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大裂变进行时

——《大拐点》选载之二

● 袁剑


    用“温水煮青蛙”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可能再恰当不过了。

    在经过巨大但却短暂的冲击之后，随着全球看似有志一同实则貌合神离的反危机行动，世界似乎重归平静。于是，经济学家开始重操旧业，用典型的周期性思维继续指点江山；政治家们虽然提心吊胆，但暗地里却一致庆幸：最危险的时间总算过去了。而那些危机最大肇事者的金融家们似乎比以前更忙、赚得比以前更多、声音比以前更响亮了。

    达官显贵们依旧气定神闲，往返于各种峰会、论坛的景象似乎是要向人们暗示：他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世界也仍然按照过去的时钟乖巧地运转。总之，一切如常，无须担心。

    然而，危机真的过去了吗？世界真的回到从前了吗？

    在金融危机之前几个月，我曾经在“大裂变”一文中，明确指示了全球体系离析的前景。结果，几个月之后，大危机呼啸而至。有朋友调侃：你乃神人。我回答说：谁也无法预测黑天鹅何时降临。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异常简单的逻辑：以美元为主的全球体系不可能在吸纳了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大国之后，而不发生重大的结构性改变。回望二战之后美国体系的扩张史，波浪式的扩张—吸纳—危机的历史线索异常清晰。体系每吸纳一个重要力量，就会遇到一次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是以为危机的形式出现的。在吸纳老欧洲及日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在吸纳亚洲四小龙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之后，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吸纳全球最重要的人口大国金砖四国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如果我们意识到在金砖四国之后，全球再没有可以推动体系扩张的吸纳对象。我们就会明了，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能是体系扩张的最后一幕了。而这一幕的主要剧情将是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毫无疑问，这种改变将意味着剧烈的对峙、紧张、冲突甚至战争，直至一种新的全球稳定系统的出现。在此期间，随着全球体系扩张的停滞以及之后的萎缩，总体性的经济低迷将一直持续。至于它以何种事件肇始，以何种形式收场，持续多长时间，恐怕谁也无法知晓。我一直认为，现在也依然认为，2008年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市场体系瓦解的开端，是一连串危机中的一个。在我看来，次贷危机甚至远不是这一连串危机中最具有破坏性的一个。次贷危机之后的这几年中，危机从未消停。欧债危机、美国评级危机陆续有来，这表明的是：我们仍然身陷同一个大型危机之中。简言之，我们从未离开过危机。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反危机措施，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刺激经济，但时至今日，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然萎靡不振。时髦的定量宽松，甚至已经沦为可疑的毒药。美国的刺激政策，或许是一次必然要进行的赌博，但也是一次一开始就注定要输掉的赌博。三年之后，那些一贯以周期性思维观察世界的人失算了，那些将自己的经济政策押宝在美国会像从前那样很快恢复的战略家们失算了。对此，斯蒂格利茨先生无奈的讽刺道：“如今，问题的严重性有目共睹，人们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信心：即相信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措施，情况都会恶化。现在看起来，经济长期低迷好像还是一个乐观的前景”。作为全球体系的发动机，美国的这种前景所可能演绎出的全球后果不言而喻。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一直顽强地试图向人们揭示这样一种前景：美国经济将日本化。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将会陷入日本1989年之后那种不死不活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正如斯氏所言，这的确还是一个不错的前景。对于那些依然沉浸在镀金时代亢奋情绪中的人们，要他们突然相信一种灰暗的全球前景，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的。这就像我们告诉那些刚刚在泡沫中尝到甜头的人们泡沫即将破裂一样不合时宜。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位美国投资家非常敏锐而又及时的评论道：“鉴于美国占据着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上周五的评级下调，将逐渐侵蚀其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的地位——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到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其它国家存放储蓄最佳场所的地位。这将削弱美国作为全球支柱的有效性，加速向多极体系不稳定的转变。”这就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向人们揭示的所谓全球体系的大裂变。既然支柱已经坍塌，接下来的景象就不问可知了。剩下的悬念只是时间及形式问题。对于那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来说，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提示他们：世界真的不同了，我们正在滑向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化的全球前景虽然令人沮丧，但的确算得上一个不错的未来——因为他多少具有某种可以描述的令人安慰的确定性。

    那么，更加不测的未来是什么？

    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一片哀鸿中的绿洲，也由此构成了绝望者对新世界的唯一想象。在中国，由于采取了超大剂量的刺激政策，经过短暂而急速的探底之后，经济迅速拔地而起。股市繁荣（不断创造全球纪录的IPO数量及 IPO金额即为明证），房地产泡沫非但没有垮掉反而更上层楼，GDP更是继续以飞奔姿态领袖全球。在整个危机中，中国人不仅丝毫没有感受到危机的痛苦，反而由于服用了过量的兴奋剂而感到十分欣快。以心理学的眼光观察，危机之后的中国，实际上处于一种典型的催眠状态。所谓催眠，指的是一种无意识支配状态。看似清醒实则迷糊，期间伴随着诸如幻听、幻觉、注意力的高度集中无视其他现实状态的现象。梦游即是深度的催眠状态。观察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无论思想界还是民间，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梦游状态。也难怪在此期间，中国模式被叫得整天介响了。庞氏游戏的始作俑者庞兹曾经非常精辟地嘲讽过：“当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固定时，他可能与瞎子差不多了。”想当初，这位波士顿骗子大概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普遍的错觉大发横财的。

    我一直以为，中国近2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从属并依附于全球体系最新一轮扩张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并以其作为外部条件的。不仅如此，除了主动的内部改变之外，中国在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全球体系扩张的一种适应性变化。换言之，中国1990年代的制度变革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结构是深嵌入全球体系这个更大的结构之中的。没有这个更为宏大因而也经常被观察家视而不见的结构，中国对应于这个外部结构的内部制度也就丧失了用武之地，由此而生的经济增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脱钩论”（及所谓新兴国家可以与发达国家脱离而单独增长）实在是一种可怕的误导。一句话，外部结构环境的裂变将倒逼中国内部制度的新一轮变革。

    从中国内部看，正像我已经反复指明的，其制度结构中也酝酿着巨大的裂变力量。此处不赘。需要提示的是，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可能提前引爆并加大这一内部裂变力量。这两种裂变力量连环引发，相互激荡，在推动中国内部结构突变的同时，也将推动全球体系结构剧烈重组。显然，我们正处于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金融市场总是提前反映即将发生在实体层面的危机。作为全球体系的金融中心，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预言的实际上是全球体系的实体危机——是属于那些深深嵌入这一体系的所有民族国家的危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全球的未来。发生在中心地带的金融危机由于具有巨大的短期冲击力而引人注目，而分散在全球的实体危机就远没有那样夺人眼球。它缓慢，低调，但却更具有毁灭性。这个过程难道不正是“温水煮青蛙”最确当的例证吗？

    在当今这个无远弗届的全球体系中，四处都布满了可能被引爆的地雷。2008年美国爆了，2010年欧洲爆了，2011年欧洲美国又爆了。超出所有人预料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连环地雷爆炸，至今还在延续。不过，在我看来，发端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最猛烈的爆炸，还没有到来。基于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更缺乏稳定性的经济结构的理解，也基于对他们在2008年之后货币泛滥的理解，我倾向于认为：最猛烈的危机将来自新世界——那些被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全球新贵们。这可能才是始于2008年的全球体系危机的正剧。
    　　
    （第二篇“大裂变”收录了我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直到2011年的部分评论文章，在“镀金时代”中，我更多是从中国内部来观察中国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在这一篇中，我更多的是想表达这样一种视角，即：中国模式是如何嵌入全球体系以及全球体系的巨变将如何影响我们这个国家。我希望这种视角能够为我们理解更宏大历史背景中的中国提供一些线索。）
   

袁剑：谁的镀金时代？

——《大拐点》选载之一

    身处细节之中的人们，恐怕很难用一种历史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今天。然而，有心的观察家可能已经察觉：从新千年伊始，尤其是在2002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几乎是突然间驶入了一个全盛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当代史中最为夺目的镀金时代。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GDP以平均10%以上的增速全速前进，不仅傲视老牌发达国家，更傲视同样为人艳羡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谓风头十足。及至2010年，中国GDP总量快速超越日本而成为全球老二。不仅如此，伴随着GDP的高速增长，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以远远超过GDP增速的速度跳跃式增长，国库充盈不在话下。对于那酷爱排名的国人来说，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更是中国财力鼎盛的雄辩证明。

    如果财富增长仅仅体现在政府及国家层面，恐怕还很难称得上真正的镀金时代。显然，中国的镀金时代有比上述数据远为丰满的景观。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公司由小到大。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其市值都呈几何级数般膨胀。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国的自由经济学家们曾经言之凿凿声称：不经过经典的私有化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将通通死亡。然而，那些昔日曾经令中国领导人绞尽脑汁，在新闻媒体中被视为老大难的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老树新花，不仅生机盎然，而且急速扩张。最令那些经济学家们尴尬的是，这些大型企业几乎完全是以市场化的方式完成这种变身的。在镀金时代，中国不仅迅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也拥有了全球市值最大的石油企业。在其他行业里面，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同样也让老牌跨国巨头瞠乎其后。

    与公司财富的急剧膨胀相对应，中国的居民财富也以大爆炸的形式飞速增长。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一位叫胡润的英国小伙子，仿佛是提前嗅到了中国财富大爆炸的味道，编出了第一份中国富豪榜。从这个财富榜的富翁人数以及拥有财富数量的变化，你可以最直观地目睹中国财富大爆炸令人眩晕的活剧。在1999年，进入中国百富榜的门槛，不过区区5000万人民币，而到2010年，这个门槛已经达到近100亿人民币。在富豪人数上，2010年中国10亿元富豪的人数更达到1300多名。在西方国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在中国只有短短十年，甚至短短几年。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中国前面十年的财富积累及膨胀速度，商业史上罕有其匹。显然，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镀金时代。当然，中国的财富增长并不仅仅局限在金字塔的尖顶部分。在普通居民层面，拜资产价格暴涨以及金融深化之赐，中国的一般城市人口也切身体会了这种财富的快速增长。虽然绝大多数人可能只是纸面富贵，但节节攀升的名义财富总是会让人产生离富翁越来越近的幻觉。

    然而，财富大爆炸本身只是镀金时代的一个面向，更为重要的面向是这个民族在精神层面的深刻嬗变。在中国的镀金时代，财富不仅是人人趋之若鹜的目标，更是唯一的价值所在。这可能才是中国镀金时代最为本质的精神向度。最能刻画这种时代精神的案例来自中国一位教授。这位学问甚为可疑的教授在自己的微博上声称：“当你40岁时，没有4千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其精神之卑琐程度让人目瞪口呆。公然将这种令人作呕的标准在自己的微博上展现出来，甚至多少有些自视高明。如果不是这位教授太愚蠢的话，就只能说明这种极端的价值观已经蔚为民族之风尚。

    在中国的镀金时代，中国财富在全球体系中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从一个刚刚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猛然变成了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变成了经济危机的拯救者，变成了西方国债的最慷慨的金主。一位前不久到过中国，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先进程度以及酒店豪华程度的美国人大为疑惑：美国和中国究竟谁才是发展中国家？于是，那个一直被视为古怪的意识形态异类的中国，转眼间变成了独家模式（所谓中国模式）的发明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造就了我们这个令人血脉喷张，荣耀加身的镀金时代？

    1990年代中后期以及本世纪初期，中国完成了一系列非常激进的内部制度变革。择其要者，大致有所谓宏观体制层面的分税制改革、公司层面的国有银行救助及改制、以抓大放小为主要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以黑箱私有化为典型方式的中小企业改革。在要素方面，中国完成了以剥夺农民土地权益为主要方式的房地产改革。所有这些制度变革，集中在经济上的结果，就是大量成本（通过政府之手）从企业与政府的损益表中被转移出来，如此，中国境内的大量企业就在全球市场体系中赢得了一种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低成本优势。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低成本是全方位的，囊括了涉及企业成本的方方面，远远不止所谓劳动力成本那么简单。它包括低环境成本、低土地成本（通过地方政府的作用）、低资金成本（通过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机制），低劳动力成本（通过政治抑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说，早在上个世纪，中国就已经为这个镀金时代做好了充分的内部制度准备。

    然而，如果没有市场，这种低成本优势就只是潜在的。不过，这种历史性的机遇很快就到来了。在新千年之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迎来了二战之后最为猛烈（也可能是最后的）的一次扩张。这一扩张，以新兴的巨型国家“金砖四国”全面、深刻的卷入全球体系为标志。于是，中国无与伦比的低成本优势就在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中被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它带来的一个金融后果，就是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的迅速重估。很清楚，内部的制度变革以及外部的全球体系扩张， 正是中国进入镀金时代最为重要的两个历史推手。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市场体系的卷入早已经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低端产业向中国的迁移而逐渐加速，而到了2002年中国加入WTO，中国与全球市场体系则已经浑然一体。这也是为什么我将中国的镀金时代的起点界定在2002年的原因。

    诚如人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财富爆炸只是中国镀金时代前最为耀眼的那一部分，在它的另外一面，则是中国社会一幅灰暗的图景。就像我已经指出的，中国的超低成本优势乃是国家通过其行政权力将成本从企业及政府那里转移出来而一手塑造的。然而，成本不会自动消失，它到哪里去了？答案是：社会。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它进入中国绝大部分家庭的福利损益之中。考察低成本优势的方方面面，这种转移几乎无处不在。所以，在巨富不断冒升的背后，是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在新的国营寡头重新崛起的背后，是中小企业的利润损失及家庭部门的福利损失；所以，在银行巨头攫取垄断暴利的背后，是被迫忍受负利率的储蓄者的财富缩水；在土地产业飞黄腾达的背后，是中国农民遭受的悲惨剥夺。同样的原因，在甩掉了教育、医疗等义务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因此变得无比亮眼的背后，是广大居民越来越深重的财务负担；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后，是无法忍受的环境质量及败坏之极的食品安全。从这一组组几乎互为因果的现象之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镀金时代的真正底蕴。一句话，中国的镀金时代，是以中国社会的崩溃为代价的。在很多年以前，我引入“竟次”一词来解释中国经济。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经济奇迹的秘密实际上是将工商业及社会运行的文明底线不断向下推移。显然，中国经济发展成本不断向社会转移的过程，正是这种竟次模式的集中体现。表现在经济现象之上，则是经济学家口中念念有词，政治家念兹在兹的所谓各种失衡。实际上，任何所谓经济现象都是有其社会及政治起源的。基于此，我曾经断言：看得见的经济牛市有多大，看不见的社会崩裂就有多深。不幸的是，在主流的思想视野中，这种社会崩裂始终没有被“看见”。

    诉诸常识，我们应当了解：国家及企业是离不开一个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的。如果社会遭到破坏，国家及企业又何以为生？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社会无力继续承担这种成本转嫁的时候，或者说当社会无法被继续压缩的时候，这种竟次模式就无以为继了。这就是说，中国的镀金时代之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自我裂变力量。但谁也料到，裂变来得如此之快。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没有人意识到，镀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本书第一篇“镀金时代”收录了我在2002年——2008年之间部分评论文章，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更多的记录了这个镀金时代繁华世相之下本质上的内在紧张。毫无疑问，这种记录都是出自我个人有限的视角以及有限的经验。但我希望并且相信：以此为历史线索，我们将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今天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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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彭明敏就是42年前陈光诚——读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就是42年前陈光诚——读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



        来源：民主中国 作者：余杰




    与之相比，陈光诚逃亡之后，尽管陈光诚直接向温家宝提出呼吁，山东的党政官员却岿然不动、风风光光，那些在一线守卫东师古村的打手们仍然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当年，国民党恼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由情报局出面雇用竹联帮的陈启礼实施对江南的暗杀行动；而今，共产党根本不需要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打击异己，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帮都要黑的流氓集团。
    
    陈光诚奇迹般地逃离宛如纳粹集中营般严酷的山东临沂东师古村，成为国际媒体上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眼盲心明的一介布衣，牵动中美两国最高层的外交博弈，甚至抢过了连续多日占据世界主流媒体主要版面的薄熙来的“风头”。中国极度恶劣的人权状况，继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空椅子”一幕，由于陈光诚事件的刺激，再度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台湾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互为参照系，那么今日陈光诚的逃亡事件，不禁让我联想起四十二年前在台湾发生的彭明敏的逃亡事件。彭明敏以《自由的滋味》为回忆录的书名，天安门一代的学生领袖柴玲也以《一心一意向自由》作为回忆录的书名，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核心都是“自由”一词。看到这两个书名，让我联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反抗暴虐的英王的英雄华莱士在被斩首前惊心动魄的呼喊——“自由！自由！自由！”那些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们，为了寻求自由，有时候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比如企图越过柏林墙的东德人，比如饥寒交迫的北韩“脱北者”，以及偷渡到香港的内地人。
    
    对于彭明敏来说，他的流亡是“自讨苦吃”——他有西方名校的学位，有台大教授的头衔，有两蒋接见的殊荣，为什么还不满足呢？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声音告诉他，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自由。那么，自由的滋味究竟有多么美好呢？就连生活在自由世界、从不感到自由匮乏的哈佛大学教授赖世和（Ddwin O. Reischauer）也被这本书深深打动。赖世和读完《自由的滋味》之后，主动发去感想：“彭教授的个人经历，叙述得多么动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幼年、在蒋政权统治下的优异学术成就、从他故土的流亡——读起来不能不期望、也不能不相信这些既驯服又似不太驯服的台湾人，有一天必会在这地球上继承得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块地。”

留下，还是离去，这是一个问题
    
    在自传《自由的滋味》中，彭明敏平静甚至冷静地将当年死里逃生的经历娓娓道来，仿佛是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一样。
    
    彭明敏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一九六四年，他与谢聪敏、魏廷朝联名发表《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在宣言的印刷过程中警察破门而入一并将三人逮捕。这与刘晓波因发布《零八宪章》而被捕极为相似。在被捕的那一刻，彭明敏感叹说：“很讽刺地，我们发宣言要抗议的，是这个警察国家的特务组织，然而，我们却因为对这个特务组织的认识不足和估量太低，终于被捕了。”
    
    出卖他们的正是他们试图唤醒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其中就有印刷厂的工人、旅馆的侍女等底层人民。彭明敏说：“我们只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了解多少台湾人已经腐败到为国民党服务。每一可鄙的线民都晓得他们可以领到奖金，所有的印刷厂都受到警告，要报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社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为。”后来彭明敏才知道，每个告密者都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奖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血馒头”。从耶稣被犹大出卖的那一刻起，这样的情节就不断在人类历史上重演，先知从来就不被他们的同胞所理解。
    
    威逼利诱不果，国民党当局将彭明敏判处八年的有期徒刑。不过，在国际压力之下，他当年即被特赦出狱。以此而论，彭明敏比刘晓波幸运得多。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还想在国际上维持“自由中国”的牌子，不得不将其特赦；而中共政权早已图穷匕见，即便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株连九族，对揭露其“苛政猛于虎”的陈光诚更是穷凶极恶。
    
    虽然出狱了，但整个台湾对于彭明敏而言，就如同一所放大了一些的监狱。监视他的特务们，整天二十四小时分为三班轮值。“我家巷口靠近我们门口的摊贩，竟成为监视我的特务们的中心。我们知道那个老小贩的年轻太太，以前是个妓女。她竟将其陋小违章建筑，变成特务招待所服务他们，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让他们坐下来抽烟阅报。”此一场景，与我在北京居住时的情形如出一辙，我家门前安装的先进的摄像头和无时不刻监守的便衣，成为我所居住的小区的一景。彭明敏观察特务们的作息规律，偶尔可以趁其不备溜出去会见朋友，而我和陈光诚这样的人根本不能踏出家门一步。这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差异，换言之，即为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不同。
    
    这是一种比坐牢更加可怕的无期徒刑。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如同花儿离开了土。彭明敏写道：“我不时感觉极端的绝望和沮丧。这样度日，实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没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来愈缩小，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被捕的威胁，不断悬在头上。在这样孤独隔绝的情况下，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
    
    彭明敏还获知，安全单位已经决定，台湾如果发生动乱，有三个人要立即毁灭，一个是台北市长高玉树，一个是省议员郭雨新，第三个便是他本人。他们三人，在安全机关档案中提到时，是用特别记号的，即三个同心圆。一名特务头子威胁他说：“我们不怕任何外国人，不要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你毁灭、把你杀掉。你要清楚这点。”而中共的残暴比国民党来当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国民党的三人名单相比，中共拟定的是一张有两百人的活埋名单，我名列其中，刘晓波与陈光诚当然也在其中。如果不是比国民党更加凶残，当初共产党怎么能够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江山呢？
    
    对于彭明敏来说，留下还是离去，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他经过许久的思考，才决心要逃亡，并愿意冒任何的危险。因为，惟有离开此地，才能获得自由，才能继续自己的事业。我亦如是，陈光诚亦如是。离开不是放弃，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即便是铜墙铁壁也有漏洞
    
    彭明敏的逃亡计划，从一九六九年二月开始策划，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其中，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安排，而且这些都必须依靠很间接而极费时的通信办法。他们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邮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须在东京、香港、美国或欧洲，而必须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湾时才能托他带出或带入。那段时间，因为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彭明敏从孤独和无力感中挣扎出来，他写道：“旅途的计划占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时间，简直好像要设计到月球的旅行一样，其间实有太多的变数、不可知数和危险了。一个独臂人要环绕地球半圈，而不被发现，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出逃确实是一个奇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手机和互联网都还没有诞生，人类的通讯方式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四十二年之后，在陈光诚逃亡的过程中，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成为有效的信息传递管道。尽管在中共上百万网络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民间的“网络动员”的能力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它迸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穿透了“老大哥”铜墙铁壁般的专制长城。
    
    彭明敏回忆录 《自由的滋味》的英文版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彭明敏中对逃亡的若干细节语焉不详，乃是因为不愿连累诸多还生活在岛内的当事人。正如今天“珍珠”不愿透露营救陈光诚的细节一样，解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二零零九年，《自由的滋味》的中文版在台湾问世，虽然时过境迁，彭明敏亦未及对这一部分加以补充。不过，当时参与策划整个逃亡计划的美国传教士唐培礼（Milo Thornberry）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回忆录《扑火飞蛾》中，对协助彭明敏逃亡的细节有相当详尽的披露。唐培礼是彭明敏的挚友，在其最艰难的岁月里，差不多每周都要与之会面。他在彭明敏的逃亡计划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今天帮助陈光诚的，主要是“珍珠”等一群素不相识的网友；而昔日帮助彭明敏的，则主要是一批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美国传教士。无论是“珍珠”，还是唐培礼，其所作所为，如同司马迁所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
    
    最后彭明敏与大家告别的时候，唐培礼描述道：“离开前夕，彭哭了，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哭泣。我们都跟他一起落泪。”彭明敏化妆成一名烫伤手臂的日本乐师，使用一名日本友人的护照出境。到达机场的时候，正好来了一批日本观光客，彭便随他们一起出关。彭从小在日本长大，日文流畅，且举手投足之间都带有几许日本人的气质，故而顺利过关。在此期间，还发生了让陪伴他的友人将心提到嗓子眼的一幕：因为太紧张，彭明敏将一些文件忘在海关官员的柜台。这个官员跑过来把彭带回去确认，同时让他拿回他的文件。那一刻，他们还以为露馅了。上飞机之后，飞机开始滑行了，却又重新滑回停机位，这又让他们心跳加速。等候了一刻钟之后，飞机终于起飞了。
    
    有趣的是，彭明敏逃走三个星期之后，在特务给上级的报告中，彭还在台湾各处旅游，住过台湾最好的旅馆，在最好的餐厅吃饭。这是根据特务报销的开支单得出来的“情报”。可见，特务们是如何素餐尸位、中饱私囊的。不久，调查局的很多高级官员因此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局长请辞被“慰留”，副局长被革职。那些应该二十四小时监守彭的特务们被关了起来。
    
    与之相比，陈光诚逃亡之后，尽管陈光诚直接向温家宝提出呼吁，山东的党政官员却岿然不动、风风光光，那些在一线守卫东师古村的打手们仍然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可见，今日中共的吏治连四十二年前的国民党都不如：不仅中央已经“脑死亡”，胡锦涛躲藏在幕后默不作声，温家宝在前台言不及义地作秀；而且地方政权已全然黑帮化，警匪无从分别，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的结尾处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何其相似乃尔！而今，不必再问猪的面孔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当年，国民党恼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由情报局出面雇用竹联帮的陈启礼实施对江南的暗杀行动；而今，共产党根本不需要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打击异己，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帮都要黑的流氓集团。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上帝的眼中，先知的地位远远高于国王。彭明敏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陈光诚之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都是带有先知色彩的人物，他们身上具备的精神力量与道德勇气，让与他们同时代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
    
    彭明敏成功出逃，顿时成为一个国际焦点新闻，让国民党政权苦心打造的“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沉重打击。不过，不仅蒋介石不高兴，对岸的蒋介石的敌人——中共政权——也不高兴。这倒不符合毛泽东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名言。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来说，倡导台独和人权的彭明敏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于是，这一事件也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当时，一向反共的共和党人尼克松向中国暴君毛泽东抛出橄榄枝，乃是“两害取其轻”，希望联中抗苏。然而，绵延二十载的中美敌意，真能一眨眼成为浮云吗？隔着历史的云烟来回顾，尼克松此举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大败笔。那时，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承认，让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毛泽东政权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再度延续了中共的寿命。
    
    在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彭明敏居然成为话题之一。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蕾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在《只争朝夕：当尼克松遇到毛泽东》一书中引述了当时美中两国领导人谈话的揭秘档案：二月二十四日与尼克松会谈时，周恩来语带严峻地指出，台湾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彭明敏教授曾在美国获得一些帮助，而且是在美国人的协助下逃出台湾。（巧合的是，彭明敏曾是基辛格的学生。）周恩来以认可的口吻补充道，蒋介石知道如何处理台湾独立运动的言论；他会镇压台湾的任何独立运动。
    
    基辛格说：“这不是真的！”他解释说，没有任何美国人员或机构对台湾独立运动提供鼓励或支持。尼克松也呼应他的话：“我对今天会谈的承诺，全面背书。”
    
    但是周恩来还是不满意，他坚称：“我已经收到情报，大意是说，彭明敏之所以能够脱逃，背后有美国人帮助。”
    
    尼克松仿佛急火攻心地回答：“总理先生，这件事蒋介石不喜欢，你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我们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基辛格补上一句：“就我所知，彭博士之所以能离开，大概是受到反对蒋介石的左翼组织协助。”
    
    彭明敏的出逃，确实得到了美国人的帮助，不过是与美国政府无关的美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的作为，甚至背离了美国短期的国家利益，却符合普世的人权原则。在这段对话中，政客之虚伪与无耻，可见一斑。延至今日，奥巴马政府在处理陈光诚事件上的怯懦与愚蠢，与当年的尼克松、基辛格简直如出一辙。里根式的伟大总统毕竟是百年一遇。不过，政客的功利与短视，反倒衬托出先知的远见与勇锐。
    
    多年以后，彭明敏终于荣归故里，一九九六年代表本土政党竞选总统，虽然功败垂成，但他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妆重彩的一笔，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之。我亦相信，不久的将来，陈光诚也将如此荣归故里，沦陷于中共流氓政权的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终将重现光明与生机，陈光诚将用心灵看到这让他欣慰的一切。
    
   

施永青：德国不牺牲 欧盟将解体

上周日法国与希腊的两场选举，都已清楚表明欧洲民众多不支持目前在欧洲广泛推行的紧缩政策。法国是欧元区除德国外的第二大强国，其人民也作出这样的选择；其他经济实力不如法国的国家，其人民有机会投票时会作怎样的选择，已不难推论。


本来解决债务危机的正途，当是收紧开支，节吃俭用，储钱还债。但在民主社会这条路不易行得通。因为，若选择行这条路，人民就得先吃苦。以希腊为例，欧洲央行答应施以援手的条件是要希腊政府节省开支，那就得减公务员工资，延后退休时间，削减各项福利补贴。这种做法令社会上大部分的人民的利益受损，他们当然不会认为这是解决债务危机的好方法。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是政客为了方便操弄群众的一种说法；在现实世界人民往往是短视的，宁愿朝四暮三，也不愿意朝三暮四。加上在野的反对党绝不会放过人民有所不满的机会，一定会到处煽风点火，寻找执政党的不是，阻挠紧缩政策的落实，令紧缩政策更难看到成效。


欧洲社会不乏有识之士，知道先苦才能后甜，今天不咬紧牙关忍一忍，将来只会后患无穷。无奈他们只占民众中的少数，他们的政策根本没有落实的机会。非要先让左派上场，让他们把国家弄到「一镬泡」，如戴卓尔夫人上台之前的英国那样，人民才会醒悟，知道单靠政府借钱去增加福利，长远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然而，欧洲的形势并未发展到这个程度，人民觉得美国行量化宽松已初见成效，起码已稳住大局没再恶化。虽然这样做会令国债愈欠愈多，将来不知怎样去还；但这是将来的事，可留给将来才去烦恼。因此，可以预期，欧洲除了德国之外，都会陆续放弃紧缩政策，默克尔将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况。


德国人向来比较勤奋及守纪律，生产能力比其他欧洲国家胜一筹。德国的出口长期有顺差，政府又财政稳健，本身没有搞量化宽松的需要。如果德国仍是用马克，那德国可以不理其他欧洲国家行什么货币政策，但现在德国与欧元区的其他欧洲国家一起用欧元，那其他欧洲国家主张不管欧元贬值也要大量印钞，就会拖累德国。


默克尔原先把希望寄托在萨尔科齐身上，希望她的政策起码有法国支持，但现在萨尔科齐已落败，默克尔的主张已很难在欧盟找到支持者，德国将没法阻挡欧元区行量化宽松政策。


面对这种情况，德国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欧元区，独善其身算了；二是留在欧元区，陪其他欧洲国家一起承担新的债务。这样德国会很吃亏，但可保留欧洲盟主的地位，将来甚至可一统欧洲。默克尔可能选择后者，但德国人民未知会如何选择；如果选择前者，没有德国参与的欧元区很快就会破产，欧盟势将解体。




转载自“狮子山学会”

[转帖]再来十年货币滥发？

  货币超发早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但近日渣打银行的一篇研究报告，还是让稍显平静的宏观经济资讯，掀起了一波不小的浪潮。

确实，在十年前，恐怕最有想象力的经济学家、分析师，也无法预见到今日中国央行资产规模世界第一。而眼下中国经济所遭受到的诸多麻烦，不管是不断上涨的物价，还是让民众集体焦虑的房价泡沫，以及今日凋敝的实业环境，都与货币的持续滥发有着深度纠缠的关系。

渣打银行的报告把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欧美日三大央行进行对比，得出“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已变身为中国央行，周小川不仅是中国央行的行长，还是全球的央行行长”的结论。数据显示，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年，全球新增广义货币M2的规模中有48%来自中国，2011年中国新增M2的规模全球占比高达52%。随后，国内主流媒体纷纷跟进，声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舆论铺天盖地。

实际上，中国央行资产规模“赶欧超美”早已经完成。梳理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早在2004年6月，中国央行资产规模就首度超过了美联储，一年后超过欧洲央行，到2006年1月份，又把日本央行甩到后面，跃升世界第一大资产规模的央行。不过，这仅仅是数字意义上的第一，就真实的影响力而言，中国央行的地位仍然不高。

虽然在2004年到2006年，学术界就已经在热论“流动性过剩”，有关M2/GDP方面的研究论文也早已经充斥于经济学期刊，大众媒体上的评论也汗牛充栋。但是，这丝毫阻挡不了中国货币急速扩张的潮流。尤其是2008年之后的三年多时间，中国的货币扩张速度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2009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增速高达29%，由此带来的当然是当年的房价暴涨和投资井喷。

终于，在今天，中国货币极度超发的逻辑，彻底演化成了一场超级泡沫和恶性通胀的非理性盛宴。覆水难收之际，政府滥发货币之手再也闲不住。随着今年经济增速不断放缓，重启信贷刺激的迹象又已经显现。其中，3月份新增贷款再度超过1万亿元，为接下来的货币再宽松给出了初步的注脚。若果真如此，在外汇占款增速趋缓之际，新增信贷的激增只能继续恶化十分难看的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

这只会重复2003年的类似故事。当时，中国央行注资数万亿资本金到国有银行，以表面靓丽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启动背水一战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但背后却是以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为代价的。

从此开始，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越发难看。若面对这一次的经济下滑，避免硬着陆，再度以扩张货币为代价，只怕依然只能是“掩盖经济矛盾，恶化央行报表”。这样的成本收益是极其不划算的。历经十年宏观折腾，中国经济需要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刮骨疗毒”，而不是继续以货币扩张来豪赌资产泡沫的不会破灭。

形势逼人，现在到了终结大扩张货币的时刻。过去短短五年间，央行的资产扩张2.4倍，若未来五年再如此扩张，到时候只怕我们真是需要追问“谁来注资中国央行”的问题了。这一议题目前或许还没到那么迫切的时候，但是一旦再度重演过去五年的故事，覆水彻底泛滥，堰塞湖崩塌之际，央行还能拿什么再去豪赌中国经济的未来？

不妨说，未来十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货币供给的逻辑链条必须改变。宏观经济在主动减速，也就必须要渐渐接受货币扩张终结的实际，至少，货币增速要不断地向GDP的增速靠拢。不然，货币不断扩张，何谈什么房地产调控？

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开启了快速的货币化进程，实体经济领域也在逐步实现资本化，但这一进程或许显得过于迅速了，内中的一些矛盾也显得十分突出。现在是到了认真调整货币金融结构，让货币化的成果能够尽可能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时候了。

设想一下，如果货币增速回落到10%以下，中国经济当能在真正意义上摆脱对货币滥发的依赖。而只有货币环境走向了正常化，没有了货币泡沫和通胀的压力，才可能放手一搏，去解决各种微观领域的棘手难题。

[转帖]白话文化起源于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成分是壮语

深圳论坛广东论坛 白话文化起源于是壮语

高州是白话文化的发源地
          
文章来源: http://www.gzxfr.cn/lwsw/lwsw/20060319/093306.aspx 
                  黄燕茂
                
      方言，顾名思义为“一方之言”，是一个地方民俗、习惯、文化、传统的积淀，也是传承乡土文化的载体。方言的形成与时间和空间有关，古时候交通不便，山川阻隔给方言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广东古称“百越”之蛮地，粤语是岭南“百越”各少数民族各种方言相互交融、渗透和影响的产物。由于“关山阻隔，以南岭为界，岭南偏安，岭南方言相对稳定，脱离了北方汉语演变的主轴线”，从而形成具有岭南特色的语言，史称粤语，粤中地域又称之为广府话、广州话，粤西地域则称之为白话。茂名境内的白话分布于茂名南部、中部鉴江流域及其支流罗江、陵江、曹江流域，是该地区分布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分布面积约占总面积的70%，使用人口则占65%左右。
                 （一）白话文化是汉俚融合的产物
                  据《隋书》记载，俚人“刻木为符契”，并没有文字，自冼夫人与冯宝联姻后，她“诫约本宗，使从民礼”，并身体力行，使俚话和汉语言文字相结合，形成了岭南独特的语言体系白话。《梁书·侯景传》中一篇诏文可以证明这一点，该诏文曰：“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浃寓归仁，锦区饮化，开疆辟土，跨翰海以扬镳；来庭入觐，等涂山而比辙。玄龟出洛，白雉归丰。鸟塞同文，胡天共轨”。可以说，白话文化就是冼夫人文化，它是汉俚结合、民族统一的历史产物。隋书记载冼夫人讲了六段话，用了四个第一人称的“我”字，而古语一般用“吾”字，或用谦称，或省略，话中用了许多现在广东白话仍用的倒装句，以及一些白话常用的词，如“得至”、“经今”、“向”、“好心”等。所有这些话，虽经文化修饰，仍然带有明显的白话味。
                  高州是古百越族俚人聚居的中心地带，南朝至隋唐时期，在其杰出首领冼夫人和她的后裔的统领下，成为当时岭南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一个曾在粤西大地生息了千年的民族，即古高凉的俚人后裔，至今仍可以从地名、语言、民俗等领域找到依据。例如高州的许多地方都以“垌”来命名。为研究方言学与地名学提供了非常鲜活的材料。“垌与洞”相通，为什么“垌”不为其他地方常用，而偏偏成了高州的特色词呢？原来是受地理环境影响，也折射古百越语的遗迹。“洞”在古时与低下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其社会组织系以按血缘关系的远近所形成的洞为单位。其首领称为“洞主”、“渠帅”或“长帅”。洞或山洞原义系指两山之间的平地，后来用以专指聚居其上的按血缘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组织，由状地形地貌的名词演变为社会组织的名称，如“诸蛮陬俚洞”，沈恪“常领兵讨伐俚洞”，胡颖“出番禺，征讨俚洞”等等即是。俚人尚未形成较大的政治组织。《南州异物志》云，“俚人”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长”。《隋书·南蛮传》云，（俚人）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等均为佐证。今高州地名有不少称“洞”，如“高洞”、“陈洞”、“康洞”、“雷垌”、“正垌”、“礼垌”、“里垌”、“新垌”、“涧洞”等等，都是这种社会组织的遗意。可以说，“洞”成了高州冼夫人文化的一个小招牌，也成了高州方言的一个特色词汇。
                  （二）白话文化以高州为中心
                  民国三十年的《广东年鉴》记载：“广东方言，庞杂无伦，自细处言之，凡一乡有一乡之乡音，一镇有一镇之土谈；惟若从大处观察，其中亦不无相似之点。要而言之，全省方语约可分为以下三大类：（一）粤语，（二）客家话，（三）福佬话。而粤语中又分四大系：①粤海系——以广州话为标准;②台开系——即所谓四邑话；③高雷系——又称白话，流行高州、雷州一带；④钦廉系——近似高雷系，也与桂南话相近，稍有差别，尚可通达。这些区域和系列的差异，是由于江河流域及历史发展不同而逐渐形成的。著名语言学家林语堂，曾论述我国四大方言（京川吴粤）之起源及发展。他认为粤语以茂名（今高州）为中心（附有地图）。还认为粤海话是受其影响而形成。并列举高州白话大多数有音皆有字，广州话则往往有音无字。粤西白话“尚多保存隋唐古音”，“阳声韵及入声之韵尾大致与《广韵》系统相合”。
                  （三）高州白话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
                  高州白话属粤语方言区中的高雷系方言片。语言作为高州人民生活、学习、交际的工具，在长期的承传使用、创造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凝聚着古郡儿女的智慧和独特丰富的文化风俗内涵。举其要者：
                  ①在语汇方面，高州白话方言词显得异常丰富生动，如：代词我哋（我们）、佢（他）、佢哋（他们）、咁（这么）、个（那个）、阵（那时）；名词亚爹、亚官、亚爸、老豆（父亲），亚奶、亚娘、亚妈（母亲），亚公（祖父）、亚婆（祖母），奶（父之姐），亚官仔（良家子弟），烂仔（无赖）、侬（子）、细侬（少者），乸（雌物），日头（太阳）；猪六（loK，猪栏）、箸（筷子）、箸笼（筷笼）、索（绳子）、朝（jiu“招”音，早晨）、晏（迟、晏起）。动词（在）、睇（看）、菢（音暴，鸡伏子，即孵）；形容词烘烘声（物之盛者）、飒飒声（音不亮者）、悒悒声或凹声（无言者），暴暴声（行之疾者）；量词啲（些）、一梳蕉子、作事一次曰一宗，贩卖一次曰一水又曰一火，一閗（禽兽之窠）；高州白话有不少词语和壮语、黎语相同或相近。如“跫”[Og]（推）、“踎”[meu]（蹲）、“掂”（tim）（触、碰等）。
                  高州有趣词汇现象：标志性词语——矛和“三”、“四”的发音一样，“矛”也是高州方言的一个“身份验证码”。外地人一听到这个词就知道说话人是粤西人。因为茂名市区的人少用“矛”而用广州话的“冇”，所以说“矛”的人可以缩小到高州、信宜、化州人。
                  “矛”等于现代汉语中的否定“不”，可以直接从普通话译到高州话来。例如，“我不喜欢”译为“我矛中意”，“去不去”可以译为“去矛去”。而且，和广州话不一样，而和普通话有相似之处的是，高州话的“矛”可以后置。例如普通话说“你去不？”，广州话说“你去唔去？”，高州话说“你去矛”。
                  知道的趣事——DAY
                  高州方言的“知”字发音和英语的DAY相同，和普通话有非常大的不同。其实，这与古代发音有一事实上的联系。经专家研究，上古没有舌上音，就是说，古代没有翘舌音，即普通话中的zh、ch、sh声母。上古的这些音时多发舌尖中音，即今天普通话的d、t、n、l。例如以前的人说“猪”，不是说zhu，而是说du。现在，d这个声母的古代用法仅在少数方言里保留，潮汕话和粤西白话就是其中的两个。高州话的“知”保留有余地d声母，反映了古代语音，是研究古语的有价值史料。
                  同时，“知”还可以反映古代语法。古代语法以单音节词（字数为一个字的词）为主，今天的普通话多数用多音节词（字数为两个或以上的词）。在粤语中单音节词则较多保留，如“食”。作为粤方言的分支，高州方言词同样保留了不少单音节词。我们说“知不知道”，可以说“知矛知”，而普通话就不能说“知不知”。
                  ②在语法方面，高州白话有一些语法特点如修饰词位于被修饰词之后，以及比较关系表达方式等与古越语相同或相似。例如副词在动词之后作为补充成分，如“行先”（先走）和“买多啲”（多买些）等。形容词在名词之后作为修饰成分，如“人客”（客人）、“鸡公”（公鸡）、“菜干”（干菜）、隋唐时称俚人住的楼阁为“干栏”，而现在高州白话称为“栏杆”，仅次序有所改变等。这些特点与汉语有别，而与古越语以及与其有关的壮侗语族的语言相同。《越绝书》卷八载，“朱馀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馀’”。这是古越词语“倒装”的著名例子。类似例子壮侗语族诸语言中不少。如壮语的“肉猪”（猪肉）、哥大（大哥），水族的“蛋鸡”（鸡蛋）、“水开”（开水）等等。再如比较关系表达的方式，高州白话一般用“甲+形容词+‘过’+乙”式，古越语也有这样比较式。如高州白话：我走得快过你。我大过你。壮语：个这高过个那。黎语：你高过我。水语：弟高多姐。
                  “儿”、“头”尾的构词能力强于广州话。广州话用“儿”、“头”作为构词尾的只限于“乞儿”、“膊头”（肩膀）、“铺头”等少数词；高州用“儿”、“头”来构成新词的相对较为普遍，甚至出现广州话少见的“子”尾（“贩子”、“拐子”、蚊子、松子（松果）、栗子）例如：
                  鸟儿   小鸭   小猪   凳子   小拇指
                  广州：雀仔   鸭仔   猪仔   凳     手指尾
                  高州：雀儿   鸭儿   猪儿   凳     手指尾
                  广州话不少词并不用“头”尾，如“石”、“砖”、“脷”（舌头）、“骨”（名词）等；高州则多用“头”，如“石头”、“砖头”、“脷头”、“骨头”、“锁头”。
                  表动物性别的词尾与广州有所不同。在多数粤语中，表动物性别的词尾用“公”（雄性）、“乸”（雌性）；但高州是用“牯”、“乸”作词尾的。例如：
                  公马——母马    公牛——母牛
                  广州：马公——马乸    牛公——牛乸
                  高州：马牯——马乸    牛牯——牛乸
                  有些事物在高州方言中用性别词尾表述，可能反映当地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水平。例如，广州话的“虾”高州用“虾公”，“雷”则说成“雷公”。
                  ③在语音方面：高州白话保留有较多的古越语“底层”，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古越语的音有三个特点：一是声母有一套唇化声母，如[kw][kw‘]等，一般无[u-]介音；腭化声母，如[tsj]
                
                  [tsj‘][sj]等，一般没有[i-]介音。二是元音一般有长短元音的对立，如[a:]与[a]，[i:]等。三是声调的类别比较多，一般都有六至九或十个调类。现代高州白话也有这些特点。四是有趣的语音现象“小称变调”——有趣的语音变化音的“猪”字的含义是不同的。不带鼻音的“猪”是一般意义上的猪，而带鼻音的“猪”则是指小猪，有亲昵、怜爱之意。又如，“花”、“瓜”、“鸭”、“车”等字也可通过加鼻音而表示“小”、“可爱”的附加意思。除了加鼻音，还有升高调的变化。也有只升高调不加鼻音的，如“女”、“猫”、“鞋”、“妈”、“爸”等字，也能表示亲昵怜爱的附加意义。更有趣的是，声调变化的位置不同，表达的意思也不同。如“红红”，如果是前的“红”升高调，则是说程度很高，该事物的颜色“很红”；如果是后面的“红”升高调，则是程度低一些，“红得恰到好处”、“红得让人喜爱”。
                  高州方言的这种语音现象就是语言学上的“小称变调”。从生理学解释，是由于“高频声调表示体型小”而起。从语言学来分析，则与儿童语言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儿童喜欢把话语的声调说得很高，让人学觉得很“嗲”、很天真可爱。这种语言特性渗透到日常生活语言中来，具有了较为普遍的语言现象。
                  除了表示亲昵之外，还可以表示“往小、往低处说”。例如，在“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组词里，我们通常会把“小学、初中、高中”三个词变调，但一般不会把“大学”变调。因为“大学”是这组词里最高级的学习阶段，而“小学、初中、高中”都比“大学”低一些，我们可以把它们说得小、说得低。又如，我们通常会把“学生”变调，但我们一般不会把“老师”变调，因为“老师”处于相对尊位，不应该往小、往低说，而“学生”应该去尊敬老师，且年龄上是晚辈，所以通过变调往小里说。其他方言所少见的，应是古越语在高州白话中的遗留。
                  （四）语言学家的考证和确认
                  根据邵慧君、甘于恩合著《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的论述，认为茂名粤方言当以高州城区最具代表性，其声母和韵母为粤西粤语的显著特色，与广州话迴异。
                  甲、声母特点的比较
                  茂名各地粤语声母数量一致，均为22个（包括零声母）。与广州话一样，都存在舌根唇化声母kw、kw‘和辱化半元音（υ或w）而没有u介音。虽然音系处理时可去掉kw、kw‘声母而保留韵母的u介音，但不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舌根声母唇化色彩的确比较明显，有些方言甚至进一步演化为唇齿化的kυ、kυ‘；二是从音系结构上使之保持与大部分粤语尤其是广州话的对应。然而与此不对称的是，高州粤语不能像广州话一样通过设立半元音j而合并i介音，原因是除了舌面声母η和j之间，还有少数i介音韵母分布在其他辅音声母后的情况，不能省略。
                  乙、独特的语言面貌折射古百越语的遗迹
                  粤方言高州白话从语音到词汇，甚至语法，都显示出诸多与北方汉语不同的特色，其中不少折射出古百越语的遗迹，概而言之有以下数端：
                  （1）声母方面，缺乏i、u 介音而存在一套辱化声母[kw]、[kw‘]，这跟壮侗语支和苗瑶语支的特点非常相似。
                  （2）音系上，广州话有长短韵母[a]、[e]的区分，在汉语方言中有明显的长短音区别的方言不多见，而在壮侗语族中长短韵母乃是普遍的现象。
                  （3）在构词上，变调手段运用得十分频繁，对声调的分化产生了催化的作用，这亦与华南地区的大语言环境相适应。
                  （4）词汇上，有不少词语明显来自非汉语，说明古粤语跟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的接触关系。例如，痕（痒，壮语、布依语、侗语、黎语、村话）、冚（盖，壮语、傣语、黎语、）、啷（涮漱，壮语）、杰（稠，壮语），孭（背，壮语）、氹（塘，坑，壮语）虾（欺负，壮语、黎语）、拲（推，壮语），冧（倒塌，壮语）、遖（跨，壮语、黎语）、咧（伸舌，黎语、傣语、京语）、嬲（生气、怒，壮语）、谂（想，壮语）等。
                  （5）语序上“中心语+修饰语”的情形较为普遍，如“鸡公”（公鸡）、“鸡乸”（母鸡）、“行先”（先走）、“食多啲”（多吃点）等，与壮语、侗语、黎语的语序相吻合。此外，表给予义的双宾几句中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的特点，都跟与民族语言间的接触有关。
                  （6）某些语法特点也与民族语言的影响有关。例如高州白话的指示代词现在分近指、远指、近指是[nei/1i55]，远指是“嗰”其实便是古汉语的量词，而是一种泛称（如“个中滋味”，又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那么，高州白话如何将“箇”用于远指呢？原来，早期粤语也是不分近指、远指的，不过在粤地特殊的语环境中，由于百越语的侵蚀，出现了近指[nei/1i55]（来自壮侗语的近指代词neix），这里，原来只作为泛称的“箇”就自然地承担起远指的功能。
                  丙、从丰富的古语词观照中古汉语
                  粤方言高州白话发展而来，由于早期交通不太发达，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古汉语的语言特点，如古韵尾完整保留，入声声调亦得以保存。高州白话的词汇中也有不少古汉语的“化石”，反映在以下四点，从中可观照汉语的一些特点。
                  一是单音节词比较丰富，这些词语不少来自古汉语。例如“颈”（脖子）、“翼”（翅膀）、“衫”（衣服）、“晏”（晚）、“着”（穿）、“至”（最）。
                  二是有些古语词是日常通用的，活跃于口语层面，与普通话这些古语词多用于书面语体不同。如“饮”（喝，比较“饮食”）、“度”（量，比较“量度”）、“行”（走，比较“行动”）、“卒之”（终于）、“适值”（恰逢）、“抑或”（还是）。
                  三是有些双音词的词序中与普通话相异，却与古汉语相合，如“齐整”（整齐）（《晋书》：“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紧要”（要紧）、“挤拥”（拥挤）（《读书偶记》：“食毕出，再发签人，方无挤拥纷扰之患”）、“菜蔬”（蔬菜）（《宋诗钞·池口风雨留三日》：“孤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消夜”（夜宵）（《梦梁录》：“进呈精巧消夜果子”）等。
                  四是方言熟语保留古汉语词。高州白话有些非常俚俗的用语，其实保留了古汉语的词语或用法，一般人习焉不察。如谚语“打烂沙煲问到笃”（查根究底），“问”即“璺（《方言》：“奏晋器破而未离谓之璺”），“笃”即“豚（《广韵》：“丁木切，尾下窍也”）；高州白话有成语“失惊无神”，形容惊慌失措的样子，其中“失惊”也是来自唐代口语，如唐人笔记《幽怪录》：“将军失惊而走”。
                  回顾历史，高州是冼夫人的故乡，鉴江流域是其辖区的中心地带，她的势力范围东至恩平；东北至广州；北至广西梧州、柳州；西北至广西贵县、南宁；西至广西合浦及越南北部；南至雷州半岛和海南岛。所以这些地区的语言均受骆越语言辐射的影响，至今仍多说白话。
                  史料证明，岭南的郡县治所，都是先在粤西南，然后才逐渐东移的。远在春秋战国时期，粤西的合浦、徐闻已先于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后来，汉武帝在岭南设交州，统领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此时，广东广西和越南的全部都属交州管辖，州治在龙编（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到建安中才徙治广信（今梧州），三国时，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史，扩建番禺（广州），于217年才从广信迁治番禺（立广州），“广州”之名称由此而来。不久，又复治龙编，一直到晋、宋、齐也不改变，到唐朝才改称安南都护府。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已立高凉县。《晋书·地理志》记载：“桓帝分交趾立高兴郡，灵帝改曰高凉”。三国时，吴分立高凉郡，治思平（今恩平北二十里）。晋则徙治安宁（今阳江县西三十里）。梁讨平俚洞置高州。州郡的治所都是逐渐从西往东移的。三国以后，古越族的中心地带就在交趾、合浦、高兴、高凉一带，也就是冼夫人辖境内的粤语区。所以说最早的最正宗的粤语是骆越的语言，也就是今天的“白话”。从白话区分布范围来看，从现高州往东至广州约400公里，往西至广西南宁也是400公里，高州地处白话区的中心。这都与现高州是白话发源地及与它的倡导人的势力范围有关。而冼夫人作为“白话”文化创始人和推广人之一也理所当然在高州。
                  由此说明，高州是粤语方言“白话”的发源地，是岭南文化的故里。
                   主要参考书目：
                  1、《光绪重修茂名县志·舆地志》。
                  2、《广东民族关系史》练明志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缅茄树·冼夫人研究特辑》第五期。
                  4、《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邵慧君等，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姜弘：百年启蒙，两个“五四”

——读殷海光、顾准著作所想到的 

来源:《书屋》2010年第6期 

一 

历史上当然只有一个“五四”——五四运动，但是，对这同一个“五四”的记述、解说、评价却大不相同。在这些不同说法之中，有两家的说法最为重要也影响最大，这就是胡适一家和毛泽东一家。人们大都知道，所谓的“五四”或五四运动，指的就是当年发生过的两件大事：一件是1915—1921年《新青年》杂志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件是1919年5月北京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的爱国群众运动。对于这两件事，胡适和毛泽东的取舍与评价大不相同，他们都说得很清楚：胡适只承认《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说后来“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毛泽东的看法则相反，《新民主主义论》说得也很清楚，只承认1919年5月4日及其以后的政治性群众运动，根本否定那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可见，胡适说的是文化的“五四”，所以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毛泽东说的是政治的“五四”，所以称之为“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文化革命”，而且是属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显然，这是极不相同的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极不相同的社会思潮。很清楚，二者分歧非常之大：一个是政治革命，一个是思想启蒙；前者是用暴力反对内外敌人，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后者是对内的和平改革，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 

殷海光自称是“五四后期人物”，距离“五四”较远且掌握了新的科学方法，所以对历史的观察分析更客观、全面也更深刻。他是从百年内忧外患所引起的人的觉醒——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上考察五四运动的，在他看来，“五四”是百年启蒙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是其高潮而不是启蒙运动的开端。在写于1959年的《胡适与国运》一文里，他这样说： 

自从1842年以来，中国所受的挑战是基本而又严重的，可是中国的反应之主流则是不适当的和不健康的，以致弄到今日这种状况。在一切可计量的原因之中，支配中国社会政治之传统的正统所发生负性的作用之牵制着中国直前的新生与进步，实在是一个最具决定力的原因。 

这段话有三个要点：第一，他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反应”这一公式，考察分析中国的历史，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第二，中国之所以屡屡挫败，是因为对这种挑战所做出的反应不适当和不健康。第三，这种反应的不适当和不健康，是中国文化的落后造成的——是支配中国社会政治的传统——儒家学说，妨碍了中国的进步。他说的是“主流”、“正统”，而不是所有的中国人和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他在具体分析的时候，指出了这种主流和正统就是慈禧和倭仁、徐桐之流，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妄自尊大的天朝心理，和他们所支持的义和拳蒙昧野蛮的非理性的民气巫术，所谓“不适当”、“不健康”就是指此。不健康就是病态，从太平军到义和拳那种带有邪教性质的疯狂迷信就是这种病态反应。 

从文化冲突的大视野中考察百年来中国内忧外患的深层原因及其疗救之道，自然更加注重自强、内省——启蒙。可以说，在殷海光那里，近百年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就是一部启蒙运动史。他从“戊戌”说到“五四”，在谈论胡适等“五四”人物之前，先介绍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历史本身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五四”人物是戊戌先驱者唤醒的，胡适、陈独秀和周氏兄弟，都是读着《天演论》、《时务报》开始启蒙的。事实上，从林则徐放眼看世界、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到郭嵩焘出使英国，介绍那里的政教文化，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东渐”。这东来的西学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思潮，是正宗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政经制度。接纳、学习、吸收这种文化，改变、革除中国文化中的腐朽落后的东西，以促使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既改革自身，又接纳外来文化，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而这正是殷海光所说的对于西方文化挑战所作出的适当的、健康的反应。适当，是说看到了这种挑战的根本性质并从根本上做出应对；健康，是说非病态的、理性的。这些觉醒了的士大夫突破了大传统又拒绝小传统，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西方，注意到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严复重视“民品”、梁启超呼唤“新民”，就都是在倡导启蒙。然而，他们既不是清王朝主流当权派，也不属于儒家正统，更不是太平军、义和拳的追随者，他们的主张无法改变历史的惯性。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已有国人注意到了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开始研究介绍。这本来是历史常识，只是到了后来，1949年以后，严复、梁启超和他们所代表的戊戌维新以及胡适和他所代表的“五四”启蒙，才都有了阶级属性——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都成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对立面，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才是这场革命的三大高潮。至于“五四”，则成为上承这三大革命高潮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现代史的历史转折，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二十世纪前半期和后半期，两种常识、两种历史观，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二 

殷海光始终坚持从启蒙的角度认识和评价“五四”。在前面所引述的那段谈论文化冲突的文字后面，他不无感慨地历数百年间发生的有关重大事件： 

自1842年以来，中国陷入一个大动乱时代，这一大动乱之激发的力量，有来自西方文明的，也有来自中国社会结构内部的。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0年的太平天国之变、1857年和1860年的英法联军，震撼这个古老的帝国。跟着这些震撼所做的一连串反应，……短短十年的同治中兴夭折了，可贵的戊戌维新胎死腹中，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只换来了一块招牌，五四运动未曾得到充分发展即告萎缩，北伐战争的动力转变成一个集团私利的工具，抗日战争的惨胜只是昙花一现。 

这段话里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明确肯定戊戌维新和“五四”启蒙，并为变法的失败和启蒙的艰难而深感遗憾；同时指出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失败，实际上就是走回头路，重建专制独裁政权，这和他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他一向质疑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改革，重视启蒙，曾说“革命是社会病态发展的产品”，暴力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必然是专制政权。二是提到了太平天国和同治中兴，而且显然是把前者视为造成动乱的内部原因，把后者视为对前者的反应。“同治中兴”包括平定内乱和兴办洋务，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说“同治中兴”“夭折了”，就是既承认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成功，又承认李鸿章兴办洋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失败。由此看来，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内忧外患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就不仅仅是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格局，而是一种远为复杂的三分格局，即：西方文明——儒家皇权专制主义正统——游民造反小传统。曾国藩用《讨粤匪檄》动员鼓舞儒生士绅和老实乡民战胜丑恶万状的太平军，李鸿章的“中体西用”终于敌不过先进的西方近代文明——既肯定前者又承认后者，所以说是中途“夭折”。 

说太平军“丑恶万状”，是马克思的话，殷海光并没有提到马克思，但他们所说的是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和中国，都实事求是，自然会所见略同。他们说的都是发展中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停滞腐朽中的中国宗法农业社会，还有这一停滞社会的病态发展。由此而来的，是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文化；中国的以儒学为中心的大传统；以基本生存需求和丛林法则为中心的小传统。——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状况、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自然大不相同。“同治中兴”的“夭折”，曾国藩、李鸿章和洪秀全们的成败、功过、是非，都需要从这里去探究评说。 

由此，我联想到另外两位历史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都曾经是曾国藩的崇拜者，都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仿效曾国藩，各有所得，所得却大不相同。简言之，蒋是倾慕其人，继承其传统；毛是欣羡其功，佩服其“收拾洪杨一役”的“完美无缺”。蒋介石在曾国藩的时代已经过去近百年的现代中国，依然仿效曾氏恪守儒家经典，而且照搬其《讨粤匪檄》的套路对付共产党。在“剿匪”、“戡乱”的同时，还发动“新生活运动”，撰写《中国之命运》，号召尊孔读经，企图以“四维八德”维系人心，稳定社会。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忘记了曾国藩那两项重要的政策：增开科场令儒生入彀，减轻赋税让农民还乡。更奇怪的是，他竟然反其道而行，在抗日战争惨胜之后，急急于使用高压手段，在城市设立“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对付学生，在乡镇设立“师管区”负责抓丁，把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推向了共产党一边。对此，当时就有人感叹说：国民党败局已定！ 

毛泽东就高明多了，他不但学曾文正，而且学洪天王，把他们合二为一，兼学并用。他并不在意曾国藩的人品学问，更不信奉孔儒正统，所以既能学洪秀全借洋教造反，更能学曾国藩治兵安民，把这两招运用得完美无缺——从抗战开始时创办“抗大”、“鲁艺”，到抗战结束后大办“革大”、“军大”，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和失学失业青年，让他们参加革命，有所归属。从1927年到1947年，都是土地改革支持了革命战争，获得了土地的农民是怀着复仇和感恩的激情走上战场的。这两大人群，犹如巨大的火牛阵，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这样善用“两杆子”——“笔杆子”“枪杆子”，比之于曾文正开科场、减赋税，毛泽东确实是‘出于蓝又胜于蓝”。拘守旧传统的蒋介石遇到这样的对手，焉有不败之理。 

人们常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但中华两千年恰恰是一部“胜王败寇”的历史。刘邦与项羽、曹操与刘备，人们似乎更钦佩刘邦和曹操，对于有“妇人之仁”的项羽和刘备，则主要是同情还有嘲讽。事实上，刘邦和曹操确实比项羽、刘备高明，对后世的影响也更大。 

由此，我联想到有关蒋、毛二公的另一则传闻：1934年在瑞金，冯雪峰曾谈到一个日本人的看法，说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两个人真正懂得中国，就是鲁迅和毛泽东，至于蒋介石，他只懂一半，只能算半个懂得中国的人。毛听了哈哈大笑。这里只就他提出的鲁、毛、蒋的三角格局来看当年的历史走向，不去具体探究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因为以往流传的关于鲁、毛关系的传闻都出自冯雪峰的回忆，而冯雪峰晚年又有完全相反的陈述：在“文革”中，他向牛汉谈及鲁、毛关系，说二人的思想观点完全不同乃至相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文学革命的精神也是不同乃至相反的。我相信晚年冯雪峰的说法，因为鲁迅和毛泽东的著作摆在那里，认真读一读，稍加比较，区别乃至对立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应该认真对比一下《阿Q正传》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异同。这里只说鲁、毛、蒋对中国的“真懂”和“半懂”究竟意味着什么。——用《阿Q正传》这面中国历史的镜子一照，就明白了：蒋介石确实保守，毛泽东确实激进。保守就在于他维护旧传统，实际上是保护了举人、秀才、县令和把总们的既得利益，而忽略了阿Q、小D、王胡们的生计问题；激进即彻底，在当时的中国反对一切富人，扫荡西方文化和古代文化，以适应阿Q们的需求。鲁迅则完全不同，既反对维护旧的大传统，又反对乞灵于旧的小传统；他既同情阿Q们的不幸，更深知他们只会破坏，只能走老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指此而言，所以他是在蒋介石的保守与毛泽东的激进之外，坚决走另一条新路，即“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之路。 

这里所说的蒋介石、毛泽东、鲁迅的思想和道路，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文化冲突的三分格局。保守主义的儒家正统；激烈的底层造反传统；“五四”启蒙主义新思潮。因为底层造反传统也打着“五四”的旗号，所以多年来一直把二者混同，把半个多世纪的思想文化冲突看作两军对垒的形势，未能看出“两个五四”的真相和实质。殷海光对此有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勾画出了“五四”新思潮新文化在大小旧传统的夹击之中的困境，他说： 

有的政治集体极其厌恶五四运动之破坏性的刺激性作用并且对之存有极大的戒心；但是他们却无法亦不便从正面勾销或打击五四运动的“科学”、“民主”和“启蒙”等有启发作用的观念。怎么办？他们替五四改装，他们替五四换上一件紧身衣，使五四运动的影子变得越来越小，以至消失于无形之间。另一种政治集体，是有森严的意底牢结，他们实在并不欢迎五四运动的“民主”和“启蒙”精神，可是他们却欣赏五四运动的破坏性的副作用的那一面。怎么办呢？他们强调五四运动之“反帝”和“反封建”的作用。他们把五四打扮成一个披头散发、身穿大红衣的野姑娘。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殷海光所说“五四运动未曾得到充分发展即告萎缩”的原因。直白地说，就是极右势力的挤压和极左势力的诱导，共同促使五四运动中原本就有的非理性过激倾向迅速发展，成为一种影响愈来愈大的社会思潮，日本侵华战争大大助长了这一趋势。原来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却被局限在了教育界学术界，失去了往日的声华。“五四”的旗帜依然飘扬，上面的“科学与民主”几个大字已变成了“反帝反封建”；后来的人们只知道“五四青年节”，已不知道“五四文艺节”，更勿论“娜拉出走”、“阿Ｑ革命”究竟何所指了。 

弄清楚了“两个五四”的来龙去脉，就可以明白“五四”与“文革”有着怎样的关系了。至于“五四”是否“彻底”、“全盘”反传统以致造成了文化断裂，也可以由此索解，得到澄清。 

三 

十几年前读《顾准文集》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殷海光其人，读了殷海光的著作以后，我就把他们二人连在了一起，常常由此及彼地想到他们的相关见解。他们确实是太相像了：年龄相仿、性格相仿、遭际相仿，特别是他们所最关心的问题、所进行的探索和所得出的结论，有许多相同相通的地方。虽然他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大不相同，所走过的道路也很不相同，但他们都能坚守自己的信念，牢牢地把握自己心目中那个真正“五四”的价值尺度，所以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看法才能“所见略同”。 

顾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那个“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殷海光也有类似的追问：“中国怎么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他们所问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当年，殷海光所面对的，是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又在那里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顾准所面对的，是毛泽东进北京后继续革命，发动一连串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殷海光和顾准分别在海峡两岸受难，在苦难中苦苦思索，寻求造成“这个局面”的真正原因。他们求索的路径和得出的结论是相近的：中国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弄成这个局面，是中国自身历史的必然，是中国本土文化落后僵化和保守性造成的，也是拒绝“五四”精神，不走科学与民主的道路的必然结果。 

顾准的“娜拉走后怎样”，就是他探讨这些问题的总题目。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个题目是从鲁迅那里借来的，是借题发挥。事实上，他也是在“用典”——借当年《新青年》倡导“易卜生主义”的往事，以反思历史，认识现实。1918年，《新青年》杂志编辑出版“易卜生专号”，发表易卜生的剧作《娜拉》，胡适撰写《易卜生主义》一文大力推荐，目的在推动正在发展的启蒙运动。胡适的文章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呼唤青年们重视自我，“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铸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鲁迅的演讲与胡适的主张完全一致，借娜拉出走的话题，阐发启蒙主义的要义。“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并不是鲁迅本人的意见，恰恰相反，鲁迅是就这一说法提出相反的看法——娜拉出走以后怎样才能不堕落，不回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鲁迅说得很清楚：第一他主张娜拉出走去寻求自由；第二告诫她们不要做梦，梦想未来的黄金世界；第三要脚踏实地地坚持长期的韧性战斗。鲁迅说这些话的时候，娜拉们才刚刚或正准备出走，他的话是设想和忠告，那个“怎样”含有“将会怎样”的意思——他是讲给正要出走的女学生们听的。

顾准重提这一话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间隔了长长的历史峡谷。鲁迅演讲的时候和那以后，一个崇拜、模仿易卜生、娜拉的热潮持续不断，有创作同类剧作的，如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张闻天的《青春的梦》等；有写同类题材小说的，如鲁迅的《伤逝》、茅盾的《虹》、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谢冰莹的《女兵日记》，巴金的《家》里的觉慧就是一个男性的娜拉。文艺是民族精神的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确曾出现过追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热潮，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后来持续不断地对这些与“个人”“自由”相关的思想的批判清除，就是一种反证，证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在中国确有很大影响，虽然主要是在城市里。是日本侵华战争和后来的内战打断了这股潮流。在这个过程中，男女娜拉们各自东西，谢冰莹和殷海光、丁玲和顾准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旅程。 

五十年过去了，他们都老了，谢冰莹和殷海光离开大陆流落海外，丁玲到过上海、北京，也到过延安，这时到了北大荒。顾准的命运和丁玲相仿，也走过同样的道路，此刻（1973年）他一再提及“娜拉出走”这一典故，想必是痛定思痛后的觉醒，使他想起了鲁迅的那次演讲——当年没有看懂、听从鲁迅的忠告，竟一直在做梦，梦想未来的黄金世界，要在地上建造天堂，以致走到了今天。这时他所面对的，是既成的历史事实，所以他的这个“怎样”就不同于鲁迅的那种设问语气，而是一种诘问、反问，或反思、反省——“怎么会这样？”——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句话就不仅仅含有“革命胜利以后”和“走向反面”的意思，而是包含有更为丰富深刻的历史文化内容——主要是“五四”精神、“五四”道路，用以对比、衡量当下的现实与走过的道路。在这里，“娜拉出走”是一种借喻，既指历史事件，又是顾准本人的自况。他说得很清楚：马克思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与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种种；“五四”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所倡导的科学民主，与后来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这不就是“堕落”“回来”吗？！ 

可见，顾准的“娜拉走后怎样”，王元化拟定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个题目都含有“回归五四”的意思。这里的“五四”，当然是文化的“五四”，其精神实质，以郁达夫说得最清楚明白：“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到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到顾准的借题发挥，其要义均在于此：追求自由平等，倡导个性解放。顺便说一下，以往夸大鲁迅与胡适的分歧，一些人曲解鲁迅的那次演讲，把“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看法栽给鲁迅，说是鲁迅给正在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泼冷水。事实刚好相反，鲁迅是支持并推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而且，鲁迅的推崇易卜生比胡适更早，早在十年以前的1907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一文里，就盛赞易卜生“瑰才卓识”，是克尔凯郭尔的诠释者，是和尼采一样的“个人主义雄杰”。鲁迅当时提出的“争存天下，首在立人”，“若其道术，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与十年以后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里提出的思想主张是一致的，都体现了真正的“五四”精神。鲁迅的思想后来有发展，却并非什么“转变”，他始终是一个启蒙主义者。他临终前写的那篇痛斥徐懋庸们的万言书就是明证，证明他并没有改变这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立场，他坚决保卫自己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拒绝做臣民，不肯充当工具。就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还写了一则杂感： 

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 

可见，就像那个身穿大红衣的野姑娘是另一个政治的“五四”一样，多年来植入人们头脑中的那个横眉怒目的战神，是另一个政治化了的鲁迅；有两个“五四”，也有两个鲁迅，不过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四 

鲁迅和胡适分别从不同方面代表着“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殷海光和顾准分别以这两位先驱者的思想主张为准，考察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因。他们是经由不同的道路而走到一起的。殷海光出生于号称“小五四”的西南联合大学，所承传的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正宗“五四”传统，他根本不相信顾准为之奋斗又为之受难的那个“终极目的”，他是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中寻找当下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的。顾准则不同，他既接受了文化的“五四”的启蒙，又受到政治的“五四”的鼓动，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后来，当他历尽磨难，成了“革命的罪人”，最受孤立却又众醉独醒之际，他环顾周围，反思历史，重新对那个“终极目的”进行追究，进而追问中国革命何以至此——怎么会走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步？ 

《顾准文集》中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就是这样的反思和追问。文章写于“文革”中，当时全国各地的“造反”和“夺权”，都宣称是学习《法兰西内战》，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直接民主，建立一元化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顾准就从这里开始，进行追根究底的考察，先考察巴黎公社直接民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可行性，再比较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这篇文章共十三节正文、一节补充。前面十一节正文，全部谈西方历史，从希腊、罗马政制说到近代西方的革命所建立的政权——英美的宪政民主与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政权，它们之间的区别。这中间，他一再联系中国的现实，提到1957年上海《文汇报》所起的作用，章乃器在人代大会上的发言，说这都属于有益的监督，“这样的监督越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显然，他是肯定这种既非直接又不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接着，正文最后一节，是专门谈论中国问题的，小标题有些突兀：“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先谈历史，主要是三点看法：第一，李自成、洪秀全如果造反成功了，必然成为专制帝王，朱元璋就是例证。第二，农民造反，没有知识分子成不了事，当时的读书人只知道二十四史、四书五经，只能照搬旧例，汉承秦制，代代相传。第三，朱元璋、洪秀全都“已经沾到一点西方味儿了”，他们初起时也都有点军事共产主义的味道，但主要的、骨子里依然是皇朝旧制。——说到这里，突然笔锋一转，写下了两段突兀而令人震撼的文字，全录如下： 

所以，“思想要靠灌输”，一点也不错。“枪杆子、笔杆子，靠这两杆子”，一点也不错。 

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这些话本身就是蘸着鲜血写出来的。从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从谭嗣同到林昭等先驱者的身影。从这里，我想到了鲁迅的《灯下漫笔》。顾准这里提到的李自成、洪秀全和朱元璋，他们的时代不就是鲁迅所说的“欲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吗？这里的“五四的事业”，当然是指鲁迅所说的开创“第三样时代”——通过科学民主之路走向现代化，再不做奴隶。值得注意的是，顾准在小标题里写的不是“五四”而是“１９５７年”，这是为什么？我以为他是在厘清历史联系和社会思潮的关系：在西方（包括苏俄），一条是从希腊民主到英美的宪政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潮；一条是从希腊民主中经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及其社会主义思潮。而在中国，这二者就发展成为“两个五四”——前者从戊戌维新到1915年开始的“五四”启蒙，再到1957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为文化的“五四”；后者从1917年传到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经过“一二•九”和抗日战争，一直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为政治的“五四”。这中间，1957年是个大关口，历史大转折；在那以前，两个“五四”之间有异有同，时分时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复古倒退。1957年夏天风云突变，“百家争鸣”一下子变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的生死斗争，顾准提到的《文汇报》的舆论监督和章乃器的问政，都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至此，文化的“五四”正式被划入另册，与之有关的许多人，包括大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也都入了另册；许多人和顾准一样，当时并不知道有两个“五四”。从那以后，文化的“五四”——启蒙主义新文化就成了“潜在文化”而消失，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回归。 

五 

殷海光没有经历过“文革”，但他的许多看法都可以与顾准的上述看法相印证。1949年6月，他跟随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居留香港期间，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前途》的长文，同时批评国、共两党：批评国民党勾结豪门官僚地主豪绅，弄得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迟滞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正常进行；批评中共“效颦苏俄”，实行极权主义。他认为那场战争具有农民暴动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中“潜藏的宿疾”的大爆发。这些看法的客观、准确，正可与顾准关于“文革”来源的看法相印证。十几年以后，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里分析义和团的性质，进一步谈到“中国历史中潜藏的宿疾”问题。他是从文化冲突的角度谈这一问题的，其中说到那种在外来文化挑战下表面臣服，暗地里抵制并向后倒退的倾向和运动，说“原有文化在外力——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之下，即令表面上看来是臣服了，可是，在实际上于其文化的潜力里也许滋生文化的‘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与‘小传统’互相表里助长而不可分。近代中国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常与‘江湖’或‘下层社会’发生某种联系。这种活动蕴育既久，可能爆发而为排外运动”。他以1841年的三元里事件和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为例，说这种运动往往具有狂热的宗教形式，甚至引起暴乱。他还特别提到，在这样的运动中，可能出现奇里斯玛式的意志刚强的领导人物、民族救主。“奇里斯玛（charisma）”，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统治者，指具有神圣天赋和非凡魅力，被群众拥戴崇拜的领袖人物。正如顾准所说，声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实际上后人知道的只是刘邦、项羽、陈胜、吴广以及李自成、洪秀全这样的枭雄。 

对照殷海光和顾准的上述看法，其共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理性、超越、冷静、客观，从人类文明和人性的高度考察历史，关照现实，为百年来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苦难究由何来而苦苦求索。顾准摆脱了民粹主义的束缚，殷海光则根本不信那种必须从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感情出发的意图伦理。他们认为，百年来的屈辱和苦难都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而这些传统就活在我们身上，所以启蒙运动依然是当务之急。为此，他们坚持“五四”传统，阐扬科学与民主的真谛，同时揭露那些曲解“五四”精神，在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名义下阉割掉启蒙精神的倒退逆流。殷海光在台湾抵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顾准在北京为“文革”寻根探源，殊途同归地揭示反“五四”、反文明的实质。 

1959年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殷海光为《自由中国》杂志写了一篇社论：《展开启蒙运动》。文章一开始就指明，五四运动的“动理”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进行程序首先是“启蒙”。启蒙工作的目标有二：“在一方面是回顾旧的，在另一方面是援引新的。这一顾旧引新的工作，在使中国从他自己的中古阶段蜕变出来，步入近代和现代。”他说，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们发动启蒙运动，“寻求并提出老大古国起死回生的灵药——科学与民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空前的大醒觉”。最后，他确信不疑地指出：“中国的问题，既非靠复古神话所能解决，更非靠暴力与‘革命’这类方式所能解决；在一个长远历程中，我们能够藉着启蒙运动为中国开启一条有希望的道路。” 

好一个“顾旧引新”！好一个“从中古向现代的蜕变”！百年中国历史的枢纽就在这里。

五十年过去了，不能不佩服殷海光的远见卓识——1949年，他断言苏联如不改弦更张，日后必将自行解体；十年后，他又这样推断中国未来的道路。历史本身已经为殷海光打了满分，我们应该做的，主要是去正视、咀嚼、理解这一切，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再不要走回头路——弯路、反复已经够多了。现在我们正在走的这条路，不正是改革开放即“顾旧引新”之路吗？遥想三十年前，如不是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坚冰，打开了局面，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吗？当年在“拨乱反正”的热潮中，曾有人提出过“正本清源”的口号，不知为什么很快就不再提了。三十年来道路艰辛，迂回、挫折、失误，大都与未能正本清源有关。历史就是如此吊诡，早早安排了两位孤独的旅人，分别在海峡两岸为这个老大古国结算百年陈账。读着他们的著作，我看到了前人没有谈论过的三条历史线索，而且都是一波三折。这就是以上殷海光所说的“复古神话”、“暴力革命”、“顾旧引新”即“改革开放”这三条路。本文所议，全都由此而来。 

最后，我想借用殷海光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篇漫笔式的札记。殷海光在庆祝胡适六十五岁诞辰的时候，写了一篇题为《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的文章，在这里，“胡适思想”可与“五四精神”、“启蒙主义”互训，因为他把胡适看做是“五四”的代表或象征，说“胡适是一个十足的启蒙主义者”。在文章的结尾处，他宣称： 

作者不是预言家，作者的思想方式也不助长我做预言家。现在的问题，并非“胡适思想”将来在中国是否会普及的问题，而是：必须“胡适思想”在中国普及，中国人才有办法，中国人才能坦坦荡荡地活下去，中国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其他的思想路子，不是感情的发泄，就是历史的浪费。一个国邦，岂能长期在情感的发泄和历史的浪费之中存在下去？ 

作者提出这个问题，要求重理智的人士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