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因信称义和赎罪意识

摘要：


1.保罗是在恩典意识中写成《罗马书》的。由于文中涉及“律法”问题，他用了dikaio一字，这个动词的原始定义包含“赦罪”和“使成为正确”两方面。英文用justify来翻译；中文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因而在基督神学范围内用“称义”来翻译。Dikaio是一个在司法中常用的字，谈论在法律的审判下，人如何能以免罪；而如果所作的事是无罪的，则如何能在法律显为是正确的。

2.在中国基督教内，“得救”的问题却一次又一次地引起激烈的争论。原因何在呢？我发现，这是由于将“得救”针对“称义”来解释之故；换言之，不是从耶稣赎罪的意义上来理解“得救”，而是从“义”的基础上来理解。

3.中国思想史对“义”的处理，从来就不涉及判断问题，因而没有赦罪（更没有赎罪）的含义。当我们用“称义”来译dikaio时，在纯粹的汉语思考中，就很难引向赎罪意识。

4.人的思想是跟着语言走的。从中文的角度理解“因信称义”，思路会是：“信”是道路，“义”是目的。换句话说，人可以主动地相信（或选择）耶稣，并进而得到“义”，达到人生最高境界。在这种理解中，人的主动性高于耶稣的赎罪，人的努力成为必需的一环。

5.华人基督教会特别强调人的认罪。这或许是由于“因信称义”的翻译未能表达出原文的“赎罪意识”，从而无法涉及罪的问题；于是，人们不得不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罪的问题。

6.保罗的dikaio所传递的是很明确的：因为信耶稣，所以我们的罪得赎。

7.得免罪和被称为好人，都是“信耶稣”的必然结果。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赎罪，或我们没有意识到耶稣为我们赎罪，我们就活在罪中，无法成为好人。离开“信耶稣”，我们就回到罪中，这样，也就没有人能称我们为好人了。若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成圣，即是没有理解成圣乃包含在“称义”之内。这样来论“成圣”，必然要求基督徒采取主动，最终也会把我们带向律法主义。

8.一个基督徒在信耶稣的同时，就因耶稣的赎罪而摆脱了罪的束缚。我们是在恩典里认罪，是在“罪已被赎”的意识中认罪；免罪在先，认罪在后，因而我们的认罪永远带着感恩的心态。可惜，由于“因信称义”的译文未能引导并培养基督信仰中的赎罪意识，从而大大地消减了dikaio给予我们的力量。

                                                                                                         

语言和文化传统对我们的信仰具有渗透性的影响。有时会听到这样玩笑：在教会就得讲教会的行话。对于这个玩笑，许多基督徒都以为理所当然，认为教会“行话”是准确表达纯正信仰所必需的。于是，我们在接受基督信仰时，往往顺着既定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不加分析地固执某些神学概念或观点，并自以为正统。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需要检讨的。在这篇小文章里，我想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说法：“因信称义”在语言上进行一些初步分析，指出语言对信仰的渗透性和导向性，提醒读者对语言魔力的重视，目的是推动华人基督教界对语言和文化传统的重视。
　　　马丁路德提出sola fida，英文翻译为faith alone，意思是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中文则译为“唯独信心”，意思是“因信称义”。路德反对天主教教义中对功德的重视，强调信心在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上具决定性意义。由这种语境看来，西方神学的争论焦点为：在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中，“信心”和“功德”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语境的来源则为恩典意识和律法意识的对立。律法主义认为，人必须遵守神所立的律法，才能无罪。遵守的过程就是“功德”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守法至少是人脱离罪的前提之一。然而，就恩典意识而言，只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祂为我们赎了罪，跟随祂，就能进入天国。

保罗用dikaio的含意
　　　保罗是在恩典意识中写成《罗马书》的。由于文中涉及“律法”问题，他用了dikaio一字，这个动词的原始定义包含“赦罪”和“使成为正确”两方面。英文用justify来翻译；中文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因而在基督神学范围内用“称义”来翻译。Dikaio是一个在司法中常用的字，谈论在法律的审判下，人如何能以免罪；而如果所作的事是无罪的，则如何能在法律显为是正确的。
　　　保罗使用dikaio表达他在耶稣里的生命经历，他的意思当然超出了这个字的司法意义。在保罗的体验中，人生活在罪中，只有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才能得以免罪。人既在耶稣里被赦罪，就摆脱了罪的捆绑，得以自由。这是从“免罪”的角度来理解保罗的dikaio。“免罪”当然是一次性，不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使成为正确”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字。只要相信而跟随耶稣，就可以成为好人。好人不是“一次性”的概念。当我们说某人是好人，是指这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得体。倘若一个人作了一件好事，并不表示他就是好人。只有当他作了许多好事，并且还不断在做好事，我们才说，他是好人。因此，“好人”是在一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保罗用dikaiosune（名词，本意是“恰当的行为”，“为人处事得体”）这个字来描述基督徒，即，因耶稣的赎罪，接受祂、跟随祂的人，所作所为都合耶稣的意思，就成了好人；或者说，这些人在耶稣里面成了好人。所以《雅各布书》说，做基督徒是做好人，因而不可能没有好行为。
　　　请注意，虽然《雅各布书》强调信心中的行为，路德强调信心中的自由，加尔文强调信心中的成圣，但在这样的语境中，他们的看法与保罗的dikaio都是一致的，即，人在耶稣的赎罪中成为完全。

翻译产生的困扰
　　　然而，当中文用“称义”来翻译dikaio时，就引发了一系列在西语语境中不会发生的问题。比如，华人在解释“因信称义”时，常会说“因信得救”；进而引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
　　　从西语语境的角度看，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我们信耶稣，乃是耶稣赎了我们的罪；这只能是一次性的，不需要重复。“得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罪被赎了，不再受罪的束缚。保罗使用dikaio时，正是从“人因耶稣赎罪而无罪”的角度来谈论“得救”。耶稣一次性而永远地为我们赎了罪。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对此有任何疑问。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基督教内，“得救”的问题却一次又一次地引起激烈的争论。原因何在呢？我发现，这是由于将“得救”针对“称义”来解释之故；换言之，不是从耶稣赎罪的意义上来理解“得救”，而是从“义”的基础上来理解。
　　　我不知道最初翻译dikaio的人为什么选择“义”这个字。也许是受了英文的影响，因为英文用righteousness来译dikaiosune。从中文的角度看，这个译法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义”在中文里指的就是正确性，真理性，恰当性等。这也是dikaio原意中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思想史对“义”的处理，和西方思想史对dikaio的处理，却有着巨大的视角区别。

中西思想的差异
　　　西方思想史对dikaiosune的处理，一直没有摆脱“真理判断”问题。这个概念在希腊思想史上有着十分沉重的隐含。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围绕这个概念（中文通常译为“正义”）展开他的“善概念”讨论。他的“善概念”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古希腊思想家一直未能摆脱其影响。在柏拉图看来，人都在追求善。但是，人对真正的善其实是无知的，因此会把恶的东西当作善来追求。因此，他认为，关键是要找到真正的善，并在其概念中实现人对善的追求。然而，究竟什么是善？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来判断我们所认识的善是否为真正的善？这就产生了真理标准问题。
　　　保罗从恩典的角度对dikaiosune所作的分析和回答，据我看来，在古希腊哲学走向基督教化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保罗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祂从真理而来，因而掌握真理；因此，耶稣拥有真理判断权，可以审判我们，也可以赦免我们。然而，耶稣没有审判我们，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当我们相信耶稣，罪就得到赦免，成为无罪的人，从而有好的观念，可以做好人。我们做好人并没有可自夸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跟随耶稣，也只有在跟随耶稣中才能做好人。西文用justify这个字来翻译保罗的dikaio，保持了原字中隐含的判断问题。
　　　但是，中国思想史对“义”的处理，从来就不涉及判断问题，因而没有赦罪（更没有赎罪）的含义。当我们用“称义”来译dikaio时，在纯粹的汉语思考中，就很难引向赎罪意识。
　　　孔子在谈到“义”时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17：23），意思是说，做一个好人就必须按“义”行事。但“义”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提到“见利思义”（14：13）和“见得思义”（16：10）。此处的“义”，是一个好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因而把握“义”是成为君子的关键。但是，孔并没有针对“义”而给出一系列的具体规定，反而要求人们在自己所取得之成就（“得”）和利益（“利”）中去体验。《中庸》把这个体验的基础放在“诚”上，认为只要人诚实地或真实地面对自己，固执在“诚”中所得到的善，努力不懈，就可以在至诚中完全体验到“义”。这样一来，真理标准问题就在“诚”中被化解了。或者说，“义”是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的。

文化意识的影响
　　　人的思想是跟着语言走的。从中文的角度理解“因信称义”，思路会是：“信”是道路，“义”是目的。换句话说，人可以主动地相信（或选择）耶稣，并进而得到“义”，达到人生最高境界。在这种理解中，人的主动性高于耶稣的赎罪，人的努力成为必需的一环。这样一来，“在仰望耶稣中罪已被赎”之意识，就晦暗不明了。倒是人的努力显得更为重要。这一点十分值得注意。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影响。
　　　第一个例子是：华人基督教会特别强调人的认罪。这或许是由于“因信称义”的翻译未能表达出原文的“赎罪意识”，从而无法涉及罪的问题；于是，人们不得不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罪的问题。但是，让我们认罪的是谁？——是我们自己主动，还是出于神的感动？当然，一个受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会回答说：是神的感动。但是，由于我们是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认罪，因此一般信徒不会把认罪想成：“因信而认罪”。然而，保罗的dikaio所传递的是很明确的：因为信耶稣，所以我们的罪得赎。从司法的角度看，如果有人代替赎罪，被替罪者在法律上就算无罪了。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时，就认识到自己的罪已经被赎，因而我们已算无罪，不再受律法的审判。也就是说，信耶稣不是认罪，而是接受耶稣的赎罪。从这个角度看，若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认罪，这样的神学就是偏向律法主义。
　　　第二个例子是，丁光训提出淡化“因信称义”，认为应该加重强调耶稣的爱。丁光训显然也是受“因信称义”的中文字义的影响，认为“称义”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爱的行为来成就。由此可见，丁光训所理解的“称义”完全没有赎罪意识。其实，耶稣为人类所作的赎罪才是一种彻底的爱，最大的爱；是人类之爱的起点。离开耶稣的赎罪，人的爱必定会走向冲突和仇恨，因为人们对爱的理解并不相同。在罪中生活的人，只能从罪人意识出发来谈论爱，那并不是真正的爱。实际上，一旦我们信耶稣而罪得赦免，我们就进入了爱的关系中，因为领受了爱，而知道要彼此相爱。
　　　第三个例子是，华人基督教界在“因信称义”之外特别强调“成圣”问题，换言之，是把得救和成圣划分为基督徒生活的两个部分，认为得救确保了未来在天上的位置，是一次性的，只需信仰来达到；而成圣则是一个过程，需要自己的努力。这是由于未能在耶稣赎罪的意义上来理解得救，结果忽略了耶稣的赎罪不但带来免罪地位，同时也带好人（成圣）地位。一个人在信耶稣的同时，既得免罪，便被称为好人。在此，“信”是决定性的因素；亦即，得免罪和被称为好人，都是“信耶稣”的必然结果。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赎罪，或我们没有意识到耶稣为我们赎罪，我们就活在罪中，无法成为好人。离开“信耶稣”，我们就回到罪中，这样，也就没有人能称我们为好人了。若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成圣，即是没有理解成圣乃包含在“称义”之内。这样来论“成圣”，必然要求基督徒采取主动，最终也会把我们带向律法主义。
　　　分析以上三例，都是追求对“因信称义”做些补充。我们看到，这些补充带来的是对“因信称义”本意的损害。由此看来，我们确实需要对“因信称义”这一译文所产生的文化导向有清楚的认识。
　　　其实，一个基督徒在信耶稣的同时，就因耶稣的赎罪而摆脱了罪的束缚。我们是在恩典里认罪，是在“罪已被赎”的意识中认罪；免罪在先，认罪在后，因而我们的认罪永远带着感恩的心态。可惜，由于“因信称义”的译文未能引导并培养基督信仰中的赎罪意识，从而大大地消减了dikaio给予我们的力量。
　　　无论如何，我们信耶稣，因而我们就无罪并完全了。这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