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anuary 31, 2012

喻智官:金家王朝是如何建成的?

金正日暴病驾崩

刚刚过去的二○一一年是鼓舞人心的一年,从阿拉伯之春到缅甸的还政于民,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势不可挡,在民众起义的汹涌怒涛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的独裁者纷纷倒下。中国等专制国家的独裁者兔死狐悲,惶惶不可终日,早已病入膏肓的金正日受不了刺激,暴毙在新年前。可惜,北韩的百姓还不具阿拉伯人的福气。

两年前,金正日预感自己来日无多,突击选定金正恩为太子,所以,金二世死了还有金三世。既是传位世袭,当孝子贤孙护守王朝是金正恩的要务。金家王朝本是世界政坛的怪胎,如今居然传到一个二十九岁“嘴上没毛”的“乳儿”,整一个皇朝复辟。自由世界的人们不禁发问,如此逆世界潮流的荒唐事还要闹到何时?

伪造出来的建国之父金日成

按照北韩的宣传资料,是金日成领导“朝鲜人民革命军”打败了日本占领军,光复了伟大的祖国──北韩,他是名副其实的建国之父。

直到二○○六年,这个谎言才被日本NHK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被隐藏的“世袭”》戳穿。制片组去美国、俄罗斯和东欧多国查阅当年的绝密档案,采访许多相关的当事人,以详实可信的第一手史料,披露了在苏联的精心谋划伪造下,金日成成功“建国”登基,成为金家王朝“开国”皇帝的过程。

金日成一九一二年出生,十九岁时加入中共和东北抗日游击队,后任抗日联军支队长。四一年,在日本关东军的围剿下,抗日联军逃到苏联的哈巴鲁斯科,苏联把他们编为远东军八十八特别旅,接受苏军训练,由瓦西里.伊凡诺夫将军指挥,金日成担任一个支部的队长。伊凡诺夫证言,一九四五年八月,苏军攻打在北韩的日本占领军,认为金日成所在的部队缺乏战斗力,没让他们参战。他特别强调,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叫“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部队。

苏联解放北韩后,斯大林要钦定儿皇帝,就派特别宣传部长格里高利.梅古莱鲁去遴选北韩未来的领导人,对人选的要求除了能力,关键是对苏联的忠诚。梅古莱鲁证言,当时最受朝鲜民众信赖的是六十三岁的曹晚植,他被称为朝鲜的甘地,但他表面上支持苏联领导,内心却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和苏联结盟,当然不中苏联的意。经过内政外交等问题的考问,最终选定金日成。

为了宣扬金日成,梅古莱鲁决定在欢迎苏军的数万人集会上介绍“抗日英雄”金日成。出乎梅古莱鲁的意料,群众却看到一个三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以为他是冒名顶替的假货,会场上顿时骚动起来。为了阻止流言的传开,梅古莱鲁让金日成重返故乡,电台、报纸再大势宣传金日成和乡亲见面的消息,使金日成的真身和领导人的角色固定下来。

走向个人崇拜

一九四八年北韩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和斯大林的画像并列在游行队伍前面,金日成建国之父的形象就此确立。

一九五○年六月,金日成错误估计形势,认为美国不会出兵,悍然命令北韩军队进攻南韩,两个月后占领南韩近百分之九十的领土。不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率领南韩反击,尽管有中国志愿军助战,北韩还是败退回三八线。

这场侵略战争导致一百万人无端牺牲,一千万人的家庭被迫离散,金日成非但不反省,反而利用战争强化自己的权力。金日成一面宣称战胜了美帝国主义,一面借此打击异己,把“国内派”代表副首相朴宪承打成美国间谍,借此肃清了朴派的全部人马。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金日成就开始整肃一直支持他的“苏联派”,又是一大批人或被处决或下落不明,从苏联赶回国扶植他的侨民也被撤职驱逐。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六个月后,金日成访问苏联,赫鲁晓夫要求他放弃个人崇拜,由此鼓舞了反对金日成的“中国派”,“中国派”的领导策划推翻金日成的政变。不幸,事情败露,一个月内,两千多人被按上“敌视国家体制”的罪名,四百多人被枪决示众,“中国派”全军覆没。至此,金日成的个人独裁开始畅通无阻,金家王朝也由此开启。

独裁者巩固权力的套路

共产国家的独裁者无师自通,少不了都要大搞个人崇拜,树立自己的思想,斯大林如此,毛泽东、金日成和霍查也是如此。

个人独裁体制确立后,金日成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千里马运动”,时间从五六年底五七年初开始,金日成号召全体劳动人民“以跨上千里马奔驰”的气势,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争取在两年半内完成五年的经济计划。中国人看了,不用说就会想到,“千里马运动”的时间、地点、口号几乎和“大跃进”如出一辙。当然,“千里马”的后果比“大跃进”的恶果也不遑多让,两年半后,北韩出现严重的食品、医疗及轻工业品的短缺,谁敢不满抱怨,就被送进监狱。

那些年,金日成简直在和毛泽东拼比。一九六二年,金日成推广全民皆兵运动,军费达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五十;同期,毛泽东也在提倡全民皆兵,勒紧裤带造原子弹。一九六五年,金日成提出自己的“主体思想”,也就是“政治自主、经济自立、军事自卫”。一九七○年代起,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已经作为北韩唯一的指导方针。同年代正在闹文革的毛泽东思想也达到顶峰,可以说是“双峰并立”。最绝的是,金日成为了维护个人崇拜,不惜篡改捏造历史,把光复时欢迎苏军的集会改成欢迎金日成集会,照片上的梅古莱鲁被换成了朝鲜人;这厢边,不是党员列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被吹成党的创建人。

金二世登场

当然,金日成比毛泽东幸运,或者说中国的老百姓比北韩的百姓幸运一点,毛泽东的后嗣毛岸英被金日成拖死在抗美援朝中,没当成毛二世。金日成自己有三个儿子可承大业,按儒家的传统当然是长子金正日接位。从一九六○年代起,金日成开始栽培只有二十多岁的金正日,带他出行视察党部和军队,身份是金日成的秘书和警卫队长。

金正日也不辜负父王的栽培,非常孝顺父亲。金日成出门时,他为金日成穿鞋,晚上则等在门口迎接;随金日成到外国访问时,金正日叱喝随员对父亲照顾不周,使金日成对他甚为满意。

金正日五十岁时,金日成亲笔写诗赞颂儿子:

白头山顶正日峰,小白水河碧溪流。
光明星诞五十周,皆赞文武忠孝备。
万民称颂齐同心,欢呼声高震天地。

一九七三年起,金正日进入党中央担当宣传部的负责人,他主导的宣传工作重点就是强化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一年后,金正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为了遮人耳目,不让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知道真相,在内部文件中金正日以“党中央”名义发布指示。文件称:“‘党中央(金正日)’的意见就是领袖(金日成)的意见,‘党中央’的指导就是领袖的指导。”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正式确立。

金正日为接班做准备

当时,金日成指示大搞思想和技术革新,为此成立以大学毕业生为主的“三大革命小组”,由金正日直接领导这个组织,二十多万人的组员成了金正日的禁卫军。“革命小组”独立于党和警察,成为另一个控制人民的网络,组员们深入全国工厂农村各单位直至家庭,负责监视民众思想和意识,调查人们思考的一切,事无巨细都要上报中央,任何违背“党中央(金正日)”的意志或对他心存疑虑,都会受到处罚。

金正日还负责促进南北统一的“对南工作”,以“党中央”的名义直接策划一系列暗杀行动。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韩国总统朴正熙和夫人陆英修出席汉城国家剧院光复节纪念仪式,侨居日本的韩国人文世光受指派枪击朴正熙,陆英修当场中弹身亡。

事件发生后,南韩开始加强防范来自北韩的特工,金正日就指示从日本组织人进入南韩。他们把在日本留学的南韩人引诱到北韩,培养他们效忠金正日为北韩工作,同时为方便北韩的间谍伪装成日本人进入南韩,需要日本护照和日语教育,他们就在日本和海外把十六个日本人绑架到北韩,失踪者的日本家属至今还在寻找亲人。

金正日正式登台

一九八○年十月十日,北韩相隔十年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金正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金日成高度评介金正日:“是文武兼备的真正的人民领导者”,“我对我国有金正日同志这样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感到自豪”。一九八五年后,金日成退居二线,金正日成为掌握实权的最高领导。一九九○年任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九一年任人民军最高司令,九三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九四年金日成撒手人寰,朝鲜的一个太阳陨灭了,金正日续鼎,一个新的太阳升起了。北韩开始为金正日造神,也免不了造假,把他的出生地苏联的哈巴鲁斯科改成朝鲜三池渊郡的“白头山密营”(可隐瞒金日成战败逃往苏联的历史,金日成履历中一九四一、四二两年是空白)。

可惜这个金太阳照(罩)在北韩的十七年,用“先军思想”治国,就是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强调“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导致全国连年饥荒,比金日成时代更加民不聊生,整个疆域就是一个大劳改营,二千多万人在死亡线上忍受苦役。金正日留下的“辉煌”业绩就是连串震惊世界的恐怖,为阻挠破坏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先后制造多起爆炸案:一九八三年在缅甸预谋杀害到访的南韩总统全斗焕;一九八七年的大韩航空爆炸事件。二○○五年后,更是利用手中的核武器操弄国际社会,勒索中国和韩国,讹诈美国和日本。

金三世的未来

如今,金三世大腹便便地傲然登场。一切照例又从造假开始。为了在二○一二年和太祖的一百岁、太宗的七十岁凑到整数三十岁,也为了遮掩他的“幼稚”,增加他的成熟度,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的出生日被改成一九八二年一月八日。

有一位相士看了金正恩的照片如此评说:“金正恩的额头比金日成、金正日窄,看出其福、德不足,社会地位和政治处境将不顺;金日成、金正日的嘴都是‘一’字型,金正恩却嘴角下垂,说明他意志薄弱,运势不佳。”

世界已经不是金日成、金正日时代了,连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都反对三代世袭,相信不用多久,北韩人民就会结束金家王朝。



--原载:《争鸣》,2012年2月号
http://www.chengmingmag.com/cm412/412spfeature/spfeature14.html



参考:维基百科“金日成“


Sunday, January 29, 2012

余 杰: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 论基督徒如何处理政教关系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五章二十四节






对“顺服掌权者”的误读


基督徒从来都生活在一个有“政治”的世界上。政治与信仰的纠葛,任何一名基督徒都无法回避。《罗马书》是保罗书信中最重要的一篇,它的十三章一至七节,阐释了基督徒与掌权者的关系,也就是基督徒的政治观。这是保罗书信中最受争议也最难理解的部分。神学家库尔曼(Oscar Cullmann)在《罗马书》的注释中说:“新约经文中恐怕没有几段,比本段遭受更多的误用。”神学家艾伦也说:“罗马书十三章所写的,也许是历代以来对政治思想史最重要的话。”


“顺服掌权者”是保罗反复强调的核心要点。然而,保罗没有想到这段话居然被历代统治者当作奴役基督徒的最佳借口。历代以来,许多教会疏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许多基督徒对政治生活持冷漠乃至恐惧的态度,均与对这段经文偏颇和错误的理解有关。以中国为例,近年来当局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愈演愈烈,大部分教会和基督徒对此保持死水般的沉默。有的教会和基督徒遂引用此段经文,为其沉默和软弱开脱,并因此而心安理得。圣经是全备的真理、是整全的真理,绝对不能凭着个人的喜好,从中抽取某一句话或某一段落来支持本人的观点。这种“圣经注我”的办法,其实是出于某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主义”。


中国的历史是由“臣民时代”和“暴民时代”交替出现而构成的。在中国由专制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焦点时刻,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发挥灯台的作用,如何“行公义,好怜悯”,如何成为权力肆虐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议题。回归保罗原初的思想、回归圣经信实的教导、回归耶稣生前身体力行的榜样,中国教会方可突破“自我放逐”的传统,也是教会成为又真又活的教会、基督徒成为又真又活的基督徒的必由之路。


首先,我们要明白保罗为何要求信徒“顺服掌权者”?保罗对掌权者的权柄有无限定?对基督徒的顺服是否规定了前提?联系上下文便可以确信,保罗所描述的掌权者,是特指权柄来自于上帝、并按照上帝的启示谨慎地使用此权柄的政权。保罗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罗马书》十三章三节)他又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马书》十三章四节)他从正反两个方面界定了政府存在的缘由,即行使扬善惩恶的功能。反之,如果掌权者违背了“扬善惩恶”的法则,便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保罗在这里使用了“原不是”这样一个极具转折意义的词语。也就是说,保罗已经意识到,虽然掌权者的权柄无一例外地来自于上帝,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政权以及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代的政权,都违背了上帝赐予其权柄的本义——人的罪性渐渐渗透到由人组织而成的政权之中,使政权本身走向败坏和堕落。这些政权非但没有为民伸冤,反倒制造大量的冤屈;这些政权收取民众的粮和税,却不向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非但没有彰显上帝的荣耀,反倒危害人民的信仰自由、禁止人民敬拜上帝。所以,保罗所指示的基督徒必须无条件顺服的政权,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之中,而非人间的现实。


其次,保罗要求基督徒顺服掌权者的教导,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公元五十一年或五十二年,哥林多的犹太人在迦流面前控告保罗,说他宣传非法的宗教。迦流不予理会。对迦流而言,保罗是犹太人,与告他的人一样,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犹太人对犹太律法的解释不同。迦流的决定成了重要的先例。约十年之后,保罗运用此模式所提供的保护,继续从事使徒的工作,不仅在罗马帝国的各省中,也在罗马市内传福音。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是上帝对保罗特别的恩赐,并不是所有基督徒的遭遇。即便在保罗的生命历程中,也不是每一次面对掌权者的时候都有如此愉快的经历:他本人曾被下狱,他并没有安于下狱的命运,而是在狱中大声歌唱直到将监门唱开、将枷锁唱掉;他在被诬告时也没有沉默似金,而是坦然宣布要上诉于最高统治者凯撒。保罗是学者,也是出色的律师,他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与敌人周旋。保罗善用人间的法律捍卫信仰自由的做法,与中国教会某些先辈宣扬的“基督徒不要上法庭”、“基督徒不要当律师”的教导截然不同。在保罗看来,法律并非仅仅是统治者个人心意的体现,法律背后是一整套的自然律,以及上帝与人所立之约。因此,法律可以被用来作为福音工作的坚强保障。


另一方面,保罗关于“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罗马书》十三章一节)的教导,应当与彼得“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的教导结合起来领受。保罗的教导从正面展开,彼得的教导则从反面展开,两方面的教导结合起来,便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耶稣的教导将保罗和彼得两人看似对立的教导完美融合在一起。我们应当将这三处圣经结合起来思考,方能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深邃与完全。


在如何处理政教关系上,耶稣基督本人即为我们作出了表率。耶稣是如何面对罗马帝国在耶路撒冷的最高权力代表——总督彼拉多的呢?彼拉多审问他的时候,耶稣毫不畏惧地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显然,耶稣的这句话,从根本上否定了彼拉多的权柄、否定了彼拉多有给自己定罪的权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耶稣在罗马帝国的代表彼拉多面前保持了独立而高贵的态度,让彼拉多不知所措。


以罗马法之观点来看,耶稣是因煽动叛乱的罪名,被罗马审判、定罪、处死。耶稣的罪名被简要地写在木板上,钉于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不论耶稣对他的王权怎样解释,对于罗马法律而言,他惟一的记录是:领导一个运动,向凯撒的王权发起挑战。多年之后,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想要向读者解释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他认为只要这样说一句就够了:“他们的名称来自基督,他在提比留任皇帝时,被当地的官员本丢彼拉多处以死刑。”在此意义上,基督徒称耶稣为“王”,本身便无可避免具有挑战意味。


另一方面,尽管当时犹太民族处于被殖民的悲惨地位,耶稣本人也是犹太人,但他并没有满足那些在压迫之下挣扎的同胞们的期望,他拒绝带领他们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建立自己的王国。耶稣不是一个持“武装斗争”路线的奋锐党人,即便在兵丁赶来逮捕他的时候,亦制止了门徒彼得的拔刀对抗。耶稣本有能力战胜那些兵丁,他却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遂束手就擒。最后,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耶稣之死创立了人类历史上非暴力反抗的开端,也为人类社会的更新和嬗变指出了一条新路。
当然,耶稣不是虚无主义者,他多次涉及“公义”的问题。他从不隐讳对各种不义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他的言词比历代的先知还要尖锐。对于那些不义的政权、君王与官吏,他的话语具有颠覆性的力量。但是,耶稣又是和平的使者,他反对使用以暴易暴的手段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他要求门徒根除各自内心的怨恨与愤怒,教导他们说,只有“爱人如己”的人才能获得“公义的冠冕”。


仿效耶稣基督,基督徒在该顺服的时候便顺服、在该谴责的时候便谴责、在该躲避的时候便躲避。基督徒的顺服是出于良心的顺服,而不是出于恐惧的顺服;前者顺服的是耶稣基督,后者顺服的是魔鬼撒旦。所以,可以清楚地判断:那种声称对掌权者绝对的、无条件的顺服,是对圣经的偷梁换柱,是以“君权”取代“神权”——如果有忠于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稍稍向极权政府作出抵抗,这个政府的代表、或勾结他们的神学顾问,就会诉诸保罗的这几句话,仿佛基督徒就因此受命,应当认可和允许专制国家的一切罪恶。此看法完全不符合圣经。在某些状况下,基督徒违背政府的命令,不仅是权利,也是责任,如在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抵抗邪恶是基督徒对信仰“尽忠职守”的最佳方式。


上帝爱他的儿女,上帝赋予人类宝贵的自由与公义。因此,政府不能危害任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人权,一旦政府那样做了,便玷污了从上帝而来的权柄,便自动处于某种非法状态。不服从此类非法政权的命令,不仅不违背保罗关于“顺服掌权者”的教导,反倒正是保罗的真义所在。这便是基督教世界里的君臣关系与儒家世界里的君臣关系之间最重大的差异:在儒家世界里,君王便是权力的神圣源泉,臣民是君王的奴隶,“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因为在君王之上只有一个抽象的、对人间无动于衷的“天”;而在基督教世界里,君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帝,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由“约”所界定的,这个“约”在上帝与人类所定的神圣之约之下,“君叫臣死,臣完全可以不死”,因为在君王之上,有一个具备了位格的上帝在。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虔诚的基督徒、伟大的思想家爱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在《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中,为当时争取自由和独立的美洲殖民地辩护,他运用了“自然自由权”的理论,也就是说,人拥有先于政府的、既非政府创设、政府也无权取消的自由,如信仰自由权。柏克的这一理论来自于圣经真理,他论述道:“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创造人不是为了安息日;与安息日相比,政府并无更高的根源与权威。换言之,安息日是上帝定的,政府不过是人定的。所以政府应当顺应时代的紧迫需要,顺应它治下的人民的气质与性格,不能动辄施强施暴,力图使人民的性格曲顺于他们那待民以奴才的理论。”也就是说,上帝的公义衍生出个人的人权,世俗政权不仅要遵循上帝的公义,还要尊重个人的人权。违背了这两个原则的政权,便失去了被其统治者“顺服”的资格。




基督徒不能放弃争战的使命,以及对公义的坚守


圣经真理是全备的、融会贯通的真理。基督徒在领受《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必须参考其他章节——与之最富于对称性的,便是《启示录》十三章。这不是偶然的巧合:《罗马书》十三章与《启示录》十三章,其内容看似矛盾,实则互相补充,它们共同揭示了政府对上帝意志的扭曲及其善恶无定的本质。


当使徒约翰在上帝的启示下写作《启示录》时,罗马皇帝多米田(Domitian)正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政权不再是上帝的仆人,不再执行上帝的权柄,而沦为魔鬼的帮凶。约翰用“大红龙”和“从海中升起来的兽”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迫害信徒的政权。龙和兽都具有莫大的权柄,但它们的权柄是从撒旦而来,而非从神而来。但是,当时的人民对此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全地的人都希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它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它交战呢?’”(《启示录》十三章三至四节)龙和兽还建立了一套对人类实施统治的、严密的制度,“它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启示录》十三章十六节)基督徒难道要心甘情愿匍匐在这邪恶的权势之下吗?


中世纪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stinus)说过:“若没有公义,国度岂不是成了大强盗窝?”基督徒必须挺身反抗那自身作恶、并强迫所有公民作恶的政权。基督徒难道要遵从掌权者的要求,去敬拜那形形色色的偶像吗?当某个世俗政权要求公民参与拜偶像活动的时候——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强迫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公民对毛像鞠躬行礼,即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那么,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难道要不假思索地顺服吗?库尔曼(Oscar Cullmann)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国家要求敬拜凯撒像的问题,保罗的看法不会与《启示录》的作者约翰有任何的差别。”


基督徒应当坚守上帝的公义并为此争战,保罗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近代以来,人类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升,并没有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及社会不公。然而,教会和基督徒没有及时应对社会的不义,坐视激进思潮乃至激进革命的崛起。于是,十八世纪晚期有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初期有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继蓬勃兴起。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学说,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Pol Pot)等独裁者所汲取,成为其夺取权力、满足私欲的工具。他们建立起集中营制度,制造阶级屠杀的惨剧。而法西斯主义以激进的进化论——人种优劣论为基础,成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建立“动物庄园”的理论依据。法西斯政权由此制造了种族屠杀的滔天罪行。这两种意识形态的相似之处,都是将人当作历史的工具,与耶稣倡导的“爱”的价值背道而驰。


本来,爱比暴力更有力量。爱是人身上接近神性的存在,暴力则是人身上接近撒旦的成分。但是,当教会和基督徒们爱心冷淡、闻“政治”色变、把良心问题归诸于“政治”加以排斥、以“顺服”为托词掩盖自身懦弱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便攫取了无数底层民众绝望的心灵。二十世纪人类之所以沦陷于专制暴政的深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会和基督徒未能坚守公义、未能像朋霍费尔那样“圣洁地入世”。朋霍费尔指出,教会应当站在社区的中央,基督徒则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与其去辩解、维护基督教,不如好好去了解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并不能真正了解自己,世界不知道自己跟基督信仰之间的关系。基督徒靠着福音和基督的光照,却能比世界更了解世界。遗憾的是,中国教会长期被迫或自觉处于地下状态,以为封闭便可免受政权的压迫。然而,正因为这种封闭,才导致教会与现实生活失去有机联系,才导致教会无法在大风暴来临时立定根基。


顺服权柄与持守公义之间的冲突,时刻都会摆在基督徒面前。我们不必一听“政治”便为之色变,“政治”不是政治家的特权,参与“政治”也是上帝赐予基督徒的神圣权利。“政治”不是肮脏的交易,参与“政治”是基督徒行公义时不可分割的部分。当一个政权滥用权柄、颠倒黑白、漠视公义的时候,基督徒不能无原则地顺服于它。顺服政府的要求,只有在不对顺服上帝的前提构成冲突的时候才算有效。如果政府强迫基督徒做上帝禁止的事情,或者阻拦基督徒做上帝命令的事情,基督徒最明显不过的责任,便是抵抗和不服从,宁可违背政权,也不违背上帝。如果教会和基督徒选择胆怯和妥协,便是放下耶稣的十字架。


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就有两个著名的案例。其中之一是:一九五七年,南非的土著事务部长维沃尔德颁布了一份种族隔离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涉及到教会,“在教会、学校、医院等所有一切的公共机构和娱乐场所,禁止不同种族的人员进行接触”。政府颁布这个法令时,以《罗马书》十三章为先导,要求教会无条件接受。当时,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是克雷顿,他是一位性格温和的神学家,已经身患重病。教会内的大部分人因为畏惧政府的权势,纷纷劝说大主教默认该法令。但是,克雷顿最后拒绝遵行此法令,并在给政府的信件中宣称:“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法律,我也不会建议我们的神职人员遵行它。”第二天清晨他就去世了。
第二个案例是:一九八五年十月八日,南非总统博塔(P.W. Botha)接见了著名的NGO组织“非洲事业”的创办人凯西迪。长期以来,凯西迪致力于实现国家的和解,并希望作为白人统治者代表的总统能够对种族隔离制度悔改并废除之。但是,那天当凯西迪一进入总统的会客室的时候,便发现事情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样。博塔总统站起来,对凯西读出了《罗马书》十三章的部分经文。这位总统居然将圣经的话语拿来作为对南非政府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凯西迪断然拒绝了博塔总统所要求的、而不是上帝说要求的顺服,继续为南非黑人的人权而斗争。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深知在总统和他本人之间,究竟谁才是圣经真理的实践者。


克雷顿和凯西迪忠诚地奉行了耶稣基督关于顺服与公义的教导。无疑,基督徒无法回避政治——此处的“政治”一词,指的是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与神的公义,而非权力的分配与运作。在此意义上,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介入了政治,罗马教宗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介入了政治,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更是介入了政治。没有德兰修女及仁爱修女会,成千上万的被遗弃者将凄凉而孤独地死去,他们接触不到上帝,也得不到永生;没有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波兰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不会如此顺利和迅速地埋葬共产极权制度;没有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争取实现基本人权、废除种族歧视的斗争,将不可能如此深刻地改变美国社会。在美国若干智库任职的政治学家毕思齐(Robert Beschel Jr.),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他回顾说,基督徒对政教关系有三种回应方式:一些人如贵格会、门诺会及重洗派的信徒,会选择远避他们视为邪恶的制度及活动,把自己分别开来。另一些著名的美国现实主义者摩根道,则抱怀疑态度,认为信仰与政治实践两者是不可调和的。毕思齐认为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宁愿在欠缺实效的道德主义,与死不悔改的现实主义两者之间模糊不清的地带寻求中庸之道,借用尼布尔的话来说便是:“在辽阔而道德标准含混的政界领域中尽量保持正直,同时以谦卑的心,体会到政体上各种对立的观点都难免有瑕疵。”


如果说《罗马书》十三章是从神的角度来描述政权的本质,那么《启示录》十三章则是从魔鬼的角度来描述政权的本质,两章的内容同样无比真实。根据政权是否超出界限,基督徒不是把它形容为神的仆人,就是把它形容为魔鬼的工具。保罗要求我们顺服的掌权者,是作为上帝的仆人的掌权者,是伸冤的掌权者,是惩罚作恶的掌权者。所以,不能认为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的政权是上帝亲自任命的,也不能认为他们的权柄体现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相反,他们是撒旦在这个世界的代表。我们必须与之争战,朋霍费尔、马丁•路德•金便是如此争战的。经历了纳粹黑暗统治的德国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反思说:“我们这一代,被国家的政府如此恶待过,被驱赶向死亡与战争,我们怎能再坐在象牙塔里,安然地从事与政治无关的神学呢?”针对某些基督徒指责他过度政治化,莫特曼给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我们并不是要把教会政治化,而是要把教会政治与基督徒的政治观基督化。”




基督徒的政治观是什么,以及何谓“政教分离”


我们确信:基督徒理应有自己的政治观。那么,基督徒的政治观是什么呢?基督徒的政治观就是“与神同行”,让上帝的公义在政治领域得以彰显——如果在政治领域之中,上帝“缺席”了,那么上帝还是全能的上帝吗?


基督徒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不是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政教分离”的真实意思是:国家(或作为国家权力体现的政府)与教会分离。换言之,国家机器与宗教机构(教会)互相没有权威性,国家机器不能强迫国民信什么或不信什么;宗教机构也不能以权力的形式干涉国家法律的制定、税收及军队的管理等。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制定“政教分离”的原则,主要是确保国家机器不得不能规定某一宗教为“国家宗教”,不得将宗教经典当作世俗社会的法律来向全体公民强制实施,不得压制少数派的宗教信仰。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政教分离”的真意,便不会认为基督徒不能涉及任何政治事务。基督徒完全可以从政,并在政治活动中彰显上帝的公义与慈爱。“政教分离”在西方国家中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尺度。比如,德国的主流政党中便有高举基督教价值的,如目前执政的“基民盟”,德国居民还必须缴纳宗教税,以维修教堂和供养神职人员。瑞典前几年才废除了基督新教的路德宗教派作为国教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在这些欧洲国家之中,宗教介入政治的程度极深;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最世俗化、最自由化、基督教精神最为衰落的国家。大多数人不会认为它们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相反,在美国,“政教分离”的界限似乎更清晰,美国的政党不可能以基督教来命名,美国政府更不可以向居民征收宗教税,教会想要影响国家政策,只能通过游说团体的方法进行。但是,美国却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具有基督教精神。近期美国一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几乎全部受訪者都赞同布什总统在公开场合的信仰表达。有一半的人认为布什的信仰表达恰恰好,有百分之二十四的认为布什做得过头了,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则认为布什做得还不够。可见,“政教分离”是一种动态之中的平衡。


教堂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但牧师不能在讲台上只讲述抽象的道理而不敢触及基督徒如何在世上度日的难题。同样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政治和社会问题是教堂里经常讨论的议题。比如,在那些过去一个月中至少去过一次教堂的人中间,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说牧师提到伊拉克战争,百分之五十九的人说讲道中有提到堕胎,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说牧师有提到同性恋,百分之四十八的人说讨论过环境保护。显然这些都是具有争议的政治性议题。为什么要在教堂中讨论这些问题呢?因为这些问题与基督徒的信仰息息相关。


圣经中说:“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茵陈。”(《阿摩司书》六章十二节)基督徒不能无视外部世界世俗化的汹涌潮流。莫特曼经历了德国教会在纳粹时代整体性的失败,他呼吁说,既然这个世界还没有成为神的国,基督徒就不能采取被动等候的姿态。“基督徒的神学……在面对社会与教会中的政治宗教,必须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十字架的政治神学必须能解放国家摆脱政治上的偶像崇拜,并且也必须使人从政治的疏离与失去权益中得到解放。”也就是说,基督徒和教会在公共生活中行公义,改善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乃是主所喜悦和赞赏的,也正如陈佐人牧师所说:“神学无疆界,爱心无惧怕。”基督徒和教会固然不应充当“政治反对派”的角色,但基督徒和教会不能容忍政治按照违背神的公义的原则去运行。面对公然宣称与神为敌的邪恶政权,面对被罪恶所捆绑的不义的政府,面对类似于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法案,基督徒当然要义无反顾地施行监察、督促和抵制,并使之转化得符合神的心意。


今天,面对着“下流人上升”的中国社会,面对着纵恶欺善的中共政权,面对着遍地偶像崇拜和敌基督的时代氛围,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实在是过于软弱了。某些教会和基督徒为掩饰内心的软弱和恐惧,甚至不惜曲解圣经真理,将《罗马书》十三章搬出来作为遮羞布,这是对圣经的亵渎,这是基督徒身份的羞辱。那么多的基督徒对正在发生的政府主导的犯罪保持沉默:在天安门屠杀中沉默,在孙志刚事件中沉默,在广东汕尾武警杀害维权农民的事件中沉默,在蔡卓华牧师因传播圣经而被陷狱的案件中沉默……沉默,山一样沉重的沉默,海一样的沉默,这难道是在荣耀主吗?对教会和基督徒来说,即便不对外面的世界发言,但对蔡卓华这样的主内弟兄的冤屈,为何仍旧沉默?我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有人批评说:“蔡弟兄本来就不该私自印刷圣经和属灵材料,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去三自教会买啊,何必故意与政府作对呢?”还有人批评我和北村联合起草的呼吁当局释放蔡牧师的公开信,认为这种作法违背了保罗关于顺服掌权者的教训,会让政府更有理由来加害蔡弟兄及其他教会。


当我所在的方舟教会,因为接纳某些参与过天安门学生运动、长期遭受官方迫害的弟兄,而被警察骚扰和冲击。我们遵照圣经的教导和宪法的规定,针锋相对地与警方辩驳。此后,我们又撰文发表在网络上,主动呈现事情的真相,并呼吁北京警方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遗憾的是,来自家庭教会内部的,不是支持、鼓励和安慰,是第一块石头:某些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站着说话不腰疼地批评这是“凭借血气来反抗”。他们自以为义地评论说,当局的骚扰和冲击亦是上帝所设定的,你们应当好好学习顺服的功课。


这是一种乌龟的生存本能。在蔡卓华案件中,是非曲直再简单不过了:阅读、印刷和传播圣经,难道不是上帝赐予每个基督徒不可剥夺的权利吗?在方舟教会受骚扰和冲击的事件中,是非曲直同样再简单不过了:既然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这种自由难道不是任何人在任何适当的场所敬拜上帝的自由吗?教会难道不该向所有愿意倾听福音的人敞开大门吗?如果教会全盘接受官方所谓“敏感人物”的名单,拒绝“敏感人物”前来接受福音,这样的教会还有真理的同在吗?教会可以接纳一个受洗归主的、从前的黑帮分子,比如台湾黑帮头目、后来成为牧师的吕代豪,为什么不能接纳曾经参与或正在参与民主人权事业的弟兄姊妹?难道在圣经中,参与民主人权事业,是比杀人放火更重的罪吗?即便我们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即便我们认为他们的政治色彩过于强烈,但耶稣不也接纳了作为奋锐党人的西门彼得、并将他指定为教会的基石吗?


中国从来便是一个“全能政治”的社会,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的统治更是如此。宗教信仰自由被当局当作“政治”的一部分。当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遭到非法剥夺时,基督徒为什么不能依法维权、争取和捍卫上帝所赐予的基本人权呢?有人说,这样做便与“政治”发生了关系。他们将凡是有一定危险的事情都归结到“政治”这个无所不包的范畴里,他们希望信仰是安安全全、稳稳当当的。但我又注意到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某些基督徒在传福音时,喜欢使用孙中山是基督徒的例子。因为孙中山是“国父”,强调孙中山是基督徒,似乎能让人们对基督教产生兴趣。我在这里不对孙中山作全面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孙中山是政治家,也是革命者——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的革命者。基督徒是否可以参与暴力革命、暴力的限度在哪里,这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那些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的基督徒,却喜欢拿一个作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基督徒的例子来传福音,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吗?其内在的矛盾又如何解决呢?


我还发现,即便在自由的国土上,那些信仰松动的、挂名的“基督徒”,依然被恐惧和怯懦所捆绑。我在一所美国华人教会中有一段经历:牧师带领会众为中国大陆的统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祷告,希望他们早日认识主,早日推动宗教信仰自由。为在上掌权者祷告、为逼迫基督徒的人祷告,是圣经中的教导,没有什么错。但是,当我建议为天安门母亲祷告时,却遭到断然拒绝。牧师告诉我,这样做会引起“争议”。我不知道为那些被下在狱中的同胞祷告会引发何种“争议”,我发现此种解释背后透骨的虚伪。可以为加害者祷告,却不能为被害者祷告,信仰在此发生了断裂。求上帝怜悯那些被恐惧压垮的基督徒,求圣灵充满他们惊慌失措的心灵,求上帝赐他们怜悯和慈爱的心肠。


保罗的一生充满了为主打那美好的仗的勇气与力量。保罗的勇气与力量从何而来?显然从上帝而来。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说过:“我已经在永生神的坛前起誓,要与一切暴政对垒,不让它辖制人的心灵。”他又说:“反对暴政就是向神顺服。”事实上,真正的基督徒,既是信仰的人,也是政治的人、经济的人和文化的人。一个信仰纯正、生命丰满的基督徒,其政治观和政治实践必然“稳行高处”,必然顺从那从天上而来的权柄并同时不屈不挠地追求公义和自由。求主赐予我们捍卫信仰、坚守公义、追求自由的勇气,让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然后迎着暴风骤雨走在那永生的义路之上。





Saturday, January 28, 2012

陈维健:“不合作”走出西藏的困境


农历新年初一,阖家欢聚之时,炉霍县数千藏人在呼吁西藏自由时,受到军警的镇压,一名藏人被开枪打死,大约30多人受伤。仅二天后,24号色达县又有5名藏人被打死,接着是26日阿坝壤塘县,军警向示威藏人开枪,又打死一人,打伤多人。连续的开枪,使几个月以来,对接踵而来藏人抗议自焚事件的思考变得更为沉重。 (博讯 boxun.com)

    炉霍、色达、壤塘开枪事件显然表明,藏人的自焚并没有使中共对藏人的残酷稍有收敛,而是更为疯狂。毫无顾忌地向示威的民众开枪,甚至对没有听从禁令上街的平民开枪,这是中共在内地“维稳”中极少出现的。“六四”事件后,中共吸取教训,对于群体抗争事件基本上不再开枪,即使出现推翻警车、冲击政府机构这样较为严重的反抗行为,至多也是用警棍‘水枪、催泪弹进行镇压。但是中共对于藏人的镇压却是例外,枪照开、人照杀,完全不惮于国际社会的谴责,更不惮于引起民愤。中共至所以这样,因为藏民只有六百万,完全不构成反抗中共的力量。如果说藏民的反抗是整个中国民众反抗中共的一部分,中共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会开枪。但是在中共长年以来对西藏问题的歪曲宣传下,中国民众对西藏大都存在着偏见,再加诸与大汉族主义的心态度。汉族民众还不可能将藏族民众的反抗,视作中国民众反抗中共暴政的一部分,甚至认为藏族民众争取自由的斗争,是分裂国家行为,中国将会失去大片土地。因此,他们的立场往往与政府的立场相一致。另一方面,对于从物质利益考虑问题的汉民众来说,他们只看到中共在藏区花了大量的钱,藏人的生活条件甚至超过内地,他们有嫉妒心,认为藏人得了好处还卖乖,反抗没有道理,他们很难从西藏的文化与精神的角度来考虑西藏的问题,除出位数不多,从民主自由,民族自治的高度来支持西藏民众抗暴斗争的人士以外,一般民众并不反对中共从镇压藏民,所以中共对藏民族的镇压特别的残酷,无所顾忌。

    在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有多达16名藏人抗议自焚,这种以燃烧自己的生命表达对中共的残酷统治的抗议,其英雄,壮烈,伟大无于伦比。在当今世界很少有一个民族为了自由,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自焚抗暴,他们的悲壮行为谱写一个民族的英雄史诗。但对中共这样冷血的共产政权来说,却不会有所撼动,虽然自焚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有更多的谴责,但是对国际社会已有相当对付经验的中共来说,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威胁。他们照样可以编织谎言,指责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等一套说法于以对付。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共认准了西方政府不会因西藏问题与中国撕破脸,损害他们在中国得到的利益。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随着自焚人数的增加,在一次又一次的惊呼后,也会逐渐趋于疲劳,变得淡漠,热度退化,最后自焚者变成了一个相加的数字,人们甚至记不得后来者的名字。

    自焚是非暴力抗争的最高形式,当抗争还有其它方式可以进行的时候,人们不会选择自焚。那么自焚以外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抗争形式,虽然人类抗争史上所有的抗争形式都不会是新的,但抗争的形式可以不停的流转。比如说前二年提出的“不穿皮毛运动”,这个运动开展的很成功,中共做不到强迫藏人穿皮毛。这件事中共感到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感召力,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还有去年开始的不过年运动,当局为了破坏这个运动,发钱给藏人让他们过年,但发了钱我也不过年,没有人能够做到让藏人一定要过年,当局不可能拿着枪逼着藏人去参加嘉年华会,逼人穿上新衣服,逼人跳舞唱歌,逼人吃团圆饭。总之,只要是当局强加于藏人的,藏人全都消极抵抗。这样的抗议虽然无声无息,但是所显示出来的抗争力量却是相当有力的。最近,中共在西藏推行的“百万国旗领袖像进村入寺”的爱国主义教育。想出这种文革式的宣传方式的人,显然食古不化。国旗领袖像,特别是领袖像不要说在藏地,就是在内地也不可能推行的东东,放到藏地只能是加深民族矛盾。虽然通过权力把这些东东发下去了,但藏人完全可以借此发起一场无声的反抗运动。当然不是抵抗发行,而是在“笑纳”以后,把它扔进垃圾桶里,或者把它扔得满街都是,在那些必须要张贴的公共场合,可以把它贴得歪歪斜斜,弄得皱巴巴,髒兮兮的,这样做,藏人既表达了意志,也发了心头之恨,当局自然会气急败坏,但也无计可施,总不能为此就开枪杀人。

    “不合作”是全民对当局的意志对抗,是软实力。当局动枪,民众就不能动刀,这绝不是说民众没有动刀的正义,而是刀斗不过枪。“不合作”的非暴力抗争需要全民族拧成一股绳,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的藏族知识份子与名人,只要他们不与当局合作,不但让中共营造不了和谐的气氛,也能对民众起到示范作用。“不合作主义”甘地在1908年提出以后,对印度与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尊者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与甘地不合作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今日的中共其残忍与当年的英国殖民统治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不合作”依然有着它的现实意义。当自焚这样极致的非暴力抗争之后,可以将抗争形式放低一点,长久地维续西藏民众的抗争,将牺牲减少到一定的程度,等待争取自由,自治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终有到来的时候。看看当今的世界民主化的速度,我们就会心生希望。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Sunday, January 22, 2012

孔捷生:余杰出走,下一个是谁?


适逢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几位作家学者在华府小聚,我见到了出走美国的余杰,不由念及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我因目睹“国家”屠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坦克履带轰隆辗过了人类良心的底线,我与该政权彻底决裂就在那一刻。

现在轮到了余杰,六四发生时他刚上初中,但专制国家机器在源源不断制造奴隶之际,也在不懈制造叛逆者。余杰成为青年作家,出版第一部随笔集《火与冰》,已是六四整整十年之后。他只是一介书生,凭一枝笔去挑战后极权主义的思想统制,却为这个体制所不容。直到前年底,余杰终于被“国保”(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绑架,百般凌辱和折磨,脱光了暴打还拍裸照,又对余杰的手指行刑,呵斥道:哪只手指写《中国影帝温家宝》,就掰断那只手指,以致余杰几度昏厥……

其后一年余杰基本失去人身自由,妻子丢了工作。当局知晓他在写刘晓波传记,便恫吓:“只要胆敢写下去,就把你关进监狱!”说来岂止余杰,对付艾未未、陈光诚、冯正虎、赵连海、冉云飞等“离心分子”也是国内安全保卫系统人员。如果说和以前有何不同,那就是六四后的清洗,公安、国安系统里同情八九民运的人不在少数。而今“国保”人员学历越来越高(多毕业于公安警察院校),但对专政机器的依存度越来越大,且不管他们内心深处有几多精神认同,说到衣食住行和追上通胀的薪水奖金,实已离不开这个体制躯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再观前赴后继的叛逆者,他们的起点也越来越高,比起二十多年前的八九一代,他们对世界文明的脉络走向把握得更清,坚信最终轰然坍塌的必然是专制主义,刘晓波的入狱感言“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即系标志,使我想起了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我们将用我们灵魂的力量,来抵御你们物质的暴力。我们不会对你们诉诸仇恨,但是我们也不会屈服于你们不公正的法律。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

余杰终于出走了(据他说国内还将有独立作家陆续走出铁幕),记得六四后我辗转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从纳粹德国逃亡来美的作家托马斯-曼(代表作《魔山》)也曾流寓于此,他有句名言:“哪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

相信和我当年一样,余杰去国那一瞬间充满痛苦与失望,但二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灭绝了希望。于是再引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谨与余杰共勉--“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限的。



--转自:《纵览中国》,2012-01-19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3774

Wednesday, January 18, 2012

余杰回应单人平:你们会付出代价

 来源:德国之声 
     (博讯 boxun.com)

    近日,中国独立作家余杰出走美国,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再现署名"单人平"的评论文章,指余杰逆向而行出走美国,终将成为极端自由主义者;德国之声就此专访余杰。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Monday, January 16, 2012

中国:2012年有几个难过的坎

作者:何清涟


  
2012-01-16 18:00:53


2012年,对于中国来说注定是波涛汹涌的一年。外媒认为今年中国这条船要换舵手是个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比如美国《外交学者》1月8日发表一篇题为“2012年,北京当局面临的12个挑战”的文章,其中作为首要的挑战就是“领导人更替”,其次才分别为经济放缓、地方债务、房地产下跌、出口受阻、中西部发展、通胀率超高、资金外流增加、南海冲突等问题。

其中除“领导人更替”与“南海冲突”是个可以单列分析的因素,其余大多互相之间有很强的关联,而且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因此可以说有关经济的所有问题共同构筑了一道硬门槛。

中国病在制度,高层换届难有冲击效应

从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亲政开始,我就不认为中国领导人换届能够形成毛泽东去世那种强烈的政治冲击效应。理由如下:独裁政治选拔接班人的最大特点是任人唯亲,其标准自然以听话服从为主,其才能注定一代不如一代,呈递减状态。观中共60多年的统治,毛时代是魅力型领袖主宰的强人政治,邓小平是魅力加实干的半强人政治。在强人政治中,领袖人物的个人谋略对政治的影响占压倒性影响,半强人政治中,领袖作用仍在,但影响减弱;江泽民时代则进入“常人政治”,基层政治呈现黑社会化倾向;胡锦涛执政时,上层进入“庸人时代”,基层政治进入“恶人统治”。江、胡统治时期,中共的政治已经形成制度性框架,日常运作依靠制度惯性。

这种权力结构还有一个特点:基层政治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政治利益结构的板结状态,高层领导换届无助于地方政治整体改善。北大社会学系博士冯军旗在《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中,很清楚地展现了这种政治利益结构的板结状态。这种结构下,不仅无法达成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甚至无法寻求司法公正。无论是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还是颜色革命或者颠覆社会秩序的暴力革命,都必须从制度到社会结构进行变革,松动这块板结的社会土壤,才能达到民生、民权的改善。这是个大题目,今后我还会写文章分析。

从目前状态来看,第四、五两代权力平稳交接似大局已定。这从赖昌星这张据说牵涉了无数黑幕的“政治牌”在去年年末翻成明牌已可看出。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高层人事变动有异动,政治的惯性运作也不会马上停止,今年内肯定各种苛政依旧。

南海冲突将有惊无险

南海水域主权之争成为东南亚区域安全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自2009年开始对外关系的主要麻烦。面临中国日益增大的压力,东南亚国家吁请美国重返太平洋,使美国重新作出承诺,增加了它在亚洲地区的军事部署。中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曾指责菲律宾等在南中国海找错靠山。基于此,全球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2012年全球风险预测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全球十大风险之一。

该报告作者认为,涉及中国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围绕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地区安全问题,而不是经济层面。理由是:由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正在进行的权力交接、以及高层内部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角色的不确定性,北京2012年在外交政策上作出“惊人之举”的风险正在上升。如果中国对于邻国的挑衅采取强势回应的话,处于选举年的奥巴马总统将很难在稳定美中关系和避免向中国示弱之间作出取舍。

但我的看法正好与欧亚集团相反,南海海域今年将有惊无险,对于北京来说,真正难过的坎在经济而不在政治。我的理由如下:自从去年11月亚太峰会之后,中国的外交姿态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

2011年12月8日,在中国外交学院主办的《2011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曾公开表示:“中国无意也无力在亚太排挤美国,……太平洋足够宽广,应能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共存与合作。”中新社于当日立即发布该消息,可视为中国一种外交的公开表态。此外,美国确实今年是大选年,白宫无暇东顾,但中国也逢权力交接,更不会轻启国际争端。不仅如此,美国国防部1月5号公布新的军事战略评估报告,其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和伊朗。这对北京形成极大的现实压力。

因此,估计今年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表现主要是动嘴不动手,比如在纸上展示军力,如同罗援少将1月4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2011到2012,中国军队的“新”与“变”》,告诉世界“我们中国海军有力量”那样。

真正绊住北京的“坎”是经济

《外交学者》列举的其它问题分别为经济放缓、地方债务、房地产下跌、出口受阻、中西部发展、通胀率超高、资金外流增加等。这些问题当中除了中西部发展之外,其余都是中国自己也在关心且热议的,对事实的判断无区别,只是对后果有多严重估计不一。

中西部发展这个问题其实是盘炒了多少年的“冷饭”,除了利益相关者之外,国内也知道当不得真。拿这题目说事,应是《外交学者》这篇文章作者的个人偏好。经济放缓是列于其后的所有因素迭加的结果,不是原因。

前述所有与经济有关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近30年的国策“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关系到几点:政府与民众的“面包契约”能否持续?政府的税源是否稳固?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否继续维持并扩大,支持不断增长的维稳与军费开支?当然还关系到一条中国当局早就顾不过来的就业——由于无法改善,中国政府采取了将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政策,创造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多年来让它在4%上下徘徊,这比美国高达9%、欧洲高达12%的失业率看起来美得多。

我曾说过,观诸历史,革命的爆发得依赖三个因素的成熟且交合:经济危机(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危机)的全面爆发;人心思变且对变革路径的看法大体达成共识;国际社会(即中共警惕的“外部势力”)的持续推动并在关键时刻强力介入。今年最大的“坎”就在财政。

房地产下滑与地方财政及地方债务三者有直接关系。中国的房地产下滑与民生关系不大,因为以现在的房价水平,就算再下滑,许多老百姓仍然买不起,但与地方财政却直接相关。《2011年中国130个城市土地市场交易情报》显示,全国1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8634.4亿元,远低于2010年的2.9万亿元。地方政府普遍受困于“土地财政”堵塞,为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国务院不得不在10月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5省市成为地方政府发债试点。

2010年中国地方债务余额就已高达10.7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经济中期最大系统性风险。首先是债务违约风险。2011年底共有2.62万亿债务到期。据彭博社12月19号报道,已经有11个省级政府平台正在延期支付301亿的利息。这些地方债券都是以地方的财政收入来偿还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很多到期债务就会无法偿还,其结果就是政府违约。如果政府不想违约,还有一条出路,即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的办法就是多发行钞票,其结果就是通胀危机。相比之下,地方政府债务违约是显性危机,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通胀则可将地方债务隐形转嫁给全国人民,时间滞后,短期内不易引发矛盾。从策略考虑,政府会选择后者。

不过上述办法用来解渴可以,不能当作长流水,五年十年地用下去,因为目前中国税负之沉重,也已经接近临界点。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83080亿元,税收占88%,中国人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世界第二,再增加空间已经不大。可以说,财政危机苗头初现,这才是中国政府今年真正难以跨过去的“坎”,因为无论是花钱买安定,还是高压维稳,那都是需要真金白银来对付的事情。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01-12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1359

Sunday, January 15, 2012

每日灵修 #112

基督徒啊,你绝不平凡2

当我们不去挑旺、不去思想、不去振作时,恐惧就有机可乘。你看见前面的日子就胡思乱想:“我到底会遭遇什么?”你随着自己的想像乱闯,被它牵着鼻子走。你没有停下来重温自己的身份。未来的恐慌把你淹没了。你现在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定脚跟,唤醒自己,把自己拉上来,重新振作,对自己说话。保罗对提摩太讲话的要点是:“提摩太啊!你似乎仍然看自己是个平常的人,你用这种眼光看自己、看人生、看工作,但你不是平常的人,你是个基督徒,已经重生了,神的灵在你里面了。但你竟然拿用以往的身份—平常人的身份—去面对这一切的事情!”

神不要我们做超凡的事,他要我们做普通的事,但要做得超凡地好。-哥尔主教(19世纪牛津神学家)

余杰: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看中国的“权贵集团”

--读莫列齐-姆贝基《贫穷的设计师》

南非最有思想的政治记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在一个社会和种族冲突日渐频繁与剧烈的世界上,南非以政治和解的方式,兵不刃血地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被视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当然离不开无数普通人对真相、正义与和解的追求与牺牲,也离不开作为政治领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以及作为宗教领袖的图图大主教这三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的努力与感召。但是,在这一辉煌成就的背后,依然存在着浓重的阴影与危机,南非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远未完成,正如海因-马雷所指出的那样:“南非远未融合进友爱的共同目标,没有为国家建设这种单纯的语言而平静下来,而仍然处于一个紧张的重新开始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目标表现出有利于社会上最强大和享有特权的那些部分的人。”换言之,南非社会仍然打上了“赢者通吃”的烙印。

具有记者、私人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等多重身份的莫列齐-姆贝基,对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现状也持同样的看法。早年,莫列齐与他的哥哥、后来的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参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被迫流亡国外。而他们的父亲高万-姆贝基则是非国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曼德拉入狱期间亲密的狱友,后来曾出任参议院副议长。按理说,贵为副议长之子和总统之弟、且青年时代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非国大掌权之后,莫列齐可以顺理成章地占据权力集团中的一个显赫位置。然而,莫列齐的选择让众人大跌眼镜:他毅然走出“咸与维新”的新贵行列,转身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异议者,成为从曼德拉到姆贝基政府的多项政策的激烈批评者。《贫穷的设计师》一书,正是他对南非和非洲现状刻骨铭心的反思的结晶。

非洲大陆为什么没有出现东亚奇迹?

二战结束之后,非洲大陆掀起了激动人心的民族解放运动,西方的殖民统治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一时间,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但是,只经历了短短几年间,希望便破灭了,诸多非洲国家相继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个世界上,陷入痛苦的贫困和绝望之中的人口约有十亿之众。按照人口比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赤贫数量最高。近半个世纪,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的发展之路形成显明对照。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九六五年,加纳的人均收入和出口均高于韩国。但是,韩国的人均出口在一九七二年超过加纳,四年之后,人均收入又超过加纳。在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以今天的美元计算,韩国的出口增长四百倍。加纳却仅增长四倍,而人均实际收入则跌到仅为其早期价值的一小部分。再比如,拿肯尼亚与新加坡进行比较,两国在刚独立时一样贫困,如今新加坡的人均年收入为两万四千欧元,肯尼亚则为三百四十欧元,仅有新加坡的十七分之一。

以上惊人的对比表明,非洲国家的贫困与落后,不能完全归结于殖民历史、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环境、地理因素或民族特性。为什么同样经历过殖民统治的若干亚洲国家却能奋起直追并创造经济奇迹呢?就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影响而言,荷兰学者罗尔-范德-维恩在《非洲怎么了?》一书中的论述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殖民主义的影响,非洲现在在许多方面可能更好--更平衡和更有尊严--但非洲的物质情况不会更好。殖民主义留给非洲很多伤痕,但没有使它更贫穷。”那么,在发展的道路上,非洲为什么失败了?

莫列齐在《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错误不在于非洲的人民大众,而在于非洲的统治者,即他所谓的“政治实力集团”。他认为,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大都没有完成国家改造的任务,政治实力集团几乎原封未动地继承下原来的政府职能,即对外销售天然资源,对内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满足统治者的私人消费。莫列齐将这类国家称之为“新殖民主义伪国家”,非洲大陆的国家十之八九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些国家是“伪国家”呢?莫列齐指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在大多数公民眼中合法的统治阶层,因此缺乏持续执行发展经济计划所必须的领导的连续性。这些国家所拥有的是陈腐化的前工业和前土地改革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一场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主要不是积累,而是退化。其经济体制无法吸收新技术和新管理方式。久而久之,统治者吃光了自己的基础,导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各国出现了名声扫地的诸多病症:下降的人口寿命、减少的入学率、资本外逃、人才流失、缩小的森林面积、沙漠化、武装冲突、大量的且仍在增长的不平等、疾病流行和加剧的贫困、外部势力的操纵和日益增长的对外国庇护人。

莫列齐对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伤害有深切的体验,他试图重新发掘非洲自身传统中的有益成分,使之成为非洲复兴的动力。但是,维恩却从政治学层面指出,正是非洲的社会文化特征和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实力集团”的肆虐。非洲的领导人不具备建立在权力与责任对等的领导权意识之上的传统与文化。“他们首先不是将政府看作发展国家的方式,而是视为保证自己生活的途经。”政治上的专制,必然导致经济被合并到国家手中。“所谓的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络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于是,这个阶层成了国家的血吸虫。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远比这些非洲国家成功,中国甚至成为到这些非洲国家掠夺资源的“新殖民者”的先锋;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与这些非洲国家可谓“大同小异”--极度腐败、贫富悬殊、国有(官有)经济的垄断地位、开支庞大而低效的政府机构……毋庸讳言,中国只是一个加强版的非洲而已。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朽坏与溃败。

“黑人实力集团”的“自我殖民主义”政策

莫列齐提出的“贫穷的设计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非总理弗沃德,作为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者,被冠以“种族隔离的设计师”之名;莫列齐借用此名,而《贫穷的设计师》作为书名,其批评的尖锐和寓意的深刻,尽在不言之中。

莫列齐抨击的对象直指非洲的政治实力集团,尤其是“黑人实力集团”。尽管他本人是一名黑人,但他并没有受到种族和肤色的限制而讳疾忌医,而是勇于批评跟自己相同种族和肤色的特权阶层,而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当年一起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战友。这就显示出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说出真相的道德勇气。

二十多年来,从曼德拉到姆贝基的历届南非政府,都大力实行“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其本意是平衡种族隔离时代黑人在经济上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以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但结果与初中却背道而驰。莫列齐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经济强化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的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这真是十分具有讽刺性。”换言之,昔日的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压迫者,角色转换了,但整个机制没有变化。用海因?马雷的话来说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于是,南非出现了一个“合伙的统治阶级”,一方面是在政治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黑人中产阶级上层,另一方面是拥有矿产能源复合体的经济寡头。

莫列齐认为,这种有差别和有偏向的政策,让少数黑人特权者过上了奢侈无度的生活,殊不知,长远地看,却使得这个阶层整体上走向自杀。他们的财富是靠掠夺而来的,而不是靠生产和经营获得的,所以他们不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黑人经济强化政策和各种形式的补偿或寻租,几乎完全取代了作为这个国家黑人实力集团自由主义中经济要素的企业家精神。”莫列齐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他深知企业家精神的泯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一个社会中,如果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扰乱心智之物,甚至受到压抑,而靠国家再分配政策资助的消费得到孤立,正如今天南非的情况,那么这个社会广大人口的总体幸福和进步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大众失去了他们通过劳动对于社会如何生存和发展所应有的影响,那么他们也就被边缘化了。”今天的中国何尝不是如此?今天的中国只有取悦于权力的“奸商”,而没有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那样的真正的企业家。

不过,南非毕竟建立了基本的民主体制,如何一个权势集团都不能一手遮天。莫列齐承认:“今天能够对南非政治实力集团的腐败有所制约的,竟是一些白人控制的公司和新闻媒体,这是极大的讽刺。”不过,讽刺归讽刺,这至少说明南非有别于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其基本的宪政制度和相对独立的大众媒体。而这正是社会走向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即便在弱小的国内生产力的条件下,非洲的政治势力集团可以存活,甚至过上奢华的生活。莫列齐认为,“黑人实力集团”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新殖民主义”是西方新左派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然而,此概念并不完全适用用南非的现状。与其说这是一种“新殖民主义”,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如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主义”。

在中国,“自我殖民主义”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有人将中国模式定义为“权贵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与南非的“黑人实力集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数百个高官显贵的家族牢牢控制百分之七八十的社会财富。对于这个阶层来说,意识形态的因素已经淡化,剩下的惟有贪欲而已。

弱势群体只能永远“弱势”下去吗?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并没有迅速给穷人带来经济上的富裕。曼德拉和图图的道德感召力避免了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陷入内战,但这种道德感召力并不能立即带来经济的振兴和穷人的“脱贫”。在新兴的“黑人实力集团”的掌控下,普通民众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永久贫困化”。在昔日数量庞大、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的黑人赤贫群体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数量日渐增长的白人贫困群体。而且,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穷人在精神上的贫乏与绝望,如同莫列齐观察到的那样,“南非的受压迫者丧失了自尊、工作能力和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忠诚”。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和雷诺兹在《非洲史》一书中,将九十年代之后南非犯罪率急速上升的原因归结为“只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给过去的受压迫者创造机会”。而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一书中指出,正是极端贫穷和不平等的现实导致人们生活在“暴力和不安全所引起的剧烈的紧张”之中。非政府组织“南非参加贫穷估价”在调查中发现,铭刻在南非被剥夺的指标中的,是千百万公民遭受的长期疾病,极度的焦虑和紧张(伴随着主要加于妇女和儿童身上的暴力和凌辱的现实),低收入的恶劣而危险的工作,以及无所不在的道德沦丧和宿命论的折磨。

弱势群体似乎永远处于弱势状态。莫列齐指出:“把希望寄托在一个黑人‘爱国资产阶级’的变化潜力上,看来注定是不会得到满足的。”这个声称爱国的利益集团,实际上从不爱国,他们只爱权力和金钱。那么,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呢?为《贫穷的设计师》一书作序的政治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南非存在着若干改革的有利条件,比如:有了为在社会上和地区间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以及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所需要的一个民主的政治体制、一部进步的宪法和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此基础上,需要为开发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完成土地改革,进行无比艰巨的努力;需要重新分配收入与建设社会基础设施,发展教育、卫生事业;需要有一个逐步调整工业结构的政策,这个政策既能为需求服务,也能刺激需求。在这些方面,南非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不过其成效并不能立竿见影。

如果我们将眼光回转到中国,就会发现,南非可以充当中国的一面镜子,中国只比南非更“坏”,而非比南非更“好”。首先,南非改革的那些有利条件,如宪政民主、多党制、新闻自由等,中国并不具备。其次,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和“阶级仇恨”等状况,也远比南非更为恶劣。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中国的底层民众从“被自杀”到奋起杀人,让人想起《诗经》中老百姓愤懑与绝望的呼喊:“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钱云会到钱明奇,两者在空间上的距离是从浙江温州到江西抚州;两者在时间的间隔上是仅仅相距半年多。中国的“贫穷设计师“们没有从这一变化中发现火山爆发的前兆,仍然在自得其乐、心满意足地“设计”着这个国家的贫困,而把富裕留给自己。经济评论家叶檀在《最大危机是权贵继续绞杀市场》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权贵资本导致财富鸿沟越拉越大,尚无制服权贵贪婪之胃的致命武器”。这是一个大部分国人都认同的常识。

中国的权贵集团在无情地绞杀着中国培育中产收入阶层、培育内需的努力,但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胡作非为和横征暴敛束手无策。在南非,至少还有独立媒体,还有舆论监督的“第四权”,而在中国只有“四权合一”的党国体制。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只是少许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微弱的呼吁,正如叶檀所说:“为什么我们时刻紧盯着权贵资本,是因为这一阶层贪得无厌、不受规则制约,将在一夜之间毁灭改革成果,并且移民到大洋彼岸靠着瑞士银行的帐户继续在民脂上过寄生虫生活。”她认为这无关乎经济,而关乎经济体制。然而,她的文章毕竟还要在官方控制的媒体上发表,所以她不能说出这下半句话:这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更关乎政治体制。

如果中国权贵集团拒绝变革,那么弱势群体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刻,就只能启动“自改革”了。而那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太遥远了。



--原载:《观察》,2012-01-15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75357

Saturday, January 14, 2012

蔡英文败选演讲: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


以下为蔡英文败选演讲全文:
谢谢大家在这里等,尤其下这么大的雨,大家还这样情意相挺,大家等我们来,来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大家!

我们在场的朋友、在电视机前面很多国人同胞,还有网络上的网友,大家晚安。

对于今天2012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我们败选,我要在此向大家致上最深的歉意。

我们承认败选,也愿意接受台湾人民在这次选举里面所做的决定。我知道,很多支持者听我这样讲或许会觉得心碎,可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恭喜马总统。希望他在往后四年,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要用心执政,要公平的照顾每一个人民,千万不要辜负人民的期待。

我知道此刻大家的心情。今天,我相信有很多人原本期待胜利,但是,现实不尽如人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我们要坚强,我们一定要坚强,我们一定要比谁都坚强。我们是民进党,我们过去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倒下过。以前不会,我知道,这一次也一定不会。

我要请大家回想一下,四年前,我们曾经是这么的绝望,我们所要挑战的山顶,曾经被认为是遥不可及。但是,我们咬着牙,整个党团结在一起,在这四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一次,我们已经接近山顶,我们还差一里路。

我要告诉大家,这样的结果很遗憾,但是,我们不是一无所有:

我们对小额募款的坚持,树立了新的政治典范。我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在台湾未来的发展中,依然扮演关键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团结的力量,是一股不可以忽视的力量,这一股力量,不能溃散,也不能消失。各位,你们真的不要怀忧丧志。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这四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

我相信,只要大家继续站在我们身后,给我们支持,给我们鞭策,我们一定还有未来!下一次,我们一定可以走完最后一里路!

接下来,我要以民主进步党主席的身分,感谢大家对民主进步党立委提名人的支持,让民进党的国会席次成长。他们未来,会在立法院扮演人民的代言人,会把人民的困难放在心上,努力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让每一个国民都得到最好的照顾。

民进党的转型跟改革,不会停止。我们坚持和弱势人民站在一起,我们坚持政策理性,我们坚持以小额募款摆脱对财团的依赖。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赢得多数人民的信任。

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要完成最后的理想,这条路比我们想象得更漫长,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面对今天的结果,民进党会认真的做一个检讨,会把它当作一个警惕。

败选的责任,由我一肩扛起来。我刚刚已经宣布,辞去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我相信,下一任的党主席,一定会坚持,继续坚持民进党的改革转型,带领大家继续走下去。

最后,蔡英文也要以个人的身分,感谢大家一路相伴。这四年,是很美好的旅程,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在我的心中,你们不只是投票给我的人,你们是我最好的伙伴。

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难过,如果你心里真的很难过,就让它发泄出来。你可以哭泣,但不要泄气。你可以悲伤,但是不要放弃。因为明天起来,我们要像过去四年一样的勇敢,心里充满着希望。因为,我们必须勇敢地扛起这个国家的责任,我们必须乐观地,继续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

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上,这个国家,都需要我们继续爱她、呵护她。

各位亲爱的台湾人民,有一天,我们会再回来,我们不会放弃。在2012年的这一天,支持民进党,支持蔡英文,我相信是一件骄傲的事。我们抬起头,坚强勇敢的走下去。谢谢大家,我的心会永远跟台湾人民站在一起。

杜君立:金正日向左 蒋经国向右


让我们行事善良吧,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我深信,在上帝看来,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特殊的惩罚。
                                          ——(法)拉波哀西

当美国《时代》周刊推出2011年世界10大新闻时,2011并没有结束,在剩下的日子里,金正日的“突然”死亡让那“10大新闻”顿时黯然失色。作为21世纪最后一个斯大林式的暴君和独裁者,金正日的暴亡比卡扎菲的惨死更具象征意义。金正日几乎将北朝鲜打造成为一个硕果仅存的石器时代君主国;即使推得更近一些,这也是一个生活在冷战时代的化石国家。假如没有中国当局的惺惺相惜,北朝鲜更像一个月球上的国家,几乎与人类文明没有什么关系,虽然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解放全人类”。当又一个20几岁的小金正日成为世界聚焦的年度新闻人物时,来自这个夜郎国的新闻以其无所匹敌的娱乐性,比充满中国式暴力与情色的《金陵十三钗》更像一部世界级的“贺岁片”。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经责问:“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城市,这么多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遗憾的是,500年后的人们仍然无法面对拉波哀西的质问,暴政与暴君仍然是对东方民族的最大诅咒。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金正日都与蒋经国有着相似的一面,但又泾渭分明迥然不同。对一个人来说,人生最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几步常常使一个人的一生从此定格。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他的收官时刻往往也最显出他的本性,华盛顿以解甲归田收官,希特勒以屠杀犹太人收官,毛万岁以文革浩劫收官……从某种意义上,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的死去象征着人类仍然没有走出野蛮君主专制的中世纪;24年前,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的辞世则象征着专制历史的终结。丘吉尔说过,“资本主义公民的问题是幸福的不均,社会主义人民的问题则是痛苦的平均化。”在去往天堂的十字路口,金正日向左,蒋经国向右。在他们身后,北朝鲜民众继续向中世纪的地狱深处跌落,而台湾民众则跳出苦海,来到了现代世界的天堂。作为政治遗产,蒋经国身后的台湾向世界证明,中国的民主可以真的被实现。金正日身后的金家王朝则向世界证明,专制帝国也可以叫民主共和国。如同一个不幸的隐喻,中国与恐怖极权只隔着一条江,而与文明民主相隔的却是一个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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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4 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0多年间,大约 30 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在这次世界民主浪潮中,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终结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从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终结者”,他结束了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民主的现代。

当毛太子死在朝鲜山洞中时,10岁的金正日在“大后方”的中国上学。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作为“太子”的金正日受尽中国官方的尊崇和优待。无论在红色的中国还是红色的朝鲜,金太子都是高人一等的太子。蒋经国16岁只身奔赴苏联“留学”,实际上他不过是蒋介石送给斯大林的“人质”。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做过苦力和乞丐,在大清洗的苟且中受尽磨难和迫害;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加入了共党,甚至诋毁蒋介石,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直到西安事变后,27岁的蒋经国才得以回国,这段对专制恐怖的亲身磨难成为蒋经国重要的思想源泉。 

“我们民族是降生金日成将军的世界第一民族”,1994年7月8日,北朝鲜的“毛万岁”金日成归天。3年后,金正日子承父业,正式出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金正日不仅认为朝鲜是世界第一大国,更为“朝鲜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感到自豪。朝鲜人相信,金日成能用步枪打下美国飞机,而金正日则用石子就能打下美国间谍卫星。这个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的小矮人“元帅”拥有36枚勋章,仅次于朱可夫元帅的61枚,而超过麦克阿瑟上将的34枚,与后二者不同的是,金胖子这些勋章都是自己授予。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23个“法定节假日”中,其中18个都是金氏家族的生日或忌日。

1975年,影响中国半个世纪的强人蒋介石溘然离世,3年之后,蒋经国当选总统。与金正日不同,蒋经国并不是蒋介石的继续。他当选总统后立即照会新闻界,第一不称“领袖”,第二不叫“万岁”。蒋经国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普通党员、普通公民;他还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解决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政府预算一律公开。这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国家与民众,蒋经国始终保持了很低的服务者姿态,他曾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从这一点来说,蒋经国已经摆脱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型政治统治”,而金正日则恰恰相反。
从金日成时代开始,朝鲜就已经彻底消灭了思想犯;到了金正日时代,只剩下残疾人和精神病人还没有彻底消灭干净。早在2000多年前,商鞅在创立君主专制时就提出“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军国主义思想。金正日将共产主义改为主体思想,再进一步改为赤裸裸的暴力主义——先军思想,以对外彻底隔离和对内以枪杆子“维稳”,来保证政权的家族垄断。在中国政府的鼎力支持下,金正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金正日否认自己是独裁者,在朝鲜官方称呼中,金正日是“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21世纪的太阳”。除此之外,金正日的封号还有地球守护神、伟大的人类元老、全人类的父亲、仁德撼天下的绝世伟人、将军中的将军、完美无缺的军事家、世界政治之父、专家也叹服的电脑天才、文学艺术及建筑大师、人类音乐的天才、世界大文豪、哲学巨擘、思想理论的英才、领导艺术大师等等。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经典的名言是:

“领袖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切幸福的象征。谈论没有领袖的革命胜利,就像奢望没有太阳的花一样。革命在领袖的领导下前进,在领袖的怀抱里人民才能过真正的生活。只要领袖伟大,小小的国家也会成为伟大时代思想的祖国、思想的强国和政治大国,四射光芒。一个民族的伟大性取决于其国家领袖的伟大,人民的未来取决于其领袖的英明。如果没有英明的领袖领导,群众就等于没有大脑的肉体。如果没有卓越的领袖,人民就等于没有父母的孤儿。”

1985年,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说:“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开放党禁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选票体制下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这种“反革命”行为刺激了许多权贵阶层,蒋经国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党内大佬沈昌焕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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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世界首富和全球著名的顶级奢侈品收藏家,金正日不仅拥有一个藏有1万多瓶名贵葡萄酒的世界无敌的巨大酒窖,还酷爱收藏金发碧眼的西方美女,至于豪华跑车、名牌手表和顶级影音设备更是数不胜数。据说金正日仅仅用在轩尼诗干邑上的开销每年就超过65万美元,这几乎接近每年用于保养金日成尸体的80万美元的费用。2009年,在国际压力下,金正日被迫将其瑞士银行存款转移,仅单笔存款即达40亿美金。与锦衣玉食中长大的金正日不同,经历坎坷的蒋经国生活之简朴更胜于其父,而他的清廉更是有口皆碑。蒋经国外出视察,饿了就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吃;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蒋经国改革铺张陋习,倡导五菜一汤的“梅花餐”,使吃喝风大为收敛。虽然都是好莱坞电影发烧友,蒋经国也没有金正日那样的私人影院,他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市民一样要排队买票;蒋经国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流氓和权术高手,金正日善于营造统治不可或缺的神秘感,因而深居禁宫,极少抛头露面,这是造神运动最重要的一部分。在严重的安全焦虑下,他甚至常年住在地下几百米深处。与金正日截然相反,蒋经国堪称勤政的模范。据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中统计,从1978年到1981年的4年里,蒋经国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甚至为一条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亲自前去“送温暖”。

据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朝鲜人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中国与韩国。“金日成和后来的其长子金正日,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闭关锁国,修内功,强筋骨,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度,仅其阅兵步伐之奇特整齐,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望尘莫及”(马未都)。作为一个权力世袭者,金正日与金日成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创造权力,后者保持权力,或者说权力的“维稳”成为金正日的核心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将饥饿作为政治手段不仅是斯大林的发明,也是金正日的“主体思想”。从进入金正日时代开始,朝鲜民众彻底沦为俎上之鱼和涸辙之鲋,被强制定量供应的朝鲜人口粮只有每天100克,这根本无法维持生命。北朝鲜中央电视台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可杜绝资本主义的肥胖病,而且野菜更是营养丰富,多吃有利于健康。金氏朝鲜完全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50年来党内9次大清洗约造成10万党员丧生,150 万人死于集中营;130万人死于内战;饿死人数在50万至200 万之间。此外中国“志愿军”战死在朝鲜约40万人,另伤残45万人。50年时间共造成300万人以上的“非正常死亡”。


作为专制蒋介石政权的继承者,蒋经国的一生几乎都生存于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下。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陶涵撰写的蒋经国传记,干脆取名《委员长的儿子》,可见其对中国家族政治体悟之深。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但有别于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房龙说:宽容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能拥有它。毫无疑问,蒋经国就拥有这样一件奢侈品,就是“宽容”。从独裁到宽容,智者蒋经国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后终见成效”(高华)。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蒋经国与金正日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金正日继续以独裁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可能步其父之后尘,他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于公民,还权力(权利)于民众,还政治于正义。这对素有暴力恶习和厚黑传统的东方宫廷政治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说:“真理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这是我对中西文化的一点认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经国认识到在历史大势面前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并加快了还政于民的改革步伐,台湾的未来可以没有他蒋经国,但不能没有民主。但在“人类的太阳”金正日看来,世界可以没有朝鲜民众,甚至可以没有朝鲜,但不能没有他金正日,这个世界都是为了他而存在,没有金正日,地球将停止转动,“我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大小诸事,如果我休息一会儿祖国前进的步伐就会放慢一步,一想到这个事实想休息也休息不了。”

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朝鲜因为有了金正日,才成为地球的孤儿,甚至是人类世界的反义词。

人是环境的产物,美国心理学家华生有句名言:“如果给我一打健康的婴儿,我保证能够按照我的意愿把他们培养成任何一类人,或者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训练成乞丐和强盗。”“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曾说:对一群“失意者”来说,最能煽动他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金正日成功地将两千万朝鲜人塑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美国作家芭芭拉·德米克在《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真实生活》一书中说,北朝鲜大饥荒中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他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他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他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他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他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跟孔庆东一样坚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北朝鲜人还认为,中国仅次于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美国则倒数第一,全世界就数它最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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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前,金日成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兵攻入韩国,从而引发远东战争,将中国拉下水;在朝鲜和台湾之间,一个暴力独裁者的毛氏中国令人惊讶地选择了前者。中国与朝鲜一道成为世界的敌人。进入金正日时代以后,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升级为“邪恶轴心”,朝鲜完全成为金正日一个人的朝鲜,而与世界无关。1994年7月8日,金日成归天,平壤民众终于吃上了一顿豆腐。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归天,平壤民众前所未有的吃上了海鲜。从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朝鲜的进步。可以想象未来到金正恩时,平壤民众将吃得更好。金正恩去年在太子任上曾许愿说,三年内要让朝鲜臣民喝上肉汤——而且不是人肉汤。

1975年,留下“科学、民主、伦理”的6字遗言后,蒋介石“崩逝”,“风雨飘摇”的台湾不久即被狼狈赶出联合国。面对内外交困,蒋经国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民主转型。当蒋经国的苏联同学邓小平还在“摸着石头”时,蒋经国已经深刻地洞见,民主之桥才是通往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是民主,使台湾变了,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龙应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正日正成为这个世界最后一位“老大哥”。奥威尔在《1984》中写道:“老大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所有的成绩、胜利,每一项科学发现,全部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直接来自于老大哥的领导和启发。”与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不同,“老大哥”作为后极权主义的形象,其统治主要依靠宣传和洗脑,从外部到内心,从身体到思想,从情感到本能,每个人最终都被彻底征服——仅有服从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爱上“老大哥”,接受其统治已经成为一种本能。在现代宣传洗脑机器下,人类不仅被权力镇压了身体,也被权力镇压了思想。

“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所谓“先军政治”,就是暴力镇压式的维稳。把民众享用的糖果换成镇压民众的子弹,然后来保卫金式家族的糖果。美国2008年国防预算占GDP2.8%,英国为2.3%,中国为1.7%,而朝鲜则达到惊人的23%。作为一个严厉的等级化和社团化极权山寨国,朝鲜劳动党党员占总人口的14%,比率居全世界所有共产党政权之冠。相比之下,苏联帝国最高不过10%;中共党员约占总人口的4%;埃塞俄比亚仅占0.1%。平壤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交通堵塞的城市。因为只有权贵阶层与娼妓艺术家才有乘坐汽车的物质特权,同时受到严密监控;每一个朝鲜人都被强迫居住于指定地区,其电话通讯全部被严密监听;任何音像皆被定期严格检查;所有的电视,无线电收音机只能收听朝鲜官方新闻信息;任何旅行必须获得地方相关部门和工作单位批准。

“通往朝鲜的路是由无数沉默者铺成”。索尔仁尼琴曾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暴力与谎言这两个老大哥的制胜法宝,“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金正日和卡扎菲同年生同年死,生前互称对方为“盟友中的盟友”。卡扎菲被利比亚正义民众处决之后,金正日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万能胶桎梏”工作,甚至连干部们专车上的收音机也被无条件收走,并用中国的万能胶将收音机和电视机频道旋钮全部固定。朝鲜境内除了能收听“老大哥”的宣传以外,无法接收到任何电波。老大哥是唯一的,老大哥时刻都在看着你……

孔子说:“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一个人是什么德行,看他的朋友就会知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说台湾是中国的首要“假想敌”,那么朝鲜就是中国的首要“朋友”。金正日在举世震惊(或者惊喜)中死去,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社团大佬们为其披麻戴孝,无数中国的孔庆东们如丧考妣,这种震撼已经远远超越了金正日死亡本身。这让人想起24年前的今天——民国77年(1988年)1月13日,一代强人蒋经国在落寞中病逝于台北。在此之前2个月,蒋经国下令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与金日成时代相比,金正日时代进一步将朝鲜变成一个彻底封闭的监狱或者集中营,任何试图摆脱其恐怖统治的人都成为危险的越狱者。过去只要“脱北者”过了鸭绿江,朝方军队就不再开枪。金正日为了强化管制,下令无论过江不过江,一律开枪。鸭绿江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地狱之门。

没有国民党,才有新台湾。作为蒋经国的遗产,“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在台湾被废止;两千万台湾人终于在正义的抗争中,从被奴役和蹂躏的“老百姓”成长为拥有选举权的现代公民。在后蒋经国时代,遍布台湾的蒋介石巨像被悉数拆除;在后金正日时代,无数新的太阳神巨像正在拔地而起。在一种典型化的对比中,2400万现代公民的台湾被布什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2400万原始奴隶的朝鲜被布什称为“邪恶轴心”。虽然遭遇外交封堵,但台湾人与美国人日本人一样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朝鲜护照免签国家数量居世界倒数第一,仅仅中国为其网开一面。即使如此,每年因为“北逃”被军人乱枪打死在鸭绿江中的朝鲜人不计其数。对无数朝鲜人来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中国成为一个“贱民”,正如中国精英的愿望是成为美利坚公民。唯一的不幸是,他们来到中国时总是变成一具具布满枪眼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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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朝鲜曾是一个文明极其古老的东方古国,相对而言,台湾的文明发展历程不过区区300多年。60多年前,朝鲜与台湾同时摆脱日本军事帝国的统治。60年时间,台湾已经是世界最为富裕文明的地区,而朝鲜则沦为世界的乞丐国,靠敲诈与乞讨过活。与台湾相比,作为骨肉同族的民主韩国更加成为金氏朝鲜的反衬,60多年所形成的霄壤之别几不可以道里论,这种反差足以使人有时光隧道之感。中国人均收入是台湾或者韩国人均收入的1/10左右,而朝鲜又是中国的1/10,如此算来,朝鲜人与韩国人的富裕程度相差百倍以上,当然金正日家族仍是世界首富。金正日常常宣称,这个以“民主”和“共和”命名的金氏酋长国是“世界最民主平等的国家”,正如《动物农庄》中的名言:“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在世界民主排名中,台湾与韩国都名列前茅,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雷打不动地叨陪末座。作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国,朝鲜饥荒几乎发展到以粒为单位发放粮食的程度。无论鸭绿江里飘来多少朝鲜人的尸体,“唇亡齿寒”的中国社团都义无反顾地对金氏暴力集团每年进行大量无偿援助,有时候甚至连运送援助的火车都有去无回。据说朝鲜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毒品来源地,正如台湾是中国外来投资的最大来源地。

法兰西智者拉波哀西曾经断言:“暴君没有爱过,而且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冤大头”,中国当局每年给予金氏朝鲜的无偿援助超过300亿元,理论上平均每个朝鲜人能得到1300多元,但如果用来造原子弹和酒窖,那就无法“平均”了。1300元正好是中国的“最低收入”标准。核暴力的疯狂崇拜下,朝鲜已经严重失去“造血”能力,只有来自中国源源不断的“输血”,它才能够苟延残喘。根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早在两年前,病入膏肓的金正日曾专程秘密来到中国,郑重地将20多岁的三子金正恩引见给中国社团大佬。金正日当时语重心长地说:“让我们的后代继承朝中友谊这一优良传统……”这一情景让人想起传说中的“白帝托孤”。自称孔子73代孙的社团精英孔庆东对“老大哥”大唱赞歌:“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这是朝鲜红色江山保持颜色的根本秘诀。”

从《中华民国宪法》来看,蒋经国接班并非“私相授受”,而是通过竞选合法上任的。蒋介石死后,由严家淦做了3年“总统”。作家李钟琴先生指出,很多英明一世的政治家都突破“接班人困境”,“在现代威权体制下,蒋经国曾经动过‘世袭制’的念头,无奈其长子是个浪荡公子,屡屡惹事生非;他所寄予厚望的次子蒋孝武则因‘江南案’而名声狼藉;其第三子经商,在政界毫无根基。绝望之下,蒋经国才表示蒋家后人不会从政,并开始思索如何从‘接班人困境’中突围。蒋经国当然还有一定的权威指定某个部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他没有这样做。”

蒋经国结束专制历史的同时,也结束了“蒋家王朝”。中国几代人曾以“推翻蒋家王朝”为理想,这个理想最终被蒋经国轻易“成全”。蒋经国之后,台湾政治渐入佳境,其长孙蒋友柏毕业于美国纽约大学信息管理系,与胞弟蒋友常创立橙果设计公司,远离台湾政治。2007年,外形俊朗的蒋友柏直言“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对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提出毫不避讳地批判与反省。事实上,早在半个世纪前,蒋介石就曾公开检讨:“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对金氏父子来说,这种反省与原罪感则是完全缺失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成为无坚不摧的“伟大的人类元老”。

金氏朝鲜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解放”比他们富裕文明几百倍的韩国。一个民主化的台湾不仅在富裕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也从道义上消解了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合法性——对拥有充分言论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台湾公民来说,既然不存在依靠暴力强加的统治者和压迫者,又何来“解放”呢?不仅如此,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明保持最为完好的台湾,也为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暴力化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文明方向。一切正如杨恒均先生所说:“你可以从美帝与蒋家王朝手里解放台湾民众,但你如何从台湾民选政府手里解放他们呢?”

从二战之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极权和威权体制在全世界次第崩塌,专制国家从当年的56%减少到如今的10%;这种不可阻挡的趋势使人可以断定,所有的极权专制都无法避免最后覆灭,唯一的区别是时间与方式。从20年前的苏联帝国覆灭开始,民主潮流更加浩浩荡荡,势不可挡。当卡扎菲成为又一个独裁者可耻的墓碑时,金正日的无限哀荣无疑将成为人类文明的耻辱,而一个民主自由的文明台湾正成为未来中国的诺亚方舟。

哈维尔说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在现代文明社会,家族世袭早已为世人不耻。金家王朝之所以对开放充满恐惧,不过只是为了一己之利,一家之利。木乃伊一旦遇到空气,就会立刻崩溃消散,因此所有独裁者的腐尸都必须封存在水晶棺材中才可以迷惑大众。水晶棺正是极权主义的一个隐喻。如果撤掉这座暴力围墙,朝鲜民众就会立即发现地球的真相,他们身处的这个21世纪的世界是如此不同,金胖子家族的神话立即就成为谎言。这里几乎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几乎与地球上的人类没有什么关系。毫无疑问,这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动物庄园”。“老大哥”死了以后,这个脑残国远不是如丧考妣,而是近乎崩溃的边缘,因为这里只有一颗变态的大脑在运行,而这个大脑还死了。据“俄罗斯之声”报道,未参加老大哥哀悼活动的朝鲜人均被“人民审判”处以6个月劳改。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正如发生在中国洛阳的性奴事件,一旦结束封闭,结束饥荒,金氏王朝的合法性和维稳局面也将荡然无存。封闭使人丧失判断力,饥荒使人丧失尊严,人的奴化与畜化使一个国家与民族彻底沦丧,这就是金氏政权无法摆脱的困境与悖论。毫无疑问,2000多万朝鲜民众就是金氏家族的人质和“性奴”。“中国人民将永远与朝鲜人民站在一起”。对一个与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的中国社团来说,金家朝鲜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走狗”或者“性对象”;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朝鲜最终不过是中国的人质,这也是一直慷慨喂养它的唯一理由。

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倍感庆幸地说:“幸亏希特勒没有原子弹。”果然,有原子弹的斯大林将世界带入一场等待末日审判的“冷战时代”。人们无法想像拥有原子弹的希特勒,却看到了拥有原子弹的斯大林。从这一点上,金正日与卡扎菲的区别就在于他有三大法宝:主体思想、中国和核武器。在中国为金正日吊丧之时,美国公布的新军事战略已经将全球军事重点转向亚洲,目标就是中国。“尽管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体,但是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没有政治边境的世界”。郑永年在《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一书中指出:作为冷战的产物,一个微不足道的流氓金氏朝鲜,很有可能将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大国”再次带回一个冷战时代,中国再一次扮演起“老大哥”的角色,“与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作斗争”(胡锦涛)。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荒唐”却真实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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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对一个官场性丑闻弥漫的中国来说,对民间越来越严厉的“扫黄”已经成为国策,妓女越来越像是权力放荡的敌人,恨不彻底铲除以绝后患。这一伟大目标在金家朝鲜已经变成现实。这里没有妓女,只有一些专门训练去给金氏父子助兴的“欢乐组”。据说金正恩就是欢乐组成员高英姬所生。据说朝鲜只有两个胖子,身高160厘米体重80公斤的金正日喜欢体型娇小而丰满的女子,而身高175厘米体重90公斤金正恩喜欢身材高大的女子。肥水不流外人田,欢乐组成员一过25岁,就必须跟金正日身边的虾兵蟹将结婚,以保守金家的秘密。据说金正恩尚未登基就日理万机,已经从全国选来200多名绝色女子,然后独具慧眼地钦点出90多名美女组成自己的“欢乐组”。

很显然,金氏三代绝非现代社会一般的独裁者和强人所可以比拟;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萨达姆、卡扎菲都难以望其项背。金氏世家也不同于新加坡的李氏父子。李光耀与李显龙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太上皇”游戏;但在一种西式教育和现代文明背景下,李显龙一改李光耀的铁腕作风,这使新加坡更接近现代。新加坡政府宣布对包括总理在内的高官大幅减薪,并首次提出引入“国家表现花红”,把政治领导人薪金与中低收入公民的生活水平挂钩。如果说新加坡是一个家族企业,那么朝鲜则是家庭养猪场。相比之下,金氏朝鲜则更接近愚昧的古代中世纪,一个完美的“动物农庄”。即使已经过去24年,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理由去怀念蒋经国,特别是在一个后金正日时代。蒋经国的意义在于终结了“历史”,他重新树立了一个民族大义与民众正义的政治道德。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与民主制度相比,专制制度是最危险最邪恶的,它的可怕之处是不仅将国家民族置于危险境地,而且也将一切权力都置于危险之处。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使权力者丧失人性和常识,从而走向邪恶和疯狂,最终所有人都逃脱不了一场末日审判。金家朝鲜始终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反人权在国际社会遭到鄙视,从而导致国家的不安全;对内独裁遭到其他权力的威胁,从而导致政权的不安全。“时日何丧,吾与汝皆亡”。这种悲剧周而复始,构成人类数千年的宫廷史。一场场杀戮与清洗,一次次革命与政变,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上至独夫民贼和开国元勋,下到商人儒生和市井百姓,无人幸免。借用一句经济学用语,这种邪恶模式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社团创始人陈独秀曾说:“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这一切,甚至连斯大林本人最后也难免死后的权力清算。权倾天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主席齐奥赛斯库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殊途同归”。齐奥塞斯库的封号与金正日不遑多让,如“人类的星辰”、“ 喀尔巴阡山的天才”、“ 思想的多瑙河”、“工人阶级的英雄”、“最杰出的无以伦比的战略家”、“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抵抗所有敌人的罗马尼亚捍卫者”、“掌握国家所有问题答案的领导人”、“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等。1989年圣诞节,这个“人类的星辰”被正义的罗马尼亚民众处死。历史往往就是一种无耻与罪恶的重复。在照亮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中,突尼斯强人本阿里狼狈逃亡;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用军队镇压民主,最终被民众把他抬上了法庭;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何其不可一世,坚决镇压到底,不惜使用外国雇佣军来镇压利比亚正义民众,结果被民众乱枪打死,尸体被拖着满街跑,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甚至被扔进下水道。

韩寒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经常能说出很多人不敢承认的“常识”,比如他说:“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人是欲望的产物,权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欲望,而且权力是排斥一切其他权力的。对一个权力人物而言,他在没得到权力之时,也非常希望得到民主的权利;但他一旦掌握了权力,便不顾一切地去剥夺他人的权力和权利,乃至为了权力去杀人,进行种族灭绝,这就是独夫。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谓征服与奴役,其实就是对权力的垄断。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愿意主动交出自己的权柄,也从来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金正日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将一个国家就像一只马桶一样遗传给自己的儿子,就像17年前金日成将这只“马桶”遗传给他,历史在这里短路。蒋经国最终走出了父亲的影子,从这一点上,他比蒋介石更加伟大。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蒋经国毅然决定将还人民的权利还给人民,让阳光下的选票替代黑暗中的暴力和阴谋,让人民来选择他们的“仆人”。正如人类的良心哈维尔所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在卡扎菲失魂落魄穷途末路时,在金正日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时,所有的中国人都为一场发生在台湾的电视辩论会而眼红心热。作为蒋经国精神的继承者,马英九先生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他的2012年(民国101年)元旦献词洋溢着真诚与谦卑,“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国家不是家国,国家不应是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社团的私器。“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人类是最贪婪的动物,权力是贪婪的最高境界。金正日的选择是为了忠于自己的儿子,却背叛了朝鲜民众;蒋经国的选择是为了忠于台湾民众,却放弃了自己的儿子。一个向左,一个向右,“民众”与“我”,哪个更重要?
   









Friday, January 13, 2012

王昊轩:谁是真正的英雄?——辛辛那提社和美国的诞生


对于卢修斯•昆图斯•辛辛那图斯( Lucius Quinctius Cincinnatus 519 BC-430 BC)这位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罗马人,绝大多数中国人知之甚少。虽然他在西方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被许多政治家认为是公民道德的典范,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以他名字命名的辛辛那提社囊括了美国大部分的开国元勋和迄今为止44位美国总统中的19位。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是他的崇拜者,他不但因为和辛辛那图斯的诸多相似之处被人称作是“西方的辛辛那图斯”,更是被选为了辛辛那提社的第一任社长,这个职位他一直保持到去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选为了第二任社长。

辛辛那图斯出身罗马贵族,曾担任执政官。后来因为他的儿子被诬告杀人,为了救儿子的命,辛辛那图斯不得不变卖了大部分家产缴纳巨额罚款,以使儿子免于死刑的重判而被流放出国。此后,对政治心灰意冷的辛辛那图斯隐退到了罗马的郊区,在那里过着淡泊名利的田园生活。

公元前458年,罗马共和国在外战中遭到重挫。一位执政官所带领的军队被敌人重重包围。在万分危急的形势之下,元老院推选辛辛那图斯作为罗马的独裁官,全权处理眼前的危机。独裁官(拉丁文 dictare,英文dictator)是罗马共和国为了应对国家的严重危机而设立的官职,任期一般为六个月,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大到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决罗马除保民官外的任何人,并且在卸任后对任内所做的事拥有司法豁免权,任何人无权进行追究。后世英语里的独裁者(dictator),就来源于这个词。

当元老院派遣特使来到辛辛那图斯在城外的农舍时,他正在自己的农田里挥汗如雨地耕地。使者告知来意后,辛辛那图斯毅然接受了国家赋予自己的使命,拿起剑来保卫共和国。他征召了一支军队,利用巧妙的战术击溃了敌人,化解了国家面临的危机,也完成了共和国赋予自己的使命。凯旋而归后辛辛那图斯起诉了诬告自己儿子的前保民官沃尔修斯,令他受到和自己儿子一样的惩罚,被流放出罗马。在给儿子讨回了公道之后,辛辛那图斯立刻宣布辞去独裁官的职位,交出手中所有的权力——此时距离他上任还仅仅只有十六天。他也没有选择留在罗马,而是返回了他在台伯河西岸的农舍,重新过起了淡泊名利的田园生活。

当罗马需要辛辛那图斯履行保卫共和国的公民义务时,他放下了手中的一切全力履行他的职责。任务完成后,辛辛那图斯又主动放弃了被授予的绝对权力,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重新回归了淡泊名利的田园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所谓的“英雄豪杰”,“一代天骄”为了争夺权力谋取私利而不惜一切代价,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什么坏事都干。也有许多以人民解放者自居抵抗暴政的人,在获得权力后迅速腐化,变得比他曾经发誓要推翻的暴君还要不如。像辛辛那图斯这样功成身退,不恋权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为了说明辛辛那图斯的深远影响,我想给读者讲两个关于美洲革命的故事。1620年,102个英国清教徒为了躲避母国的宗教迫害,冒着生命危险乘坐一条叫“五月花”号的小船驶向了北美这片欧洲人眼里的“新大陆”。经过66天的航行后,这群英国清教徒成功地在北美登陆。航行过程中有一名男孩死去,但是又诞生了一名婴儿,所以仍维持102名抵达目的地。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靠岸于鳕鱼角时,船上102名移民中的41名成年男子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作为他们的政治声明。“ ……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五月花号公约》成为日后美国无数份自治公约中的首例,它的签约方式及内容表达了一种全新的观念“人民可以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组建政府的方式,而不再由任何强权来主宰自己。”这份公约第一次从民众的角度阐述了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是民众以契约的形式合意组建的,国家的公权力来自民众所让渡的部分权利的组合。法律实施的真正力量源于民众对于法律公正性的认同,出于对法律的敬畏而自愿服从,而不是慑于国家暴力。法律是为了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制定的。这一份写在一张简陋的纸上的契约从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的合理性,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1620年和1621年的冬天,新大陆的移民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处在饥寒交迫之中。1621年冬天过后,102人中活下来的只有50多人。但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学会了狩猎、捕鱼、种植玉米和南瓜来谋生,终于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了下来。此后,许多欧洲人为了躲避故乡的暴政移民到了北美,也有不少人只是想到新大陆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北美的人口迅速增长,1688年,英属北美殖民地还只有二十万人口,但到了1750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150万。殖民者中除了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外,还有居住在马里兰的天主教徒,一群荷兰人在哈德逊河的入海口建立了一座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这座城市后来被英国攻占并改名为“新约克”,即我们所熟知的纽约(New York)。在南部后来被称为佛罗里达的地方,居住着许多来自西班牙的移民。在中部则有刚刚抵达北美的德国和爱尔兰移民。

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居住着一群有着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居民,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民主代议制这种政治制度。北美的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议会,每一个殖民地州都有州议会。和英国议会不同的是,这些议会的成员是经过选举而非世袭产生的,来自远比英国议会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北美13个殖民地州都通过议会制定法律来管理自己的人民。虽然英国政府也向这些殖民地派遣总督进行统治,但这些总督却很难在殖民地议会反对的情况下行使自己的权力,因为就连他们的薪水都是殖民地议会而非英国政府发放的。所以总的来说,北美13个殖民地州的外交政策虽然由母国英国政府所决定,他们的内政是完全自治的。

但是一场战争改变了这一切。1756年到1763年,英国和法国及其盟友西班牙之间爆发了“七年战争”,战火不但在欧洲熊熊燃烧,还波及了两国的海外殖民地。为了争夺全球霸权,英法在每个他们有殖民地的大洲都打得不可开交。一个叫乔治•华盛顿的弗吉尼亚人也参与到了这场战争中,他选择站在日后的对手英王乔治三世这边。在残酷的战争中华盛顿做过一名英国将军的随军参谋,还领导过弗吉尼亚州的民兵协助英军战斗。在七年战争中,华盛顿表现出了一名军事指挥官所应具有的才能。他立功不少,从英国战友身上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最终,英国这个君主立宪的半吊子共和国战胜了两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并且正式成为了拥有全球霸权的“日不落帝国”。战利品是十分丰厚的,英国从法国手中获得了新法兰西(即加拿大),从西班牙手中获得了佛罗里达。而时年31岁的华盛顿看到加入英军无望也退役了,他回到家乡弗吉尼亚结婚,开始管理自家的农场和种植园,有时还亲自下地和奴隶们一起干活。

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大英帝国的国库也被这场战争榨干了,无力供养庞大的军队来保卫北美殖民地的安全了。英国议会为了补充国库,想从北美殖民地征税,在他们眼里这完全是天经地义的。1764年,英国议会颁布了《糖税法》,规定每从北美殖民地进口一加仑的糖浆都要抽三美分的税,为了防止北美人偷税漏税,英国政府还出动了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英国皇家海军来全力打击走私。但是令英国人无法理解的是,北美人民对此无比气愤,他们认为,英国议会没有权力向他所不代表的人民征税。这种想法后来被归纳成一句只有四个单词却无比激动人心的话“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考虑到北美殖民地的安全确实需要英军的保卫,天才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于该年代表宾夕法尼亚州前往伦敦,建议英国议会建立北美银行,向殖民者提供贷款,用利息来支付英国军队的军费。但是傲慢的英国人对此置若罔闻。

一年后英国议会又颁布了《印花税法》,规定所有北美的合法文件、报纸、甚至连纸牌都必须征税。此举激怒了北美人民,马萨诸塞州议会第一个提出抗议,华盛顿所在的弗吉尼亚州也立刻跟进。他们的理由还是英国议会中没有北美人选出来的代表,所以“无代表不纳税”。最终九个殖民地州的代表在纽约举行的反印花税大会上商定,派使者向英国国王和议会递交请愿书,请求废除《糖税法》和《印花税法》。

于是富兰克林再次出现在了英国下议院,这次他不是来提意见的,而是来进行抗议的。富兰克林警告英国议会,任何对北美人民强制征税的企图都只会导致叛乱。八天后,英国议会撤销了法令。当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到北美时,殖民地人民欢声雷动,他们燃放鞭炮庆祝抗税斗争取得了胜利,觉得英国政府并不是不可理喻的。但是这些人高兴的太早了,11天后,出尔反尔的英国议会又通过了一个公告声称其有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英国政府认为向殖民地征税是天经地义的,北美殖民地的居民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家伙,要知道英国王室为了保护他们花费了无数的金钱。

在这个形同耍流氓的公告面前,北美人民被彻底激怒了,每个州都成立了名为“自由之子”的秘密抗税组织,到处都是抗议强制征税的暴动者,英国政府的反应则是派两个步兵军团到北美去镇压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双方实力悬殊,当时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无论海军和陆军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而北美人有的只是民兵,这些民兵甚至连印第安人都打不过,还要求助于英国正规军才能镇压“七年战争”后的一场印第安人暴乱。

虽然实力悬殊,但北美人却并不打算屈服。1769年5月,华盛顿所在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提案,宣称只有由弗吉尼亚人选举产生的议会才有权向弗吉尼亚人征税。当愤怒的英国总督遣散议会后,这群议员又跑到了一家小酒馆里继续开会。在那里他们决定再也不从英国进口任何货物。其他的殖民地州也纷纷跟进。腓特烈•诺斯勋爵(Frederick North)当上英国新首相后,为了安抚殖民地人民的情绪,撤销大多数关税令,但象征性地保留了茶税——他坚持这是个原则问题。但北美人还是坚持认为“无代表不纳税”,拒绝接受强加给他们的茶税。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倾茶事件爆发,马萨诸塞州议会组织150名“自由之子”冲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运送茶叶的船上,将茶叶全部倒入大海。这种野蛮侵犯私人财产权的行为受到了北美人的普遍谴责,他们认为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富兰克林明确表示被倾倒的茶叶应该被赔偿,四个北美商人找到英国首相诺斯表示愿意用自己的私人财产赔偿东印度公司的损失,但是英国议会丝毫没有和解的意思。他们不但拒绝接受赔偿,还取消了马萨诸塞州的自治权作为报复,并且派出了海军封闭了波士顿的港口。到这个时候,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1774年9月5日,除了佐治亚州之外[ 因为该州需要英军帮忙对付印第安人],北美的13个殖民地州都派代表参加了在费城举办的大陆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即将发生的战争,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就是乔治•华盛顿。

1775年,英国军队占领了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施行军事管制,而马萨诸塞州议会在城外组建了革命政府。战争爆发了!该年4月,在马萨诸塞州的莱克星顿,北美人民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一个月后,时年43岁的华盛顿作为弗吉尼亚州的代表穿着军服出席了第二届大陆会议,他是唯一一个这么做的代表,此举明确表明了他希望用剑来保卫北美人民的自由的愿望。在大会上他被众望所归地选为北美大陆军的总司令,领导殖民地人民对抗英军。华盛顿宣称除了必要的开支外,不用付给他任何额外报酬,因为他和辛辛那图斯一样把为共和国效力看作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接下来的八年里,华盛顿要率领一支由农夫、伐木工、水手、杂货店老板、律师所组成的缺乏训练的杂牌军对抗日不落帝国的五万职业军队和他们从德国雇佣的三万名有经验的德国雇佣兵[ 北美人称之黑森军,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德国黑森,卡塞尔州]。由于大陆议会无权向各殖民地州征税供养军队,只能向各个殖民地议会发出捐款的请求。但是募捐所得寥寥无几,华盛顿领导的这支军队不但几乎拿不到军饷,还经常饿着肚子,不少士兵甚至都没有鞋穿,没有毯子盖。

这样一支军队当然不可能是英军的对手,一开始华盛顿在波士顿利用英军的疏忽取得了一场小胜,但在1776年8月的纽约长岛会战中,华盛顿所统率的一万五千名大陆军被数量装备全面占优的三万英军打得一败涂地,1000人丧生,2000人被俘,还有许多人做了逃兵。如果不是浓雾阻止了英军继续乘胜追击的话,华盛顿甚至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丢掉纽约后,华盛顿意识到他手下的这支军队目前还无法和英军相抗衡,一定要避免决定性的战败和投降。此后华盛顿一直避免和英军的主力直接冲突,他采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古罗马将军费边用来对付迦太基军事天才汉尼拔的“费边战术”,避免和英军做大部队的决战,而是不停地骚扰他们的补给线,同时利用局部的优势吃掉敌人的小股部队,一点点积累优势。最终华盛顿运用“费边战术”使英国人如同当年进攻罗马的汉尼拔一样,“攻到了门外”但却“不得其门而入”。很快英国人就意识到继续作战只是浪费资源,他们只能追击美军进行混战,却无法彻底捕捉到华盛顿的主力并将其摧毁,更无法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华盛顿打完就跑的费边战术令他们不胜其烦。随着战局进入僵持阶段,英国议会里反对战争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是英王乔治三世坚持要镇压已于1776年7月4日发布《独立宣言》的北美人民,他说:“没有哪个国王愿意放弃这么一大块土地,我宁愿不要头上的王冠,也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

但是华盛顿这边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1776年11月,因为伤亡,疾病和逃兵,他手下能投入作战的兵力只剩下了6000人,而他们的服役协议年底就要到期了,北美人民的抗争看起来注定是要失败了。但是华盛顿却靠着自己的毅力和才智奇迹般地扭转了局面。该年年末,他带领着2400名士兵和仅有的18条枪,连夜渡过飘着浮冰的特拉华河,奇袭了英军的堡垒,捕获还在梦乡中的“黑森军”1000人。一周后华盛顿又故技重施,他巧妙地避开了康华利斯勋爵所统帅的英军主力,趁着夜色突袭了他们缺乏防范的堡垒,一举击溃三个英国军团,重新夺回了新泽西。

这两场战役挽救了北美大陆军的命运,又有不少志愿者加入了这支军队,而且靠着富兰克林不懈的外交努力,英国的宿敌法国开始向北美人提供军费和武器弹药。来年10月17日,华盛顿的部下又打赢了萨拉托加战役,8000名英军突围失败后,仅剩的5700人投降,这是大陆军第一次取得的大胜。

萨拉托加大捷让除法国以外的曾败给英国的欧洲国家开始认识到帮助北美人民谋求独立是有利可图的,他们纷纷慷慨解囊向华盛顿提供金钱和物资,只为了能看到英国人在战场上的狼狈相。1778年,法国第一个承认了北美的独立,并且和北美13个殖民地州结为军事同盟正式派军队到北美参战,随后西班牙也加入到了这个军事同盟中,和法国一起派舰队骚扰英国人长达五千公里的补给线,甚至试图趁着英国国内空虚直接攻打伦敦。1780年,荷兰也对英国宣战。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日不落帝国渐渐感到了力不从心,因为在欧洲的敌人太多,为了防止后院起火也不敢再往北美派太多的兵力了。

此外,后勤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北美人拒绝和他们做生意,英军所需的补给物资不得不从5000公里之外的本土运过来,这毫无疑问大大增加了战争的成本,也使英军不敢行进得离海岸边的补给站太远。在北美战场英军也开始显露出了颓势,康华利斯勋爵因为盲目追击掉进了华盛顿给他布下的陷阱里。1781年9月28日,华盛顿部率领大陆军和罗尚博元帅率领的法军会合。法美联军共1.7万人完成了对驻守在约克镇9000名英军的合围,而法国海军也在9月5日击溃了试图增援约克镇的英国海军,使他们只能躲在纽约港里做缩头乌龟。看到从海上逃跑的希望也破灭了,英军统帅康华利斯勋爵向位于纽约的英军司令部发来急件:“这里没有任何防御!如果你们不来救我,那就等着听最坏的消息吧!”

此后的一个月,美法联军忙着架设大炮为攻城做准备。10月初,一切准备就绪,华盛顿亲自点燃了向约克镇英军发出的第一炮。联军的将领在商议后决定主攻九号和十号要塞。法军因为看不起北美大陆军的战斗力,认为他们不过是一群泥腿子而已,没有自己的帮助根本打不过英国人,便要求独自承担进攻的任务。华盛顿的副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闻言勃然大怒,他拔剑而起,主动请战,率领三个营的纽约子弟迎着英军的炮火奋勇向前,一鼓作气拿下了十号要塞。那些受到刺激的法军随后也攻下了九号要塞,10月19日,英军统帅,华盛顿的老对手康华利斯勋爵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率领剩余的8000名守军投降,此时大局已定,不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要不要头上的王冠,北美的独立都只是时间问题了。

又过了2年,傲慢的乔治三世终于认识到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再打下去只不过是浪费英国人民的生命和金钱而已,他只得被迫承认北美的独立,并且履行诺言向议会提出辞职(后被挽留)。靠着华盛顿和他麾下大陆军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天才富兰克林在外交上的成功斡旋。北美人民在付出了两万五千条生命的代价后终于击败了世界第一强国日不落帝国的军队,赢得了自己“无代表,不纳税。”的自由。

1783年,当美国革命即将胜利前,一些北美大陆军和法军的军官们希望能把他们在战火中形成的友谊长期保存下来,也希望他们的后人能记住父辈们当年是如何为一个共和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浴血奋战的。于是在华盛顿的两位副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和亨利•诺克斯(后来美国的第一任战争部长)的建议下,那些曾为北美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战过的军官们组成了“辛辛那提社”。这个社团的名字来源于美国国父们所敬仰的主动放弃权力,解甲归田的罗马公民英雄辛辛那图斯。辛辛那提社的成员们认为,作为军人,他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不是生涯未尝一败的亚历山大大帝,不是“我来,我见,我胜。”的罗马独裁者凯撒,也不是建立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成吉思汗,而是“功成身退,不恋权位”的公民英雄辛辛那图斯。社团的座右铭是赞美辛辛那图斯的一句话“他放下了一切去为共和国服务。”(拉丁文:Omnia reliquit servare rempublicam 英文:He relinquished everything to serve the Republic)社团成立的目的有三个:捍卫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自由和公民权利、 促进国家的团结、 帮助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遗孀和子女。

1783年5月13日,辛辛那提社正式成立。初始成员为为北美的独立和自由战斗过三年以上的高级军官们,成员资格可以世袭,在独立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子女也能获得成员资格。除此之外,成员资格偶尔也会被授予那些对共和国有突出贡献的非战斗人员,比如没有发过一枪一弹,但在北美独立上功劳仅次于华盛顿的外交家富兰克林。华盛顿被会员一致选为辛辛那提社的第一任社长。

作为辛辛那提社的社长,华盛顿认为北美应该由平民选举产生的官员管理,而不应该由军人政府所统治。因此华盛顿严词拒绝了一些人请他称帝或者建立军人政府的建议。华盛顿说:“唯有人民拥有对国家的主权,没有人可以在美国凭借军事力量、或是因为他出生贵族而窃取政权。”他还用下面这段话表示了他像辛辛那图斯那样解甲归田的愿望:“因为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最后手段,所以一旦自由得到确立, 首先应该放下的就是剑。”(As the sword was the last resort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liberties, so it ought to be the first to be laid aside when those liberties are firmly established.)

1783年9月,英国正式承认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地位,并且不再称其为殖民地,改称合众国(United States)。两个月后,最后一批英军离开了美国,战争终于结束了。辛辛那提社的社长,当了八年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丝毫没有保留自己手中权力和军队的意思。他于该年12月解散了军队,然后向国会提交了自己的消费记录并详细陈述了八年半的工作记录和经验教训。华盛顿说,作为一个将军,他希望像辛辛那图斯那样在完成为共和国效力的任务后过宁静恬淡的田园生活,于是就回到家乡继续做他的农场主了。在家门口欢迎华盛顿的是他的妻子玛莎,以及4个已经能够走路的孙子女。战争也夺走了他的继子约翰(John Parke Custis)的性命,他于1781年约克镇围城战期间在军营里发烧过世,年仅26岁。

华盛顿主动放弃权力和军队的举动震惊了当时处在黑暗专制下的欧洲,就连他曾经的死对头英王乔治三世得知此事后也说:“华盛顿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一开始北美人民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打算,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因为长达八年的战争,北美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许多曾为共和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军人在回到家乡后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靠借债度日。而各州之间为了边界问题又开始争吵不休。北美人渐渐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保护他们来之不易的自由,而最适合领导这个政府的人,就是已经放下权力归隐田园的华盛顿。

1787年5月,过了三年多田园生活的华盛顿再一次接受了共和国所赋予他的使命,饱受风湿病困扰的他从退休状态中走了出来,在费城主持召开了旨在为美国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宪法的会议。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美国是第一个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把“主权在民”作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在费城制宪大会上,主持人华盛顿对与会者这样说道:“如果我们的政治信条不做一些改变的话,那我们以鲜血和财富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必将崩溃。我们将会处于无政府的边缘。”

但是为合众国制定宪法这个任务丝毫不比在战争中击败英国人更轻松。用《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费城制宪会议上美国国父们所要考虑的问题十分艰巨:个人的权利与激情和独立国家对有效的中央政府的需要该如何加以平衡。

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美国国父们在宪法中设计了这样的政治制度:采用《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的作者,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倡导的三权分立制度。总统拥有行政权,议会拥有立法权,拥有司法权的法官独立于总统和议会之外。设两个议会,下议院称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由公众选举产生,各州的代表人数由人口多寡决定。上议院承袭罗马元老院(senate)的名字,但议员由选举产生,而非像罗马元老院那样家族世袭。为了防止人口多的州侵犯人口少的州的利益,在上议院每个州无论人口多寡都只有两个名额。和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元老院、保民官一样,美国的总统,议会,和法院互相制衡,任何人都不能掌握不受制衡的权力。总统对议会的政令拥有否决权,但三分之二多的议员投票也可以否决总统的提案。不管是总统还是议会,都在法律之下。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将其本身的地位表述为“国家的最高法律”。各州的议会依然拥有立法权,但当国会或者州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与宪法有所冲突的话,这些法律将被宣布无效。

通过新宪法组成联邦需要13个州中9个的同意,但是一些北美人还是警惕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可能会侵犯个人自由,他们希望维持之前的13个州各自为政的状态。另一些人,他们因为主张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而被称为联邦党人。在1787年和1788年之间,三位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后来的美国第一任首席大法官)和美国宪法的主要执笔者詹姆斯•麦迪逊(后来的美国第四任总统)联合撰写了由85篇文章组成的《联邦党人文集》详细解释这部宪法。三人署名“人民之友普布利乌斯”(Publius•Valerius•Publicola是罗马共和国的国父之一,Publicola是他的尊称,意为“人民之友”,在他的领导下,罗马共和国渡过了婴儿期),希望说服美国人民接受新的宪法组成联邦。

直到“联邦党人”做出让步,同意美国宪法中必须加入条款保障个人自由不受政府侵犯,即所谓《人权法案》,美国宪法中第一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新宪法才逐渐被各州所接受。

这十条保障个人自由不受政府侵犯的宪法修正案如下:

第一条:国会不得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第二条: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第三条:未经房主同意,士兵不得驻扎在任何住宅。
第四条: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第五条: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第六条: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有权得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同原告证人对质,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第七条:在普通法的诉讼中,其争执价额超过二十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受到保护。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合众国的任何法院除非按照习惯法规则,不得重新审查。
第八条: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
第九条: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各自保留,或由人民保留。

1788年6月,新罕布什尔州成了第九个同意新宪法的州,联邦政府的建立在法律上的障碍终于扫清了。1788年7月4日,美国正式建立,12年前的这天,当时的13个北美殖民地州发布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独立宣言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相信,以下的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的宪法承袭了《五月花号公约》和《独立宣言》中人民有权由自己的意志来组建政府的自治精神,被誉为是“由一群天才设计,能保证国家即使在蠢材手里也能正常运行不致崩溃的宪法”不过这部宪法并不完美,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那样:“我同意这部宪法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宪法。”

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总统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各州的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华盛顿因为他那崇高的威望被所有69名选举团成员无异议选为总统。1789年4月23日,他在位于纽约华尔街的联邦大厅内正式宣誓就职。

议会投票决定总统华盛顿的年薪应为两万五千美元(这在1789年是个很大的数目,大约折合四十公斤的黄金)。但华盛顿婉拒了他的总统薪水,这也是他被视为古罗马公民英雄辛辛那图斯形象的一部分——将承担政务看作公民应尽的义务而非可以用来牟利的职业。在总统就职仪式中,华盛顿非常谨慎地确保仪式的规模俭朴得符合共和国的标准,而不会超过当时欧洲各国的王室。顺便说一句,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对他当选了总统相当失望,她只希望和华盛顿过宁静的田园生活。不过最后她还是决定支持丈夫的事业,承担起了第一夫人的职责。

在总统任期内,华盛顿确立了美国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政治原则。华盛顿曾说:“美国决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教条之上。”他采纳了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建议,通过发行国债而不是征税来募集战后重建所需的资金。华盛顿将尚处在战后重建期的美国管理的井井有条,证明了在和平时期他依然是一位伟大的领导者。在他的任内,又有五个州加入到了联邦中。

虽然华盛顿很伟大,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华盛顿唯一的污点大概就是默认了奴隶制在美国的存在。作为一个奴隶主,华盛顿不但没有废除残酷的奴隶制(华盛顿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十个奴隶,到结婚时,他拥有36个奴隶。华盛顿在给朋友的信中一直说自己打算释放所有的奴隶,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等到他去世时,留下了123个奴隶。华盛顿原本的打算是在妻子去世后释放所有的奴隶,将其写进了遗嘱里,并为释放奴隶做了充分的准备,以使这些奴隶脱离自己后依然能生存。但他走在了妻子的前面,华盛顿的妻子在他去世一年后释放了所有的奴隶),而且还于1793年签署了《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Act of 1793),规定奴隶主有权把逃亡的奴隶给抓回来,即使他们逃到了禁止奴隶制的州。而且奴隶的子女也依然摆脱不了奴隶的身份,依然像牲畜一样是别人的财产。华盛顿选择保留奴隶制为70多年后的美国内战埋下了祸根。

本来华盛顿在第一个任期结束后就想离职回归田园生活,但是他又被选举团无异议选为了总统。美国人民的盛情难却,华盛顿又履行了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但是他坚决拒绝了第三次被选为总统,并且再一次归隐田园回到了他的维农山庄。华盛顿拒绝第三个总统任期后,副总统约翰•亚当斯被选为第二任美国总统。在他的就职典礼上,据说华盛顿还对亚当斯耳语道:“现在我离职了,换你做总统了。让我们等着瞧谁比较喜欢这工作吧!”。华盛顿拒绝离开总统办公室,直到副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到达,树立了只有正副总统都到齐时才能让出总统职位的惯例。接着,华盛顿走出办公室,在支持者的欢呼和簇拥下恢复了一个平民的身分。

像他所敬仰的辛辛那图斯一样主动放弃权力归隐田园后,华盛顿保留了辛辛那提社社长的职务,直到1799年因病去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选为了第二任社长。辛辛那提社的第一任社长,和辛辛那图斯一样选择“功成身退,不恋权位”的华盛顿也因此获得了“西方的辛辛那图斯”(The Cincinnatus of the West)的尊称。主动放弃权力的华盛顿建立了美国总统不超过两届任期的不成文惯例。这个惯例一直到1940年才被领导美国渡过大萧条并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所打破。

1947年美国通过了宪法第22号修正案,把“总统不得连任两次”正式从惯例变成了法律条文,几年后杜鲁门总统在拒绝一些人请他修改宪法第三次竞选美国总统时便说道:“权力蕴含着巨大的诱惑……我希望我们这个国家继续是一个共和国,而辛辛那图斯和华盛顿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如果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不自愿放弃权力的话,那共和国就会走向独裁和毁灭。当罗马共和国忘记辛辛那图斯时,它就开始衰落。如果我们忘记华盛顿、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森这些主动放弃权力的榜样时,毫无疑问我们也会走上罗马共和国曾走过的那条独裁和毁灭的道路。”

辛辛那提社的成员名单可谓是星光灿烂,创始会员中除了乔治•华盛顿当过总统外,还有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没有参加过一次战斗,但在外交上为美国独立出力甚多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开始反对辛辛那提社,因为他发现该社中的许多成员都在联邦政府中身居高位,有建立军人政府的嫌疑。但在宪法确立后他还是接受了辛辛那提社的荣誉会员资格。后来的美国总统中也有许多都是辛辛那提社的成员,因为父亲本杰明•皮尔斯是独立战争中的英雄,美国第十三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是唯一通过世袭获得会员资格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哈里•杜鲁门、罗纳德•里根等10位美国总统在任内被授予辛辛那提社的荣誉会员资格。安德鲁•杰克森和扎卡里•泰勒在成为总统前就已经是会员。尤利西斯•格兰特和老布什等四位总统在退休后被授予荣誉会员资格。迄今为止共计44位美国总统里,总计有19位是辛辛那提社的会员。

美国俄亥俄州的城市辛辛那提于1788年建立,原名叫Losantiville。1790年,一位辛辛那提社的成员,当时管理美国西北领土的州长亚瑟•圣克拉尔为了向辛辛那提社致敬,也为了吸引在独立战争胜利后放下刀剑解甲归田的老兵们移民到这里,将其更名为辛辛那提。在辛辛那提市里还矗立着一座辛辛那图斯一手拿着象征最高权力的法西斯束棒、一手拿着象征归隐田园的耕犁的雕像,用以纪念这位因为“功成身退,不恋权位。”而留名后世万古不朽的伟大政治家。

说完关于北美革命的故事,我再来说说南美革命。

1805年夏天,美国革命胜利20多年后,一位年轻的委内瑞拉贵族和他的老师一起徒步漫游意大利时登上了罗马的圣山。他久久凝视着古罗马遗址,回想起2200多年前,广大受压迫的罗马平民在这里第一次联合起来,从贵族手里夺取了政治平等的权利。此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紧紧握住老师的手,发誓一定要把自己的祖国从西班牙统治者的手里解放出来,这个人就是西蒙•玻利瓦尔,从此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拉丁美洲的解放事业,并且实现了自己的梦想。20年后的1825年10月,他在南美的波托西山上插上了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和阿根廷的国旗

整个南美大陆都叫他解放者。作为哥伦比亚的总统和秘鲁人公认的领袖,玻利瓦尔来到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国家——玻利维亚视察,此时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西班牙帝国已经丧失了对南美的控制,一个个独立的共和国纷纷建立。如果玻利瓦尔像三十多年前的华盛顿那样放下刀剑为南美诸国建立民主宪政的话,那他毫无疑问将以一个伟大解放者的身份而流芳百世。

可是不久以后,玻利瓦尔就为整个南美制定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玻利瓦尔宪法,这部宪法让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位“解放者”的真实面目,在这部令人啼笑皆非的宪法中,玻利瓦尔要求在南美建立一个终身任职并有权指定继任者的总统制,至于选举,玻利瓦尔认为:“只会产生无政府主义。”

此后的五年,玻利瓦尔成了冷酷无情,独断专行的军事独裁者。只有秘鲁采纳了他的宪法。哥伦比亚人对玻利瓦尔倡导的总统终身制嗤之以鼻,认为这只不过是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帝制而已,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民主政府,结果却遭到了这位“解放者”的血腥镇压。“没有武力就没有效力”玻利瓦尔宣布“给我无情的法律吧。”

不久秘鲁人也抛弃了玻利瓦尔宪法,紧接着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都加入了反玻利瓦尔同盟,一些人开始密谋刺杀这位已经蜕变为嗜血独裁者的“解放者”。玻利瓦尔的对策是紧紧握住手中的权力和军队不放手,因此他也越来越不受南美人的欢迎。五年后,这位南美的解放者在众叛亲离中死于肺结核。

玻利瓦尔死后,军阀政治的阴影投射到了南美大陆上。玻利瓦尔所确信的总统终身任职的观念导致了一群邪恶独裁者的出现。赶走了来自西班牙的暴君的南美迎来了一个个新的暴君。革命者承诺的土地改革成为泡影,奴隶制也没废除。南美的劳动者作为事实上的奴隶,被债务绝望地系在土地上。 “选举只会带来混乱”,就凭玻利瓦尔这句话,他为南美解放做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同样身为革命者和解放者,玻利瓦尔和华盛顿的档次就大幅拉开,北美和南美的差距也就此注定。南美盛产军事独裁者,玻利瓦尔开此先河。

同样身为解放者,紧握权力不放的玻利瓦尔和“功成身退,不恋权位”的华盛顿,到底谁是英雄?当下的中国到底是需要像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还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我想读者看到这里也就有答案了。

Tuesday, January 10, 2012

杜君立:台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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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30年前,“解放台湾”已成往事,有一部台湾电影风靡中国,这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这部“彩色电影”可谓是台湾历程的真实写照。与30公里宽的琼州海峡相比,台湾海峡要宽得多,130公里的浩淼汪洋足以使台湾这叶孤舟成为帝国眼中的化外之地,特别是在技术水平极为原始的中国古代。中国在秦始皇时代就进入海南岛,但直到朱元璋时代还没有进入台湾。甚至说,郑和六次下西洋,到达了遥远的非洲,竟然也未曾发现台湾。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台湾海峡只有南北洋流,而无东西洋流,只有南北季风,而无东西季风。帆船时代很难横断航行。即令船舶损坏,失去控制,也只会北漂到琉球,南漂到越南,不容易漂到台湾。”当亚洲大陆的中国人已经进入火器时代时,困于小岛的台湾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的石器时代。

台湾进入世界主流是从欧洲人的全球征服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大明帝国为了清剿倭寇,曾一度进入澎湖和台湾北部沿海。当时的台湾被中国称为流求(再早之前叫夷洲),大约有10万左右的原始土著生活在岛上的从林中。他们被中国人称为“生番”或“猎头族”,骁勇好斗,以猎鹿为生,属于太平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人种。

哥伦布之后的17世纪,荷兰人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后尘,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陆续征服了太平洋地区。所谓的征服,不过是在沿海设立城堡式的商业据点。17世纪初,荷兰人打败葡萄牙人后在台湾南部建立据点,称福摩萨(葡萄牙语意为美丽之岛)。时值中国大明帝国末期,人们这才将“生番”的台湾与“熟番”琉球国(今冲绳)区分开。“台湾”这一名称的出现不过300多年历史。在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的明帝国朝廷公文中,首次出现“台湾”。可以说,荷兰人是台湾最早的开发者,所以《清史•郑成功》说“台湾,福建海中岛,荷兰红毛人居之”。在荷兰人开发台湾38年后,与倭寇和南明政权有着复杂历史渊源的郑氏海盗集团在琉球海域崛起,他们与荷兰“红夷”展开对台湾的争夺。在中国被女真鞑靼征服之时,台湾亦落入郑氏集团之手,荷兰人退回吕宋(菲律宾)。



中日混血儿郑成功将台湾定为东都,“制法律、定职官、兴学校”,又“招漳、泉、惠、潮四府民,辟草莱、兴屯聚,令诸将移家实之”,许多不愿意易发易服被女真统治的中国人渡海入台。1664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将台湾改名为东宁。满清之所以对台用兵,主要是从文化和信仰的冲突考量,女真人要消除一切中国传统文化对女真野蛮政权的威胁;在整个大陆沦陷之后,台湾成为维系华夏文明的最后圣地。如果说吴三桂的倒戈背叛帮助了鞑靼征服的话,那么郑氏集团部领施琅的背叛则直接导致大清帝国对台湾的征服。施琅征服台湾后,清廷的一些官员以大学士李光地为首,甚至建议将台湾送还给荷兰商人,以防止汉人据岛反清。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事实上,300年前的台湾除过10多万山地土著部落外,来自闽粤的华人移民也不过10多万人。在维稳政策下,台湾设府,由福建省节制;台湾由郑氏封地变成了施氏家族的私人封地;清廷严禁大陆向台移民。康雍乾时代,帝国人口几乎翻了两番,迫于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的压力,移民偷渡屡禁不止。100年后,台湾新增移民已经接近100万,来自福建的漳州人和泉州人成为移民主体。和任何喜欢内斗的中国人一样,他们之间也经常爆发大规模家族械斗。这种械斗最终引发了漳州人林爽文的起义,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台湾地方政府几近颠覆。为了平复这场席卷台湾全岛的族群仇杀,清廷几乎动用了帝国一多半军队跨海镇压。

在“家天下”的帝国语境中,只有皇权和百姓构成的“天下”,而无人权的世界,因此也不存在国家、主权和领土等概念。在风云际会的19世纪,大清帝国对领土的轻率也正在于此,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似乎也缺乏对“中国”的认同,雍正就常以“异国之君”来自比。

在很长时期内,台湾始终被天朝认为是“生番化外,未便穷治”的鸡肋之地。这种轻视懈怠自然引发了日本的长期觊觎。
                                                
19世纪末期,经过“明治维新”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帝国取得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胜利,琉球和台湾相继都成为日本帝国的新拓疆土,随之开始了日本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其间,台湾人甚至加入“皇军”,参加了“大东亚圣战”,如著名的“高砂义勇军”。很多年之后,高金素梅多次赴日,要求去除靖国神社里的台湾人祖灵,而李登辉的长兄李登钦同样也被供奉在靖国神社。

1945年,日本帝国在战争中崩溃。中国重新收回了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化台湾。与兵火涂炭了半个世纪的大陆相比,50年和平环境下的高速发展使台湾的现代文明程度足以令人咋舌。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说:“日本人治台跟治朝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不贪不污的法院。”日本将台湾作为帝国南扩的桥头堡,以台湾的农业生产来支持本土的工业化,因此对台湾努力建设,尤其是社会秩序、卫生教育和农业治理等方面,日本完全将台湾当做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在日本的惨淡经营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方面来说,台湾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本土。在整个台湾,儿童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因此文盲率极低。无论城乡,几乎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灯。这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景象在1940年代的农业中国几乎像天方夜谭一般不可思议。据说,一些大陆来的接收大兵竟然偷偷摘下台湾人的灯泡和水龙头,然后拿回去粘在墙上,但灯泡却不亮,水龙头也不出水,令这些“乡巴佬”好不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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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二二八事件”起因于一起“城管打人”引发的“群体事件”。民国36年(1947年)2月27日 ,台北市一个带着儿女艰难度日的寡妇林江迈的小烟摊,被9名政府执法队员“执法”,林寡妇被“执法”得头破血流。政府毫无人道的暴政与暴行激起广泛的民愤,最终酿成了席卷台湾全岛的“二二八事件”,数万原住民和“外省人”在“官逼民反”(马英九语)中被杀害。“二二八事件”也被称为“2.28起义”,实质上它是一场民主运动,虽然招致了当局的严厉镇压和白色恐怖,但其始终影响着台湾的政治走向。侯孝贤曾以电影《童年往事》和《悲情城市》冷静地叙述了白色恐怖对台湾民众的心理割裂。如今再回头去看,“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导致事态失控,实际上暴露了台湾与大陆之间巨大的文化疏离与心理鸿沟。在这次事件以后的数十年中,退据台湾的蒋氏政权一边强力实行去日本化,一边大肆推进中国化,推广国语(大陆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和中国历史教育,不惜以恐怖和暴力镇压台湾的独立主义和分离主义。

民国41年(1952年)开始,蒋介石把“保卫中国文化”、“实行民主宪政”、“平均社会财富”作为政府工作重点。1966年8月8日,毛万岁发动清除传统文化毁灭文物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亲自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建博物馆图书馆,使台湾的中国化运动达到高潮。

196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55周年国庆暨辛亥革命纪念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今年元旦中正曾经郑重警告,奸匪正以其'毛择东思想'的突出政治,及其义和团拳匪式的人民战争,横暴恣睢,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大家都知道,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如今日毛贼之红卫兵,必欲毁灭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为其目标的思想行动。”

很多年后再回首,台湾在科学文化艺术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深厚的教育根基使数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

很多人都认为,台湾的崛起靠的是蒋介石从大陆运去的巨量黄金。其实早在蒋介石经营台湾之前,台湾就已经是中国最为富庶文明的地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蒋介石只是延续了这种繁荣和文明而已。据高华的记述,在当时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1964年,國民黨不得不把“反攻大陸”改為“光復大陸”,軍事性的內容消失了。与蒋介石的黄金相比,更具价值的是,强大的美国提供给了台湾一个和平的建设环境,和开放的全球化市场,台湾正是依靠国际经济这个汪洋大海而成长为一条“小龙”。在这一点上,台湾经济与日本经济走过了相似的道路。同样,中国30年来的巨变,归根到底也得益于优势互补的国际贸易。今天,中国GDP 的85%左右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脑等等,而它们无不是来自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全世界,也离不开由西方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所以,与其说中国经济奇迹是中国人自己的,不如说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相反,在毛万岁的30年,穷兵黩武的中国被遗弃在世界之外,沦为亚细亚的孤儿,只能螺丝壳里做道场,穷困潦倒自作自受。今日之朝鲜就是当初之中国。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10年之后终见成效”(高华)。从1951-1988年30多年间,台湾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蒋经国留下一个人均收入7518美元的富庶台湾,更为难得的是从未出现贫富分化。台湾曾是中国最为原始落后的地区,但近代以来第一个50年,台湾先是在日本时期实现崛起,从而后来者居上;接下来的第二个50年,又在蒋氏父子经营下实现腾飞,成为中国人眼里的天堂。现在的台湾正进入第三个50年,享受现代文明的台湾终于行走在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道路上。马英九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3
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拦。游行领袖与3000多名游行者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察用催泪弹电棍等镇压游行。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秋后算账的大规模搜捕,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捕。经过军法审判,台湾当局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党外运动份子全部判刑。美丽岛事件虽然被暴力镇压了,但它也使国民党遭到重创,宛如“被打了一个大洞”的泰坦尼克号,看起来不可一世,实际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暴力恐吓之上的帝国专制早已令台湾民众彻底失望。

蒋介石生前将帝国政权遗传给蒋经国(行政院长)。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被台湾特工跨国追杀,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如果说美丽岛事件敲响了专制极权的丧钟,那么江南事件就是敲进专制这只棺材的第一颗钉子。从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务暗杀手段消除思想犯几乎是蒋家的传家宝。时过境迁,“江南命案”提前结束了负责蒋家子弟政治命运,也宣告了蒋氏专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种“反革命”行为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和权力欲望的国民党大佬,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蒋经国不仅结束了台湾的专制历史,也终结了台湾的强人政治。无论后来的台湾民主在李登辉陈水扁的黑金时代出现了多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人们对台湾的民主有着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如今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力都被关进了法律的牢笼,民众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全和权利。这里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地狱,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型。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但也决离不开蒋经国24年前的远见和决断。

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

戈尔巴乔夫曾经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这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的政治家可以与蒋经国相提并论,而比起1980年代末期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与韩国的流血嬗变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似乎更加成功。

在戈尔巴乔夫70岁生日的时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去贺电:“你改变了苏联,从而改变了世界。”与戈氏相比,蒋经国仅仅只是改变了台湾,他说:“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与大多数历史案例一样,台湾的民主转型同样发生在物质富裕之后。在没有实现普遍的富裕之前,只会发生革命,而不会出现民主。民主从来都是一件富人的奢侈品,它的前提是民众的启蒙。而革命只是民主的临时替代品,它是穷人的玩具和鸦片,革命从来都是以自慰和强奸来达到高潮,所以革命没有未来,而只有当下。没有启蒙的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中国历史不乏一些自命不凡的精英强人,领着一群乌合之众的群氓就揭竿而起——“粪土当年万户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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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词汇中,“悲情”二字系台湾独创。1944年,台湾作家吴浊流用台湾官方文字日文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当时的台湾在日本帝国统治下已经整整半个世纪,相当于两代人。小说写了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悲情”:他在台湾被日本人当做“中国人”欺负,他在中国又被中国人当做“日本人”和“汉奸”羞辱。很多年以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写了一首同名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在“二二八事件”中,有3万多台湾民众遭到刚刚收复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屠杀,其中包括不少妇女和儿童。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蒋介石政权以政治名义杀害4000多人,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达有14万人,将近100万人受到专制当局的政治迫害。大多数遭到迫害的“匪谍”其实都是一些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或者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还有糊里糊涂被构陷的小市民。

1990年3月,台大学生云集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前静坐示威,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提出政经政革时间表等,因在广场竖起“野百合”标志,被称作“野百合运动”。3月16日,禅房静修的僧侣们再也不满于自度成佛,他们毅然走上街头,普渡众生。僧人们在“中正纪念堂”前搭起帐棚,贴上政治标语,发表《佛教救国救宪宣言》,声称“值此国家多事之秋,佛教徒不再是沉默的一群”,“呼吁政府,贯彻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以正法治世,不邪枉人民。”正如韩国民主化运动中的天主教,台湾民主化运动中,佛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慈济功德会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四大事业为支柱,影响遍及全球,其领袖证严法师被视为台湾的曼德拉。

民国81年(1992年),“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民国83年(1994年),两千万台湾人终于在正义的抗争中,从被奴役和蹂躏的老百姓成长为拥有选举权的公民。民国84年(1995年),“二二八事件”平反,政府正式向公民起义中死难者家属道歉。民国86年(1997年),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成立。民国96年(2007年),台湾“二二八国家纪念馆”成立。民国94年(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道歉。2006年,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做了79年自慰式的喉舌之后关门大吉,中正机场更名为桃园机场,遍及全岛的蒋介石塑像被悉数拆除,蒋氏家族亦逐渐淡出台湾政坛。

在后蒋经国时代,康奈尔大学博士李登辉成为一个叶利钦式的新强人,他比蒋经国走得更远,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行“去蒋化”、“去党化”,甚至“去中国化”。李登辉挥刀自宫,在他任期届满之后,百年老店国民党第一次沦落为在野党——没有国民党才有新台湾。陈水扁弄权自污颜面扫地,脱胎换骨的国民党得以咸鱼翻身,重新上台执政,正如蒋经国生前所言:“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

无论是从人口、面积、地形甚至是轮廓来看,台湾与山西何其相似,只是台湾没有煤这种“黑金”。“阳间一个山西,阴间一个山西”,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正好与台湾全岛的面积相同。采空区内,大面积沉降塌陷导致土壤龟裂,山体滑坡,沟渠支离,水源枯竭,岩崖塌方,路桥凹陷,无数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高楼大厦惕惕于薄冰,岌岌乎危卵,“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在山西已超过700个。悬空寺成了山西的千年隐喻。即使在世界范围看,也没有比当下山西人活得更“悬”、更战战兢兢的了。这几年山西以“等地震”、“毒疫苗”和火烧“南方周末”闻名。山西是中部最富的省份,悍马多如虱子,“亿元官”多如阴毛。2010年洪洞警察王建勋被灭门,留下的家产达3亿多;2011年,山西某国企老总一次被盗就是5000万。就在台湾将追回陈水扁藏匿在瑞士银行的黑金并将其判刑时,31亿资产的山西首富李新明成功出逃,他被誉为“第二组织部长”。靠着带血的黑金,山西当然富得流脓,但台湾比山西富10倍。台湾与山西的GDP比例是10︰1。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友好关系”,山西人却享受不到几个国家的“免签证”待遇(中国护照免签国家20个,居世界倒数第六,比朝鲜多一点);虽然遭遇外交封堵,但台湾人与美国人日本人一样拥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证优待。

如果说从前的台湾有太多“悲情”和恐怖的话,那么如今的台湾则多有“愿景”和福祉。今日之台湾以和善文明之风已经实现了中国当局口口声声宣称的“和谐社会”: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没有城乡差距,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富得挥金如土,也没有穷得沦为房奴蚁族;没有屈辱的上访,也没有暴力强拆下的悲情自焚。今日之台湾依然完整地保存着“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中国传统文化,这成为物质丰裕时代一个东方现代文明的独特精神底色。今日之台湾以和善文明之风已经实现了中国当局口口声声宣称的“和谐社会”: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没有城乡差距,没有贫富差距;没有富得挥金如土,也没有穷得沦为房奴蚁族;没有屈辱的上访,也没有暴力强拆下的悲情自焚。

“台湾能够和平转型的关键原因在于国民党的善治,地方自治对民众管理公共事务能力的训练,经济富足,政治清明,使得国民党的退出壁垒低。且司法、经济、政治各领域的制度建设非常成功,不需要解严后重新建构制度框架,这大大削减了台湾的转型成本,以致一夜之间解严而不会出现秩序大乱”(引自青衣《论台湾民主的转型与中国政改之可能性》)。今日之台湾已不是某个家族或者某个社团的台湾,而是2300万台湾民众的台湾,被誉为“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布什语)。如今,“裸体运行”的权力已经被关入法律的牢笼,郑智化所抨击的“贪官污吏一手遮天”已成往事,一个曾经做过总统的人因为贪腐,被法律判处11年有期徒刑。在台湾大选即将开锣之际,无数中国人看到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等3位总统参选人的电视辩论直播,心中一定五味杂陈。2012年正值民国101年,在元旦献词中,马英九以洋溢着真诚与信心的话语,让人们看到一个充满美好愿景的文明台湾——

“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我们要让一百年来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正义、文明、慈悲的烛火,持续在下一代心中发光、发亮。我们有信心,将来,下一代提及亚洲崛起、中国大陆崛起的惊欢,也必然感受台湾崛起、中华民国崛起的光荣。再一百年后,当那时的国人回想起我们,如果能说一句‘曾经有你们,真好’,那该有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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