样一种富含道德的精神现象。金钱的出现是伴随交换出现的。在货币产生当初，人们需要有极大的信念，才能敢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换取一小块金属或一张被称作钱的纸片。因而，货币包含的不仅仅是金子，更是包含了高纯度的道德。拿钱币去购物，是一种契约行为。当人们拿着钱去买东西时，他们相信售货者会接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是因为双方对货币都有信心。买方承诺买东西的钱是真的，而且相信卖方一定会见钱给货。卖方收钱，就有义务向买方提供约定的货品。只有有精神活动的人类才能进行货币交换与买卖。因此，买卖的过程是一个精神活动的过程。钱，不论一些人多么恨它，它仍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

    作为一种富含道德的精神现象，金钱是衡量文明的尺度，也是精神文明的象征。通常而言，金钱的多寡与文明的程度成正比，与野蛮的程度成反比；与道德成正比，与强制成反比。正是金钱使得自愿的交换成为可能。按双方同意的价格交钱交货才是文明的行为。市场不同于战场，是人们自愿互动交换的地方，免于强制的地方。金钱需要道德。金钱是正义、富裕与进步的象征。一般而言，金钱越多的国家越进步。金钱扩大了交易的半径，也就扩大了道德的延长线。在中国，说到金钱，人们常常会想到贪官。然而，金钱不是贪官生产出来的，而是每一个财富生产者创造出来的，成为贪官的贪欲对象是金钱的不幸，是财富的生产者的不幸，而不是金钱的过错。

    一纸金钱，是一纸契约；一纸金钱，是一纸信用；一纸金钱，是一纸信心；一纸金钱，是一纸德性。



刘军宁，安徽人，1961年生，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

转自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每日灵修 #43

基督同时表现自己为狮子和羔羊1


基督在同一时候和同一作为中表现自己为狮子，也为羔羊。祂落在残暴的敌人手中，如同一只羔羊；如同一只羊羔在吼叫的狮子掌中和口中；祂诚然是一只被这狮子杀了的羔羊。同时祂却为“犹大支派的狮子”战胜了撒但，毁灭了那吞噬者。。。再者当基督如同羔羊被牵到宰杀的人那里时，祂就最表现为狮子，用光荣的力量毁灭祂的仇敌。祂最软弱的时候，乃是祂最刚强的时候。祂受敌人的侮辱最多时，也就使敌人最受窘困。这样，在基督最后受难将自己献给神时，祂就把最不同的优美奇妙地会合在一起，并表明出来了。。。

《公民》月刊社论：卡扎菲模式及其超越

    卡扎菲终于死了！2011年10月20日，躲藏在排水管道中的卡扎菲被利比亚过渡委员会武装人员逮捕，随后在押送过程中受伤身亡。
 
    卡扎菲死亡的消息传出后，利比亚民众涌上街头热烈庆祝！对于利比亚人民来说，这是一个让他们时刻感到屈辱和恐惧的时代的死亡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虽然庆祝一个人的死亡显得有些不厚道，但是一个像卡扎菲这样恶贯满盈的独裁者的死亡，无疑是正义和文明的胜利，无数中国网民也为这个消息拍手称快。
 
    那些沉迷于所谓的“西方阴谋论”和被所谓的“国家主权论”所遮蔽的人士应该去梳理一下卡扎菲政权的邪恶记录。撇开历来的对内高压统治，对外支持恐怖主义等劣迹，仅是今年中东茉莉花革命传播开来，利比亚民众开始公开表达抗议之后，卡扎菲动用武装力量，包括飞机大炮，展开对民众和反对派的追杀，就已足够骇人听闻！！卡扎菲的做法激起了世界舆论的愤怒，就连一向对卡扎菲政权庇护有加的俄罗斯和中国都看不下去了，没有阻止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的制裁动议。而国际刑事法院也发出逮捕令，声称已经掌握足够证据以“反人类罪”来起诉卡扎菲。
 
    卡扎菲曾经不可一世，他用铁腕统治了利比亚42年，控制着利比亚政权的所有关键部门，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可以花费巨资收买雇佣军为他卖命，因此他从来没把那些挑战者放在眼里。可是暴虐的统治之下，利比亚民众虽然被迫在公开场合表示效忠，内心其实对卡扎菲已经恨之入骨，因此武装反抗卡扎菲的战斗一旦打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结局其实就已经注定，卡扎菲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经过八个月的酣战，在北约为主的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卡扎菲的军队节节败退，终于在今年10月20日以卡扎菲的死亡宣告了利比亚的完全解放。一个罪大恶极的独裁者对民众的滥杀，激发民众的武装抗争，在外力和道义力量的支持下，独裁体制溃败，独裁者死亡，这就是卡扎菲模式。
 
    对于卡扎菲个人来说，不但自己暴尸街头，而且众多儿孙也陪着他一起丧命。历史记录表明，独裁者不但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往往也给自身以及其家庭带来灾难，这是令人同情的悲剧。
 
    毫无疑问，卡扎菲模式包含了暴力，武装抗争，是社会转型中代价高昂的方式，比前期发生的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政治转型显得更加惨烈。但是纵览利比亚近期的一连串悲剧，这种代价的责任在于卡扎菲的暴虐统治，而不是民众的反抗。哪怕是那些抽象层面反对暴力，反对革命的论者，只要他/她是严肃的认同民主体制和人权价值观，那么也没有理由反对这种转型模式。作为对比，如果继续让卡扎菲继续维系统治？情形会怎么样呢？那肯定意味着更多的人权灾难，更多无辜者的死亡，整个社会将付出更高的代价。因此卡扎菲模式虽然代价沉重，却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转型预先排除的一种选项。
 
    有意思的是，当卡扎菲被抓他的士兵所羞辱的时候，卡扎菲显得有点茫然，他问抓捕他的士兵，“我对你们做了什么？”士兵们给了他最后一枪回应了他的疑问。这真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一个被万民所仇恨的独裁者，对于自己和民众之间紧张的关系甚至浑然不觉，总以为自己会受到万民拥戴，总以为自己能操控民众。这其实不难理解，在独裁体制下，任何挑战信息，任何真实信息都无法被传递，独裁者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幻觉中，直到有一天被推翻。在这方面，人类历史充满了类似的荒诞剧，齐奥塞斯库就是一个先例，卡扎菲不过是又一个新的记录而已。
 
    卡扎菲的死，对于任何一个迷信武力，迷信威权的统治者都应该是一个响亮的耳光。旧的统治模式无法维系，面对要求变革的民意洪流，叶公好龙、闭目塞听是包含极大风险的，这种风险不但导致社会冲突，甚至对独裁者及其家人的生命也会构成重大威胁。
 
    所幸，同样是罪恶累累的独裁者，人类历史还提供了另外的应变版本。印尼的苏哈托同样统治印尼超过三十年，铁腕统治下，造就了无数灾难，但是当1998年变革大潮涌来的时候，他没有选择负隅顽抗，他选择了让步。之后的印尼民主政府对苏哈托提起了法律诉讼，但是毕竟苏哈托及其家人避免了暴尸街头的命运。
 
    正处在政治转型进程中的缅甸，同样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镜鉴。统治者主动寻求和政治反对派的对话和和解，政治精英通过谈判共同推动和看护社会的转型。缅甸总统吴登盛就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是下一个卡扎菲。
 
    人类发展到这个地步，在普世价值和观念力量的驱动下，在社会发展层面，会形成某种共时性效应，那就是政治制度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需要对权力形成制约，独裁体制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任何试图对抗这种主流文明，对抗社会演进潮流的做法无疑是愚蠢的。那些不愿悲剧重演，那些对人类生命尚保持某种悲天悯人情怀的人们，那些对独裁者有消息管道的，那些可能影响独裁者的利益相关者，当然尤其重要的是那些独裁者本人，都应该接受这样一种警告：从卡扎菲的命运中得到警示，这日子，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诚如莎士比亚所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转自博讯

每日灵修 #42

领略属灵之事的美丽有赖于感悟


看见属灵之事的美丽可爱，原不属于理智；这不是一种属玄想的事，它是有赖于心里的感悟。固然为获得它起见，理性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借着理性，我们才具有获得它的工具，这工具，虽不足以产生这光，却是我们获得光所不能少的。我们是借着理性，才能知道那论这灵光的道理；而且理性也在许多方面，对于这事有间接的助益。理性与那立刻随这发现而来的行动也有分，因为从此以后，一个人认识宗教的真理也是靠着理性，虽然这只是做到了直接推理的一步。所以，理性是与获得灵光以后接受信赖基督的事有分。但严格地说，理性并不是心智一般的领悟力，却只是推理力。这种推理力不能领悟属灵的优美，正如触觉不能看见颜色，视觉不能尝到甜味一样。领略美丽或可爱的事物，都不是理性所能作到的。理性所看到的，是真理，而不是优美。那使人看见某面貌之美丽与和蔼可亲的，并不是理性；虽说理性可为间接之助，然而直接看见这面貌美丽可爱的，并不是理性，正如尝到蜜之甜味，不是理性一样；这都全凭心里的感悟。理性可助人决定一个面貌对别人是美的，可以决定蜜对别人是甜的；但它决不能叫你尝出它的甜蜜来。

徐琳玲：“刀锋”许小年

“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所以，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 摘自毛姆小说扉页，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奥义书》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
    小餐厅包间里，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有一瞬间，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总是眉头紧锁，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虽然，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很落俗套。
    说他像刀，锋芒毕露，出手精准，直刺要害，其学界友人陈志武笑称之为：“不留余地，被他批的人，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曾在一个场合，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训”过来：“不专业，不认真，事先不好好做功课，盲目追逐热点。”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最傲慢、最没有礼貌的。”
    许小年自嘲说：“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见京城某位“入仕”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他直接批之：“斯文扫地，学界悲哀。归去来兮，自由之思想，归去来兮，独立之精神。”
    最狠且准的，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尸位素餐”者，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又隐隐生出不安。他的学生、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许教授说的这些话，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
    他非常不买账，非常无所谓，有时非常酷，有时非常悲悯，和悲悯之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
    锋利，是个性然使，也是一种启蒙策略，许小年曾说：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愚昧地拒绝新思想，“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敲碎这层硬壳。”
    知识分子的独立、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
   
    青春 幻灭——告别革命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您能接受吗？”
    “她想了一会儿，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
    “我特别感谢母亲。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
    他也曾是“根正苗红”的革命接班人。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他们的上级是乔石，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待到淮海战役结束，进入合肥，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名字“年”，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青年团安徽省委。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父亲告诉他：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二是“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1957到1958年间，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从那以后，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退休时，父母都是局级干部。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爱党，爱国家，爱人民，对社会负责任，对人民负责任。”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充满嘲讽，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自上而下”的情怀与立场。他也承认，自己心底里“对这个党、对共和国，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
    1966年8月5日，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长达十年的“文革”由此全面启动。
    十来岁的“革命小将”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真是全身心地投入，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我们就去砸，破‘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抄过他们的家，打过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他参加了第二次——1966年8月31日，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在广场上跳啊、蹦啊，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暗自发誓，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非常非常单纯。”
    不久，单纯的“革命接班人”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眼前的贫穷，让许小年惊呆了：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形容，一点都不过分，老乡们破衣烂衫，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他没敢去握，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
    “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我们从小听的歌儿，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开出了‘陕北的好江南’，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
    很快，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每天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老三样”：腌萝卜、腌白菜和土豆。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一年吃两回肉：春节，吃回猪肉；农村六月六，“龙抬头”，吃回羊肉。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夏收时节，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爬坡时两眼冒金星，腿肚子打转抽筋，怎么也迈不动步子。一低头，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一条线落下，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儿时读的“汗滴禾下土”的场景全然再现。
    生产队长路过，看到后大声呵斥他：不会分两次背吗？！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到麦场的路程遥远。等他再次回到麦场，天黑了，别人已经收工。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山下炊烟升起，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季白昼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霜冻之后，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双手去拔，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
    怀疑很自然地开始滋长 。“为什么会那么穷？为什么一年辛苦下来饭都吃不饱？说我们制度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生活幸福，可是为什么连解放前都不如呢？”——当地农民告诉这些城里来的知青，过去粮食多得多，日子也好过得多，他们都愣住了。
    另一部分疑问则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为什么我不能去上学？为什么我会被送到农村？难道我就这样干一辈子农活儿吗？”
    他把这些困惑写进了给父母的家信中，父母此时已下放到“五七干校”。然而，每一次回信都是严厉的训斥，母亲尤其不能容忍儿子的“落后思想”，她告诫他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我嫌烦，干脆后来不和他们讲了，自己闷头思考。”
    盲目的激情渐渐退去。许小年开始思念北京，最强烈的是读书的念头。他没有读过中学，刚进中学校门“文革”就开始了。他向一起插队的同学借来数学、几何、语文课本，他的中学是在窑洞中自学完成的。
    “白天干活，晚上在窑洞里的油灯下看书。油灯冒的烟吸到鼻子里，早上起来，知青们看到我就笑了，说你鼻孔下的这两道黑，活像希特勒的小胡子。”
    觉是永远不够睡。晚上看书到半夜，第二天起不来，生产队长早上来砸门，吼着催他们上工，这让知青们想起课本里的“周扒皮”，还有那半夜鸡叫的故事。
    1971年10月，一则惊天骇人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一夜之间，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成了叛逃的反革命分子。神圣的幕布被撕裂了一角，无数人从梦中惊醒。随着官方组织的“批林”运动，一股怀疑与反思的思潮在民间迅速扩散。
    许小年用“傻掉了”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反应。“刚到农村的时候，你只是怀疑政策，甚至怀疑这个体制，但有一点毫不动摇：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错在下边的人没把事情办好。从林彪事件开始，我们对毛主席打问号了。”
    被吹落到社会底层的他，也隐隐觉察到了紫红色高墙内的权力角逐。
    1976年，“四人帮”的被捕和审判，把他最后的一点信仰扫除得干干净净。
    “我们这一代是读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长大的，现在看到这些理论连他们自己都不信，感觉受骗上当了。当时，没有人敢跳出来批判毛泽东，但这一套官方说法已是漏洞百出，没办法让人相信了。”“读了那么多毛主席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敢说比绝大多数今天的左派都读得多，忽然间发现，这一切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宣传。”
    官方灌输的整套意识形态土崩瓦解。“非常痛苦。你们很难理解林彪、‘四人帮’事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冲击。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承认自己错了，过去奉为真理的信仰是错的。内心深处痛苦不堪，很不情愿放弃。”
    许小年后来的相识、下放到内蒙古的秦晓在给同学的信里引用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段话：“一个人从出生到他成熟前，是被灌满了各种谎言，他（她）成熟的第一步，就是呕吐，把这些谎言都吐出来。”
    当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类宗教式信仰消退，许小年开始寻找、构筑一个可替代的精神世界。
    在农村，他如饥似渴地读着能够找到的书籍，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法国的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马克吐温的短篇，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也有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和苏共版的政治经济学。
    “都是‘文革’中劫后余生的一点书，谁家里藏了几本，大家就互相借，传着看，读的人多了，页角翻卷起来，破旧发黑。每次有人回北京探亲，大家都嘱咐带几本书、带几块肉回来。”
    记忆中最深刻的，是俄罗斯和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感染力和穿透力太强了。”在这些作家笔下，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的关怀，特别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小人物的同情，成为那个时代开明贵族的灵魂和贵族情怀的标志。这对许小年影响至深，“批判的目的是改良，驱动改良的是悲天悯人，是爱心。实际上，马克思也是批判的，只不过他的结论是暴力革命。”
    侥幸没有被烧掉的中国传统经典《红楼梦》、《三国演义》、唐诗宋词也出现在知青们的炕头和桌上。到眼熟手痒之时，他学着写古体诗。
    “读李清照的词，觉得很美，但不愿公开承认，柳永就更甭提了。非要装出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喜欢辛弃疾、岳飞，壮怀激烈，革命者的气魄，不能喜欢李清照，缠绵婉约，小资产阶级情调，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
    对文学的爱好，许小年保持到今天。他隔一段时间就会摸一摸《红楼梦》。出差随身带着iPad，存了电子版的《楚辞》，夜深人静之时，拿来读上两句，细细品味。他还保留着即兴填词作赋的习惯。
    得益于古人和古文，许小年练就了出色的口才和洗练的文笔。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评价说：“他是大陆经济学家中综合表达能力最好的一个。”
    同村的知青都喜欢看书学习，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小气候，高考恢复后出了几个大学生。一二十里以外，隔了几个山峁，知青点风气就不一样。“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回城，如今大多已退休或下岗。最近一次聚会是两年前，除了彼此的白发，他竟不知和当年的伙伴再聊些什么。
    有人总结说，延安知青中出了4个人物：习近平、王岐山、任志强，还有一个就是许小年。
    “太少了。大多数人被埋没了，比我聪明的人有的是，就是没有机会。两万多陕北知青，挣扎到现在，没有被时代淘汰的寥寥无几，看上去还在忧国忧民的就更少了。”
    3年后，许小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西安交通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时值“文革”晚期，学校里天天搞“教育革命”。已告别革命的许小年潜心读书，对付完专业课，他用大把时间来读各类杂书。他的兴趣很广泛，读完了《资治通鉴》和《史记》，并一度热衷于理论物理和相对论，对时间和空间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许小年被“发配”到吉林省松花江边一个工厂当工人，然后是技术员。这给了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中国工业和城市经济的机会。在代表着共和国重工业最高水平的东北基地，工厂生产的是苏联设计的陈旧产品，工人干活吊儿郎当，没有责任心，粗制滥造。
    这使得他再次思考那个老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在哪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先进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3年后，他把自己的思考写在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小文章——论述工厂为什么不应该“大而全”、“小而全”，而应该搞专业化的问题，博得了老师的赞赏。
    1978年，许小年摘掉了“工农兵学员”这顶此时已不甚光彩的帽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
   
    中南海里的年轻人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大局，决定将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81年，中共党内资深的经济干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提交了一份手写的报告，建议成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技术经济中心”），作为国务院的研究咨询机构，综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和经济，推动国务院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1985年，技术经济中心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价格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刚刚毕业的许小年和同校的皮声浩、北大的李善同、清华的程秀生一起进入技术经济中心。按照规定，上半月报到的发一个月工资，下半月到的只能领半个月工资。许小年是11月14号报到的，这让晚了两天的李善同“耿耿于怀”了很久，每逢聚会都要和许小年过不去。
    技术经济中心的办公室设在中南海的一幢工字楼里。对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步登“天”，“我们那时在外头找对象都加分，姑娘们一听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印象分立马就上去了。”
    一出校门就站在了改革的“开端”，许小年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应该说我是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当时的政府急于改变社会经济落后的状况，对外来的思想和方法都采取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
    30年的亲身经历与研究，使得他对热门的“中国模式”之说颇为不感冒：“我们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技术经济中心承担了国家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许小年和同事们参与了包括三峡、山西煤炭基地开发、山西能源基地综合开发建设规划、管道输煤在内的一系列项目论证。他和丁宁宁随后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条例》的组织工作。1983年，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技术经济中心主持了一项大型的预测研究——“2000年的中国”，为政策制定与规划提供依据。
    2008年，许小年和技术经济中心的老同事们重聚，围坐话当年，回顾上一世纪80年代的那些预测，“结果发现只有人口预测是准的，其余的都不准，而且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位市场经济的信徒越发地坚信：“什么规划、计划都是瞎扯淡。”
    80年代的中南海弥漫着自由的气息。有幸踏入改革核心的年轻人们每天都在为国家的未来讨论、争吵着，调研、学习、写报告。工作之余，他们夏天跳入中南海游泳，冬天滑冰到囚禁光绪帝的瀛台，这样的“自由主义”终因“影响不好”而被高层禁止。
    盘桓他心中许久的那个老问题——“我们的体制问题在哪里？”一点一点地得到解答。农村的“包产到户”刚启动，许小年就回延安做调研，“插队时感觉到人民公社有问题，生产队里吃大锅饭，谁也不出力。把土地分给农民，才能够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曾做过吴敬琏助手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的作者柳红如此评价这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热情和激情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贡献上，他们承前启后，“将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民众自发的改革意愿，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
    客观地说，这些充当改革智囊的年轻人能在80年代改革中发挥可载入史册的作用，除了当时高层的开明和理想主义的风气，还得益于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独立于中央机构部门，直接向国务院负责。
    30年后，许小年忧心于改革停滞不前，谈及体制改革的具体举措，他主张恢复80年代独立的体制改革机构。“如果让部门来操刀改革方案，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这是我们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可以做的。也是邓小平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
    他把推进改革开放，定义为“重回80年代并且超越80年代”。“回到那种开放自由氛围当中去，但是，要讨论的课题是要超过80年代——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实践了，而且这个过程也产生很多和80年代不一样的新问题。”
    80年代国门的开启，也使得这个年轻人受到了新的思想冲击。
    1980年，世界银行派出近30人的经济考察团来华全面考察中国经济，随后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1949之后由中外专家按国际规范编写的第一例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的状况和改革的设想。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十分欣赏这份报告，和外国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指示改革的智囊机构研究和借鉴报告的观点。
    “文革”期间捂着被子偷听敌台打下的外语底子，让许小年有机会去接待外国专家。一个英国经济学家过来和他们座谈，他发现自己一点都听不懂，“主要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听不懂那些术语和理论。”他只有晚上回去看报告、查书，第二天再和人家谈，一点点地消化。
    为什么要放开价格？为什么要私有化？包产到户为什么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硕士许小年被这份外来的报告震动了：“自己学的那点政治经济学不行了，根本解答不了这些问题。”
    与“中心”一墙之隔的五旬学者吴敬琏也感受到同样的冲击。1970年代末两次出国考察和学术交流，使这位复旦经济系的老毕业生顿生“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1983年，带着一堆改革问题的吴敬琏受福特基金会邀请，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
    而立之年的许小年也萌生了到国外留学的念头，他必须权衡巨大的机会成本：是否离开象征最高权力的中南海，放弃在一场宏大改革中可能展现身手的历史机会？
    “朋友劝我，家人也劝我，父母说，进了这么一个单位多不容易呀；单位领导也说，别人是打破脑袋要进来，你却要出去，再想想吧。我说已经想好了，去国外读书，因为我的经济学不行，跟外国专家没有办法对话，将来在这里做研究的潜力也受到限制，还是让我走吧。”
    1985年，握着向单位借钱买的机票，许小年登上飞机，前往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年，中国的改革翻开新的一页：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从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物价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全面铺开。
    他从国内带去的积蓄一周就花完了，不得不向房东和同学借钱，生活很清苦。“那是第三次感受饥饿，第一次在‘大跃进’时期，第二次是下乡。”和胃肠一样处于饥饿状态的是头脑，他发现了“新大陆”——被国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有着自身严密系统的研究方法和令人兴奋的研究成果。他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海绵丢进水中，饥渴地吸收各个学派的理论和知识。虽然名义上是读博士，但许小年是从本科的经济学课程补起，第一年读得很辛苦，以致胃部两次出血。
    1991年，许小年博士毕业，在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
    留美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的经济改革，担任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简称CES)的理事。CES是更早到美国的一批中国留学生组织建立的，创办理事有6人，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北大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Koch公司中国区现任总裁王辉进。
    在陈志武记忆中，许小年是CES里活跃的成员和组织者之一。90年代互联网刚刚起步，散布在北美各地的海外学子们通过newsletter保持着密切交流，他们最关注和讨论最多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除了每年举行的年会，他们还在全美经济学会上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论坛”的建立。
    1996年，世界银行一个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项目，把许小年和诞生不久、已经历几波疯狂的中国股市联系在了一起。他一年来回国内多趟，到上市公司做调研，收集各种信息和数据。
    他把自己的实证研究写成一篇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论文，投给了吴敬琏担任主编的《改革》杂志，获得了当年的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
    这是许小年在海外完成学业后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引起了华尔街的注意。1997年，许小年“下海”，到香港出任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
    命运，再一次把他推回到中国的改革进程。
   
    “海归派”的荣与辱
   
    1998年底，许小年加盟成立不到4年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出任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负责人。
    中金公司由中国建设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几家外国金融机构共同投资组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投资银行，从中方高管的名单可见浓厚的官方色彩：第一任董事长是王岐山，第二任是周小川。
    从美林到中金，许小年称“主要是因为盛情邀请，无法再推托”。“如果说还有一点理想的话，就是希望中国有一个自己的投资银行，当时我们只有商业银行，不知道投资银行业务怎么做。”
    进入这家带有浓厚本土特色、各方面还不规范的机构，克服了最初的不适应，许小年几乎从零开始，组建研究团队，确定研究方法。“说起来难，其实也不难，照搬照抄人家成功的模式就行了。”他引入了国际投行的一套标准化的系统分析方法，强调基本面的重要性，讲究逻辑的严谨和数据的翔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把国内流行的画曲线、看趋势、讲概念式的所谓“技术派”研究“送还给算命先生”。
    “如果说我们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就是建立了新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他对此颇感自豪。
    短短数年间，中金研究部名声鹊起。2003年，一家本土媒体将他所领导的中金公司研究部评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许小年本人及4位下属亦被评为“个人最佳”。
    他个人的声望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抢滩中国的国际投行中，涌现出一批被媒体追逐的“明星经济学家”，其中风头最劲的，除许小年外，还有高盛的胡祖六、摩根士丹利的谢国忠。
    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主编傅小永看来，在投行经济学家之中，许小年是对宏观把握得最好的一个。“这可能还是和许的早年经历有关，他的视野更宽阔，与一般商业金融机构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角度都不太一样。”
    不无讽刺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却是一场巨大的股灾。
    2001年1月，年过古稀的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抨击中国股市成了投机者的天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吴是许小年敬佩的学界长者。
    8个月后，许小年执笔写了一篇名为《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的内部研究报告，称目前的市场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健康的。当指数跌到基本面可支撑的程度——比如说1000点，可考虑引入做空等机制。
    这个观点随即被一家财经媒体披露，并冠之以“推倒重来”这样具有煽情主义色彩的标题。因许小年的名声和中金公司的背景，“千点论”一出，便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遭到公众、业界和学界的“口诛笔伐”。
    无视上亿股民的利益，身为中金公司代言人的许小年欲“腰斩”股市，居心何在？谩骂、威胁和阴谋论滚滚而来，塞满了他的电邮信箱。那一段时间，家人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忧，母亲叮嘱他：“孩子，你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对他大肆声讨的，还有一批本土学者。在他们看来，作为“海归派”代表人物的许小年脱离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路径作为“普世标准”，企图推倒重来。
    按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历史是站在了吴敬琏和许小年这一边。在经历了长达4年的阴跌之后，2005年6月，上证指数击穿1000点。预言成为惨痛现实。
    对于社会流传千点论成功预言的逻辑，许小年称之为 “狗屁不通”。他不满于媒体对这段往事长久不衰的兴趣，并对本刊记者说：“‘千点论’确实在我那篇很潦草的报告中提到了，‘推倒重来’则纯粹是媒体的捏造。”
    南美蝴蝶哪一瞬间的翅翼颤动引起了龙卷风——答案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场由“赌场论”和“千点论”引发的大争论，已被定性为中国证券市场20年历史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对此有过总结。他认为，这场大讨论是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遇到困难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过程中，特殊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社会上产生了诸多质疑、批评和责难。
    证券界和学界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派以“海归”人士为主，主张效法“西方规范的资本市场”；另一派强调“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其拥护者基本为本土研究人员。在很多人眼里，观点鲜明、言辞尖锐的许小年主张“全盘西化”，是“海归派”的标杆人物。
    若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来看，这场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是“自由市场派”和“中国模式派”两种思潮较量的战场之一。无论是事关资本与金融市场，还是更为宏观的经济政策，乃至今天关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之争，许小年都是主张“普世价值”的干将。
    十年前的往事，依然搅动他的情绪。自信坚守逻辑和常识的许小年，对“土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对个人的伤害是有的。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一旦涉及到利益，民众就不肯听真话。我只是一个研究人员，我只是说出我的研究结果，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讨伐？人们宁愿听假话而不许你讲真话，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心理？”
    他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如果涉及利益，几何定理也要被修改。”“我对这句话的体会特别深。”
    这是“知识精英”许小年与普通大众之间第一次正面的激烈冲突。他从中学到了什么？
    这或许使得许小年成为一个更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无论对政府的批评有多么尖刻，无论对当下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多么强的紧迫感，在各种场合中，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讲“温和的、理性的、学会妥协的渐进式道路”。
    拥有220万粉丝的微博，是许小年用来观察中国当下社会面目的一个窗口。“从我的微博上面天天可以看到，在那里破口大骂的，盼着社会大动荡的民粹主义者盼着打土豪、分田地、清算别人的那一天。”
    红卫兵时打人、抄家的“恶”，依然刺痛着他。“历史教训太惨痛。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残忍是没有底线的，其程度不亚于专制皇权的暴力。”
    2008年10月，许小年探望四川红白镇中心学校的学生
   
    江湖之远，庙堂之高
   
    2004年2月，一条流传许久的消息成为现实——许小年离开中金公司。
    其后，他加入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出任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至今。
    一般来说，投行出身的经济学家离职后的典型“出路”有两种：一是依靠积累的广阔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龚方雄，王庆，哈继铭等；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譬如胡祖六和谢国忠。
    每每被人问及事业选择，“随机行走”是许小年经典的口头禅。然而，一位他曾经的部下却说：“许是有理论偏好的人，投行未必是最合适他的，也不是他最终的志趣。和胡祖六他们这些标准的金融系统技术经济学家不同，他还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身上知识分子气很重。”
    对于7年投行生涯，许小年认为自己是有收获的，帮助他第二次认识中国——认识了转型中的中国，对半政府半市场的经济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成为日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手资料。唯一遗憾是“待的时间长了一些”。
    京城的经济学圈子里，不定期地流传着许小年“入仕”的消息。一位出入高层金融圈的人士向本刊记者透露：2010年，某中央金融机构曾想邀许小年加入，经由过渡性工作，出任一个关键职位。传闻在半年后没有了下文。
    “以他的资历，要进入体制内作一个技术官僚是不难的事。不过，我觉得，他的个性不太合适在体制内，做一个独立的学者，贡献会大得多。”
    自2003年起，一股“国进民退”的浪潮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随着美国金融危机在2007年爆发，中国政府借宏观调控和经济刺激政策，对经济的管制日益严格。对于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倒退”之势，包括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周其仁等一批自由派经济学家开始在各种公共平台提出反对意见。
    许小年一直是其中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从2003年底起，他多次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国有股减持、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商业银行改革，批评“国进民退”、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的抬头。2010年，他指出：推动改革之难正在于触及了政府的利益，经过30年改革，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
    和多数学者不同的是，近几年，许小年的思考已逐渐超越经济学领域，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观念的角度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中更深层次的障碍。他将中国的改革困境，归结为“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冲突。
    独立学者柳红评价说，在80年代充当过改革智囊的那一代经济学人中，许小年是“一直比较活跃、比较有社会关怀的”。
    对于他的思考和批判，在被视作极左阵营的“乌有之乡”网站上，一位笔名为“刘泰特”的人士在其对许小年的系列批驳文章中也由衷称赞，称他“透析了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矛盾”，触及到本质，而“众多经济学家却一直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中国企业家论坛高级研究员岑科对这几位国内知名的自由派经济学者都有过接触和观察。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原先单纯地从利益或者制度层面来看社会转型，有很多解释不了、求解不了的问题。他们通过比较、思考，逐渐在寻找制度背后的东西。”
    这种转变，在张维迎、陈志武的思想脉络里也有体现。但是，许小年的探索显得更深入、更自觉，表达也更鲜明。
    说到许小年的“冲”，陈志武在越洋电话那头轻声笑了：“这两年，小年是越来越超脱了。你们说是独立，我想，一个更合适的词是‘超脱’。”
    同为自由市场派的陈志武宛如许小年的另一极——温润宽厚，总是面带微笑。他们2003年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相识，在学术上有很多认同感，虽不频繁见面，却一直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学术成果。
    陈志武向记者透露，他曾收到过国内某几家中央机构的盛情邀请，但是，对方要求他遵守一个协议——不能随便对外发言。“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比什么都重要得多。我想，小年也是一样的，会更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身为“局外人”的陈志武并不认为，他们这些在体制外的对政府影响力更微弱，“正因为我们独立于中央机构，独立于部门利益，或许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2007年，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从职位上退下来，在香港筹建博源基金会，“着眼于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中长期问题”。许小年是其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博源被极左人士称为“权力、资本、西奴学者的邪恶联盟”，其成员都是当今政界、学界和商界的翘楚，他们和体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前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等人。
    他们和许小年同属一代人，曾被红色理想所燃烧，下过乡插过队，在共和国的后30年中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有幸在海外学习，受到现代思想的熏陶和训练。历史曾给他们留下痛苦的记忆。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某种“志同道合”，使得他们聚在了一起。
    博源总干事何迪曾对外解释说：“在走向现代性国家的过程中怎么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乱、避免民族灾难、实现平稳的转型，这就是我们的诉求。”
    许小年说，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和讨论问题，但强调从来没有“奉旨”行事，仅在和政府的共同兴趣点上出现交叉与重叠，“如果是奉旨研究，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问许小年，这是不是一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心境。
    他以一种嘲讽的口吻回答，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划清界限。“我遵从的是自己的良心，一种现代的、非常个人的良心。”
    “我的良心在哪里？不在皇上，不在圣人，不在民众，也不在儒家的教诲。良心与外在的规定无关，不是从外在走入内心，而是发自内心，从内心走向外部世界。这是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尽管两者看上去很相似。”
    因写下《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而在“文革”中获罪十年的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自嘲过这种无法摆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缺陷”：过分强烈的使命感，关心国家的命运，多愁善感，“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出国之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每到国内有重大社会变动，“感情澎湃”，“悲从中来”。
    我又问许小年：如果要付出某种个人自由的代价，去做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你愿意么？
    “我愿意。”他几乎脱口而出，停顿了片刻后，再次斩钉截铁说：“如果可以换取对制度改革的更大影响力的话，我愿意！”
   
    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启蒙者
   
    我问许小年，在这样一个时代，你给自己怎样定位？你一个在野的书生这么忧心忡忡，你想做什么？是要为庙堂献计献策么，是要启蒙大众么？
    他随手抓了一张餐巾纸，给记者上了一堂节奏紧张的历史与思想史的课。跨越千年、纵横欧亚的社会大变革，在他的叙述下，脉络清晰而透彻。
    在许小年看来，中国正处于历史上第二个社会大转型期：从清末开始，经民国对共和制、宪政民主的短暂探索，直至今天，艰难地寻找“儒表法里”制度的替代物。第一次大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秦统一中国之际，基本完成了从周代封建制向皇权专制制度的过渡，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这个专制体系的臻于完善。
    “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感？从未见过今天这样的道德沦丧，价值和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世风日下？因为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3个子系统组成，三者彼此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社会才能平稳运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上仍是旧的。”
    “就像器官移植产生排异反应，新的经济和旧的制度、观念之间天天发生冲突，矛盾和摩擦不断：制度体系（主要是法制）不能支持市场经济，思想观念也不能支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什么？是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需要法律保护个人的权利，国民需要有个人权利的观念”。
    “我们现在很尴尬，（改革）若不往前走，3个子系统天天打架；往前走，有人很痛苦，因为改革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老百姓改变观念也很难，他们还是期盼‘明君清官’。市场经济的观念绝对不是‘明君清官’，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在做什么？”他的笔端越过“经济”，越过“制度”，最后重重地落在“观念”二字上：“启发民智，宣扬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观念。”
    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已”，遭到了左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刘泰特称：这是在鼓吹腐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是灌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腐朽观念，“这种思想，对个人是很不健康的，推导至社会和国家更是有害。”
    对此，许小年回应说：“个人主义不是为所欲为，在外部受到法律的制约，在内心则服从理性，他们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理性个人主义。”
    崔之元是和许小年交流较多的一位新左派学者，两人在“大政府”和国企的话题上有颇多分歧。论到“现代性”问题，这位如今沉醉于“重庆模式”的学者在发给记者的邮件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普遍”和“特殊”的问题，正如“市场经济的普遍理念寓于各种特殊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但任何一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穷尽人类不断试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
    对当下中国“礼崩乐坏”的焦虑，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思想界。拒绝“普世价值”的学者们也在试图构建他们理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新左派”中具有影响力的，是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上的儒家思想、经济上的现代市场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这一类的“中国模式”，许小年很不以为然，“儒家、市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制度，三者互不相容，非要把它们捏到一起去，生造出一个怪物？”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是共通的，德国人在现代转型中曾想走自己的道路，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普世价值。“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知识分子认为：这些都不适合德意志，我们要有德国的特色，不能简单地接过英国或法国的旗帜，他们提出‘正义、义务、秩序’。”当个人被抽象化，变成了完美无缺的“人民”，而“人民”又由国家和政府来代表，从这里就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上台之后，最终走向种族主义。
    “凡是否认个人权利的民族，都会经历大的动荡，付出沉重的代价，最终又回到个人权利上。”
    他写书、著文、演讲，呼唤在中国进行一场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启蒙运动，并对国人讳莫如深的“个人主义”给予慷慨礼赞：
    崇尚个人权利不会形成隔绝、分散的“个人孤岛”，市场经济消除了个人之间的冷漠；在为他人生产的市场经济中，利已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已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
    可是，在一片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土壤上，移植一种“理性的个人主义”，是否会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呢？这和无神论者信仰有一个完美的“市场”一样，是否也是一种观念的冒险呢？或许，这不仅仅事关知识分子“脆弱”的民族自尊心。
    西方的“个人主义”源自宗教，是一种有神的“个人主义”：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无论个体的生命多微小，在他都视为宝贵，他不愿一人沉沦。这和人本主义的、以自我需要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有着本质区别。路德宗教改革之意义，在于把有神的“个人主义”从教廷的权威中释放出来。
    在政教分离的今天，占主流的宗教文化依然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之外，提供着精神动力和对“动物精神”的强大约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就曾深刻地分析了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
    晚年皈依基督教的杨小凯在苦苦思索之后得出结论：制度并非来自科学，而是来自信仰，“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眼前这位科学与理性的信徒也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他在欧洲的思想变革中探求，也在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寻找，寻找着一种能把本土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的产物。
    “信谁呢？信儒家？中国现在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这‘二民主义’不是价值体系，不能指导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制度的建设。”
    对“二民主义”，他始终抱着高度的警惕，“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信仰真空，我指的是价值和社会伦理道理的信仰真空。那些看上去有道理、能够获得大众感情拥护的东西，很容易被确立为新的价值观。现在，总有人扔出这些东西来填补人们的信仰真空。这非常危险。”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胡适、陈独秀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挫败感时常像潮水一般地涌过他的心胸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个体，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在他的新书《从来没有救世主》的序言中，许小年如诗人般感叹。
    他常常会想起两千多年前那次大社会变革中的那位思想者。“我忽然发现自己很理解孔子，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以前还瞧不上这老头儿呢。”
    颇有意味的是，在记者的另一次采访中，与他境遇相似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谈起了这位生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儒家开创者，也一样心有戚戚。张称孔子为“制度经济学家”，并相信——“思想的竞争不在当下”。
    “绝对不在当下，也不在胜负，不在于社会接受与否，不在于执政者欣赏与否。譬如马克思主义曾是显学，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没人能否认他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位置。”
    “所以，柏拉图说：这个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什么？是精神。”许小年一把抓起写满思考的餐巾纸，紧紧地揉进掌心。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韦森：重读哈耶克之八

西方民主政治的深层次问题


在1979年出版的《法、立法与自由》中，已入耄耋之年的哈耶克说过这样一句话：“尽管我们仍在使用民主这个术语，而且还认为应当捍卫它所描述的那种理想，但这个术语已不能表达一种不多加解释人们便能为之献身的明确观念了；并且，人们在今天常用它来表达的某些含义，甚至已变成了对它曾经所涵指的那些理想的严重威胁。”哈耶克的这句话，表露了晚年哈耶克对当代民主政治深层次问题的忧虑和担心。
    从20世纪40年代警告不要把民主奉为神灵，到60年代对民主政治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再到70-80年代对西方各国的民主政治过程的种种问题进行直接批评和分析，勾勒出了哈耶克民主观的三个发展阶段。
    哈耶克民主观的这一演变，现在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哈耶克的整个思想体系中，自由被视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的善和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而为了确保自由，用法治之法约束政府的权力从而达致有限政府的宪政是最重要的。要实现这一宪政目标，民主可能是最佳途径──如果说不是唯一途径的话。尽管作为一种政治程序的民主可能是达致法治和宪政目标的较好手段和途径，但是通过民主程序而遴选出来的政府，却不一定就能被法治之法所约束，也不一定就是法治之下的有限政府，从而也不就能真正确保人民的自由。这一隐忧，成了哈耶克几十年研究政治哲学的一个心结。他对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过程的长期观察，使他晚年相信这一隐忧恰恰变成了现实。
    在《法、立法与自由》一开始，哈耶克就指出，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产生了任何人都不希望的结果，从而使民众对民主日渐失望。哈耶克曾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在法律不具至上权威（sovereign）的地方……，由于多数法律不是以个体而是以集体的形式拥有至上权威，所以这样一种民主根本就不是一种宪政”。据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因为西方国家的宪政太过民主了，所以已不再是宪政了。哈耶克表示，他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西方国家所普遍盛行的民主制度的致命缺陷，就是政府实际上有不受约束的无限权力。哈耶克甚至相信，不仅在其它新近的民主国家中如此，即是在像英国这样老牌的君主立宪制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中，也不例外。因为，尽管强大的法治传统曾一度阻止了英国议会经由僭越而掌控的权力，但在代议制政府建立后，那些最初设计的限制议会权力的措施却被当作毫无必要的东西一点一点地被否弃了。
    在限制议会的权力的措施被舍弃之后，议会的功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事实是，“虽然我们称这些机构为‘立法机构’，但是它们的绝大部分工作却不再是制定和批准一般行为规则，而是指导政府在解决特定问题时采取何种行政措施”。这种议会功能的变迁，使得议员们实际上变成他们各自选民的利益的代言人：“由于每个议员都知道他能否再次当选将主要取决于他所属党派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他从本党派所得到的支持，所以他主要关心的也就只能是本党派所采取措施的短期效果”。照哈耶克看来，在这样的体制安排中，议员们根本不去考虑社会公众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更不可能使他去批准“那些真正有助于公共利益的一般性法律”。因此，哈耶克认为，这种制度就注定会蜕变成有组织的利益群体的一种工具。
    本来，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可以避免和减少政府官员的腐败，然而，在西方国家已经蜕变了的民主政制中，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对此，哈耶克分析道，“有组织的利益群体之同盟……对政府的支配，通常被局外人视作为一种滥用权力的现象，甚或是一种腐败现象。然而，它却是这样一种制度的无可避免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中，政府可以用它所拥有的无限权力而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去满足那些支持它的联盟的人们的愿望”。这样的民主制度，也会进一步扰乱和扭曲利益的分配格局：“它不仅使利益分配越来越与效率要求无关，而且也与任何可想见的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由于在长期的两党制竞选中各方的民意支持度都比较接近，一个政党要赢得大选，不但要考虑自己党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诉求，还要考虑它自己并不代表但决定最后选票均衡的那一小部分利益群体的要求。这样一来，每个想要得到多数支持的党派会“因为某些特定群体掌握着改变力量均势的选票而不得不许诺给予这些群体……以特殊利益”；结果，“多数政府所提供的并不是多数人真正想要的东西，而是构成多数的群体为了谋取其它群体的支持以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必须给予这些群体的好处”。哈耶克认为，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腐败现象”。
    哈耶克认为，尽管上述腐败现象不是所有代议制政府或民主政府的一种必然属性（a necessary attribute），但却“是所有依附于众多群体之支持的无限政府和全能政府的一个必然产物”。腐败的政府，也必定是个软弱的政府。哈耶克说：“由于执政的多数派无力抵御来自其内部之群体的压力，所以它必须尽其所能地去满足它需要得到支持的那些群体的愿望”，导致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根本无力遵循一条一贯的行动路线，而只能像一个醉汉驾驶蒸汽碾路机那样摆来摆去。”
    哈耶克对西方国家民主体制运作的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分析是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的，但8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国家却在哈耶克所揭示的运作逻辑中越陷越深。为什么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乃至欧洲其它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到了几乎使整个国家破产的边缘？为什么美国、日本、英国、法国等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越攀越高，越来越重？这难道不是西方民主体制运作的一个必然结果？原因说来简单：在这些国家的民主政制过程中，任何一个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就必须在竞选中争得更多的选票，这就逼得各参选政党在竞选纲领中尽可能地提出满足各个利益群体的政策措施和施政方针。每个政党在竞选时都往往会一方面许诺富人和企业家上台后会减税，另一方面又许诺低收入家庭乃至全社会的高福利。那西方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还不会越来越多、负债越来越重以致演变成各民主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
    沿着哈耶克的分析逻辑，目前这场全球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欧盟一些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不是别的原因，恰恰是这种有了民主而宪政（限政）却被逐渐舍弃了的现代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运作的一种必然结果。
    哈耶克对现代民主政制的深层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无疑是有道理的。然而，问题是究竟如何解决？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完美的，且一旦生成或建构出来，都会自生出极强的“自发演化逻辑”和自我维系的“变革张力”。到了晚年，哈耶克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现有的民主政体下，“期望那些依靠权力谋得其职位的人用那些禁止所有特权的刚性规则去约束他们自己的手脚，只是一种幻想。把法律交给选任的政府当权者，无异于让猫去掌管奶油罐（这意味着奶油很快被吃得精光），这至少会使限制政府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荡然无存”。
    如何根治现代民主制度的这些深层次问题？哈耶克首先提出，应该换一个词来指称他心目中的那理想“民主政体”。他认为，由于作为“democracy”的“民主”一词已经被滥用了，这个词所指的现实的社会体制似乎也无药可治了，他进而提出了一个“demarchy”，来涵指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即政府和立法机关均受实质性权力限制的“民主宪政”。如何实现和构建这“demarchy”？在《法、立法与自由》最后两章，哈耶克给出了他的改革思路，其中包括制定新宪法以实现真正的权力分立，从而做到真正限制立法机构和政府的权力。其中主要是建议设立两个不同的代议机构（一个为纯粹的立法机构，即“Legislative Assembly，一个为专管政府治理权事务的“Governmental Assembly”）；建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实行政府财政权力的分立，做到税收法定，从而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和用途要受到“Governmental Assembly”的实质性制约等。
    最后要指出的是，尽管哈耶克在几十年的著作生涯中──尤其是在晚年──对西方的民主政制提出了诸多批评，他最后仍然相信，“真正的民主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一项崇高价值”。他一生要做的，是想改进它、完善它，以实现其免受政府滥用权力之危害的本有功用，而不是主张其他的制度。
    哈耶克的这种尴尬，也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的一个大趋势：对民主的反思和批判，与论证和颂扬民主一样，都是在推进着民主的进步。这让我们想起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一书“绪论”中的一段话：“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而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

徐贲：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凡是制度性宣传，无不需要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基础。精明的宣传都知道，一般的民众不容易相信小谎话，但却很容易相信大谎言。小谎话与大谎言的区别在于是否可以用经验去证伪，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联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 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由于它无法证伪，所以它成为当然正确的绝对真理。既然是绝对真理，当然也就绝对不允许质疑或妥协。因此，这样的“主义”也就成为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教义”。苏联作家巴贝尔（Isaak Babel）在1938年的一次私人谈话中说：“苏联政权全靠意识形态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个支撑，它10年内一定垮台。”这句话被汇报给秘密警察，巴贝尔被处死了。
   
    一、知识分子喜爱意识形态
   
    宣传意识形态要人们相信，它已经找到了一切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所能找到的最好、也是最终的世界观——它已经完全了解必须通过哪种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来实现这种世界观(社会主义、阶级斗争、一党专制)，它也已经充分知道，必须为这个新世界造就什么样的新人(苏维埃人、社会主义新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个新世界的观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因此，它对一切与它不同的世界观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敌视和排斥。
    对以意识形态为名的政权来说，意识形态是它的生命线，而且，这个意识形态必须用作一个只能信仰，不能怀疑的神话。但是，宣传它的人并不承认它是神话，他们否认它的神话性质，坚持那是一门“科学”、一种“学说”，一种可以研究和学习的理论。可是，这种“理论学习”的结果却又是早已由这个神话本身所规定了的——它是永远正确的，决不允许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由于人们既无法确证他们不相信的东西一定不存在，又不允许对这个意识形态提出与宣传相左的结论，所以，不管意识形态的美好理想与人们对现实腐败的观察、感觉多么矛盾冲突，多么格格不入，统治权力照样还是可以在公共话语中用意识形态神话来维持它的历史合法性和合理性。当然，越来越多的人在私下里是否还真的相信这个神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正如康克斯特（Robert Conquest）所指出的：即使在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前苏联，维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对政权统治者仍然具有“关键的实用意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很难知道人们真正是怎么想到。正如列宁所说，‘真诚的测试仪’还没有发明出来。而且，如果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好处，那么相信或者同意这种意识形态也是非常容易的”。
    1930年代曾经是共产主义神话最有吸引力的时代，奥威尔写道：在30年代中后期，像英国诗人奥登（Wystan Hugh Auden）这样的作家“就是‘主流’，正像乔伊斯和艾略特是20年代的主流一样；而且，主流代表的方向正是共产主义。早在1934年或1935年，如果作家不偏于‘左倾’的话，会被圈内人视为怪物，一、两年后，就发展出了一套‘左翼’的正统观念，使某些题材的某些观念成了固定的信条，认为作家必然要么是左派、要么就写不出好东西的观念，越来越占居上风。在1935至1939年间，共产党对所有40岁以下的作家有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人们经常会听说某某作家‘入了党’，就好比几年前罗马天主教吃香的时候，经常会听说某某人入了教一样。事实上，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英国文学的主流都处在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埃吕的宣传分析解答了奥威尔的问题，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接受意识形态神话的需要比一般人大得多，因为他们觉得共产主义包含了他们渴望得到的一切“知识”：历史发展的规律、社会阶级的关系、政治变革的途径、人类未来的图景。中国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都是知识分子。然而，所谓的“苏联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送来的其实是一个神话般的理念和信仰。革命胜利前，自觉到延安投奔革命的，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而工农群众则往往是在没有生路时被鼓动挟裹到革命队伍中去的。30年代，西方许多知识分子向往苏联，也是被它的神话所吸引。他们后来在血腥的党内权利阴谋和残酷斗争面前饱受失望和恐惧之苦，但那时候他们已经深深地被囚禁在政治组织的牢笼之中，逃脱的后路也已经被完全断绝了。
   
    二、知识分子制作新意识形态
   
    在过的意识形态神话黯然失色的今天，从它衍生的其他神话对知识分子继续具有吸引力。今天，宣传所常常利用的意识形态神话包括“爱国”、“民族”、“国家”、“中国特色”，这些神话都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正如埃吕所说：“宣传巧媳难为无米之炊，它必须依附着在个人原本已经具有的感情或想法上。神话必须顺应受宣传者自动的想法。……宣传只能利用已有的(情感)材料，它无法创造这些材料”。(36) 在知识分子的“士”文化中有许多这样的材料，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民族大义、国家统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宣传可以方便地利用知识分子对这些材料的“条件反射”。所谓“条件反射”也就是“对某些字词、符号或象征，甚至人物、事实所一定会有的反应”。(31) 宣传只要拨动那根弦，就一定可以弹出它要的那个音来。中国的外辱历史、台湾和西藏问题、西方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都能每发必中地引起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条件反射，进而把对国家的忠诚转化为对党国和党的忠诚。
    宣传要奏效，就必须不断发明“新说法”。 知识分子自以为比一般人有思考能力，对话语有不凡的理解能力，他们特别喜欢那些听上去深刻、理论性强、似乎很高瞻远瞩的新鲜说法。宣传很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一需要。其实，宣传中的新说法无不是由那些在党内效力的知识分子发明的。与奥维尔或其它极权宣传观察者不同，埃吕并不把宣传的新说法当作变着法子行欺骗的新手法。他把新说法看成是一种“合理化”手法，即“寻找好的理由”，(155)对于个人或集体，“碰到新的情况，或者有了没有预料到的需要，传统的解决方法不再有效”，这时候，宣传为了证明统治权力的“正确和正义”，就会造出新的合理化说法，“宣传帮助平息矛盾，提供一种方便、现成的合理化说法，以传达给社会，让人们就此相信”，“在成功的情况下，新说法可以同时满足(宣传者和受宣传者的)个人与集体需要”。(158) 新说法能帮助说圆本来说不圆的前后矛盾，或者至少提供一个可能说圆的方法。提供说法，无论是高明还是拙劣， 都比不提供说法要有用，这也是宣传的一个基本原则。
    对于凭经验理解世界的没文化者，许多突转是根本没法合理化的，以前资本家是“坏人”，现在怎么共产党人自己当起了资本家？说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么这样自私、腐败？国家“主人”的工人、农民怎么这样处处受人欺负？但有文化的人就不同了，他们会做“理论思考”，会“辩证法”，会证明“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是在以前“工农作主”和“阶级斗争”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不仅“前30年”是“后30年”改革开放的“预备阶段”，而且还可以“通三统”。
   
    三、呼吸肮脏空气的知识分子
   
    许多人以为，一般大众的知识程度不如知识分子，所以比较容易受宣传影响。其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埃吕指出，现代社会中最容易受宣传的其实是知识分子，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知识分子吸收二手的、无法证实的信息神话比一般人来得多；第二，他们总觉得需要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或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传提供的一些现成看法；第三，他们会把不知不觉中接受的宣传误以为是自己的“独立判断”，自以为是，往往生吞活剥，食而不化， 对宣传的说法添油加醋，标新立异。比起社会中许多别种阶层或行业的人们来说，知识分子因为更需要与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积极地阅读报刊书籍，关注时事报道，等等，所以更有机会受到宣传的影响。
    知识分子是与意识形态语言接触最多的一个阶层，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往往不知不觉地成为统治意识形态语言的一部分。例如，就有知识分子断言，“现代时期所有国家都是党-国，概莫能外”。法国历史学家贝桑松（Alain Besan？on）指出，“一个人只要接受了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思想和自我意识就会被这种语言绑架。他也许只是莫不经心地使用了官方语言，但是只要一进入这个语言，他就成了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身不由己地为虎作伥，……只有当共产权力崩溃时，共产意识形态才会瓦解。也可以说，共产意识形态和语言会随共产统治合法性结束而结束。共产意识形态的语言也就是共产统治的权力”。许多知识分子是以自己“专业”和“学术”来加入这种意识形态统治的，他们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对各种“新说法”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甚至做出长篇大论，开出专门的课程来。新说法满足了他们寻找安全研究课题的需要，就像宣传解决了他们可能百思不解的苦恼一样。知识分子接受这样的宣传其实不是上当受骗，而是因为先已有了寻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们是呼吸肮脏空气而不知道空气有多么肮脏的那一群人。

原载：《爱思想》，2011-10-25

华尔街日报：当心走火入魔的中国经济

来源：华尔街日报 作者：Brett Arends
 
    忘掉希腊，忘掉意大利，忘掉“占领华尔街”运动吧。
 
    眼下真正的坏消息是什么？
 
    中国。
 
    是中国这个巨人整年背着我们度过难关。不过，法国兴业证券(SG Securities)的爱德华兹(Albert Edwards)却说，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个“怪胎”，开始走火入魔。
 
    坏消息。
 
    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这样？以下是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
 
    楼市泡沫终于开始破裂。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将如何结尾。想想2005年以来的美国、爱尔兰和半个西方世界。想想1990年之后的日本。想想……好吧，历史上的每一次楼市泡沫。
 
    泡沫破裂的后果是彻头彻尾的灾难。这是因为楼市影响着每一个人，无论是中产阶级家庭、开发商、银行还是地方政府。这样的房地产泡沫犹如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一样，会伤及无数，难以抑制。
 
    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楼市泡沫是我们见过的最大的。
 
    近年来，中国各地纷纷涌现出大规模高层建筑项目。参观者讲述着巨大而空无一人的公寓大楼──“鬼城”。主要城市的房价一路飙升。此外，刚刚步入中产阶级的投资者争相涌入楼市。
 
    他们从未见过楼市崩溃。他们以为楼市会永远火爆下去。
 
    10年前，上海房价约为普通家庭收入的六倍，而如今已经高达13倍。深圳的比例从五倍上升到了14倍。这些数据都荒唐得离谱。这是真正的狂热。
 
    而在音乐停止前，这都没有问题。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房价开始回落。目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9月份70个主要城市中有不到46个房价停止上涨或开始下滑。而1月份这样的城市还只有10个。
 
    星展唯高达证券有限公司(DBS Vickers Securities)分析师说，开发商如今开始大幅降价，以便清空未售房屋库存，而且他们预计未来几个月还会进一步降价。
 
    星展唯高达证券说，房价降幅已经很大，已经开始引发一些早些时候以更高价格买房的人的抗议，有些人攻击售楼处以泄愤。
 
    从在美国上市的房地产中介易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E-House (China) Holdings)的股票表现就可以看到中国楼市崩盘的一个迹象。一年内，该公司股价从每股17美元跌至不足7美元。此外，该公司最近还公布说，由于市场环境困难，二季度出现亏损。
 
    信贷泡沫正在破裂。
 
    没有信贷泡沫破裂，何谈楼市泡沫破裂？信贷泡沫破裂也将是一切破裂之母。
 
    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惊人的信贷泡沫。贷款总额已经达到7.8万亿美元左右。
 
    这相当于“欧猪五国”（PIIGS，即麻烦缠身的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政府债务净额总和的两倍。
 
    在这个一党制的、共产党人掌管的、第三世界的、信贷经验很少的国度里，这一切贷款有谁来承担责任呢？
 
    基金管理公司施罗德(Schroders)一篇促人警醒的文章说，中国的银行业是在一个充满会计造假与影子资金的“模糊地带”运作，它正在分崩离析。施罗德团队写道，中国接近一半的信用创造都是在表外进行的。
 
    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接下来三到六个月内解体，引起一场具有国际影响的巨大危机。他们预计中国多数银行最后都会成为“僵尸银行”。
 
    发出警报信号的或许是南方繁华城市温州。上个月，九名公司老板全都在一天之内突然跑路，以求避免破产。一天之内，九个人。
 
    据报道，4月份以来温州跑路老板达到了29人。还有一位老板自杀。
 
    股市正在显露麻烦迹象。
 
    股市并非总是正确，但它在预示经济低迷的时候一般还是比较准确的。
 
    股市对中国的预测令人担忧。
 
    FactSet数据显示，中国股市从7月份以来下跌了22%。相对于预期利润的市盈率已经下降至平均九倍的水平，这是2008年到2009年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以来未曾见到的估值。房地产开发商股价也已经崩溃，其中不少已经低于账面价值。
 
    你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矿业股等资源类股的行情来看。很多这类股票已经跌去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在伦敦，矿业巨头Vedanta Resources的股价自去年年初以来已经下跌一半。
 
    截至目前，资源企业股价表现大都比相关资源价格的表现差很多。这可能是一个买入机会。也有可能是具有前瞻性的股市比大宗商品市场更早地看到了某种东西──这就跟六个星期以前的金矿股一样。
 
    法国兴业证券的爱德华兹警告说，中国延续已久的投资热潮前无古人，肯定会破灭。他写道，中国是一个“怪胎”经济体，据我所知，历史上没有其他哪个经济体曾经经历过这么高的投资/GDP比率，经历过这么多年连续不断的强劲投资增长。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日本？爱德华兹说，没有哪一个可跟中国相比。
 
    这种投资热潮帮助世界经济走出了过去五年的泥淖。如果它也结束了，那会发生什么呢？
 
    还是别问了。

每日灵修 #41

续昨日

神使人心中对善良具有两种了悟。头一种了悟，只是属乎观念的；例如人忖度某件事物，根据人类的共同意见，认为它是善良或优美的，那就是认某一件事对大家有益，某一件事会有报酬等等。另一种了悟乃是在于心中的赏识；例如心中一想到善，便感觉其优美可爱。头一种了悟只运用忖度的能力，或了解，而没有运用意志或心灵的趋向。后一种了悟主要地是关乎意志，趋向，或心意。

每日灵修 #40

神使人心中对善良具有两种了悟


灵光能使人对属灵之事所具有的神圣无上优美，对神与耶稣基督，对救赎之功以及神在福音中所启示的作为之优美，得到一种真确的感觉。这些属灵的事有着一种神圣高尚无比的光荣，有着一种远超乎百事之上的优美；有着一种与一切尘世之事迥异的光荣。凡心灵蒙光照的，就真能领悟，看见，而且感觉到它。这种人不只在理性上相信神是光荣的，而是心中感到神的荣耀。他不只在理性上相信神是圣洁的，认为圣洁是美事，而且心中感到神的圣洁是可爱的。他不只忖想神是有恩典的，而且心中因神的恩典而感到神可亲可喜。

每日灵修 #39

信心就是绝对依靠神来获得救恩


信心的性质即是使人在救赎的事上感觉到自己绝对依靠神。人为得这救赎的福分，就必感觉而且承认有依靠神的必要，这乃是理所当然的。神是用这种方法，来在救赎作为上荣耀了祂自己；神在蒙恩得救的人身上得到这荣耀，乃是理所当然的。信心原是人对救赎之真实性的一种感悟；相信的心在感觉上和行动上都是绝对依靠神来获得一切的救恩。信心叫人谦卑，而将神高举；它将救赎的一切荣耀只归于神。人要获得施拯救的信心，就须虚己谦卑，感觉自己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谦卑是真信心的一大部分。凡真承受救恩的，要像小孩子一样去承受。马可福音（10：15）说：“凡要承受天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相信的人，就以虚己只高举神为乐。诗篇（115：1）说：“主阿，荣耀不要归与我们，不要归与我们，要……归在你的名下。”

我们要听劝，只高举神，将救赎的一切荣耀归于祂。我们要努力得着并增进一种绝对依靠神之感，专心仰望祂，抑制自恃自义之心。

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许多学者把中国目前的政治特征视为后极权主义政治体制，但笔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或许应该定义为“新极权主义”体制。本文首先说明，为什么要提出“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然后分析中国目前“新极权主义”体制的基本特点，据此对其前景作初步的判断。

一、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到“新极权主义”

从上个世纪20、30年代极权体制出现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与极权体制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从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政权的建立、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经1989年苏联东欧的巨变，从中国1949年以后政治体制的建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再到“六四”事件，有的极权主义瓦解了，有的极权主义在内外压力下不断调适，试图以新的形式生存下去。

最为典型的极权体制原型是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二战后，随着纳粹德国的失败，斯大林主义式的统治就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表。然而，由于二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价值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极权体制都不可能在锁国封闭的状态中存活，它们对外部世界有着诸如贸易投资、战略性合作、意识形态支持等多方面的需要，为此就不得不顾及外部世界对它们的看法，从而必须相应地调整其统治形态和政策。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就是一种极权主义体制的自我调适。因此有学者将斯大林之后的苏联东欧体制称为后极权主义体制，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模式的极权体制原型。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就是过去所说的“社会主义阵营”，其实也包括那些与该“阵营”的核心国有矛盾冲突、但制度基本相同的国家。

从这种角度来看，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政治体制接近极权体制原型，换言之，苏联步入后极权主义体制之日，正是中国强化和巩固极权体制之时。中国的斯大林模式之极权主义时代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结束，那时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政治上相对宽松的时期。一位政治学家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苏联，赫鲁晓夫用解冻来对付他的斯大林主义对手，80年代的中国，邓小平用文化自由化（解放思想）让经济现代化派对付他们的（毛派）对手。”[1]这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经济改革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比较典型的后极权主义体制。后极权主义时代里关于“四个现代化”、“思想解放”和“政治民主”的话语，曾经一度动员激发了民众新的政治热情。但是这种政治上的松动并不意味着制度上极权性质的消失，它只是以变通来重新建立专制体制的合法性。这种后极权主义在需要时会象极权主义那样诉诸暴力和恐怖（例如“匈牙利事件”、“华约”出兵布拉格、“六四事件”等）。

后极权主义其实并不能真正挽救这种制度本身不可避免的没落，苏联东欧的后极权主义相继垮台就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历史事件在1989年之后的突然发生本身也包含一些偶然因素。随着苏联东欧的巨变和冷战的结束，原来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大部份国家抛弃了这种政治制度。因此就有人认为，后极权主义很快将成为历史的过去。但笔者认为，就中国的情形而言，这样的判断过于简单化。

“六四”事件的血腥事实让国人看到，“文革”后一度的思想宽松并不代表中国已进入一个与极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新时代，极权主义的暴力和恐怖随时有可能在中国重演，因此国人在“八九民运”前期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被1990年代以来的政治绝望和冷漠所替代。

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在告别后极权主义模式，但它并未走向开明的政治进步，而是回头向极权主义的原型求助，但经历了后极权主义时代的这个制度又无法完全回到斯大林主义模式的轨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既增加了取自极权主义原型的某些特征、又保留了部分后极权时代特色的体制，同时它还有一系列极权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特点（详见第4节）。

笔者认为，可以把中国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这种制度称为“新极权主义”体制，因为它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政治上与极权主义原型有极深的渊源；另一方面，它变自后极权主义，却和后极权主义有明显的区别。“新极权主义”是体现了部分地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之企图的后极权体制的一种变形。寄生于这种体制的利益集团虽然通过采取这样的变形得以生存，但这种“新极权主义”自身处在一系列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极权主义”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剧的现实表明，这种变形显然不是一种具进步意义的脱困之道。

“新极权主义”对后极权体制下出现的反抗事件（例如匈牙利革命、捷克的“七七宪章”、波兰的“团结工会”和中国的“八九民运”等），对21世纪中亚地区民众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抱有无法摆脱的恐惧和焦虑。它把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宽松视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失误，1989年以后大大加强了社会管制和思想控制，许多新的政治上的限制措施都向极权主义原型回归。可是它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如越来越严厉的媒体和互联网管制，以及对民间的集体抗议事件施以武力镇压），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

“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丧失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可以说，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由“新极权主义”制度造成的，自然在“新极权主义”制度下它们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虽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者提出了“三个代表”、“执政为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和谐社会”这样的口号，但在政治民主化裹足不前、严厉限制公共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下，这些说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安抚民心的宣传手段，并不表示口号的提倡者打算触动上述问题的制度性根源。“新极权主义”应对现实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基本上找不到一个系统的、总体性的、能瞩目于未来的求变因应之策。

“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在有关极权主义的研究文献中，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至今仍然是经典文献[2].这部发表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著作以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这两个极权主义原型为研究对象。从那时以来，由于东欧、中国和亚洲其他极权主义国家显现出不少与这两个原型不同的特征，学者们开始用附加词来定义各具特色的极权主义。例如，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林兹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华尔泽在19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3]笔者提出的“新极权主义”也是一种类似的表达。

寇罗考斯基（Leszek Kolokowski ）说过：“大家一般都承认，那些用来描述广大社会现象的概念都没有经验意义上的完美对应对象。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经济这种很有用的区分。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的自由，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信服和理解自由政权和专制政权间的区别。说实在的，现有的极权社会比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更接近于与它有关的概念原型。[4]”

汉娜。阿伦特半个世纪以前关于极权主义特征的分析对我们现在理解变化中的“新极权主义”仍然有重大意义。她提出的那些极权主义统治要素，如暴力和恐怖、以人性改造为目的之思想钳制、作为欺骗手段的“宣传”、作为寡头权力机制的“组织”和以孤立原子形式存在的“群众”，仍然可帮助我们辨认各种形式不同的极权主义的变体。对这些要素的比较可以让我们看出极权主义与传统威权专制之间的一些根本区别，也可以让我们看到极权主义在哪些方面对人性造成特别的长久性摧残，以及在极权统治下人们反抗的特殊意义。下面就分别从这几个角度展开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二、“新极权主义”下“奴性人格”的延续和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著作里，从极权主义原型的特点中概括出这种制度依赖的三个支柱，即用来改造人性的使用暴力的集中营，让民众处于相互隔绝、无共同抵抗手段的状态，以及为维持极权统治所施行的集权式宣传和组织手段。如果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极权主义从其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则第一个方面的变化最明显易见，第二个方面的变化最微妙复杂，第三个方面则变化最小。前两个方面是不得不变，后一个方面则是能不变就不变。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而集中营则是极权社会这部恐怖大机器的样板机构，其样板作用是最大程度地显示极权主义的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5]，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7]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9]”。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新极权主义”会不遗余力地提升互联网控制能力，但网上的批评和反抗也会继续下去。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鼠游戏”，尽管其令“新极权主义”感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三、“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中，这方面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主义的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般政党的成员都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和退出，不仅在民主国家是如此，1949年以前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也是如此。而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甚至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10]”。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11]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采。……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12]”

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阿伦特指出：“一般政党把人群分成属于和不属于我党的两类。一般政党和公开社会都只把那些公开表示反对者视为敌人，而秘密社会的原则是，‘我不吸纳的，就是我排斥的。’[13]”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斯大林把俄国的一党专制改变成极权统治，把全世界的革命共产党转化为极权主义运动，他所运用的手段就是消灭党内的派别，取消党核心内部的民主，把民族国家的共产党变成莫斯科指挥的党支部。[14]”阿伦特的这一见解是针对40年代“共产国际”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这点至今仍未改变，现在的“新极权主义”依然不允许党内民主和不同意见。

“新极权主义”下普通党员的入党动机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和后极权主义阶段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主义”产生了对其理想和价值的幻灭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份资源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极权主义”时期，执政党不再能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党员身份不再是人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象征，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必须凭政治身份获取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主义”时期要求入党者依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党员仍然是求职者可资利用的身份。许多聘用单位之所以愿意选用具党员身份的求职者，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特别听话、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主义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象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15]”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16]”。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采用了民间自制的纪念林昭的纪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该校“停课处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7].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统治与其它专制、暴政和独裁所不同的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18].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极权主义原型与“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忽视对自由思想的需要。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新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奥威尔（G.Orwell ）的《1984年》和赫胥黎（A.Huxley ）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9]”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20]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如果比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谎言的性质，可以说“新极权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以往的极权主义并无任何不同，但极权主义原型时期意识形态谎言的社会动员能力却与“新极权主义”时代有极大的差别。在极权主义原型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公信力和号召力的政治福音，也是规范民众思想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在后极权主义时代，人们对执政党是否真正代表这两个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怀疑和失望，对这两个主义的信仰也开始幻灭。而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民众对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连表面上的恭敬都常常不愿意表示，他们往往会用公然的嘲弄来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尽管如此，“新极权主义”依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它一贯的“思想灌输”。

四、“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最高权力集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后极权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要想延续权势集团的统治，就必须吸取后极权主义的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在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新极权主义”对实用主义策略的灵活运用和对被统治者的不“手软”是后极权主义无法相比的。后极权主义并不敢完全背离极权主义制度以公有制为主的传统，同时注重对民众以怀柔手段为主的笼络民心策略；而“新极权主义”则基本上抛弃了这两条。

“文革”后至1989年，中国处于后极权主义体制期间，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仍然据于重要地位。但1990年代以来，当局在经济制度层面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它求助于外国资本，加入经济全球化，基本上取消了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弱化了公有制的重要性。

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21]，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极权主义”堂而皇之地将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视为仇寇的“敌对因素”（如资本主义、红色资本家等）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对许多完全背离其自诩的“社会先进性”的现象（如腐败、糜烂、色情等）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对“新极权主义”来说，这样的灵活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维持延续了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瓦解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变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时，当“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当“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新极权主义”承继下来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22]”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试举一例。上海《解放日报》去年以“吉方平”（《解放日报》评论员的谐音）之名发表了一篇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刊登于该报2004年11月15日）。此文称：“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吉方平”所使用的是典型的极权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的是极权专制的思维。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或许有人想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由党来严密控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或者贫富悬殊？在民主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如此提问题的必要，在威权体制国家里当局一般也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表达否定的态度，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23]”。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24]”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徵。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夥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25].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的观点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26]”显然，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到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六四事件”。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27]”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28].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五、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29].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30]”，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31].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32]，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于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公然鄙视，“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主子”、“骗子”还是“傻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就是这样从一个普通的娱乐节目演变为一个社会性话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公民”和“公民社会”的问题。“超女”事件居然引发了人们对政治现状的不满，这完全是一种“无意后果”。正因为它是无意的，没有“肇事者”，也就没有极权主义暴力可以直接惩诫的对象。“超女”的歌迷们看上去是事件的主角，却并非在网上相关讨论中提出民主问题的主角。对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权力来说，歌迷们真是不可捉摸、难以防范。他们看似简单，却又深不可测，当局再怎么提防，还是出现了意外。歌迷们不是为呼吁民主而来，却意外地发起了关于民主话题的热烈讨论。他们不过是想唱就唱、想乐就乐，却“不经意”地嘲笑着“永远正确”的中央电视台，“不经意”地鄙视那些有名无实的“观众代表”，“不经意”地抵抗着伪善丑恶的政治，“不经意”地揭露了公共生活中民主机制的匮乏，启蒙了民众的参与意识。

借“超女”事件讨论民主和公民参与的网络公众不是所谓的“肇事者”，他们既无人“挑唆”，也没有“幕后策划”，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他们只不过是随聚随散的围观者，是边看热闹边起哄的观众。恰恰是在这些“围观者”的鼓噪之中，可以听到“新极权主义”统治下许多人反抗的心声。这就是所谓的“不肇事”反抗。事实上“新极权主义”进入了一个“不肇事”反抗已经防不胜防的阶段，一个专制的惩诫常常迷失了可辨认对象的时代。

结语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

「注释」

[1]Jeffrey C.Goldfarb ，Beyond Glasnost：The Post-Totalitarian Mi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89，p.169.

[2]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 ：Harcourt BraceJovanovich，1973[1951].同一时期对极权主义的其它研究还有：Jacob Talmon，Origins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 （1951）；Czeslaw Milosz，Captive Mind （1953）；C.J.Friedrich ，Totalitarianism，（1954）；Zbigniew Brzezinsky ，Permanent Purge（1956）；C.J.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y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Autocracy （1956）。

[3]Allen Kassof."The Administered Society ：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World Politics 16：4（July 1964），p.559.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Regimes ，"in Greenstein and Polsby，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Reading，MA：Addison Wesley ，1975）vol.3.Michael Walzer，"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in Irving Howe，ed.，1984Revisited （Harpe &Row ，1983）。

[4]Leszek Kolokowski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the Lie ，"in IrvingHowe，ed.，1984Revisited.Harpe &Row，1983，p.122.

[5]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447.

ibid.，p.451.

[7]ibid.，p.452.

ibid.，p.453.

[9]ibid.，p.455.

[10]ibid.，p.376.

[11]ibid.，pp.376-77.

[12]ibid.，p.378.

[13]ibid.，p.377.

[14]ibid.，p.379.

[15]ibid.，p.341.

[16]ibid.

[17]见燕南网（http://www.yannan.cn）上的专题讨论。

[18]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p.460-61.

[19]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New York ：Elisabeth SiftonBooks ，1986，p.vii.

[20]Hannah Arendt，"Truth and Politics，"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NewYork：Penguin Books，1977，pp.249-54.

[21]Stephen Manning，"Social and Cultural Prerequisites of Democratization：Generalizing from China，"in Edward Friedman，ed.，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Generalizing East Asian Experiences.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pp.235-36.

[22]吴亮，“赝品时代的写作”（http://www.xys.org/xys/ebooks/literature/essay/yanpin.tet，2000/3/29）。

[23]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in Irving Howe，ed.，1984Revisited.Harpe &Row ，1983，p.120.

[24]石勇，“火山上的中国：亟需终结的几个神话”，见燕南网（http://www.yannan.cn2005/8/22）。

[25]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p.114.

[26]Joseph V.Femia，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Oxford：Clarendon，1981，p.24.

[27]Michael Walzer ，"On 'Failed Totalitarianism'，"p.120.

[28]George J.Gilboy and Eric Heginbotham，"The Latin Americanization of China？"Current History ，Vol.103，issue 674（2004）：256-262，p.256.

[29]George Owell ，1984.New York ：Signet ，1950，p.227.

[30]ibid.

[31]这里引用一段嘲笑官话的顺口溜：“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观点没有不赞同的；气氛没有不友好的；信心没有不增强的；粮食没有不丰收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贪官总是极少数的，群众总是受蒙蔽的；对抗总是没出路的，后果总是你来负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旗帜总是高举的，思想总是坚持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32]例如，2005年7月7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向官方媒体介绍了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有关情况（见“中组部举行记者会谈农村群体性事件等问题”，2005年7月7日，中国新闻网）。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最近几个月，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骚乱的情况，您是否能告诉我，中国共产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骚乱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谢这位女士对中国农村情况的关心。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最近中国农村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于是有网友对李景田的回答调侃道：“有什么本质区别？小姐和土鸡？”“我们把它叫作‘群体性事件’，而不是叫骚乱。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极强，所以即使是骚，也乱不起来。”“骚而不乱，实在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和谐社会就是好啊。”

《当代中国研究》

袁晓明 ：为了“免费午餐”而占领华尔街？

过去几周，“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不断发展，但占领者除了白天在那里喊喊口号，晚上在那里休息以外，一直没有传达出一个比较统一的占领纲领。冬天已经不远，气温要迅速下降，这样的占领能持续多长时间？

尽管纽约市长布隆伯格称，占领者可以永久性地使用纽约的公园，但占领者不会那样永远占领，天寒地冻，那些雅皮是受不了的。占领者一定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占领华尔街”应该是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那么，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果然，这两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官方”网站上出现了一个占领者的诉求单子。以下是诉求清单的主要内容：

实行统一的生活工资，不管什么职业，都要有一个统一的生活工资(没有明确究竟要多少钱，要达到什么样的生活标准)；为了实现统一的生活工资，要结束自由贸易；建立政府支付的统一的医疗卫生系统；免费教育，包括上大学；免去所有的债务包括房屋贷款、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言下之意，美国人不再欠任何债务)；废除信用报告制度(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谁欠债多少或是否破产过)；投资一万亿美元到基础设施；逐步停止使用石油、煤炭能源并同时减少核电站。

公平地讲，对于这样的诉求单子，参与者也不会都同意，有一些占领者就指出，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占领华尔街”网站的编辑也特别指出，这样的单子系个人发出，并非网站撰写的。

应该说，多数占领者没有如此多的奢望，比如，一下子就免去所有债务，但他们多多少少期望美国政府从富人那里掏出钱来为他们所用。一位被采访的女士就说得很清楚，富人们拿出一些钱来，大家就共同富裕了。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这帮占领者除了仇富以外，更主要是想获得更多福利，如免费的大学、生活工资。但他们不管美国政府已经到了面临破产的境地，而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政府、个人不负责任地疯狂开支，不仅拖垮了美国经济，而且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试想，如果美国政府要去满足这样的要求，美国要增加多少债务，给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要造成多大的负担？

毋庸置疑，民主制度是最能代表大众利益的体制，但一旦民主体制被多数选民用来获取不劳而获的利益，国家就走上衰落之路。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弗雷泽-泰特勒有一段名言：“当多数选民总是投票给提供福利的政客时，民主体制下的国家就会因为财政危机而崩溃，接着就会是专制。”

今天的美国，多数选民仍愿意政府走出债务困境，而不愿去加入华尔街占领者的行列，他们试图通过选举改变美国政府的理念和政策。因为，比起美国政府来，华尔街的权力是有限的，过去几年来，美国的问题就在于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华尔街占领者的要求无非要给政府更大的权力，那只会给困境中的美国带来更大的问题，因为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原载：袁晓明Blog

每日灵修 #38

人越依靠神，就越能见到神的荣耀2

我们所能承担的既然都是出于神，这也就使我们有更大的机会，注意到神的完全富足。我们也就有更多的机会去默想神为无限的善良，且为百善之源。人处在这种完全依靠的地位，就足以表明神的完全富足。人越发现自己处于依靠神的地位，就越认识到自己的虚空；如是人就越显为虚空，而那供给人需要的神，就越显为丰富。人的所有既本乎神，这就表明神的能力与恩典之丰富；人的所有既是借神而来，这就表明神的功德与尊贵之丰富；人的所有既在神里面，这就表明神的美妙，慈爱，和喜乐之丰富。得赎者因须大大依靠神，他们就不仅有更大的机会，也有更大的责任，去默想并承认神的荣耀与丰富。我们既然必直接依靠神的荣耀与丰富，那么，我们若不承认，那乃是多么无理而忘恩负义阿！

一课经济学 #10

第10章 盲目崇拜充分就业

　　与每个人的经济目标一样，任何国家的经济目标也应该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益。总体经济进步，靠的是以同等的劳力获得更多的产出。为此，人们用畜力代替人力负重，着手发明轮子和四轮马车，发明铁路和卡车。正因为如此，人类才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成千上万的省力发明。

　　这个出发点再简单不过了，但那些擅于翻新口号、混淆视听的人，却害得我们忘掉了这个出发点，甚至对此羞于启齿。提升到国家这个层次来说，经济进步的首要原则是：追求生产最大化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要达成这个目标，充分就业就会成为必要的副产品。这里的充分就业指没有非自愿性的失业者。不过，就业只是手段，生产才是目的。少了充分就业，我们无法实现充分生产这个目标。不过，就算不是为了充分生产，要举实现充分就业却是很容易的事。

　　原始部族成员赤身露体，吃、住条件都很差，可是他们没有失业问题。中国和印度远比美国贫穷，但它们的主要问题也不是失业问题，而是生产方式太落后（这既是资本短缺的原因，也是资本短缺的结果）。充分就业一旦偏离了充分生产这个目标，或者充分就业成了最终目标，事情就会变得很简单。希特勒推动庞大的扩军备战计划，实现了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每个参战国都实现了充分就业。德国的苦役都充分就业。监狱和戴镣铐的囚徒都充分就业。在政治上强制之下，总能实现充分就业。

　　不幸的是，议员们在国会提出的往往不是“充分生产”议案，而是“充分就业”议案。就连工商业联合会呼吁成立的也是“总统充分就业委员会”，而非“充分生产”委员会、或“充分就业与充分生产”委员会。手段反而成了目标，目标本身反而被处处忽略。

　　这些人讨论起工资和就业，就好像它们与生产力和产出没有任何联系。他们认定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所以坚信每周工作30小时比工作40小时要好，以为这样就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工会变着花样“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仍一再被稀里糊涂地容忍。美国专业音乐人工会领袖皮特里洛（Petrillo）扬言，若某广播电台不加倍雇用音乐工作者，就要该广播电台关门。一部分民众支持他，认为他的出发点只是想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美国设立了工作促进署（WPA）之后，那里的官员拿出了许多异想天开的构思和花样百出的计划。对于同等价值的工作产出，他们总是有办法雇用最多的人力——换句话说，那些官员总是有办法让劳工的效率变得最差。

　　采取生产最大化政策，同时光明正大地救济一部分失业人口，远比打着“充分就业”的幌子，用“制造工作机会”来扰乱生产要好得多。文明的进步其实体现在就业人口的减少上，而不是体现在增加上。这是因为当国家变得日益富裕之后，我们得以禁止使用童工，得以实现老有所养，大多数妇女也能如愿专职照料家庭。又如，在美国必须出去工作的人口的比例，远低于中国或俄罗斯。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10年后美国还能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而在于我们的产出能达到多少，我们的生活水平能因此提高多少？只要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分配，今天人们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便能够更容易得到解决。

　　只要我们把重点放在该放的地方，也就是采取生产最大化的政策，我们就不会迷失。

韦森：高税收是中国高物价一个主要贡献因素？

摘要：目前政府决策层主要把通胀的板子打在企业和厂商的屁股上，但事实是，目前中国零售商品的价格构成中，政府直接税和间接税占很大比重。制造通货膨胀的最大罚单，发改委又应该开给谁？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CPI不断攀高，4月份，仍保持同比上涨5.3％的高位。尽管中国政府决策层采取了一系列试图控制通货膨胀的宏观措施，其中包括自2010年初以来已经11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和4次提高银行基准利率了，但目前看来仍然收效甚微。央行的货币政策步步从紧，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却仍居高不下。前4个月，整个社会的信贷总额又高达近3万亿，相应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也增加到75.73万亿元。

    在前几篇本系列的专栏文章中，笔者曾阐释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发现的“银行贷款创造存款从而在经济总体扩张的宏观条件下会不断内生广义货币”的逻辑，现在看来这一逻辑仍然在中国经济的现实中不断展现自身，且看来仍然在大行其道。

    面对居高不下的CPI，发改委开始动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前不久，发改委给联合利华开出了一张200万元的罚单，以惩戒其“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违法行为”。据有关媒体透漏，发改委还与“康师傅”等多家企业约谈，敦促或劝诫这些企业暂不要涨价，明确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中国物价水平。

    就在政府部门运用各种能用的宏观政策工具乃至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控制物价水平这当下，不知中国政府决策层是否自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府自己的诸多宏观政策和手段，以及当下的政府体制安排，却过去是、且目前仍然是推动中国消费品物价上涨和房地产价格不断攀高的主要因素？

    这里且不说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投资导致了商业银行贷款急遽膨胀，通过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内生货币机制导致广义货币急遽增加，从而是中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亦是中国高物价、高房价尤其是CPI继续攀高的主要推手。意识不到这一点，仅把“严惩通涨”的板子打在企业和厂商的屁股上，非但控制不了物价和不公平，反而可能会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向歧途。在长时段中，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在未来有可能陷入“滞胀”陷阱。

    中国政府宏观赋税多年来的超常增长，已经是国人皆知的事实了。对此，经济学界和财政学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批评意见。然而，到目前为止，似乎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这轮CPI不断攀高的主要推手这一点。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甚至在后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的理论阐释中，当人们论述在任何一场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和扩张性宏观政策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事实时，其理论逻辑一般是说，巨额政府财政赤字，会导致央行货币超发，最后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表现为CPI上涨。这也是后凯恩斯学派的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生前所坚持多年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最近的思考发现，在当今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并不能把明斯基的这一理论简单地应用于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实。由于最近两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实际上还不算太大（两年1.95万亿），且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第25条和第30条实际上又禁止政府向央行透支的方式来弥补其预算赤字，人们可以认为近两年政府的财政赤字并不是央行“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但是，这决非就证明了政府的财政不是这一轮物价水平普遍上涨的主要推手这一点。简单说来，尽管目前中国内部的“宏观动态机制”并不是像明斯基所阐释的那样是通过政府巨额财政赤字→货币超发→通货膨胀→CPI普涨这样一个宏观作用链条来工作，而是可能是通过一个微观机制链条而直接推动CPI上涨的。

    我初步判断，从“微观层面”上来看，政府的财政政策推高CPI的基本作用链条大致是这样的：政府工薪税、增值税等生产企业种种税收的增加→企业产品成本增加→产品批发价格上升→政府各种运输业和商业的营业税、消费税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和数据验证这一猜测显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辨析出以下事实：暂不考虑近些年企业直接税收快速增加对生产企业产品和劳务成本推高的因素，单从2010年全年全国7.32万亿税收收入的构成来看，不计进口商品的消费税，2010年消费税为6,072亿元，占整个税收的8.3％。如果再加上进口商品的增殖税和消费税1.05万亿元，整个与消费有关的税收（不计国内增值税）也高达1.66万亿元了。如果考虑到增值税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消费税，那么全部与消费相关的间接税收就达到3.77万亿元，已占全年税收的51.6％了。正是因为流转环节的间接税是如此之高，导致在中国生产许多名牌产品（如茅台酒、ecco鞋、Samsonite旅游箱等）在中国商场的价格要比在许多发达国家普遍要高很多。

    另据国内研究税收的专家一项新近的估算，在目前在中国商场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政府税收，比较保守的说，在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至少有超过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另外，也有专家测算过，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时装中，大至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税和65元的营业税，光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一件时装价格构成的30％了。如果是进口的时装呢？还要加关税和其他消费税。即使在国内生产的女性时装中，加上生产环节、运输环节和销售环节中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政府的税收在一件女性时装的最终价格中又占多少？

    除女性化妆品和时装商品价格中所含政府的税很高外，其他必需商品价格中所含的直接和间接税的比重也很高。譬如，按照发改委的说法，中国国内成品油的裸价其实低于美国，但又与每升要缴3元的税，综合税率接近40%，从而导致中国成品油的税后价格反而超过美国。也有专家发现，像牛奶和奶制品这类日常食品，中国市场上的鲜牛奶和奶制品含有13～17%的增值税，再加上其他环节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导致中国牛奶和奶制品比美国、欧美和大洋州的发达国家还有贵，但我们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理解了各个环节的政府税收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而是消费品零售价格的主要构成和贡献因素这一点，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决策层的宏观政策是多么“inconsistent”了。一方面，面对2010年下半年不断攀高的CPI，央行已经11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目前已达21％的历史高位）和4次提高基准利率了，另一方面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却仍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几乎得不到任何控制和制约。一句话，政府税收这样高，且每年大致都在GDP两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高速增长，中国的CPI还不会越来越高？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5月12日发布的一则官方新闻稿，今年1到4月份，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以高达2.62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2%。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3.7%，国内消费税增长57.7%，营业税增长37.9%，企业所得税增长41.1%，个人所得税增长21.8%，车辆购置税增长63.5%，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增长56.3%。这么高的税收增长速率，到底是有助于拟制目前的CPI上涨势头，还是在实际上继续推高现在和未来CPI？

    当然，从传统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教义中，任何学过现代经济学的人可以通过移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曲线来推导出政府税收高速增长会抑制社会总需求从而有缓解通胀的作用看法，当然也可以从根据任何财政学教科书的教义相信政府税收增加往往是通货膨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正是国税局的新闻稿中对今年1到4月份全国税收高速增长33.2％的原因解释之一）。但是，在当今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和特定的宏观经济格局中，好像过去的经济学和财政学教科书中所讲的一些道理都给翻了个底朝天。在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已经超过30万亿的情况下，说增加消费税可以抑制总需求，如果说不是故意为政府税收快速增加寻找托辞，也可能是天真地误读了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的原理，反而政府在生产、运输、批发和零售各个环节中明目多样的税收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在商店和市场中所购买的各种消费品的最终价格上，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任何一家生产厂商、运输物流企业和商铺店主，也都会证实这一判断。尤其是在中国目前的税制中，任何消费税和以及各种各样的间接税并不在超市打出的收银条中反映出来，而是隐含在最终价格之中，因此说提高政府税收会抑制消费需求从而缓解通胀，如果说不是背错了经济学教科书的原理，至少没理解目前中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且各种税收在任何商品和劳务最终价格中隐而不彰的实际。

    再说，目前通货膨胀率持高不下，居民储蓄实际为负利率，而居民收入又没有大幅度增长，因而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正在下降，在此情况下，政府不考虑减税而补偿低收入家庭所实际交付的“通涨税”，反而只考虑自己财政收入目标而超高速地猛涨，这难道是公正的？又符合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

    发改委这新时期的“大计划经济委员会”，要真想控制中国物价的上涨，难道不应该约谈一下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制造通货膨胀的最大罚单，发改委又应该开给谁？

    2011年5月15日晚草于沈阳桃仙机场

    本文已于2011年5月17日发表笔者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经济学如诗》，现在是全文修改稿。

转自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每日灵修 #37

人越依靠神，就越能见到神的荣耀1

人对神的各种完全越有关系并且越依靠它们，就越有机会注意它们。一个人对神的能力与恩典越有关系并且越依靠它们，就越有机会注意那能力与恩典。一个人对神的圣洁越多越直接地加以依靠，也就越有机会看到并承认这圣洁。人对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神之完全，越存绝对的依靠心，就越有机会见到并承认父，子，圣灵的荣耀。因为凡与我们最有关系的事，就必最为我们所注意所观察。这种关系--即依靠的关系，最能引起我们的注意与观察。。。正因为我们在各方面须如此依靠神和祂的完全，所以祂和祂的荣耀也就更直接显在我们眼前，姑无论我们的眼睛是向着那一方面去看。

胡适：防身的锦囊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
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
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
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
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
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
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
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
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
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
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做，
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
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
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
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
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
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
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力的俘虏。你在那
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
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的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
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呢？依我个减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
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
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一一要解答
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
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
是“无所为”的求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
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
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
衅笑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
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节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
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
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
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
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
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
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Calil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
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
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
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
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
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
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
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
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
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
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
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
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
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j.S dll ）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
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
斯宾塞（S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
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
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
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
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
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
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
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在这个不幸的时代，
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
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
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
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
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
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菲希特（FICht6）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
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菲希特
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
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
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
力种现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
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
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
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 ）终日埋头在他的试验室里做他的化
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
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一）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
；（二）每一种传染病都是由于一种微菌在生物体中的发展；（三）传染病的微菌，
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它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这三个问题，
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的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
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
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
全世界的医学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除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
斯德发明了牲畜的牌热瘟的治疗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佛郎的大损失
；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
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巴斯德
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
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的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佛郎的赔款，然而
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
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原题《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一课经济学 #9

第9章 遣散军队和裁减公务员

　　每逢战争结束，军人复员的时候，人们总是担忧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岗位来安置这些复员军人，担心这些人会失业。确实，数百万军人突然被遣散，私营工商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吸纳他们——但是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吸纳的速度其实很快，而不是很慢。这个事实令人惊讶但毋庸置疑。人们对失业问题忧心忡忡，是因为他们只考虑到了这个进程的一个侧面。

　　人们看到退伍军人涌入劳动市场时，不禁要问，哪来那么多“购买力”雇用这些人？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在战时可以在维持公共预算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来供养军队，答案则很简单。政府在战后不用再维持庞大的军队，会减少军费开支。纳税人以前被征去供应军队的钱，现在可以留着自己用，也就会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更多的东西。换句话说，民间需求将增加。这就能为复员军人提供就业机会。

　　如果政府在战时采用赤字财政，也就是靠政府公债和其他的赤字财政形式来供养军队，情况会有所不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再讨论赤字财政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问题。这里只需要知道赤字财政和我们讨论的要点无关即可。要是我们认为维持这个水平的财政赤字好，那么只需要减税，减税幅度和以前花在养活战时军队的钱一样多，我们就能办到这一点。

　　但是，军人复员转业之后的经济，与遣散之前的经济不会相同。以前靠平民养活的军人，而今是自食其力的平民。战争结束了，国防建设也用不了那么多军人，继续把他们留在军中就是徒劳无益的事情，因为纳税人出钱供养他们是得不到相应回报的。现在，纳税人能把这一部分的钱支付给复员转业人员，换取等值的产品或服务。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每个人的财富，都会增加更多。

　　2

　　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政府裁减冗员的情况。由于人浮于事，这些公务员为社会提供的服务配不上他们所获得的薪酬。可是每当有人想要裁减多余的公务员，总会遭到极力反对，说裁员会“造成通货紧缩”。裁员？！你是要裁掉这些公务员的“购买力”吗？你想要损害依赖那些购买力的房东和商家吗？你这么做，纯粹是在削减“国民所得”，引发或加剧经济衰退。

　　发出这种谬论，又是因为只看到裁员对遭到裁减的公务员的影响，以及对做这些公务员的生意的商家的影响。发出这种谬论的人又忘了，在裁员之后，原先被征去养活这些冗员的钱就可以留给纳税人自己支配，又忘了，纳税人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增幅，至少跟被裁掉的冗员的所得及购买力的减幅相当。即使过去做公务员生意的商家有损失，别处的商家还会赢得同样多的生意。政治之都或许不会像以前那般繁华，容不下更多商家，而其他城镇却能吸引更多商家入驻。

　　而且事情还不止如此。裁掉冗员之后的国家比留用冗员时，不会更糟，只会更好。因为这部分人必须自谋职业或自己创业。纳税人购买力增加，将为被裁公务员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这跟军人复员的情形一样。并且，这些人只有为雇主或顾客提供等值服务，才能在社会立足。他们不再是社会的寄生虫，而成为直接为社会贡献生产力的个人。

　　我必须重申，许多公务员提供的服务是社会真正需要的，我所说的裁员并不是指裁这些人，例如，必要的警察、消防队员、环卫工人、卫生局官员、法官、议员和行政人员。这些人从事的服务能为社会创造效益，他们跟私人企业的员工一样不可或缺。由于他们所从事的服务，私人企业才得以在法制、秩序、自由、和平的环境中运作。但留用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其效用，而不是因为他们靠支配纳税人的钱所拥有的“购买力”。

　　这种“购买力”论调经不起推敲。这套说辞对骗子和窃贼同样适用。窃贼窃取你的钱之后，他的购买力也会提高。他把盗窃来的钱花在酒吧、餐厅、夜总会、成衣店，甚至拿去买车。窃贼的花销所提供的每一个工作机会，都是建立在你的损失以及你可以提供的工作机会的损失之上。同理，公务员的支出每提供一个工作机会，纳税人那边就要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钱被盗窃，对于你而言是一种白白损失，钱被征去养活那些冗员，对于你同样是白白损失。要是那些冗员无所作为，还算我们走运。可惜如今的冗员之中不乏干劲十足的“改革者”，胡乱作为，忙着抑制和干扰生产。

　　如果留用一批公务员只是为了保住其购买力，而找不出更有力的理由，那就表明应该把他们从政府机关裁减出去。

崔克亮：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

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

想起了“德国皇帝和磨房主”
崔克亮

  我并无缘亲临据说是由森林和湖泊环抱的德国小城波茨坦，但一座古老的磨房和它所负载的一段世界法治史上的著名传说却使我时时神往于那座如田园诗般美丽的小城。

这个故事发生在已有些久远的十八世纪。当时，号称“军人国王”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一日，威廉一世入住行宫，兴致勃勃地登高远眺，却发现宫墙外不远处耸立着一座古老的磨房，遮挡视线影响观景，遂令身边的大臣去问磨房的主人愿意不愿意出卖磨房，他打算买下这座磨房并把它拆掉。大臣找到磨房主交涉，不料磨房主坚决不卖：“这磨房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产业，乃无价之宝，我必须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大臣只得如实回禀。威廉一世执意要买磨房，开出了高价，可磨房主还是不卖。威廉一世大怒，命令卫队强行拆掉了磨房。拆除磨房时，磨房主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口中念念有词：“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不久，磨房主就此事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到法院，结果法院判决皇帝恢复原状重建磨房，还判决皇帝赔偿磨房主人的损失。威廉一世看了判决书后苦笑着说：“我做皇帝有时也会不冷静，以至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幸亏我国有这样的好法官，如此公正办案，乃吾国可喜之事也。”于是令人又将磨房在原地重新建了起来。

数年后，威廉一世去世了，威廉二世登基；老磨房主也去世了，小磨房主继承了磨房。

后来，小磨房主手头拮据又急需用钱，想卖掉磨房。卖给谁呢？他想起了父亲和威廉一世的那段往事，于是他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委婉地陈述了那段往事，表明现在急需用钱想把磨房卖给威廉二世。很快，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信中说：“亲爱的邻居，你说要把磨房卖给我，这可事关国家大事，我以为万万不可，因为这座磨房已成为我国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象征。我怎么能忍心让你丢掉这份产业呢？你应当竭力保住这份产业并传之子孙，使其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名下。你现在经济困难，我十分同情，派人送去3000马克，以解燃眉之急。”信末署名是：“你的邻居威廉。”小磨房主收到威廉二世的信以后，打消了出售磨房的念头，并且教育其子孙要珍惜这份祖传遗产。直到现在，这座象征司法独立和裁判公正的古老磨房还屹立在波茨坦的土地上。

在波茨坦这个地方，远在十八世纪就发生这样被人传为美谈的故事，虽属人治基础上的封建法制，仍可见德国法制传统之一斑。

无独有偶，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一位首相——老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也曾这样形容过财产权对穷苦人的重要性和神圣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房子甚至会在风雨中飘摇，但是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迈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了的破房子。

    皮特作为政治家对穷苦人财产权的格外尊重表明他认识到了财产权对穷苦人的极端重要性。穷人虽穷，但他头上的片瓦与脚下的立锥之地却是堂堂国王也不能任意剥夺的。

威廉二世的“觉悟”和老皮特的箴言之所以在世界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象征意义，是因为其对“磨房”和“穷人寒舍”的理解暗合了自然法中关于财产权的观念。财产权的观念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自然史而形成的。财产权是人的天赋权利，而不是动物的天赋权利。换言之，享受财产权是人之生存的一个重要特征。失去了这个特征，人就有可能被贬到动物的地步，人的自由和生命就岌岌可危。享受财产的权利是人成为人的要件之一，是确保人被当人对待的基本权利。从这个意义上，完全有理由把财产权看作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或者说，天赋的权利。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你的”（财产、权利、自由等）与“我的”（财产、权利、自由等）之间有一道明确的、由法律和习俗所规定的界限。取消了这条界限，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取消了人类文明自身。“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显然不是文明的正义逻辑，而是野蛮的强盗逻辑。没有财产权，抢劫与掠夺就是英雄的壮举。所以，财产权是道德与善行的催化剂，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哈耶克认为这句话所反映的真理像欧几里德的几何定律一样确凿无疑。哈耶克正是从上述自然法的意义上来说这句话的。失去了正义的政治显然不能称之为宪政，因此，财产权也便成为宪政民主的基石之一。

     私权神圣（包括物权即财产权）也被认为是与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并列的现代民法三大基石之一。这是因为， 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无非是要创造更多的财富。公民若是没有从事经济活动和支配自己财产的广泛自由，也就没有创造财富的自由，因而也就创造不出大量的财富。所以，创造财富的自由落实在社会制度上必然表现为以财产权为基石的自由市场经济。可见，财产权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最重要的条件。财产权是人权、经济活动和法律活动的核心，因为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它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围绕着财产权利所产生的冲突是人类事物中最基本的冲突。财产权不仅攸关生存的质量和生活的改善，而且给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强大的推动力，是民富国强的法门、市场经济的核心。

  以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证明，英国、荷兰、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在近代的崛起得益于财产权制度的建立以及财产权对政府权力规程的巨大约束。

        原因在于，明晰的财产权是有效激励机制（效率）和交易的基础，是经济繁荣的关键。市场经济的好处来自自由贸易，这种贸易使买卖双方增加了利益，从而是双赢的。自由贸易实质是产权的转让。人们能出卖的只能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拥有这种东西的产权），人们买到的是某种东西的完整产权。财产正是在这种交易之中增值、并带来财富的。经济生活中有一条简单而重要的规律，这就是，除非有特殊的情形，花自己的钱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所以保障个人的财产权比废除个人的财产权带来了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收益、更低的成本。财产权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没有财产权，拿谁的财产去做交易？从这种意义上讲，财产权比市场更重要。有人常常发出这样的诘难：财产权被用来满足私利。但是利己的行为多半是利他的。自利的本性鼓励每个人尽量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到市场上交易，结果个人受益、大家受益。但交易的前提是个人拥有排他地支配交易物的权利。正当地对待一个人就需要尊重他获得一块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空间的权利。在这块空间里，他有权利用、支配属于他的东西以实现他的目的。没有这一领域，个人就将不可能有理性的、道德的行为。每个个人的财产权是一个文明、正义、自由与繁荣的社会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财产权利的神圣性是就实体正义而言，若没有程序正义作保障，这个“实体正义”其实是并无正义性可言的。

对上述学理的追索是基于我们对目前现状的深切感触。当前，一方面，在城市土地开发和农田征用中存在着大量违法违规行为，使部分失去居所的城市平民和失地农民流离失所，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上访事件；另一方面，有一些经济学者针对人们的“仇富”心态公开为“富人”辩护。他们认为，与其耗费精力喋喋不休地追究其财富来源是否正当，不如积极追逐财富、创造财富，这样，才能早日使民强国富。更有甚者，认为只要产权明晰了就会产生效率，而不问由谁来明晰产权，如何明晰产权。这种不管程序正义只顾“一分了之”的明晰财产权利的方法被秦晖先生称之为“卖方缺位”的“看守者交易”与“界定式私有化”。

   1999年11月30日，长沙市委、市政府曾出台加快国企改革的意见，要求“界定产权”，实行“两个置换”——通过产权转让，“置换”企业的国有性质；通过一次性补偿，“置换”职工的全民身份，让职工走向市场。但是，“长沙案例”最基本的机制既不是“卖”也不是“分”——“国有”的资产并没有分给国民，而是“界定”！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由于国有资本存量太大难以卖掉，就干脆采用划拨方式径自将其从“国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老板拿大头。这种类型的改革堪称“界定”式的改革。

     秦晖认为，这就是产权改革中的一个悖论即“卖方缺位”：产权改革不管是“卖”还是“分”，形式上都可以说是交易行为。但产权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产权可交易，如果产权已经可交易，何必还要改革？如果产权不可交易，又怎样改革呢？从逻辑上讲，要交易必先有“卖方”，而卖方就是原所有者。国有资产法理上属于“国民”，政府只是看守这些资产。但如今条件下产权改革却是一场国民无法参与的“看守者交易”，其目的就是要产生“卖方”。然而“卖方”既尚未产生，“交易”又从何进行？在逻辑上解决这个悖论无非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国有资产公平量化给国民以产生初始“卖方”，然后由他们来交易；二是建立以公共选择—监督机制（即民主机制）为基础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看守者交易”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

   由此可见，明晰并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是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须完善的法治作保障。换言之，界定并严格保护一切自然人和法人的合法财产是实现效率和民强国富的基础，而主持界定财产权利的权力来源和界定的方法、程序、过程则必须是合法和正当的。否则，这样的界定便与劫掠和盗窃无异。正如，民主和自由是包括优秀共产党人在内的仁人志士共同追求的实体目标，但民主和自由若没有固化为制度的必要的法律程序作保障，便只能如仙山琼阁一般美丽却遥不可及。

  波茨坦小城的风光的确旖旎，老皮特的箴言也不可不谓优美，但更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无疑应该是闪烁于破败的磨房和农舍之间的理性和法治的光芒！

每日灵修 #36

得赎者一切的福分都在神里面

神为一切福分的创造者。（1）得赎者一切外在的福分都在神里面。神本身即是圣徒由救恩所得以持有并享受的最大之福分。神乃是至高的福分，是基督所购买的一切福分之总和。神乃是圣徒的产业，是圣徒灵魂的分，是圣徒的财产与宝库，是他们的生命，饮食，与住处，是他们的冠冕与装饰，且是他们的永久尊贵与光荣。圣徒在天上所有的便是神；神乃得赎者死时被接入，和在世界末日复活所归向的最大福分。神乃是天上耶路撒冷之亮光；也是乐园当中的“生命水的河”和“生命树”。神的佳美和荣耀必永远灌注圣徒的心，神的爱将要成为他们永远的筵席。得赎者当然也要享受别的恩赐：他们要享受与众天使的团契，和彼此间的团契；但是无论他们从天使或彼此间的团契，或从其他一切所有的喜乐幸福，都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恩赐里面看见了神的本身。

（2）得赎者所有内在的福分都是在神里面。内在的福分是两方面的；它不是美德，便是喜乐。得赎者不但从神那里获得它们，而且也在神里面享有它们。他们是因为与神有分，才有属灵的美德与喜乐。他们是因领受神的美德，才成为美德。神将他自己的荣美，即是他荣美的形像，加在他们的灵魂上。神使他们得与他的性情有分，即与他的道德形像有分（彼后1：4）。神使他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来12：10）：圣徒之荣美和福分是因他们领受了神的圣洁与喜乐，正如月亮与行星是因太阳的光而发亮。

一课经济学 #8

第8章 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

　　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工会“制造工作机会”和“限产超雇”的种种做法。这些做法的起因，以及公众容忍它们的起因，跟害怕机器的起因一样，都源自相同的基本谬论：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事，只会消减工作机会。这个信条换句话说就是，采用低效率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反而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和这个谬论有关的另一种论调认为，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要是我们想不出更繁琐拖沓的做事方式来增加工作量，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想方设法将事情分摊给尽可能多的人去做。

　　这种错误认识演化成了许多工会坚持“细部分工”的行动准则。在某些大城市的建筑业，细部分工的做法尤其恶劣。例如，不准泥瓦匠使用石材做烟囱，因为那是石匠的专门工作。处理接线不良是电工的事，但拆装线槽木板这样的简单操作，却必须由木匠来做。管工若要处理浴室的漏水问题，则非得由泥瓦匠来帮他撬开和铺回地砖。

　　对于有交叉重叠的工作类型，工会之间常动用“管辖性罢工”来争取专属权利。美国铁路公司送交司法部长行政程序调查委员会的一份声明稿就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控诉国家铁路调节理事会的诸多决定：

　　铁路上的各项独立作业，无论多么微不足道，例如接听电话或者扳动开关，至今都是特定工种的员工的专属权。如果其他工种的当班工人在本职工作之外干了这份工作，那么不仅要多支付该员工一天的工资，还必须支付负责这份工作的员工一天的工资，而不管他是休假，还是休班。

　　倘若大家各自为政，少数人的确可以从这种不合理的细部分工规定中获利，然而这种呆板的规定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支持这类做法的人没有看到生产成本一定会因此增高，从总体上看，最终结果是工作做得更少，生产出的产品更少。假设你家里的卫生间漏水，要找人来修，按规定你不得不雇用两个人来做本来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你的确会多给其中一个人就业机会。但是这么一来，你能够花在其他东西上面的钱就会变少，当然就削减了生产其他东西的就业机会。由于你解决卫生间漏水问题多花了一份冤枉钱，你一直想买的新羊毛衫就只好泡汤。“劳工”并没有捞到更多好处，因为多雇用一名无所事事的泥瓦匠，就会导致另一名羊毛衫编织工或编织机操作工做不成事。你的处境也因此变得很糟糕。你本来可以修好管漏，并拥有一件羊毛衫，现在卫生间是不漏水了，却损失了一件羊毛衫。如果我们把这件羊毛衫算作国家财富的一部分，那么整个国家就少了一件羊毛衫。这就是靠采取不合理的细部分工来增进就业的最终结果。

　　“分散工作机会”还有其他做法，而且往往是由工会发言人和国会议员提出的。其中最常见的是缩短每周工时的提案，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定工时。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分散”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现行“联邦工资工时法”订立惩罚性加班条款主要基于这种认识。以前，各州有关雇用女性或未成年人的法律禁止每周工时超过48小时（举例而言），出发点是担心较长的工时有害健康、造成不良的工作情绪。另一些相关法律的立法主旨，是出于认为长时间的工作有损效率。如今的立法的出发点却大不一样。联邦法律的条款规定，只要雇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雇主就必须按每个小时的正常工资加付50%给劳工。这一条款的制定依据不是因为政府相信每周工作45小时（举例而言）有害健康或有损效率，其出发点在于希望籍此提高劳工每周所得，同时籍此遏制雇主要求员工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进而达到迫使雇主增雇员工的目的。就在我撰写这些文字时，仍有许多提案希望通过法定一周工作30小时或工作4天来“避免失业”。

　　无论是个别工会的做法，还是靠立法去执行，这些做法的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将通过下面两种情况的分析来阐明这个问题。第一种情况是把周标准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小时工资率不变。第二种情况是把周工时从40小时缩减为30小时，但是调高小时工资率，保证从业员工维持原有的周薪水平。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状况。假设每周工时从40小时减为30小时，而小时工资率不变。若实行该措施时，恰逢失业潮，这么做无疑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冒然假设，在增加了足够多的工作机会的同时，又能使总工资与总工时维持以前的水平。除非我们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每个行业的失业率都相同，每个工种新手的工作效率都赶得上熟手，等等。我们姑且认为以上假设成立，再假定每项技术工作都有足够多的技术工人可雇佣，假定新雇的工人不增加生产成本。那么，缩减工时而维持小时工资率不变，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尽管有更多的人就业，但每个人的工作时数都会减少，总工时因而不会增加。产量因此也不可能显著提高。工资总额和整体“购买力”同样不会变大。即使在最理想的假设之下（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实际结果只可能是老员工补贴新员工。如今，新员工的周薪能够拿到老员工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而老员工只能拿到原有工资的四分之三。老员工的每周工作时数的确变短了，但是这种用高代价换来的休闲时间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通过牺牲自己来为他人创造就业机会。

　　那些要求缩短每周工时以“分散工作机会”的工会领袖通常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提出的建议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分到一块蛋糕。他们告诉我们，一方面缩减每周工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提高小时工资率可以补偿缩短工时造成的工资下降。举例来说，如果受雇的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平均可领226美元，为了使他们每周只工作30小时仍能领到226美元，小时工资率必须提高33.33%，小时工资增为7.53美元。

　　这种措施实行起来又会怎样呢？最明显的结果是生产成本会因此上升。假设员工以前每周工作40小时，所得的工资低于“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允许的工资水准，那么不必缩短每周工时，小时工资率也有可能提高。换句话说，他们每周工作与从前相同的时数，周薪就可能提高三分之一。而无需像工会领袖的新办法所说，让你每周少工作10小时，周薪不变。但如果在每周工作40小时的办法下，员工所领工资已经达到了“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可容忍的上限（失业率可能表明，工资已经是成本偏高的原因），那么小时工资率提高33.33%所造成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将超出目前的“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关系”能够忍受的程度。

　　如此高的工资率，将导致比以前更高的失业率。那些效率最差的公司会被淘汰出局，那些效率最差的员工会被炒鱿鱼。生产规模萎缩。生产成本上升、供应减少，这些将迫使产品的价格上涨，劳工以同样的工资能买的东西因而更少了；另一方面，失业率回升会削弱消费需求，导致产品价格下跌。价格是涨是跌，取决于当时的货币政策。若是通货膨胀政策，产品价格上涨有可能使得劳工的工资率上升。但实际上，通货膨胀只不过是掩盖了实际工资率的下降，若以劳工能够买到的产品来衡量，劳动报酬和以前相比不会有起色。其结果跟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第一种状况一样。

　　可见，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还是错在经济谬论产生的根源上。支持这种企图的人，只考虑到他们能够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而忽略了这些措施对所有人造成的整体影响。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分散工作机会的企图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世界上可做的工作是有限的。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荒谬的论调了。只要还有人的需要或愿望还没有获得满足，能做的事就没有止境。在现代的交换经济中，当价格、成本和工资彼此之间呈现最佳的关系时，市场所创造的工作机会最多。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讨论这种关系。

每日灵修 #35

圣洁使心灵变成神的园地


我觉得在圣洁中没有别的，只有令人神往的爱；在那里只有至高的美丽与可爱。。。（圣洁）是一种芬芳，愉快，美妙，宁静的东西；它给灵魂带来一种说不出来的纯洁，光明，平安，神往。换句话说，圣洁使人的心灵变成神的园地，长着各种芬芳可爱的花朵；一切都是愉快，可爱，安宁的；一切都享受着那甜美，温柔，充满生机的阳光。照我当日所记下来的默想，一个真基督徒的灵魂，是像我们在春天所看见的一朵小白花一样；它长在地上，小巧卑微，张开它的内部来接收那可爱的太阳光辉；恰似在享受恬静的安乐一般；在它向四周放射温香，亭亭玉立在群花之中；它们都同样张开内部，吸饮阳光。据我看，在人的圣洁中，没有任何部分能像谦卑，虚心，以及痛悔的心这般可爱，也没有什么使我这般渴望。我心中渴望在神的面前躺下，如同躺在尘土中一般，好叫我成为渺小虚无而神却是一切，我愿意在神的面前作一个小孩。

米兰.昆德拉：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本文为昆德拉在典礼中讲词摘录。）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在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对他们而言，"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说，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

　　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

　　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末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

　　十六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人。拉伯雷对这些人即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末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

　　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出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惜尽管穷经皓首，到头来巴汝奇形怪状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即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

　　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性质却不尽相同。小说的母体虽穷理尽性，而是幽默。

　　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识，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象佩内洛碧（P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扬线。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

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为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琐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这里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怜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

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 。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末来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

　　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Hermann Broch）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

　　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即定的模式思潮之中。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今天，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Kitsch起来了。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反对既定思维模式，决不媚俗取宠。今日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有意图地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这件外衣就叫Kitsch。

　　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正如我强调过的，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的，极易夭折的。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

　　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附记：1998年8月24日，李燕于浙江杭州键入。

　　普通人困于形而下，哲学家关注形而上；米兰.昆德拉的沉思则以其独特的触角，梦态的抒情展示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的可能。

　　米兰.昆德拉所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八十年代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而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也经时间的考验而得到确认。希望通过本文的贴出能抛砖引玉，使更多的网友能提供高水准的佳作，促进中文网络的多面发展！

一课经济学 #7

第7章 诅咒机器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人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所有那些机器导致人们失业的想法，若讲一点点逻辑上的一致性，必然都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不但我们今天的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带来失业，就连原始人尝试摆脱苦力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造成自己的失业了。

　　让我们追溯到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亚当.斯密这本巨著的第一章叫做“论分工”，在这一章的第二页上，作者给我们举了个扣针制造业的例子。一个劳工，如果不知道如何使用制造扣针的机器，“也许一天也做不出1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是绝不可能的了”。但是通过分工协作，并且用了机器之后，平摊下来，一人一天能做4 800枚扣针。这样看来，在亚当.斯密时代的扣针制造厂，每出现一个操作机器的劳工，就得有240到4 800名做扣针的劳工丢掉饭碗。如果机器只会让人失业的话，那么扣针制造业导致的失业率就高达99.98%，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吗？

　　当时的确还有更糟的，毕竟工业革命那时正处于萌芽期，手工被机器所替代的情形显得尤为惨烈。让我们来看看那场革命中的一些事件。以针织袜业为例，新织袜机刚投入使用时就遭到了手工工人的破坏（单单一次暴动，被毁掉的机器就超过1 000台），厂房被烧毁，发明人受到威胁而被迫逃命。直到军队出动，领导暴乱的分子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绞刑之后，秩序才得以恢复。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闹事者饿着肚子，想到毫无希望的明天时，他们抵制机器的行动是合乎理性的。威廉.费尔金（William Felkin）在《机器针织和花边织制商历史》（History of the Machine-Wrought Hosiery Manufactures；1867年）中告诉我们（尽管他的表述略显牵强），在采用机器后的40年里，英格兰的50 000名做针织长袜的手工工人和他们的家庭，绝大多数最终也没能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中解脱出来。然而，闹事者们坚信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的想法却是错的，因为到了19世纪末，针织袜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比世纪初的时候反而增长了至少100倍。

　　阿克赖特（Arkwright）在1760年发明了棉纺机。据估计，当时在英格兰有5 200名使用纺车的纺纱工，以及2 700名织布工——总共有7 900人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阿克赖特的发明在推广应用时遭到了抵制，理由是它将威胁到棉纺工人的生计，最后，当局只好动用武力来平息抵制浪潮。然而到了1787年，也就是阿克赖特的发明问世后的第27个年头，议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实际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从7 900人增加到32万人，增加了44倍。

　　要是读者们有机会去翻一翻1889年版戴维.韦尔斯（David A. Wells）所著的《近来的经济变革》（Recent Economic Changes），便会发现其中一些章节，只要把日期和数字改一改，就跟今天那些恐惧科技的人所写文字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段：

　　从1870年到1880年这十年间，英国的航运业十分兴盛，仅进出口清关吨数就增至2 200万吨……但与1870年相比，1880年雇用的人数只剩下约3 000人（准确数字是2 990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各个码头和船坞都安装了蒸汽吊装机和谷物提升机、采用蒸汽动力等等……

　　1873年，贝塞麦转炉（Bessemer）生产的钢材在英格兰能卖到每吨80美元，这个价格并不是因保护性关税所形成的高价。而到了1886年，还是在英格兰，每吨的售价不到20美元，产销仍有利可图。同期，贝塞麦转炉的年产能翻了两番，而所用的人工比从前更少了。

　　根据柏林统计局估计，1887年在全世界投入使用的蒸汽机的动力总和，大约相当于2亿匹马的力量，相当于约10亿人的劳动力；至少是全球劳动人口的总和的三倍……

　　我们可以想象，最后得出的这些数据应该会让韦尔斯陷入沉思，想不通为什么到1889年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有工作可做。但他只是悲观地作了这样的结论：“照此下去，工业生产过剩……可能是未来经济的一大顽症。”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1932年，把失业问题归罪到机器头上的把戏再次上演。短短几个月内，一个叫作“技术统治联盟”的团体提出的理论席卷全美。我不打算在这里详述该团体罗列的怪诞数字，也不打算通过事实的真相来反驳他们。读者们只需要知道他们所倡导的“技术统治运动”是老调重弹，鼓吹机器会永远取代人力就够了。而这些人竟然以为这个论调是他们首创的真知灼见。“技术统治运动”再次印证了作家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那句格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重蹈覆辙”。

　　“技术统治联盟”最终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销声匿迹；但是在他们之前早已存在的信条却阴魂不散，并且以“制造工作机会准则”、“限产超雇准则”等名义反映在不计其数的工会行动中。公众之所以容忍甚至赞同这些准则和实务，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最基本的问题。

　　1941年3月，科温.爱德华（Corwin Edwards）代表美国司法部在美国临时经济委员会（TNEC）作证时，围绕这类实务列举了大量实例。例如，纽约市的电气工会被指控拒绝安装纽约州以外的企业生产的电气设备，除非那些设备在安装现场拆解后重新组装才行。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管工工会要求，在施工现场，预制管道一端的螺纹必须锯掉，重新切削螺纹，才准安装。各地油漆工会的分会则纷纷限制使用油漆喷枪，只准用效率低下的油漆刷，主要是为了“制造工作机会”。美国卡车司机工会的一个分会，要求进入纽约市区的每一辆卡车，除了原来开车的司机，还必须多雇用一名当地的司机。许多城市的电气工会要求，建筑工地如果要使用临时照明或临时用电，必须雇用一名全职的维修电工，但不准安排这个电工参与电气施工工作。爱德华先生说，根据这个规定，建筑工地“往往雇用一名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整天翻报纸、玩纸牌，全部的工作只是在上下班时拨一下电源开关”。

　　在其他许多领域，也都存在这种凭空“制造工作机会”的做法。在铁路行业，工会坚持在那些不需要司炉的火车机车上雇用司炉。剧场工会坚持雇用布景装拆工人，哪怕戏剧中不必用到布景也不能例外。音乐家联合会要求在可以放唱片的场合雇用所谓的替身音乐人，或甚至整团的替身管弦乐队。

　　到了1961年，没有丝毫迹象显示这种谬论已经销声匿迹。不但工会领袖，连政府官员也郑重地宣称，“自动化”是失业的主要原因。他们谈到自动化，好像那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其实那只是持续的科技进步和省力设备不断改进后的新名称而已。

　　2

　　即便在今天，反对省力机械的论调仍出现在权威的经济论著中。在1970年就出了一本这样的书，其作者受到了高度评价，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书中反对经济欠发达国家采用省力机械，理由是机器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按此逻辑得到的的结论就是：要想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就必须让所有劳工尽可能地从事缺乏效率和收益的工作。这就意味着，19世纪初捣毁织袜机、蒸汽动力织布机和剪切机的英国勒德分子（Luddite）所干的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可以用一大堆数字来说明，过去那些恐惧科技进步的人错得有多离谱，但这样做无济于事，除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为什么错。如果我们不能以演绎的方式，对事实有一个起码的认识，那些统计数字和历史数字对经济学就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在采用机器和其他的省力装置之后，必然产生那样的结果。要是我们不这样做，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就会狡辩说：“过去的状况还能忍受，但是今天的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我们根本无法承受开发更多的省力机器。”当有人指出他们的前辈所作的预言被证明是荒谬的时候，他们正是以此来辩解的。1945年9月19日，在某报业集团的专栏中，美国第32任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道：“发展到今天，省力装置只有在不使人失业的情况下，对我们才是有利的。”

　　如果采用省力机器确实会造成失业率不断上升、加剧不幸的话，我们将合乎逻辑地得出颠覆性的结论，不仅会颠覆技术领域的观念，而且会颠覆整个人类文明的观念。我们不仅应该把任何的新技术进步都视为一场灾难，而且更该觉得过去所有的技术进步也都同样恐怖。每一天，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个人事务时，总希望省心省力，把该做的事情尽快做完。每个人都想少花力气多办事。大大小小的雇主，总在设法通过节约劳动力来提高经济效益。头脑灵活的工人，都会想办法以最少的付出去完成上面指派的工作。雄心勃勃的人，总在坚持不懈地跟时间赛跑。如果严守逻辑上的一致性，那么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必须摒弃所有这些进步和智巧，因为技术进步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比方说从芝加哥运货到纽约，要是我们能够大量雇用人力，我们何必还要用火车，让人扛起货物背过去得了。

　　类似这样的错误理论，在逻辑上从来都站不住脚，但仍有很多人执迷不悟，可见这些谬论危害之大。因此，我们需要设法弄明白：随着技术进步和省力机械的采用，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对于各个实例在细节上的可能性，要视特定行业或特定时期的特定状况而定，而我们采用的范例，将囊括各种主要的可能性。

　　假设有位制衣商了解到，有种机器可以用以往一半的人力生产男式和女式大衣。于是，他购置了这种机器，并且裁掉了一半的员工。

　　初看起来，这是就业机会的明显损失。然而，机器本身需要劳工去生产，由此带来原本不存在的工作机会，从而部分冲抵损失的工作机会。应该看到，只有当这种机器可以用过去一半的人力生产出更好的大衣，或是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好的大衣时，制衣商才会购置机器。假设是后一种情况。就劳动力成本而言，制衣商购置机器时期望能长期节省的劳动量，应该低于生产机器所投入的劳动量，否则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制衣商也不会购置那种机器。

　　这么算来，就业机会仍然出现净损失。但我们至少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采用省力机械带来的主要效应，很有可能使整体就业出现增加。因为制衣商使用机器，通常只是期望机器能长期帮他省钱，也许几年后机器就能“挣回本钱”。

　　等到机器挣够了本钱，开始产生经济效益时，制衣商就可以获得比从前更多的利润（假设他不打算低价销售，大衣的售价和竞争对手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劳工的就业机会遭受了损失，而只有那位制衣商，也就是资本家才能从中获利。但正因为资本家有了超额利润，相应的社会利益才得以体现。这位制衣商只有三种途径用掉超额利润，并且有可能在三个方面都分配一些资金：（1）用超额利润扩大生产，购置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大衣；（2）将超额利润投资到其他行业；（3）将超额利润用于个人消费。无论把利润用于哪个方面，他都会增加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这位制衣商由于节省开支而获得了以前没有的利润。他从制衣工人直接工资那里节省下来的每一块钱，现在必须以间接工资的形式支付给新机器的生产工人，或者支付给他所投资的其他行业的工人，或者支付给为他盖新房、造新车的工人，或者通过为太太添置珠宝皮草，支付给相关行业的工人。不管支付给什么人（除非他是一毛不拔的守财奴），他所间接提供的工作机会，将和他削减的直接工作机会一样多。

　　此外，事情不会也不可能就此打住。如果这位事业心强的制衣商在业界拥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他会开始扩张营运规模，威胁竞争者，逼迫他们着手添置机器。于是，机器生产工人将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随着竞争加剧和产品增多，也会开始压低大衣的价格。那些新添置机器的制衣商无法享有以前那么高的利润。率先使用新机器的制衣商获利率也开始下滑。仍未使用机器的制衣商可能根本无法获利。换句话说，整个业界创造的节约开始向大衣的购买者转移，也就是回馈给消费者。

　　大衣越便宜，买得起的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尽管生产同样数量的大衣需要更少的人，但现在的大衣总产量却比以往大了许多。如果人们对大衣的需求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弹性”（elastic），也就是说，价格下跌能刺激消费，消费者总体花在购买大衣上的总金额会比以前多，那么整个制衣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甚至可能多于采用机器之前。从历史来看，制袜业和其他纺织品业所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新的就业机会的产生并不完全依赖于特定产品所具有的需求弹性。假设大衣的价格从150美元降为100美元，且总销量跟以前相比持平。其结果就是，消费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件新大衣，而不一样的是，每位消费者节省下了50美元。他可以把这50美元花到其他地方，从而增加了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

　　总之，整体而言，机器、技术进步、自动化、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并不会使人失去工作。

　　3

　　人类的发明和发现并不限于“劳力节约型”机器。有的发明创造的目的在于改良产品性能，如精密仪器、尼龙、合成树脂、胶合板、各种塑料。至于电话和飞机这样的发明创造，它们所执行的作业是直接人力无法执行的。更多的发明创造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和服务，如X射线机、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电脑。可是上述这些例子，也正是当代恐惧科技进步的人尤其抵制的机器类型。

　　反过来，那些认为机器总体而言不会让人失业的论调也有可能说过头。例如，有时人们主张，机器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符合事实。在某些产业中，机器绝对能创造远多于从前的工作机会。18世纪的纺织业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的新兴产业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910年，在美国有14万人受雇于新兴的汽车制造业。到1920年，由于产品改进和成本降低，有25万人受雇于这个行业。到1930年，随着产品继续改良，成本继续降低，整个业界的从业人员达到了38万人。197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94.1万。同样在1973年，有51.4万人受雇飞机及其机零部件制造业，39.3万人从事电子元件制造。由于发明的改进和成本的降低，在一个接一个的新兴产业中，的确都出现了上述情况。

　　说机器使得就业人数出现了激增，在绝对数字的意义上也是对的。当今的全球人口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形成规模前的4倍，因此也可以说，是机器使人口得以增加。如果没有近现代机器，这个世界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即，我们之中四分之三的人能有工作可做，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存在，都要拜机器所赐。

　　然而，这是一个误解。认为机器的功用主要在于创造工作机会是不对的。机器带来的实际功效是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增加经济福利。从没有什么绝招让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即使（或尤其是）在最原始的经济中也是如此。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非常充分的就业，起早摸黑、全年无休、累死累活的就业状态——是工业发展最落后的国家的特色。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充分就业的地方，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并没有办法增加就业，必须要等到人口有所增长才有办法。新机器的确有可能使失业增加（但这里谈的是自愿性失业，不是非自愿性失业），毕竟，人们如今可以不必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孩童和老人也不用再工作。

　　我们需要重申，机器所带来的是促进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个结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机器使消费者购买的产品变得更加便宜（在前面大衣例子中已有说明），或者提高工人的生产力，从而使工人的工资能够提高。换句话说，机器能够提高货币工资，或者能够降低物价，让同样的薪水能买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有时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至于到底发生哪种情况，主要根据当时国家的货币政策而定。但在任何情况下，机器、发明和发现都会提高实际工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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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有必要再提醒一下读者。古典经济学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能观察到次要的结果，即他们关注特定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影响。但是它的不足之处，在于他们过分注重长期和全局，有时反倒无视短期和局部的效应。他们往往忽略经济发展对特殊群体的即期影响，甚至根本不放在心上。例如在工业革命初期，绝大多数英格兰手工织袜工人所遭遇的不幸，正是由于新的织袜机的发明和应用。

　　不过，这些事实及其现代版本，又使得某些学者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就是只关注特定群体所遭受的即期影响。由于某种新机器投入使用，张三失去了工作，那些学者于是呼吁：“跟踪张三，不要疏忽”。他们接下来所做的，是只看张三，而忘了李四刚得到制造新机器的新工作、王五刚得到操作新机器的工作，以及消费者现在只需要用过去一半的价钱就能买到大衣。正因为他们只想到张三，他们为此所鼓吹的便成了倒行逆施的荒谬政策。

　　的确，我们也至少应该给予张三一些关注。他因新机器而失去了工作。他可以去找另一份工作，甚至比过去的工作还好。但实际的情形也可能是，他这辈子花了大半生所学习和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变成了市场不再需要的技能。他对自身与旧技能的投资都白费了，正如他的老雇主在旧机器或旧工艺流程上面的投资，突然之间也变得落伍过时，血本无归一样。张三本来是技术工人，拿的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因为他的技能不再有人需要，他又沦为非技术工人，只能领到普通工人的工资。我们并不愿意，也绝对不应该忘掉张三。我们会了解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和经济进步都会带来个人悲剧，张三只是众多不幸者之一。

　　我们到底应该对张三怎么办——不管他、让他自己去适应变化；发放遣散补偿金或失业补助给他，任由他依靠领取救济金度日；或者由政府出钱培训，帮助他再就业——这些话题已经超出了本章要讨论的范围。本课的主旨是，我们应该设法观察经济政策或经济动向的所有的主要后果——既观察其对特殊群体产生的即期影响，又观察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期影响。

　　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因为就新机器、新发明和新发现对于就业、生产和福利的影响，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至关重要。要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在经济学上就很难做多少正确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