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刊特约评论员 文章来源：《公民》月刊
2011年7.23发生在温州南的动车追尾灾难，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表面看来，官方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对信息进行封锁，对舆论进行精心操控，公众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度渐渐转移，一场巨大的公共危机终于过去了。不过，那些官员们也许高兴得太早了，从社会观察的角度看，怎么评估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撼都不过分。这起传播力度空前，对公众情绪刺激深远的灾难事故，必将被未来的社会观察家和历史学家认为是促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事件。有评论家把这次灾难和当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相提并论，也许温州动车追尾的灾难规模没有与切尔诺贝利事故相提并论，但是借助以微博为主的现代传播技术，这个事件对公众观念的冲击，对于统治合法性的侵蚀，显然可以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并列了。
从7.23微博上率先报道列车出事的消息，到7.30当局开始严密封锁信息，整整一周时间内，上亿网民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悼，对公权力的愤怒，这个灾难事件对公众情绪的牵引显然是史无前例的。有心的人们会发现，参与表达愤怒的不仅仅是传统的异见人士，而且包含了体制内的公务员，成功的企业家，社会贤达，娱乐明星等等。在这个事件中，除了像司马南这种极度缺乏和廉耻的恶徒外，大部分平时受命为官方说话的所谓五毛人士，在这个事件中都开始表达不满。不夸张的说，这次动车追尾事故，是一次谴责公权力的集体总动员。
并不让人意外的是，面对这么大的公共灾难，党国最终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应对政策，那就是一方面压制舆论传播，另外一方面继续采取鸵鸟政策，完全不肯做任何实质性的应对。受害者家属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抚恤，公众对于动车死亡人数的疑问没有人回答，正式的灾难原因调查报告迄今没有公布。灾难发生后铁道部门掩埋车头，粉碎车厢的荒唐做法没有被追查。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么一件引起普遍性公众愤怒的事情，迄今为止没有人站出来承担政治责任，官方似乎以为免除了几个技术官僚，让铁道部发言人下课，就是对这件事的政治交代。这只能说明，体制内其实已经没有人具备政治担当，没有人有任何政治意愿来为体制负责。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动车追尾作为一件低概率的事件的发生，自然表明了高铁管理体系，风险应对能力的低下，但是如果处置有效和得当，这种灾难的后果未必是政治性的，未必需要引发人们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体制的责难，而温州动车事故的处理过程，典型的表明了体制中枢失控，政治高层对于真正的危险---失去民众认同，已经没有任何认知。 这个灾难处置过程，我们看到的都是官僚体系相互绑架，推托责任，掩耳盗铃的行为。从局部性，技术性灾难演变为公共性，政治性事件，这是权力的愚昧所必然导致的后果。
在威权体制晚期，往往存在着逆淘汰现象，政治高层大多是昏庸无能之辈，其个人政治权威递减，往往热衷于权力内斗和利益掠夺，失去了对社会议题的管理和甄别能力，只知道用本能化的压制手段来对待政策的社会意外和公众，他们已经不具备管理一个风险社会的知识能力，体制中枢的脑死亡大概就是这种现状的恰当描述。当然，俗语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庞大体制的倒塌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这是一个结果注定的，但是过程充满不确定的游戏。
温州动车追尾灾难，最重要的两个启示就是，体制已经没有了自我纠错的功能，也没有了适应环境的功能，任何对体制的期待，对体制的幻觉，对他们主动引导社会变迁的意愿，都是可怜的乡愿。社会变迁的动能，必须来自社会，必须来自每一个公民个体，这是一个需要反复重复的简单结论。
通过这个事件，公众的情绪经历了悲痛，愤怒到震惊和沮丧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7.23灾难之后，社会已经醒来，一切都已经不同，一切都开始变化，丢掉幻觉的充满自信的公民群体才是这个伟大变化的主角。
转自博讯网站
博主按：
动车事故向经济学者和关心政治进程对经济影响的人提出一个问题：所谓“中国模式”这种半自由半管制经济；技术抄袭，管理抄袭，却忽视政治制度，文化进程，以及更深层次的宗教关怀的经济体，它的发展极限在哪里？
如同发生地震时是地质学者研究地壳构造最好的时机，动车事故也集中探明了“中国模式”的必然困境：在现有的政治文化框架内，中国经济可能已经走到了极限，再向前发展，这个框架必然会阻碍经济发展自身。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有两个选项：要么改变这个框架，从专制范式过渡到民主范式；要么再次王朝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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