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平：中国一直在玩“饥饿游戏”

文/余晓平

    正当中国上演那部表现青春无悔的连续剧《知青》的时候，一部美国大片《饥饿游戏》在各大影院上映，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出来美国的这位著名作家苏珊·柯林斯是在用自己天才的笔触去揭示独裁者所一直玩弄的伎俩，这部小说的三部曲属于一个政治寓言。

    故事的背景想必大家都知道，这里粗略介绍一下给那些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这部小书是虚拟在中美洲所建立的一个新的国家，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每年举办一次饥饿游戏，从12个区里各选出一对男女参加，通过各种角逐厮杀,最后只剩下来一个人,作为勇敢的象征。

    来自12个区的24名选手，女主人公凯特尼斯靠什么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生存下来？就是需要识破了游戏的本质。那么游戏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影片里的一段对白点破奥秘。Why do we have a winner? hope. Hope is the only thing stronger than fear. a little hope is effective ,a lot of hope is dangerous .Spark is fine, as long as it's contained.

    这段对白我认为是影片最精彩的部分：为什么我要有一个胜利者？希望，希望是唯一比恐惧更强大的东西。一点点希望有效果，很多希望有危险.......

    从影片到现实，我们好好回顾一下中国的环境，有没有像是一直在玩一个饥饿游戏。从建国以来，中国人一直活在希望当中，直到今天人们还抱着那种“中国需要再发展一点才能民主和自由”的希望，看了影片你就会知道，这个希望其实一直控制在别人手里。每次只能给你一点点，太多了就会有危险，这种格局下你要想达到目的，做梦去吧。

    “在这人吃人的世界，胜负就是生死。唯有爱上对手，才有存活的机会。”在这场至死方休的竞技游戏中，凯特尼斯必须在生存与人性、安全与信任、生命与爱情之间，做出许多违心甚至悲痛的抉择，比如，为了存活而爱上自己的对手。我们来细细地回顾每一个步骤。

    游戏开始，选手们跑入场地，抢自己最需要的东西，对于擅长射箭的凯特尼斯来说，弓箭最有用，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只有杀掉对方自己才有机会。当人们在这一刻就开始选择疯狂厮杀的时候，她却去抢生存包，然后去寻找水源。

    这意味着生存第一法则，也就是我反复讲的，逃离厮杀的环境，先要让自己过得好才行，自己要有自己的生存本领，要能靠自身的能力，置身于厮杀之外，这样才能清醒地去思考判断，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而你去主动害别人，并非能够提高自己。玩饥饿游戏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反肉体上的饥饿。

    当人们结束第一轮厮杀的时候，开始建立联合阵线，这时候大家的目标一定是那个最厉害的她，因为她当时的评分最高，是所有人的威胁，也就成为所有人的敌人。在另外一个小姑娘的提示下，她把树上的马蜂窝砸到敌人堆了，然后从敌人的手里取得她最擅长的弓箭。

    设计饥饿游戏的人需要垄断所有的资源，也就是控制人们的希望，利用这些资源迫使人们跟着自己的思路走。像中国，所有重要资源都是被垄断的，名誉、地位、金钱、包括腐败。这些东西会像驯兽师一样地投给你，最后达到洗脑的目的，同时当然还有威胁你的鞭子。玩饥饿游戏的第二步其实就是反精神上的饥饿。

    影片中间还需要讨好赞助人得到希望，还有峰回路转的爱情。为了生存需要联盟，而控制游戏规则的修改，使人们升起希望，同时也更残酷地扭曲自己，去爱自己的对手。游戏规则其实就是立法权，对于中国百姓来讲，立法权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就等于去拼命玩一个看似对自己有利的游戏，但哪里知道规则是可以随时改的，这个游戏本身没有胜者。

    果然这部电影到了最后眼看要结束的时候，游戏规则发生改变，需要两位“相爱的”选手再度决斗选出胜负。这时候就凸显看透游戏本质的重要性了，主人公的决定非常巧妙，用两个人的一起自杀来揭示游戏的本质。让将来参加游戏的人，以及观看游戏的人醒悟过来，无论你如何强大，希望控制在别人手里就等于根本没希望。

    想想现实生活当中的你会上这个规则的当吗？看看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环境，不都是公民之间在打群架吗？我在很多年前就揭示这个道理，买空调的和买彩电的因为质量问题打起来了，然后店主稍微给你一点补偿。最后发展到极致就是一家人打起来了，这个社会能有赢家吗？

    世间所有事物相通，看一个文学作品需要联想自己的现实，当然每个人的见解会不同。我一直觉得，坚持写博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地看到游戏的本质，对于那些无法逃离游戏环境的人来说，在游戏过程当中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在一个由别人控制希望的环境当中，无论你觉得自己有多强大，结果你不可能成为赢家。

    有人干到部长一级又能怎样，有人家产几十亿又怎样，有人粉丝几百万又怎样，这些人看上去够强大了吧，不都是一夜之间说把你废了，你就这样消失了吗？电影只是其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拭目以待识破游戏本质的人下一步会怎样，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原著，非常精彩。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依然拭目以待。



转载自：凯迪网

曼德:公义先于宽恕—从基督教神学评柴玲言论

 在海内外基督教界享有盛誉的赵天恩牧师积极鼓励中国基督徒参与中国政治文化基督化使命，鼓励基督徒参政，但他在《21世纪与后共产主义思想》一文中对从政和进入司法界的基督徒指出：“他们的预备中也应当有至少两年的严谨神学训练装备”（见《薪尽火传》190页，中福出版公司2005年版）。可惜目前不少进入政界的基督徒，在没有严谨神学装备情况下，拿出《圣经》中一两句经文断章取义大肆张扬，或只强调神某一方面属性而罔顾其他，结果造成不小的破坏力，不仅有损人权运动，而且也使更多人对基督信仰产生了误解。
   
     最近，前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女士，在六四23周年纪念期间，以基督徒身份公开发表《我原谅他们》《再谈宽恕》两文，虽然后文是前文的补充，但中心思想都一致，那就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宽恕罪人一样，宽恕23年前屠杀民众的刽子手们。尽管两文大量列举《圣经》经文和故事，但在断章摘句的背后，缺乏的是对《圣经》整体和基督教系统神学全面的把握，缺乏的是对神的预定拣选和神与人盟约的无知，也缺乏对神的公义和慈爱相互关系的正确认识。

   
    柴玲的言论不是孤立的个案，不少基督徒也有此通病，在对信仰没有整体把握的情况下，他们只讲爱、祝福和宽恕，不讲公义、审判和人的罪，动辄就对罪恶进行原谅和超脱。在不少海外华人教会，出于逃世遁世或自以为义的宗教化神学观念，他们只讲神的祝福、爱、怜悯，几乎不讲神的公义、审判和愤怒，对中国国内时刻发生的不公义，不少教牧都是装聋作哑、从来都不敢出声。在这种公义匮乏的大背景下的柴的言论，固然不仅是人权人士基督徒的悲哀，也是华人教会的悲哀。
   
    刚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的基督教Protestant,又被称为抗议宗，大多坚守加尔文主义教义，坚持神的公义、盟约和预定拣选，具有对邪恶和黑恶势力强烈的反抗精神。但是今天教会中早期基督教的抗议精神难觅踪迹，一些教会只注重教导圣子耶稣基督及其救恩，尤其是耶稣的爱、怜悯，但是对父神的主权、预定拣选和公义很少涉及。
   
    众所周知，基督教里的上帝是三位一体（Trinity）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缺一不可，对神属性的把握要建立在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的全面把握上。圣父主要是创造、审判、预定拣选，他体现神公义、愤怒、绝对的属性；圣子耶稣基督主要是救赎，他体现神牺牲、爱、怜悯的属性；圣灵也体现安慰、温柔的一面。如果仅仅把握《新约》中耶稣的属性，而不顾其他位格就是不全面的。就正如只读《新约》不读《旧约》一样，对圣经和神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柴玲的两文，通篇都是对圣子耶稣基督的赞美，但缺乏对父神属性的阐述。圣子耶稣基督宽恕、怜悯的背后，其实是父神永恒的审判和义怒；是父神差遣耶稣基督履行神的公义审判，完成了对人类审判的程序正义；耶稣基督为什么非得要上十字架、非得要牺牲，原因就是不经审判和惩罚，罪就不得赦免。正如圣经希伯来书9:22：“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可见，耶稣的牺牲、爱，是建立在神公义的审判基础上的。耶稣基督替人上十字架是神对人类的公义审判的实施。可见公义是爱、宽恕的前提。
   
    目前中国政府三自教会的所谓神学头头是金陵神学院的丁光训，他就是一个极端不喜欢《旧约》，而仅仅喜欢《新约》的伪基督徒，他在书中多次咒骂《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是暴君、是动辄杀人的魔鬼等等，丁光训创立了一套名为“因爱称义”的神学，最后发展到只要对他人有爱心，雷锋、焦裕禄都可以得救的地步。三自神学就是抛弃父神和公义之后的必然恶果。（见《丁光训文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
   
    不仅耶稣基督的爱是建立在父神的公义审判基础上，而且更建立在父神的预定拣选基础上，这就是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加尔文神学中著名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正如圣经以弗所书1：4：“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预定论认为神只爱他所预定拣选的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拯救全人类，他要拯救的是神在创世之先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人。
   
    根据预定论，全人类只有一部分人蒙恩得救，而另一部分人注定下地狱。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7：9所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在基督教早期最勇敢的清教徒的信条《威斯特敏斯特信条》第3章论神永远的定旨第3条写到：“按照神的定旨，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并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一书中写道：“神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拣选所有的人有救恩的盼望，而是给某些人这个盼望，却拒绝其他的人。由此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神的预定，乃拣选某些人有得生命的盼望，宣判其他的人得永死，这个教义是所有敬虔的人都不否认的”。（注：见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网络电子版）
   
    预定论认为耶稣基督的爱是建立在神的主权拣选基础之上，耶稣基督的拯救、饶恕的人类群体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只有一部分人被饶恕、耶稣基督也只为一部分人上十字架，其他的人不在宽恕之列，注定要接受神烈火的审判。预定论使我们明白神的爱是有原则的，建立在神的主权和公义属性基础上的；耶稣基督的救赎、怜悯和大爱，也是实施在神的预定拣选和公义圣洁的范围之内。预定论完全符合圣经，也是早期基督教所坚持的。但是时至今日，持守预定论被视为古板顽梗，相反地不少教会都在一种泛爱论、全人类都得救的普救论中扭曲神的原则、向邪恶妥协。
   
    三位一体的神不仅有慈爱和宽恕，更重要的是有公义、审判、对邪恶绝不宽恕的属性。圣经说，神是忌邪的神；神断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神必然审判罪恶，就是在今世没有审判，在末世的最后审判中，也会审判罪恶和罪人。亚伯拉罕曾说“审判全地的主不行公义吗？”（创世记18:25）申命记32:4：“他所行的无不公平”。诗篇96:13：“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根据盟约神学，上帝在创世之初与亚当签订的行为之约在新约中并没有废除，而是贯彻整个人类史的。新约不是废除而是成全行为之约，没有行为之约为基础的恩典之约是廉价的福音、魔术般的福音。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说：我来不是废弃律法，而是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去掉。这说明耶稣对神的公义和审判的坚持。他在约翰福音12:31说到：“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希伯来书6:1-2：永恒的审判是基督道理的开端。耶稣基督愤怒地洁净圣殿、耶稣基督在世间要尽诸般的义、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完成神的公义（Justice）、耶稣基督要在末世审判世人，这一切都彰显了神的公义的属性。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感受神的爱的同时，更应该明白爱的前提，就是神的公义和审判。
    另圣经中也有很多耶稣饶恕仇敌、宽恕罪人的经文，这些经文要在整个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的大背景下来理解。耶稣说“爱你的敌人”是在《圣经》马太福音5：43：“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引用的话出自旧约利未记24：17-22的教导：“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旧约的教导是突现上帝公义的“以牙还牙”，新约是突现圣子慈爱的“爱你的仇敌”，这两句话其实没有冲突，是上帝属性一体的两面，是公义和慈爱属性在三位一体上帝上的不同展现。
 
    “以牙还牙”不仅是公义的体现，而且它的基础实际上也是爱人如己，因为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你若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如果我犯错、我犯罪的时候，我希望别人阻挡我，不至于在罪恶中沉沦；因此，在别人犯错、犯罪的时候，我也尽我所能阻止别人。所以对邪恶，要阻挡和抵抗，这是为了他好，让他不至于下地狱，这也是以牙还牙的目的。
 
    “爱你的仇敌” 不仅是慈爱的体现，而且它的基础实际上也是上帝的公义：爱是为了得到人的灵魂，让他得以悔改认罪、归向上帝，使他能在永恒国度中得以永生，让上帝的救赎和审判能在仇敌身上体现。爱仇敌的过程，充满了十字架的牺牲，耶稣的死，使上帝的公义审判得以在爱中实现。仇敌因爱而悔改归主，他们的原罪被饶恕，但他们在现实中的罪孽，还是要清算。就象一个杀人犯，他临死前因信主而灵魂得救，他的原罪被饶恕，他可以得享永生，但他照样要被处死，因为杀人要偿命。
    爱和审判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在人做不到，在上帝却能，上帝是超越逻辑的。一个真全的上帝必然是慈爱（饶恕与恩典）和公义（律法与审判）的上帝。上帝既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没有公义的爱就是纵容邪恶，在没有公义下谈爱、在没有盟约下谈赦罪、在没有信靠耶稣下谈饶恕都会把神的救恩和爱变成粗浅的甚至歪曲的福音。只有在公义、盟约、审判基础上的爱、救赎、宽恕才是基督徒应该具有的爱。
    总之，神是公义的神，神的原谅、宽恕建立在耶稣基督替人履行公义审判基础上，没有公义的审判就没有爱和宽恕，耶稣的牺牲也是为了满足神的公义，不能只讲爱不讲公义审判。一切正如圣经：
   
    诗篇145：20：“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诗篇145：17：“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



转载自：博讯网

刘水：柴玲宽恕与李旺阳被自杀

这是沉重的六月。柴玲公开信称“宽恕邓小平、李鹏、戒严部队和现任中国领导人”；湘籍工运领袖李旺阳“被自杀” 。两人同为八九一代；不同的是六四后柴玲流亡海外、成为成功商人和基督徒，而李旺阳先后陷狱达22年、失聪失明和瘫痪。两则信息让人震惊，两者命运对比让人撕心裂肺。

     柴玲此论动机不得而知。甫一公布即招致铺天盖地的批判和谩骂。其对宗教宽恕与政治宽恕的一知半解，显示其人性私欲的未可知。人们能够理解宗教宽恕，是基于人类原罪的忏悔、公义和慈爱，而政治宽恕则首在厘清真相，清算审判，然后才是宽恕及社会和解。六四屠杀真相远未公开，遑论宽恕。在现代文明社会，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对重大公共事件发言，不该有巨大冲突。即使宗教宽恕，倘若没有负罪者真诚忏悔认错，也不得宽恕。六四事件是涉及屠杀罪的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宗教应当让位于社会公义与司法清算；在真相和清算未明时，即使个体受害者，也不能说宽恕。

    宗教不能宽恕纳粹希特勒，划出了宗教宽恕的边界。汉娜•阿伦特言：“我们无法宽恕那些我们无法惩罚的人，我们无法惩罚那些我们无法宽恕的人。”柴玲现不得归国仍是六四受害者，受害者宽恕有罪的施害者，这从逻辑上不能成立。柴玲“宽恕论”出笼几乎与李旺阳“被自杀”同步，又逢六四屠杀23周年，冥冥中在证明前者的荒谬。

    同为八九一代，与柴玲学运明星不同，付出巨大代价的李旺阳，长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如果说柴玲在六四后“让别人流血”，尚能理解她的年轻无知，那么“宽恕论”正好注解了她的一贯思维。柴玲凡事占尽胜机，即使为曾经为她流血的同类也不愿承担道义。笔者作为参与六四的学生受害者，“宽恕论”像一把刀捅向心口，尤能体味柴玲的冷血和自私。六四屠杀扭曲了太多的人性。

    历数23年来当局政治判决或刑事构陷个案，多以八九一代为对象。六四屠杀远未结束，只不过转换一种方式。李旺阳“被自杀”将“后六四”政治迫害推向极端。据香港电视台记者和李旺阳亲友回顾，尽管他在监狱遭受非人摧残，民主信念犹在，对新生活充满向往。李旺阳离奇自杀，本就疑点重重。邵阳当局匆忙解剖与火化遗体、隔绝亲属和律师，愈加加重疑津。

    八九街头运动的无序和轻易成名，使得那些学生领袖往往陷于个人事业成功的迷思，从而无视同伴的流血和牺牲。柴玲的所谓基督徒“宽恕论”，还可从国人宗教功利性加以解释。走进庙堂信神信主，跨出庙堂无神无主。无论宗教或世俗政治，如若背离人性良知和社会公义，那就会沦为谋一己私利的工具。

    符合常理加以推断，商人柴玲是否借“宽恕论”献媚、取悦北京当局，以求得回归家国和商业利益，有待时日加以证明。无论如何，民主斗士李旺阳的被死亡与柴玲的所谓宽恕，在专制的天空，上演了最为悲凉的一幕。
 
    （此文以笔名“海边客”发表，以避同期刊两文。）
 
    原载香港《动向》月刊，2012年6月号，总322期

一平:承诺与责任——也谈柴玲的宽恕说

我先为柴玲说几句话。柴玲反复说，她的宽恕说是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个人观点。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角度（仅是其一），也就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柴玲的话。从基督教信仰，柴玲的宽恕说是成立的，包括宽恕屠杀者。基督教的中心是追随基督和爱，而基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包括爱你的敌人。当然，很多人对之不赞成，甚至激烈地批判，这也是正常的。对于《圣经》，同是基督徒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基督教也分有很多教派，有关教义的各种争论更是水火不容，无止无休。退一步说，柴玲的宽恕说，可以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一种态度；这也就意味，在基督教信仰中，也还可以有其它的态度，比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不过，就我的理解，后者更接近《旧约》。


基督教强调的是信，而不是对错。从柴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她的信是虔诚的，而且新教强调的是个人和上帝的直接沟通。如果柴玲以虔诚之心读《圣经》，并为之祷告，而圣灵给她的启示就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新教信徒，她该怎么办呢？从基督教信仰来看，柴玲没有什么该被谴责的，至多是有关教义的不同理解和争论。

以上的话，是就基督教信仰而言——仅出于此，而非着眼于社会层面。

宗教信仰非理性，超乎现世。正因为如此，宗教可以给现世带来很多有益的东西，弥补现世的许多欠缺，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但是，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宗教也是危险的，甚至会颠覆现世秩序。为此，现世需要有现世的原则和立法，并与宗教需要保持距离。站在《圣经》的立场，就是“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凯撒”；而站在现世的立场则是：“将上帝限制在教堂”。美国是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基督教是美国精神的根，但是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其从左右两方面，确立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

基督固然可以爱敌人，但现世则必须持守现世原则及立法。人类群体共生的第一原则是公义原则：正义与公正。按照此原则，中国民主化后，需要成立特别法庭，对六四杀戮者及类似残害李旺阳的恶官恶警，进行公开审判。这一审判要体现人类的正义，同时也要公正，不因人们的愤怒而过严，也不因人们的悲悯而过宽。即使根据国家政局，需要特赦，那么也要在审判之后，并要合乎宪法，经过总统或国会。而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从现世的公义原则，我们也需坚持：公布真相、追究责任者（惩处凶手）、对死难者赔偿。这也就是天安门母亲的三点要求。这是追求实现中国民主化的一部分。

从民主立宪的立场，我们需要持守现世的公义原则，同时也应该对宗教言论给予充分的自由和宽容。对柴玲的宽恕说，可以批评，但是不好恶骂和人身攻击。境界高一点，我们可以宽容柴玲的言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她；但是同时我们更要坚守现世公义原则。无论怎么说，柴玲的出发点是向善的，合乎基督教信仰——那怕仅是其中一派。即使她的看法有悖基督教教义，那也是教义理解上的分歧。我们可以从现世批评柴玲的这一说法，但是不要将之当作现世意识来批评，它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意识与现世意识与准则常常是相悖的。对于宗教，我们要保障其自由，但也要保持与之的距离。我们不要因为前者，而过分抬高宗教；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后者，而要取消宗教——凡不合现世秩序的，便不允许。“爱敌人”当然不合乎现世公义原则，但这确是基督的精神之一。

柴玲的宽恕说，不管对错，但对于中国的现实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她看到国人蓄积了太多的仇恨，而中国的事情又总是以暴易暴，她希望中国中断恶恶循环。在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中的宽恕，不涉及律法，因此其真正意义不是赦免对方，而是放弃内心的仇恨。从现世来说，她在这这个时候说宽恕“邓、李”不合适，但是她希望消解国人内心的仇恨、结束以暴易暴则是好的。正义可以仇恨之心来实现，也可以公正之心来实现。天安门母亲坚持追求正义，公正审判，但是她们呼吁人们放弃仇恨。她们说“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

柴玲发表了“宽恕”说后，遭到很多的批评，这是正常的，因为她的言论毕竟面对于现世社会，并非限于教会，或仅仅是个人与上帝的沟通。但是，于此同时，她也遭到了许多敌视性的侮辱和谩骂，有些人甚至基督徒。而这是不当的，他们为什么要对柴玲怀有内心的仇恨呢？这种仇恨是否也是很可怕的呢？这是否显示，残暴的极权统治，其给国人带来的深重伤害之一，就是在国人的精神与心理中蓄积了越来越多的仇恨？这种深重的仇恨，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是有害的。我们需要持守正义，但是却要化解仇恨，将之转化为道义和责任。中共的政权迟早会完结，不论以怎样的方式，但是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宪政国家，则取决于国人健康的心态，而不是充满仇恨。

现在，我们回到对柴玲的批评。柴玲反复说，她的言论仅仅代表她自己，“宽恕”是她个人的想法。当然，柴玲作为个人，有表述宽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基督徒，她的宽恕说，也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她是出于善意，她的祷告也是虔诚的。但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说，柴玲是一个公共符号——八九学运领袖，她曾勇敢地担当了这一角色，也赢得了众多学生的信任，因此她对这个公共符号是有承诺和责任的。

我们暂不论柴玲拒绝学生撤出广场的对错，而她逃到美国后，很快就淡出了“六四”之事，去追求她个人的美国梦：名校、学位、经商、致富……，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人，追求这些没错，她有这个权利，但是作为一个当初的八九学生领袖，这多少有背弃的意味，特别是“六四”中有大批的民众遭杀戮，之后又有大批的人被逮捕，被判重刑，甚至被枪决，而天安门母亲们一年又一年的在被逼迫中煎熬，她们在苦难中，孤零地坚持，不屈不挠地抗争，追求正义。与此，柴玲远不如王丹、封从德，封从德在之后的二十余年中，一直坚持收集“六四”档案。作为一个好基督徒，柴玲在宽恕之前，先需要对这个事情有所反省，否则宽恕就说得太轻松了。

再，作为八九学运领袖，在六四的前夕，就中国的现状，公开地向全社会说宽恕，是不合适的。这固然是你个人的看法，固然是出于你的宗教信仰，但是这话不是说给自己的，也不是在教会中说，而是面向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天安门母亲，包括所有“六四”的受难者，而他们大部分不是基督徒，并且依然苦难深重，陷于当局的逼迫中。柴玲在做这个表述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应该说，柴玲的表述实是对他们的伤害。因为，“六四”尚未伸雪，受难者及其家人仍然在被逼迫中，而这个政权却更加嚣张。柴玲为什么不在个人的表述之前，考虑一下天安门母亲们的感受呢？听一听她们的想法呢？是不是，只要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无需考虑其它？是否在这个世界，只要我忠于个人的信仰，其它就不算什么？

政府有罪，学生有错，这大概是人们对“六四”的共识。为了避免误解，我这里要强调，罪与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用他们的话说，前者是敌我，后者是人民内部）。罪是需要审判的；而错需要反省。反思“六四”，学生的错处之一，是一些学生领袖任由个人性情，不计后果。正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个人的意志、价值及表现欲，他们希望将事情闹得更大更持久，惊天动地，因此拒绝学生撤离广场——他们将之作为戏剧，拒绝收场。刘晓波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当然，作为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青年，不可能没有青年人的弱点，我们可以宽容。但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当时的青年已经进入中年，他们应该对此事有所反省。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柴玲对此有过认真反省。

丁子霖女士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现在可以远离政治，他们可以去投身商界，去臣服权力，可以去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去享受幸福甜美的家庭，这是他们的选择，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对於20年以前发生的这场惨案，他们应该不应该有一点道义的担当呢？这个道义的担当并不是要求他们今天来如何如何，但是至少应该有所反思吧？有错就要有勇气来承认错，所以我们说的直面六四，当局要直面、刽子手要直面、我们遇难者要直面、当年的大小责任者也应该要直面。那份民族的苦难，屠杀以后的苦难，天天由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普通的父母们来担当，这公平吗？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我始终认为，杀人者有罪。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愚蠢的想法、甚至於野蛮的想法，这是过。罪和过是不一样的。但是必须反思，有过错就必须承认过错。”（《让孩子的生命在我们父母身上延续:丁子霖访谈录》）

柴玲身上有一种东西，对于参与公共事务是有害的，那就是自我中心。拒绝撤离广场，淡出“六四”，追求美国梦，乃至此次公开“宽恕”，这其中都贯穿着“自我”中心意识。人固然可以自我中心，但是当你充当公共人物，从事公共事务，面对公共社会讲话的时候，就不可只遵从自己，以“我”“个人”为中心。这其中，有你对他人、民众、公共事务的承诺和责任。站到台上，一呼百应，应者云集，何其豪迈；但有了不幸后果，不能一走了之，说我只是我个人，我怎么说怎么做是我的自由。（柴玲在六四夜，坚持到最后，这是应该被赞许和肯定的）这样的政治、自由、个人是不是很可悲呢？

我相信柴玲诚心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祝愿她。但是在基督徒、个人、他人、信仰、公共事务、公共人物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我们置身其中，仅仅是“我个人”、“我的信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具体的责任有所担当。比如，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对“六四”受难者及其家人的苦难，就应该有所道义上的担当，而不是将他们弃之脑后。如果柴玲在发表这番话之前，和天安门母亲们交换一下意见，大概她会将这番想法在以后恰当的时候再讲。




                          2012年6月15-17日  于伊萨卡

——《纵览中国》首发 
刊登日期： Sunday, June 17, 2012
关键词: 柴玲 宽恕




博主按：感谢@SpoofChina 推友发来的评论，也希望有更多的讨论出现。



1.@SpoofChina柴玲唯一的错误在于:把个人信仰见证拿到世俗舆论空间去炒作。这说明她不够谦卑,所以神这次才让她为人诟病得着教训。但这并不等于说柴玲的出发点就是错的,更不等于说罪犯只有先忏悔了才能被怜悯(暂且不叫宽恕吧,这个词留给神)“@veiniw: 一平:从柴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她的信是虔诚的

2.@SpoofChina 基督徒不应在柴玲的问题上过于迁就世俗的看法,去主动放弃或限定曲解一些尚难被世人理解接受,但实乃我们信仰精华的神的教诲,比如”当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事实上,柴玲用”原谅”来替代”爱”,反而引发了更大误解“@veiniw:一平:从基督教信仰来看，柴玲没有什么该被谴责的

3.@SpoofChina 多年以前远志明在讲道时就公开说过:他以前痛恨邓小平们,但信主后就开始为那些罪人祷告。这种讲法并没有在基督徒中产生很大争议,只不过很多人包括我尚难做到罢了。柴玲这次使用原谅宽恕这样的词,很易被误解她主张帮罪人逃脱公义的惩罚。但假如她的意思和远志明一样,其信仰就无可指责@veiniw

屈陆民：傅高义——一个披着羊皮的独裁崇拜者

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谈话。       美国人：我敢在白宫外面大喊，里根下台，你敢吗？
       苏联人：有什么不敢的？
       说完，苏联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大喊：里根下台！
                                                                                                                ——前苏联笑话

这个标题是今年3月27日我拿到傅高义那本“巨作”时想到的，后来听说香港中文大学将在今年4月推出中文版，便搁置至今。

该作头年出版后，我是先读到诸多书评，特别是方先生的文章，由此得知这是部歌功颂德之作，也就倒了胃口。

很多人信奉这样一种观点，毛太祖之所以专制，与其仅仅接受了中华故纸堆“文明”、也就是如今被吹捧为所谓“国学”的东西大有关系，特别是未曾接受过西洋文化熏陶。这种观点非常流行，以致哈佛大学的汉学家麦克法夸尔在09年给赵先生回忆录撰写序言时都流露了出来，即所有的一切并非人自身的原因，而是认识局限性。由这种观点延伸开去，人们想当然地以为，生活在西方世界以及美国那种氛围中的人必定与生活在悠久东方专制传统中的人全然不同。实际上，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比如傅高义这位哈佛的“大儒”及其笔下那位他称颂备至的、少年就在平等博爱思想发源地生活5年之久的人物；还有清华那位回来之前就在普林斯顿校刊大放厥词、回来后开党课的标兵，或许他认为社会科学无须自然科学那样的实验证明即可判定结果。

我本一直对人物传记之类的作品了无兴趣，因为一个作者如果不恪守中立，那么其笔下的言辞字句也就与广告宣传无异。你打开傅高义的作品，明显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按照以往的灌输教育说法，就是爱憎分明。西方社会以及美国不乏左派分子，因为追求社会公正进步是人类、特别是文明人的自然取向。如果过去信息不畅，以至于西方左派分子感觉与中国有一种天然血缘关系，那么如今完全不应该出现这种意淫，因为源自法国大革命这种左右二分法到了中国早就南辕北辙了。

傅高义在第一章就谈及书中主角认为，所有灾难性后果均非毛之过，制度使然也；然而，这个制度改过来么，傅高义就视而不见了，他热衷于鼓吹的是笔下那位主角的非凡个人能力、权势等等，至于其他则可以全然忽略不计。正如方先生所言，傅高义这本书自始至终未曾提及人权2字，但资料不少，如果撇去其明显不客观、不中立的取向，倒是可以作为资料参考索引。比如，80年代初期被枪毙的电影《苦恋》书中亦有提及，那部影片因为立场有问题而无法与公众见面；实际上就那么一句关键语，49年后回到新中国的海归画家在受尽磨难后苦劝儿子不要出洋，要爱国，儿子回了一句：你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与此相对应的倒是有个80年代真实故事。当时被党国捧为三大青年导师之一的曲啸去美巡回演讲，有位向来亲共的台湾华侨也去捧场。曲被宣传为80年代初的爱国片《牧马人》主角原形，演讲完自己的苦难史后曲导师照着以往的套路话锋一转说：“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结果那位对蒋氏独裁恨之入骨的台湾华侨再也坐不住了，他怒斥道：“——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这位叫汪荣祖的历史学教授如今已经回台湾执教。更加讽刺的是，撰写《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记实》一文名为润涛阎的当年留学生——实际应为润涛？阎——一边笑汪教授“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一边叙说在演讲头天晚上应曲啸之请，搜肠刮肚找出的美国不如中国的例子：从肯尼迪家族谈美国的世袭制，从俩矿工之死谈美国矿难，从保姆受到性侵犯谈第二个老婆以及多妻制，而这些美国的糜烂现象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绝不可能发生。阎先生的老道分析连曲大师也连连称是，遗憾的是全都很快被证伪：始祖马克思就拿女仆当第二个老婆使用，而“二奶、三奶、四奶------”早就成了“国学”里的标准配置，实际上也就是把故纸堆文明里的东西换了个时髦字号；黑砖窑、裸官、红二代亦为中国特色里的固有填充物。润涛阎包饺子时讲的两个案例，大学校长随意解雇员工而被判败诉，市民因下河游泳被玻璃划伤状告州政府赢得120万美元赔偿，才是真真正正不可能发生的。前后汇总，恰好论证了本人多年前所得出的结论：好的一点儿没学到，坏的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际上跟人家没关系，全都是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不像高铁。

为了增加一些轶事以便为这部厚重的作品提高趣味性，傅高义还搜寻到作品主人公南巡时瞧见自己的语录被树立街头，言称侵犯了其知识产权；如果那算是笑谈的话，接下来抱怨祖宗的所谓四大发明被外国人免费使用，就堪称胡扯了。顺带要说的是，《著作权法》直到其南巡前刚刚施行，而其女随后一度因为自己伟大父亲的传记被盗版而亲自喊叫捉拿。我没有看那部流行作品，不过相信人家的知识产权才算得上是知识产权，自然会有上下左右党内党外人民政府保驾护航。事实上根本用不着那样，书商不也是义务宣传你那位伟大的父亲么！遗憾的是，即便傅高义谈及到这个似是而非的轶事，仍旧未曾记得在最后那章成就列表中谈谈他所谓的transformation，仍旧是把中国从“人治”transform到了“人治”。实际上，这位所做的一切，他那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小蒋早在50年代就开启了，他也就是照猫画虎而已。可笑的是，头些日子，北大那个张维迎还在发问：傻子瓜子创办人有那位大人发令得救，吴英这个“企业家”谁来救命？这就是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结果。

记得80年代初的《世界之窗》登过一篇“94个小希特勒”的故事，文中叙述了纳粹党徒为了复活第三帝国，早已将他们元首复制了94个——不是传统的受孕——安排到各地，辅之以与其元首一样的成长环境。从傅高义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应该也崇拜希特勒，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希特勒让德意志民族摆脱了一战的耻辱，建立了第三帝国，举办了奥运会，科技发达，等等无数成就，理应名垂青史。如果说希特勒壮志未酬身先死无法让傅高义折服，那么斯大林可以令其匍匐在地了吧？如果斯大林死后名声污损，那么毛太祖必然是其心中偶像。奇怪的是，傅高义给国际公认的“三巨头”谁都不写传记，单将媚眼抛老四。或许这位犹太人的商业嗅觉高度发达，知道毛在英文世界早已盖棺论定，没什么市场潜力可挖。

4月10日，《南风窗》又发傅高义长文，傅高义在文章最后谈及合法性问题。我很纳闷的是，傅高义连这种无须进修哈佛肯尼迪学院课程便可知道的基本常识，竟然也胡言乱语。君权神授是古代帝王为了让子民臣服，捏造出其权力来源乃上苍赐予的“合法性”；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启蒙运动催生出的现代思想，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之后对于君权的限制，这位所谓的哈佛大学教授似乎全都没听说过，难道他也跟毛太祖一样一直陷身在所谓中华文明的故纸堆里？不知道大西洋那边的历史，至少应该知道发生在哈佛边儿上的历史吧？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无代表权不纳税），这是对美国史最基本的常识。按照在美教授历史的程映红先生所言，虽然美国学生对开国史一脸茫然，无法高谈阔论——就像傅高义动辄千言万语七八百页，这是我的旁白——但一句“无代表权需纳税即暴政”让他惊讶不已、拍案叫绝。或许傅高义接受的所谓文明，仅仅是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只要能达到目的，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里的精华，后者就主张军队是权力基础，而君主需要的是残酷。

我没有一一细看这部巨作，因为感觉就像是在阅读早已摆脱掉的以往政治学习资料，有股腐尸般的味道，不过仍旧发现了一个堪称重大的史实问题：傅高义在书中称，那天晚上军队先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最后被逼无奈方真枪实弹；而且还夹叙夹议道，那些士兵因其军长抗命不遵而格外卖命，由此以表忠心。我不知道傅高义从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他对此并未注明来源，或许是傅高义的想象力，抑或他让联邦快递专机送达的。从《华盛顿邮报》前驻京记者约翰？庞弗雷特的文章可以看出，傅高义对自己心目中的偶像受到西方世界以及他本土媒体抨击颇为不满，愤愤不平道：前有台湾二二八，后有韩国光州事件，为何单对中国纠缠不放？还好，这位哈佛教授没把《汤姆叔叔的小屋》搬出来，拿希特勒灭绝犹太人作为基准。

虽然傅高义的这部著作迟至2011年9月方上市叫卖，不过路演却早已开始，至少本人知道他在当年伊始就接受新加坡记者采访。2011年1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题为“专访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他帮美国人了解亚洲”的长篇报道，文章中间谈及所谓“四个现代化”，言称华及其他人也想改革开放，但只有他偶像有能力做到。只是不知道傅高义知不知道第五个现代化让他的偶像很是纠结于心，不改革开放已经无路可走了，人民用脚投票，宣传靠不住，子弹堵不住《大逃港》的事实。这位所谓的教授为其偶像不惜进行想象中的PS完美化，比如他代替偶像说：“------他的确是佩服新加坡的改变的，（除了新加坡的）秩序，我估计他也考虑法律的事情。新加坡的法律比中国大陆要好得多，还有反腐败，他肯定也考虑了。但估计他当时最关注的是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他当然没听说过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话：市场经济中，政府唯一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法律和秩序”。试问没有规则，游戏如何玩法？只有纸面上的文字规则，我的马走日，你的炮横冲直撞，这种游戏跟丛林法则有何分别？

新加坡的李资政算得上其知交，英雄惜英雄，也难怪，两者都是强权人物。采访最后，傅高义谈到了他偶像通过李资政与小蒋联络，对方并无回音。他充当偶像肚子里蛔虫分析道：“------他估计几年之内可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要是美国军队退了以后，台湾与美国没有条约，台湾只有一个做法，就是和中国统一。------但是1979年出来了台湾关系法，妨碍了他的工作，所以他很生气，后来蒋经国去世，他担心情况太乱，而且也明白，台湾人不一定想跟大陆合作。”小蒋是1988年1月13日去世的，他走之前台湾党禁、报禁取消。反观傅高义笔下的那位到莫斯科打了一转、跟小蒋实际上也就同过不到一年的同学，在这期间都在干些什么？

后记

*头年伊始傅高义叫卖时，本人正在批驳一个假冒的、甘心为西南红都当戈培尔的《纽约时报》前总编，由此可见并非挂着羊头的都在卖羊肉。

*傅高义号称花10年之功方成就了这么浩繁卷帙。本人头几天刚读完他邻居两位经济学家埋首达15年之久后发布的Why Nations Fail（为何有的国家会失败？），并打算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大家。傅先生不妨也找一本看看，或者溜达过去讨教一番，尽管你80有余，人家没必要像《联合早报》助理总编辑那样登门拜访你。

*傅高义意欲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从其字里行间看到的全是对强权的顶礼膜拜，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介绍的是亚洲人就像民权运动之前的美国黑人一样，没资格享受权利。这个国家的诡辩论者，也常常把这个当做借口，指责美国的民主自由全是假的，因为直到60年代后黑人方享有权利；他们倒不说原始社会时连权利概念都没有。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这些强权的赞美着，仿佛穿上新衣的皇帝对着那个说他没穿衣服的小孩一本正经道：你的衣服款式不好，面料不好，颜色不好------

*润涛阎在他那篇文章最后，提到了其老家一位枪林弹雨生死线闯荡过来的县长，在文革挨斗中自杀了。于是乎，这位老兄就信马由缰胡扯“温水煮青蛙”的原理。那位县长以及诸多人士之所以早年投奔并坚持到底，是因为他们中了想象中主义之美好的毒害，等到那种理想被现实粉碎后，精神支柱便轰然倒塌。唯有能参透双重思想乃至多重思想的人，方能坚持下去，而《1984》里的温斯顿？斯密斯就无法忍受。文革之风非那十年才始创，而是弥漫于1921年迄今不止，甚至可以上溯到10月革命的那声炮响。

*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揉到了49年后的第四部《宪法》里。到底是“依法治国”还是“法治国家”？因为后者必然包含前者，前者未必等同于后者。甚至不乏所谓的法学家也根本弄不清，在流行夹杂洋文的潮流中经常弄个rule by law点缀，如同三闾大学的高校长那样，让外国人也知道我们是法治国家，rule by law，you see？不过这个所谓的rulebylaw早在2350年前商鞅就开展了，移木立信的故事被四处传扬；可如今这个二分之一万年文明的国度里连基本的礼义廉耻都不要了，我有组织做后盾就无往而不胜。辞藻再好听也没用，重要的是“观其行”而非仅仅“听其言”。

[转帖]昂山素季的诺贝尔和平奖致辞

国王和王后陛下，王子殿下，阁下们，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卓越的委员们，亲爱的朋友们：

多年以前，有时候看来是多生多世以前，我在牛津同我的儿子亚历山大一起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那是个非常著名的节目（我觉得它现在应该还在广播吧），邀请各行各业的名人来谈谈，当你身处在荒岛时想携带一件什么东西，是哪八张唱片，是除了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之外的哪本书，还是哪一件奢侈品？当节目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和我都听得很开心。亚历山大问我是不是可能会上这个节目，我随便回答道：“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他知道只有名人才可以上这个节目，他就真心的问我，如果我被邀请的话，是因为什么理由呢。我想了一会然后答道：“可能是我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吧。”然后我们都笑了。这个前景看起来美好，但确实不太可能。

（我现在记不起为什么我会说这么一个答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刚读了一本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书，或者是那天的名人正好是个著名作家。）

1989年，当我第一次被软禁时，我的亡夫迈克尔•阿里斯来看我，他告诉我有个朋友约翰•菲尼斯提名我为诺贝尔奖候选人。那时候我也笑了。迈克尔忽然大为惊奇，然后他也明白为什么我会笑了。诺贝尔奖？一个美好的前景，但确实不太可能。那当我真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多次，这确实是个合适的时机来审视，诺贝尔奖对我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在访谈中多次说过的，有天晚上我听收音机是，得知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之前一周，其他好多广播都说我是最有希望获奖的人之一。当我准备这篇演讲时，我努力地试图回忆当我得知获奖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不敢确定，大概是像：“哦，他们把奖给我了。”那种感觉并不很真实，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都不像是个真实的存在了。

在我被软禁的期间，我常常感觉自己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了。房子就是我的世界，那些同样不自由的人有他们的世界，他们在监狱里可以结成团体，那些自由的人们也有他们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像是个独立的星球，因为他们都处在不同的宇宙中。诺贝尔和平奖把我从孤立的世界拉回了和其他人一起的世界，让我重建了真实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花了许多天，许多月，当各方对获奖的反应的新闻通过电波传到我这里时，我才开始理解诺贝尔奖的意义。它让我再次感到真实，把我拉回更广阔的人类社区。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全世界都关注缅甸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我们不会被忘记。

法国人说，告别就是一点点的死亡。其实遗忘也是一点点的死亡。遗忘削弱了把我们凝聚成人类的纽带。我最近访问泰国时会见了缅甸的移民工人和难民，许多人哭泣道：“不要忘了我们！”他们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困苦处境，不要忘记做你能做的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属于你的世界。”当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我这项奖项时，他们意识到被压迫和被孤立的缅甸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所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就对我个人来说，增加了我对超出国界的民主与人权的关切。诺贝尔和平奖打开了我心中的一扇门。

缅甸的和平观可被看作是，通过阻止那些妨碍和谐与益处的因素，而获得幸福感的提升。nyein-chan这个词字面上可被翻译为当火被扑灭后的清凉。痛苦与争斗之火在世界熊熊蔓延。在我的祖国，北部的战争仍未停息，西部的群体暴力导致的纵火与谋杀在我出发的前几天仍在发生。新闻中对他人的暴行充满世界各地。饥饿、疾病、被迫离家、失业、贫穷、不公、歧视、成见、愚顽，这些构成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哪里都有阴暗的力量在蚕食和平的基石。哪里都能找到对物质与人力资源的轻率浪费，而这些是在世界上保有和谐与快乐所必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年轻人的极大消耗，和对我们星球上的正面力量的残酷损害。那个年代的诗篇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我首次读到那些诗时，我正处在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年龄，但他们却不得不在生命之花刚刚盛开的时候就面临枯萎。一名年轻的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战斗的美国人，在他1916年的一次行动之前，像是预见到他的死亡一样写道：“在争夺的障碍前；”“在小山坡的伤疤前；”“在午夜起火的城镇中。”年轻人、爱和生命，一起永远消失在毫无意义地占领行动中，占领那些没有名字也不会被记住的地方。为了什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暴力程度低一些，而代以鲁莽与毫无远见地不顾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是否仍然有罪？战争并不是终结和平的唯一场所。不论痛苦是否被忽视，冲突的种子都会因为屈辱、苦难与激怒而被埋下。

在孤独中生活的一个有利方面是，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我所知与所接受的戒律的含义。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从小就知道“苦谛”的意义。几乎每天，当我身边的老人们，有时还有不那么老的人们，遭受痛苦或不顺时，他们就会低声吟诵“苦谛，苦谛”。然而，只有当我在被软禁的那些年里，我才真正去研究六种大苦之相。它们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我仔细地审视着六种大苦，不是从宗教经文的角度，而是从每日平常的生活中去审视。如果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尽量在世俗活动中尽量减轻它们。我仔细思考过关于母子的产前产后护理、关于给予老年人口足够的设施，关于全面的公共卫生服务，关于慈善照料与护理。我尤其升起了对后两种苦的兴趣：爱别离和怨憎会。我们的佛陀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使得他要将这两种苦从许多大苦中总结出来呢？我想起了囚犯、难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的受害者，他们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离开家园，同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欢迎他们的陌生人之间。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意识到社会福利与人道援助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必须的。我很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犯的命运受到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民主与人权已经广泛地，甚至是普遍地被认同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我被软禁期间，我时常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获取力量。我最喜爱的几段话是这样的：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人权奋斗，上面两段话就是答案。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民主奋斗，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人权的保证。

在过去一年里，已有迹象表明，那些为民主和人权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朝民主化方向的一些积极的改变已经出现。如果我说我主张谨慎乐观的态度，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而是我不愿意盲目地鼓励。如果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缺乏对民主制度和人权基石在我们社会中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的信念，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在被破坏这么多年以后依然经久不衰。我们一些斗士被降职，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但是作为核心的奉献精神依然强大而坚定。当我回顾过去的许多年时，我惊讶于在最艰难的处境下还有这样多坚定的奋斗者。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源于盲目，而是基于对他们坚忍的力量和对人民志向的极度尊重所作出的清楚评价。

今天我能与你们在一起，是源于近来在我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产生，是因为你们和其他所有热爱自由与公平的人们让全球目光都来关注我们的处境。在我继续谈论我的国家之前，请允许我先谈一谈我们的良心犯。在缅甸仍然有良心犯被关押。比较令人害怕的是，因为最著名的几个人已经得到释放，剩下的不出名的人将会被遗忘。我因为曾是一名良心犯而站在这里。当你们看到我听我演讲的时候，请同样记住这个经常被重提的事实，只有一名良心犯仍嫌太多。在我的国家，那些尚未得到自由的，尚未沐浴公正之光的人远远多于一人。请记住他们，为他们做一切可能的事，使他们尽早获得无条件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团结精神上。自从我们1948年独立以来，整个国家从未迎来全面的和平。我们没能够建立起信任与理解来消除冲突的根源。在90年代早期停火的时候，人们又升起了希望，直到2010年的几个月中停火又被打破。一个轻率的举动足以打破长期的停火状态。近几个月来政府和少数族裔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定可以带来由人民意愿所建立的稳定的政局和团结的精神。

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和我一起已经准备好在全国和解中扮演任何角色。由总统吴登盛的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只有各方势力都表现出睿智的合作时才能持久。这包括军队、少数族裔、各政党、媒体、国内社会组织、商业社团，还有最重要的人民大众。只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才是有效的，国际社会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双边协定和投资需要互相协调，确保能够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我们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应当培养和发展出一个不仅繁荣，而且更加和谐与民主的社会，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与自由中生活。

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地方的消极力量比积极力量强大，我们就都处在危险之中。或许有人会问是否所有的消极力量都能够被消除。简单的回答是：“不能！”在人性中就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然而人类同时也有增强积极力量的能力，将消极力量的影响降到最小。在我们的世界上，绝对的和平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妨我们朝此目标进发。我们双眼盯着这个目标，就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一直朝着指路星的方向前进，最终可以获救一样。即使我们无法做到绝对和平，因为它不存在于地球上，但为了和平的努力行为将会把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团结起来，在信任与友谊的帮助下将我们人类社会建设得更加安全与仁爱。

我用“仁爱”这个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应该说仔细推敲了许多年。苦难中的快乐并不多见，我找到的最甜蜜和最宝贵的东西是我我所学到的仁爱的价值。我所收到的每份仁爱，不论大小，都使我确信，仁爱我们的世界上永不嫌多。仁爱是用敏感的心去体察他人的需要，是用温暖的情去响应他人的期望。即使是最轻微的仁爱触碰也可以卸下心灵的负担。仁爱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在给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家园，给那些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安全与自由的人们提供避难所方面做出了模范式的仁爱。

世界各地都有难民。当我最近探访泰国的MeaLa难民营时，我遇见了那些为尽可能让被收容者在困苦环境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而每日奋斗的人们。他们谈到关切的事情时提到“捐助疲劳”，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同情疲劳”。“捐助疲劳”也就是经费短缺。“同情疲劳”在缺乏关注时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互为因果。我们能够承担对同情疲劳的放纵吗？如果不盲目而是关注他们的遭遇的话，是满足难民生活需求的成本更高呢，还是漠不关心造成的后果成本更高呢？我呼吁世界各地的捐助者们满足这些四处寻觅的难民的需求，这些难民在庇护所的寻觅往往是徒劳的。

在MaeLa，我和泰国负责达克省事务的官员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达克省中还有另外几座难民营。他们是我了解到另外一些和难民营有关的更严重的问题：暴力的丛林式法则，非法使用药物，家庭自酿烈酒，控制疟疾的问题，结核，登革热和霍乱。政府当局的关心的问题同难民关心的问题一样合情理。东道国也应当考虑和应对帮助解决这些与他们职责相关的困难。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被迫迁移，没有无家可归和没有绝望的世界，一个每个角落都是真正的圣堂，每个居民都生活在自由与和平中的世界。每种想法，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增强了积极的力量，对和平产生有益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试着创造一个可以安全地入睡，开心地醒来的世界。

在1991年10月14日，诺贝尔委员会这样为它的陈述做总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昂山素季，向这个女人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示敬意，并向世界各地致力于以和平方式为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而奋斗的人们表达委员会的支持。”当我参与缅甸民主运动时，对我来说，我从未觉得自己会得到什么奖或者什么荣誉。我们为之努力的奖赏，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平的社会，我们的人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全部的潜能。荣誉在于我们的努力。历史已经给予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的机会。当诺贝尔委员会选择给我荣誉时，我自由选择的道路变得不再寂寞。为此我感谢委员会，感谢挪威人民和全世界支持与坚定我的信仰和共同追求和平的人们。感谢你们。

【本译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非商业转载请注明译者、出处，并保留文章在译言的完整链接】


http://article.yeeyan.org/view/338092/295911

苏小和 : 政府是有限的

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思考性基础：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每个政府都是有限的。制度意义上，有限政府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最伟大的成果之一。遗憾的是，由于每个人自私的先验性逻辑起点存在，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也堕入了自私的深渊。由此，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限政府的价值之后，依然有一小部分人不喜欢甚至拒绝这样的制度设计。

历史是触目惊心的。人们将永远记住喧闹的20世纪，卑斯麦和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政府，一度无边界膨胀，几乎要管住每个人的呼吸；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不仅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公司都收纳其中，甚至连脑袋里面的思考也控制起来，谁不顺从斯大林思考的方向，谁的脑袋就会秘密消失；中国当然也不是例外，政府无限膨胀，以至于每个人的粮食都被定量，布匹和糖也需要计划，当政府派发的粮食不再抵达，有高达3000多万的人竟然被饿死了。

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加让人难过？当我们陈述这样的罪恶，很容易让别人误以为我们不过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反政府主义者。这是需要反复说明的地方：倡导一种有限政府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政府不重要。我们警惕的是，政府借用强制性的、过于集中的权力，破坏市场的秩序，甚至侵犯人们的私权利。事实上，无论在何种制度背景下，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这么做。几乎每个政府都是这样的，对历史的教训故意视而不见，人为设计很多制度性的漏洞，让政府的政策不受制约。道理由此变得非常简单，一个单个的自然人，因为没有借助公权力，他或她对别人，对市场的伤害性，都是小范围的，甚至是无足挂齿的，但是如果拥有公权力的政府理直气壮地这么做，市场的灾难或者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就会很快来临。

所以我们呼吁一种有限的政府秩序，政府的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每个人授予的，其目的是让政府保护每个人的私权利，保护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市场体系中的权利。私权利成为政府行事的最后边界，要想尽一切办法，控制政府的无边界发展，绝对不能让政府强大到摧毁或者忽略每个人的私权利的程度。

问题指向两个方面。

其一，有限政府的建立，目的当然是约束政府的滥权，这反过来意味着，有限政府的建立，也是为了约束每个人的原罪。人类社会的局面就是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就不需要建立，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是天使，每个人都有罪，因此政府的设立呼之欲出。洛克的《政府论》就是在这样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陈述。周全的思维方式是，一方面我们要警惕每个人的原罪，而政府是所有选项中相对比较有效的约束每个人原罪的组织形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一个由人组成的政府越过最高原则，来伤害每个人，政府不能无限膨胀，以至于可以借助政府的名义，伤害每个个人，必须把政府限制在一定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洛克强调，政府和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每个人的自由。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对每一个人的权利加以重视，这样的权利，包括了一个人在法律的约束下随心所欲处理和安排自己的人身、行动、财富和言论的自由，在这个范围之内，一个人不受另一个人的支配，尤其是不能受政府的支配。一个有限的政府，应该从这样的私权利领域退出去，彻底地退出去。

其二，如果有限政府只是一种凭空想象出来的理念，而不是一种历史性的试错的结果，那些热爱大政府的人们，就有了拒绝有限政府的坚实理由。所以,对历史的了解与分析,就成为重要的功课。“历史告诉我们，团体和个人都非常容易受到暴政的诱惑”，这是托马斯杰弗逊1774年说过的话。这里的暴政，就是大政府主义。既包括了由大政府推动的计划经济形态，也包括了绝对惟一性的政府意识形态宣传，还包括对一个明星政治偶像人物的非理性膜拜。当三者结合在一起，大政府主义就成为一种强大的生活方式，暴政来了，灾难来了，所有人都张开怀抱，为自己能够遭遇灾难欢欣鼓舞。

任何一种大政府主义的实现，一定是魔鬼暴君与普罗大众合谋的结果。有人在《圣经》和亚里斯多德的学说里找到了反对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性理由。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制造了一尊偶像。这是亚伦的杰作，那些在路上的犹太人，当时当地的态度，不是抵抗亚伦，反而是欢呼，是积极参与。这是最古老的错误，背后的逻辑是，亚伦将人的组织的行为的边界打破，直接违反了神的最高原则，人不能拜偶像。但是亚伦的行为，在理性的范围之内，却最具有蛊惑性，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取悦神，而是取悦以色列人。这就意味着，亚伦的“政府”，破坏了最高的原则，因此不再是一个有边界的政府，而是一个无限的大政府，无限到抗拒神的诫命。

政府因为夹带公共利益，使得人们丢失掉最高的敬畏原则，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亚里斯多德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自然观念，就是从理性思考路径出发，将自然的秩序置于神的高度。这启发了后来的有限政府理念，任何一个政府的行为，都必须以最高的自然秩序作为起点。这是自然法的起源。政府或者说政府制定的法律，不仅是政府意志和权力的表现，必须要建立在至高无上的原则之下。政府和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管辖，没有人高于法律。而法律的位置，毫无疑问，是不可高于神，不可高于自然秩序。

感谢先知们的努力。他们提醒我们，任何由人组成的政府，必须有所敬畏，必须建立其必要的和合适的列举型权力。也就是说，政府一定不是无所不在的，政府和一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以契约的形式写进宪法，人有赋予政府公权力的权利，也有抵抗政府滥用公权力的权利。个人的”抵抗权”由此建立，这才是有限政府的基石。

正是因为每个人的“抵抗权”的存在，人们才得以在大政府主义的历史漩涡里，一直顽强地守卫自由。荷兰、英国和美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的历史证明，有限政府的建立是有可能的，而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没有政府和官僚的干预，繁荣就有可能；没有政府强制参与的宗教秩序，社会的稳定和每个人心灵的自由，就有可能；没有不受限制的政府的绝对统治，就有了建构法律体系，建构有限政府的可能。而一旦有限政府成为现实，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形成了一个可以期待的制度基础和信仰基础。



转自：《观察》，2012-06-06

毛剑杰：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

 来源：《看历史》

    在法学史学家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更影响到此后二十年的社会发展进程。

    从1949年到1952年，杨兆龙一直活在忧疑和焦灼中，他始终担心新政权对于他这样的旧法学精英们有敌意。

    这位拥有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海牙国际法学院特聘比较法学专家等重量级头衔的中国法学界领军人物，曾说服代总统李宗仁释放大批中共政治犯，但在改天换地时，他还是不想留在国内。

    是他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妻妹，代表中共方面许诺了未来的待遇和地位，并说动姐姐下决心对丈夫说："你要去美国我不去，也不准你带孩子们去。"于是杨兆龙留了下来，任职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兆龙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1950年的南京市首届人大会议上，杨兆龙以特邀代表身份与会，他建议政府制定土改法，确保土改依法进行。没料到，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对他的建议大为不满，并指责其在课堂上散布"六法"观点。

     "六法"，也就是国民党政府法典《六法全书》。柯庆施的批评，至少是暗指杨兆龙政治立场倾向国民党，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警告。杨兆龙表面泰然自若，但暗地里感觉"形势变了"。

    然而，不久后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会晤，又让杨兆龙放下了悬着的心。在1950年6月的全国首届司法工作会议上，两人谈得很投机，当时正逢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去职，董必武决定直接调杨兆龙继任。

    民国法学界素有"南东吴、北朝阳"之称，南东吴即是以英美法学和比较法学见长的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建校以来，它培育了大批优秀律师、教授、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更培育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国国际法官。

    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几乎全是东吴师生：检察官向哲浚，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绍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老东吴法学精英们至今视之为莫大的荣耀。 　　

    荣耀之外，东吴大学法学院事实上也确实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一个新设的培习法官的司法系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研究生部也恢复了,而且学生入学也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 董必武的高度重视，使得执掌学界牛耳的杨兆龙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未来充满信心。

     必须摧毁的目标

    仅仅两年后，东吴法学院乃至中国所有高校法学院系的命运，都在一场摧毁整个旧司法体系的行动中变得晦暗不清。在这场运动中，旧司法运转体系、司法教育体系都被设定为必须摧毁的目标。

    事件早有苗头。早在1949 年2 月22 日, 中共中央就已经发出指示，宣布"废除旧法典、摧毁旧法制"，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关于废除国民党< 六法全书> 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

    这是新政权司法体系的理论基础，以欧美法为主要参照研究对象的民国法学，是"资产阶级法学"，是"完全无用的伪科学"，"因为资产阶级法律只能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法律离开了它的政治性，决无什么科学性可言"。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旧法典以及旧法学精英群体实际上已被新政权视为异己。

    从1952年暑假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思想改造"是新政权建立单一社会思想体系的重要手段，在此期间，人们被要求检讨所有"非马列主义、非唯物主义的思想"。对法学界人士来说，思想改造则意味着彻底放弃过去所学的一切。

    不过杨兆龙侥幸过关了，原因仅仅是审查小组组长曾跟杨的工作有过交集，非常了解其"为人正直，曾帮助过大批我党同志脱困"。

    消失的法学院

    没等他喘过气来，与大批旧司法工作人员边缘化同步进行的高校法学院系调整紧接着开始了。这是1952年涉及全国3/4高校的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取消或弱化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伪学术"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同时大幅强化了"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的工科院校。

    1952年10月，东吴大学法学院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结局：撤销，与华东地区的南大、安大、沪江、圣约翰、复旦、上大、东吴等七所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合并为华东政法学院。 与此同时，中国所有高校的法学院系，几乎都在这轮合并、撤销狂潮后消失。到1953年，中国只剩下6所高校还有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

    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学专业师生总数的急剧减少。一份统计数据显示，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下降到了2%，到1962年更是仅占总数的0.46%；专任教师数则由1949年的542人降为1953年的248人，占全国高校教师数的比例从3.3%降到了0.8%。

    即便是这数量极少的法学教师，也已脱胎换骨。

    以东吴大学法学院为例，全体在职教员，除了小部分党员外，大多被迫改业、或被发配远地，东吴法学院的在校学生则被解散。他们所学不仅毫无用武之地，甚至成了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不幸的理由。

    这也是当时中国所有法学精英的共同遭遇：原清华大学法律系主任赵凤喈赋闲在京；原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民法教授李浩川在绍兴中学任教；原北京大学民法罗马法教授黄右昌、罗鼎分别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原英士大学法律系教授俞启人在上海市交通局管理售票工作……

    杨兆龙曾被许诺任华东政法学院研究部主任，但是这一允诺并未兑现。在赋闲一年多后，他最终被调到复旦大学教俄语，连这也是强制性的--他甚至不能选择自己更为擅长的英、法、德等语种。

    绝地自救

    在1952年法学院系调整中几乎失语的旧中国法学精英，此后并非没有挣扎，机缘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这份严厉批评斯大林独裁专制的报告，也为中国带来了一阵短暂的宽松政治氛围。

    而后，主管政法的董必武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还缺乏一套较完整的基本法规，普遍存在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律的现象"。周恩来也在专题报告中称，对知识分子"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

    杨兆龙等一大批法学家，因此得以重回高校法律教育工作岗位。

    5月初，在中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精神鼓励下，杨兆龙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上发表《法律的党与非党之界限》，大胆驳斥了当时一种认为"中国国情特殊立法可以缓行"的观点，呼吁中国应该尽快制订法典，同时提出在法律院校中恢复完整、系统的法学教育和训练，让一些此前被拒之门外的党外法学教授回到讲台上来。

    他的理由是，"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主义各国所揭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说明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建设是如何的重要"。

    官员们也罕见地放低姿态听取教授们的意见，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亲自接见了他曾严厉批评过的杨兆龙，上海《新闻日报》则分四天将杨兆龙的论文全文刊登。

    事态似乎在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从教授到囚徒

    就在《新闻日报》于6月6日刊完杨兆龙文章后两天，6月8日，毛泽东亲笔撰写《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立即作为中央文件电发各地。

    批判文章随之铺天盖地袭向杨兆龙。同为法律学者的杨氏女婿陆锦璧回忆称，当时这些批判文章的共同之处是"强调法律的阶级性"、"肯定地说，只有马列主义法学才是真正的法律科学"，同时批评杨兆龙等老一辈法学家"借口法律的科学性、技术性以反对法律的政治性"，目的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

    更严厉的批评还在后头。1957年9月14日，《人民日报》以《上海法律界反右派斗争》为题，刊文指斥杨兆龙 "诬蔑我国目前没有法律"、"企图造成向社会主义司法阵地进行全面进攻的浩大声势，由此达到要共产党退出法院，动摇人民民主专政的支柱，篡夺国家司法大权的目的"。

    杨兆龙更发现，面对媒体的大张挞伐，他甚至没有反击的平台。

    这一次，他再无侥幸，很快与许多同行乃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道，被打成了"右派"，1963年又被捕入狱，在押八年后又以"历史反革命及叛国投敌罪"被判无期徒刑，直到1975年特赦才出狱，回原籍务农，至1979年去世。

    自己身陷囹圄之外，杨氏家人也广受牵连：在上海交大读书的儿子杨定亚被判刑；他的爱人也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女婿陆锦璧被打成"右派"后送青海"劳改"，在"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幸赖当时青海高法院长认为此系冤案，改判徒刑20年。

    此间，遭祸的法律学人并不仅仅是杨兆龙，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另一位法学泰斗，杨兆龙的前任、中国证据法学第一人盛振为，先是被发配到苏州当地的一所初中教英语，不久又被打成了"反革命"，判刑10年、流放甘肃、强制劳改，直到1980年代才平反。

    更多的中国法律精英们，在远离讲台后的数十年间，无人知晓去向。

    即便是没有失去人身自由的，也被迫远离熟悉的专业，尚在讲坛上的，大多成了中学英语老师。于是，有人总结称，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东吴大学法学精英，"或者成为英语教师，或者成为劳改犯"。（《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

    断裂的传承

    此后，尽管中国仍然还存在着少数政法院校，但多年来讲授过的那些专业课程被彻底废止，而代以从新建的中国人民大学发源而来的"苏联式法律教育"，从北京到华东再到西南，覆盖了全国仅存的六家法学院系，讲台上的教师，也换成了苏联专家和一些"资深老干部"。

    但在1948届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后来的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潘汉典看来，苏联专家讲授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 "他们也讲依靠法制，但不知道怎么落实到具体内容"。

    同为法律学人的杨兆龙的女婿、华东政法法学教授陆锦璧则认为，当时的苏联教材，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通病。

     "当时一直强调要用蔑视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国民党《六法》及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中外法律文化遗产统统被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而自己又无力制定新的法典和创造新的法学。"

    在法学史家们看来，1952年院系调整后法学教育阙失的后果，远不止于法学学术层面。

    1949年的《共同纲领》就曾规定"人民享有民主权利"，规定要"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要"设置法制委员会"。这个机构及时成立了，并且马上组织力量着手起草四个基本法规。

    然而此后的立法进程却出人意料的慢：一稿又一稿的法律草案，新法典却迟迟不能诞生。

    陆锦璧重获自由后，对于1957年那些针对杨兆龙的批判文章如此点评："为什么在废除旧法以后，经过了七八年的努力，还是无力制定出国家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民法、刑法、民诉、刑诉等四部法典，'哪怕是一部也拿也不出来'，而'只能搞一些简单而又粗糙的条例和法令'？"

    法律框架的长期缺位、自上而下的法治意识淡漠，最终使得中国社会人治之风日盛，在此后二十多年间，社会发展进程渐渐扭曲……

    直到40年后，中国具有国际水平的法学人才依然寥若晨星，以致于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大法官的人选，只能落到几位年逾八旬且都是留学欧美的"旧法学家"身上：首任倪征燠教授，192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次任李浩培教授，1928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三任王铁崖教授，1937年英国伦敦大学法学博士。

    1997年，香港回归，在这之前，国家需要对香港原有的英国成文法进行审查。然而无人胜任，救驾的还是"东吴遗老"。这些当年的英美法律名家，后来的"反革命""旧法人员""右派"，在历史的关口，以平均八十多岁的高龄，再次出征，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还学文：盟军占领与战后西德

从外面看，德国人诚恳笃实、社会有序；在里面，则感受到德国社会强烈的排外，体会到高高在上的权威与秩序对自由的侵犯。从外面看，战后的德国似乎深刻反省纳粹的罪恶；在里面，则明白地看到，广泛的排外与种族歧视之为新右翼的沃土。身临其境才了解思想观念的根深蒂固，历史绝不是轻易可以甩掉的包袱。

到两德统一前，战后西德四十年间的一切社会现象，正面的与负面的，都依赖两个基本因素及其相互的较量与消长，即：盟国驻军作为西德生存的政治条件与纳粹思想观念作为潜在的社会力量。



盟军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和去纳粹化

二战结束半年后，1945年11月开始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先是国际军事法庭对主要战犯的审判，为期一年，到1946年11月判决并执行12名重要纳粹战犯死刑。接着是美军军事法庭主持的十二个后续审判，持续三年、被告185人，除纳粹将领、党卫军首领和政府官员外，还包括39名医生和42名工商企业家。24人被判处死刑—其中一半1951年获大赦改判，20人终身监禁，98人18个月到25年有期徒刑， 35人被判无罪。

与纽伦堡审判同步，去纳粹化在当时德国最高行政机构美军行政公署（OMGUS）的领导下进行，它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审查录用没有纳粹历史负担的德国人担任公职。根据为德国经济战争犯罪证据，美军行政公署曾建议解散德意志、德累斯顿和商业三大德国银行以及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企业I.G. Farben，德国重大的工商业无不涉入纳粹的战争犯罪。

作为战后德国民主重建的前提，纽伦堡战犯审判和去纳粹化都是盟国通过他们的驻军完成并强加于西德的。然而纽伦堡审判所及不过若干首犯，行政手段上的去纳粹化范围极其有限，纳粹犯罪在社会中基本未受触及。法西斯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德社会自身的去纳粹化还完全谈不到。

西德民主－－在盟军的监护下

1949年4月初纽伦堡审判结束，5月23日通过宪法，联邦德国宣告成立。这个被西方盟国、首先是美国催生的民主国家，除了宪法（基本法）是新的，政治架构是民主的，其余许多如国家和社会机构及其雇员，新政府基本接收了纳粹国家的遗产。重建国家和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首先是在物质层面，而不是追查纳粹，新政府尤其没有这个兴趣。纳粹期间追随法西斯国家的几乎是整个社会，新政府里有几人没有纳粹的历史包袱？

西德总理基辛格（Kurt George Kiesinger）二战中在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治下担任广播政治部副主任专门负责对国外敌台的监听、渗透，以及与戈培尔帝国宣传部的联络。第二任总统吕布克（Heinrich Lübke），1969年因传出他在希特勒的建筑师施佩尔（Albert Speer）的公司签署的集中营建筑图纸，提前辞职。1974年和1979年德国第三和第四任总统谢尔（Walter Scheel）和卡斯滕斯（Karl Castens）也都是纳粹，西德与它所继任的纳粹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偶然在纳粹履历上翻了船的，只是或以色列或美国犹太人组织追查纳粹不幸殃及到德国的池鱼。追查纳粹从来不是西德政府主动自觉的政治行为。

战后，西部占领区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为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像重要媒体负责人的任免、新闻的报导方向当时都要经盟军审查批准。西德宣告成立两年之后，1951年盟军宣布结束战时状态，维持占领状态；联邦德国仅享有部分自主权，国家事务上，盟军军管会一直拥有最终决定权。一直1990年二四条约（两德+英美法苏）签订，两德统一，盟军退出，盟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才最终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盟军占领，是战后西德决定性的政治生态，即它的一切政治行为都要直接获得盟军认可。西德的政治首先是盟军的政治，西德在对待二战、对待右翼、对待反犹主义上的政治正确，是盟军的政治正确。换句话，在盟军的监管下，西德不可能政治不正确。

西方联盟的基本国策

与盟军监管对应的是西德的西方联盟政策，无论左右西德历届政府都信守这个基本国策：政治上、经济上整合入西方国家联盟、军事上加入北约，价值上与西方国家保持一致。在现实的情境之下西德别无选择，盟军占领之下它不能不如此。这一政策的变化是两德统一之后了。

在追查纳粹、去纳粹化上，西德政府基本上无作为，即使到了社会稳定繁荣的七十年开始直到两德统一前的八十年代末，情况基本没有改变。对于政治上和价值上与西方盟国保持一致，西德政府虽被动但必须说是认真而断然的，对此我有亲身经历。

德国公视一台（ARD）星期天重头的“媒体论坛”（Frühschoppen）节目1987年末突然停播，因为主持人霍弗（Werner H?fer）帮凶纳粹的文章被曝光。1943年霍弗撰文拥护纳粹政府严惩“散布怀疑、诽谤和绝望”的艺术家，那是钢琴家Karlrobert Kreiten，因对战争表示怀疑的言论被告发而处决。霍弗是遗留纳粹的典型：二十岁加入纳粹，三十岁成为纳粹政府的新闻官主持宣传机构，战后转身即成电台大牌主播人，主持“媒体论坛”35年之久。事发后首先否认，称文章的关键段落是编辑添加的；随后退一步声辩没有参与纳粹犯罪，盲从而已。“霍弗”在西德国家部门，例如联邦刑事局、警察部门俯拾皆是。霍弗这段历史早在1962年就曾爆出，当时却无人问津，那时西德社会对纳粹牺牲者的命运没有兴趣。

国家正确与政治正确的矛盾并行

战后西德在政治上要作为，就必须与盟国一致、就一定政治正确；但是如果不作为，也就没有政治正确的困扰了。因此，政治不正确的不作为与政治正确的作为并行，就不足为奇了。

政治正确，我所经历并且记忆犹新的一例，是1988年西德联邦议会议长延宁格（Philipp-Hariolf Jenninger）的下台，因为在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水晶夜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没有足够鲜明地表达对纳粹的批评态度。政治正确的尺度不可谓不严格，处置不可谓不迅速断然。

与此鲜明对比的，是拖延五十七年之久对被判为出卖国家的纳粹逃兵的平反。纳粹期间，约有三万纳粹军人叛逃被抓获判处死刑，其中两万三千人被处决。联邦德国议会通过法案为纳粹军人叛逃平反是在五十三年后的1998年，却附加个案审核的先决条件，即先要考察纳粹审判是否真的不公；又过四年2002年，法案才终于修订为无条件平反。堪称拖延经年，政治高度不正确。

不失时机的是废除死刑法， 1949年5月23日生效的联邦德国宪法第102条，比英（1998）法（1981）早了几十年。宪法生效第二天，总理阿登纳就找到美军行政公署高级专员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要求大赦死刑战犯。而这，正是西德当年废除死刑的初衷。当时民调显示，77%的西德人反对处决纳粹战犯，他们希望保全为法西斯国家效劳的战犯。

国家至上的观念在德国根深蒂固，正义则被置于国家与秩序之下。国家的行为、秩序的规定一定正确；顺从国家、合乎规定才是正义；不问是什么国家，是怎样的规定；对待个人权利，国家分厘不让。不了解这种文化，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修正纳粹司法不公审判在民主的联邦德国要经过漫长的六十年。盟军不再的情况下，一个自主的强大的德国能不能对世界不再重新构成威胁，人们心存疑问。



－－原载：《争鸣》，2012年6月号

崇义：试谈宽恕、爱和 “顺服”－－从柴玲的宽恕声明谈起

前些日,“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先后两次发表声明和文章,表示基于基督教信仰对人的爱, 宽恕“六四”屠杀的决策者以及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柴玲此举引发了人们的愤怒。相信柴玲也能明白, 人们的愤怒其实也主要是出于 "爱"－－人们对沉冤未雪的“六四”死难者、受难者及难属的爱、一些基督徒对被柴玲曲解的耶稣及基督教文化的爱－－以及二十三年后正义仍未得到伸张的悲愤。

人们对柴玲发表宽恕声明的动机有种种猜测, 本人在此不想评论柴玲的动机, 仅想就柴玲的观点谈点对 “宽恕”、”爱”和基督徒的”顺服"的看法。

一、 柴玲在其《再谈宽恕》说 ： 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愤怒的人群聚集在他面前，喊道：“把他钉十字架！” 士兵边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边嘲笑他。但耶稣看到这一切，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路加福音23:34）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就祈祷他的天父原谅伤害他的人。很多朋友误解说， 宽恕只能在对方忏悔后才能给予，在对方被公义击败时才能施舍， 但耶稣做的恰是反文化， 反感情地：耶稣在他们都没有认罪，甚至是还在伤害他的时候就已经祈祷天父原谅了他们。

因此她认为, 在“天安门英灵未得公正之前”, 她也应效法耶稣, 宽恕那些对“六四”屠杀没有认罪的人。

但是, 很对不起, 柴玲把她对六四屠杀决策者的宽恕, 比作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时对现场伤害、奉命杀害他的人的宽恕, 实在是太“差不多先生”了。真正“误解”、曲解耶稣和基督宽恕之道的, 不是别人, 正是柴玲自己。

柴玲的宽恕与耶稣的宽恕是不能相比的, 原因起码有以下几点,：

1) 耶稣是被处死的人, 而柴玲却不是在六四屠杀中被杀死的人。宽恕是被害者对加害者而言的宽恕, 柴玲不是被杀者, 由她宽恕杀人的人, 不合逻辑和情理。

2) 耶稣宽恕的, 是现场伤害他、奉命杀他的人, 而不是宽恕杀别人的人。 六四屠杀中被杀的人, 即使据陈希同承认的, 也有数百人。 若耶稣被钉十字架时, 也有数百个、数千个他的追随者同时被钉在十字架, 耶稣会请父赦免那些杀人者吗？！ 柴玲原谅的, 却是夺去起码数百个反对贪污腐败的爱国学生和普通市民的生命的人。

3) 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那些鼓噪杀死他的围观者及执行死刑的士兵确实不知道他们杀死的是上帝之子, 确实不知道耶稣的伟大。 而六四屠杀的决策者, 却十分清楚他们是在“做什么”。他们的所杀的是什么人, 他们杀的动机, 他们清楚得很。

4) 圣经有关耶稣受难的经文所显示的, 是耶稣宽恕现场那些嚷着要杀死他的人以及执行死刑并嘲笑他的士兵, 没有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原谅杀死他的决策者。柴玲原谅的, 则是屠杀的决策者(及士兵)。

5)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拥有赦罪的权柄, 对世人无比宽爱的他不需要那些“不知道他们做什么”的人认错认罪而宽恕他们, 体现了神对世人的大爱,合乎逻辑和情理,但是, 要六四被害的老百姓在杀害、迫害他们的统治者不认错、不认罪, 甚至继续仍在迫害他们的时候宽恕他们, 既不合逻辑, 也不合公理, 绝不是基督之道。

6) 耶稣是神, 柴玲是凡人。 “人 子 在 地 上 有 赦 罪 的 权 柄”(马太福音9:6)。耶稣要求父 “赦免他们”, 他自己也有赦罪(包括赦免杀人罪)的权柄, 而凡人柴玲却没有。有时候, 神以其特有的权柄、能力和心思所作、所成就的事, 凡人是理解不了, 更仿效不了的。人可以学习耶稣的式样做事, 但人永远也成不了耶稣, 永远也不能拥有他的权柄。
柴玲尽可宽恕任何她要宽恕的人, 但其宽恕不能和耶稣的赦罪作比。

此外, 柴玲把六四屠杀的决策者和奉命执任务的解放军士兵“相提并论”地原谅, 也令人诧异。

六四屠杀执行任务的士兵仅是决策者杀人的工具,而且解放军士兵本身的生杀大权也由决策者掌控, (例如,可能他们若不开枪,若不按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他们自己也会没命。) 大开杀戒的指示、“镇压反革命暴乱”的指示都是决策者下的,因此, 士兵的杀人的罪责是应由决策者承担的。而六四中因杀人而被愤怒的市民杀的士兵, 其实也是很可怜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的子弟,是屠杀的决策者陷他们于不义, 是屠杀的决杀者间接地杀害了他们。

圣经说,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通, 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诗篇85:10)

宽恕是一种慈爱的行为,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通",宽恕要基于人们的诚实。 在当事者仍不诚实地拒绝公开事实真相, 不诚实地拒绝悔改, 不诚实地拒绝纠正一切有关的错误、停止一切迫害的情况下, 高喊宽恕, 是不合乎上帝之道的。

要知道, “宽恕”是基督教文化; “悔改”(包括自己悔改及引导别人遵循基督之道悔改)也是基督文化; 不悔改就不配 宽恕, 也是基督文化。

柴玲说, "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想起当年的领导人选择这条毁灭和强暴的选择时，我的心总是会跟痛苦和愤怒作战",但是在她宽恕了六四屠杀决策者等后, "心里充满了和平"了。但是, 神教导我们 “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 在加害者没有悔意、 被害者沉冤未雪、 天安门母亲、父亲们的眼泪未干、 李旺阳们受的痛苦和迫害未能停止之前, 也就是在没有公义之前, 柴玲真的能如她所说的享有 "心里的和平"了吗？若是真的, 那她心里的“和平”就肯定不是基督教所说的和平, 因为“和平与公义相亲"。

无论如何, 柴玲心里还是可以很 "和平"的, 但请不要把这种和平与耶稣、基督教文化说在一起, 因为她的宽恕并不基于诚实, 她的和平里也没有公义。 不基于诚实的 "宽恕"、没有公义的 "和平", 不仅是 "是反主流文化和感情的"(柴玲语),也是反神的教诲、反基督之道的。

二、 柴玲引用圣经中 “爱你的敌人” 、“爱神的, 也要爱自己的弟兄”的话, 把她对不认罪、不悔改的六四屠杀决策者的宽恕, 说成是体现基督的大爱的行为。

首先,高高在上、掌握民众的生杀大权、 “无神论”却实际上自尊为至高无上、不可侵犯、永远伟光正的神、杀人不认错、不认罪、不悔改、认为杀害影响其“稳定”统治的反贪污腐败的草民是理所当然的人,真是她“自己的弟兄”吗？

而从其宽恕声明及文章可知, 她宽恕“敌人”后,唯一打算做的“爱敌人"的事, 只是为六四屠杀者等祈祷。 从宽恕声明的发表时间可知, 她要把她默默为“敌人”祈祷的行动, 与人们每年在这个时候以文章、游行、烛光集会等等方式纪念六四、 要求平反、 要求公开真相、 要求停止迫害 ……等等的行为作个对比, 以示她对这些 “不宽恕”的、 “没爱”的行为的不屑。

为所爱的犯错、犯罪的人祈祷, 是重要的、必须的, 但是否“爱的行动”就只有祈祷呢？

据说柴玲是三个女儿之母,她当然爱她的女儿们。她对女儿们的爱的行动, 是否只有祈祷呢？若她的孩子顽皮、不听话时,她是否只有 “宽恕”,只有祈祷？是否不吭声地任由她们顽皮下去、不听话下去？她从来不干批评孩子、骂孩子这些 "没有爱”的、“不宽恕”的、 “违反基督教文化”的事吗？

社会上,出于对各种罪犯,包括杀人犯的“爱”, 也只能用祈祷、静待神对他们作功、审判的方式对待他们吗？不需要 “没爱心”的警察、监狱、法院吗？不需要“不宽容”的法律吗？ "宽容"他们, 让他们逍遥法外, 继续为害社会, 继续害人、杀人, 才是对他们的 “大爱”吗？只为他们祈祷,他们就会自然改邪归正、放下屠刀吗？ 若是, 这样 “有大爱”的、 “宽容的”社会还能住人吗？

“911”之后,美国为什么要追杀拉登？盟军当年为什么要追杀希特勒？中国人为什么要杀日本鬼子？二战后盟军为什么要把战犯送上纹刑架？他们为什么那么“不爱敌人”、 “不宽容”？柴玲能回答吗？

众所周知, 对待罪犯的爱, 是绝不姑息、放纵, 也不是只默默祈祷,静待他们改变, 而是要把他们绳之于法, 为民除害, 并用法律及教育的方法, 让他们认识他们的罪, 促使他们改过自新,这才是对罪犯真正的爱。这也是“替天行道”,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是对神和人的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珍珠港事件后, 美国没有“宽恕”日军, 在双方死亡都极其惨重的战争之后,美军占领日本。虔诚的基督徒麦克亚瑟将军, 并没有只为日本默祷, 静待神对日本的审判、处置, 而是毫不留情地以公义的快刀, 斩日本政制乱七八糟的乱麻, 把日本独裁专制的宪法彻底改变为(体现基督平等、博爱的)民主宪法, 使日本人民能从此世世代代生活在民主自由之中－－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对战争中的敌国及敌国人民的“大爱”的鲜明例子。

基督徒为主体的美军(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及非西方国家的军队)在韩战、越战、伊战、阿富汗战....为自己国家和世界的安全及和平、 为对方国家人民的自由英勇无畏地牺牲, 也体现了基督精神的 "大爱"。由于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及其本国军人及民众的战斗、牺牲, 南韩得以保持自由, 伊拉克和阿富汗则从制度为中世纪式的国家跃进到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其民主正在不断完善之中)。 成为已较稳定的民主国家的伊拉克－－美国及多国联军在中东竖起的民主自由的旗帜－－感召、引发了中东的 "茉莉花革命", 扩展了世界的民主制度, 进一步体现了基督对世人的爱。当年经济濒于破产、其社会制度令人不悦的中国和越南,几十年来, 在欧美日及其他国家以及台湾、香港的资金、技术、人材等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援下,经济得以挽救,继而取得成就不菲的发展, 也体现了人类的爱和宽容。

中国国内外民众争取祖国民主自由的民主运动,不但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也客观上包括了对六四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当权阶层的爱。 因为, 君不见, 王薄事件揭示了中国当今的制度不但对老百姓不公, 对当权者也是不安全的－－当权者也许可以得意、富贵、权倾一时,但是, 在没有法治的独裁专制的制度下, 统治阶层内明争暗斗、你虞我诈,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谁能担保他自己明天不会悲惨地倒台、死去？ 只有中国实现民主自由, 才能保障他们及子子孙孙享有永远的安康。所以,中国的民主运动也有着对当今独裁专制的统治阶层的爱。

“爱”不是言语,不是思想,是付出。柴玲引用的圣经句子说得好：“爱里没有惧怕”。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外民运人士不惧、不吝付出巨大的血汗和牺牲, 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正推动着中国历史车轮的前进。

柴玲能够理解在她眼中不懂“宽恕之道”、没爱心(或爱心不够？)的中国国内外民运人士对祖国的这份大爱吗？

虽然柴玲的声明满纸“爱”字, 但读她的信的人却感受不到爱的气息, 因为信中只有她滔滔的爱的论述, 只有她宣告自己因宽恕“敌人”而得到“无比的平安和喜乐”和“心里的和平”的喜悦的文字, 却没有丝毫对二十三年来每时每刻都处于悲痛中的六四受害者表示关爱和抚慰的言语。 其宽恕声明的发表是在“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际, 是眼泪未干的天安门母亲、父亲倍感伤心之时, 是他们看不到儿女沉冤得雪而一个又一个地含悲含愤而死之时, 是一个在被二十三年的丧子巨痛煎熬得无法再支持下去的死难学生的父亲自杀之时……,柴玲难道不知道她的行为是在六四受难者和难属们的伤口上撒盐吗？明知也要这样做？“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作。”(哥林多前书16:14)她的“爱心”在哪里？



三、 柴玲的宽恕声明显示了她对强者、当权者的“爱的倾斜”。 不知道她有否受一些受渗透或对神的旨意认识较浅薄的华人教会(国内外均有)强调的 "要顺服于在上有权柄的, 因为他们的权柄是神所赐的"的说教的影响。

是的, 圣经的“罗马书”中确实有意思大概如此的句子, 但是, 人们不应该片面地理解, 从而把基督教曲解、丑化为教导人顺服于世上任何统治者的宗教, 而应全面地理解整本圣经的教训。

1) 人们应看看耶稣和使徒们的言行、身教。

耶稣本身就是不顺服于统治者的人, 他逆统治者、上层人士的意愿、喜好, 到处宣讲他们不喜欢的上帝真道。他温柔谦卑又刚正顽强, 为宣传真理、辨明道理常与法利赛人、文士唇枪舌剑, 从不退缩……。他要以上帝的真道改造世界, 使 "天父的国降临"到人世,使 "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是一位勇敢的真理斗士,而不是顺服于统治者的绵羊, 因此统治集团的人不喜欢他。 若他顺服, 愿意按统治者的意愿说话、做事, 他便不会被处死。

《使徒行传》记载, 使徒彼得和约翰等因到处宣讲耶稣的故事, 宣扬耶稣的大能和救恩, 呼召人们悔改, 惹恼了大祭司、官长、长老和文士, 他们禁止彼得等使徒以耶稣的名讲论或教导人, 但彼得他们坚持他们所作的, 彼得和约翰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上帝, 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判断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使徒行传4:19-20)

大祭司他们后来把彼得他们抓了。大祭司对彼得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导人吗？....."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我们必须顺从上帝, 胜于顺从人。(也有译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8-29)

耶稣和使徒们就是这样地言传身教, 告诉人们基督真道绝非要人们无原则地顺服于任何的当权者、统治者; 人们应顺服的是上帝,而不是人。此外, 圣经还说 “……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哥林多前书 2:6)

在清末, 正是凭着 “上帝比俗世的权柄更超越”、要在中国建立自由、平等的上帝之国的信念,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群中国基督徒革命者摆脱了中国几千年 “忠君”观念, “首先”举起被视为 “大逆不道”的革命义旗, 推翻满清, 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2) 上帝对世上的统治者是有制约、有要求的。

诗篇第82篇(圣经和合本修订版)说：上帝站立在神圣的会中(圣经和合本的句子是’在有权力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施行审判。/你们审判不秉公义, /抬举恶人的脸面, 要到几时呢？/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贫穷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他们愚昧, 他们无知,(和合本:’你们仍不知道, 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 “你们是诸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去, 与世人一样, /要仆倒, 像任何一位王子一般。”(诗篇82:1-7)

从以上经文可看到, 上帝既然说那些“审判不秉公义, 抬举恶人的脸面”、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的“有权力者”该 “死去”、 “仆倒” , 那么, 很容易明白, 那些自己身为“恶人”的“有权力者”不是更应该“死去”、“仆倒”吗？所以, 圣经某些句子中所说的拥有上帝所赐的权柄的“有权力者”、 “君王”, 绝不是本身就是“恶人”的人, 看来, 这个“潜在的定义”必须要弄清。

拥有圣经所说的“上帝所赐权柄”的“君王”、“在上有权柄的”虽本身不是 “恶人”, 但也是凡人, 当然也会犯错, 所以, 圣经也指示：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诗篇2:10) ……

虽然本人对圣经的学习仍很不足够, 认识仍很肤浅, 但我还是要说, 学习圣经是不能似是而非, 不能当"差不多先生"的。我们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歌罗西书3:16), 但是, 对于所学的道理, 必须认真地思考, 因为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 不照着基督, 而是照人间的传统和世上粗浅的学说, 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


转自右派网：试谈宽恕、爱和 “顺服”－－从柴玲的宽恕声明谈起（上）

                        试谈宽恕、爱和 “顺服”－－从柴玲的宽恕声明谈起（下）

人和黑猩猩共祖吗？

人和黑猩猩共祖吗？

1. 人类的染色体中的基因和“垃圾DNA”

人类的染色体中，约有31亿个DNA的“碱基对”，“碱基对”可以用A、T、C、G表达。在这些“碱基对”中，目前已发现约有2%数量的DNA具有“转录和编码生成蛋白质或酶”的功能。这部分DNA是一些DNA片段，大约有3万个，被称为“功能基因”。功能基因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来表达自己所携带的遗传信息，从而控制着我们每个人生理以致外貌的发生，因此，它们具有遗传效应。位于“功能基因”和其它基因之外的、大约95%数量的DNA，由于人们还没有认识它们的作用，“暂时”被称为“垃圾DNA”。但是，它们并不是废弃基因的墓场，而很可能是未被认识的宝藏。

2.人和黑猩猩98.5%相似是如何得来的？

通过十几来年的努力，终于将人类23对的染色体DNA序列解析了出来，并被送入了电脑的资料库，免费供全世界人查阅。
但是，这个数码的序列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一个“碱基对”、例如“A-T”两个字符用一厘米见方的“马赛克”表达，23对染色体的31亿个DNA的“碱基对”总长度就有3万1千公里。如果将它们铺放在中等大小的足球场上，可以铺满60个足球场。黑猩猩的DNA序列要小一些，但也差不多可以铺满60个足球场。如果要比较这两组都有60个足球场大小的马赛克图的相似性，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了。于是，人们设计了一个电脑程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利用电脑，随机地挑选一段人类DNA序列片段，然后检测在其他物种中是否有相似的序列。”（参考“上帝的语言”英文版P126）。也就是由电脑在“人的DNA马赛克足球场”上，挑选一段DNA字符串，例如有一千个字符的马赛克，然后，由电脑程式在“黑猩猩DNA马赛克足球场”上扫描匹配，如果找到了有九百九十个字符相符合的马赛克串，就认为此串符合了。一千个字符串，找到了九千八百个相符的字符串，那么人和黑猩猩DNA相似率就是98%。据说，这样测试出来人和黑猩猩相似度： “功能基因”（“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序列”）100%相似（和狗、老鼠99%相似），其他的DNA是98%相似（参考“上帝的语言”英文版P127）。这样的数据真的能反映人和黑猩猩DNA组成的相似性吗？功能基因是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表达携带遗传信息的基因，它们能控制个体的生理以致外貌，既然100%、99%的相似，黑猩猩、狗和老鼠也应该有人的“生理以致外貌”，您相信吗？  

如果有两区域各有23栋建筑物，它们都使用四种同样的砖构筑，虽然这些建筑物完全不同，如果用电脑程式比较它们的砖块，两区的建筑物被测的结果一定是100%的符合。上面那样的“随机挑选”、“检测相似”的DNA比较，不也只是比较人和其它动物构成的材料吗？但是，人和其它动物“材料的近似”决不等于人和其它动物近似。

3.Y染色体的比较推翻了人和黑猩猩98.5%相似的结论

2010年1月，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怀特海德研究所生物学教授大卫·佩奇（DavidC. Page）为首的团队，在“自然”期刊上发表了他们的论文：“黑猩猩与人类Y染色体在结构和基因内容中的显着分歧”（Chimpanzee and Human Y Chromosomes AreRemarkably Divergent in Structure and Gene Content），完全推翻了人和黑猩猩98.5%相似的结论。他们的结论是：“黑猩猩的MSY（Male specific region of Y--雄性特Y染色体异区）区域内，只包含了人类MSY区域中三分之二的基因，以及一半的“功能基因”（“编码蛋白质的基因序列”）；“黑猩猩的Y染色体中的回文结构[见注释]是人类Y染色体的回文结构数量的两倍。”。黑猩猩的Y染色体是在几年前测序完成的，但是全部图谱，也只是现在佩奇的研究团队进行了精密的测序才完成，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建立在可靠数据上的成果。

人类Y染色体大约由5千万DNA的“碱基对”构成，是全部染色体的六十分之一。如前面“马赛克足球场”的比喻，它只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比全体染色体DNA的数量小了很多，也就有了更精密比较人与黑猩猩DNA差异的可能。佩奇他们这次不是随机挑选一段对比，而是认真地逐段序列的对比，才得到如此精密比较的结果。就如同他们不再是比较建筑物的砖块，而是比较两栋建筑物的本身结构，这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4. 佩奇的研究团队的结论说明了什么？

在这个结果说明的很简单：人和黑猩猩的DNA是不同的。
当DNA进入了人类来源的研究后，研究发现全世界的人都是来源于十几万年前的一对父母，这给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以巨大的打击。因此进化论者一直为“人和黑猩猩”共祖寻找DNA的根据，目前他们的两个支撑点就是“DNA百分之九十几的相似”和“2号染色体是古猿两个染色体的融合”。
佩奇的研究成果又给持进化论观点的人们、包含佩奇以巨大的错愕，然而，他们又寻找了一些推论:人的染色体在与猩猩分离後，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并由此推论出在若干万年Y染色体将要消亡，这显然是荒谬的推论。
事实上人类的23对/46条染色体中，唯有Y染色体（特别是其中MSY区域）在生殖过程中，不发生来自父母染色体间的重组，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Y染色体亚当理论。Y染色体亚当理论的标志ZFY基因的729个基因字符十几万年没有发生改变，欧、亚、美和澳洲人身上共同的M168标记几万年没有改变，是Y染色体没有“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的例证。
人和黑猩猩共祖在基因上寻找的支持是98%相似，当结论是“人和黑猩猩的DNA是不同”，他们又说是Y染色体发生了变化，而他们不可能寻找到所谓的非人的人类祖先DNA，有什么证据去证明他们的论据呢？在逻辑上是：依据一个没有确据的假设去证明这个假设的存在，岂不是十分可笑的事？
注解：回文结构(palindromesstructure)双链DNA中的一段倒置重复序列,当该序列 的双链被打开后,可形成局部"十"字形结构.这段序列 被称为回文序列.其特点是在该段的碱基序列的互补链之间正读反读都相同（并非在同一条链上正读反读）。例如5""""GGTACC3""""--3""""CCATGG5""""
参照《回文诗》
　　开篷一棹远溪流，走上烟花踏径游。来客仙亭闲伴鹤，泛舟渔浦满飞鸥。
　　台映碧泉寒井冷，月明孤寺古林幽。回望四山观落日，偎林傍水绿悠悠。
　　可倒读为：
　　悠悠绿水傍林偎，日落观山四望回。幽林古寺孤明月，冷井寒泉碧映台。
鸥飞满浦渔舟泛，鹤伴闲亭仙客来。游径踏花烟上走，流溪远棹一篷开。

Nature 463, 536-539 (28 January 2010) | doi:10.1038/nature08700;Received 3 August 2009; Accepted 24 November 2009; Published online 13 January2010
Chimpanzee and Human Y Chromosomes AreRemarkably Divergent in Structure and Gene Content
黑猩猩与人类Y染色体在结构和基因内容中的显着分歧
JenniferF. Hughes1, Helen Skaletsky1, Tatyana Pyntikova1, Tina A. Graves2, Saskia K.
M.van Daalen3, Patrick J. Minx2, Robert S. Fulton2, Sean D. McGrath2, Devin P.Locke2,
CynthiaFriedman4, Barbara J. Trask4, Elaine R. Mardis2, Wesley C. Warren2, Sjoerd
Repping3,Steve Rozen1, Richard K. Wilson2, David C. Page1
（引用和翻译）
Inaggregate, the consequence of gene loss and gain in, respectively, the chimpanzeeand human lineages is that the chimpanzee MSY contains only two thirds as manydistinct genes or gene families as the human MSY, and only half as many proteincoding transcription units .

总的来说，由于基因缺失和增加的两个因素，对黑猩猩和人类基因产生的后果是：黑猩猩的MSY区域内，只包含了人类MSY区域中三分之二的的”独特的基因或基因簇”(注：可识别的基因/基因)，以及一半的“蛋白质​​编码转录单位-功能基因”（ 注：功能基因-能用来编码蛋白质的基因，目前已发现人类大约有2万到2.5万个这样的基因）。

Bycontrast, in the remainder of the genome, comparison of chimpanzee draftsequence with human reference sequence suggests that the gene content of thetwo species differs by < 1% (ref. 15).
相反，在基因组的其余部分，黑猩猩的序列草图与人类参考序列比较表明，两个物种的基因含量差异<1％不同。

Indeed,at six million years of separation, the difference in MSY gene content inchimpanzee and human is more comparable to the difference in autosomal genecontent in chicken and human, at 310 million years of separation [26].

事实上，黑猩猩和人类之间（有600万年的分离）在MSY区域包含基因的差异，与鸡、人之间（有3.1亿年的分离）在常染色体中包含的差异是更具有可比性。

Thechimpanzee MSY harbors twice as many massive palindromes as the human MSY, yetit has lost large fractions of the MSY protein-coding genes and gene familiespresent in the last common ancestor.

在黑猩猩的MSY区域中，包含有相当于人类在MSY区域中两倍的DNA回文结构。但是，比较最后的共同祖先，在现今人类MSY区域中，已经失去了很大比例的蛋白质编码的基因（功能基因）和基因簇。



那么“突变” 有可能产生人类吗？遗传能够接受的“突变”是有限的，否则，新生儿就不可能存活或不能继续繁殖。虽然有些疾病会遗传，那也仅是病态的人。有人以染色体结构的相似，推断人的2号染色体是由猿的两个染色体组合而来，猿的24对染色体变成了23对，于是“猿就变成了人”。这种假想并不能挽救进化论，因为猿不可能由24对染色体变成23.9、23.8、23.7……对，来逐渐变成23对，必须“一次突变成23对染色体”，而且必须在相近的时间、相近的地点、产生一个相同2号染色体组合的公猿和母猿，才能交配生出下一代。当时非洲一个猿群体顶多几十万只，相比现今几十亿的人，曾经有几千代的繁衍，如果突变能产生新人种，将有更大的机率
产生千千万万，奇奇怪怪的“人猿”或“猿人”，它们在哪里呢？

其实，在2005年4月发布的人类2、4染色体研究报告中，其结论部分是这样写的：【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近着丝粒”和“亚端粒” 重复在人类基因组中的丰富残留，结合与鼠同源中的断点，也许是标志着祖先的端粒和着丝粒，或许代表着人类世系中的常染色体的经常性重组。】。目前，大概没有比这份122个研究者签名的报告更权威了。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在人类2号染色体中有一个也许是标志着融合的‘痕迹’”，这个全世界男人和女人都有的‘痕迹’，不但无法“肯定”人类是来自一个突变，反而是“我们都是一对父母的后代”的又一个确据。




转自凯迪网

袁剑：资本外逃的魔影

——《大拐点》选载之十一


● 袁剑


    在坐拥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发达国家穷追猛打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时候，谈资本外逃及人民币贬值，可能会被视为疯狂的念头。不过，这却是许多精明人悄悄在做的。在2009年，当发达国家经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中国的移民倾向却诡异地创出了新高。据中国报纸《南方周末》报道，在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该文引用的另外一个数据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而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称：“中国个人境外资产增加迅速，2008年至2010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100%。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向境外投资移民人数出现快速增长。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到73%。”由此可见，在中国，移民及资本外流的增长趋势可谓极其迅猛。可以印证这一趋势的日常经验是，移民公司的广告越来越多，移民生意越来越红火。显然，中国的移民潮正在不断壮大之中。

    如果我们以媒体报道的“2009年中国移民加拿大人数2万5千人，移民美国6万5千人”作为粗略的估算基础，以每个移民带走100万人民币计，中国每年通过移民所导致的资本流出应有数千亿人民币。这暗示，在热钱不断涌进的同时，资本外逃的暗流也在蓬勃涌动。这似乎是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围城现象：外面的钱想进来，里面的钱想出去。区别只在于，涌入的热钱只是在中国做短暂停留，而移民们带走的资本却是永久性的。

    在中国模式被叫得震天价响，中国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断壮大的移民潮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如果这些移民者都是一些笨蛋那也就算了，但他们偏偏却是那些多少有一技之长，或者具有大量财富的聪明人。聪明人的行为背后总是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超前预判和理性计算。抛开那些所谓法治健全、社会稳定之类的因素，但就经济计算而言，移民似乎也逐渐具备越来越坚实的依据。事实上，在中国，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从住房、汽车、奢侈品等中国中产阶级最为热衷的商品来看，中国的绝对价格都已经大幅超越美国。一件中国制造的“意大利皮衣”在美国布法罗打折后的价格为70美元，而在中国却卖到1500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大约合230美元，是美国价格的三倍有余。而如果中国的通胀按照现在的趋势腾升，不出几年，中国普通消费品的绝对价格恐怕也会全面超越美国。这意味着，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人民币的升值空间实际上可能已经相当有限。作为佐证，世界银行用以衡量平价的所谓国际元，近年来兑人民币的比值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其比值从2006年的2.0872元人民币到2007年3.6471元人民币，再到2008年为3.8044元人民币。经过2010年到现在的不断通胀之后，这个比值相信已经进一步上升。在一片升值喧嚣的掩盖之下，人民币购买力平价却在静悄悄不断贬值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一年期美元兑人民币NDF报价始终只有小幅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移民，就其经济本质而言，是一种套利行为，即在比较国别之间生活、商务成本以及环境、法治、社会安定及和谐程度之后，获取收益的行为。所以，我更愿意将移民称之为移民套利。将移民套利作为资本进出的一个先行指标，在今天的中国可能颇为合适。在这个意义上，移民潮的突起，可能预示着中国已经处于由资本流入到资本流出的一个关键的转捩点上。

    在过去的20年尤其是加入WTO的最近十年之中，巨量资本流入中国，加上中国的自己积累的贸易盈余，终于形成经济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天量外汇储备。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资本的磁铁，其关键诱因有二，一是通过政府强力打造的超低成本环境，二是高速的经济增长。这两个因素将中国变成了国际资本无与伦比的套利天堂。所以，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观测资本在中国的进出，可以以这两个关键条件作为窗口。显见的是，这两个曾经成为资本致命诱饵的条件都已经处在重要的拐点上。正如我们已经反复指明过的，中国的各种成本已经处于不断的攀升之中。事实上，中国过往的超低成本实际上就是经济及商业成本的社会化过程，而作为其反动，社会反向运动的经济含义就是将以前转嫁给社会的商业及增长成本重新推回给政府及企业。对于这种出自社会最深层和最底层的反弹力量，政府很难控制这种社会反向运动对成本的推升。加上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保持高速增长对通胀和泡沫的一再绥靖，中国成本恶性上升的可能性，已经成为一种愈发明显的前景。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几乎肯定已经处于高速增长的末期，不能肯定的是，中国究竟是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抑或一举掉入更加深不可测的经济陷阱。但不管是哪一种，流入资本的投资回报率都会急速降低。这就意味着，那些曾经吸引国际资本蜂拥挤入中国的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那些在中国已经获利丰厚的资本也处于欲走还留的时刻，他们要等待的，就是最后那一声游戏结束的发令枪响。这个信号，也许是恶性通胀，也许是经济增长急速着陆的确认，也许是其他政治或者社会信号。说白了，这么多年涌入中国的巨量资本就是将中国当做一只股票在炒。所有的投资者都懂得：信号确认之际，就是必须立即开溜之时。这就如同看好一只股票的时候，大家一致狂热追捧一样。只不过，这个赌注是如此之大，万亿级美元的资金一旦望风而走，肯定将造成一场巨大的经济劫难。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更多表现其逐利与贪婪本性，而危机时刻，资本往往就是极端的风险厌恶者。

    如果我们将FDI看作长线投资者，热钱看作炒短线的，中国自己的富人看作员工股东，那么，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本的逃跑顺序就非常清楚了。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内部员工股东往往最先了解公司情况的变化，一旦感觉大事不妙，便开始立即扯腿。在当今中国，第一步的迹象似乎已经出现。那就是所谓高净值个人正在掀起的移民浪潮。事实上这个过程早已开始。一位在EMBA授课的朋友告诉我，在她的学员中，大多揣着外国户口。而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则透露：“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鉴于中国极高的财富分化程度，高净值个人带走的资本可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很明显，管涌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已经开始。与中国内部这些高净值个人相比，那些具有高投机性的所谓热钱，其行为是最难推测的。但作为短线炒家，他们往往是行动最决绝的，信号作用最明确的。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中国，具体数目各路人马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在中国存在相当数量伺机而动的热钱恐怕是一个事实。这些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及股票市场，成为中国资产泡沫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一旦中国资产泡沫破裂，或者其他危机信号出现，不管赚钱还是亏钱，这些热钱都会呼啸而出。而这些热钱登高一呼所引发的紧急示范效应，则可能引发资本的恐慌性外逃。至于那些所谓经常被看成长线投资者的FDI，随着成本上升，盈利能力减弱，也会有逐渐外移的倾向，而在危急时刻，长线变短线则更是资本市场司空见惯的景象。那些认为FDI不会逃跑的观点完全是书呆子的见解。热钱之热，端赖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温度”，“温度”合宜，所有的钱都会变热钱。比如，通胀恶化的时候，穷人的钱会抢购，富人的钱则会毅然出走。这几股资本如果汇流，那么就会在中国掀起资本外逃的滔天巨浪，引发人民币短期的巨幅贬值。而这一过程也将反过来大幅度推升中国内部的通货膨胀，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也许在那个时候，中国真的会有所谓输入性通胀了，因为一切需要进口的东西都会变得如此昂贵。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我们真的需要人民币升值以抑制通胀的时候，人民币却无可奈何的贬值了。一般而言，所有的极端因素都是互为条件的，因而他们往往会一起出现，并在危机的过程中相互加强。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比如，恶性通胀、资本外逃、实体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及社会危机总是会一起到来，并在危机过程中互相强化彼此的势头。这个时候，可能很难用这些因素在系统稳定时候的那种关系来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整体性社会中，中央政府总是通过其高度集中的资源及控制能力化解、救济经济体系内分散的显性危机，因而个别的危机总是被迅速化解，从而支持整个系统的稳定。但也因为如此，分散的风险也不断上移，向中央政府累积被并被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一旦中央政府不支，危机将是全体系的。当系统出现整体性的巨大风险时，逃离系统将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如果中国出现系统性的重大风险，那么所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都将成为高风险资产，在这个时候，资本外逃就会风起云涌以寻找任何相对安全的地方。这种前景离我们并非遥不可及。如果是那样，中国就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本文写作的2011年4月，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中国资本外逃的任何迹象，但到了2011年三季度，中国银行存款开始出现反常迹象。在7月份，中国银行系统存款罕见的减少了6000亿。另据中金公司的统计，在2011年10月，中国资本流出规模达到1800亿元。而到了年底，人民币汇率更是出现了连续十余个交易日触及跌停价格的“轰动”记录。对于那些被人民币升值预期彻底催眠的人们来说，这个记录当然是震撼性的。虽然我们不能就此判断，人民币已经出现系统性的贬值趋势，但它至少提示我们，人民币的贬值已经不再是一种逻辑上的推测，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能。）

    有人以为，中国有3万亿美元雄厚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资本外逃。然而，3万亿美元对于可供外逃的资本来说，实在是一个杯水车薪的小数目。有人统计，中国家庭部门的总资产大概是11万亿美元，其中随时可变现的存款及股票大约7万亿美元，按照普遍的估计，这些流动性资产大约有一半集中在1%的高净值个人手中。这样算下来，中国高净值个人随时可变现的资产就已经超过外汇储备。如果再加上各类外商投资及热钱，中国的外汇储备恐怕经不起两轮敲打。外汇储备虽然对外部主权国家是债权，但对于持有人民币的人来说却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在中国的汇率制度之下，中央银行在获得外汇储备的同时已经按照现行汇率发行等量人民币。因而，在理论上（不考虑资本管制），持有人民币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中央银行兑换成相应外汇。在这个意义上，外汇储备不过是暂时保留在央行名义下，随时可供兑换的一个资金池而已。不过，更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真实债务问题。中国上海《第一财经日报》一位非常用心的编辑徐以升先生，用十分扎实的逻辑告诉我们，在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表象之下，中国很可能已经变身为净债务国。这的确是一个相当令人吃惊的结论。在这篇“外汇局披露FDI留存利润中国经济暗物质浮出”的文章中，徐先生推论说，“按照目前的国际投资头寸表，2009年中国对外资产净头寸为1.8万亿美元，但这其中FDI是按历史成本法评估为9974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FDI资产采用‘市场价值法’，评估为2.8万亿美元，那么中国就将从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一个债务国”。换句话说，中国这个看上去坚如磐石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根本不足以抵偿债务。这与中国官方言之凿凿的结论真是大相径庭。

    在中国，阻止资本外逃的另外一个手段是所谓严格的资本管制。然而，所谓的资本管制实际上只是一张漏洞百出的网。热钱能够进来，当然就能够出去。移民套利不过是资本外逃的一种非常笨拙的方式，通过地下钱庄，资本几乎可以分分钟出逃。当然，那些按照国际规则完全正当的资本进出可以大摇大摆的出境，这些钱究竟有多少，可能谁也说不清楚。如果限制这部分资本离境，定然引发严重的国际争端，以当今之势，国际争端恐怕不是中国可以承受之重。资本出逃之时，总是国内危机日趋严重之时，这时候政府的管制力量究竟多有效，恐怕是一个天大的问号。不过，最为重要的是，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维持现行汇率制度的成本已经变得异常高昂。

    中国现行汇率制度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就是维持出口企业的低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并扩大就业。这个目标如此明确并具有压倒性，以至于其成本一直被视而不见，至于来自发达国家的议论与批评则更是可以忽略不计，顶多虚与委蛇了事。然而，现行汇率制度的成本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推移，现行汇率制度的代价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2002年入世之后，中国外汇储备一路猛增，从不到3000亿美元一跃而至2010年的3万亿美元。八年时间增加了9倍，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长幅度。在特别爱面子的国民眼中，不断高涨的外汇储备是国力象征，政府官员也特别愿意以此炫耀。但中国的强制结售汇的汇率制度，决定了央行必须无条件买入全部外汇，并释放相应的数额的人民币基础货币。2002年之后，因为这种汇率制度，中国释放出的基础货币达到20多万亿，这是中国货币被动超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这个远远超过GDP增长需求的货币增长更多是进入了资产领域。2002年之后，中国人普遍而直观的感觉到财富数量的跃进式增长，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股市的大幅膨胀，超级富豪数量以及财富级别的跳升。在国内一些分析师眼中，这被认为冠之为所谓资产重估。不过其背后原因则是基础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与此同时，这也造成了潜在但巨大的通胀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不断催化外部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对内则处于不断贬值之中。换句话说，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向全体人民征收一笔巨大通胀税为代价的。到这里，中国外汇储备的游戏本质其实已经变成一个财富转移的过程。大多数中国人在承受不断升高的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过程中所受到的财富净损失，假借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之手，被转移到了那些在货币升值以及资产泡沫中净获利的人手中。这些人可能是境外涌入的投机资本，也可能是FDI，也可能是在房地产泡沫中大发横财的那些大企业和个人，也可能是那些更有来头完全可以自由进出的资本。对于那些随时可以在中央银行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的资本而言，他们的收益主要有两项，一是资产价格的上涨（2002年之后中国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几乎上涨了十倍），二是人民币升值的收益。虽然在整个游戏过程中，每个拥有资产的人似乎都受益于资产价格上涨（对于那些只拥有一套房子的人来说这种增值仅仅是心理上安慰），每个拥有人民币的人也都受到了通胀侵蚀，但这并不能否认其中的财富净转移。相反，正是这个普遍性，掩盖了其中巨大的财富转移。资产通胀的所造成的财富转移已经异常明显，通胀所引起的财富转移过程才刚刚开始。这显然造成了中国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恶化。在这样一种汇率制度安排下，央行实际上已经沦为各类投机资本予取予夺的一名高效率出纳。在自由浮动的汇率安排下，汇率的风险被分散给银行、企业以及个人，但在中国的汇率制度下，汇率风险却全部集中在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中央政府。这就构成一种国家层面的总体性风险。你想达到某种总体性的控制，就必然承担某种总体性的风险。这与中国其他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管制完全同构。总体性的控制总是被很多人津津乐道为这个国家的独特能力（所谓国家能力），但这些人似乎忘记了：总体性的控制能力总是对应于某种总体性的风险的。世上之事，总是如此对称和公平。

    毫无疑问，这个游戏是不可能无限循环的，时至今日，中国的资产价格对外已经构成一条悬河，造成巨大资产价格压差，而恶性通胀也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在这个阈值上，外汇储备任何边际上的增加都可能成为激发中国通胀失控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成为激发中国房地产泡沫最后崩溃的触媒。虽然在理论上，中国央行还可以通过央票、准备金手段来缓解压力，但它显然已经越来越接近不堪重负的极限。中国的现行汇率制度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奉行经年的汇率制度可能被迫出现重大变化。无论是各类官员口风的转变，还是温州对外投资的试点，都已经暗示，这个变化可能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启动。那可不是什么即兴表演，而是迫于压力的无奈之举。可以推测，这个变化的主要内容一定是朝着央行更少干预，管制更加宽松的方向。吊诡的是，在今天，这种改革的风险和收益已经完全无法计算，央行想轻松解套已经变得难上加难。但不管如何，形势将逼迫他们冒险一试。

    中国资本管制以及汇率制度被迫打开缺口的时候，各类投机资本兑现其巨额收益的时机也就成熟了。资本的抽离就可能对中国房地产泡沫构成决定性的一击，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而期间也可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以及资本市场迅猛但短暂的上升。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牛市的到来，而是资本即将兑现的信号，是又一个黑暗时代的降临。后面的故事，将重复2007年至2008年或者1997年的那一幕。种种证据都显示，这一次的主角是中国。


    　　

承原：与友人谈宽恕

前不久，著名的前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在报上撰文，公开表示原谅当年指挥和参与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中国领导人和军人。她在文中引用了耶稣的一段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这段话出自《圣经》路加福音，是耶稣临死前祈求神原谅置他于死地的敌人。这段话常被善良的人引用，以表达他们对恶人的原谅和宽恕。然而，如耶稣的其它言论一样，我们需要从《圣经》的原则，将耶稣在此的教导用在生活中。

首先，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包括死刑在内的法律责任。神说：“流人血的，我必流他的血。" 杀人者偿命，显示了神的公义。这解释了：为何以圣经原则立国的美国未跟随欧洲，至今仍保留死刑；大多数美国人也认为死刑是为受难的死者主持公道，也是给死者家属的安慰。据此，当年血腥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的法律责任必须追究，当事者无论其地位高下必须受审。同时，一切善良的人有义不容辞道德责任，向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受害者及其家属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伸张正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为说不出话的人说话”（Speak for the speechless）的意思。有人大声疾呼为“六四”平反，岂不知：若不将恶者绳之以法，“平反”是对受害者的侮辱，对法律尊严的践踏，更是对神的公义的藐视？！

当然，在神面前，人人都是有罪的，正如《圣经》所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 这就是为何《圣经》教导我们要无条件地宽恕别人的原因之一。一年多前，在我所住的小城里发生了一起车祸：一位违规驾车的女大学生撞到了过马路的一对母女，未满两岁的女孩当场死亡，来自中国的年轻母亲受重伤。小女孩叫Calli，是这位母亲远嫁到美国后生的，她自然是家里的小天使，不仅她的妈妈和叫Jeff的白人爸爸视她为掌上明珠，爷爷和奶奶也无比疼爱她，常远道从东部来看她。那时，刚过了感恩节，大家正为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做准备。她的突然死亡给一家人带来的悲哀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然而，当人们在为这对失去爱女的父母祷告时，失业在家的Jeff却让肇事者的父母转告他们正在拘留所里惊慌无比的女儿：这是一次意外事故，他和躺在急救室的太太原谅了她，希望她尽快调整自己，不要因此放弃学业。我和太太参加了由Calli爷爷为她主持的追思礼拜，以牧师为业的他告诉人们：小Calli的别名是"Christmas Girl” (圣诞女)，因为她是生于圣诞日。他还说：神让小Calli给世人带来欢笑和祝福。这是我此生见闻过的最为震撼的一件事。

然而，尽管一个人可以原谅他人加于其本人的伤害，无人有权原谅或要求神原谅恶人加于别人的伤害，因为原谅和宽恕是受害者的权利，更无人可赦免或要求神赦免他人的罪，包括加害于其本人，因为正如《圣经》所说:"审判在我”，免罪是神的主权。这就是为何在美国人们会说：“我原谅你，但你要向神忏悔。” 或：“我不追究你对我的伤害，但你要听候法官的处置。” 否则，人就会自视为神，妄称神的名，行僭越神的事。因此，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引用《圣经》尤其是出自于神和耶稣口的话时，会格外小心。

最后，如《圣经》所教导的，认罪悔改是神赦免罪人的前提。耶稣说：“神爱世人，以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耶稣，即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和华为救主。既然无人可替代他人向神认罪悔改，一个生前未认罪悔改的人，包括对当年屠杀无辜学生和平民有直接责任的已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不可能得到神的赦免；同时，既然“赦免”是“既往不咎"并带来永生，那么，祈求神打开那些当年参与六四大屠杀如今仍在世的位高权重者的良知，让他们认罪悔改，便是基督徒对他们最大的关爱，也是对中国最好的祷告，因为，惟此神才会倾福在中华大地。



转载自：右派网

参考1.' I Forgive Them': On the 23rd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1989

        2. 柴玲：“我原谅他们”（全文）

        3. 柴玲:再谈宽恕　

        4. 枫苑梦客：柴玲有没有资格谈宽恕？

余杰:“混混”当道，乡村沦陷——读黄海《灰地：红镇“混混”研究》

2012-05-15

在学术界普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情形之下，《灰地》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少有的一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著作。本书以湖南北部某贫困县的红镇为田野个案，通过对两个“混混”的生命历程的描述，展现“混混”群体的网络结构、行动模式、发展逻辑与乡村社会的变迁逻辑，透视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经历的结构性转型。

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年轻作者黄海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国家治理转型与乡村“混混”越轨行为的互动影响中，加以市场的急剧侵袭，乡村社会产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异，乡村村民与干部对越轨行为的评判和话语系统，也经历了从排斥到利用再到结合最后到认同的蜕变过程，并进而形塑出乡村社会秩序形态的灰色化。

即使没有受过社会学的专业训练，只要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都能读懂这本书。与那些故作高深、玩弄理论的著作不同，黄海有意识地运用“解释性叙事”的方法，表达浅白而思想深邃，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红镇“混混”的生命史，成为一部流动的底层社会史，也像一部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小说——转型时代中国社会的丰富与荒谬、复杂与吊诡，早已超过了小说家的想象力，这部社会学著作中描述的中国乡村社会真实的生活场景，比所有小说家的虚构故事更让读者惊叹不已和手不释卷。

在作者流动的叙事中，不仅“混混”的生命历程及其越轨行为得以展示，越轨行为在乡村社会生成、壮大乃至得道的逻辑也得以自然呈现。

官匪结合：“混混”何以脱颖而出？

所谓乡村“混混”，指的是是乡村普遍存在的“越轨”青年群体，他们是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之间矛盾的产物，是一个“地方性知识”中的概念。他们既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又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常态”。而今天的“混混”与昔日的流民、青皮、袍哥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由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蜕变为地方政权“扶植型秩序”的一部分，用作者在当地派出所当警察的同学华子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农村事事金钱开路，‘混混’当家，‘刁民’遍地，拳头当道，整个是无政府状态。”

红镇有两个“修成正果”的“混混”。一个是曾好义，八十年代初即放弃农民从土中刨食的传统生存方式，转而做起了当时还被视为“投机倒把”的长途贩运。后来，这个被大家既羡慕又鄙夷的“奸商”杀回老家，承包小电站，竞选并当选为村主任。再后来，他转而经营地下六合彩的黑庄，并由此暴富。另一个是有点像香港电影里的“古惑仔”的陈根生，他少年时代就是有名的“二流子”，先是替外地人开的舞厅看场子，然后通过介绍附近地区的女孩到广东当小姐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他手下有四个好勇斗狠的马仔，号称“四大金刚”，连警察都要避让三舍。再后来，他转而经营地下赌场，成为村里第一个购买私家车的富人。他在乡干部的支持下当上了村主任助理，也华丽转身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曾、陈两个“混混”头子，一开始是乡镇干部的眼中钉，是被打击的对象。两人奋起反击，反击的方式居然是帮助村民上访，揭发乡镇干部违背中央政策、乱收苛捐杂税。经过一番博弈之后，“混混”发现，与官府对抗，无异于以鸡蛋碰石头。当政府与农民发生越来越强烈的对抗时，他们有意地、主动地向政府靠拢，与政府合流，共同操纵乡村的秩序和权威。而从上面调来此地的乡镇干部，一开始充满理想主义，希望以铁腕整肃“混混”。后来却发现，“混混”在当地盘根错节，强龙不敌地头蛇。于是，他们转而利用和扶植“越轨”力量，让他们充当基层政权的“神经末梢”。这样，双方一拍即合，“混混”进一步成长为乡村秩序结构中的结构性力量。

在田野调查中，黄海发现，“混混”与乡镇干部的默契与心照不宣，预示着乡村社会秩序形态畸形化的开始。“一方面是作为‘国家’符号代表的乡镇政府和乡镇干部在农民心目中成为仇人，一方面则是作为一级人民政府的乡镇政府，转而在乡村的越轨者和灰恶势力中寻找和扶植代理人。在这一过程当中，国家权力的扩张及财政收入的增加与乡村社会的高压状态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于是，乡镇政权的变异不仅仅表现在向农民疯狂地榨取利益，还进一步引发了干群关系的紧张对立和用人导向的“官匪结合”。而农民面对这种暴力行政时，纸上的法律和宗族伦理等“弱者的武器”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金钱暴力与身体暴力的出场。

对于此种灰色地带无限蔓延的现状，黄海作出了敏锐又阴郁的评估：“在这种以暴对暴的恶性循环中，乡村秩序一方面在暴力的支配下表面暂时趋于稳定，另一方面却是在平静表象下的暗潮汹涌。”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与乡绅阶层的毁灭

其实，“混混”当道的局面并非始于改革开放，而是从近代化波及中国的乡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在传统的中国农村，有一个庞大的乡绅阶层，是政权与农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乡村精英需要通过他的德行来积累声望和信任，再经由对宗教和教育事务的掌控，获得权力和地位以及上级政权的认可。这种结构促使传统的乡村领袖必须充当村庄的保护人，为乡民谋取利益，这就是“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考察了华北农村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变迁。他指出，进入民国以后，国家政权的触角向乡村深入，直接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和乡绅阶层的毁灭。因为地方机构膨胀、雇员增加、支持猛增，而资金有限，迫使基层吏役额外勒索，巧立名目自筹款项，向农民乱摊派。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换句话说，“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来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饱。“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国家政策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结果之一是造成乡绅的“退位”。乡村精英逃离农村，推卸公职，因为他们得自这一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相反这一公职所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随着在儒家理念制约之下的乡绅阶层的消亡，“赢利型经纪”逐步取代“保护型经纪”登上历史舞台，“赢利型经纪”通常是那些文化程度最低、品质最恶劣、无恶不作的流氓，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

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了“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这些土豪或地痞遂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他们谋求公职主要是为了追逐私利，为达到目的，不惜牺牲他们所领导的集体利益，正如杜赞奇强调的那样：“不应将土豪视为一个社会阶层—— 他可能是一个富人，但也可能是一个穷光蛋——而应将其视为一个有特殊目的的追求权力的政治类型。”这也正是中国农村迟迟未能完成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一九四九年政权更替之后，“赢利型经纪”的模式仍然得以延续。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得意洋洋地泄露了天机：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其实就是一场 “痞子运动”。所以，新政权重用的农村基层干部，大都是“无裤汉”式的地痞流氓，也就是今天的“混混”的前身。在大饥荒中，他们才会残忍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成为毛泽东发起的饿死数千万农民的大跃进运动的得力帮凶。而且事后这些人并未受到法律的惩罚。

在山东临沂陈光诚遭到围攻的事件中，后台老板是地方政府官员，前台打手就是这样一些“混混”和“地痞”。胡锦涛时代继承毛泽东时代重用“混混”和“地痞”治理乡村之传统，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传统乱世：“混混”与村民的精神同构

二零零六年农业税的取消，虽然一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也使得基层政权几乎放弃了对农民的公共服务。地下六合彩、地下赌场日渐公开化，治安混乱，流氓横行，乡镇政府和警察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如黄海所论述的那样：“单纯经济和市场取向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的相应变革，必然会导致乡村社会的变迁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向‘传统乱世’复归的特点。而同样的改革在损害了乡村传统的文化与伦理的同时，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集权者的优势。”这一论述与书中其他章节出现的“国家横暴性与常规性权力同步减弱”的分析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后一描述并不符合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国家权力对农村的渗透与控制，虽然不是采取毛泽东时代的“全能主义政治”的模式，却更多通过对土地和资源的掠夺来实现，所以只是方式的不同，而非程度的改变。

书中讲述了在毛泽东时代曾经担任大队长的曾发定与“混混”头子陈根生的斗法。曾发定是曾好义的堂叔，是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乡村伦理的代表。他不能忍受“混混”当道的局面，试图以建祠堂、修族谱的方式，重新整合村民的内聚力和村庄的团结度，以此抗衡在乡镇政权的支持下“混混”群体狐假虎威式地崛起。然而，一名“小混混”故意开摩托车将曾发定撞倒，基层政府不闻不问，曾发定也无法依靠宗族的力量讨回公道。在陈根生下属的“混混”们的威胁下，就连目击证人都含糊其辞了。这一次，“老族长”居然败给了“小混混”。

可见，正义已经在乡村消失了，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用在此时此地是恰如其分的：“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这番交锋的结果“证明了传统的乡规民约的影响式微，而新的规则和秩序尚未建立”，换言之，“不讲规则就成为乡村社会的规则，没有秩序就是乡村社会的秩序”。

陈根生曾靠当“鸡司令”赚取了大笔财富，他认为，所有经他介绍到沿海的女孩，都是自愿的，甚至还有女孩及家长前来央求他牵线搭桥，所以这个“事业”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而红旗中学的一名老师告诉作者，六年来，他的学生中有一百多个女生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除了十几个是正常就业以外，其余几乎都是“不正经就业”。潜台词很明白，那就是“卖”。但是，村里大部分人对此种选择并没有道德上的谴责，反而对那些用女孩出卖身体赚的钱修了大房子的家庭羡慕不已。

这样，“笑贫不笑娼”就成了乡村新的价值标准，而以尊重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则未能成为乡村的“共识”。胡锦涛高调倡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就成为水月镜花，比昔日蒋介石之“新生活运动”更沦为笑柄。黄海分析说：“红镇乡村的空心化，乡民们的冷漠与茫然，乡土社会的灰色蜕变预示着这种平静背后社会秩序的不均衡。”所以，中国乡村最大的危机还不在经济方面，而是信仰的缺失、价值的混乱、道德的崩溃、文化的荒芜，以及最终导致的人心的败坏。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人民，也就有什么样的“混混”。“混混”是人民的一部分，用黄海的话来说，“‘混混’的世界与村民的世界是同构的”。在此背景之下，“混混”的成功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功，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模式正在形成，正如黄海所指出的那样：“短缺的治理能力与裂变的乡村结构，使得‘混混’既击败了村民，也使农民‘被迫’ 击败了自己。内生秩序缺失的乡村容忍与接纳了这种‘扶植型秩序’的内嵌，‘扶植型秩序’成功替代了乡村传统秩序。”而这种秩序恰恰正是一种最不稳定的秩序。在“新农村建设”轰轰烈烈的表象之下，乡村社会重蹈“传统乱世”的覆辙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

山雨欲来风满楼，“乱”是一个无可挽回的结局吗？

[转帖]李嘉诚分家产的智慧

    83岁的李嘉诚无疑是个传奇。出身寒微、学历不高、白手起家、历经磨难、终获成功。他目前拥有255亿美元巨额身家，环绕其身边的毁誉无数。尽管他一再声称身体很好，公司有一班优秀的管理人才，正在安享晚年。但毕竟年事已高，且见惯豪富之家由于争夺家产骨肉相残的悲剧，他最近终于做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决定。

　　不出大家意料，长子李泽钜获得其持有的逾四成的长江实业及和记黄埔权益，以及三成半的赫斯基能源权益。属于未来守业人。

　　有小巨人之称的李泽楷，李嘉诚宣布会全力帮助李泽楷收购心仪的公司，金额会是李泽楷现时身家的倍数计。属于未来创业人。

　　更重要的是，李嘉诚恪守自己的承诺——将财产的三分之一捐给社会，为此成立“李嘉诚慈善基金”，这被其称为“第三个儿子”。他表示，基金的规模早已经超越他个人定下的目标。他表示，基金将会由两个儿子共同管理，他希望两个儿子都开心。

　　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财产分配方案。

　　长子李泽钜成为企业接班人既符合中国传统的传长不传幼继承原则，加上其平日追随李嘉诚，获得精心栽培，在企业内部地位也日益牢固，更重要的是，遭悍匪张子强绑架之悲催经历也无疑成为其珍惜生活的一笔宝贵人生财富。

　　次子李泽楷个性张扬，富有开拓精神，年纪轻轻就在香港商界风生水起，个人生活也相当丰富多彩，李嘉诚将其推向自主创业舞台并在资金上大力襄助，也算慧眼独具。

　　可贵的是，李嘉诚除了商业上未雨绸缪、知人善任外，也在按照自己的方式使和记黄埔成为受尊敬的公司。三分之一的捐款不是空头支票，而且借鉴现代慈善理念，将“李嘉诚慈善基金”逐步做大做强，运用财富的杠杆将慈善的效益最大化——这值得热衷运动化现炒现卖公益的内地企业家镜鉴。而这笔慈善基金的主要资助方向也耐人寻味：主要面向教育和医疗，主要诱因是由于战乱李嘉诚没有受过良好系统的正规教育，以及父亲因病早逝，都使其想为社会尽绵薄之力，避免其人生悲剧。如此慈善由心而生，显得真实动人。

　　李嘉诚说，良好的处世哲学和用人之道是他成功的前提。他给创业者的忠告是：在20岁前，事业上的成功百分之百靠双手勤劳换来；20岁至30岁之前，10%靠运气好，90%仍是由勤劳得来；之后，机会的比例也渐渐提高；到现在，运气已差不多要占三至四成了。他对不走正道的企业家的忠告是：如果取得别人的信任，你就必须做出承诺，一经承诺之后，便要负责到底，即使中途有困难，也要坚守诺言。他对刚成功就忙着离婚的企业家的忠告是：我觉得一家幸福最紧要，生意起跌是小事。

　　因此，李嘉诚分家产，表面是分钱算账，骨子里却是人生智慧的一次集中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