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上帝安排的通信

上帝安排的通信
发表于：2012-11-26 17:58:26


         昆西，是一个听着耳熟的词。它是一个地名，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昆西海湾；它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小镇在昆西海湾的南岸，因海湾而得名，距离波士顿只有7英里；它也是一个人名，因诞生在昆西小镇，就由同样诞生在这里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们父子又使得小城名扬美国，声名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父子总统——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对于外来的旅行者，它几乎在竭力满足你所有的期待：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宁静的住宅街区，和浪花拍打着的海岸风景。除了亚当斯父子，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会议主席，而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真正的第一总统”的约翰·汉考克，也诞生在这里。所以，昆西也被人们称作“总统城”。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昆西还是一个俭朴的小镇。他们不仅诞生在这里，短短4年的总统任期一过，他们回归平民，也长久地生活在昆西的老屋，乡土乡情。

　　今天，约翰·亚当斯的座椅还保存着。翻过这把椅子来，可以看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这是他去世那天，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写的，他郑重记下“父亲于1826年7月4日坐在这把椅子上去世”，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亲手贴了上去。这个细节，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亚当斯父子情深，也看到了昆西·亚当斯几乎成为本能的历史感。他记录了这个历史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美国历史上最让人惊异的一个传奇。

　　一、战友

　　美国革命发起于北方的马萨诸塞州，亚当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当时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就像不同的国家一样，在心理上彼此也有很大阻隔。亚当斯看到，没有南方的弗吉尼亚州的全力参与，美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议会期间，正是在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和促成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年以后，又是约翰·亚当斯的极力举荐，来自弗吉尼亚的安静寡言的托马斯·杰弗逊，得以参加以亚当斯为首的五人起草小组，并且执笔起草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这一文一武两个弗吉尼亚人后来的声誉，都远远超过了亚当斯本人。

　　托马斯·杰弗逊，是这群建国者中的年轻人。在年龄上，他比亚当斯他们小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晚了二十来年，也就是比约翰·亚当斯几乎晚了整整一代。他当时的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杰弗逊善于思考和归纳，写作表达能力很强。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起首所写下的：“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简洁、清晰和强烈，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以后的人们几乎都淡忘了，由于当时他年轻资历浅，假若不是约翰·亚当斯的竭力举荐，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负此重任。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和杰弗逊曾经同时出使欧洲，他们俩不仅有革命事业中结下的友谊，两个家庭在欧洲也有许多私人交往，有了家庭间的友情。

　　独立战争胜利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他的副总统。在只有4个人组成的内阁里，托马斯·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的共和体制的大国，而他们这几个人，是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患难战友。

　　二、分裂

　　建国以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

　　来自北方的亚当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秉持当时占主导的联邦主义观点，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他对“法国大革命”取怀疑和谴责的态度，对政治上的平民倾向抱持怀疑和警惕。他是务实的、怀疑的，他主张精英治国。

　　而来自南方的杰弗逊，一辈子没有在平民中生活过，却是一个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他赞美“法国大革命”，称赞普通农夫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的性格是热情的、浪漫的，他主张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平民政治。

　　1796年，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坚辞连任总统，回归故里。糟糕的是，按照当时的选举规则，正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分别担任。1796年大选，亚当斯当选为总统，而和他政见不合的杰弗逊成了他的副总统。治国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作为，损害了他们之间长久的私人友谊。这一对总统和副总统，在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都针锋相对。

　　1798年，为了强化政府地位，总统亚当斯利用联邦主义者在国会占多数的有利条件，通过了《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针对新闻界和言论的法律。副总统杰弗逊认为，这个法律是对美国革命理想的背叛。他发动和策划了《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在州一级对抗联邦的这一法律。到1800年大选的时候，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决裂已经公开化。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在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信弃义。使亚当斯感到倍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当时他们这些保持着古典绅士荣誉感的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而且他知道，站在这种攻击后面的人中，有当年他极力提携的杰弗逊。

　　1800年，由于《反颠覆法》侵犯民众新闻言论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满，亚当斯在大选中败北，他的政敌杰弗逊上台。杰弗逊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反颠覆法》。在前任已经打下基础的政府制度框架下，杰弗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弗逊民主时代”开始了。杰弗逊的观点一时风行，相比之下，亚当斯似乎就是以治国理念错误而下台的。而亚当斯却痛感，民众抛弃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宣誓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或许有所触动，向亚当斯一方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他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也都是共和党人。”可是，亚当斯已经听不到杰弗逊的呼吁——这个时候，他的马车正孤独地颠簸在回到北方昆西小镇的路上。他没有出席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心已经碎了。

　　三、重归

　　约翰·亚当斯回到昆西的时候，沮丧而愤懑。可是，他与杰弗逊两人仍然怀着老友之间复杂的感情，私人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4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双方内心的不满被挑开，两个多年好友终于断绝来往。事情起于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安比凯的一封信。

　　1804年，杰弗逊的女儿玛丽亚难产去世。亚当斯夫人给杰弗逊写了一封悼念信，虽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开笔，直至心中强烈的感情冲破这些阻碍。”她回忆了多年前，他们两家在出使欧洲期间的日子，是她最好的时光，也回想到9岁的玛丽亚初到伦敦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玛丽亚去世的哀痛。安比凯的感情是真实的，在玛丽亚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杰弗逊的恩怨放在一边，无法抑制地想对杰弗逊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发出这封信，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

　　杰弗逊收到这封信，把它看作是整个亚当斯家庭在寻求和解。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立即给安比凯回信。本来，这确实可以是一个和解的契机，可是，也许因为真正和解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杰弗逊把这封信写成了对自己的政治辩解。他回忆了自己和亚当斯之间长久政治合作的友谊，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他们尽管在大选期间相互反对，可是“我们从未挡对方的路”。杰弗逊这是为自己在1800年选举中的作为辩护，同时他提到，“友谊需要原谅一些事情”，他表示对亚当斯做错的事情已经能够原谅，并且恢复对于亚当斯的敬重。这些政治议题的引入，毁了这个和解机会。

　　杰弗逊的信在安比凯眼中显然是在颠倒是非。一旦起于旧友感念的通信成为政治是非的争执，原来压下的怒火开始上升。于是，在亚当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番通信演成一场恶性循环。当亚当斯最后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和杰弗逊之间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些年里，杰弗逊是忙碌的。他连续担任了两届8年的总统。前4年比较顺利，特别是他一手操作的“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而后4年屡屡受挫，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暴露出管理上的捉襟见肘。1808年大选，杰弗逊卸任。回归弗吉尼亚故里以后，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思考、写作，创办“弗吉尼亚大学”，并亲自设计和监督建造弗吉尼亚大学校舍，还设计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国行进在他开创的民主化进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写作把这种民主化理念表达得最有条理，最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他的声誉也节节上升。

　　与此同时，亚当斯却痛苦不堪。他不善写作，过度的激愤又搅乱了他的思路。他一直在试着写他的自传。他认为杰弗逊的历史回忆是迎合人们的喜爱而写，他的记录才是真实的。他要写出美国革命时期的真相，写出联邦主义者对美国初期制度建设的深谋远虑和不可否认的功绩，写出历史人物的缺点，历史中发生的错误。可是，他在昆西的老屋里如困兽般徘徊，越急于澄清事实越笔头混乱。结果，他的自传始终只是一大堆零乱的笔记。

　　在这些年里，除了家人，给予亚当斯最大安慰的，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独立宣言》的另一位签署者，本杰明·拉什。拉什是一个医生和医学教授。作为一个开国者，他自然是亚当斯和杰弗逊两人共同的朋友。他在亚当斯最痛苦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和他通信。对于亚当斯，拉什是一个最合适的疗伤者，他们讨论历史和对于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时事和政局的看法。

　　1809年，拉什在给亚当斯的信中，描绘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个梦。他梦到亚当斯写了一封短信给杰弗逊，祝贺他终于能够从公职上退休。然后杰弗逊回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他梦到在此后的在几年里，亚当斯和杰弗逊相互通信，对他们犯过的错误有所认识，分享美国革命的成果，并且弥合了他们众所周知的友谊。他甚至梦到了他们的死亡：他们俩满载人们的赞誉，双双同时沉入坟墓。

　　亚当斯立即回信表示这不过是梦，他不打算照梦里的做。

　　拉什把自己的梦境又写给了杰弗逊。并建议杰弗逊采取主动。可是，杰弗逊也没有这样做。也许他认为，自己当初给亚当斯夫人的信，就是一个弥合的动作，可是结果却并不好。

　　两年之后，1811年，亚当斯向来访的一个朋友，表达了自己对杰弗逊的友情，他表示，自己与杰弗逊之间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分歧，从来没有扼杀他对杰弗逊的感情。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杰弗逊闻讯之后，立即向拉什写信，表达了他对亚当斯以往政治判断力的敬佩。亚当斯在当年圣诞节给拉什的信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和杰弗逊的政治分歧。此时，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语气幽默而平和。在美国第一代建国者之间，分歧的“火焰仍在燃烧，火山的喷发却终于减弱了。”

　　几天后的1812年元旦，亚当斯走了关键的一步。他给杰弗逊寄出了一封信，说是要给杰弗逊寄两块“家织的土布”作为礼物。杰弗逊收到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最近出版的两卷著作。

　　最激动的就是拉什了，他马上给亚当斯写信，“我很高兴您和您的老朋友杰弗逊先生终于能够恢复联系。我把你们看作是美国革命的南极和北极。一些人谈论过，一些人写过，还有一些人为美国的改进和建设战斗过，而您和杰弗逊先生却为我们大家思想过。”亚当斯在回信中开玩笑地揶揄说，“您的梦实现了……您的预言实现了！您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此，在此后的14年里，北方马萨诸塞州的海边小镇昆西，和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杰弗逊庄园之间，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信。

　　四、通信

　　整整14个春秋，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各自的家里，用笔，用信纸，回顾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破天荒的经历和功绩。他们所达到的人生辉煌，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现在，他们都老了，都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有现实政治的考虑，个人荣辱也日渐轻淡。来日无多，可是他们都理解他们对历史、对后代的责任。亚当斯在信里对杰弗逊说，在我们互相把自己的思想交代清楚以前，我们可不能死。

　　就这样，整整14年，在连接南北方的小路上，邮差的马车传递着两位离职总统的通信。正如拉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和杰弗逊是真正在为美国“思想”的人，可是在立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上，他们又确实是美国的“南极”和“北极”。他们在通信里，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最初几十年里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做出理性的回顾、交流和争论。杰弗逊一再地阐述了他的民主理想，坚信美国和全世界都将走在民主的道路上。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在判断法国革命的时候犯了错误，共和党和他本人都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使用政治手段，伤害了亚当斯总统的信誉。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终于说，他为此感到抱歉。

　　亚当斯和杰弗逊讨论着具体的政策，也讨论他们最大的分歧——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他们各自的阐述，成为美国民主制度宝贵的思想遗产。直至今日，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仍然是在这两种理论遗产之间，寻求平衡。杰弗逊的平民民主理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价值观；而到20世纪下半叶，默默无闻了一个世纪的亚当斯的思想，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越来越重视亚当斯当年对政治现实准确而深刻的观察判断。

　　两个开国功臣、两个不同观点的政治家、两个卸任总统，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和恩怨。他们用这些书信向后代表明，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两位总统用14年里的158封信，开创了美国总统离任后用回忆录形式阐述理念、总结经验，为后代留下政治遗产的传统。

　　五、奇迹

　　写着写着，渐渐地，环顾四周，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是美国革命那一代的“仅存硕果”了。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伶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籍。

　　1826年，美国独立50周年。在这一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仅有3人还活在世间。除了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之外，只有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了。
         在筹备庆祝国庆50周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人们分别向杰弗逊和亚当斯发出邀请，可是两位老人的健康都不允许他们出席任何公众场合了。杰弗逊用几天的时间，为报纸写下了他对建国50年的总结。他的思路仍然清晰，文笔仍然优美而简洁，民主信念仍然坚定。他阐述了他对大众权利和民众自治的信心，坚信“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在昆西小镇，衰老的亚当斯为庆祝国庆而建议，为永远独立而干杯！

　　7月3日傍晚，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昏迷。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问身边的医生和家人：“今天是4号了吗？”他的生命在昏迷中顽强地坚持，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命定的时刻。第二天，午后不久，这位卸任总统终于停止了呼吸。50年前的这一刻，美国的一代开国者正开始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上签字。几乎就在杰弗逊死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北方的昆西小镇，约翰·亚当斯坐在椅子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下午，约翰·亚当斯去世。50年前的这一刻，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

　　《独立宣言》的两位催生者，美国政治理念的两位奠基者，美国治国方略的两位开创者，在《独立宣言》诞生50周年的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相隔不到5小时。多年前他们的好友拉什的梦，竟然成了现实。没有哪个大胆的幻想家，敢于幻想出这样的巧合。面对如此神迹，让人不得不疑惑，这似乎是上帝在传达一个信息：后来的美国治国者，须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思想之间，在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方为吉祥平安的自由之路。


转载自：凯迪网络

钱理群：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

作者: 钱理群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人，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

来源:《观察》

11/26/2012 - 11:10

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作者：钛媒体TMTpost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民主化进程史，二者可谓殊途同归，相互依存。

    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

    从信息技术最初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巧妙运用，到推动美国民主政治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看到信息技术的商业化，与美国民主化历史可谓殊途同归，互相依存。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美国民主化进程史，两条路线的发展与跨越平行，但每一次信息革命都呈现出民主阶段的不同特点。

    最早实践应用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国人A·汉密尔顿在公众演讲中首次向美国各州宣传宪法预备案的优越性，为了维护联邦权力，他前后花了两天时间，在4家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

    当时汉密尔顿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政治信息的分布与健全的民主息息相关，但他发现即使是在很小规模的民主政体中，想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直接互通的通信渠道依然非常艰难，通常情况下，传播政治信息需要一部分消息灵通的公民通过公共出版物来获取信息，然后参与政府事务，互相通信，接着，那些消息不够灵通的公民通过他们来获取信息，因此，哪怕在一个很小的政体内，政治通信和信息流动总会存在一个中间媒介，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对于任何规模政体都适用的中介信息流，就将成为解决规模问题的基础。

    传递政治信息的重任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先后由当面交流、车马交通、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担负，而很多时候，由其中的几项共同承担。

    第一次信息革命：

    从一分钱报纸的出现，到邮局和报社共同体的政治通信系统

    第一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此前，信息传播依然局限在面对面接触和缓慢的人力传送，导致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隔绝，彼此都无法很好地理解对方。事实上，当时已经存在了基本的邮政服务。

    1790年，全美有75个邮局，每年处理30万封邮件，也就是说，在美国，每个邮局管理43000人，平均每人每年寄出0.1封信。可想而知，这种邮政服务对于信息传播的效率几乎为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由于大规模建设邮件设施，全美新建了13000多个邮局，每1000人享有一个邮局，每年处理4000万封信。在50年内，邮政服务增长了两个数量级。从此，各类信息在全国得以可靠地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报纸产业也发生了巨变。起初，美国报纸分为两类，商业报纸和政治报纸，主要为商人和其他精英的利益而办。直到“一分钱”报纸的出现，这种办报局面被改变。这种报纸标价为一分钱，是当时其他传统报纸价格的1/6，内容包括社会新闻、社区活动新闻、犯罪新闻，特别的是，它们不仅报道政治事件，还会写下自己对政治议题和公众事务的观点。这也是一次打破旧有商业格局的新商业模式的尝试。

    1836年的一期《费城公众记录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这样描述：

    “在纽约和布鲁克林这样有着300000人口的城市里，一分钱报的日流通量不低于70000份。这个数量几乎等于这两个城市里每个成年男子和年纪大到会阅读的男孩手上都有一份报纸。这些报纸在每个大街小巷里，在每个宾馆、酒家、会计所、商店里。每个码头搬运工、贩夫走卒，只要他们不是在工作，就能看到他们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于是，邮局和报社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通信系统，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超远以前。它们向公民提供其他公民和政府的信息，建立了一个政府了解公民、与之通信的通道——这也是民主的三个基本信息任务。随着这种政治媒介的变化，白种男性公民爆发了极大的参与热情，选民资格标准也不断下降，投票参与度爆炸性增长，从1820年的10%增加到1840年的80%。与此同时，各州也在为总统大选制定普通选举制度：让选民间接投票选举总统。党派官员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宣布会议，刊登政治性聚众活动；同时，报纸也刊登民众组织会议和活动。这种活力十足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公众对自身的理解，公众对精英的政治服从开始减退，认识到自己在民主中相当于精英的角色。

    第二次信息革命:

    游说形式获得发展

    第二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此时的美国民主系统复杂度快速增加，政策议程扩张，政治制度延伸并变得专业化，选举工具不断完善，私人团体急剧增加，选民数量也大幅提高。

    面对这种信息扩张，无论是党派还是报纸，都无法满足新条件下政治参与者对政治信息通信的大部分要求。政府的复杂度大大超出了报纸的报道能力，报纸无法提供关于新议程进展、国会议案、政治家的立场和意图、新协会团体利益等各方面的信息。

    对于政党和政府官员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广大选民的意愿，但与其通过和政治利益多样、政治信息分散的各个党派来获知民众的意愿，不如直接与意愿清晰、表达明确的集团交流。于是，游说作为合乎需求的一种形式慢慢获得了发展。

    尽管在1874年，最高法院规定在国会之前的任何授权代理律师或者代理机构来代表客户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即对“游说”服务说不，但随着商界和官方的需求增强，游说最后依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职业行为，“草根游说”也获得了发展。新的游说不仅是政治战略，也是一个向公众领域的导向，各个团体成立自己的新闻办公室，参与公共教育活动，向政府官员直接提供信息。

    A·科拉迪托（Aileen Kradito）描写女性团体：

    妇女们开会，发表声明，参加法律听证会，编辑报纸，分发宣传单，都是为了说服男人为她们投票。到了世纪更替之时，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在“新闻办”之余还建立了“信息办公室”。

    第三次信息革命：

    大众商业媒体的崛起催生政治个人秀

    第三次信息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众商业化媒体，诸如广播、电视的崛起，它们对政党、对政治人物、对利益集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广播开始，这些媒介应用可以在政治家和公民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而不需要任何党派组织。新技术取代了传统的党派服务，让候选人可以更好地进行通信和动员，政党在选举政治中渐渐隐退。国会候选人不再需要党派组织的支持来赢得职位，之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总统竞选中。当然，这种绕开党派组织的做法主要发生在地方和州的级别。

    江湖医生J.布瑞克利（John Brinkley）的广播节目有很多听众，在1930年堪萨斯州州长的竞选中，他本来不在竞选名单上，但由于他的电台影响力，在差额候选中，有近30%的选民都填了他的名字把票投给了他。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发现个人的、以竞选者为基础的组织与党派委员会相比，可以更加合理地利用新媒体，于是，政治特别是政治选举逐渐演变为政治人物的个人秀。

    1845年，纽约市长候选人J.海兰（John F.Hylan）作了公认的第一场广播竞选演讲。C.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是第一位经常利用并且善于利用广播的总统。1952年总统选举期间，R.尼克松第一次利用电视播报了“查克”（Checkers）演讲，这也是第一次以电视为基础的面向大众的政治通信。一年之后，当D.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电视上发表就职演讲时，已经拥有了7500万观众，电视已经成为了政治传播的新力量。

    大众媒体的发展对利益集团而言是挑战。尽管媒体的发展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宣传形式，但他们在和大多数派之间的较量中有时却不得不让步。毫无疑问的是，作为拥有强大财政资源的信息专家，集团通常比普通政党和大众更加了解政府，也有更强的力量来承担监控立法者的行为与立法者通信的成本。但是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比赛的机制，当一个议题能够引起大众关注时，政府官员会更青睐民众的利益诉求，哪怕会牺牲掉一些利益集团。

    第四次信息革命：

    能否改变“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信息革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网络的发展将促进政治民主，但以《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一书观点来看，互联网和政治参与水平之间的联系似乎还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证明。

    可以承认的是，互联网的信息开放让精英们通过新手段传播和获取信息，为市民们彼此之间进行确认和交流提供可能性，同时也保存了历史信息。由于互联网的观众与直接暴露在政治信息下的观众有很大不同，至少浏览政治信息网页的网民是基于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才主动到网上寻找信息并参与互动的，因此在与支持者互动方面，互联网具有真正的价值。对于互联网来说，相比于劝说那些摇摆分子，推动支持者更多地参与反而更为有效。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新鲜感的褪去以及互联网上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夺，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也不再便宜了。

    以美国竞选网站为例，竞选网站花费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新事物发展到了竞选的标准组件，同时，它的身价也翻了几番。在1998年，候选人要建立一个网站需要5000美元或稍微少些，而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网站则需要花费10倍于这个的价格，但两年之后，最好的网站花费则可以达到几十万美元。尽管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互联网的进入门槛不高，但金钱的力量依然非常明显。而和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竞选团队们更擅长于通过各种方式精确使用那些几十年的策略。

    对于规模小没有多少资源的组织，信息技术可以在一定情况下替代金钱和人员，使得到捐赠不多或很少的团体也可以像拥有很多资源的团体一样参与政治；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组织也通过开发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途径来拓展它们的影响范围。《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的这句话或者可以概括为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最大优势。

    近年来忽然火热起来的社交媒体，诸如Facebook，Twitter让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推动和普及美国现代民主的绝佳网络产品。至少，在美国的媒体都被大财团垄断的情况下，Facebook和Twitter还是抢占回了一点自己声音的地盘，打破了美国财团对美国选举的垄断。

    但对于匿名制的网络世界，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准确掌握舆论的规律，在社交媒体上谈论政治，从不同环境中涌来的网民总是具有将严肃话题极端化或者娱乐化或者轻描淡写化的本领。

    以这次美国大选为例，竞选中的任何小插曲都被社交网络成倍放大。诸如，在罗姆尼和奥巴马的第二场辩论中，罗姆尼说自己当选州长以后，会要求手下找来一档案夹（Binder）的女性职员资料进行选择以示自己对妇女的重视。此言一出，Twitter上“Binder full of women”（满档案夹女人）就成为了热门话题，一时之间贻笑大方。

    11月7日，《商业周刊》报道，社交媒体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发挥了异常巨大的作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在今天这个大选日有30%登记选民的朋友或家人通过社交媒体鼓动他们投票支持奥巴马或者罗姆尼，同时，有20%的登记选民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发问鼓动他人投票。5天之前，皮尤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社交网站上消极评论量高于积极评论，但皮尤并未对社交网站对政治的实质影响给出判断。

中国的盗贼政体－－Kleptocracy

中国的盗贼政体－－Kleptocracy

作者:杨非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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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国家的政体分为多种形式，其政体的词根是希腊文的“κρ?το? kratos”即英文的“power”，后音译为“cracy”，故民主政体为democracy （dêmos+kratos，民众+统治)，贵族政体为aristocracy (aristos+kratos ，精英+统治）。近代，人们在描述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利用国家权力中饱私囊的时候，比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贪腐政治，根据希腊文创造了“盗贼政体”一词：Kleptocracy。这里Klepto 就是希腊文的kleptēs, 指的是盗贼（thief）。

薄熙来事件以后，西方已经有人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列为盗贼统治政体。澳大利亚的约翰-贺普丁（John Hempton）首先在2012年6月10日在其博客发表了“中国盗贼政体的微观经济学”一文（The Macroeconomics of Chinese kleptocracy）。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国盗贼政体的经济来源。约翰·贺普丁是个投资分析师，所以他并没有从政治学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盗贼政体，但是他却在开篇点名“中国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盗贼政体”。他的这篇博文在英文媒体里被广泛转载。

在《纽约时报》登出了关于温家宝家人占有大量财富的报道以后，人们恐怕更有理由相信中国现在就是由一群盗贼们在统治。

首先，贪腐在中国的政府机构是普遍性的。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官不贪。中央九常委中，现在只是公开报道了温家宝的家人巨大财富问题，那么其他八位会那么干净吗？中央政治局里有薄熙来的贪腐和家人因财谋杀的大案子，中央领导人中最近还暴露出令计划的贪腐问题；部级干部中有近来当局自己惩处的干部有铁道部长刘志军；从地方上来看，最近又抖露出，广东的一个小小城管局长居然有几十套房子。从九个“集体总统”到部级、省级一直到乡级，有几个干部不贪腐？

其次，贪腐是制度性的。从人事制度来看，干部的选拔没有民众的参与，各级干部的选拨有明显的裙带关系。现在中国官场有一个“卖身做家奴”的新鲜说法，即低级干部要往上爬，只有给其直接的上级做家奴。当然这个“家奴”非奴隶社会里的奴隶，而是指绝对效忠的概念。从反腐败制度的机制来看，中共当局还只是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种自查制度，但其连一个官员登记财产的“阳光法”都不能出台。不制定“阳光法”就是为了保护一大批现在不法拥有财富的官员。从经济体制来看，代表社会主义特点的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多被所谓的“红二代”掌控。在这个掌控过程中，他们不知鲸吞了多少国有财产。

再次，贪腐是社会性的。贪腐无处不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各种职务优势而产生的贪腐文化。凡有权力的都要用尽、用光、用到极致。医生、幼儿园老师、大中小学的老师都可以利用其职务优势成为贪腐分子。没有权力或职务优势的，则设法去买、去骗。

最后，中国的贪腐有军队的保驾护航，有法院、武警、国安和国保的参与和支持，还有电视台和报纸等为其唱假和掩盖。

当然，这种盗贼统治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展，没有钱，盗贼也没得抢的。这是今天盗贼统治的“黑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约翰·贺普丁在其博文中对这个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做了初步的分析，其中他提到“剥夺农民”是其来源之一，即经济的发展依赖着大批的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活标准都极其低下。他还分析了一胎化是储蓄来源，也是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之一；还有破坏资源、抢夺民房搞开发都是这种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他们这种盗贼的统治方式已经侵染到国际社会，所以西方人开始担心害怕了。

今日中国的盗贼政体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的皇权虽然也有普遍的贪腐问题，但那是瞒着皇帝的暗下勾当。皇上本身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朕即家，所以天子没有必要贪腐。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毛本人就是世界的救星，比神还大，他自己恐怕是不知银两的。我们知道他唯一的私人财产是通过国家机器发行的各种毛选的稿费，对毛本人来说，他也就使用过有限的几次。因此毛时代，干部基本是廉洁的，其原因除了经济不发展外，主要是毛和他的高层领导们有特权和终身制的保障，因此无需贪腐。

今天的中国政治，不再是个人终生独裁统治，而是寡头集团换届轮换制，因此他们要在任期内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当下众人皆知的政治现实。

中国今天的盗贼政体和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贪腐政治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裁统治不一样。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独裁统治被称之为盗贼政府，仅是他家族的问题，菲律宾远没有烂到中国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今天的贪腐，如同上面所述，已经具有普遍性、制度性和全社会性。

中国的盗贼统治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一两个暴君的统治，而是中共领导集团利用其国家机器集体地抢夺人民的财产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罕见的政体。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就是这种盗贼统治模式。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11-02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3139

杜君立：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

   

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索尔仁尼琴

从某种意义上，苏联是作为一个乌托邦诞生的。

1882年，《共产党宣言》被普列汉诺夫译成俄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写了俄文版序言。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他们一定想不到，仅仅30年后，共产党会成为俄罗斯这个古老专制帝国的新君主。

尽管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但苏维埃政权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具有300余年专制历史的沙皇俄国的坟墓之上，正如沙皇俄国的前身是蒙古屠刀下的金帐汗国。列宁其实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权力机构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只不过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

列宁之后，斯大林将权力发展到极其可怕的程度，“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强大而权威的党”。从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万苏联民众遭到屠杀。帝国体制下没有自由，更没有新闻自由，“《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布哈林赞叹道：“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这样的机器。”阿夫托尔汉诺夫对苏联这个新生的意识形态联盟国家这样总结：

这一绝对专政的上层是一个少数人的寡头领导集团，内部有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底部有数百万党的寄食者做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就其完美的组织，而且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乃至全国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领导。

维尔纳•桑巴特曾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这句话无疑对苏联是适用的。政治就是权力和阴谋。在克里姆林宫深处，这个红色帝国经历了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三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权杖转移过程。长江后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被迫“自愿退休”。当天下午，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梁启超先生曾说：“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布尔什维科夫将专制制度分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与极权主义的“铁板一块”不同，威权主义表现为统治者与民众决裂和分野，因为社会共识的破裂，权力缺乏广泛的认同，统治者只能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的稳定。威权主义其实是承前启后的后极权主义，它不仅极权主义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的萌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极权主义，那么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人们都承认，在苏联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现代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盛世”，其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已经增长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大多都有住房，房租极其低廉。197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休假制度和退休养老制度。

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令人留恋的：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苏联经济在勃氏时期达到了巅峰，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军事实力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冷战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争霸”时代。因此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斯大林是一个恶棍，那么勃列日涅夫无疑是一个好人。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他的缺点是过分虚荣，优柔寡断，缺乏胆识和担当。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普通官僚，勃列日涅夫肯定会受到大家欢迎，但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勃列日涅夫的缺点就不能只是缺点了。在政治上，平庸是一种最常见的罪恶。虽然有“无为而治”的政治治理模式，但这种“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思想僵化。从表面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巅峰，军事强大，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但各种社会矛盾却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勃列日涅夫恰恰最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负能量的聚集如同堰塞湖，最后让这个国家和它的繁荣伟大一起成为落花流水。

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斯大林执政27年外，执政时间最长的就属勃列日涅夫了。如果说铁腕的斯大林开创了一个独裁时代，那么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维持了一个“无主时代”——无论人民还是官僚，都只是巨型国家机器的润滑油，他们都不是苏联的主体。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政治黑暗，权力腐败，挥霍浪费，人权落后，好大喜功……勃列日涅夫的盛世如同《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给人一种虚幻的高潮，翻过来却是深不见底的深渊。繁荣的背后，危机酝酿，矛盾积聚。如同一场俄罗斯罗轮盘赌，对准自己的子弹一旦上了膛，自欺欺人的侥幸心态或许可以应付一时，但厄运总会在下一次突然来临，要了卿卿性命。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崩溃准备了条件”。但勃列日涅夫总是幸运的，在一场宫廷政治的击鼓传花游戏中，他在炸弹没有爆炸之前就把它传了出去。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10年，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一 皇帝的新装

如果说苏联完全是一场意外，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比《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更加幸运，最后他中了头彩。

在苏联帝国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是大家公认的平庸之辈，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自己没有担当最高领导人的才能，更没有那样的野心。结果在互相倾轧的克里姆林宫权力场中，勃列日涅夫竟然因此而免于被暗算和攻击。这种“幸运”颇为讽刺。

在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勃列日涅夫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政变成功后，政变策划者们争执不下，谁都不愿让强势的对手得到最高权力，最后“选举”的结果是把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被公认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主席台。因此说，这个飞来的权力对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场意外。他之所以成功，并不是他有才干，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竟然因为平庸无能而荣登大宝，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吊诡之处。对一群权力野心家来说，性格中庸胸无大志的勃列日涅夫最为理想——作为一个短暂过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根据当事人回忆，政变发生时，大家要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鲁晓夫过来“开会”，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不得不把他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后来听说政变阴谋已经败露，勃列日涅夫失魂落魄地扑进朋友的怀里：“全完了，赫鲁晓夫都知道了……他会把我们全都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权力几乎毫无思想准备，无论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他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像样的国家发展纲领，也从来就没有想过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家元首不仅是最不需要智力和良心的职业，而且即使一个貌似平庸的人，一旦对权力上了瘾，他同样可以成为一位宫廷斗争的高手。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短短几年，勃列日涅夫就将那些擅长权谋的“大内高手”一个个清洗殆尽，退休的退休，罢官的罢官，最后建立起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勃氏权力统治体系。与残暴阴鸷、赶尽杀绝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比较温和，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只是解除对手的威胁，并不消灭对方，甚至也不会让他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

在苏联短短的69年历史中，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为苏联打上浓厚的勃氏色彩——勃列日涅夫式的集权统治所形成的“庸人治国”的帮派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都是与勃氏亲近的“小勃”式的人物——平庸即美德。这些掌控官僚机器的平庸之辈不慌不忙，没有棱角，虚荣冷漠，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好大喜功，擅长挥霍。

勃氏最大的“贡献”是将庞大而纷争的党派政治改造为更紧密牢固的帮派政治。依靠同一帮派下的庞大官僚机器，即使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他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权力。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无处不在帮派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到处笼罩着黑社会一般的紧张气氛。在一般民众眼中，所谓政治，完全就是肮脏的阴谋；那些帮派成员就是一群平庸低智、无耻无畏的小偷和小丑。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的帝国有两种统治方式：第一种是君主独裁，即由一个绝对的君主独裁，其他人都是奴才，其中最受恩宠的奴才作为官吏帮助君主进行统治；第二种是寡头专制，即由一个君主与一群贵族共同统治，贵族的权力一般并非来自君主的恩宠，而是因为世袭，当然君主仍然比贵族更有权势。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君主独裁，那么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寡头专制。

作为苏联这个乌托邦的始作俑者，列宁极其推崇“集体领导”，但这个理想却被斯大林毁灭了。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后，一个缺乏个性的领袖终于为苏联带来第一次真正“集体领导”，只是这种“集体领导”与民众无关；由过去“一个人说了算”改为现在“一群人说了算”，从君主独裁到寡头专制，这就是苏联的进步。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侵略阿富汗则是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套车”（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人决定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无论斯大林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

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个职业政治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称职”的“小公务员”，却领导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长达18年。从个人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对手肯尼迪和尼克松却显得极其失败；但就国家而言，一切都恰恰相反。美国总统尼克松断言：基本价值稳如磐石的美国在冷战中将不战而胜。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早已远离了革命，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平庸。出身卑微的勃列日涅夫从一名钳工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地在权力阶梯上爬升。在阴谋四伏逆向淘汰的权力游戏中，成功的官僚往往是那种视生存高于一切的庸才——毫无个性、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见风使舵和害怕冒险。经过权力粉碎机打磨的“红色工程师”勃列日涅夫身上毫无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与决心，墨守成规。

事实上，当平庸成为一种美德时，平庸就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的美德。当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打算退休时，他的政治局伙伴们一起说：“不，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二 古拉格群岛

天才的列宁开创了苏联，冷酷的斯大林开创了“冷战”，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将苏联和“冷战”一起带领到巅峰。

作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墓人，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短暂而意外的插曲。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如同强弩之末，虽然达到了很远的射程，但却在迅速减速滑落，毫无力量可言；或者说，一切都在走向凝固。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看来，共产主义即使没有实现，至少“发达社会主义”实现了，因此维持稳定就成为天大的事情。从1971年起，“改革”一词被“完善”替代，政治的保守使苏联走向复辟，重新开始了一个斯大林化的过程。

在每一个权力狂心里都会有一个斯大林。即使作为颠覆者的赫鲁晓夫，他反对的也只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更可怕的斯大林体制。对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平庸官僚们来说，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上帝，至少斯大林对精英群体进行大清洗，将政界、军界、文化教育界干部消灭了十之八九，才使勃列日涅夫“第聂伯罗帮”这批“红色工程师”得以鸡犬升天；同时，斯大林创立的官僚特权制度，可以使他们无论多么平庸，照样可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宣称取消特权制度，导致整个官僚集团奋起反戈，最终合谋废黜了赫鲁晓夫。

1966年，正当中国发起一场具有去中国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时，勃列日涅夫废止了“非斯大林化”，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斯大林化”运动。斯大林重新回到神坛，文字狱大开罗网：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投入劳改营，麦德维杰夫因《让历史来审判》被开除党籍，费尔德宾因《斯大林大清洗内幕》遭到克格勃追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特务队伍极其浩大，仅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就多达105卷，而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国家，正是宗教将俄罗斯勃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苏联以后，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共产党将宗教都视为大敌；为了去宗教化，国家暴力发起的这场反宗教运动愈演愈烈。苏联当局“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经济制裁、行政强制、警察镇压、宣传战役及组织手段等等。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屡屡发生……”。列日涅夫将反宗教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数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宗教教徒遭到严酷迫害，宗教经典被列为禁书焚毁。

 

所有的暴力都是不仁慈的，所有的极权也都是不宽容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就到西伯利亚去。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群岛》秘密送往西方发表后，苏联当局立即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驱逐到欧洲。

如果说一个平庸的官僚就是一只没有生命的齿轮，那么在他眼中，其他人都不过是一颗颗螺丝钉而已，因此他绝不喜欢思想和个性，而作为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必然会遭到这种反智体制的歧视、镇压和打击。勃列日涅夫需要官僚机器机械的运行，最理想的零件自然是驯服的军人和听话的工人，而不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富于理性的科技知识分子。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从而将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

普列汉诺夫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这块土地素来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传统。与勃氏的“斯大林化”相对，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体现了不屈不挠的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从思想和政治上对体制的抗议。虽然知识分子遭到了各种迫害，但他们是最终胜利者，这种结局是每个当事人都清楚的。

在这场良心运动中，“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获得者变成了苏联人权运动的领袖。1968年，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该文被研究者称为“苏联集权制度的判决书”。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却被禁止离境领奖。1980年，他因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在7年流放生活中，萨哈罗夫为抗议当局迫害曾三次绝食，其中的一次绝食长达178天，被强制灌食。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他对威胁极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最具国际轰动的事件是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暴力镇压。被苏军强行罢黜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亚历山大·杜皮切克轻蔑地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不能阻挡春天。”

当民间最后一个反斯大林的刊物《新世界》被“改组”后，斯大林重新成为“伟大领袖”；保卫斯大林就是保卫苏联，“非斯大林”是“敌人”对苏联的“颠覆武器”；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画像又出现在每个家庭客厅、公共场所、学校机关和汽车上。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图用斯大林的借尸还魂来增强执政和特权的合法性，而更吊诡的是在民间斯大林同样受到了热捧。面对官僚集团的特权和媒体垄断，“不给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以传播的渠道”，丧失言论自由的民众只好借对官员“大清洗”的斯大林来浇淋自己心中块垒。人们对体制的不满竟然导致对体制创立者的怀念，真是一种讽刺。但这种“怀念”是不堪一击的，只要信息开放，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真相，阳光是一切政治谎言的天敌。苏联覆灭之后，即使在俄罗斯最艰难的2000年，民间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三  动物庄园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

一个帝国的维持离不开官僚权力体系的支撑，官僚集团是专制独裁体制的基础。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民主国家中，民众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民众是国家的主体，背叛民众就是背叛国家。专制国家中，不受民众监督的统治者管理国家，他们是国家主体，民众与国家无关；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我们”和“他们”、百姓和官。专制国家的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权力合法性危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只能以高官厚禄和持续的谎言、暴力、恐怖进行威逼利诱，来消除民众对自己的反抗和鄙视。

早在列宁时代，普列汉诺夫就指出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并不是好事，“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在专制官僚体制下，一般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整体构成一个权力同心圆，最高权力外围是一个利益分赃高级同盟，然后从里向外，一圈比一圈权力减小，利益关系从紧密趋向松散，而民众则被彻底抛弃在权力之外，成为权力的假想敌。为了保证权力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围绕最高权力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利益分配模式，这就是特权。因为特权的存在，保卫权力体系就是保卫自己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力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法国作家纪德曾于1936年应苏联官方邀请访问苏联。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写道：“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复杂高效的特权体系，甚至残酷的大清洗也不影响新权力精英对他的忠诚。斯大林时代最荣耀的特权莫过于“首都”牌伏特加。这种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宁格勒酿制的。当时列宁格勒被围，无数民众饿死，但宝贵的粮食却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酿专供国家和军队高干享用。

与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鲁莽地向特权体系发起攻击，结果很快就遭到权力体系的反击和抛弃。作为官僚集团选举出来的模范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保证对干部的尊重”；他不仅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而且进一步扩大特权范围和种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体制内的权力阶层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吏成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他们纷纷效仿模范勃列日涅夫，大兴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摆阔，囤积奢侈品，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私人宫殿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各种奢华设施一应俱全。

在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授权，也不是法律授权，而完全依靠亲信帮派的集体忠诚。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于深谙此道。对于自己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无能，甚至是严重罪恶，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庇护。帮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帮派利益大于党（社团）的利益，更大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从来不用考虑。帮派利益至上的权力体系不顾一切地扑向腐败，上行下效，整个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和特权挥霍达到令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人们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时代的腐败特权是比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苟富贵，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后，很多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都跟着他“鸡犬升天”。在勃氏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曾他当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他们是勃氏权力体系的嫡系，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在这种帮派政治下，官员被升迁，原因绝不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关系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个权力者都是一个小勃列日涅夫。他们根据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铲除异己。大帮派下有小帮派，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平庸成为唯一的生存秘诀，阴谋成为唯一的政治智慧。专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没有选举。权力既然不来自民众，权力也就无需对民众负责；权力从公器变成私器，每一个权力都会选择自己人，因此，权力就与品德、公正、才干失去了任何关联。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体制下，一个官员即使个人品质和禀赋良好，最终也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否则就会被这个帮派将他孤立和抛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在一种特权体制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用纪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的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

正如中国传统的“百姓”和“官”，苏联社会被分为“他们”和“我们”：“他们”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这就是苏联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他们”骄奢淫逸不劳而获，彻底败坏了社会风气，等于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去获得不道德不正义的财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时代，黑社会在苏联泛滥成灾；或者说，苏联完全被2400个黑社会组织（黑手党）控制。这些黑社会都依靠官僚势力为背景，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黑社会化”苏联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宁承认苏维埃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什么像样的法律和审判，大清洗运动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却只有3次公开审判。“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1932年，铁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资谁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部迅速扩散，一颗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就这样埋了下去。

专制体制下，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权力。勃列日涅夫经常说：“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这些权力分子拉帮结派横扫一切，他们垄断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虽然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其实他们毫无无产阶级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公共财产，这些官商们依靠权力进行各种垄断性的不道德经营。据统计，这些特权阶层有50万到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们”的“影子经济”的年收入达数十亿卢布之巨。

纪德指出，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将一群吮疮舔痔之徒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平庸的群体整齐划一，对他们来说，平庸和下流正是他们的美德。纪德将苏联比作一只生虫的苹果，外面看起来光鲜，但在鲜红外表的背后，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虫蛀空。

与经济上的损害相比，特权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甚。不作为的政治风气四处弥漫，整个国家体制如同死水微澜，不思进取，害怕变化，恐惧改革，谁也不愿失去一丝自己的既得利益。权力精英们都想维持权力的稳定，得过且过，这种击鼓传花的心态最终导致了一个雪崩般的政治剧变——帝国覆灭了。

“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所谓“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他们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为“修正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权力集体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将技术至上、发展至上的实用主义奉为国家政策，官僚集团垄断一切权力和资本，这个新兴的权贵资产阶级由此操纵着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准确的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首先是继承的繁荣，若没有赫鲁晓夫狂风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会坐享一个“发达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等到改革真正开花结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运地摘取了“桃子”。

时势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运还在于他正好赶上了石油时代。苏联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并开始生产，这个源源不断的金库为苏联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大量输血。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歌舞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讳疾忌医的政治沉疴之下，石油经济如同给苏联这个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短时间内看起来红光满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44倍，工业产值增长1.77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50%。但此后苏联经济就开始停滞不前，GDP增速从21%降低到9%，因此人们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为“停滞时期”，而“停滞”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的权力腐败。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将石油带来的巨额红利消耗殆尽，经济的车轮陷入一片泥潭。抱残守缺拒绝改革使苏联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步伐。

事实上，对于“停滞”，勃列日涅夫难辞其咎。正是他的纵容和庇护，腐败开始在苏联普遍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后的苏联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虽然苏联帝国的崩溃有很多原因，但无处不在的腐败是其中一个最要命的癌症。

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苏联不得不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而为苏联的覆亡埋下了隐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经济改革”并未彻底改变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毫无远见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曾经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经英雄暮年，而苏联这个老大帝国同样夕阳西下。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依靠石油的“大输血”，国民经济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填补巨额赤字，税务部不得不把酒作为拯救国家的救命稻草，酒类销量翻了几番，每年的酒类税收高达530亿卢布。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国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国家依靠酒精的税收才能生存。这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国家。苏联的火箭可以飞上火星，但他们的电视机却常常在客厅爆炸……

程晓农先生指出，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发展模式可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一党独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竞争，也不存在什么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难以摆脱权力的干涉和操纵——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没有民主的政绩合法性只是一种苟延残喘。勃氏时代的苏联将这种政绩合法性发挥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极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准，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对特权的认可，这只是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城市、地铁和军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逊色。但对苏联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政绩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实上，苏联也非常擅长制造政绩，因为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和弹劾，更不用说抗议。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当然民众不得不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和牺牲。奥运奖牌无疑是最典型的政绩。一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奥运会，苏联搞得比任何一届其它奥运会都要豪华阔气。一切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政绩。

事实上，这种“发展”和“政绩”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应当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大多数公民。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数权贵官僚为所欲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走向了罪恶。如果发展和政绩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那么发展和政绩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并因此延伸到权力的合法性拷问——这是谁的国家？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可以将几名军人送入太空遨游，但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不足美国的1/3。

在专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学的战争往往被视为最卓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常常就是一回事儿。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冷战是他最大的政绩；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说，侵略阿富汗也是为了政绩。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为了政绩，权力常常变得无比疯狂。1969年，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取得美国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哗然，“美国出卖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终放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但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虎狼之师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来，苏联在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上也是尽了很多努力，但最后政府手中的资源逐渐枯竭，经济也陷入停滞，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选举和司法独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合法性时刻面临着无法逃避的质疑和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五  美丽新世界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个人包揽了主持会议、致开幕词、做政治报告、做总结报告、致闭幕词等所有程序，将“党代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与赫鲁晓夫的特立独行相反，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个木讷呆板、无趣乏味的人。赫鲁晓夫善于即席发挥，勃列日涅夫则没有讲话稿几乎就说不成话。他曾对为自己准备发言稿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相信是我写的，他们会嘲笑我的。”

造化弄人，短短十几年间，勃列日涅夫就从一名冶金工程师飞黄腾达，进入苏共权力中央，将苏联帝国带入一个毫无生趣的工程师时代。对平庸的勃列日涅夫来说，离开幕僚和秘书几乎寸步难行。他有一个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当他中风之后无法“亲政”，这个写作团队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读心”，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炮制“领导讲话”。作为分工，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一字不落地把“剧本”上的“台词”念出来。

有时候，勃列日涅夫颇有自知之明，比如他要求删去那些讲话稿中的名言警句，“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但大多时候，他却极度虚荣，这其实也是一切权力狂的共同特点。所谓“斯大林化”，颇有一点借斯大林的尸还勃氏的魂的意味；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时，勃列日涅夫也被神化了。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官方文件中凡提到“苏共中央”时都有一个“以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定语。如日中天的勃列日涅夫已经今非昔比，他在26大上的报告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真的有什么特长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好演员。事实上，他年轻时确实幻想当演员，还曾经在“蓝衫”剧团演出过。当他有朝一日成为这个红色帝国的“皇帝”后，他终于轻松地实现自己的“影帝”梦。勃列日涅夫一生为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幽默和笑话，他简直就是苏联的卓别林。他看完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后，决定授予主人公“伊萨耶夫同志”金星勋章，但因为这是个虚构的人物，最后只好将勋章颁给了扮演他的演员吉洪诺夫。吉洪诺夫因此红极一时。

罗素认为，权力来自于荣誉。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荣誉来自权力。权力与荣誉总是相伴而生。处于权力顶端的勃列日涅夫沉迷在各种各样的荣誉之中。权力大头症使他得上了“给自己发勋章的怪癖”。他一生共获得62枚勋章奖章，而朱可夫元帅仅获得46枚。这一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金正日至死也只给自己发了36枚勋章。虽然勃列日涅夫处处需要别人为他捉刀代笔，但他的虚荣心实在是太过强悍，甚至出版了一套自传体三步曲小说——《小地》、《垦荒》、《复兴》。好事成双，锦上添花，苏联作协很快授予他苏联文学最高成就的“列宁奖”。

或许可以说，勃氏个人的奖牌癖与整个苏联帝国的奖牌癖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正如希特勒将奥运会视为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好大喜功的勃列日涅夫同样不愿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联倾举国之力，用了6年多时间筹办第22届奥运会，莫斯科大兴土木，各种大型体育设施拔地而起，90亿美元的天价投入在奥运会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数字。不幸的是，奥运会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而遭到美国和西方体育大国的共同抵制；幸运的是，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跟苏联队争奖牌了。就这样，苏联运动员个个都跟勃列日涅夫一样，在奥运会上所向披靡，共获196枚奖牌。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一个国家获奖牌最多的。

在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下，勃列日涅夫于1967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就是说，苏联所需要的只是稳定发展，而不是什么改革。作为苏联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庞大的特权阶层对任何风吹草动的改革都感到恐惧，唯恐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利益。极权体制下，官僚机构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无本万利的权力寻租，以“不予批准”进行勒索和敲诈。如同勃列日涅夫日渐沉重的肉身，腐败无能的国家机器沉疴遍地，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帮派利益阻止国家前进和政治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帮派林立，独断专行，权力失控，这种触目惊心的国家病象令人惊奇地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态相重合。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流是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人浮于事、自安自慰、盲目乐观。官方的陈词滥调和虚伪的意识形态说教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但大家都沉默着。西方的现代思想、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早已突破了国家壁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牛仔裤、坡跟鞋、迪斯科、摇滚乐、爵士乐，年轻人成为最苦闷的一个群体。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拼爹时代，官僚集团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而普通民众的子女却没有希望。“劳动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人民公仆”贪污受贿腐败堕落……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冷漠和绝望。从醉生梦死的权贵到寻死觅活的贫民，末日心态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

整整30年前——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面无表情地在寒风中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们挥动一下手臂。三天之后，勃列日涅夫就永远告别了他的盛世帝国。一个以他的名字——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六  再见 列宁

1978年的4月25日，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在回国述职前夕，突然宣布脱离苏联，拒绝返国而选择居留美国。舍甫琴科的叛逃对苏联的冲击是极其沉重的，所谓大国盛世的形象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舍甫琴科“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入内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

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舍甫琴科的叛逃。但作为外交官，舍甫琴科长期派驻国外，亲身体会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内心却极度压抑。意识形态的虚伪和官僚体制的糜烂使他极度厌恶，他不得不扮演一个冷酷而反动的极权捍卫者。面对自由的呼唤，最后他选择了对体制的背叛。不仅如此，出走之后的舍甫琴科并没有隐姓埋名独善其身，还出版了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将自己抛弃苏联的心路历程公之于世。这足以证明他与体制的决裂是多么坚定。

舍甫琴科证明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可能，既不为金钱，也不为权力，而是出于对自由和真诚的向往。对苏联体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想法与动机即使不是危险反动的，也是极其荒诞可笑的。因此，苏联当局以叛国罪对舍甫琴科进行了缺席审判。

潘恩曾说：一个人“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当一个权力集团沦为犯罪组织时，当一种体制成为犯罪工具时，这个权力体制的审判也就失去了正义性，审判变成犯罪，罪犯成为英雄。舍甫琴科叛逃被人们视为自由的胜利——当一种邪恶的体制禁锢了人，败坏了社会，玷污了政治，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背叛体制、拒绝为虎作伥的正义权利。

如同跳下船的第一只耗子，舍甫琴科的叛逃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苏联这艘巨轮的沉沦已经不可逆转。在此之前，被西方学术界称为“苏联问题研究的巫婆”的法国学者爱莲娜·唐科斯就发出“盛世危言”，指称苏联已经进入“癌症晚期，“分崩离析”的命运早已注定。很多年后，苏联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爱莲娜对《真理报》记者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当时我觉得，苏联可能存在到本世纪末。”

如果政治意味着自由，那么小国寡民才是合理的。对一个体量极其庞大的帝国来说，其社会治理压力常常会很高；当统治者的社会治理能力过于低下时，再加上社会共识缺失，国家体系只能靠暴力维系，社会堕落到蛮荒的暴力社会，大国政治走向反动的暴政。一旦正义苏醒，暴力化的大国必然解体，文明的政治只有在个体自由的前提下才可以重建。

从哪一方面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与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的人，正像勃氏不同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之内就不复存在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69年的发展和辉煌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眼间哗啦啦大厦倾。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苏共的垮台是一种必然。它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即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虽然政治不能代替经济，经济也不能代替政治，但从根本上说，政治与经济就是一码事。从来就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事实上，正是因为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严重侵蚀导致的政治溃败，才产生了积重难返的经济溃败。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让苏联重新回到一个新沙皇时代，只是这个新沙皇是一个帮派，而不是一个家族。每一个苏联劳动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隶属于“国家”的新农奴，“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代。

虽然苏联用短短数十年就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苏联的经济完全算不上成功。有这样一个不可笑的笑话：列宁曾说“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数十年后，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没了。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就要被揭露”。

往事不堪回首，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希望苏共垮台的人很多，但真正可以搞垮苏共的并不是反党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这极其符合历史规律——任何文明最终都会死于自杀。令世人惊讶的是，苏联帝国覆灭了，那些曾经作威作福的特权精英仍然是这场葬礼上的最大赢家。他们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在任何独裁专制国家，因为法律和道德的缺失，权力阶层都必然会向犯罪集团蜕化，使国家机器沦为他们进行犯罪的工具。长此以往，当这种失控的罪恶发展到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忍受时，面对无法遏制的叛变和叛逃，这个大型犯罪集团就不得不会进行最后的分赃后解体，以此来洗清自己的原罪。这样一来，罪犯消失了，罪行就不会再到得追究。

在后勃列日涅夫时代，掌握苏联命运的“精英集团”不得不面对现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推进改革，实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维持现状，虽然可以保有特权，但也不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安全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除非背井离乡远离苏联。反复进行利益计算之后，这些特权精英终于相信，只有一个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才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机会，可以确保财富传给子孙。

从这个意义上，苏共的垮台完全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道德不正义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这就是腐败的力量！腐败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当腐败达到不再需要遮羞布时，腐败集团就必然会撕去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遮羞布，从而完成一场自我涅槃的葬礼。

 

七 罪与罚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他们的痛苦不是智慧的痛苦，而是无知的痛苦。”正如《动物农庄》的情景，1918年，正当共产党将俄罗斯变成苏联时，“老大哥”普列汉诺夫溘然而逝。临死前，他留下一份长达3万字的遗嘱。虽然他没有料到历史的开头，但他却料到了历史的结局。

“《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 ，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普列汉诺夫先知般地指出，就生产力水平和大众的文化水准而言，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试验注定是一场悲剧。在俄国的社会现实中，政权不可能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所谓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领袖独裁。一个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政权本身就是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就会像纸牌搭起的小屋一般土崩瓦解。

普列汉诺夫预言道，布尔什维克统治将经历四次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政权初期，极权统治者要肃清社会精英和清洗知识分子，然后唆使破产者和流氓去抢劫地主富农，没收所有粮食来度过饥荒危机。饥荒之后，极权统治者将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战时军事管制清除异见者，将崩溃危机的罪名推到“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头上。为了延后经济危机，极权统治者不得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向最缺乏现代政治组织能力的农民开战，消灭精英和反抗者，土地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最后，图穷匕首见，意识形态危机将彻底终结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

启蒙运动缺失的俄国素来没有民主传统，因此俄国人会习惯性的服从于极权主义，而极权统治者依靠现代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关也使权力更加稳定和巩固——但对历史来说，这些火焰无法阻止冬天的到来。“因为缺乏民主，大众文化低下，思想落后，国家可能变成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黑社会，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的未来就看布尔什维克政权能维持多久，而政权的崩溃无可避免。时间愈长，留下的痛苦就越多。“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的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极权常常建立在暴力和谎言之上。一旦放开自由的争论，历史就会在争辩中被还原真相——人们被历史真相震惊了。苏联一步步走向末日，强大的暴力镇压也无济于事。一位莫斯科警察对抗议者说：“如果有100个人上街抗议，我们会用警棍把你们打趴下；如果有1000人，我们将用催泪弹驱散你们；如果有1万人，我们就站着不动；如果有10万人，我们立即加入你们。”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下令查封苏共中央大楼，象征野蛮暴力的镰刀斧子旗被象征文明平等的三色旗取代。苏共社团遭到取缔，其领导人或被捕或自杀，大批党员官员丢掉饭碗。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相信它会沉没。仅仅数天，这个貌似强大，执政69年、拥有1500万党员的苏维埃党即被人民唾弃，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2005年的一份俄罗斯民调显示，有31％的人愿意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39％的人选择普京时代，只有1％的人愿意回到叶利钦时代。莫斯科公共观点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一半人为苏联感到耻辱，《时代镜报》的调查表明，俄罗斯只有60%的人称自己是爱国者，而美国的爱国者达到88%以上。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鞑靼人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留给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大遗产。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国。1918年，共产党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共产党占领中国。在世界主流浩浩荡荡奔向现代文明时，这两个曾经作为蒙古帝国的殖民地的古老帝国走向狂热的“共产主义”，历史总是如此吊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类是有记忆的动物。如同一位历史老人，107岁的学者周有光先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他告诫人们：“苏联的忽起忽落，不但是俄罗斯的大灾难，也是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使俄罗斯和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总共发生非自然死亡接近两万万人。苏联瓦解已经过去20年，苏联病毒还在继续蔓延。”

今天，苏联覆灭已经过去整整20年。早在苏联刚刚诞生20年的1940年，中国的“老大哥”陈独秀就提醒人们：“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

苏联覆灭之后，苏共被前苏联各国视为非法组织。1991年，当叶利钦颁布《禁共令》时，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抗禁共、捍卫苏共的人，恰恰是被苏共迫害了长达20年的麦德维杰夫。当那些往日养尊处优、满口马列主义的苏共高官纷纷撕掉党证时，罗伊·麦德维杰夫再次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持不同政见者”。

 

参考文献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张建华：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

陆南泉：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的定位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

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周有光：苏联瓦解20周年记

述弢：先哲的遗言：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程晓农：2011年中国告别盛世意味着什么    




转自作者博客： 杜君立：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上）

                 杜君立：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下）

  

《纽约时报》一代巨人病逝 留下报坛传奇

(苹果日报) 从美国到世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都是一等一大报，而为《纽时》奠定业界领导地位的，是掌控《纽时》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居功至伟。历任《纽时》发行人、主席、行政总裁，主宰《纽时》横跨34年，不但将《纽时》由地方报打造成全国以至世界大报，更凭坚定的新闻自由理念，不畏强权与政府打官司，刊登揭穿美国打越战陷入泥沼的「五角大楼文件」，为新闻自由和独立奠下坚硕的基石。他的远见，他对新闻自由的捍衞，让他成为由美国到世界的新闻巨人。巨人前天（周六）病逝，终年86岁，但留下一个不朽的新闻界传奇。

　　刊五角大楼文件 「美国人有知情权」
   
     　1971年，是苏兹贝格立下捍衞新闻自由典范的一年。那一年6月，《纽时》登出国防部的绝密档案，即所谓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揭穿美国政府为争取国内支持打越战，由初期已隐瞒全国这场战争打不赢的真相。报道一出，震惊世界，当时的尼克逊政府立即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纽时》停止系列报道。但苏兹贝格以发行人身份，力挺《纽时》以新闻自由打官司，结果胜诉，立下新闻自由与政府抗争的先例，之后美国再没有一个政府敢以国家安全为由，禁制报章刊登机密文件。
   
     　　苏兹贝格当时说，他敢于挑战政府，理念是刊登五角大楼「这没有侵害国家安全。我们没有洩漏国家机密」。他之后又忆述，他废寝忘餐读完五角大楼文件，深知「美国人有知情权」。
   


   
    　　当然，他清楚明白，若输了官司，《纽时》要罚巨款毁名声，他和总编辑都可能要坐监。但《纽时》最终赢得漂亮，本有文件在手却没率先刊登的《华盛顿邮报》已输了一仗。

　　重开源节流　办报要赚钱保自主
   
     　　坚决捍衞新闻自由，苏兹贝格更坚决办报要赚钱，以确保《纽时》能独立自主。曾出任纽约时报公司（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董事多年的艾克尔斯（John F. Akers）忆述：「赚钱是做好新闻的基本理念。」但往钱看，不代表苏兹贝格要编辑部配合广告部，不代表要牺牲编辑的独立性。
   
     　苏兹贝格1963年起出任发行人时《纽时》很亏本，于是他作出业界史无前例的决定，就是编辑部必须控制成本，裁减《纽约时报》时达5,400、比起今天更多的员工；而广告部则做好本份拉广告，这是没有对立的两回事。
   
     　苏兹贝格又大刀阔斧关闭亏本的公司业务，1964年停刊被形容是苗条版的《纽约时报》西方版，而在1967年停刊推出了18年的国际版，还枪毙了为《纽时》出姊妹午间邮报的构想，理由是早午报齐办太拉扯公司资源。

　　信任编辑部　不参与讨论拣新闻
   
     办报要赚钱，又掌管《纽时》34年，苏兹贝格为保编辑部独立性，绝对信任编辑部员工，会采取自律策略。「他对选用的人绝对信任。他不要指导编辑。我只是要仲裁纠纷和釐订标准和价值观」。他大多数日子的下午都会参加《纽时》拣选头条新闻的编辑会议，但绝不参与讨论；对评论版更是放任，他是每天《纽时》送到他在纽约第五大道家中时，才知社评写甚么。
   
     　但苏兹贝格也有偏离时候。最惹争议的一次，是他坚持《纽时》在1976年纽约州民主党初选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时支持莫伊尼汉，评论版编辑强烈反对，他准这编辑致函评论版批评。他也会以乳名「Punch」或「A. Sock」发内部备忘录，让编辑部知他的意见好恶，如「尼克逊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碰杯时，国民党的人看来极度忧虑」，又像他认为1960和1970年代的《纽时》社评太反商界，但《纽时》中人说他从不牵着编辑部鼻子走。

正义是社会要素（个人）耦合的呈现

霍金“依赖模型的实在论”，离散的经验证据，依赖一定的理论模型而构成一个可理解的对象，模型的合理性决定了理论的涵蕴即现象的解释力。同样，离散的个体依赖一定的社会结构结为群体，同样的个体能量，因社会结构的不同而产生的综合效应不同。在某个制度场中，能量是被放大的，而另一个制度场中，能量是被衰减的。正义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但正义不是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而是社会要素（个人）耦合的呈现。因此罗尔斯说，正义的实现不在于我们对正义的概念理解得有多么正确和深刻，而在于正义实现的方式有多合理。极权主义的哲学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哲学，由于某位超人独家把握了正义的奥秘，所以个体的权利都必须集中起来由他使用和分配。而宪政民主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个人的天然权利是你的全部身家性命，是必须誓死捍卫的，不出于自身权利的保护而出让个人权利都是非法的。因此社会建构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权利关系，以保证每个人在使用自己的天然权利时不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和衰减。没有先验的社会正义，只有社会实践中的正义的实现。因此我们建立的社会模型应当是弹性的，有自我修正和完善的机制，在运行过程中趋于有序。因此这样社会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政府，面对所有公民开放，如此才有可能从社会环境中吸收负熵，从而减少混乱度。而一个封闭的政府，就只有熵增加一途。在自然灾难和外族入侵等重大灾难降临时，极权制度下规训出来的国民特容易干出一些舍本求末的蠢事，二战前的德国民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我国的某些“爱国贼”的保钩行动又是一个例子。政府的行为也是很可疑的。中国一下子变得那么的“民主”，公民具有了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而与此同时，“煽动罪”疑犯陈平福还身陷囹圄，重庆的大量言论犯尚未获平反。这样爱国贼的激情和政府的智慧的耦合，一场保钩斗争哪怕取得胜利，中国社会会因此进步抑或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