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September 21, 2011

王明道与三自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解放军入城,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可见他对共产党的初步印象是不错的。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心怀惧怕和怀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讲道中劝勉信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虽然俄国革命后对基督教的迫害他是知道的,但他还是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专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讲道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干涉,听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出版问世,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联名发表“三自宣言”,争求全国各地基督徒签名。宣言称:“中國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養、自傳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從此正式開展。王明道对三自运动采取沉默的抵制,他认为三自会是不信派。

1951年,三自运动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全国基督教界开始了以“镇压反革命”为目的的“控诉大会”,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却文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王明道继续传讲神的话语,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也是真真实实的自立教会,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王明道对三自教会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11个基督教团体共100多人开会。政府试图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发言,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原因,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指现代派,王明道一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他几十年来全力反对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拢王明道等,会后跟他们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他们在基督徒会堂开了一次会,王镇牧师在总结发言中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教会进行政治学习,使得他们与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说9月间),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控诉他不同情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相违;不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讲章极端独立,用意不明,危害整体基督教运动。另外,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户征铜,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名:“王明道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诉大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王明道说话,结果控诉会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我们为这些事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这段时间,他的影响力在扩大,从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明道的见证,退出三自。就在这时候,三自教会仍然希望让他改变主意,1955年5月,三自运动开会的时候,派出6名高级代表拜访他,但都被他拒绝。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夏季刊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清晰明辨基要派神学和现代派神学的区别,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并且重申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章如此说:“如果只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人、恐吓人,就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争锋相对的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对他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北京重新开始对他的控诉大会,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杀的,有被捕的,有放弃信仰的,有卖主求荣的。内忧外患中,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失败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又是一个很谦卑很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各样的心理攻势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可三自运动也不是真正由基督徒发起的。[2]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監以后,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

王明道后來總結自己失败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一直相信共產黨不會干涉人的信仰”,另一個是“因為我跟日本人戰鬥了八年都沒有失敗,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結果“一支手槍就把我嚇糊涂了”。1985年,他在一篇勉词中勉励后辈:“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可是一九五五年,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惧怕的缘故,就把黑说成了白,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没有!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不能有半点疏忽。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十章十二节) 当自己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时,就会跌倒下去。一九五五年我所以那样失败,就是因为我一度忽略了自己还在战场上战斗,忘记了这一个警告。那一年的战斗十分剧烈,我竟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因为存着这种思想,就没有谨慎,没有儆醒祈祷,以致遭遇那次严重的失败。所以记住这一个重要的警告:‘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出来。出来以后极其痛苦,神思恍惚,拒絕與三自運動合作,離開基督徒會堂,以無聲的方式與三自運動對抗。有人因為他的失敗而失敗,但也有人因為他講過的道仍然站立得住。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刘景文夫妇又再次被捕入狱。這時候他仍然是失敗的,被提審的時候他会把以前招供的謊話又說一遍,應許出去后與三自會合作,但顯然是心口不一,所以政府不放他。从1955年到1963年,他自己讲自己是“惨遭失败八年”。[3]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這反而使他絕處逢生,靈性上得到極大的復興,自此以后,寧肯死在監獄,也不說一句謊話。他承認除了“反對三自會”是真實的以外,自己以前的口供沒有一樣是真的。政府让他写材料交代思想,仍然希望他改变思想,他前前后后写了几千张纸,把他所说的谎言全部推翻了,甚至还多管闲事,给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政府对他就绝望了。在文革中间,他在监狱里面也被别的犯人批斗,吃了不少苦头。

1973年,刘景文刑期已满,但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返家。1980年1月9日,王明道在入狱22年后被释放,但從未被平反。他住到上海长子王天铎住所。1983年以后,他视力已经极弱,写字都很困难。1984年以后在家中引領主日崇拜,大概有四五十人。亦曾接待外來訪客,包括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来看望他。他不隐瞒自己的失败,并且给人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他也告诉来客,他在監獄里學到饒恕,以前有人出賣他,控訴他,抵擋他,他都本著基督的愛饒恕了他們。1990年4月,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长新夫妇来到王明道家里住了三周之久,请他谈论1950年后这40年的事,并且做了录音,写成《又四十年》,成为王明道研究的珍贵资料。

這么多年來,王太太刘景文女士一直站立得穩,不講違心的話,與王明道同患難,無怨無悔。王明道出獄以后設法寫材料為自己申冤,王太太對他說“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勸他的時候,他覺得很好,但事過以后,又回到原來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說,只為他禱告了。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因病溘然长逝,享年91歲。翌年4月18日,與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諍妻”劉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铭曰“王明道、刘景文 暂息之所”。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 - 王明道《五十年来》



摘自维基百科“王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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