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新启蒙”运动。两次启蒙各自的历史背景稍有不同：第一次始于清帝逊位，其后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第二次始于毛过世文革结束，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状态。两次启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中央集权迅速衰落以及外来思想大规模传播同时存在，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我成长于80年代，隔着一个甲子和爷爷遥相呼应。两次思想启蒙运动中间经历了中曰之战和国共之战，以及中共建政和大跃进、反右、文革。这些历史事件如同一个一个标记，用时间做一根红线串起来就是爷爷的一生。满清后期西风东渐，西方舶来的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开始在年轻的中国知识精英中的埋下了思想解放的火种。这个火种发端于满情没落之际的辛亥革命，终于在五四时期开始燃烧，先是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及黄侃一般人起来维新变法，继而李大钊，胡适力推”新文化运动“促成五四。其后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一众学者直接对中国文化的根基开刀，在文字这个最底层做出开创性的工作，自此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开始和西方文化相互交流，更是从根本上自我更新的尝试。作为黎锦熙先生的”得意門生“，爷爷在中文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编篡各类中文字典，到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定稿不一而足。
通读过爷爷在文革中写的材料，我有一个印象：幼年时期绍兴师爷式的家族传承对爷爷极其重要，那才是王善愷思想底蕴的来源（所谓思想的路径依赖）。爷爷其实是三种不同人格特质的混合体：热血青年，语言学家和绍兴师爷。五四时期的爷爷更多地表现出”热血青年“的特质，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左倾“，开始因为阅读林肯，富兰克林的缘故可能还有些认可“自由主义”，其后如同李泽厚先生所提的“救亡压倒启蒙”，逐渐专注于”救国“。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对爷爷这些当年的青年人不仅是进步思想，更是救亡图存的方法。从救国这条线往下走，爷爷申请加入国民党就是一次顺理成章的行动，看似有些草率但毕竟充满勇气。虽然对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感到困惑，随后左派内部和共产党渗透势力的激烈竞争更让爷爷感到”不好应付，就想躲避开“，因而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这中间的起伏变化看起来是”热血“面对现实，思想趋于踏實穩重、略帶保守，但深究起来其中很难排除师爷家族传承的影子。绍兴师爷擅长在社会稳定时期于暗室内帮助上层人士分析形势，谋划对策，重点是隐身于幕后，献策于达官贵人。五四以来直至49中共建政，政局风云激荡，各派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显然各方都在争夺青年才俊，但彼时各派需要的都是行动派，绍兴师爷式的人物显然还没有发挥能力的空间。从入党到中断联系以致大学时期定下”读书救国“的基调，一路走下来勇气消退。现在无法确定家庭因素起多大作用，但是爷爷决定”埋头书本，不问政治，走书呆子的道路“绝不是一时冲动。
中学时代由”夏宇众讲诗，董鲁安讲小说，徐名鸿讲赋，张鸿来讲《文字蒙求》“，这些早期教育为爷爷之后定下一生的志向，完成由”热血青年“向”语言学家“的华丽转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最后大学时期”有黎锦熙讲语法、修辞，钱玄同讲文字音韵，高步瀛讲古代诗文，周树人讲文艺批评“，尽管众多民国文化大师中，爷爷对周树人先生印象最为深刻，但真正引领他进入文字领域，最终成为语言学家的一定是后来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先生。黎先生于”1916年，便和同仁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宗旨为“国语统一”（推行北京话）和“言文一致”（普及白话文）。1920年起，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初中“国文科”为“国语科”，取消小学读经，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23年与钱玄同、赵元任等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同年，创立国语辞典编纂处。1924年出版《新著国语文法》。这是第一本汉语白话文语法专著。书中借鉴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和里德的图解法，首创了“句本位”的汉语语法学，用句法控制词法。1926年，与钱玄同、赵元任等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爷爷从小学到大学一步步走来，在中文领域的学习一直受益于黎先生所推行的这些变革。纵观黎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不可谓不丰富，他同时在”白话文语法“，”辞典编纂“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爷爷能被一代国语大师收入”嫡传弟子“行列，其后绵延30年间反复被黎先生启用，在”辞典编纂“和”国语罗马字拼音法“方向做出很大成绩，这与爷爷本人的聪明才智有关系，更与笃定专注的精神相合，正是"聪明才智”加“笃定专注”构成了爷爷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本色。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46年西北师院部分师生回迁北平复校，9年内黎锦熙颠簸流离于西安，汉中最后兰州。而作为黎先生”得意门生“的爷爷却选择留在北京，与日占领当局共存，并”接受奴化教育。在讲课时用伪编审会的课本，为奴化教育效力。并在伪校当局所出附中四十周年纪念刊上写了国文教学刍议一文。在所举行的孔子诞生二千几百年纪念会上，讲孔子生平，提出孔子大同说，为敌寇的侵略作粉饰。同时并在伪中国辞典处主任汪怡手下，参加编国语辞典，为伪政权装潢门面。 “这中间有没有家庭因素再次起作用的可能？
很多人都讲”选择大于努力“，爷爷却是用一生的经历去诠释其含义。1920年代中央政权崩塌，国内处于军阀混战状态，秩序一片混乱。然而这种社会失序却为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了发挥自己能力的黄金窗口期，环顾爷爷中学及大学时代的同学师长，其后人生历程千差万别，周围这些人的故事就是爷爷可能存在的人生选择，众多的人生方向中爷爷单单选择了”语言学家“这条路，冥冥之中似乎是有定数的。37年抗战，爷爷没有去西北联大选择留在北京；1948-49年，“台湾省教育厅给师大来函，委托选派毕业生前往任国语教员。”主任黎锦熙派爷爷等担任面试官，“选送十余名，购船票手续，得到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的协助。”，爷爷没有去台湾依然选择留在北平。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核心，爷爷当年的想法和行动不仅决定了自己的人生经历，更是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们这一辈人现在的生活状态。
现在去查阅绍兴师爷的资料已经很不容易，在有限的资料中能得出的初步看法是：明清两朝绍兴师爷逐渐兴起，其受到上层政治人物的关注使用不是因为有“道”，而是提供“术”。经年累月下来，绍兴师爷中形成一种生存之道：不在乎自由和正义，但要准确洞察权力格局，掌握上层人物的心理状态，以便帮助他们分析形势，出谋划策。爷爷在材料中从未论述过家族的师爷传承，只是轻描淡写式的提到“父亲还曾亲自教授四书五经”，但时隔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奶奶当年多次提到“胜者王侯，败者贼”。奶奶的家族和爷爷的家族的根都在绍兴，奶奶的想法和爷爷必有共通之处。1966年文革兴起社会秩序再次大乱，这次与前几次不同的是爷爷的文字研究不得不中断,然而爷爷奶奶的共通的家族传承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却开始发酵。爷爷在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非常有政治内涵，比如“对刘邓陶倒台爷爷认为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一派搞垮一派，原来刘少奇在国家主席的位置，主席调兵遣将把他搞垮了，我当时说是宫廷政变。”，还有“看照片，主席年岁显得比较大了，显衰老的样子”，“林副主席主要在军事上指挥，在政治上不行",”看林副主席清瘦，好像不压众似的。再看“”陈伯达看起来很谦虚，实际上很自信“，还说”江青同志过去是做文艺工作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没这个经验，她是文革第一副组长，怀疑政治经验不够。“这些对文革时期上层政治人物，以及政权走向的判断即便现在看来都惊人地准确！文革之际不仅经济凋敝，而且获取外界信息极为困难，此时爷爷如何收集信息？虽然有”电匣子“还是”美国货“，但我猜想在那个严酷的政治高压气氛下，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还是来自报纸电台的公开资料。爷爷做出判断凭借的不是充分的信息来源，而是敏锐的洞察力，至此爷爷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轮回：由热血青年而语言学家而绍兴师爷，绍兴师爷这一面不但帮助爷爷在文革中稳住阵脚，更帮助家人度过艰难时期，逐步在文革后恢复正常生活。现在看来爷爷对政权走势的判断也有可能出现偏差的例子，比如” “毛主席活着还管事，死了中国就乱了”,毛过世后短时间内社会上确有混乱现象，但很快就进入一个相对开放和更有秩序的状态。毛的存在就是混乱的来源，无论历次政治运动还是十年文革浩劫，只有毛过世社会才有恢复秩序的可能性。无法判断交代材料里是否写出爷爷对毛后中国局势的真实判断，但从“绍兴师爷”这个角度切入分析政局，不难得出皇帝驾崩，政局就会混乱的判断。
参考：
绍兴师爷的人才学解析：http://sxdx.sx.gov.cn/art/2009/3/20/art_1229565188_17535452.html
黎锦熙: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黎锦熙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https://chinese-thought.ecnu.edu.cn/f4/3a/c29421a324666/page.htm
寻迹宣化河北师院： https://clangreformers.github.io/jekyll/update/2023/06/24/trace-steps-xuanhua-c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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