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因信称义和赎罪意识

摘要：


1.保罗是在恩典意识中写成《罗马书》的。由于文中涉及“律法”问题，他用了dikaio一字，这个动词的原始定义包含“赦罪”和“使成为正确”两方面。英文用justify来翻译；中文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因而在基督神学范围内用“称义”来翻译。Dikaio是一个在司法中常用的字，谈论在法律的审判下，人如何能以免罪；而如果所作的事是无罪的，则如何能在法律显为是正确的。

2.在中国基督教内，“得救”的问题却一次又一次地引起激烈的争论。原因何在呢？我发现，这是由于将“得救”针对“称义”来解释之故；换言之，不是从耶稣赎罪的意义上来理解“得救”，而是从“义”的基础上来理解。

3.中国思想史对“义”的处理，从来就不涉及判断问题，因而没有赦罪（更没有赎罪）的含义。当我们用“称义”来译dikaio时，在纯粹的汉语思考中，就很难引向赎罪意识。

4.人的思想是跟着语言走的。从中文的角度理解“因信称义”，思路会是：“信”是道路，“义”是目的。换句话说，人可以主动地相信（或选择）耶稣，并进而得到“义”，达到人生最高境界。在这种理解中，人的主动性高于耶稣的赎罪，人的努力成为必需的一环。

5.华人基督教会特别强调人的认罪。这或许是由于“因信称义”的翻译未能表达出原文的“赎罪意识”，从而无法涉及罪的问题；于是，人们不得不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罪的问题。

6.保罗的dikaio所传递的是很明确的：因为信耶稣，所以我们的罪得赎。

7.得免罪和被称为好人，都是“信耶稣”的必然结果。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赎罪，或我们没有意识到耶稣为我们赎罪，我们就活在罪中，无法成为好人。离开“信耶稣”，我们就回到罪中，这样，也就没有人能称我们为好人了。若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成圣，即是没有理解成圣乃包含在“称义”之内。这样来论“成圣”，必然要求基督徒采取主动，最终也会把我们带向律法主义。

8.一个基督徒在信耶稣的同时，就因耶稣的赎罪而摆脱了罪的束缚。我们是在恩典里认罪，是在“罪已被赎”的意识中认罪；免罪在先，认罪在后，因而我们的认罪永远带着感恩的心态。可惜，由于“因信称义”的译文未能引导并培养基督信仰中的赎罪意识，从而大大地消减了dikaio给予我们的力量。

                                                                                                         

语言和文化传统对我们的信仰具有渗透性的影响。有时会听到这样玩笑：在教会就得讲教会的行话。对于这个玩笑，许多基督徒都以为理所当然，认为教会“行话”是准确表达纯正信仰所必需的。于是，我们在接受基督信仰时，往往顺着既定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不加分析地固执某些神学概念或观点，并自以为正统。我认为，这种态度是需要检讨的。在这篇小文章里，我想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说法：“因信称义”在语言上进行一些初步分析，指出语言对信仰的渗透性和导向性，提醒读者对语言魔力的重视，目的是推动华人基督教界对语言和文化传统的重视。
　　　马丁路德提出sola fida，英文翻译为faith alone，意思是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中文则译为“唯独信心”，意思是“因信称义”。路德反对天主教教义中对功德的重视，强调信心在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上具决定性意义。由这种语境看来，西方神学的争论焦点为：在我们和耶稣的关系中，“信心”和“功德”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语境的来源则为恩典意识和律法意识的对立。律法主义认为，人必须遵守神所立的律法，才能无罪。遵守的过程就是“功德”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的守法至少是人脱离罪的前提之一。然而，就恩典意识而言，只要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祂为我们赎了罪，跟随祂，就能进入天国。

保罗用dikaio的含意
　　　保罗是在恩典意识中写成《罗马书》的。由于文中涉及“律法”问题，他用了dikaio一字，这个动词的原始定义包含“赦罪”和“使成为正确”两方面。英文用justify来翻译；中文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因而在基督神学范围内用“称义”来翻译。Dikaio是一个在司法中常用的字，谈论在法律的审判下，人如何能以免罪；而如果所作的事是无罪的，则如何能在法律显为是正确的。
　　　保罗使用dikaio表达他在耶稣里的生命经历，他的意思当然超出了这个字的司法意义。在保罗的体验中，人生活在罪中，只有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才能得以免罪。人既在耶稣里被赦罪，就摆脱了罪的捆绑，得以自由。这是从“免罪”的角度来理解保罗的dikaio。“免罪”当然是一次性，不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使成为正确”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字。只要相信而跟随耶稣，就可以成为好人。好人不是“一次性”的概念。当我们说某人是好人，是指这个人的行为举止都得体。倘若一个人作了一件好事，并不表示他就是好人。只有当他作了许多好事，并且还不断在做好事，我们才说，他是好人。因此，“好人”是在一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保罗用dikaiosune（名词，本意是“恰当的行为”，“为人处事得体”）这个字来描述基督徒，即，因耶稣的赎罪，接受祂、跟随祂的人，所作所为都合耶稣的意思，就成了好人；或者说，这些人在耶稣里面成了好人。所以《雅各布书》说，做基督徒是做好人，因而不可能没有好行为。
　　　请注意，虽然《雅各布书》强调信心中的行为，路德强调信心中的自由，加尔文强调信心中的成圣，但在这样的语境中，他们的看法与保罗的dikaio都是一致的，即，人在耶稣的赎罪中成为完全。

翻译产生的困扰
　　　然而，当中文用“称义”来翻译dikaio时，就引发了一系列在西语语境中不会发生的问题。比如，华人在解释“因信称义”时，常会说“因信得救”；进而引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
　　　从西语语境的角度看，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我们信耶稣，乃是耶稣赎了我们的罪；这只能是一次性的，不需要重复。“得救”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罪被赎了，不再受罪的束缚。保罗使用dikaio时，正是从“人因耶稣赎罪而无罪”的角度来谈论“得救”。耶稣一次性而永远地为我们赎了罪。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对此有任何疑问。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中国基督教内，“得救”的问题却一次又一次地引起激烈的争论。原因何在呢？我发现，这是由于将“得救”针对“称义”来解释之故；换言之，不是从耶稣赎罪的意义上来理解“得救”，而是从“义”的基础上来理解。
　　　我不知道最初翻译dikaio的人为什么选择“义”这个字。也许是受了英文的影响，因为英文用righteousness来译dikaiosune。从中文的角度看，这个译法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义”在中文里指的就是正确性，真理性，恰当性等。这也是dikaio原意中的一部分。然而，中国思想史对“义”的处理，和西方思想史对dikaio的处理，却有着巨大的视角区别。

中西思想的差异
　　　西方思想史对dikaiosune的处理，一直没有摆脱“真理判断”问题。这个概念在希腊思想史上有着十分沉重的隐含。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围绕这个概念（中文通常译为“正义”）展开他的“善概念”讨论。他的“善概念”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古希腊思想家一直未能摆脱其影响。在柏拉图看来，人都在追求善。但是，人对真正的善其实是无知的，因此会把恶的东西当作善来追求。因此，他认为，关键是要找到真正的善，并在其概念中实现人对善的追求。然而，究竟什么是善？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来判断我们所认识的善是否为真正的善？这就产生了真理标准问题。
　　　保罗从恩典的角度对dikaiosune所作的分析和回答，据我看来，在古希腊哲学走向基督教化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保罗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祂从真理而来，因而掌握真理；因此，耶稣拥有真理判断权，可以审判我们，也可以赦免我们。然而，耶稣没有审判我们，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当我们相信耶稣，罪就得到赦免，成为无罪的人，从而有好的观念，可以做好人。我们做好人并没有可自夸的地方，因为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跟随耶稣，也只有在跟随耶稣中才能做好人。西文用justify这个字来翻译保罗的dikaio，保持了原字中隐含的判断问题。
　　　但是，中国思想史对“义”的处理，从来就不涉及判断问题，因而没有赦罪（更没有赎罪）的含义。当我们用“称义”来译dikaio时，在纯粹的汉语思考中，就很难引向赎罪意识。
　　　孔子在谈到“义”时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17：23），意思是说，做一个好人就必须按“义”行事。但“义”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提到“见利思义”（14：13）和“见得思义”（16：10）。此处的“义”，是一个好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因而把握“义”是成为君子的关键。但是，孔并没有针对“义”而给出一系列的具体规定，反而要求人们在自己所取得之成就（“得”）和利益（“利”）中去体验。《中庸》把这个体验的基础放在“诚”上，认为只要人诚实地或真实地面对自己，固执在“诚”中所得到的善，努力不懈，就可以在至诚中完全体验到“义”。这样一来，真理标准问题就在“诚”中被化解了。或者说，“义”是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的。

文化意识的影响
　　　人的思想是跟着语言走的。从中文的角度理解“因信称义”，思路会是：“信”是道路，“义”是目的。换句话说，人可以主动地相信（或选择）耶稣，并进而得到“义”，达到人生最高境界。在这种理解中，人的主动性高于耶稣的赎罪，人的努力成为必需的一环。这样一来，“在仰望耶稣中罪已被赎”之意识，就晦暗不明了。倒是人的努力显得更为重要。这一点十分值得注意。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影响。
　　　第一个例子是：华人基督教会特别强调人的认罪。这或许是由于“因信称义”的翻译未能表达出原文的“赎罪意识”，从而无法涉及罪的问题；于是，人们不得不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罪的问题。但是，让我们认罪的是谁？——是我们自己主动，还是出于神的感动？当然，一个受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会回答说：是神的感动。但是，由于我们是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认罪，因此一般信徒不会把认罪想成：“因信而认罪”。然而，保罗的dikaio所传递的是很明确的：因为信耶稣，所以我们的罪得赎。从司法的角度看，如果有人代替赎罪，被替罪者在法律上就算无罪了。当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时，就认识到自己的罪已经被赎，因而我们已算无罪，不再受律法的审判。也就是说，信耶稣不是认罪，而是接受耶稣的赎罪。从这个角度看，若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认罪，这样的神学就是偏向律法主义。
　　　第二个例子是，丁光训提出淡化“因信称义”，认为应该加重强调耶稣的爱。丁光训显然也是受“因信称义”的中文字义的影响，认为“称义”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爱的行为来成就。由此可见，丁光训所理解的“称义”完全没有赎罪意识。其实，耶稣为人类所作的赎罪才是一种彻底的爱，最大的爱；是人类之爱的起点。离开耶稣的赎罪，人的爱必定会走向冲突和仇恨，因为人们对爱的理解并不相同。在罪中生活的人，只能从罪人意识出发来谈论爱，那并不是真正的爱。实际上，一旦我们信耶稣而罪得赦免，我们就进入了爱的关系中，因为领受了爱，而知道要彼此相爱。
　　　第三个例子是，华人基督教界在“因信称义”之外特别强调“成圣”问题，换言之，是把得救和成圣划分为基督徒生活的两个部分，认为得救确保了未来在天上的位置，是一次性的，只需信仰来达到；而成圣则是一个过程，需要自己的努力。这是由于未能在耶稣赎罪的意义上来理解得救，结果忽略了耶稣的赎罪不但带来免罪地位，同时也带好人（成圣）地位。一个人在信耶稣的同时，既得免罪，便被称为好人。在此，“信”是决定性的因素；亦即，得免罪和被称为好人，都是“信耶稣”的必然结果。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赎罪，或我们没有意识到耶稣为我们赎罪，我们就活在罪中，无法成为好人。离开“信耶稣”，我们就回到罪中，这样，也就没有人能称我们为好人了。若在“因信称义”之外来谈论成圣，即是没有理解成圣乃包含在“称义”之内。这样来论“成圣”，必然要求基督徒采取主动，最终也会把我们带向律法主义。
　　　分析以上三例，都是追求对“因信称义”做些补充。我们看到，这些补充带来的是对“因信称义”本意的损害。由此看来，我们确实需要对“因信称义”这一译文所产生的文化导向有清楚的认识。
　　　其实，一个基督徒在信耶稣的同时，就因耶稣的赎罪而摆脱了罪的束缚。我们是在恩典里认罪，是在“罪已被赎”的意识中认罪；免罪在先，认罪在后，因而我们的认罪永远带着感恩的心态。可惜，由于“因信称义”的译文未能引导并培养基督信仰中的赎罪意识，从而大大地消减了dikaio给予我们的力量。
　　　无论如何，我们信耶稣，因而我们就无罪并完全了。这是没有疑问的。

每日灵修 #14

为了耶稣而爱耶稣

爱慕耶稣天国的人甚多，但背负他十字架的人甚少；
向他祈求安慰的甚多，与他同经患难的甚少；
陪他一同坐席的甚多，与他一同禁食的甚少；
人人都愿意与他同享喜乐，有谁愿意与他一同经历苦难呢？
那么多人与他共同掰饼，又有多少人与他共尝苦杯呢？
许多人赞叹他施行的神迹，又有多少人理解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凌辱呢？
许多人在顺境中才爱耶稣， 许多人称颂他， --- 只是在他们从他那里得到安慰的时候！然而，一旦耶稣隐藏了自己，哪怕只是离开他们片刻，他们便会抱怨不休，或者会心灰意冷。

而那些为了耶稣而爱耶稣的人，那些并非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爱他的人，在大患难中称颂他，在大苦痛中赞美他，正如他们在受到大安慰时一样。哪怕他不再赐给他们安慰，他们仍然会常常赞美，时时感恩。怀着纯洁、无私的心去爱耶稣，那该是何等的有力量啊！

灵体和肉体的量子论解释

"灵体"和“肉体”的关系到底怎样，二者之间如何转化？下面我就从量子论的角度做一个假设：


如果将属灵和属肉体的状态看作是两种量子态的话，从“属肉体”的状态向“属灵”的状态的跃迁应发生在死亡的瞬间，类似于低能级电子受激而跃迁至高能级，跃迁的同时从外界吸收负熵，从而增加了自身的有序度（或称复杂度升高）。

同时“属灵”的状态也可以向“属肉体”的状态跃迁，这就是“道成肉身”，对应于高能级电子退激而进入低能级，跃迁的同时向外界释放负熵，从而增加了环境的有序度。

现假定上帝具有无限灵体，无论怎么使用都不会枯竭。而创世的过程其实可以理解成灵体不断发生向下跃迁，从而创造出实物，更提供了增加有序度的负熵。

每日灵修 #13

凭人的本性不可能背十字架

凭着人的本性，人不可能背起十字架，爱十字架；不可能苦待己身、谦卑顺服；不可能甘心受辱、轻看自己或被人轻看；不可能逆来顺受，也不可能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平步青云。

倘若你只凭你自己，你连一样也做不到 ( 林后 3:5) 。但是你若信靠主，自有天上赐下来的坚毅、勇敢，你必战胜世界和肉体。以信心做武器，以十字架为战旗，这样，魔鬼必被你击败。

因此，你当做基督的忠心仆人，挺身背起我主的十字架，他是为了爱你而被钉死在这上面的。在这悲苦世界上，你将遇各样逆境、遭诸多忧患。苦难遍地皆是，你无处可躲，注定要受苦，而且在逆境中你不见转机，苦难中你不得安慰。你只有坚毅忍耐。

畅饮主的苦杯吧，倘若你要做他的朋友，与他同甘共苦的话。至于得安慰，仰望神吧，他会随他的美意赐给你。你当定意去经历苦难，并视苦难为大安慰。因为未来的荣耀将远远超过你现在所受的所有的苦难。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

这是Steve Jobs最好的一篇演讲! Jobs只用了三个“小故事”就将自己的人生轨迹刻画地淋漓尽致，当我为他的故事感慨的时候，想到的并不他的际遇起伏不定，而是他看待这些人生变化的方式充满智慧，并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这才是他带给我们的真正礼物，一件比iPhone更好的礼物。感谢上帝赐给我们Steve Jobs，愿上帝也降平安和喜乐给他和他的家人。

下面就是Steve Jobs在STANFORD的演讲全文：




I am honored to be with you today at your commencement from one of the fines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Truth be told, this is the closest I've ever gotten to a college graduati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three stories from my life. That's it. No big deal. Just three stories.


The first story is about connecting the dots.


I dropped out of Reed College after the first 6 months, but then stayed around as a drop-in for another 18 months or so before I really quit. So why did I drop out?


It started before I was born. My biological mother was a young, unwed college graduate student, and she decided to put me up for adoption. She felt very strongly that I should be adopted by college graduates, so everything was all set for me to be adopted at birth by a lawyer and his wife. Except that when I popped out they decided at the last minute that they really wanted a girl. So my parents, who were on a waiting list, got a cal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king: "We have an unexpected baby boy; do you want him?" They said: "Of course." My biological mother later found out that my mo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nd that my father had never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She refused to sign the final adoption papers. She only relented a few months later when my parents promised that I would someday go to college.


And 17 years later I did go to college. But I naively chose a college that was almost as expensive as Stanford, and all of my working-class parents' savings were being spent on my college tuition. After six months, I couldn't see the value in it. I had no idea what I wanted to do with my life and no idea how college was going to help me figure it out. And here I was spending all of the money my parents had saved their entire life. So I decided to drop out and trust that it would all work out OK. It was pretty scary at the time, but looking back it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ever made. The minute I dropped out I could stop taking the required classes that didn't interest me, and begin dropping in on the ones that looked interesting.


It wasn't all romantic. I didn't have a dorm room, so I slept on the floor in friends' rooms, I returned coke bottles for the 5¢ deposits to buy food with, and I would walk the 7 miles across town every Sunday night to get one good meal a week at the Hare Krishna temple. I loved it. And much of what I stumbled into by following my curiosity and intuition turned out to be priceless later on. Let me give you one example:


Reed College at that time offered perhaps the best calligraphy i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 Throughout the campus every poster, every label on every drawer, was beautifully hand calligraphed. Because I had dropped out and didn't have to take the normal classes, I decided to take a calligraphy class to learn how to do this. I learned about serif and san serif typefaces, about varying the amount of space between different letter combinations, about what makes great typography great. It was beautiful, historical, artistically subtle in a way that science can't capture, and I found it fascinating.


None of this had even a hope of 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my life. But ten years later, when we were designing the first Macintosh computer, it all came back to me. And we designed it all into the Mac. It was the first computer with beautiful typography. If I had never dropped in on that single course in college, the Mac would have never had multiple typefaces or proportionally spaced fonts. And since Windows just copied the Mac, it's likely that no personal computer would have them. If I had never dropped out, I would have never dropped in on this calligraphy class, and personal computers might not have the wonderful typography that they do. Of course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Again, you can't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you can only connect them looking backwards. So you have to trust tha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 You have to trust in something — your gut, destiny, life, karma, whatever. This approach has never let me down, and i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in my life.


My second story is about love and loss.


I was lucky — I found what I loved to do early in life. Woz and I started Apple in my parents garage when I was 20. We worked hard, and in 10 years Apple had grown from just the two of us in a garage into a $2 billion company with over 4000 employees. We had just released our finest creation — the Macintosh — a year earlier, and I had just turned 30. And then I got fired. How can you get fired from a company you started? Well, as Apple grew we hired someone who I thought was very talented to run the company with me, and for the first year or so things went well. But then our visions of the future began to diverge and eventually we had a falling out. When we did, our Board of Directors sided with him. So at 30 I was out. And very publicly out. What had been the focus of my entire adult life was gone, and it was devastating.


I really didn't know what to do for a few months. I felt that I had let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own - that I had dropped the baton as it was being passed to me. I met with David Packard and Bob Noyce and tried to apologize for screwing up so badly. I was a very public failure, and I even thought about running away from the valley. But something slowly began to dawn on me — I still loved what I did. The turn of events at Apple had not changed that one bit. I had been rejected, but I was still in love. And so I decided to start over.


I didn't see it then, but it turned out that getting fired from Apple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could have ever happened to me. The heaviness of being successful was replaced by the lightness of being a beginner again, less sure about everything. It freed me to enter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periods of my life.


During the next five years, I started a company named NeXT, another company named Pixar, and fell in love with an amazing woman who would become my wife. Pixar went on to create the worlds first computer animated feature film, Toy Story, and is now the most successful animation studio in the world. In a remarkable turn of events, Apple bought NeXT, I returned to Apple, and the technology we developed at NeXT is at the heart of Apple's current renaissance. And Laurene and I have a wonderful family together.


I'm pretty sure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 hadn't been fired from Apple. It was awful tasting medicine, but I guess the patient needed it. Sometimes life hits you in the head with a brick. Don't lose faith. 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at is as true for your work as it is for your lovers.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Don't settle. As with all matters of the heart, you'll know when you find it. And, like any great relationship, it just gets better and better as the years roll on. So keep looking until you find it. Don't settle.


My third story is about death.


When I was 17, I read a quote that went something like: "If you live each day as if it was your last, someday you'll most certainly be right." It made an impression on me, and since then, for the past 33 years, I have looked in the mirror every morning and asked myself: "If today were the last day of my life, would I want to do what I am about to do today?" And whenever the answer has been "No" for too many days in a row, I know I need to change something.


Remembering that I'll be dead so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I've ever encountered to help me make the big choices in life. Because almost everything — all external expectations, all pride, all fear of embarrassment or failure - these things just fall away in the face of death, leaving only what is truly important. Remembering that you are going to die is the best way I know to avoid the trap of thinking you have something to lose. You are already naked. There is no reason not to follow your heart.


About a year ago I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I had a scan at 7:30 in the morning, and it clearly showed a tumor on my pancreas. I didn't even know what a pancreas was. The doctors told me this was almost certainly a type of cancer that is incurable, and that I should expect to live no longer than three to six months. My doctor advised me to go home and get my affairs in order, which is doctor's code for prepare to die. It means to try to tell your kids everything you thought you'd have the next 10 years to tell them in just a few months. It means to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buttoned up so that it will be as easy as possible for your family. It means to say your goodbyes.


I lived with that diagnosis all day. Later that evening I had a biopsy, where they stuck an endoscope down my throat, through my stomach and into my intestines, put a needle into my pancreas and got a few cells from the tumor. I was sedated, but my wife, who was there, told me that when they viewed the cells under a microscope the doctors started crying because it turned out to be a very rare form of pancreatic cancer that is curable with surgery. I had the surgery and I'm fine now.


This was the closest I've been to facing death, and I hope it's the closest I get for a few more decades. Having lived through it, I can now say this to you with a bit more certainty than when death was a useful but purely intellectual concept:


No one wants to die. Even people who want to go to heaven don't want to die to get there. And yet death is the destination we all share. No one has ever escaped it. And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because Death is very likely the single best invention of Life. It is Life's change agent. It clears out the old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Right now the new is you, but someday not too long from now, you will gradually become the old and be cleared away. Sorry to be so dramatic, but it is quite true.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When I was young, there was an amazing publication called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which was one of the bibles of my generation. It was created by a fellow named Stewart Brand not far from here in Menlo Park, and he brought it to life with his poetic touch. This was in the late 1960's, before personal computers and desktop publishing, so it was all made with typewriters, scissors, and polaroid cameras. It was sort of like Google in paperback form, 35 years before Google came along: it was idealistic, and overflowing with neat tools and great notions.


Stewart and his team put out several issues of The Whole Earth Catalog, and then when it had run its course, they put out a final issue. It was the mid-1970s, and I was your age. On the back cover of their final issue was a photograph of an early morning country road, the kind you might find yourself hitchhiking on if you were so adventurous. Beneath it were the words: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It was their farewell message as they signed off.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And 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for myself. And now, as you graduate to begin anew, I wish that for you.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Thank you all very much.

参见：'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Jobs says

每日灵修 #12

世上遍布十字架


你所求的，若是苦难以外的东西，就大错特错了。殊不知，人生充满悲苦，世上遍布十字架吗？一个人的灵命越深，他所背负的十字架就越重。因为在那流浪的悲苦中，他倍感主爱之亲。

尽管他饱经忧患，却也不乏安慰。他体验到背负十字架受益匪浅。他是心甘情愿地背起十字架，所以神便赐给他背负重担的信心。在苦难中，他更加仰望神，信靠神。他肉体越受折磨，灵命便靠着神的恩典越发增强。

有时，他为了基督的十字架而经历苦难，在那种苦难和逆境中他得着那么大的安慰，他甚至不愿再脱离那种苦难和逆境。因为，他深信越是为主受苦，便越被主所悦纳。

能做到这些决非人的力量可为，乃是基督的恩典所致。唯有基督的恩典才能使软弱的变坚强；灵里的热心驱使他去做那些他本来欲躲避的事情。

许小年：欧美经济需要刮骨疗毒

正值欧洲政府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标准普尔8月5号宣布，将美国政府债券评级降为AA+，美债近百年来第一次失去AAA评级。消息传来，市场情绪急转直下，在浓重的悲观气氛中，研究机构纷纷提高了世界经济年内重陷衰退的概率估计，有人认为欧元难保，美国的经济霸权也行将结束。
　　世人过于悲观了吗？否，是先前过于乐观了。这不是二次探底，而是一次探底的继续。

　　V-型反弹如南柯一梦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曾欢呼，美联储于危急时刻干预金融市场，使全球金融体系免于崩溃，美国政府超常规的财政开支则防止了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在执行了极度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后，中国经济于短时间内强劲反弹。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表现似乎验证了凯恩斯的见解，惊魂甫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不过如此，政府弹指一挥，便烟消云散了。
　　笔者那时就撰文指出(“复苏之道”，《财经》，2009年6月8日)，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景气循环，而是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美联储执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2001年至2006年的低利率带来了流动性的泛滥，美国的家庭和金融机构过度借债，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制造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于2007年破灭，引发金融海啸。
　　既然过度借债是危机的起因，经济复苏的前提就是债务的削减，即我们所说的“去杠杆化”。判断经济复苏与否，不看GDP增长速度或者趋势，而要看去杠杆化的进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任何反弹都注定是昙花一现。
　　去杠杆化意味着衰退，但没有衰退便没有可持续复苏。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家庭要偿还贷款，为此不得不节衣缩食，消费需求因此而疲软。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企业和金融机构要降低负债，不得不缩小投资与经营规模，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
　　当债务人无力偿还而违约时，贷款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银行必须动用拨备和资本金予以核销。若坏账数量超出其承受能力时，银行就要寻求外部融资。巴菲特最近入股美洲银行，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注资花旗银行，都是这方面案例。然而政府救援并不等于债务的消失，而只是债务的转移，从金融系统转移到政府，体现为政府债务的增加。
　　眼下形势的严峻在于政府的债台高筑。欧洲各国多年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政策，福利开支超出财政能够支持的范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政府再度借债，如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财政，金融危机就此转变为政府债务危机。更为糟糕的是，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价值因评级下调而大幅缩水，银行倒闭的风险陡增，投资者纷纷抛售银行股票，政府本来作为救援者出现，反而因自身的债务将银行拖入泥潭。
　　银行系统对于经济就像血液系统对于人体，血液流通不畅的肌体不可能健康，而银行要想恢复正常功能，企业、家庭、政府以及银行自身的负债率都必须降下来，这就又回到了复苏的关键——去杠杆化。
　　面对这样的局势，奥巴马政府再次祭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减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以创造就业；美联储也在议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这些政策对于去杠杆化并无多少帮助，市场理所当然的反应冷淡。减税虽可暂缓债务人的现金压力，但不具备可持续性，且相当于私人部门的债务转到公共部门，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并未因此而下降。中央银行的减息本来可以降低还款负担，但在基准利率已经为零的情况下，数量松宽仅仅视为通胀和资产泡沫积蓄能量。
　　货币政策失效的背后是基础货币转化为信贷的困难。当家庭和企业为高负债所困扰时，不敢再借新债，银行也担心产生更多坏账，对放贷格外谨慎。2008年年中，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还是11%左右，一年后就变成了零增长和负增长。2011年初，贷款增长率恢复到正的2%，进入二季度又转为-2%。美联储投放的基础货币没有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信贷，而是以超额储备的形式沉淀在银行系统内。
　　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失灵并非新鲜事，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也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赤字多年超过GDP的10%，政府债务余额对GDP的比率从1980年代末的60%上升到2010年的190%，政府已无进一步举债的能力。至于零利率和数量松宽的货币政策，更是日本央行的发明，日本经济今日之状况，已清晰无误地宣告了这些政策的失败。笔者并不认为美国和欧洲将重蹈日本的覆辙，而是强调微观层面上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去杠杆化若不到位，政策性刺激带来的只是短暂的亢奋，随后必定是更大的动荡与失望。
　　复苏难道没有希望了吗？有，希望在于刮骨疗毒般的去杠杆化。负债过高的家庭只能破产，银行收回作为抵押品的房子，在市场上拍卖还债，这当然会引起房价的进一步下跌，更多的家庭和银行可能因此而倒闭。去杠杆化要求政府在衰退期间增加税收，减少开支，与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正好相反，其后果当然是更深的衰退，但舍此别无复苏之路。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这好像是个悲观的命定论，其实讲的不过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最基本的常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赤字政策的实质为寅吃卯粮，向子孙后代借钱而已。借钱总归要还，击鼓传花，欧债五国的当代人不幸赶上了最后一棒。超发货币则是制造通胀，稀释所有持币者的购买力，向当代人征收“铸币税”，而中央银行的铸币税征收能力最终要受到物价水平的限制。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使人们相信，天下确有免费的午餐，政府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正宗的凯恩斯主义者承认，宏观政策不能创造财富，但可以削峰填谷，减少经济的波动，因此仍然是有意义的。
　　由于极端凯恩斯主义充斥西方和东方的主流媒体，知识界和民间信奉此道者大有人在，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之说纯属迷信，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证明这一点。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表现也告诉我们，高速增长和宏观政策基本无关。从早期的日本和西德、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战后重建的高投资、全球化、市场化改革和技术进步，即使东亚充满争议的“产业政策”，也不属于凯恩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范畴。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正宗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增加财政开支可以增加当期总需求从而增加当期GDP，但其作用远小于凯恩斯声称的乘数效应，即一元政府开支可带来多于一元的GDP增加。根据凯恩斯的计算，乘数等于1/(1-MPC)，MPC为边际消费倾向，定义为当期新增消费对当期新增收入之比。如果MPC等于0.8，则乘数为5，1元政府开支可增加5元的GDP。然而弗里德曼和莫迪安里尼分别证明，当期消费和终身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有关，这意味着MPC是个很小的数，凯恩斯乘数的数值接近1。实证研究发现，乘数的确约等于1，财政开支不能创造财富，而只是一种跨期置换。当债务到期时，政府增加税收以兑付国债，而加税会减少未来几代人的收入、消费和GDP，赤字政策因此相当于透支未来财富以解当下的燃眉之急。
　　这样的透支不是简单的拆东墙补西墙，它会引起严重的债务问题。国债是当代人向子孙后代借钱，但债务人和债权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子孙后代的发言权小得多，甚至因尚未成年或尚未出生而没有发言权，当代人可以轻易地得到他们想要的借款。这也是凯恩斯主义之所以流行的一个原因，它迎合了当代民众和政治家取得“免费午餐”的投机心理。如果每一代人都是短期行为，债务越积越多，一旦达到财政偿还能力的极限，债务危机就爆发了。今日之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是赤字政策的受害者，美国国债的评级下调更是给世人敲响了警钟：借钱买来的繁荣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借钱不可持续，印钱亦不可取。如果印钱能解决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经济问题，因为印钞的成本几乎为零，哪里即将出现问题，撒一把钞票就可化险为夷。手中一部印钞机，从此可保天下太平？这个简单而强有力的逻辑，不知何故，公众和学术界长期不愿接受，人们总以为多印几张纸币，新的财富就可以被创造出来。
　　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不需要货币。市场经济是交易的经济，货币的作用是降低交易成本，货币的数量因此与交易量相当即可。弗里德曼曾建议，货币增长每年3%~5%左右，大致等于GDP的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GDP同步变化，价格水平保持稳定，既无通胀，亦无通缩。
　　社会上流行的说法却是货币超发有益论，可以降低贷款利率，刺激企业的投资和家庭的买房，带动经济增长。短期来看的确如此，但正如奥地利学派所指出的，人为操纵利率所获得的短期繁荣有着巨大的成本，如同这次金融危机和上一世纪“大萧条”那样惨重的成本。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介绍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并将其与凯恩斯学派进行比较。

　　结构性经济周期理论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货币超发和低利率是引起经济周期震荡的元凶。为了说明这一点，设想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在这个经济中，初始的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息率”，也就是社会总投资等于总储蓄时的利率。充分就业意味着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社会上没有闲置资源。现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降低利率。资金成本的降低刺激企业增加投资，经济在需求的拉动下进入繁荣。在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故事到此结束，两个重要的问题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第一个问题是资源约束。企业增加投资，对投资品如钢铁的需求上升，钢铁行业需要更多的资源，建更多的高炉以增加钢铁产量。但如我们已经假设的，社会上并不存在闲置资源，只能从消费品如服装部门转移出来。这就引起消费品生产的下降，供应短缺，消费物价上涨。当通货膨胀超过了社会的可承受度时，中央银行会加息以抑制投资需求，对钢铁的需求下降，资源回流消费品部门。
　　然而回流过程并不完全可逆，由于资本具有专用性，炼钢的电炉不能用来缝制牛仔裤，仅部分通用设备和人员转移到消费品部门。前期低利率下的投资高峰造成钢铁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价格下跌，企业亏损和倒闭，投资品部门率先进入衰退。钢铁业的萎缩最终也会影响服装生产，因为钢铁是制造缝纫机的原材料，衰退于是从投资品扩展到整个经济。
　　第二个也许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投资机会。低成本资金供应充裕，企业和个人急于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如果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资金极有可能进入资产市场如股市和楼市。因短期内股票和房屋的供应不变，新进入资金引起价格上涨，立即产生不菲的“投资收益”。高收益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更多的资金进一步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资金-资产价格-预期收益之间如此反复循环，资产泡沫不断膨胀，直到破灭的那一天。
　　这一概念模型意味着金融和经济危机或以实体经济的通胀为先导，或以资产泡沫为预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后者的概率越来越大。上一世纪早期，道琼斯工业指数从1921年的66点涨至1929年崩盘前的300点以上，年平均增长速度为同期GDP的3倍多。在长达十年的减息周期中，日经指数从1982年的7000点，大涨至1989年底的39000点，此后不久，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20年的衰退。从1980年代中开始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泰国的银行贷款以年平均25%的速度增长，股票价格指数相应从1986年底的200点上涨6倍，达1996年中的1300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则源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2002年房地产价格指数还只是97，5年之后的2007年就翻番到201，年回报率达15%，除了新兴的技术行业，实体经济中哪里能找到这样的轻松赚钱机会？
　　泡沫虽壮观，终有破灭之时，刺破泡沫的往往是中央银行自己。担心通胀或者过高的资产价格，央行紧缩银根，灾难随即到来。日本央行于1989年五次加息，股市、楼市双双倒下。美联储从2004年中到2006年中，连续17次加息，次按违约率随还债成本上升，投资者恐慌性抛售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CDO，拉开了金融危机的序幕。
　　与哈耶克的“政府失灵”形成对照，凯恩斯认为萧条源于私人部门的开支意愿不足，特别是企业主对未来的前景感到悲观，用凯恩斯的话讲，受“动物精神”的支配而减少投资，引发了经济衰退。需要注意的是，私人部门开支不足意味着较小的MPC从而较小的乘数，但凯恩斯在计算乘数时，又悄悄地换上了正常状态下的MPC，这是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明显的自相矛盾。
　　企业和消费者的悲观情绪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凯恩斯也许会说，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盘改变了市场气氛。那么，股票市场为什么崩盘了呢？凯恩斯除了再次求助于投资者的“动物精神”，不可能给出其他回答，但这只不过是循环论证而已。与他同时代的哈耶克则说：因为中央银行超发货币，市场利率偏离了“自然利息率”，跨期资源配置出了问题。从上面提到的战后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的历史可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更符合事实，因而更具有说服力。
　　暂且不论哪一派学说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周期，在经济已进入衰退后，失业率上升，社会上存在着闲置资源，如果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为什么不可以增加财政支出，刺激需求呢？遗憾的是，当今的欧美政府已经没有那样的财力了。即使仍有余力，赤字政策不过是用今天的政府开支替代明天的私人部门开支，用效率低下的官僚主义和贪腐替代企业和消费者的精打细算。
　　在衰退的经济中，货币政策能否有所作为？倘若哈耶克是正确的，危机的起因是利率过低，增加货币供应无异于饮鸩止渴，除了暂时托住资产价格，延缓去杠杆化的过程，就是维持扭曲性利率，为下一轮资产泡沫积蓄能量。
　　本文的分析给出一个暗淡的前景，步在今后的三五年中，欧美经济将继续在痛苦的去杠杆化中挣扎，削减政府债务是最后也最为困难的一。即使在去杠杆化完成之后，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因为危机前的繁荣部分地由信贷的过度供应支撑。除此之外，人们能做的就是让市场决定利率，不再自作聪明地操作货币政策。至于新的经济景气，完全依赖新增长点的出现，新增长点来自创新，而哺育创新的是市场竞争和企业的活力，与宏观政策无关。
　　对于这样的前景，当代人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他们的父辈以借债的方式透支了他们原本可享受的繁荣。萧条是对透支的偿还，人类生来是机会主义者，而上帝永远是公平的。

每日灵修 #11

注重内心、超越尘世

不愿人云亦云、不愿趋炎附势、而认定事物根本的人，是何等有智慧！因为他受教于神而不是人。

注重内心、超越尘世的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时间和地点才能灵修。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上帝。一个属灵的人必能随时集中精神，因为他从不使自己为外物所累。他虽赋有世上的工作和责任，却并不为之所累，他能妥善处理世务。他内心平安，稳妥、井然，并不为世人荒谬、悖逆的行为所骚扰。而人越陷入尘世，便越会受其拦阻与干扰。

你若洁凈自己，不再犯罪，万事便相互效力，叫你得益处。你诸事不順、常常烦恼，皆因你尚未向自己死，没有把自己从尘世中分別出來。

最能污染和缠绕人的心灵的，莫过于爱这个被造的世界了。

惟你拒绝外在的安慰之时，你才能品味高天的奧秘，且得享內在的喜乐。

每日灵修 #10

不再患得患失

基督在世时，被人蔑视，遭人离弃，受人诽谤。基督既然甘心乐意地受苦受辱，你还要发怨言吗？基督尚被人仇视、遭人毁谤，你还要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朋友和恩人吗？

你若不忍受挫折，又怎能得到那因忍耐而被赐的冠冕呢？若不愿受苦、受辱，又怎能做耶稣的朋友呢？你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就必为他受苦，与他一同受苦。

你若能完全进到耶稣里面，哪怕稍微品尝他的甜蜜之爱，你便再不会患得患失了；即便你再遭人毁谤，你也会心怀喜乐。因为耶稣之爱使人谦卑、虚己。

爱耶稣、爱真理的人，注重灵修、不受私欲捆绑的人，必能归向神，超越自己，得享喜乐与安息。

乐尚嘉 :中国主权债务危机

前些日子，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中国严厉抨击美国“挥霍无度”、“借债成瘾”，要求美国“负起责任来”，不要让美国国债轻易贬值。中国现有一点三万亿美元国债，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不仅如此，相比美国主权债务与其GDP之比百分之八十七、英国的百分之八十以及日本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中国政府去年年底公布的主权债务只占本国GDP的百分之十七，中国似乎更有资格对美国及欧洲主权债务持严厉态度，可是中国的主权债务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呢？

中国的地方债也是主权债务

中国发行国债是为了收紧流动性，中国国债在债市上几乎不能随时变现。中国国家财政有什么意外开支，很少用债券来筹钱。譬如二○○九年的四万亿国家救市计划，其中一点一八亿是中央投资。政府说，这一点一八亿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政府基金等政府资金，无须卖债券筹资也不会有财政赤字。其实，中国的额外投资基本靠银行贷款，国家有坏账（包括政府赤字、银行呆账）基本都靠开动印钞机超发货币解决。中国这二、三十年一直处于通胀之下，所以中国国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可是即使如此，中国的主权债务也不是仅仅只有百分之十七，因为这只是中央政府的债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地方政府在法律上不具备完全的独立地位，只是中央政府下属的一个地方政府。其如果发行债券，也无法对之完全负责。因为地方政府即使无法还清其发行的地方债务，仍然不能宣告地方债发行主体－－地方政府的破产，地方债最终要由中央政府来清偿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地方债也就是中国主权债务。

根据中国国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最近说，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十万零七千一百七十四点九一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GDP的百分之二十七。这个数字比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全国地方债总数十四点四万亿元少许多，即使依财政部长的数字，那么中国主权债务也要达到百分之四十四。

中国实际债务比例与美差不多

地方债目前状况不好，危机现象已经显露。今明两年将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峰期，百分之四十三的债务将在两年内集中到期，预计达四点六万亿元。在国家房地产调控不断升级的大环境下，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缩水严重，还债正在朝着一场危机演变。

当然地方政府在想办法还债。譬如，今年以来，国资背景公司的“大小非”在不断增加。今年二月份成交额还是六十一点七亿元，三月份突然发力突破一百四十亿元，而五月发布的减持公告显示，上市公司股东共减持了五亿股，环比大幅上升百分之一百零八。而从被减持上市公司的股东性质来看，国有股东减持占比约为百分之五十五点四。这一比例创出近三年来的新高。这显示，地方政府及地方国资委密集减持麾下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对地方债偿债高峰可能带来的危机。

但是这些办法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在资本市场低迷的环境下减持股票，一方面不利于市场稳定，一方面这个价格确实有点低了，而且也弥补不了十万亿之巨的地方债规模。

旧债难还，新债又开始了。中央政府最近允许以保障房建设为名地方可以举债，地方债口子又重开了。因此许多经济研究机构认为中国地方债占GDP的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加上中央政府债务，中国主权债务是百分之五十四。

如果再将中国政府其它一系列显性与隐性的债务，以中央政府各具体部门的名义而不是中央政府名义的债务，譬如铁道部高铁建设的上万亿债务，还有那些代表国家放贷的所谓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以及国有银行体系中的不良债务，全部计算进来，那么中国实际的债务与GDP比例可能高达百分之九十，与美国主权债务同美国GDP之比相差无几。

相当部分的中国债务被贪污

然而中美各自的主权债务的内容质量及各自的还债能力又相差多少呢？

美国国债主要用于军费、医保和养老金。标普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因为美国政府与国会迟迟不能达成债限协议。

白宫及民主党希望国会能够提高国债最高限额，而共和党人则提出政府必须削减支出。应该说，政府的调节、扶持、帮助和市场的活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两个方面。共和党主张减税活跃市场，走到极端就会完全成为富人的代言人。而民主党的主张走到极端也会变成政府自以为是穷人的代表，一切由政府包办。

正因为有这样两股力量的牵制，很难走到极端。共和党提出主张的前提也必须强调普通公民，强调照顾低收入者，民主党也一直坚持市场，强调效益，坚持私人中小企业是经济活跃的根本。

美国两党两种主张的争论，虽然不顾旁人，但对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到美国债务的用途、还款，却是有利的。

而中国的债务基本上是用来搞大工程的。其实中国不仅是债务用来搞大工程，整个国民经济几乎都是靠大工程来拉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追求利润，而中国特色的发展动力是追求暴利追求贪污追求“花头”。任何一桩有效益的生意都含有利润，而暴利贪污“花头”的生意倒不一定要有效益，但必定是公共财政支付的大工程，否则不会有额外的暴利贪污“花头”的空间。因此，中国的发展只能靠大工程拉动。而能够得到大工程中的暴利贪污“花头”的，必定是掌权者及其相关人员。而因为掌权者及相关人员人数太少而“花头”太大，因此无论他们如何的穷奢极侈也花不完，因此这部分财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能沉淀下来。所以，中国永远不能做到内需拉动经济发展。

这些大工程不管是否属民用基础设施工程，因为投资成本中含有贪污暴利空间，一开始就注定成本过高难以有效益，如果投资款项的来源是债务，那么注定这些债务是难以清偿的。

中国还债能力弱

减缓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是两条途径－－增加收入和减少支出。对于美国来说，回旋空间都很大。美国目前税负相对较轻，适当增税无论对纳税人或是整个经济来说，都不会伤筋动骨。而美国政府支出的主要三项－－军费、养老、医疗，都有降低的余地。

中国的税负已经很重，增税余地不大，而养老、医疗、社保基金严重不足，亟待补充。除了政府开支包括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支出可以大大削减，其它办法似乎不多，可是减少政府开支包括三公开销在中国又是最难的。

尽管中国经济目前还在快速增长，可是从长远看，美国经济依然很有活力并且具有最好的市场环境及最强大的创造力。美国尚且有主权债务危机，依照此标准，中国不仅有主权债务危机，而且危机十分严重！

原载：《动向》，2011年9月号

【转贴】《勇敢的心》 影评

一、童年的继承

      华莱士并不是天生禀赋异人的英雄，充其量是个平民的后代，虽然他的父亲曾经领导了一次小小的抗争，可比起他后来的作为，有许多的不成熟、不成功的因素。
      他的父亲是那时平民的代表，他的起义，动力不在于自身阶层对自由的认识和评价。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本着对阴谋者的痛恨以及忠诚于领主国家的信念反抗，甚至都没有战胜对手的意图，他只是要让那个暴君知道，平民也有斗争的勇气。
      英格兰王长脚为了扩张吞并苏格兰领土的野心，布下圈套暗杀了所有参加议和的苏格兰贵族，年幼的仆从也未能幸免。
      童年华莱士被那张扭转的苍白面容惊吓，而后又想随父亲一同出征，这不是因为他具有超出同龄的勇气，而是因为对死亡的概念，他还没有更深入的理解，直到他看见父亲和兄长的尸体，还有淋漓的血。
      他在父亲的坟前忧郁，年幼的莫伦在众人离去时奔回来，给了他一朵蓟花。这时，华莱士流泪了。他终于知道了死是什么，那是意味着失去熟悉的亲切，不再拥有温情。
      影片中，他的叔父端起他的下巴，说了一句：“你真象你的母亲。”这句话的意思并不象字面上那么简单，仅仅是对他容貌的感叹，仅仅是对陡感孤独和恐惧的华莱士表白：我们是一家，你身边仍然有可依靠的亲人。

      那是对当时华莱士的注解：他本有一颗感伤而柔弱的心。

      他的叔父是个智者，他比死去的兄弟更理解抗争的目的和意义。他要华莱士学习拉丁语，告诉华莱士，在学会用武器前，必须先学会用脑，更重要的是通过拉丁语理解上帝的所在，真理才赋人予自由。
      幼小的华莱士当然还不能彻底懂得这些，他还不断沉浸在对故土的留恋和失去亲人的哀伤里。
      他在梦中和父亲对话，父亲对他说：“心是无法禁锢的，拿出勇气去追求！”这无疑是对生命意义的最早启蒙。
      华莱士的叔父带着他游历欧洲，只有在他长大成熟以后，才真正从两个先人身上继承了宝贵的遗产：理智和勇气，从此伴随他寻找生命的自由。

二、生活的热望

      华莱士从国外归来了，回到故乡，他就热切地亲吻久别的气息。与老友重逢砥砺的喜悦和参加他人载歌载舞的婚礼，让他都没有意识到，在他国统治下的短暂美景，从来也不可能摆脱蹂躏的阴影。
      长脚发明的初夜权，意在吸引本国贵族安心在苏格兰的土地上驻扎开拓。可这种剥夺了人道的特权，无疑使得平民受到了更深重的压迫。白皙的新娘没来得及投入丈夫的怀抱，就被赶来的英贵族制止了。新郎本在愤怒中意图反抗，马上就受到了利剑架颈的胁迫。新娘在内心天平上选择了他的生命，那拂开刀剑的手，那耳边的轻语，终于让爱人在武力的淫威下，不得不忍受被人夺走心爱的痛苦绞割。这种时候，个人的愤怒和反抗都是那么微不足道。

      华莱士是个逃避者。他只想做个老老实实的人，过普普通通的生活。面对这样的环境，他还是希望能够凭借一点小聪明，抓住那法律的漏洞，和心上人继续游离现实的残忍。
      深林里，他和莫伦秘密结婚了，牧师祝祷证婚后，这对男女就着月光与涟漪偷尝“禁果”，华莱士成了一个男人。

      梦境终究会结束，不管曾经如何甜美醉人。

三、义务和责任

      英军的跋扈在众人企求和平的忍耐下激增，连还没有足够地位和资格享受初夜权的那个英格兰老兵都觉得，自己对于苏格兰人当然可以为所欲为。
      别人并不知道，莫伦和华莱士的真实关系，但是那家伙就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莫伦，不在乎嘴里说的话和他的举动配合是多么无耻―“你让我想起了家里的女儿。”
      他兽性大发时，已经顾不到身边苏格兰人如何众多，甚至听不到自己同伴的劝阻。是什么让他有那么大的胆量？

――想通过亡国生涯发展社会实力的人，你替我思考吧。

      因为反抗污辱，莫伦被杀害了。华莱士在海湾没有等到他的爱人前来汇合，逃离这个世界。
      他的理想主义生涯也就此结束，除了悲愤而起，他再没有继续欺骗自己的理由。
      那时的他还依然称不上是第一个觉醒者。他只是第一个没留住爱人生命的不幸者，由于不幸而反常，违背了自己向往的生活原则。他的率先回击就赢得了响应，那是久忍屈辱的大爆发。众人围着他大呼：“英雄之后！华莱士！”可华莱士心里知道，他宁愿向死神屈膝，要回自己的爱人。
      他在莫伦父亲面前下跪，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只想得到宽恕……
      华莱士不是想号召别人，也不想当众人的领袖。邻镇的人赶来投奔时，他还劝人回去，因为他认为此时骑虎难下，全是一时冲动惹的祸。
      起义是被动的，投奔义军的人数不断增长。如大海纳百川，要想推拒也不可得。这是个异样的循环，众人为他的勇气而激励，放弃了苟且偷生，投入战斗，而华莱士也正是被投奔者的热情激励，思考起自己的责任。
      他不能舍弃众人的信任，更看到了起义背后鼓舞人心的真正目标：生活的自由。

      没有对生活的热望，成就不了一个热血男儿。
      没有对人民的义务和责任，成就不了一个英雄。

四、现实的抉择

      华莱士赢得了传奇英雄的名声。他一呼百应智勇双全，在不断的胜利中，自蔽的苏格兰贵族甚至也被打动。
      贵族们想仿效他的模式，领导手下的雇民为他们捍卫土地。然而面对英格兰敌军的强势兵力，他们自己在怯懦，做议和的打算，因此号召显得如此空洞，远不足以让众人觉得有为此赴汤蹈火的必要。
      华莱士的队伍在他们将退却时来到了，一通震撼人心的演说，明白无误地阐明了这战争和平民们的关系：他们的坚守不是贵族们谈判桌上的筹码，而是对自身价值的实现。（委实精彩，只怕我翻译得次毛。）……“嗨，战斗也许会令你死去，逃避后你却定能生存，至少暂时能活命。从今而始，直到多年之后你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时刻，你会不会宁愿用这些苟活的日子换取一次重来的机会？那仅仅是回到这个战场，一起对我们的敌人宣告：他们可以夺走我们的生命，可永远也无法夺走我们的自由！……”

为避免歧义，重复原文如下：
“Aye, fight and you may die, run and you'll live. At least a while.And dying in your beds many years from now,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trade all the days from this day to that for one chance, just one chance to come back here and tell our enemies , that they may take our lives, but they'll never take our freedom?! Alba gu bra!（苏格兰万岁！）”

      华莱士的鼓励振奋了众人的斗志，通过他周详的部署，这次贵族与平民联合的战役以寡敌众，用最小的代价夺取了胜利。贵族们也愿意利用他的感召力和战斗力保卫自己的权益，赐给了他及起义领导层贵族的封号。
      华莱士学识本就不比那些世袭的苏格兰贵族少，不是个没有头脑的人，他知道贵族们的最终企图，可他暂时还只能借助他们的兵力和武装，扩大义军的规模，对抗英格兰的军队。
      阶级的分歧并没有阻止他对贵族朋友罗伯特的信任，华莱士通过他的语言和表情，了解到罗伯特与别的贵族并不相同。罗伯特的志向没有仅仅停留在收回部分领土，并以几个战役的胜利做威胁，与英格兰人回到谈判桌上。他想的和华莱士一样，重新建立起完整、独立的苏格兰。

      华莱士对他交心，希望可以结成长久的同盟。然而，他不得不接受一次教训：利益面前，不同的阶级间没有永恒的挚诚。

五、理想与困惑

      在对英国王长脚面对面的较量中，爱尔兰的雇佣军临阵倒戈，投入了义军的怀抱，可那些苏格兰贵族却因私下的交易而背叛了义军，部队临阵脱逃。华莱士徒然一再挥动着令旗，可无法挽回背弃者的脚步。
      孤军奋战，义军和英军一同在长脚的乱箭指命下纷纷倒地。华莱士也受了伤，一腔悲愤化为对那个暴君的最后一搏。他拍马向扬长离去的长脚追击，已经不在乎人数众多的卫队，他想战至最后一息。回头迎战的铁面人把他打落下马，华莱士趁他下马来看时，制住了这个敌人，挥刃割向他的脖颈。那人因绝望而惊叫，挣扎中，华莱士剥落了他的头盔……
      华莱士万万也没想到，自己眼前的敌人竟然是罗伯特！

      初次看时，只体会到华莱士异样目光中流露的是惊痛，是迷惑，是难以置信。他丢开剑，颓然躺倒在地，仰面向天等待屠戮，仿佛是对友情的绝望。可后来我细细品味，才发现他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来忏悔。
      按他对敌人的态度，他才不会对背叛者有妇人之仁。按他孤身挑战的勇气，他也不至于因为失去友情而如此伤心绝望，何况他曾经失去过一次，那是莫伦——他最珍惜的爱人。
      自暴自弃只有一个原因：他觉得自己不配，也无法再承担领袖的角色。

      “为何志向那么远大的朋友也会背弃自己的信念？为何“苏格兰”这称谓在平民和贵族间永远有着不同的意义？……太多的生命因为这场战争而失去……我才是真正的罪人！是我许诺他们将在自由的国度里得到尊严，结果却让他们在欺骗中无谓地牺牲！”
      身为义军的精神、军事领袖，他悔恨自己因为轻信而将众多的追随者陷于死地，无地自容，羞于面对血流成的河。
      这使华莱士的精神崩溃，除了以死相谢，他不知道自己活着还能干什么。
      幸亏罗伯特良知未泯，在最关键的时候将华莱士推上了他战友的马背，让他们摆脱了追兵的威胁。
      这让华莱士拥有了第二次生命，使他有机会，重新寻回信仰，进一步理解生的意义。

六、侠义和使命

      义军受到了重创，战友的父亲也伤重不支。那个倔强的老人曾经是他父亲的战友，而今同是他的追随者。面对老人死前的流离，壮实豪迈的儿子在悲泣，曾经坚强的华莱士也感到了无比的愧疚和自责。老人却带着笑容对儿子缅怀道：“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我享受够了，还能看到你成为现在这样的真汉子，好痛快……”
      这番话没有消失在战场尸骨如山的惨淡中，它深深地触发了华莱士的反省。倘若这就是老人的幸福，这就是那些牺牲者自主的意愿，他将继续为此奋斗，他坚信这就是他的使命。
     华莱士对战略的观念也开始转变，他脱离了对贵族部队的幻想，在暗中积蓄真正的有生力量。
      尽管他身边依然围绕着坚信他的战友，可他在继续领导众人之外，选择了单枪匹马的游侠方式，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叛徒国贼。

      驰骋在苏格兰的旷野山峦，华莱士的名字更多成为了一种象征，他是苏格兰平民的救世主，苏格兰贵族的复仇神。对英格兰人而言，他是敌人和不死的战神，在那个被冷冻的王子妃心里，那是男子汉与爱神的别称……

      华莱士清醒地意识到个人崇拜的凝聚力并不是胜利的全部保障，特别是因为两次通过王子妃的密报才使义军躲过劫难，让他看到，继续依靠装备军力落后的义军孤立作战，不但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英格兰的统治，很可能还会导致毁灭性的灾难。
      当他得到罗伯特的合作建议时，华莱士又一次面临抉择。有人认定那是圈套，爱尔兰战友斯蒂芬则从上次罗伯特对华莱士的营救中，看出他内心的矛盾，相信他有为过去感到耻辱而想重新做人的可能。尽管如此，众人都认为去赴约是种冒险，不希望华莱士以生命作赌注，博取两个阶层的再度同盟。
      为了缩短战争进程的那一可能，为了保留更多的生命以享受自由，华莱士还是去了，孤身前往，拒绝斯蒂芬的陪伴，以免给他带来危险。
      这不是疯狂的愚勇，更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这是他凭理智和对局势判断作出的选择“如果总要有人为此流血，希望那就是我一个人的血。”

      威廉华莱士入城会面时，果然落入了苏格兰贵族上层和英格兰王室共同合谋的陷井，这个陷井连罗伯特也不知道。从表面来看，华莱士的被捕应了别人的猜测，可是由此而促使罗伯特与其父亲的彻底决裂，断绝了英格兰统治者对苏格兰的最后控制，那华莱士付出的就并非是无谓的代价，他的牺牲意义深远，更不是毫无价值。

死亡与永生（终结篇）

      面对审判，华莱士表现得镇定自若，坚决否认自己的行为是叛国。在他心目中，他是独立的苏格兰人，当然不承认英格兰王室拥有对苏格兰领土的主权。长脚已经濒临死亡，可他仍在喘息着，不看到这个对手的悲惨下场，他就死不瞑目。
      是夜，王子妃前去探望，开始希望他能够认罪，以得到开恩砍头了事。当她知道华莱士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劝告时，给了他一瓶麻药。
      一旦拒绝认罪伏法，华莱士将要面对的是刀钩掏挖内脏的酷刑，这和中国的凌迟没有本质区别，濒临死亡的时间相当长，痛苦非人想象。王子妃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他一定要坚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她希望至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帮助他，让他死得不至于那么惨烈。
      “喝了它，它能减轻你将遭受的痛苦。”王子妃哀求道。
      “不，它同样会令我神智不清，我不想在麻木中死去。……”
      在王子妃泪流满面的哀求下，作为安慰，华莱士终于当她面喝下了那液体，却在她离开之后，吐掉了口中的麻药。
 
      第一次看到那情节的时候，以为那是影片为了体现英雄主义而故意渲染的煽情拔高，若是英雄因为情人的恳求而放弃一度坚强的外表，无疑就损害了英雄的形象。可当再往下看时，我心中的震惊，无法用语言描述。

      华莱士在囚房中祷告：“我非常害怕，请赐给我力量，让我就死从容。”原来他是这样恐惧！原来他并不肯定，自己能否抵受那一惨痛！

      这是为什么？万一在刑台上，最终背弃了自己的信念，这个曾经振臂一呼，万人响应的英雄岂不是在死亡之外，更添耻辱？
      怀着对这类影片一贯的信任，英雄不会在最关键的末尾让人失望，我看下去。……华莱士囚于马车，从看热闹的人群中间经过，浸没在飞来的垃圾和恶毒的叫骂声中，他坦然自若。被吊上绞架，又在咽气前夕放下，面对主刑官袍上的皇家徽章，他爬起来还是沉默不语。直到在绞轮架上拉得关节脱臼，又到刑床上剖割，华莱士一直没有屈服，哪怕是发出一下呻吟……
      喧嚣的人群在他的坚忍中，渐渐静默。终于，一个女人禁不住替他叫出了求告：“Mercy!" 一个声音带动了所有人的知觉，“开恩”呼声在人群里扩散，越来越高……
      连躲在人群中的战友都不忍心看他继续承受这样的折磨，痛苦地低声道：“求你叫出来吧，就说一声也好，只要一个词，开恩……”
      主刑官不断怂恿着，当他以为华莱士终于要开口，说出那个让他保留一点征服者虚荣和尊严的词时，示意执刑者停止用刑。
      在所有人窒息般的等待中，华莱士倾尽全力长呼：“自由!”

      暴君在这一瞬瞪目死去，战友在这一刻垂睑泪下，刽子手在这一刹莫名失望……我在这时候禁不住激动，哽咽中，看到了一个英雄的诞生。
      原来对英雄概念的认识是那样浅薄！其实直到这时，华莱士才成为了真正的英雄，能够看得见眉目的英雄，先前只是个英雄的剪影和轮廓。

      是这部影片，叫我明白了成为英雄的另一重条件。
      华莱士不吃麻药的原因很简单：他既然有自己的信仰，当然应该从始至终去坚守，接受一切考验，哪怕是极端痛苦的折磨。这是他不愿意回避的。如果他终于屈服，他不怕证实自己的软弱。他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否能坚持到最后。如果吃了麻药，那就是错过了认识自己灵魂的机会。
      那样做不是为了摆脱沽名钓誉的嫌疑，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真实存在，万一为了怕结果出乎自信而放弃，他的内心就已经不复坚强，必将自我鄙薄。
      “勇敢的心”原来指的还有勇于面对自己，绝不背叛自己的真意，那就是真正地活过了，在肉体的死亡中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永生。

      这才理解了那句话：Every man dies, not every man really lives.

      壮哉！英雄！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超脱民族、阶级、立场、时代等等的局限，赢得广泛的敬慕和认同，历史长河不息，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Aye, fight and you may die, run and you'll live. At least a while.And dying in your beds many years from now,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trade all the days from this day to that for one chance, just one chance to come back here and tell our enemies , that they may take our lives, but they'll never take our freedom?! Alba gu bra!

每日灵修 #9

那十字架总是在等待着你

看哪，一切都在十字架上，一切都系于我们是否肯天天死于其上；通向生命、赐给你真平安的路，除了十字架，除了天天死在十字架上，你别无选择。

你上下求索吧，无论你怎么寻求，你都将发现，除了这神圣十字架之路，在上没有比十字架更高的路，在下也找不到比十字架更坚实的路。

你尽可筹划安排自己的一切。然而，你会发现，不管你甘心情愿、还是迫不得已，你必受苦，你必在苦难中来到十字架前。你即使不受体肤之苦，也必经历心灵之苦。

有时你会被上帝离弃，有时你会被邻人骚扰，有时你会无缘地心灰意冷。你得不到安慰，找不到帮助；你无法解脱，那痛苦无法减轻。

只要你的苦痛是神的美意，你就忍耐吧。

因为神定意要你在患难中不得安慰，在不得安慰时你全心仰望他；在患难中你变得更谦卑。

人不能切身体验十字架上基督所受之极苦，除非他亲自经历苦难。因而，那十字架总是无处不在地等待着你。你无法逃避它，正如你无法逃避你自己一样。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要带着你自己。纵横千里，云泥万仞，不管你身在何处，你总会面对十字架。你若要获得内在的平安和永恒的冠冕，你必须在苦难中忍耐。

许知远：内在的审查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一

“如果你直接批评政府，会被关进监狱吗？”在学院的餐厅午餐时，我偶尔会被这样问道。剑桥的克莱尔堂里穿梭着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群，人们相逢，又匆匆离去，表达着对别人短暂和浅薄的兴趣。

当坐在对面或旁边的人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时，除去感叹中国的经济增长外，就会对我的人身安全感兴趣。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体，它是繁荣、也是禁锢的象征。尤其是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可能只有朝鲜、古巴、缅甸等为数不多的国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罗斯都更好些。

我该怎么向这些陌生人解释呢？一切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危险，但仍旧很危险。除去那些头脑最愚钝、心肝最麻木的人，没人不知道这是个专制、腐败甚至可以说邪恶的政权。但是，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彻底的极权体制，你不必担心因私下的言论而获罪。事实上，从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到出租车司机，他们在餐桌上、闲谈时咒骂、讥讽现行体制，已经变成了一项娱乐。


你在公共空间上，很难看到、听到这种不满，到处是国家富强、和谐社会的赞歌。人们生活在一个二元世界里。这二元世界又加剧了虚伪与嘲讽的蔓延。中国似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人们都感到目前的政治体制问题重重。人们表示不满、充满讥笑，却又很少人准备真的改变它。似乎嘲讽已经产生了足够的满足。在嘲讽中，人们自认已经改变了现实。整个国家已经陷入了犬儒主义的泥淖。

犬儒主义的盛行，是因为现实的困境不能被传达到公共空间，私下的议论无法转化成公开表达的辩论，缺乏社会组织来将不满转化成正常的行动。这种公开性、组织性，正是一个专制政权最恐惧的力量，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压制它们的出现与存在。彻底的极权主义，会试图改造人的思想，甚至连私下的念头都要压制。而现在，政权给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权甚至会容纳、鼓励这蔓延的嘲讽，但千万记住，这只是私下的游戏。

但另一个同样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们缺乏足够的内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张，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比起外在的束缚，更重要的是，人们缺乏对内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视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仅仅是一种手段。当自由只是一种手段时，它也就经常被交易。政权轻易收买了大学、媒体，让知识分子们用灵魂来交换物质生活。此刻的中国最大的危机是这种内在价值观的坍塌，或者说我们从未建立起这种内心的价值系统。

新闻记者是将真实生活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传递者，是把被遮蔽与忽略的事实，呈现在公共空间的人。双重危机阻碍着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很多议题是明确不能报道的，即使你报道了，你必然会被删除，你的个人可能也会遭遇不公对待，因为所有的媒体仍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我们变成了一个勤奋的自我审查者，自我麻痹者。即使没有得到明确的警告，我们已经率先提醒自己——这个议题无法触碰，自己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我们也可能变得热衷于在字里行间的小小文字游戏，沉湎于用双关、隐喻、联想来传递可怜的事实，长此以往，我们的所有兴奋都将集中于说出那一句常识。



我想不出改变这种状况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历史时刻、所有专制的地区，说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对应的代价，都需要很多人为此而做出牺牲，是一颗颗自由心灵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才让自由得以实现。这些鼓舞也经常来自另一个地区与时代。

二

“那么，你是写两个版本，还是只写一个?”米克洛斯•哈拉兹蒂问道。我们坐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一家闹哄哄、烟雾腾腾的餐厅里。虚伪的健康崇拜还没蔓延至此，很多人兴致勃勃地谈天、喝酒、大口抽烟。

餐桌中间摆着《天鹅绒监狱》，米克洛斯•哈拉兹蒂的一本旧作。一本薄薄的书，算上前言与作者简介，也只有163页。原书的封皮已经丢失，只剩下是红色绒布面硬壳，上面印有烫金的作者签名，潦草、有力，似乎表明作者曾是个不羁的诗人。


这本书有关匈牙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东欧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我在剑桥的一间小图书馆意外的发现了它。最初，我很不适应它的风格，通篇是陈述句，没有疑问，到处是斩钉截铁的判断。它也很少引用，除去提到了一次约翰•弥尔顿，似乎再没有引用过任何人的话，似乎它是从真空中跳出的。但它散发着一股奇特的魅力，似乎面纱被有力的撕开，污浊遭遇了强力去污剂，在不容置疑的口气的帮助下，混沌重又变得明澈。它似乎不是为了30年前的匈牙利，也是为此刻的中国而写。

我辨认出那么多中国社会的景象：艺术家们、知识分子集结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获取社会认同与现实利益。传统的审查制度消失了，很少再看到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直面抗争，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展览和发表，主动放弃了那一类的尝试。这令我愤慨，不止一次谈论他们的放弃。

但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一个为我的编辑，另一个仅仅为我自己。我可以指责中国现行体制的严酷性，但这不意味着你不能创造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暂时隐藏起来，但它是一个作家对世界和自己更诚实的认识。

我从未有过地下写作的经历。我写下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被发表。即使经常表现出的尖锐，都含有某种特定技巧。在批评政权时，我知道分寸在哪里，或者自认为知道。最好不要直接提到领导人的名字，不对他们做出具体、细微的批评。用执政党、政府、社会这些整体而模糊的词汇，作为批评的对象。自我审查的机制不仅来自于政治权力带来的恐惧，也来自于市场空间。我不能被市场遗忘，我要谈论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似乎积累起越多别人的注意，我自身的价值也随之提升

无形中，世界的一部分被遮蔽了，因为习惯了不去谈论它们，它们甚至开始变得不存在了。而对于另一些人，这些禁区则强烈地吸引着他们去探索，以至于除去禁区，他们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谈论。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自我审查者。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与海外的异议人士，不正是这两个不同极端的自我审查者吗?他们经常相互指责，却使用了同样的方法。他们被缓慢地侵蚀，逐渐丢失了自己。

二十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意识形态的争端告一段落。它似乎也让“自由”、“专制”、“审查”这些名词过时，它们不是属于那个已经塌陷的共产主义社会吗?而昔日的异议者们，则被人遗忘。但中国的崛起，则让他们的论述变得再次重要。

转自金融时报

【转贴】警惕中国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异端

——就赵晓现象分析借鉴纳粹德国人民教会的历史教训

作者简介：小光，中国家庭教会学者，著有《冲破灵界的黑暗》和《教会在中国的
未来走向》，等作品。


下面为文章摘要：

1. 作为公民，基督徒具有爱国情结，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爱国胜过爱主，爱国胜过爱人，爱国胜过爱教会和天国，并在教会中宣传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神学，这就是异端了。这正是赵晓和他所代表的许多中国基督徒的问题所在。

2. 赵晓又说：“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恐惧本身是最令人恐惧的。”领导了世界500年的西方不能一下子适应中国的归来，人本能的会有恐惧，“但基督徒们可以本着基督的爱心克服恐惧。” 赵晓的这番言论，呼应了中国政府在世界舞台上的自我辩护：中国是大国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是虚构的。

3. 赵晓难道不明白，今天的世界对于中国的恐惧，不正是出于对任何专制独裁暴政国家的恐惧吗？苏联共产党帝国才解体没有多少年，美国的中年人还没有忘记核警报的恐怖声音。中国今天的崛起和其政权的特点，还自然让人们联想起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

4. 甚至，中国2008年奥运会面向世界的宣传模式和宣传用词，都和纳粹德国1936年的奥运会宣传惊人地相似。赵晓似乎精辟地说明，中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基督徒人数增加，就能够避免这种悲剧发生。那么，二战时期的德国岂不是基督教国家吗？

5. 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多有滋生偏见和暴力，少有激发正义的举动。德国纳粹时期的教会，因接受种族爱国主义异端所犯的历史性错误，今天的中国教会正要开始重复。

6. 然而，德国大多数教会和基督徒却因为爱国主义的异端思想、自由主义神学和科学主义，选择支持了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并默认其暴行，这是需要深刻悔改和引以为鉴的，正如美国的南方教会曾经支持过奴隶制。

7. 1933年夏（4月），作为统战政策的一部分，德国纳粹政府将全国29个区的新教教会合并为“帝国教会”，即“人民教会”，隶属纳粹党政府的管理。作为一战时期曾担任德国军牧的路德韦格•穆勒，希特勒的老战友，纳粹的早期党员，于同年9月成为帝国教会的大主教。

8. 这个职位相当于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基督教管理机构——三自两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的主席/会长。1935年7月，希特勒又建立了帝国的教会事务局，对教会进行最后阶段的“重组”，汉斯·科尔（Hanns Kerrl）担任局长。 这个单位相当于今天中国政府的宗教局，

9. 当时德国的基督徒受到一个特定爱国主义词汇概念的误导影响，即德语中的Volkstum或Volk。 这个词的含义是“日耳曼民族-德国政治实体”，在当时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合成术语，是不可挑战的一个政治正确的概念。

10. 相当于今天中国人常说的“我国”或“我们中国人”，最精确的对应是“中华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特定术语，无可非议，只是经过德国纳粹党宣传机器和中国共产党中宣部的反复使用，就成了令人尴尬蒙羞的贬义符号。最危险的是，这个词开始通过政治宣传而绑架基督徒的神学观，与上帝争夺信徒的忠诚。

11. 帝国教会的神学拒绝承认一些基督教传统的观点，抨击并否定“教会独立于国家”的概念，正如今天的中国政府强调教会应该受到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

12. 帝国教会的神学家们和牧师们，强调基督教是一种基于共同兴趣的运动（这与中国官方的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异曲同工），并非向具体的信仰负责，而且也不需要教义；还要避免教条和信仰宣言的争吵，否则会把信徒吓跑。

13. 然而，德国人民教会最后也失望了，因为他们所崇拜和忠心跟随的纳粹党国，根本不信任他们，只是利用他们而已。中国的三自教会和共产党国的关系，也经历了类似而更严重的情况。

14. 事实上，教会中的爱国主义者们常常是两头不讨好的，因为爱国主义的情绪常常也会挑战政府的外交软弱，因此，政府会站出来打击基督徒的爱国主义情绪，给民族主义的狂热泼冷水。此外，国家的统治者尤其是独裁者并不希望教会或者任何宗教的势力强大。

15. 1933年9月，在马丁·尼穆勒牧师和迪特里奇·邦和华创立的“牧师紧急联盟”的领导下，不愿随从帝国人民教会的基督徒们成立了“认信教会”，相当于中国今天的家庭教会，与德国人民教会分道扬镳。巴特加入了这场教会的不顺服运动。

16. 1934年5月29-31日，首届认信教会的代表大会在德国的著名工业城市巴门（恩格斯的出生地）召开，138位教会代表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并颁布了由巴特执笔的《巴门宣言》。

17. 《宣言》在一开始强调了这次会议的意图不是分裂教会，而是通过抵制错误的教义、强迫的手段和不真诚的实践，促使教会只能保持在上帝话语里的信心并通过圣灵，形成真正的合一。还特别说明，没有任何意图要破坏德国的统一。

18. 该宣言的中心思想是，教会应该只跟随耶稣基督，要独立于政府，除了上帝的话语，教会不应该随从任何政治意识形态。

19. 巴特反对的重点是针对政府干涉或绑架教会，而不是暴政本身。这一点可能是受到马丁·路德的“上帝之国和世界之国两者之间独立平行”神学观念的影响，即互不干涉。简而言之，巴特主张教会不参与政治，政治不参与教会。这一点直接影响了他执笔的《巴门宣言》。

20. 邦和华对德国纳粹问题和教会盲从问题的认识及其实践，要比巴特深刻而全面得多。他清楚地看到，德国教会的神学染上了纳粹党所提倡的雅利安民族（种族）主义的酵，并公开宣扬“爱德国主义”的异端，这是对基督教信仰最根本的挑战和腐蚀。

21. 然而，即使在当时的“认信教会”中，许多基督徒也回避或不情愿面对这个问题。正如今天中国许多的基督徒，即使是在家庭教会中，也对爱国主义的异端视而不见，甚至随从。

22. 同样，面对德国纳粹党政府迫害犹太人，认信教会所表示的冷漠，正如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家庭教会，也在人权被共产党政府践踏的现实面前沉默，甚至对教会和信徒遭受逼迫都视而不见，美其名曰“不参与政治”。

23. 邦和华还意识到另外一个深刻的原因，即，启蒙运动所导致的欧洲文化中人本主义代替了神本主义而滋生的人类的自我膨胀和骄傲。

24. 针对爱国主义的异端，他还以惊人的神学高度指出一条真理之路：人们不论贫富和国籍，都应该团结在上帝的名下，而不是团结在国家的名下。邦和华所抨击和指出的，正是德国教会当时的关键问题所在：种族爱国主义，导致德国基督徒因“爱国胜过爱主”而违背了耶稣基督爱邻舍的命令。

25. 当时还有许多基督徒，尽管知道纳粹党政府和帝国人民教会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因为恐惧或个人利益而保持沉默，甚至加入了帝国人民教会，这是令人遗憾和同情的。在美国波士顿市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着一段举世流传的名言，就是那位“牧师紧急联盟”的负责人马丁·尼穆勒所说的：“刚开始他们（纳粹）来抓共产党人，我没有站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又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他们来抓犹太人，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已经没人能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26. 邦和华在他的传世之作《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中，认为宗教化的信仰时代已经过去，并提倡非宗教化的基督教。他认为，人们只有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执著地用这种方式生活，上帝才会与我们同在。

27. 这位独孤的先知和耶稣基督的门徒，和许多德国的基督徒一样，终于因为绝望而参加了德国境内旨在推翻希特勒统治的地下抵抗运动。德国人民的抵抗运动有多支，邦和华及其家庭成员参加的是德国政府内部秘密形成的抵抗运动。

28. 他们曾经成功地帮助了大约7名德国犹太人秘密逃亡到瑞士。他们还策划了两次对希特勒的刺杀，均告失败；历史并没有因为勇敢的刺杀行动而改变。邦和华于1943年4月5日被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相当于如今中国的国保）逮捕。

29. 1945年4月9日早晨，他和另外五位抵抗运动的成员，在弗拉森伯格（Flossenbürg）集中营，被纳粹党政府处以绞刑。不到一个月，苏联红军就解放了这座监狱；

30. 面对自己将要被处死，邦和华在他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写给友人乔治·贝尔（George Bell），说：“到终点了，对我来说却是生命的开始。我相信基督徒的普世兄弟关系超越国家的利益，我还相信我们的胜利是一定的。”

31. 当我们定睛于分析德国人民教会的错误时，很容易相信自己会避免这样的明显错误。事实上，如果身临其境，将这些潜移默化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尤其是看到这些异端中有许多貌似敬虔坚定的基督教信仰的属灵话语，就难以区分。

32. 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性，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学、宗教、无神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管道进行发作，才是所有战争和屠杀的根本原因。人类未来的战争和种族屠杀，绝不会因为教育、科技、经济、体育、文化、政治的不断发展而有任何的减少。

33. 所罗门王说过，世间并无新事，都是旧事的重复。有太多的事情在国家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中，不断重演，而人们却反复忘记。二战之后，义愤填膺的人们常常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暴行， 并惊奇当时的人们为什么没有站起来反对那样明显错误的事情，却同时忽略着这个世界如今正在上演类似的悲剧。

34. 在这些人类大屠杀的惨剧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总是赋予屠夫们以神圣的理由。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至上的国家里，民主的制度并不比专制更优越，而理性和灵性发达的人民，也并不比动物更文明。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35. 二战后德国的反省并不彻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德国社会，只谈论纳粹党政府的种族主义错误政策，而忽略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科学的名义通过学者们在背后的强力支持。

36. 第二、作为德国教会，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种族爱国主义的神学异端和不承认《圣经》绝对权威的自由主义神学，是导致教会和信徒忽视耶稣基督“爱邻舍”的命令而蒙羞的原因。

37. 中国共产党政府从一开始，就采用德国纳粹党政府式的宗教管理政策。中国人和基督徒在1949-1979期间30年的极权统治下所受到的迫害程度，超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中国的三自教会类似于德国纳粹时期的人民教会，家庭教会类似于德国纳粹时期的认信教会。

38.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吴耀宗等人于1950年7月28日发起了“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宣言”的全国签名活动。[60] 1950年 9月26日，中共中央颁发文件指示，支持以吴耀宗为首的所发起的基督教三自革新签名运动。

39. 1951年，中央再次发出文件，说明“要推动天主教、基督教中的进步人士对宗教教义作某些正确的合乎实际的诠释，说明爱国与信教并不矛盾，一个善良的教徒首先应热爱自己的祖国，以打击反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的所谓‘宗教是超政治的’，‘革新就是裂教’等等谬论，以达到争取广大教徒的目的。”

40. “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之后，一大批拒绝参加三自教会的基督徒被捕，包括著名的教会领袖王明道、林献羔、袁相忱、谢模善，等人。1955年8月7日，在被逮捕前的最后一个主日崇拜中，王明道的讲道题目是《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

41. 正如德国纳粹党政府一样，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是利用爱国主义愚弄教会领袖和信徒，并成功组建了“三自两会体系”控制管理下的全国性教会。前者教会的名称是“德国人民教会”或“第三帝国教会”，后者是“中华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

42. 两者都是将国家或民族的名称放在教会的前面，确定了“爱国”为基督教第一使命的异端神学。而且，两者都是在成功利用教会之后，就开始限制、打击、甚至逼迫曾经在不久之前还顺服甚至讨好过他们的教会。

43. 三自教会体制的根本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的，不仅在于家庭教会通常批评的“基督和政府”两个头，还在于高举严重的爱国主义神学异端的大旗。前者到了将来中国自由的时候容易清除，而后者是更隐秘和危险的。例如，根据三自两会的要求，在教会中悬挂“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标语。

44. 为了追求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在80后和90后这两代人当中，实行了系统的爱国主义强化洗脑教育，将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和孔孟思想的爱国民族主义完美结合，成功地塑造出以“中国和中国人”为中心概念的爱国主义政治文化符号和亢奋型世界观。

45. 这种爱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模式，已经非常类似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的文化洗脑模式。这种思想通过社会文化形态、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新一代人加入教会，已经成为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神学中尤其是“教会论”中的异端和基督教伦理中的毒素。

46. 当前的北京神学，其异端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理论：爱国爱教、否认超自然力量、因爱称义。

47. 北京神学与纳粹时期的德国人民教会的神学异端是同出一辙一灵。不同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教会的“雅利安神学”是自由主义神学+种族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科学主义的混合品，而中华三自爱国教会的“北京神学”是自由主义神学+民族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混合品。

48. 两者都是严重的神学异端。前者所拥护的国家机器已经造成过人类的灾难和耻辱，而后者还没有，因为中国的国力和军力还没有达到二战前德国的水平。

49. 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基督教神学家马丁·路德·金曾经深刻指出，阻挡黑人获得自由的障碍，是那些社会中的强势群体看重“秩序”超过公义，喜爱没有反对声音的虚假稳定，胜过热爱有公义在其中的和平。同样，中国的许多基督徒们，也是爱国家胜过爱公义，爱民族胜过爱邻舍。

50. 祖国中心论和大汉民族中心论，正是中国爱国主义的核心，也是北京神学异端侵蚀教会的有力武器。

51. 伊甸园里的那条古蛇，就是中国人世代所崇拜的、如今已变成红色的大龙，正对中国的教会和信徒说：上帝岂是说，你们不可吃这个爱国主义的果实吗？你们若吃了，中国和中国人就会强大起来，像神一样。

52. 中国的许多基督徒由于爱国主义神学异端对教会讲台的渗透和社会中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的影响以及利益的诱惑，并没有意识到祖国和民族已经成为偶像，取代了上帝和邻舍的位置。例如，在德国纳粹时期的许多教会领袖们，常常声明教会和基督徒是不参与政治的，但实际上却在拥护政府的政治及其领袖。

53. 上帝告诉我们，要爱上帝和爱邻舍，何曾说过要爱国呢？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是地上寄居的客旅。若我们不能爱人胜过爱国，爱公义胜过爱法律，好怜悯胜过爱金钱，坚持真理宁愿受到逼迫，盼望教会繁荣胜过渴望大国崛起，爱上帝远远胜过爱中国，爱邻舍胜于爱民族，就不配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54. 今天的中国教会是有罪的，不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也是有罪的：且不说我们是否忠于大使命，广传福音和向异族宣教，只看公义和良知方面的责任，就知道我们的亏欠是何等的大。

55. 中国的基督徒啊，你们喝了红旗下的那碗红豆汤，已经酩酊大醉。我们有祸了……在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们，披麻蒙灰禁食祷告悔改吧！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们，我们爱主，比爱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更深吗？ 主耶稣基督复活后，曾在加利利的海边这样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参考原文：

 警惕中国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异端——就赵晓现象分析借鉴纳粹德国人民教会的历史教训

PDF版：警惕中国教会里的爱国主义异端

另外参阅：

赵晓出席柳溪全球领导力峰会 见证基督文明将大大祝福中国

Introduction To Nazi Euthanasia

【转贴】国家一旦没了正义，就沦落为一个巨大的匪帮

作者：雅歌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正义不复存在，政府将是一大帮强盗，而当一个国家不再需要正义时，那么一帮强盗就是一个小国家。”

     当代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在其所著的《法律智慧警句集》一书中，引用了奥古斯丁的名言——“国家一旦没了正义，就沦落为一个巨大的匪帮”，将其看着是法律智慧的体现。

     在奥古斯丁看来，国家和法律是与正义不可分离的。他提出，在没有真正正义的地方，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国家也会沦落为匪帮。

     国家的基础是正义，而这种正义只能凭借法律来体现。如果国家丧失了正义，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法律，因而国家也就丧失了真正的特征，与强盗无异。

     正义来自每个国民都应有的最低道德底线，人得有对正义的认同感，如果这个底线没有了，人人都在放纵自己做坏事，形成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那么受害的将是这个环境中所有的人。

     一个没有正义的党派，把国民引向道德沦葬的崖边；法律已是邪恶标榜自身正义的白皮书。用正义的力量淘汰它已成必然。可有些人就是不能从科学的思想范畴中走出来！

每日灵修 #8

恩典常与备感主恩者同在

愿你常处坚忍之中，而不是安逸中；愿你乐意背起十字架，而不是沉溺于欢娱！

倘若可能，世人谁不愿常常得到心灵的喜乐和安慰吗？因为内心的安慰远超过世上的一切乐趣和肉体的享乐！那一切世俗的欢乐不是虚空如烟、便是污秽不洁，而惟有属灵的喜乐才充充满满、实实在在，由德行而来，由神倾注入那纯洁的心灵。

但人若凭己意，却不能常常享有这圣洁的喜乐，因为诱惑离去的时间总不会长久。而人心中所谓的自由，人的过分的自信，又抵挡来自天上的安慰。

神是那么仁慈地将恩典、安慰赐给我们，而人却如此忘恩负义！他们并不怀着感恩的心把所有的都归给神。因此，上帝的恩典不能如江河向我们倾注，实因我们不知感谢那赐恩者，也不知把所有的祝福都归于它的源头。

恩典常与备感主恩者同在。傲慢、悖逆的人，福分必被取去；谦卑温顺者，必将受神祝福。

[转贴]市场、竞争与人类福祉

作者：韦森

──重读哈耶克之二

在当代世界思想家中，可能无人能像哈耶克那样数十年始终如一地执着弘传自由市场的理念了。在20世纪后半期，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曾与哈耶克在同一个战壕进行了数十年的“市场经济保卫战”，但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和价格竞争机制的理解和阐释，却与新古典经济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哈耶克在数十年着述生涯中，他还不时地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发些批评性的“横炮”。

学过现代经济学的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是基于理性经济人个人利益最大化推理来论述市场经济的好处的。这种理论认定，完全理性且有着完备信息的市场参与者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会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最大化，达到市场出清的一般均衡，因而是最有效率的。任何垄断和行政干预，都会扭曲市场体系的最优资源配置，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和低效率。

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优长的这种理性解说，不时引来一些持不同见解的经济学家和论者的质疑和批评。持批评意见者一般认为，完全竞争只是经济学家们所杜撰和幻想出来的理论上的“海市蜃楼”；现实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尤其是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说明了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尽美尽善的现世“伊甸园”。一个早年研究和赞同哈耶克的自由理念但后来又对哈耶克批评甚多的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曾说过：“在实际中，自由市场很少根据经济学家构建的模型运行。有繁荣和泡沫、萧条和崩溃。只有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市场才是自我调节的。”格雷的这段似是而非的话，可谓是代表了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的典型批评。

相关阅读
重读哈耶克之一：常被误读的经济学家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之优长的“传道”（preaching）方式不同，哈耶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把市场价格体系视作为“一种人类交流和沟通信息的机制”，一种自发成长且不断扩展的交换体系（catallaxy）。1936年在伦敦经济学俱乐部所做的“经济学与知识”的讲演中，哈耶克就从人们的知识分工和信息利用来论述价格体系的合理性。在1945年的经典名篇“知识在社会中运用”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市场秩序之所以能解决“资源最佳使用的问题”，是因为人们的知识和信息是分立的和有限的，因而只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以劳动分工和分立知识（divided knowledge）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可能。

根据这一认识，从20世纪30年代到他去世前，哈耶克一直坚持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过程，是一种牵涉到（人类社会）进化方方面面的过程；正是通过进一步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大家的一致同意，才逐渐增进了我们的效率”（《致命的自负》）。哈耶克还曾基于这一推理批评过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天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些看法。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曾主张，应当用当时流行的一个社会主义口号“为用途而生产”，来取代资本主义的“为利润而生产”。对此，哈耶克批评道：“爱因斯坦似乎没弄明白，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和分配，方能够使我们所发现的资源得到精细地（intensively）运用，从而引导生产服务于各种生产者所无法预想到的目的，使每个人都能有效率地参加生产交换。”

纵观哈耶克的一生，与其说他是在沿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来宣扬自由市场体制的优长，而毋宁说他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中心目标是阐释中央计划体制的非可行性，作为这一理论任务的副产品，他只是附带地证明了只有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才是惟一能增进人类福祉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很多睿智的经济学家所能理解得了的。

在20世纪30-40年代，世界刚刚经历过1929-1933年大萧条，复苏之路仍然步履维艰，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人士对自由市场体制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且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这样或那样的幻想和憧憬，以致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中，不无感叹地说：“根据目前占统治地位的见解，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才能最佳地利用自由社会中可以发现的自发力量。实际上，我们已经着手取消那些产生不可预知后果的力量，并对一切社会力量加以集体的和‘有意识’的指导，借以达到刻意选择的目标，来取代那些非个人的和匿名的市场机制。”

就是在那样一个历史背景中，哈耶克当时十分孤寂但却又数十年持之以恒地坚持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会限制个人自由、摧毁人们的责任感和社会的道德基础；会阻碍财富的生产，造成社会贫困；亦会导致极权主义政府。哈耶克当时就尖锐和深刻地指出，放弃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用中央计划和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经济过程和进行资源配置，不但会在经济上导致像诗人荷尔德林（F. Hoelderlin）所描述的那样“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来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而且也会在政治上走向一条奴役之路。

由此看来，在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中，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市场体制描述为一个完美无缺且高效率的现世的伊甸园，而是试图阐明这样一个道理，有着分立知识和有限理性的市场参与者，通过运用价格机制这种信息装置，会在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增加人类福祉。换句话说，照哈耶克看来，并不是市场竞争在短期中不出问题，会时时有效率和处处均衡，而只是从人类社会长期演变过程来看，它是一种自发演化生成的、最不坏的且不断扩展的增进人类福祉的资源配置方式。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体制的捍卫，并不限于“经济效率”这一维度的考虑。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哈耶克甚至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来论述市场交易体制的优长。他指出，那种“市场秩序可以理解的目的就是它会产生‘创造财富’这一有利的结果”的观点，是宽泛的和肤浅的。哈耶克认为，“只有在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决定运用他的知识时，才有可能使任何人所拥有的许多具体知识全部得到运用”，才能不断扩大参与市场分工的社会成员在天赋、技能和兴趣上差异，才会促进生成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特所说的“人类最为丰富多样性发展”的文明，最后形成他心目中“伟大社会”。这一点，显然又是19世纪的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社会理想相一致──尽管马克思试图采取不同的路径即欲从消灭私有制和市场交换来达致这一理想。

在21世纪的当今中国，经历了近3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效率和普遍的贫困，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还在怀疑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一点了。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风暴和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致使许多人又开始怀疑市场体制的合理性，以至反思性地抨击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但若要再恢复用中央计划来进行社会资源配置，恐怕今天即使有些左倾思想倾向和情怀的人士也不大会同意。在这方面，我们至少要部分地感谢哈耶克，人类社会思想史，将永远记下哈耶克这位执着且常常给人们有些偏执印象的思想探索者。

负债累累和标准普尔调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当下，西方发达国家要走出经济衰退似乎变得遥遥无期。在此情况下，是否又会像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那样在全世界再涌起一波压挤、限制甚至试图消灭市场竞争机制并相应增强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思潮？目前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转自凯迪

漫手织文: 丹中尉与神的交往-《阿甘正传》评论

丹中尉出身军人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以及他的父亲都是战死在沙场上的将军，所以他认定战死沙场、建功立业也是他的天命。从军、战斗直到战死，那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那是他知道的唯一的活法。然而上帝却安排了一个阿甘执拗地从战场上救回了他，但是他却失去了双腿，他无法继续呆在军队里了。在医院里他变得非常消沉，觉得自己成了没腿的废物，他的生命不再有意义。所以他对改变了他选择的命运的阿甘怨愤地说：“人的命运早已注定，没有一件是巧合，都是安排，我应该和部下一起战死，现在却变成无用的残废！是你拐骗了我，我命中注定要死在战场上，光荣地战死，那是我的命运，你把我拐骗了出来。”，他认为那是不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失去了生命的方向，他不知道自己活着还能干什么。

然而上帝却似乎决意要让丹中尉领悟生命的真正意义，于是上帝又安排了丹中尉与阿甘的邂逅，而丹中尉见到阿甘时的第一句话是：他们颁发国会勋章给你，他们居然颁发了国会勋章给你这个白痴、低能儿，丹中尉觉得上帝愚弄了他，于是他不再相信上帝。他用嘲弄的口气说：“上帝他妈地保佑美国”，然而就在他诅咒完上帝之后，他的轮椅失控了，从坡道上摔了下去。丹中尉从军队退伍后，迷失了生活的方向，他滞留在华盛顿靠政府的津贴生活，他不停地怨天尤人、疯狂地酗酒、愤怒地跟人争吵，彻底地自暴自弃。他问阿甘：你找到耶稣了没有？阿甘回答：我本来就不知道我应该找他，丹中尉告诉阿甘：“荣民医院那些残废都说要寻找耶稣，开口闭口都说耶稣，耶稣这个耶稣那个，我找到耶稣没有？他们居然派人来向我传教，他们说上帝听到高，但我的先自救，我若是心中接受耶稣，就会随他一同走进天堂”。丹中尉认为这些都是屁话，因为他压根不相信耶稣会听见他的祷告，因为他曾经那么想要战死沙场建功立业，然而上帝却让他成为残废离开了军队，从此终结了他的理想，不仅如此，上帝还把勋章给了一个屁也不懂的弱智——阿甘。但阿甘听见有人说若是心中接受耶稣，就会进天堂时，一直跟随着耶稣的阿甘说：“我会进天堂的”，然而丹中尉根本听不进去这些，他不相信耶稣，他更相信酒精。

在丹中尉意志消沉陷于迷惘的时候，阿甘却有着简单而又现实的目标，他要兑现对巴布的承诺，买一条捕虾船成为捕虾船长，丹中尉依然用嘲弄态度看待阿甘，他根本不相信阿甘能够当成捕虾船的船长，于是放话说：你要是能成为捕虾船的船长，我就是火星人，并许诺说阿甘要是能成为捕虾船长，他就去给阿甘做大副。然而一语成谶，丹中尉最终真的成了阿甘的珍妮号捕虾船的大副，当然这是后话。

在新年之夜，丹中尉带着两个妓女和阿甘回家，但是聚会却不欢而散，尽管丹中尉自己一直把阿甘叫做白痴，但他的心里还是知道并珍惜阿甘对他不离不弃的情谊的，所以当那个妓女骂阿甘呆瓜的时候，他把她们赶了出去，两个妓女临走时大骂丹中尉是一个废物、怪物，这让丹中尉想明白了他失去了双腿、离开了军队，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了，抱怨和牢骚都无济于事，他不愿意被人叫做废物。于是他去了阿甘的捕虾船，真的去当了阿甘船长的大副。事实上阿甘的不离不弃融化了丹中尉冰冷的心，当阿甘写信告诉他自己有了一条捕虾船的时候，于是他说话算数去给他做了大副，因为他知道阿甘一个人捕虾会是非常困难的，他需要帮助，丹中尉来帮助阿甘，也能让自己不再继续做一个废物。然而就从他对阿甘的这份情谊开始，丹中尉的生命开始悄然有了转机。

珍妮号的捕虾工作进行的很不顺利，尽管阿甘记住了巴布交给他的所有东西，但他们依然无法捕到虾，丹中尉坐在高高的桅杆上象神一样地靠直觉来判断虾们会在哪里出现，但神从来没有给过他言中的机会，于是丹中尉很无奈地对阿甘说：也许我们该祈祷求虾，而阿甘也真的去了教堂，丹中尉也去了，虽然他并不祷告。但阿甘和丹中尉依然时一无所获，因为上帝显然不是用来捕虾的。然而当丹中尉再次质疑神的存在的时候，上帝显灵了，珍妮号遭遇了龙卷风，丹中尉又爬上了高高的桅杆，他异常亢奋，对着风暴叫板，依然是视死如归，他觉得到了他和上帝摊派的时候了，然而上帝这一次依然没有取走他的生命，上帝看见他们的勤勉与执着，听见了阿甘的祈祷了。龙卷风摧毁了停泊在港口里的所有捕虾船，唯有珍妮号幸免于难，自此之后，捕虾就容易多了。巴布—阿甘捕虾公司扩大到拥有了十二支捕虾船。

尝到生命成功喜悦的丹中尉在与阿甘的患难与共中慢慢领悟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是爱人如己，上帝给予人类生命，是要人们用爱来滋润和延续生命的，不是让人们用生命来消灭生命的，无论是他人的生命还是你自己的生命。丹中尉终于与上帝和解了。在阿甘的婚礼上，我们看到了丹中尉用爱生活的硕果：他让自己站了起来，还有了他的新娘，丹中尉听从了耶稣的劝诫，他信守对阿甘的承诺，与阿甘一起勤勉地工作，他忠诚地爱护并帮助自己的朋友，上帝也让他和阿甘都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在阿甘对路人们讲述完这段故事后，一个胖男人讪笑着走开了，他根本不相信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傻乎乎的阿甘是一个百万富翁，而一个老太太却很愿意相信阿甘的故事，于是她见到了阿甘拿出的那本《财富》杂志，证明阿甘所言不虚。《阿甘正传》是一部电影，很多人为之感慨、感动，但多数人并不相信像阿甘那样老老实实地恪守上帝的戒律会获得成功，他们从电影院走出来，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而相信的人会去探究一下美国的历史，那么他们就会看到阿甘身上的那些清教主义品质就让是美国获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这不是电影故事，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经验，北美大陆上的那个富强的美国的存在就是一个明证。有人跟我说《阿甘正传》只是一个童话故事，现实不可能是那样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相信电影里说的这一套，也正因为此，中国始终是中国，如果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像阿甘那样生活能够获得成功，那中国早就成了美国了。


转自凯迪

【转贴】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观后随笔 凯迪 山雨

 “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曾经有一位网友对我说，“如果你一生只能看一部电影，那我希望你看的是《肖申克的救赎》”，当时我很不以为然，然而我后来还是看了。

     其实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很简单，讲的是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安迪被乌龙的律师和糊涂的法官认定为谋杀妻子及其情人而含冤入狱，这个监狱就叫肖申克监狱。在监狱中安迪凭着他出色的专业知识让希望通过他帮助洗黑钱的典狱长有求于他，因此他个人获得了较好的条件，同时他也藉此改善了其它囚徒的条件，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浇灭他追求自由的心，凭借一把鹤嘴锤，他用了19年时间挖通了地道，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黑夜中，他逃离了肖申克，获得了自由和他向往的生活。

     然而，这部电影却能触动人的心灵深处，给灵魂带来震颤，它是一部寓言式的电影。无法系统地阐释我的感受，我要写的也不是影评，就让影片中的一些台词和对白或是在影片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引领我们的心灵感受激荡吧

一•体制化生活和斯德歌尔摩综合症

      影片通过瑞德的话很好地阐释了什么是体制化生活

These walls are kind of funny like that. First you hate them,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m. Enough time passed, get so you depend on them. That’s institutionalizing.”（那些高墙挺有意思，开始时候你痛恨它们，后来你就适应了.时间久了,你变得离不开它们依赖它们了.这就是体制化）

     这里有一个人物布鲁克斯就为体制化生活做了最好的注脚．一个肖申克监狱呆了五十年老囚犯布鲁克斯就要假释出狱了，一个同伴去祝贺他。其时老布正万分痛苦，他为出去后的忧虑着的，这下可好，他用一把刀子搁在来人的脖子上，他希望以牺牲这个家伙为代价让自己可以留在肖申克监狱 。幸好被赶来的安迪与其他囚徒劝说，才放下屠刀，然而他依旧痛苦万分。到他真的出去后，他果然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恐惧，对久违的自由感到无法适应，在旅店里用小刀刻下＂布鲁克斯曾到此处＂后悬梁自尽了．

    这就是可怕的体制化生活，它让你彻底地物化为体制的一部分，让你彻底地失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活方式．让你不自觉地去维护这个侵犯和伤害自己的体制，尽管你可能是这个体制可怜的受害者．林语堂曾经说过，＂在中国总有着这样的人，自己的利益每天受到侵犯，生活在最低层，却总是拥有统治者的思维＂．鲁迅笔下的阿Ｑ就是这样的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跟我作对＂，这就是典型的统治这思维．

     实际上，还有个词叫＂斯德歌尔摩综合症＂，表达的是类似的情况．＂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由来是这样的，在７０年代有个女孩，被绑匪挟持，关押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被警察解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女的并没有象其它的受害者一样声泪俱下地控诉着绑匪的残酷，而是不断替他们辩护，还爱上了其中一个绑匪．是绑匪真的对她很好吗？显然不是．原因就是她被长期关押后，得不到除绑匪外任何渠道的信息，而且慢慢地她确信她决无可能逃离魔窟，同时她又深信绑匪可以随时可以剥夺她现在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情况下，绑匪只要对她有点滴的善意就会让她真心地感激．这就是＂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它有几个构成的要件１，信息的极度封闭２，确信所处的状态永远无法改变．３．确信统治者可以轻松剥夺他的一切，包括生命．这个症状虽然以斯德歌尔摩命名，可在有些政体下几乎每个国民都患有这毛病．比如在斯大林体制下的北韩，在釜山亚运会期间，他们的美女拉拉队队员看到她们当作宝贝送出去的金二的画像被韩国运动员遗落在地上时间，竟然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又有听说，一个北韩的学生为了在大火中抢救领袖的画像而被大火烧死．这就是这个饿殍遍野的斯大林体制国家的情况．

二，上帝的审判总比预料的来的更早

      当邪恶的典狱长在抓捕他的警察即将破门而时绝望地饮弹自尽时，这时候影片把镜头对准了典狱长办公室上悬挂的一副刺绣“上帝的审判总比预料的来的更早”（当然影片当中是英文的），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这话在这个时候出现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典狱长依靠着这体制化的生活（当然他是体制化的收益者），贪渎专横，主宰者体制内的一切。他依赖着知识分子（安迪）为其粉饰掩盖着罪行（通过做假帐），当安迪发现一个年轻的囚犯知道内情可以证明安迪的清白的时候，典狱长为了继续控制安迪为他服务，设计杀害了这个年轻人。他以为这之后可以永享太平，控制着这个王国。然而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暗夜，安迪逃离了他的控制，奔向了自由，并且把他的一切犯罪证据都寄到了媒体。
显然，典狱长办公室内悬挂的“上帝的审判总比预料的来的更早”本是给别人看的，说给囚犯们听的，他潜意识里把自己当成了上帝，对于囚犯们来说他也几乎成了上帝，因为他掌握着囚犯们生杀予夺的大权，依靠着体制化他还几乎控制着他们的思想。然而他终究不是上帝，他作了孽，上帝的审判日终究会到来，而且“上帝的审判总比预料的来的更早”


三，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在肖申克这个可怖的地方，这个令人窒息的场所，它几乎驯服了所有天性热爱自由的鸟儿，甚至让他们对自由无比恐惧。老布鲁克斯就是典型一例，美国人都是天性热爱自由的，“不自由，毋宁死”就是这个伟大国家的民族精神，然而这位老哥竟然最后被驯服成“要自由，毋宁死”，最后在一个小旅店里怀着对自由世界的无比恐惧自尽了。真是服他了！而安迪的好朋友瑞德也在经历40年牢狱生涯最终获得自由后对外面的自由生活感到无所适从，在超市里上班每次上厕所都要向老板报告，“否则一滴尿也洒不出”。若不是为完成安迪交代的事情，可能也最终会走上老布鲁克斯之路。

     然而，安迪不是，他始终保持着对自由无法浇灭的热情之火。19年来他没有一天停止挖掘他的通往自由之路，尽管他多数时间过着比其它囚徒优越得多的生活。

     最令人难忘的是这一幕：安迪利用他给典狱长做假帐能接触到音响设备的便利条件，偷偷在整个监狱的播音系统中播放“费加罗的婚礼”，音乐响彻了整个监狱，我看到了囚徒那原本麻木的表情呆滞的目光猛然出现了异样，如同金石投入沉寂多年死水，泛起了片片微澜，我看到了狱警的气急败坏的暴怒，我看到了典狱长无可名状的恐惧。与其说这是音乐的力量还不如说是自由的力量，是那只永远也关不住的鸟儿羽翼上闪烁的自由的光芒让习惯于体制化生活的囚徒们想起了还有个美好的词汇叫“自由”，让习惯于通过体制化剥夺自由的体制化控制者感受到了体制崩溃的恐惧。

      当典狱长饮弹自尽的时候,作为帮凶的狱警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肖申克监狱得到了救赎。安迪来到了他在监狱里梦想的地方，墨西哥附近太平洋的一个美丽的小岛上，当瑞德终于也来到这个小岛，款步走向正在洗刷船甲板的安迪的时候，安迪也兴奋地迎了过去，他们相拥在金色的沙滩上，边上是太平洋那湛蓝得令人心醉的海水。

      自由也不正如这海水一样令人心醉吗？

      肖申克监狱得到救赎了，安迪得到救赎了，瑞德也得到救赎了。体制化的牢笼被冲垮了！但是这个世界或许还有更大的肖申克监狱，那儿也有恶警和典狱长。那些恶警和典狱长什么时候会得到审判？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上帝的审判总比（他们）预料的来的更早。更大的肖申克监狱什么时候得到救赎？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

     “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Shawshank Redemption -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

每日灵修 #7

不再患得患失

基督在世时，被人蔑视，遭人离弃，受人诽谤。基督既然甘心乐意地受苦受辱，你还要发怨言吗？基督尚被人仇视、遭人毁谤，你还要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朋友和恩人吗？

你若不忍受挫折，又怎能得到那因忍耐而被赐的冠冕呢？若不愿受苦、受辱，又怎能做耶稣的朋友呢？你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就必为他受苦，与他一同受苦。

你若能完全进到耶稣里面，哪怕稍微品尝他的甜蜜之爱，你便再不会患得患失了；即便你再遭人毁谤，你也会心怀喜乐。因为耶稣之爱使人谦卑、虚己。

爱耶稣、爱真理的人，注重灵修、不受私欲捆绑的人，必能归向神，超越自己，得享喜乐与安息。

WH复杂度曲线

关于基督教以及圣灵的“复杂性理论”解释，我已经在前面的杨小凯教授文章《我认识基督的三个过程》里做过简单说明。杨小凯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粒种子，现在就让这粒种子生根发芽吧。人其实有一个内在冲动，就是试图找到沟通此岸与彼岸的桥梁，也许“复杂性理论”就是找到这一桥梁的线索。

WH复杂度曲线说明：

1. 上帝（圣灵）具有最高系统复杂度，并且代表终极真理和最强光。

2. 撒旦（邪灵）具有高系统复杂度-也许比上帝的复杂度低，但由于人类无法判读其确定高度，因此为了方便，其复杂度表示为与上帝类似；同时撒旦代表终极谬误和最深的黑暗。

3.个人在靠近原点的地方左右分布，有的人更接近上帝（光），因此在曲线的右侧分布；有的人更接近撒旦（黑暗），因此在曲线的左侧分布。

4.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度远比一般人来得更高，因而位置靠上。有的追求上帝（光），于是在曲线右侧分布；有的追求撒旦（黑暗），于是在曲线的左侧分布。

5.复杂度越高，一个实体越具有灵的特性。而灵修的过程就是沿着WH复杂度曲线不断向上提升的过程。

6.复杂度类似的实体之间可以交流，如：上帝和撒旦，国家与国家，人与人。同时纵轴两侧的实体之间似乎存在“隧道”，使得实体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例如天使堕落而成撒旦，因追求自由而建立的国家堕落而成极权政权，亚当因吃了智慧果而堕落成为有偏差的人(sinner)。

7.复杂度高的实体可以通过启示影响复杂度低的实体，其过程类似于投影。

8.复杂度低的实体可以通过有组织的聚合向上跃迁组合成复杂度高的实体，如个人有组织地聚合形成政权从而组成国家。

9. 复杂度曲线存在一个“奇点”即原点：它的含义是复杂度为0，对应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描述的熵无穷大的状态。

WH复杂度曲线

每日灵修 #6

思想基督的受苦和他神圣的伤痕

世人脆弱，且终有一死，不要多依靠他们，哪怕他曾帮助你、亲近你！若他有时反过来抨击你，也不必为此而忧愁。今天他们与你同心，明天就可以变成你的仇敌，世人变化之迅速，犹如疾风。全心全意信赖上帝吧，敬畏他，爱慕他，他必垂顾你，把最好的赐给你。

你在此世并无久居之所(来13:14) 所以， 无论你身在何方，你总是外人，总是客旅；除非你在心灵深处紧紧地和耶稣联在一起，否则你无法找到安息。

既然尘世不是你的安息之地，又何必对它凝眸。你的家在天上（腓3：30），而世间万物则会倏忽而逝！逝者如斯，连你也同样如此！

儆醒吧，不要陷入俗世，以致被其束缚以至于灭亡。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高天，让你的祷告直达基督、永不止息。

你若不能冥思高天的奥秘，就思想基督的受苦和他那神圣的伤痕吧。惟当你栖身于耶稣的伤痕和那宝贵的血痕时，你才能在大患难中得大安慰，你便不再会在意世人的鄙夷，即使是诬蔑你的话，也能容易忍受了。

【转贴】这个国家被官员掏空了：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

来源：西祠胡同
 

    2010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
 
    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 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帐户22000亿人民币。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中国资改以来，到1999年，全国每年的“储蓄增加额”都相当高，大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在1995年，“居民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多出了44亿元。2002年工资总额大约是1.2万亿，而居民储蓄却增长了1.5万亿。“新增居民储蓄”超出了“工资总额”3000亿元。这就是说，当年发出的工资，不仅没有被拿工资的人吃掉用掉—分钱，全部存进银行，之外，还不知从何处增生了3000亿元（约相当于一年全国教育总经费）也存进了银行。这种全世界罕见的怪事，只能有一种解释：财富被以非工资方式集中在少数先富者手中了。因为中国公众除工薪之外极难有其他收入，只有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才有非法收入。所以，全国的权商精英和贪官污吏在加速贪钱，使全国银行的个人存款总额年年大大超过了全国工资总额。中国股市证券市场中的60000亿元，干部及其家属占了45000亿元，占75%。十多年来中国7000万股民投入股市的30000亿现金，还剩10000亿，其余20000亿巨资已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总和。
 
    2009年11月份仅一个月，各级官员的家属抢购黄金金条、金币及黄金饰物的重量达50多吨！据该报告披露：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00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00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00万至2500 万；浙江省，平均700万至2000万；江苏省，平均700万至1800万；福建省，平均700万至1600万；山东省，平均700万至1500万；辽宁省，平均700万至1400万。(北京未列入)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及配偶拥有住宅数及平均面积如下：广东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900平米；上海市，平均2.5幢，面积450平米至850平米；江苏省，平均3.5幢，面积600平米至800平米；…… 。以上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官员的子女87%～95%，在金融、地产、经贸领域工作。可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果，是垄断了政治权力、政策权力的党政官员先富起来了。
 
    在2010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相当于其余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据《远东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报道：至2010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1 亿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过90%）是高干官员子女，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余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2932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地产等行业中，85% ～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官员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员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官员配偶子女20多万人。
 
    亿万富豪主要靠以下途径致富：①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②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60%-300%。例如，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引进。③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④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⑤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轿车3万至4万辆。⑥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⑦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85%由私企（当地高干亲属）承包，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700万-1100万。⑧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⑨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2010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 的人口掌握70%的财富，美国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官僚买办权商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十万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半数以上的财富。据推算，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全世界的贫富差距相比，大约为100：1。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官员花钱有严格的程序，政府官员要受全国公民和纳税人监督，贪污受贿谈何容易。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舆论宣传权力和教育文化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郑敏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王明道与三自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解放军入城，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可见他对共产党的初步印象是不错的。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心怀惧怕和怀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讲道中劝勉信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虽然俄国革命后对基督教的迫害他是知道的，但他还是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专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讲道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干涉，听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出版问世，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联名发表“三自宣言”，争求全国各地基督徒签名。宣言称：“中國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養、自傳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從此正式開展。王明道对三自运动采取沉默的抵制，他认为三自会是不信派。

1951年，三自运动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全国基督教界开始了以“镇压反革命”为目的的“控诉大会”，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却文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王明道继续传讲神的话语，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也是真真实实的自立教会，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王明道对三自教会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11个基督教团体共100多人开会。政府试图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发言，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原因，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指现代派，王明道一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他几十年来全力反对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拢王明道等，会后跟他们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他们在基督徒会堂开了一次会，王镇牧师在总结发言中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教会进行政治学习，使得他们与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说9月间），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控诉他不同情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相违；不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讲章极端独立，用意不明，危害整体基督教运动。另外，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户征铜，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名：“王明道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诉大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王明道说话，结果控诉会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我们为这些事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这段时间，他的影响力在扩大，从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明道的见证，退出三自。就在这时候，三自教会仍然希望让他改变主意，1955年5月，三自运动开会的时候，派出6名高级代表拜访他，但都被他拒绝。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夏季刊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清晰明辨基要派神学和现代派神学的区别，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并且重申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章如此说：“如果只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人、恐吓人，就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争锋相对的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对他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北京重新开始对他的控诉大会，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杀的，有被捕的，有放弃信仰的，有卖主求荣的。内忧外患中，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失败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又是一个很谦卑很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各样的心理攻势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和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基督徒自己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可三自运动也不是真正由基督徒发起的。[2]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監以后，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

王明道后來總結自己失败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一直相信共產黨不會干涉人的信仰”，另一個是“因為我跟日本人戰鬥了八年都沒有失敗，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結果“一支手槍就把我嚇糊涂了”。1985年，他在一篇勉词中勉励后辈：“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可是一九五五年，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惧怕的缘故，就把黑说成了白，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没有！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不能有半点疏忽。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林前十章十二节) 当自己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时，就会跌倒下去。一九五五年我所以那样失败，就是因为我一度忽略了自己还在战场上战斗，忘记了这一个警告。那一年的战斗十分剧烈，我竟以为自己能站立得稳。因为存着这种思想，就没有谨慎，没有儆醒祈祷，以致遭遇那次严重的失败。所以记住这一个重要的警告：‘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出来。出来以后极其痛苦，神思恍惚，拒絕與三自運動合作，離開基督徒會堂，以無聲的方式與三自運動對抗。有人因為他的失敗而失敗，但也有人因為他講過的道仍然站立得住。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刘景文夫妇又再次被捕入狱。這時候他仍然是失敗的，被提審的時候他会把以前招供的謊話又說一遍，應許出去后與三自會合作，但顯然是心口不一，所以政府不放他。从1955年到1963年，他自己讲自己是“惨遭失败八年”。[3]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這反而使他絕處逢生，靈性上得到極大的復興，自此以后，寧肯死在監獄，也不說一句謊話。他承認除了“反對三自會”是真實的以外，自己以前的口供沒有一樣是真的。政府让他写材料交代思想，仍然希望他改变思想，他前前后后写了几千张纸，把他所说的谎言全部推翻了，甚至还多管闲事，给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政府对他就绝望了。在文革中间，他在监狱里面也被别的犯人批斗，吃了不少苦头。

1973年，刘景文刑期已满，但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返家。1980年1月9日，王明道在入狱22年后被释放，但從未被平反。他住到上海长子王天铎住所。1983年以后，他视力已经极弱，写字都很困难。1984年以后在家中引領主日崇拜，大概有四五十人。亦曾接待外來訪客，包括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来看望他。他不隐瞒自己的失败，并且给人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他也告诉来客，他在監獄里學到饒恕，以前有人出賣他，控訴他，抵擋他，他都本著基督的愛饒恕了他們。1990年4月，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长新夫妇来到王明道家里住了三周之久，请他谈论1950年后这40年的事，并且做了录音，写成《又四十年》，成为王明道研究的珍贵资料。

這么多年來，王太太刘景文女士一直站立得穩，不講違心的話，與王明道同患難，無怨無悔。王明道出獄以后設法寫材料為自己申冤，王太太對他說“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勸他的時候，他覺得很好，但事過以后，又回到原來的思想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說，只為他禱告了。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因病溘然长逝，享年91歲。翌年4月18日，與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諍妻”劉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铭曰“王明道、刘景文　暂息之所”。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　-　王明道《五十年来》



摘自维基百科“王明道”

“二维扁片人”思想实验

请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三维世界中存在一个智人G，此人不但衣食无忧，不为俗物拖累，更有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四个大字：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后一个是美。天长地久，G觉得世界太过孤单，于是动手创造了一个二维球面世界（假定三维世界的人可以方便地创造任何二维世界的实体），这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有扁平的河流，扁平的山系，更重要的是G还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扁平人A，G赋予了A类似于自己的灵气，使A成为地道的智慧扁平人，并且具有自由意志：其后A在二维平面世界里繁衍生息，逐渐诞生出语言和文字，并且创造和使用工具，从事生产，甚至逐渐总结出二维世界的数学。

事实上A的确认为自己就是那个二维平面世界的主宰，难道不是吗？自从A出现在那个二维世界以来，平面球体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A自身也在发生细微的变化：G在创造A时，在那个球面世界里他本是完善的，更有自由意志；但G深明A所具有的局限：A无法完全理解球面世界以外的“真实”世界，另外自从A自以为可以辨别善恶以来，G和A的关系发生了裂痕，A以为凭借智慧，真理就可以追求到；哪里想得到A所能够得到的真理是有极限的，其边界就在生存的球面世界。

G当然明晰这一点，他不断给A启示（将三维世界的信息投影到二维），无奈G最后明白了：正因为A的局限，所以除非A凭借对G完全彻底的信心，不然根本就无法接受G所启示的真理！因为G所启示的真理是在球面世界既无法靠逻辑理解，并无法凭实践验证的。

每日灵修 #5

默默地忍受苦难

不要介意谁向着你，谁反对你（罗8：31林前4：3），倒要留意自己，省察自己所行的每一件事，是否有神的同在。常存无愧的良心，神必帮助（诗28：7）。 神若帮助你，任何人的毒计都不足为害。

你若能默默地忍受苦难，主必定亲自帮助你。他知道帮助你的时间和方法，你当将自己全然交托在他的手中。神的美意是帮助，拯救人脱离一切的迷惑。

人若知道我们的短处并加以责备，对于我们实在有益处：我们可因此而更加谦卑。人若知道自己的不足而谦卑，便能与人平和相处，也能使人怒气消释。

神包护并且拯救谦卑的人，他爱他们，安慰他们，倾听他们，赐大恩典给他们，他把他们的谦卑升为荣耀 。他对谦卑的人启示他的奥秘，他仁慈地引领他们，邀他们与他同住。谦卑的人即便遭到谴责，心中仍然享有平安，因为他的心是安放在主的怀中，不在世界里。

除非你觉得自己已经在万人之下，否则，不要以为你在灵性上已有长进。

【转贴】言论自由和程序正义

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这个概念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界定的，以前我写过很多次文章介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第一句话是：“国会不得立法以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 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我们常常说的言论自由，就是来自于此。

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这个词，则是美国宪法第五，第十四修正案界定的。其中第五修正案是限制联邦政府权利的，原文如下：“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 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 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其中，第四 款中的“适当法律程序”，就是 Due Process of law 的中文翻译。南北战争之后，国会深感如果不用同样的条文限制州，州也会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因此，宪法添加了第十四修正案。这个历史和判例，我以前曾经 专门写过。如果我们看到第五，第十四修正案，就会很明白，一般法里面所谓的 Due Process, 仅是对联邦和州政府的执法者，如联邦和州的法官，检察官，警察等人群提出的要求。 正当法律程序的一个重要的实现手段，就是程序正义(Procedural due process)。

这可以看成是一个弱化的对正义结果的追求：因为程序正义是最可能达成事实正义的方法，而事实正义本身如何界定争议太大，我们至少先要保障程序正义。不管怎 样，Due Process 以及程序正义作为法律上的术语，提的要求是仅限于对政府，而不针对公民的。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公民本身没有执法权（如果公民非要说有而执行私刑 Lynching，自然有其他法律定罪，因为这时候已经侵害了他人的基本人权。），所以不能用程序正义来要求公民。这个基本的概念如果不清楚，所有的后面 关于程序正义的讨论就没有意义。

程序正义的法理学基础，来自政府应该相信，每个公民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当然，这并不蕴含着每一个公民都要相信其他的公民应该受到尊重，正是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鸿沟，所以常常成为辩论的引爆点。比如一个人冲击幼儿园，杀死了 12个没有任何防卫能力的小朋友，自然地，出于人性，其他公民就不可能对其表示尊重，甚至有复仇和主持正义的心态，说出如“凌迟一百次”这样的话来。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出凌迟100次这样话的这个公民，是不是影响，或者在反对程序正义。

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层面的考量。 第一，愤怒驱使下的言论受不受言论自由保护？ 第二，公民的言论会不会影响程序正义？ 第三，为了程序正义，是不是我们要放弃一部分言论自由。

我们先看第一个。 以前看过我写的第一修正案和相关判例的人都知道，在美国愤怒到烧国旗都是受宪法保护的。 一个言论受不受保护，不是看言论内容是不是合乎大众品味，而是看这个言论能不能导致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如果某种言论能够立即导致危险，那么为了防备这种危险，我们要限制这个言论。 所幸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常常发现，所谓的危险常常不存在，所以判决了无数偏向于保护言论自由的判例。 以说出凌迟 100 次这个言论为例。如果这个人不是陪审团的，也不是法官，那这个言论是根本无法造成任何危险的，因为犯罪嫌疑人被严密的看管着，况且你我大家都知道，路金波 和看到这句话的人都清楚，他们是不会拿把小刀去凌迟的。因此，这种言论，尽管看上去不理智，不那么深刻，但它的确的确是应该受到言论自由保护的。 这一点，相信大家异议较少，因为路金波也的确表达了，也的确没有人去限制他表达。

关键是第二点。上面我们说了，美国宪法的在程序正义，是用来要求联邦和州，在司法案件中对待公民（其实也包括企业）上的一般原则。 那么，假使一个人，反复的渲染和帮助法律审判中的一方，会不会破坏程序正义呢？ 事实上不会。 原因有两个。第一，程序正义强调的是程序，而不是正义本身。程序包括采集证据，法庭辩论等等，是有成文的规定的。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是任何言论也没法改变 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辛普森杀妻案件了。 媒体和大部分美国人都倾向于他杀了人，可是程序正义依然毫无影响。如果司法机构被影响了，那么只能证明该司法机构不合格。公民和媒体没有任何责任（事实上 也不可能）去呵护司法机构维护程序正义，因为这本身就不是公民和媒体的义务。

第三点更加深刻。 有人担心，媒体和公民如此“煽动”，恐怕有不好的结果发生，所以最好要让他们理智一点，避免影响司法公正，所以，最好要限制这种言论自由。 事实上，言论自由正是程序正义的一个保障。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律师不能说话，如果受害人老是被雪藏，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就根本没法有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公正 采集证据，寻访证人，也不可能有正当的法庭辩论。 为了程序正义，我们至少不能限制言论自由。 当然有人要说了，我们可以放开这一类的自由，但是限制那些“煽动”的言论自由。 这个提议看起来很好，也符合很多“理智主义”者的想法。事实上，这是大错特错。 美国宪法的立法者早就意识到，如果你限制了一种言论自由而放开另一种言论自由，那这就不是言论自由了。 那些希望用程序正义这个光亮的果子来诱使人民相信必须要限制不理智的，煽动仇恨的，会影响司法公正的人，充满了理性优越感的想要通过正义而理智的立法限制 言论自由的时候，却惊讶的发现碰到了永远越不过的石头墙：宪法第一修正案赫然写着“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 其实这不值得惊讶，美国的开国先贤知道后来的理智的聪明人会这么干，所以早就把你要走的路堵死了!

再说一次废话：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到不能再基本的，每一个美国中学生都熟悉的宪法知识。我也是只读了一些基础的书，可见要掌握这些基本概念不 难。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读一些这样的关于公民权利和第一修正案的书，你读了这些书以后，就知道我在这里写的都是废话。你要是真的觉得我写的全是你已经知道 的废话，我反而会很高兴，因为你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我尊敬的公民了。 如果你还年轻，想成为一个正直的人，那么，了解什么是自己的自由，什么是他人的自由很重要，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有意无意的侵害他人自由而不自知。其实人际关 系中，正直的基本定义就是如此。哦，对了，我只和正直的人成为朋友，因为不正直的人侵害我的私利的概率比较大，请原谅我的自私。

杨小凯教授文章《我认识基督的三个过程》

博主按： 感谢杨小凯先生为我们带来的基督教以及圣灵的“复杂性理论”解释，沿着这个思路扩展下去也许人类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凭着信心发现的世界。在这个解释下，人可以假定彼岸的上帝就是复杂性最高的一个存在，”终极真理“投影到此岸并与人类的文字耦合，于是我们有了”圣经“，其系统复杂度降低到了人类的思维复杂度刚好可以触及的边缘。再次投影到哲学，宗教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于是人类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相对真理“，其系统复杂度再次降低，人类可以凭借理性分析判断乃至创新。 由此产生的一个推论： 真理在各个侧面的投影都是真理；而谬误则至少在一个侧面上与真理相悖。 摘要：
1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的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2 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对人类生存是最关键的。
3 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
4 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


5 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
6 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信的人，国王信，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
7 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
8 第三者功能：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的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
9 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的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
10 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
11 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
12 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
作者简介
杨小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哲学博士（1988年），现任澳大利亚澳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讲座教授。曾任美国路意维尔大学经济学系，台湾国立大学经济学系访问教授；台湾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文化大革命中曾因著文而被判刑10年. 著有《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与JeffSachs合著),《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与黄有光合著),《经济学原理》（中文）,"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机制"(载《政治经济学期刊》),"分工和产品多样化"，(载《美国经济评论》)，"垄断竞争和最优先产品多样性"，(载《美国经济评论》),"专业化、信息和增长"，(载《发展经济学评论》)等著作和文章.主要贡献是发展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被偌贝尔奖得主布坎南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监狱里。那时候，我的同房有一个基督教徒，他被关在看守所。那个教徒在文革期间贴了份大字报，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监狱里的行为使我非常感动：他尽量帮助别人，每天早晨祷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点也没有害怕、恐惧，他在被判刑之前还为我们祷告。他说是上帝让他去承受苦难。


1983年我去美国了。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压力很大，对教会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太太（小娟）为了学英语，就去了查经班。查经班那些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无缘无故的爱。当时，小娟没有一点英语基础，基督徒当时帮了我们很多忙，帮小娟找工作，帮她学英语，这些在我们从大陆来的人看来，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算计的理由。


与当时其他出国的人相比，我相对地不太受大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当时不太相信唯物论这些东西，相信历史唯物论可能是不对的，对宗教不会太抗拒。但是，我是一个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人，总是从理性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们从美国搬到澳洲来以后，1989年我们去了教会一年，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当时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经济学》，我当时的态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运作在经济上是怎么样维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一方面是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成见，觉得要了解一个东西，先要爬进去，再爬出来；另外，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从学习西方语言中了解基督教文明。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经济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基督教在经济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来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证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证明，一个是教会存在了两千年，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组织，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连续不断地存在两千年，这是很难找到的。我们也可以说还有别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经济上能够使一种社会秩序不断扩张的，只有基督教。 哈佛大学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他们把经济表现和意识形态作回归分析，发现有些宗教对经济起着阻碍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平——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着促进作用。这有着非常多的证明。它起的这个作用是很复杂的，跟我们中国人信的历史唯物论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经济史学家，比如说North，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决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为。这个东西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在一个国际竞争环境中就会反馈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和我们大陆来的人相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很不一样的。
历史唯物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陆来的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人，特别迷信科学，什么东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学来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而这个制度不是从科学来的，不单不是从自然科学来的，甚至不是从社会科学来的，它是从信仰来的，是信仰和意识形态影响到人，使人认为什么行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会形成一个共识，就会有一个叫做Social Sanction（社会反对和禁止）的机制。
在美国，执政党去录反对党开会的音，所有的人都会反对，连当时总统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朋友都会反对。从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亲近的政治盟友是不应该反对尼克松录反对党会议的音，但他们听到录音带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为什么？他们有一个意识形态，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行为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录音带而下台。而我们的情况却是，在抓持不同政见的人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里不是说老百姓，是说掌权的人，与掌权的人最亲近的人对迫害不同政见者也不反对。为什么？他们也有一个意识形态，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这就是我的第一阶段，从理性的角度，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找到很多证明，证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支持像哈耶克说的“不断扩张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东西。对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而言，这个就是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经验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势的国家，它的宪政秩序、经济表现就好。比如说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英国也是新教占优势的地方，这些国家（除荷兰外），它们的文明，它们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们的经济表现就非常好，它们的秩序就不断扩张。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教占优势的这些地区，都是从英国那个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岛，在一千年之内发展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历史证明，从社会科学来说就是这样的，从客观上来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第二阶段　开始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
刚才我说，我虽然承认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为我还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学的态度。后来，我就读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书，他对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宗教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但是世界发展的很多重要的东西都不是理性的。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妈妈爱孩子，不是理性的，从个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妈妈不应该管孩子，但妈妈爱孩子，这对人类的生存是最关键的，不爱孩子的妈妈就会绝后。
还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过资格考试，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学位，能不能在外国留下来。当时，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计算成本收益，分析你可不可以承担得起？当时，我们可能要回中国，我们已经签了约，只能生一个孩子。回去以后会有什么后果？这种理性计算的最优决策，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决策，就是绝对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我太太去查经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她就说我们不能堕胎。现在想起来，这个决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绝对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我们还可以讲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人类发展到现在，有了电脑，有更发达的东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祖先，他有一个非理性的爱好，就是他喜欢讲话，他乱叫，嗷——不像有些动物不太叫。当时，如果用理性计算成本收益，你就会觉得这个讲话没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给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决定算计好了讲话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讲话的话，那你就会计算这个讲话会导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宪政，才会有工业革命，才会有电脑。如果你要这样计算，我们的祖先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来讲话，也可能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变成现在的社会文明。当时，我们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这种冲动，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仰，他就觉得想这样讲，结果后来就出现了很多事情。
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举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从宗教来的，不是从科学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讲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论，这个社会就会变得非常浅薄，成为永远长不大的社会，要认识到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不会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妈妈爱孩子，像我们的祖先喜欢讲话，他就有一种冲动去信这个。信基督，很多东西就会产生。不同的动物信不同的东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动翅膀，后来变成鸟了。人们迷信不同的东西，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会产生一个文明，就是佛教文明。这又回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太多的证据证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别的东西根本没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许会说，现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潜力的，过一千年、两千年会不会还是基督教好呢？两千年、三千年后还有没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说，我们人类生活行为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一个共识，比如说偷东西要受罚，我们有这种共识，有警察抓小偷，没有这些东西，你会想象不出社会会怎么样。比如洛杉矶大地震的时候，警察突然就不灵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抢劫，美国那样的一个社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但是在那一个短期内，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会。实际上我们不了解我们这个制度有多复杂。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历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所以，一个宗教意识形态形成一个东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老想改革，创造一个新制度。他们老是喜欢讲制度创新，这个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没法创新很多东西的，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到传统、意识形态等很多东西约束的。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社会会乱到一塌糊涂。一个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会老是说要创新、要改革，他会说要尊重传统。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样，先例就是法。这个世界上传统是很重要的，在长期历史上经过筛选的意识形态真正成功的，这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你不能轻易的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且成功的东西往往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要人们服从权威，老老实实交税，也是尊重传统的。哈耶克觉得传统起重要的作用，财产权、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制度是多么复杂的一个事情。那些激进的改革、革命，制度创新往往是给社会造成灾祸的。我看了哈耶克的这些东西以后，就对宗教有一种敬意。
这是我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仰
如果一个人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以前我会说他迷信，没有受过教育。我现在会尊敬不是从理性来相信宗教的人们。从我个人的经验，当你年纪大了，会发觉迷信理性往往犯错。这里讲个笑话，经济学家，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他们的经济决策常常错得一塌糊涂，经常会亏钱，卖房子最便宜时卖，买房子最贵时买。反而是他们的没学过经济学的太太做出正确的决策。你有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你就会发觉太太们有良心，或者她有时候看起来和你的精细计算不一样，但是她们有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地对非理性产生一种敬意。你就不会像刚出国的时候那样，说这是迷信，是不科学的，以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看待她们。
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科学的想法。他说宗教就像一个万花筒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长期的国与国竞争中，那个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他比较了法国的天主教和英国的新教，天主教对人的行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样的地方。它就影响到制度和法制，他们的国家（法国）就老是有革命、动乱，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国人一样，相互斗来斗去。他每发生一次革命，就会把殖民地卖给英国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扩张。新教就没有这些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她的游戏规则，就适合社会的持续和平和正义的持续扩张。一个小小的英国，法国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国最早的国王都是住在法国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国去。最后的结果是世界上都说英语，不说法语。法国人像中国人一样，不服气，他们老想讲法语，开全世界法语大会，但是有什么办法？这是哈耶克的观点，当然哈耶克的东西比这个深刻多了。他对唯物论，对一张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创新的态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我信主的过程与我对基督教和宪政关系的认识有关。我所说的宪政不是指宪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个国家(英国，新西兰，以色列)无成文宪法而有宪政，其中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成文宪法而无宪政。英国1688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上层阶层，只有少数有钱缴税的男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有分权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视的分配权力的游戏规则，特别是权力转移的规则；政治上没有垄断，有进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结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国1688年之后实现的宪政有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
台湾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最近，政党轮替后才实行执政党不能从事赢利性事业的制度。执政党从事赢利性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有利益冲突。政府搞国营企业就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80年代中国政府鼓励下级政府创收也违反了这一宪政游戏规则。1990中中国政府禁止军队经商，及最近中国政府规划四统一，禁止下级政府创收搞小金库，就是朝这一宪政游戏规则的进步。美国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其主要条款全是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严格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众院是按选民人数选出，却要受不是按选民人数选出的参院的制衡，选总统的选举团则是众院（民主）和参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选民人数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赢得票多的戈尔。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当然，总统的任命权受国会制衡，也难得有机会运用此任命权（有个空缺才有机会）。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就跟他们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宪政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民主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普选制，这在英国是1830年后才实现的。1917年的俄国革命后，苏联式宪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宪政的实质，但却实行了没有所有党派平等竞争的（或无差额选举的）普选制。这是一种没有共和制度和宪政的民主。从英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是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而私有财产观念来自圣经中的十戒。宪政的另一基础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国。前者以宪法司法为特征，宪法司法过程中政府(国会)立的法可能被判违宪而成为非法。一个没有宪政秩序的专制国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国。
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成功？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边有几个基本的东西，一个是Free agency，他说上帝虽然是万能的，但他永远尊重让人自由选择，他不会说要用专政来强迫你选择，也就是说他对别的宗教不会用暴力去压制。他爱人，甚至爱敌人，宽恕，还有不把人划分为等级，基督耶稣爱最低贱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形成像《圣经》里说的永久和平和正义的制度的基础。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没有耶稣或人死了会不会活，你也得相信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灵，他真的是一个人类社会长久和平的基础。但是这还不是宗教信仰，这还是像哈耶克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
基督教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个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说，买者卖者如果没有第三者来沟通买卖双方，有时候明明是一个互利的买卖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们讲价讲不好了，请个与此没有利害冲突的第三者来给我们定一个价，这样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个社会运作得很成功的话，这个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会科学哲学都不一样，社会科学哲学都不是第三者，因为它都是在游戏中玩游戏的人。我是经济学家，我就是社会中的一个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标，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冲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个现在你还看不到的人，耶稣，他在天上，他跟你没有利害冲突，他不跟你争利，不跟你争钱，不跟你争超级大国地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第三者。而一个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就像一个买卖做成功，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功能一样。有很多国家完全没有宗教，像我们中国古时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学，哲学不是宗教，它没有第三者功能，因为孔夫子就是今天说的Consultant（顾问），他有利害关系，他要讨好国王拿钱，要有国王重用他，他才能够生活。他对国王就比较宠，他对国王进行规劝。但是在基督教里边，上帝对国王有一种威吓作用，你如果欺负老百姓，镇压穷人或对没有钱的人不公，迫害反对派，你死了要去地狱，这个功能在哲学家孔夫子那里是没有的。这就是所谓宗教的功能。
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他无条件地禁止一些行为（十戒）。为什么基督教发达的地方经济也发达？这有很多原因，我刚才只讲了前一个原因。我们在做生意的中间，这信教的人有一个取之有道的承诺，他不会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来说，这个承诺比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国家大公司可以发展起来。没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来。发达国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识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业行为准则），共十条，搞财务和管理的专家都知道，这对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关键作用。但最佳商业行为准则源自圣经的十戒。
这种基督教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也是罗衣思指出的，要有一个永久的社会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它要满足模糊面纱的原则，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还是警察，是被告还是原告，都认为游戏规则公平。模糊面纱的原则很难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产生。因为模糊面纱的原则是说，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不能只替自己着想，要替自己的对手着想，就是基督教说的，爱你的敌人。为什么美国、英国、澳洲的制度这么好，因为他们满足了模糊面纱的原则，这些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虑自己的对手，要去照顾他们的利益。这个怎么能做得到？第一个你要有爱敌人的想法；第二个你要有害怕下地狱的恐惧。你怎么才会有恐惧呢？你一定要信，这是没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会在有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不是只替自己去着想，而是替敌人去着想，而不能象孙中山那样，当总统时就要选择总统制，在野时就要内阁制，也不能象老毛那样，在野时要真正的民主，一旦执政却要搞专政。
你说为什么基督教的国家政府制度这么好？刚才我说的这两条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弃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狱，你才会恐惧下地狱。你看基督教的国家，不会像中国那样，当了皇帝以后娶一千个老婆。他不敢，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圣经上说的要一夫一妻，违背了这个要下地狱。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讲它一百遍我还是娶一千个老婆，就像中国的皇帝一样。所以，信在这里是起关键作用的。而这个信绝对不是理性。但是，这个后果又是理性的，象国王、特别是掌权的人信，就会有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就会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宪政。所以，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如果用实践去证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证明？但是，信的人他在个人的灵上他会经验到。这又讲到了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是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用经济学家现在最时髦的一句话，它是一个所谓复杂性的理论。复杂性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分子的不同的组合，就是这个简单的构造的差别，对不同动物不一样，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什么利益，就相当于分子。但是我这个人和其他人怎么组织起来，就像一个社会的遗传基因一样，像分子的不同的组合。这东西由什么决定？由行为规则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说爱你的邻居，你看到那个在基督教文化下长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邻居的门，跟他们互相认识，他就有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们中国人，住了两三年，隔壁是谁都不去问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差别？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意识形态决定人的行为差别，行为差别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会怎么样，这是由宗教决定的。
基督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爱敌人，他替敌人着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别人的选择。他又是排他性的，别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从来不强迫别人，这就是所谓的Free agency，让人自由选择。这些东西是别的宗教没有的。比如说伊斯兰教也排他，但它不尊重别人的选择。伊斯兰教掌权的或占优势的国家，它有时候不尊重别人，或者是儒教掌权的一些国家，有些时候它就会镇压跟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它讲Free agency。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基督教在天主教还没有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历史。在那个时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赚钱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变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级批准，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组织教会，正当的发财是上帝的选民等。这些是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实现宪政最困难的不但是有权影响政治游戏规则的人能替政治竞争中的失败者着想，而且是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政治竞争往往是零和对策（你死我活的），竞选失败者自愿认输，从理性而言不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因为竞选失败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资都废弃了，因此输了不认输是失败者的最优决策。而1917年俄国和很多国家宪政失败都是因为竞选失败者输了不认输，发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对竞选失败者放弃个人的最优决策，为社会牺牲个人利益，输了认输，是关键。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观点。但是，我刚才讲到我进入第三阶段的时候，我就从社会科学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会科学，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说，我一定要看到耶稣，给我看一个上帝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刚才说到那个复杂性理论，要看到上帝才信实际上是一个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关系不同，它可以出现很复杂的事情，很复杂的社会现像。而分子之间的关系是看不见的，你就叫它灵好了！所谓这个复杂性的关系，完全一样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关系结构不一样，就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灵。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见每个分子。DNA怎么排列？这个关系是看不见的。还有比这个更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灵，不是分子本身决定的，你是狗、是猫、是人，而是分子间的关系——灵决定这个东西。虽然我现在不能给你看一个上帝，但这个灵是我们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历。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东西，它决定人与人的关系。很多政治组织，它没有基督，它的生命不超过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个灵有多大？。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学，那你永远跨不过这个门槛，你永远到不了灵的世界，你永远停留在这个分子水平上思想问题。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而我们这种精神生活共同经历过的经验，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就是圣灵。所以你如果慢慢从迷信科学、迷信理性走到这一步，你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走向信仰了。
跨过这个门槛只是个开始。我第一次相信这个灵，是因为我每次做错事了，即使没有人谴责我，也没有人发现我做的坏事要惩罚我，但我会觉得过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个良心在跟我说话一样，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圣灵，它就是上帝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说杀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为什么？有良心，有圣灵在他里边对他说话。从我个人经验，去年九月份我被诊断为晚期肺癌，医生就说，你这次没有办法治疗了，我们所有的措施只是减轻你的痛苦。我原来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永远要从理性算计成本效益，为什么要这样做，总要讲出个理由来。现在没有理由可讲了。你信科学，现在科学救不了你了，人到了尽头了。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开始祷告。所谓祷告，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那时我真的感到教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很多教会的朋友来给我祷告，你看，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还给我找药等等。然后我就一边养病一边读《圣经》，读很多这方面的书。
开始，有人跟我说，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现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间，差别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现在就要死？你读的书越多，你过了这个门槛，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灵来想问题的话，你就会发觉，嗷，我不应该求上帝来给我一条命啊！我应该相信上帝，灵会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让你做什么，你现在死还是以后死，你就听从他好了。我是搞经济研究的，我现在跟我们的莫那什大学的同事一起搞了一个超边际分析，在国际上评价还不错的。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那什大学的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他不让我现在去，那他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他做更多的事。
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但是，有时候有反复，像我们这样事业上还算成功的人，过去很看不起没有成就的人，现在自己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因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头了！再也不会摆架子了，即使社会最下层的人，你都会去尊敬他。当然这是受《圣经》的影响。如果我没读圣经，我会信别的，我可能不会这样想。但是，我这个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来、做出来的，就老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想办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给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常祷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祷告，或祷告了很久没有灵的感受。
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个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认识上帝，我也在学这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办法证明上帝和耶稣是真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介绍这个。像我这样一个非常理性、数学上计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说，不光从信仰上说，而且从逻辑上说，它真是无懈可击的。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录像带或这本书。这里的一个关键是，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文字记载的，文字记载都是主观的，对不对？因为都是由人写下来的。所以，在圣经记载的故事和凯撒大帝所记载罗马历史的故事，在主观性方面是没有什么实质差别的，你要找出客观标准来证明哪一个在逻辑上更可信。比如说考古学家的考据学定的一些标准，用考据学的客观标准来说，圣经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罗马史还要可信，比中国的春秋战国史还要可信。
另一类是我们个人灵性的经验，是你的思想活动的，灵魂活动的，这个东西跟科学所证明的不是一样的。作为基督徒，我有过一次祷告流泪的这样的经验。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数学这么好的人，怎么会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这个人难哭得很呢，把我抓到监狱里判十年刑我都没哭呢！这种灵性的经验有那么多人经验，这个东西是事实，这就是见证。你说这个东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间的关系不算，那你一定会没法了解那个是猴子，这个是人，他们的分子都是一样的。你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而这个不信基督教、只信旧约的犹太人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信基督教的国家都这样长治久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如果你不在灵的基础上想问题，一定要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想问题，你永远无法解释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差别是跟信仰有关的。而约束国王、制定游戏规则的人，一定要那个人信，这个约束才有效。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国隔几十年要乱一次，为什么有这个差别？这就是信仰的差别。中国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狱，孔夫子劝皇帝做个好皇帝，皇帝还是要三千个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狱，因为他不信。
我的这个病，这又是一个见证。按照医生科学的说法，我今天根本不会在这里。我每天祷告好多次，已经一年了。和我同类情况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医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讲话。那时候，医生说我的右肺整个都是硬的了，我一讲话，气就喘不过来。一两个月后，有些好转了，我都不能讲一个小时。我现在都讲了多长时间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个小时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过气来。还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祷告，特别是兄弟姐妹帮我祷告。这也是一种灵性生活，它也是实在的。你说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谁管你呢？只是很亲近的几个人关心你，但他也不会一起给你祷告。那现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况，我讲话没问题，我也开始游泳了，我开始打网球了，还玩帆船！我也开始讲课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给我作见证，瘤子是靠祷告消失的。这就是一个见证。当然，你可能说是碰巧了。我的这一段的精神上的灵魂生活绝对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分子水平上想问题。你就是升高，学点复杂性的灵，同样的分子，不同的组合，会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这个不同的组合就是灵，就是不同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