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相比，陈光诚逃亡之后，尽管陈光诚直接向温家宝提出呼吁，山东的党政官员却岿然不动、风风光光，那些在一线守卫东师古村的打手们仍然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当年，国民党恼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由情报局出面雇用竹联帮的陈启礼实施对江南的暗杀行动；而今，共产党根本不需要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打击异己，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帮都要黑的流氓集团。
陈光诚奇迹般地逃离宛如纳粹集中营般严酷的山东临沂东师古村，成为国际媒体上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眼盲心明的一介布衣，牵动中美两国最高层的外交博弈，甚至抢过了连续多日占据世界主流媒体主要版面的薄熙来的“风头”。中国极度恶劣的人权状况，继二零一零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空椅子”一幕，由于陈光诚事件的刺激，再度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
如果说台湾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互为参照系，那么今日陈光诚的逃亡事件，不禁让我联想起四十二年前在台湾发生的彭明敏的逃亡事件。彭明敏以《自由的滋味》为回忆录的书名，天安门一代的学生领袖柴玲也以《一心一意向自由》作为回忆录的书名，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核心都是“自由”一词。看到这两个书名，让我联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苏格兰反抗暴虐的英王的英雄华莱士在被斩首前惊心动魄的呼喊——“自由！自由！自由！”那些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们，为了寻求自由，有时候甚至要付出生命代价，比如企图越过柏林墙的东德人，比如饥寒交迫的北韩“脱北者”，以及偷渡到香港的内地人。
对于彭明敏来说，他的流亡是“自讨苦吃”——他有西方名校的学位，有台大教授的头衔，有两蒋接见的殊荣，为什么还不满足呢？因为他的内心有一种声音告诉他，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成功，而是自由。那么，自由的滋味究竟有多么美好呢？就连生活在自由世界、从不感到自由匮乏的哈佛大学教授赖世和（Ddwin O. Reischauer）也被这本书深深打动。赖世和读完《自由的滋味》之后，主动发去感想：“彭教授的个人经历，叙述得多么动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幼年、在蒋政权统治下的优异学术成就、从他故土的流亡——读起来不能不期望、也不能不相信这些既驯服又似不太驯服的台湾人，有一天必会在这地球上继承得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块地。”
留下，还是离去，这是一个问题
在自传《自由的滋味》中，彭明敏平静甚至冷静地将当年死里逃生的经历娓娓道来，仿佛是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一样。
彭明敏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一九六四年，他与谢聪敏、魏廷朝联名发表《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在宣言的印刷过程中警察破门而入一并将三人逮捕。这与刘晓波因发布《零八宪章》而被捕极为相似。在被捕的那一刻，彭明敏感叹说：“很讽刺地，我们发宣言要抗议的，是这个警察国家的特务组织，然而，我们却因为对这个特务组织的认识不足和估量太低，终于被捕了。”
出卖他们的正是他们试图唤醒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其中就有印刷厂的工人、旅馆的侍女等底层人民。彭明敏说：“我们只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了解多少台湾人已经腐败到为国民党服务。每一可鄙的线民都晓得他们可以领到奖金，所有的印刷厂都受到警告，要报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社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为。”后来彭明敏才知道，每个告密者都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奖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血馒头”。从耶稣被犹大出卖的那一刻起，这样的情节就不断在人类历史上重演，先知从来就不被他们的同胞所理解。
威逼利诱不果，国民党当局将彭明敏判处八年的有期徒刑。不过，在国际压力之下，他当年即被特赦出狱。以此而论，彭明敏比刘晓波幸运得多。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还想在国际上维持“自由中国”的牌子，不得不将其特赦；而中共政权早已图穷匕见，即便对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株连九族，对揭露其“苛政猛于虎”的陈光诚更是穷凶极恶。
虽然出狱了，但整个台湾对于彭明敏而言，就如同一所放大了一些的监狱。监视他的特务们，整天二十四小时分为三班轮值。“我家巷口靠近我们门口的摊贩，竟成为监视我的特务们的中心。我们知道那个老小贩的年轻太太，以前是个妓女。她竟将其陋小违章建筑，变成特务招待所服务他们，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让他们坐下来抽烟阅报。”此一场景，与我在北京居住时的情形如出一辙，我家门前安装的先进的摄像头和无时不刻监守的便衣，成为我所居住的小区的一景。彭明敏观察特务们的作息规律，偶尔可以趁其不备溜出去会见朋友，而我和陈光诚这样的人根本不能踏出家门一步。这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差异，换言之，即为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不同。
这是一种比坐牢更加可怕的无期徒刑。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如同花儿离开了土。彭明敏写道：“我不时感觉极端的绝望和沮丧。这样度日，实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没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来愈缩小，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被捕的威胁，不断悬在头上。在这样孤独隔绝的情况下，我感觉几乎快要窒息了。”
彭明敏还获知，安全单位已经决定，台湾如果发生动乱，有三个人要立即毁灭，一个是台北市长高玉树，一个是省议员郭雨新，第三个便是他本人。他们三人，在安全机关档案中提到时，是用特别记号的，即三个同心圆。一名特务头子威胁他说：“我们不怕任何外国人，不要忘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你毁灭、把你杀掉。你要清楚这点。”而中共的残暴比国民党来当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国民党的三人名单相比，中共拟定的是一张有两百人的活埋名单，我名列其中，刘晓波与陈光诚当然也在其中。如果不是比国民党更加凶残，当初共产党怎么能够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江山呢？
对于彭明敏来说，留下还是离去，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他经过许久的思考，才决心要逃亡，并愿意冒任何的危险。因为，惟有离开此地，才能获得自由，才能继续自己的事业。我亦如是，陈光诚亦如是。离开不是放弃，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即便是铜墙铁壁也有漏洞
彭明敏的逃亡计划，从一九六九年二月开始策划，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年时间。其中，有太多的细节需要安排，而且这些都必须依靠很间接而极费时的通信办法。他们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邮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须在东京、香港、美国或欧洲，而必须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湾时才能托他带出或带入。那段时间，因为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彭明敏从孤独和无力感中挣扎出来，他写道：“旅途的计划占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时间，简直好像要设计到月球的旅行一样，其间实有太多的变数、不可知数和危险了。一个独臂人要环绕地球半圈，而不被发现，是不容易的。”所以，他的出逃确实是一个奇迹。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手机和互联网都还没有诞生，人类的通讯方式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四十二年之后，在陈光诚逃亡的过程中，手机和互联网已经成为有效的信息传递管道。尽管在中共上百万网络警察的严密监控之下，民间的“网络动员”的能力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它迸发出一股惊人的力量，穿透了“老大哥”铜墙铁壁般的专制长城。
彭明敏回忆录 《自由的滋味》的英文版是一九七一年出版的，在当时的环境下，彭明敏中对逃亡的若干细节语焉不详，乃是因为不愿连累诸多还生活在岛内的当事人。正如今天“珍珠”不愿透露营救陈光诚的细节一样，解密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二零零九年，《自由的滋味》的中文版在台湾问世，虽然时过境迁，彭明敏亦未及对这一部分加以补充。不过，当时参与策划整个逃亡计划的美国传教士唐培礼（Milo Thornberry）在二零一一年出版的回忆录《扑火飞蛾》中，对协助彭明敏逃亡的细节有相当详尽的披露。唐培礼是彭明敏的挚友，在其最艰难的岁月里，差不多每周都要与之会面。他在彭明敏的逃亡计划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今天帮助陈光诚的，主要是“珍珠”等一群素不相识的网友；而昔日帮助彭明敏的，则主要是一批深具人道主义情怀的美国传教士。无论是“珍珠”，还是唐培礼，其所作所为，如同司马迁所云——“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列传》）
最后彭明敏与大家告别的时候，唐培礼描述道：“离开前夕，彭哭了，这是我惟一一次看到他哭泣。我们都跟他一起落泪。”彭明敏化妆成一名烫伤手臂的日本乐师，使用一名日本友人的护照出境。到达机场的时候，正好来了一批日本观光客，彭便随他们一起出关。彭从小在日本长大，日文流畅，且举手投足之间都带有几许日本人的气质，故而顺利过关。在此期间，还发生了让陪伴他的友人将心提到嗓子眼的一幕：因为太紧张，彭明敏将一些文件忘在海关官员的柜台。这个官员跑过来把彭带回去确认，同时让他拿回他的文件。那一刻，他们还以为露馅了。上飞机之后，飞机开始滑行了，却又重新滑回停机位，这又让他们心跳加速。等候了一刻钟之后，飞机终于起飞了。
有趣的是，彭明敏逃走三个星期之后，在特务给上级的报告中，彭还在台湾各处旅游，住过台湾最好的旅馆，在最好的餐厅吃饭。这是根据特务报销的开支单得出来的“情报”。可见，特务们是如何素餐尸位、中饱私囊的。不久，调查局的很多高级官员因此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局长请辞被“慰留”，副局长被革职。那些应该二十四小时监守彭的特务们被关了起来。
与之相比，陈光诚逃亡之后，尽管陈光诚直接向温家宝提出呼吁，山东的党政官员却岿然不动、风风光光，那些在一线守卫东师古村的打手们仍然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可见，今日中共的吏治连四十二年前的国民党都不如：不仅中央已经“脑死亡”，胡锦涛躲藏在幕后默不作声，温家宝在前台言不及义地作秀；而且地方政权已全然黑帮化，警匪无从分别，如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的结尾处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何其相似乃尔！而今，不必再问猪的面孔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外面的众生灵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他们已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当年，国民党恼怒旅美作家江南撰写《蒋经国传》，由情报局出面雇用竹联帮的陈启礼实施对江南的暗杀行动；而今，共产党根本不需要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打击异己，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比任何黑帮都要黑的流氓集团。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上帝的眼中，先知的地位远远高于国王。彭明敏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陈光诚之于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都是带有先知色彩的人物，他们身上具备的精神力量与道德勇气，让与他们同时代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
彭明敏成功出逃，顿时成为一个国际焦点新闻，让国民党政权苦心打造的“自由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沉重打击。不过，不仅蒋介石不高兴，对岸的蒋介石的敌人——中共政权——也不高兴。这倒不符合毛泽东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名言。对于蒋介石和毛泽东来说，倡导台独和人权的彭明敏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于是，这一事件也成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当时，一向反共的共和党人尼克松向中国暴君毛泽东抛出橄榄枝，乃是“两害取其轻”，希望联中抗苏。然而，绵延二十载的中美敌意，真能一眨眼成为浮云吗？隔着历史的云烟来回顾，尼克松此举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大败笔。那时，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承认，让已经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毛泽东政权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再度延续了中共的寿命。
在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彭明敏居然成为话题之一。加拿大历史学家玛格蕾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在《只争朝夕：当尼克松遇到毛泽东》一书中引述了当时美中两国领导人谈话的揭秘档案：二月二十四日与尼克松会谈时，周恩来语带严峻地指出，台湾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彭明敏教授曾在美国获得一些帮助，而且是在美国人的协助下逃出台湾。（巧合的是，彭明敏曾是基辛格的学生。）周恩来以认可的口吻补充道，蒋介石知道如何处理台湾独立运动的言论；他会镇压台湾的任何独立运动。
基辛格说：“这不是真的！”他解释说，没有任何美国人员或机构对台湾独立运动提供鼓励或支持。尼克松也呼应他的话：“我对今天会谈的承诺，全面背书。”
但是周恩来还是不满意，他坚称：“我已经收到情报，大意是说，彭明敏之所以能够脱逃，背后有美国人帮助。”
尼克松仿佛急火攻心地回答：“总理先生，这件事蒋介石不喜欢，你不喜欢，我们也不喜欢！我们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基辛格补上一句：“就我所知，彭博士之所以能离开，大概是受到反对蒋介石的左翼组织协助。”
彭明敏的出逃，确实得到了美国人的帮助，不过是与美国政府无关的美国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的作为，甚至背离了美国短期的国家利益，却符合普世的人权原则。在这段对话中，政客之虚伪与无耻，可见一斑。延至今日，奥巴马政府在处理陈光诚事件上的怯懦与愚蠢，与当年的尼克松、基辛格简直如出一辙。里根式的伟大总统毕竟是百年一遇。不过，政客的功利与短视，反倒衬托出先知的远见与勇锐。
多年以后，彭明敏终于荣归故里，一九九六年代表本土政党竞选总统，虽然功败垂成，但他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妆重彩的一笔，任何人都不能抹煞之。我亦相信，不久的将来，陈光诚也将如此荣归故里，沦陷于中共流氓政权的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终将重现光明与生机，陈光诚将用心灵看到这让他欣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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