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February 19, 2012

姜维平:王立军为什么与薄熙来反目为仇?



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忽然进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这一事件像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一样,闹得石破天惊,搞得舆论沸沸扬扬,不仅美方首先证实,而且,中国外交部也慎重回应,与重庆地方媒体说辞“休假式治疗”不同的是,北京最高层的说法是“正在接受调查”,看开,薄熙来想把王副市长搞成“神经病”,中南海想让它暂时成为“孤立事件”,但它们众口一词的是,都不再称他是“同志”,只使用了“副市长”职称,也就是说,他私闯美领馆的事件,已是敌我矛盾,性质是叛国投敌无疑,那么,正当打黑声浪不绝如缕之时,正值习近平访美前夕,薄熙来的爱将之一王立军为什么忽然从人生事业的顶峰坠落,由“打黑英雄”成为叛国狗熊,由薄熙来左右助手,而成了他反目为仇的政敌?

薄熙来“以己划线”

毫无疑问,薄熙来是中国政坛的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八十年代初,他由北京下派大连小县金州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学习李向南是表象,他争得上位是实质,由于那时在位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比较正派,非此深入基层,薄熙来别想接过他家父薄一波的权力,因此,在金县四年,他还吃了不少苦,也做了一点有益的事,但他毕竟是在宫廷的刀光剑影里长大的,又经离了最黑暗的牢狱之灾,所以,他精于权术,长于阴谋,性情强硬而张扬,随着后来权利的上升,他政治手腕历练的炉火纯青,步步高调,众人瞩目,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的所谓“失”是对人的失察。

为了逐步上位,他培养和选拔了一大批死党,不过,与其北大和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学历不同的是,他重用的大连人,除了夏德仁之外,几乎都是文盲,比如,市委秘书长孙世菊是金县的“老大嫂”,公安局长孙广田是三十里堡的“马车夫”,安全局党委书记车克民是厨师,司机,才初中文化,大概税务局长刘宪茹算是文化人吧,那时经常给我所在的《大连日报》副刊写稿,有点文采,但也没有正宗的大学文凭,等等,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对薄熙来忠心耿耿,言听计从,这就揭秘了一个热心政治的中共官员的内心世界:你没水平和能力,我不在乎,但你必得无条件地顺从我,这个用人标准早就给薄熙来的政治前程投下巨大的阴影,也预示着他不祥的未来。

与此同时,他还暴露了另一种人格缺欠:以己划线,无法无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与上述追随者不同的是,有许多辽宁人对其施政缺失并不满意,如果是其他官员,对异己不予提拔重用,也就如此,但薄熙来吃生米,出手重,他把所有反对他的人,列出名单,寻找瑕疵,尽最大的努力,操控公检法,把他们投入监狱,于是,他的马仔们就成了徇私枉法的一群无所不用其极的基层官员。一方面用媒体虚构自己的高大形象,愚弄老百姓;另一方面,用专政工具,排斥异己,打击政敌,压制不同意见,把司法当儿戏。他最需要的人就是车克民和王立军那样的文盲,薄熙来认为他们听话。就这样,历史为薄熙来和王立军提供了缘分和舞台。

王立军找到靠山

与车克民不同的是,薄熙来是在自己官职处于上升时期与王立军认识的,反过来说,王立军是在困境里寻找靠山时,把崇敬的目光转移到辽宁省长薄熙来身上的,这就为日后决裂埋下了伏笔,当时,薄熙来在辽宁通过精心运作的所谓“慕马大案”,剑指省委书记闻世震,他反贪打黑是忽悠老百姓的幌子,实际上是靠江泽民的势力,选择性执法,在辽宁省排斥异已,扫除环绕闻世震和张国光的嫡系,紧盯封疆大吏的官职,所以,与在大连先抓捕中级人民法员副院长刘晓滨一样,他下令抓捕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田凤岐,之所以不抓“一把手”,是因为,他要让法院敞开大门,把反对他或不顺从他的官员及企业老板随后进入大牢。此后的“刘涌案”不过是整肃一些官员的棋子,“慕马案”不过是岗位更新,人事更迭的重要一环,由张国光等人扳倒闻世震才是大戏的高潮,薄熙来梦寐以求,急需新的马仔和打手,就是这个时候,王立军进入了薄熙来的视线。

只要打开王立军的个人简历,就可以看出,他和车克民一样,基本上是一个文盲,他是蒙古族,有点草莽英雄的血性,用东北人的土话讲“飙乎乎”的,没什么思想和文化,但社会经历不少,人生阅历不浅,他七十年代当过知青,当过兵,做过林业局和商业局的职员,1984年才当上了县级铁法市的一个小民警,为了爬上派出所副所长的位置,他不得不和原铁岭市司法局局长王立洲拉关系,还令人肉麻地拜他为“干爹”,正如后来他把薄熙来称为“大哥”一样,就是在王立洲的力助下,他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终于登上了晓南和大明派出所所长以及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但后来,随着权利的上升,由于种种原因,与“干爹”王立洲反目为仇,互相指责控告,闹到了两级法庭,再加上扑朔迷离的“三轮车夫张贵成状告王立军事件”,连《中国青年报》都来凑热闹,把这个以铁岭“打黑”出名的警察,搞得灰头土脸,险些坐牢。

但是,长于权谋的薄熙来,总是比其他官员敢干,和有一点点远见,他需要王立军这样敢打敢拼的人,为日后所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王立军的案件倍受争议,开原县的一个平头老百姓之所以敢告王局长,就因为他是站在理上的,这个铁岭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不必重复,读者可以品读《王力成的博客》,我要说的是,民告官,民有理,但王立军赢了,就是因为薄熙来等辽宁官员,后来为他讲了好话,从此,“草莽英雄”一头扑到了野心家的怀抱,于是,薄熙来在辽宁搞反贪打黑曾重用了王立军,据说,他谁也信不过,就把刘涌交给王立军亲自关押,辽宁新闻界消息人士说,薄熙来由于胡温联手阻击,再加上闻世震没什么腐败问题,使薄熙来功亏一溃,他没有爬上省委书记的高位,但却发现了王立军这个难得的人才。

早莽英雄与失利官员的野心纠葛

如果没有薄熙来,王立军充其量不过是辽宁省锦州市的一个副厅级小官僚,以前,他在铁岭打黑的内幕,我曾在一篇旧作里说过,是在李鹏和地方官员的力挺下搞的,它的致命弱点在于,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一是为了争权夺利,二是参与了官员的内斗,不论是在铁岭,还是盘锦和锦州,他都留下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由于抓捕“黑社会”是为了挖出对立派官员,即保护伞,所以,弄虚作假,刑讯逼供,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致徇私枉法,是大量存在的,所以,受迫害和冤枉的人一直在告他,但王立军找到了比“干爹”还大的“大哥”薄熙来,自然满不在乎,同时,“高压维稳”的统治心态,也使司法部门对其视而不见。这助长了王立军执法乱法的野心和恶行。

据辽宁新闻界朋友披露,早在2001年,他们相识时,就有相见恨晚的奇妙感觉,薄熙来是一个永不言败的人,他绝对不甘心居于闻世震之下,绕过辽宁首席的官位,取道国家商务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薄熙来过高地估量了自己的实力,2007年,家父薄一波死后,他还笼罩在娇生惯养的阴影里,以自己的资历和人脉关系,胡作非为,积怨太深,没有进一步上升,却以政治局最末一把交椅的身份,下派重庆,而王立军看不透这些,或许同样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用处,故期待于薄熙来。

显然,被胡温联手挤下山城的薄熙来,是一个做事没有底线,不按照常规出牌的官员,他正好找到了同僚和政敌的软肋:前任官员汪洋是他的眼中钉,贺国强是其肉中刺,抵消中纪委对其调查的唯一办法,就是挖他们的祖坟,在重庆搞运动,于是,在谷开来等人的精心策划下,薄熙来决定“唱红打黑”,与其在大连提出的“北方香港”口号不同的是,那时,是把城市吹起来,把土地价格炒起来,以便谷开来以律师事务所名义,海外招商敛财,大肆赚钱;现在呢,是利用重庆老百姓仇富仇官的心理,针对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唱傻愚民,唤醒暴力革命的意识,搞乱中国,以便乱中求上,而“打黑”就是抢钱买官,找到拉拢和收买海内外媒体的经济源泉,进而保住在辽宁已得的物质利益。

无疑地,对一个年已花甲的地方大员来说,前有胡温联手,习李挡道,后有辽宁冤民控告,海外媒体围剿,薄熙来不进则退,退了则死,因此,他必得赌一把,而王立军成了政治赌徒薄熙来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2008年,他把“打黑英雄”从锦州调到了重庆,并委以重任,先是副局,后是正局,接着又当上了副市长,用“三级跳”来形容并不为过,薄熙来打破组织程序,敢于用人,的确不同凡响,但可惜用的是无法无天的坏人。俗话讲,王八看绿豆,对眼了。他们真是狼狈为奸,一丘之貉。

王立军认为自己政治生命的阳春来了,感恩戴德之余,不计手段,肆意妄为,从东北调集了数十人,取代了公安局的所有中上层领导岗位,这些原本职低言微的人,也同样抱着对王立军感恩蛮干的心里,奉薄熙来旨意,砸烂了公检法,成立270个专案组,抽调7000多人,寻找了一千多个“打黑基地”,实际上就是现代版的“渣滓洞”,续写了新的《红岩》,其肆无忌惮,徇私枉法,罗织罪名,把贺国强和汪洋的旧班底全部搞成了“保护伞”,把与对立派官员关系密切或自己不得意的民企,全部打成了黑社会,在一个2300万人口的城市里,竟包装出了533个“黑社会”组织,数以万计的人被捕,数以千计的人被判刑,数以百计的人被判极刑和重刑,数以10万计的人四处逃亡,这不仅造成运动式打黑“黑打”,破坏了已有的司法程序,使冤狱遍地,逃犯成群,而且,基本上全部摧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成果,引起了蔓延全国的“跑路”潮。

当然,被抓捕的官员和企业老板中,不能说都是冤假错案,比如,文强的确是一个贪官,但他从“双规”到判死才11个月,而且,不遵守已有的“异地审判”的原则,这对中国法制的破坏是巨大的,而王立军成了为“人治”,不是为“法治”服务的杀人工具,所以,文强临死前大肆报道王立军与其交谈的新闻,正如抹黑文强的弟媳谢才萍有28个“二爷”一样,是别有用心的,王立军进入美领馆后可能提供给美国人的情报中,就有这段录音和文字,假如中南海的高层把薄王切割,不动薄熙来,就足证此事。否则,王立军与一个前任官员临终前的秘谈,为什么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如果薄熙来已把文强的口供材料,通过薄瓜瓜放在了美国,并扬言最后关头,愿意鱼死网破,那么,结局会是如何呢?

正因为王立军制造了太多的冤假错案,太知道了薄熙来心狠手辣,太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所以,当群众的举报和铁岭公安腐败案牵扯到王时,他没有别的去处,薄熙来为了自保,像丢弃嚼烂了的口香糖一样,抓捕了跟随王立军的一批弟兄,这些死党仰仗着王局长的遮荫,不可一世,曾借打黑“黑打”,大肆捞钱,现在,身陷囹圄,同样被刑讯逼供,而且,王立军也被撤职,安排了一个闲职,这使王的性格中原有的反目为仇的老毛病卷土重来,过去是“干爹”王立洲,如今是“大哥”薄熙来,既然“大哥”不够朋友,背信弃义,那么,蒙古族的东北汉子走极端就不足为奇了。




自私和狂妄是他们反目为仇的总根源

纵观王立军与薄熙来的“二人转”,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官员,特别是手里掌控公检法司大权的领导干部,为了个人私利和小命,就能做出任何正常人难以想象的事,也许,在叛逃的最后一刻,王立军反省了以往,过去薄熙来等人帮他文过饰非,摆平了“人力车夫事件”,当时误认为是帮了自己,实际上是害了终生,当官员得势之时乱法之际,就为日后为法所制而埋下了定时炸弹,王想,我为你两肋插刀,指鹿为马,不仅虚构了3,19枪击案,而且把樊奇杭屈打成招,送上刑场,还把李庄冤屈下狱,把李俊追逃远离了中国,等等,这些冤案的责任,薄熙来都会推到他身上。如何是好?上告吧?没有直达中央的正常徒途径;公开发表吧?没有言论自由,连出行都得躲过50万个摄像头,而如果被整肃,薄熙来必得像对待乌小青一样,秘密杀害他,所不同的,可能编个打黑英雄续集故事,把一面党旗盖在他的身上。

因此,对他自私和保命来说,唯一的选择是跑进美国领事馆,这样进退都有活路,“进”可得到政治庇护,“退”可把事闹大,政府把他交到国安部手中。前者的考虑说明他是文盲,别看其有东北财大的工商硕士文凭,那是薄熙来一个电话,他花了28万元买的;别看有几十项发明专利,那是掠人之美,巧取豪夺的。他一点都不懂《国际法》,也不在乎美国人嘲笑他;后者足证他和薄熙来一样,自私而贪婪权利和生命,别看他们在表面上讲得多么美妙好听,到了关键时刻,一定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卖国贼。

与此同时,燃烧他们理智的还有狂妄,薄熙来依仗其父的荫庇,上个世纪,从大连开始,就制造了数以百起的冤假错案,数以千计的人蒙受了不幸和痛苦,到了重庆更是把罪恶发挥到极致,使数以万计的人感受了不安和困惑;而王立军呢,追随着官员的脚步,也从上个世纪开始胡作非为,直到山城,一言九鼎,横行霸道,先是去年国庆节,把装甲车开到马路上和商业街,恐吓自己的子民;后是黄奇帆带队,在2月7日,把70多辆警车和几辆装甲车,开到了成都市区,恐吓美国人和自己的同僚,险些警武冲突,发生政变,这是中共建政以来少有的怪事。

由此可见,王立军发明的警花“红雨衣”的鲜血已经溅到自己身上,他曾津津乐道的装甲车围困了自己,他培养的身穿新警服的同事追到了眼前,他亲自签字购置的警车,挡住了自己的仕途,他过去编造了多起正常人是“精神病”的故事,现在,他成了其中的新主角,薄熙来想让他“休假式治疗”,等等,看来,不论是自私,还是狂妄,都是毁掉官员,害人害己的根源。王立军的故事完了,薄熙来还在继续表演,但正如林彪外逃,毛泽东还活了6年一样,他们的信誉已经崩溃,“重庆模式”已经破产,中国人从中吸取教训,或许还有希望。

2012年2月13日于多伦多梅西学院。




『香港《脸谱》杂志2012年第2期首发』
(王立军为什么与薄熙来反目为仇?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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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希特勒是如何为群众洗脑的

希特勒是如何为群众洗脑的
作者:黄钟
来源:《中国改革》
来源日期:2009-10-18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而在宣传征服群众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那就写点历史吧,第三帝国的历史题材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利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经营。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以直接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

控制报业,也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

《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散。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就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让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就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指令见不得人。于是,堂堂第三帝国的教化和宣传部就如黑帮一样偷偷行事,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导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可那是谁之过呢?《格鲁恩邮报》的编辑埃姆·韦尔克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韦尔克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净的自由都没了。而且,许多广播节目被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从这个角度而言,纳粹政权确实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当时,没有哪个国家有德国那么密集的无线电覆盖度。要命的是,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可纳粹当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在戈培尔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否则,即使德国财富再多,人民再怎么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纳粹党毫不相干,这对戈培尔这些纳粹领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地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到。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消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了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

相比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极权政治之下,只存在掉进陷阱的次数多少和深浅问题,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在极权政治里,有时候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玻璃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在第三帝国,大人物对党徒或百姓讲什么不会赢得热烈的掌声呢?领导人放个屁都是重要讲话。

当戈培尔对听众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其实,对戈培尔的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在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这种是非颠倒的逻辑,却为一些对“德国”情意绵绵的忠诚国民所接受。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何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结果,被当局当猴耍了还觉得自己是爱国呢。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Monday, February 13, 2012

程映虹: 中国的荒诞剧,世界的灾难片?





去年温州动车事故后,我曾经写过一篇调侃的文章(“好莱坞最新大片--中国2011高铁追杀”),说中国的官场的荒诞离奇已经让它成了世界的好莱坞。好莱坞导演挖空心思虚构出来的西方国家高层政治中阴谋腐败色情凶险等等的故事,哪里能和那些被中国官场的黑幕所掩盖的真实事件相比。不夸张地说,中国任何几个地方政府内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加起来,恐怕都够好莱坞几十家电影公司用一百年的。全国和中央的这些黑幕故事加起来,全世界的电影业一百年也用不完。

一个没有制度性监督而又大权高度集中的政府必然成为丑闻的孳生地。

然而,半年不到,动车事件的戏剧性又被王立军事件远远抛在了后面。一个被捧成打黑英雄的省部级警官居然跑进一个“西方敌对势力”的领事馆要求庇护,并且告诉洋大人说他的顶头上司,那个全国最红最红的薄某某其实是全国最黑最黑的黑老大,而与此同时,这个黑老大竟然动用警力越界来追捕,无疑是要灭口,要不是朝廷连发金牌,钦差大臣连同东厂西厂锦衣卫亲自出马,谁能担保这个心狠手辣的黑老大不会再干出什么更越界的事来?

这样一个故事,西方一些新闻媒体已经惊叹于其情节的离奇曲折和耸人听闻,也有人把它和好莱坞电影相提并论了。和动车事故不同的是,王立军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更符合黑幕电影的要求,甚至根本不用编剧,只要把那些报道拼凑起来就超出了任何导演的想象力。现在这个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充满了悬念。人们在等着中南海如何收场,如何用家法处置犯上作乱的奴才。

王立军事件本身是荒诞的,而它的背后是中共整个体制的荒诞性:一个彻底外红里黑的政权。这样一个荒诞的政权,把最超现实的故事变成了最现实的日常生活。

这个事件再一次告诉那些爱国的中国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这个体制本身更让这个民族丢脸。这个事件也再一次告诉那些希望国家不要乱的中国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这个体制本身更能破坏国家民族最需要的稳定。

现在很多人在猜是谁把王逼上这条路,又是谁逼得薄把王抛出来,这样一出政治戏剧会给18大前的权力斗争带来什么变数,谁是赢家谁是输家,等等。然而,王立军事件更深层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给这些眼下的权力斗争带来的影响,而在于它让人们再一次看清了中共政治危机可能的后果:突发危机造成的内部冲突带来管治失效,政治强人为保护自己不惜采用非常手段,警变军变都有可能发生,一个局部事件不但最终牵连地方和中央,绑架全国,甚至连外国势力也直接被卷入。这种突发事件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技术性的或者环境危机,更有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综合性危机。

好莱坞拍过很多国际政治惊险片,说的都是某个国家(常常是俄罗斯或中东)的国内危机导致管制失控,发展为核危机或者生态危机,美国被迫卷入,演变为千钧一发的国际危机。王立军事件提醒人们,中国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大国,但又是一个和形形色色的国际事务密不可分的大国,如果它的政治体制和权力交接的潜规则不变,如果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日甚一日恶化,谁都不能保证有朝一日像王立军上演的这样一场本国政治的荒诞剧不会变成一部全世界的灾难片。



--原载:《纵览中国》,2012-02-11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4109

Sunday, February 12, 2012

徐贲:警惕“非人化”语言的敌意

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当作同类来怜悯和爱
    
    香港一些人日前集资刊登侮辱内地人的广告,把内地人暗喻为“蝗虫”,甚至还编了“蝗虫歌”。有文章批评唱“蝗虫歌”的,说是“与香港开放包容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其实,就算在不那么开放包容的地方,把人辱骂成“狗”和“王八蛋”也是极其恶劣的“非人化”行为,在道德和伦理上也是不能允许的。

    非人化(dehumanization)是将一些人或一部分人类异化为非人的生物。与单纯将人比喻为动植物(如雄鹰、骏马、青松)不同,非人化的想象动机和心理往往是敌意和仇恨。非人化是许多战争的宣传动员和心理准备,它把“敌人”想象和描绘成“异类”,在人类等级上低于自己,或者干脆就把他们排除在人类之外。这些战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而且也发生在阶级或政党之间。

    将别人非人化,如果形成一种习惯和思维方式,会对社会和人民造成极大的人性伤害,使他们变得残忍、暴戾、非理性、充满仇恨、丧失人性。人类学家蒙塔古(Ashley Montagu)、麦特森(Floyd Matson)把“非人化”比喻为“启示录第五骑士”。《圣经•启示录》描绘了末日审判,“启示录”这个词因此用来指代世界末日,按“启示录”的说法,分别有骑着白、红、黑、灰四匹马的骑士,将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带给接受最终审判的人类。届时天地万象失调,日月为之变色,随后便是世界的毁灭。“非人化”这个第五骑士带来的便是仇恨,它同样可能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和毁灭。

    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希特勒多次称犹太人是一种细菌疾病,称赞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细菌的发现者)和德国科学家罗伯•科霍(Robert Koch,肺病病菌的发现者),为德国人战胜犹太人提供了科学的根据。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发现犹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我们现在的斗争和上个世纪巴斯德和科霍所进行的斗争是一样的。犹太病毒曾造成了多少疾病!只有消灭犹太人,我们才能恢复健康。”有一段时间,非人化语言也曾经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牛鬼蛇神、砸烂狗头、引蛇出洞、关牛棚以及割尾巴、翘尾巴、小爬虫、害人虫……这样的语言剥夺了“敌人”作为人的属性,使得仇恨和虐杀成为合理的事情。被虐者因此自觉矮人一等,施虐者也因此全无负疚之感。

    与“非人化”相反的是对其他生物的“人化”,形成这种想象的动机和心理则往往是爱和怜悯。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的轻》共有7章,每一章都有它的主角人物,而最后一章的主角人物是一条叫“卡列宁”的狗。卡列宁的人化,使昆德拉得以表达一种人道主义和爱的“博大人性”。

    爱是一种人类的美德,但只爱自己的同类(为此将他者非人化为异类)并不是真正的爱。有一天,特丽莎独自坐在那里,“卡列宁把头静静地搁在特丽莎的膝头上,她不停地抚摸着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脑子中闪现:对自己的同类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绩”。人类把动物看得低人一等,因为动物是受人支配的。只有那些善待动物、不把它们排除在爱之外的人们,才能说是保存了完整的人性,“真正的人类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纯净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无权力的时候它才展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在这一方面,人类遭受了根本的溃裂,……以至其他一切裂纹都根源于此”。

    当医生托马斯看着妻子特丽莎抱着狗儿卡列宁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充满了这种博大人性的爱,“我看见她坐在树枝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索着人类的失败。我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幅图景:尼采离开他在杜林的旅馆,看见一个车夫正在鞭打一匹马。尼采跑上前去,当着车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马头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把“自己”之外的生命存在当作异类来敌视和仇恨,还是当作同类来怜悯和爱,真正受到考验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人性。


来源: 南方周末

曾节明:为什么“重典”治不了中国的“乱世”

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2/5/2010
   
   中国传统的治世主张“治乱世须用重典”在中国深入人心,但它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主张——因为人性的弱点,就如同“谎言重负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样,谬论传上千年也会成为真理。
   
   “乱世”,也就是治安败坏、犯罪频发的社会,所谓“重典”,无非是动不动就将人处死,也就是滥用死刑。“治乱世须用重典”听起来冠冕堂皇,说得通俗点就是,“治乱世须滥用死刑”。
   
   中国社会施用“重典”以治“乱世”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死刑罪名之多、处决手段之残忍,世界各国无能出其右者;单一个凌迟死刑(千刀万剐)居然能够列入国家明正典刑近千年之久;而坐上“大逆”(谋反)这条罪名的人,往往“满门抄斩”、甚至“灭门九族”;满清乾隆帝,不仅频频将文章含有 “敏感字”的作者及其家人凌迟抄斩,还把刻书、藏书的人一并杀掉…这些,足以让西方历史上最野蛮的暴政自愧弗如,直可以印尼丛林中的吃人部落一争高下。
   
   可见,中国治乱世之“典”,不可谓不重矣,可效果如何呢?中国历史上农民农民造反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周期性的大动乱破坏之烈…均高踞世界榜首,与漫长文明史不相称的寥落古迹,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次次文明的积累在乱世中被推倒重来,诸多技艺学科湮灭失传,近代以前,两千年来社会在动乱的冲击下不断倒退,这在其他国家中绝无仅有…中国的“乱世”纪录,堪称世界之最。
   
   历史上,中国王朝的“重典”缘何治不了中国的乱世?因为在王朝暴政的逼迫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逼之?”所谓“重典”,大不了把人残酷的处死,而人到了生不如死的时候,往往能够豁出去:既然造反是死,不造反也会被逼死、饿死,干脆造反而死,死个痛快;更何况,成功了就是将相王侯、失败了可以自我了断。
   
   而自秦以后的中国王朝,因为其集权帝制的体制,要远比欧洲国家的分封制的王朝更不稳固:由于专制,它逐步丧失纠错能力、无能化解社会矛盾,因此它不能避免频发的、周期性的社会大败坏;因为集权,这些王朝武力赢弱,既难以镇压暴民、更难以抵御新兴北方蛮族的入侵…这些,都是民众造反的大好条件。而且,传统王朝也没有如共产政权那样严密的意识形态管控机制,它不可能如毛共、朝鲜当局那样愚弄老百姓,让他们饿死不造反。
   
   因此,每当大的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中国农民几乎无一例外地揭竿而起,盗贼满山、暴民遍地,哪管你皇帝老子的“重典”到底是凌迟,还是剥皮。
   
   
   
   共产党窃据中国后,在“重典”的传统上再加上共产暴政,诚可谓雪上加霜,中国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死刑名目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但“重典”的效果(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的效果)只持续了二十多年,随着毛始皇驾崩,意识形态衰颓,“乱世”迅即大回潮:君不见八十年代初,文革遗风大行其道,盗贼遍地、强奸频发、哄抢公行、剪径处处、各中小学沦为少年犯制造工厂…
   
   对共产意识形态从不以为然的邓小平,眼见政权失控危险,慌忙从毛共的垃圾筐中翻出了“乱世用重典”的祖传方子,祭出 “严打”的滥杀招数,“严打”之“重典”,重到什么程度?重到偷看一眼女人洗澡就会被枪毙的程度!八三年的“严打”,导致数万中国人被滥杀。“严打”完全是中国特色,因为这是同一阶段所有西方前共产国家都没有过的,即使暴如苏联,在斯大林死后也再也没有过滥杀本国公民的运动了
   
   “严打”这样的“重典”不可谓不重,但效果怎样呢?不到十年就开始大反弹,“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彻底抛弃胡耀邦、赵紫阳时期 “让世界充满爱”的人性化新政,重新强化专政和假大空,整个中国社会由是迅速败坏:道德大滑坡、信仰缺失、理想泯灭、犯罪率高涨、假冒伪劣横行…江泽民之后,在胡锦涛更加专制和假大空的统治下,如今的中国盗贼公行、黑社会猖獗、假冒伪劣毒产品空前泛滥成灾、社会信用丧尽、见死不救盛行、冷漠成风、骗子成群、假币处处、防不胜防…总之官是贪官、酷吏、左棍、商是官商、奸商、黑贾、民多愚民、刁民、贼民、暴民…实乃一幅典型的滑向社会整体崩溃的“乱世”图像!
   
   为什么中共政权的“重典”仍然治不了中国的“乱世”?从技术上说,中共所施的“重典”本身就是助长“乱世”的推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滥用死刑。
   
   什么是滥用死刑?就是对没有谋杀行为的犯罪者也动用死刑。众所周知,中共国是全世界滥用死刑的头号大国:谋杀固然要判死,即便不杀人,诸多罪行也会判死,如:抢银行、抢出租车要判死、携带毒品超过八十克要判死、强奸多几个人要判死、抢劫外加强奸要枪毙、偷得多了也会判死、甚至贪污、虚开增值税发票达到一定数量也要处死…由于许多非杀人的行为都可以判处死刑,这就鼓励犯事的人多犯罪、甚至杀人灭口,因为一桩罪行往往需要另一桩罪行来掩盖,且杀害当事人,能够大大增加警方破案的难度——反正杀不杀人都是死,不杀人反而更容易被抓住;反正犯下一桩罪是死、犯下三桩罪也是死,少犯罪反而死得更快。
   
   因此,已经犯下这些事情的人,当然就“一不做、二不休”,继续犯罪、连锁犯罪、大开杀戒…总之把事做绝,反正横竖也是死,而且不多犯罪、不把事做绝,自己更可能死、死得更快…于是抢银行的,干脆把员工杀掉;抢的士的,抢车杀人;抢劫强奸的,先奸后杀,总之来个不留活口、死无对证、大大增加你破案的难度。靠山不牢的贪官污吏,为保身家性命,索性杀人灭口,把秘密封锁于墓穴;携带毒品超红线的,被发现后往往殊死顽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挣一个……
   
    
   
   这样的“重典”,不仅丧失了震慑作用,反倒成了激励犯罪的兴奋剂。这就是“物极必反”效应,就象用药一样,任何东西一旦被滥用,只会取得反效果。
   
   
   
   “重典”之所以治不了中共国的乱世,更深的原因还在于:在如今极权回潮而极度败坏的中国社会,残酷的体制性压迫把许多人逼到生不如死的境地,当人不想活了的时候,死刑还有什么威慑力?
   
   “六四”大屠杀后,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广大普通民众不仅仍然毫无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连毛时代的生育自由和那点生存保障都没有了。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共中央在全国掀起权贵私有化掠夺运动,在对民众继续专政的同时,中共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责任领域全面赖账,将广大农民和被榨尽血汗的城市职工当包袱抛弃。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厉行“国进民退”倒退经济政策,堵塞民营经济空间、钳制市场;胡锦涛疯狂扩编公安武警国保城管队伍、疯长军费、大力提高公务员待遇,导致税费沉重,老百姓生意越来越难做…种种倒行逆施,一步步地堵死了社会底层创业的渠道,造成诚实勤奋的人日益劳无所获,而中共贪官恶吏、爪牙、走狗却披着公务员的黄马褂,旱涝保收、快活滋润、愈发趾高气扬…
   
   社会文化方面,胡锦涛高举假大空左大旗,举得比起前任更高,竭力向中国社会散播党文化、糟粕文化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摇头丸;胡锦涛不仅横蛮打压普世价值观念和一切“自由化”苗头,而且铁腕压制社会正气,胡锦涛发了疯地整肃媒体、封锁互联网,其瞒报地震、掩盖豆腐渣工程、打压遇难者家属、竭力包庇毒奶粉后台老板…其专政手段比前任更严密、更狡诈、更阴狠…
   
   这样的社会必然正气沦丧、道德败坏,充满仇恨和冲突,这种社会是滋长犯罪的温床。
   
   中共专制政权最无可救药的地方是:在加深旧恨的同时,它不断地大力制造着新的社会仇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敌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的纵容下,中共各级官僚虐民掠财越来越肆无忌惮,强迫拆迁、强迫征地这样的犯罪全国范围地大规模公行,真正到了“抢田夺地、上房揭瓦”这样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民众的私产,在经历毛共时代共产抢劫后,再次经历大规模的制度性抢劫。张春桥曾说:邓小平上台,中国老百姓将会“吃二芿苦,受二荏罪”;张春桥满口谎言,这句话却是真话:现在的中国民众,真真切切在“吃二芿苦,受二荏罪”。
   
   毛共时代,只要不触及政治,中国老百姓的基本生存还可保无虞;可如今,不管你问不问政治,你都可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若无“准生证”,会横遭重罚(只生一个都还不行)、若“超怀”“超生”你和你的妻子会被刮胎结扎、你会被罚得倾家荡产;而老百姓现在又多了一种最新的危险:若政府看上了你住的那片地方,你的私房会被强迫拆迁、你多年耕耘的田地会被毁掉作物、强行征用…
   
   你流落异乡打工,若无暂住证,会遭罚款关押、你进城叫卖、摆摊、乃至乞讨,会遭城管收缴、驱逐甚至殴打…
   
   君不见多少农民因“超生”、“超怀”、未及时办“准生证”等原因,被计生部门逼得倾家荡产、流落异乡异国、甚至家破人亡?几多小商小贩沿街叫卖者被城管殴伤打死?下乡“执法”的“计生干部”被农民打死?而被强拆征地搞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者又何止千数计?如此之逼迫,足以令绵羊变猛虎:君不见农民怒杀“计生干部”、小贩抗杀城管?如今被强拆征地逼得自杀、杀人者,也在一天天多起来…中共国极端残忍野蛮的强制计生“基本国策”、邪恶横暴的城管制度和制度性的强拆、征地,正把越来越多老实本份的人逼成罪犯、逼成杀人凶手,因为他们被这个政权逼得不想活了。
   
   如今的中共国社会,整一个逼良为娼、逼良为盗、诱民做贼的乱世,这样的昏浊暴虐乱世若无革命的及时洗刷,必将于溃乱中整体崩溃。
   
   
   
   综上可见,为什么中共政权的“重典”仍然治不了中国的“乱世”?其根本原因就在中共政权自身;因为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乱世”的制造者,中共就是滋长乱世的根子。
   
   与“乱世”相反的是“治世”,所谓“治世”,是社会成员普遍安居乐业守法重德的社会,这种社会既需要一个公正的政府来影响、更需要宗教信仰来培育,它决不是严刑峻法的“重典”所能强塑得了的。
   
   而中共政权却把成就“治世”的两大条件都破坏了:中共政权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犯罪政权,如今它已经蜕变为赤裸裸的中华民族的绑架者和掠食者,这种政权的政府根本谈不上什么公正,这种政府对社会的作用不是致愚,就是诱导民众像自己一样残暴、虚伪、邪恶;中共一直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这种压制在胡锦涛上台后更进一步加剧——对宗教信仰的打压等于是铲除养育社会道德的土壤,这对于共产意识形态已经崩溃的中国社会,其败坏作用尤为强烈:毛共虽然大搞无神论,但好歹推出 “毛泽东思想”作为宗教信仰的替代品(虽然这种替代是不可能长久的),毛泽东虽然残暴,却擅长舞文弄墨、深具个人魅力,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对凝聚人心短时期内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毛时代的社会犯罪率很低,饿死几千万人也没有出大的乱子;但是现在,这种替代品在哪里?文学只读过卓娅苏拉、象五十年代旧机床一样僵硬的胡锦涛,他在拼老命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有什么能力或个人魅力,能为中国人一丝一毫精神信仰的食粮?


若无根本性的政治改变,中国更大的“乱世”必将预期而至,中国社会将在日益恶化的乱世中全面崩溃。
   
   
   
   综上所述,“重典”是治不了“乱世”的,因为用“重典”治乱世,治标不治本,就象喝海水解渴,口渴必然反弹,结果越喝越渴。要想治疗中国的乱世,治心才是根本;而“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救治中国的人心,非得去除中共政权这根七歪八邪的“上梁”不可——必须在中国创立三权分立的宪政政权,以实现宗教、新闻出版的充分自由,达成人权受到充分保障的目的,然后,随着政府信用的影响、宗教和传统精华文化的培育、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道德才能重塑,中国历史上如“文景”、“贞观”那样的治世才有望再现。
   
   与中国“重典”治乱世相反的现实例子是北欧社会:北欧各国没有死刑、刑罚很轻,甚至监狱里的生活条件还很舒适,但北欧各国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北欧社会就是典型的“治世”。这是为什么?因为北欧社会是一个人权受到充分保障的宪政民主社会、它是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有饭吃、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真正“和谐社会”、它是一个宗教有自由,人心有依附、道德有承载的社会。
   
   中国古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物质上的平均有助社会的安定。这个道理,已经为社民色彩较重的北欧社会印证,它对中国的启迪是:因为治下中国社会的极度败坏、以及传统文化和宗教崩坏的现状,中国在民主化转型(如果有的话)中,必须实施社民主义色彩较重的政策,因为中国人信仰普遍缺失、只看重经济利益,从民生着手,比较容易救治中国的乱世。
   
   曾节明 成稿于2010年元月二十四日中午于泰国家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葛洵: 中国式维稳 - 克格勃加黑社会

 2012年1月24日,北京时间13:15我母亲张育英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3岁。 



    1月24日(星期二),美国西部时间晚上,我预订了去北京的往返机票。行程是:1月28日(星期六)从旧金山启程;2月4日(星期六)返回。 
    
    因为用了10年的美国护照2011年过期了,1月25日(星期三),我办理了新的美国护照,当日取。1月26日(星期四),我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办理特别加急签证,当日取;除申请表外,无需任何其他文件,只是新老护照和照片,费用$170。 
    
    1月29日(星期日),抵达北京,我和弟弟一家住在我母亲的老单元。 
    
    1月30日(星期一),北京早晨有小雪,天气寒冷。上午9点多,我们在医院为母亲举办了告别仪式,有很多我母亲的老朋友也前来送别。他们都是80岁的老人了,这么冷的天,还是来了。姐姐、我和弟弟准备过几天去看望几位我母亲的挚友。下午一点多,在八宝山取出我母亲的骨灰,准备来日办好手续后,将我母亲与父亲合葬。大约3点回到家中。 
    
    我一直在想,每个人都有母亲,我刚刚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当然希望母亲们能够健康、长寿。中国最著名的母亲就是“天安门母亲”了,我要去看看丁子霖老师。她的儿子不能陪伴她已经很久了,我希望把晚辈的安慰和爱带去。 
    
    我个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追求自由、崇尚人权、承认普世价值观的人,总是对人性的光辉赞赏有加。平时,为人行事也是尽量公开。 
    
    1月31日(星期二),我们去看望我的姨母,待了很久。也给丁老师家打了电话,约好第二天下午3点去看望。 
    
    2月1日(星期三),和弟弟一家中午在外面吃饭,要了一碗牛肉面,挺香的。下午一点多,去一个鲜花店买了一束鲜花。不到两点钟,乘出租车去丁老师家。在车里我还想:来早了,会不会影响丁老师休息?快到丁老师家时,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帮司机问路。路上并不拥挤,2:20左右就到了。 
    
    二 
    
    见到丁老师家的小区了!我付钱,手捧鲜花,背着一个蓝色的小包,下了出租车。下车前看了一下出租车上的表:2:20pm(2月1日,星期三)。外面有阳光,但空气污染较重,像下了雾一样,阳光并不刺眼。人行便道离马路边有几米的距离,我走着找丁老师家小区的入口。路上没什么行人,路边停着一些汽车。 
    
    忽然,过来了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 
    
    陌生人:你是葛洵吗? 
    
    葛:我是,有什么事? 
    
    陌生人:过来一下,问你一点事。 
    
    葛:对不起,我现在没空。 
    
    他开始用手拉住我,又过来两个男人,使劲推我到路边的一辆浅棕色的车(第二天,去机场也是这辆车,本田雅阁;第二天我看到了车牌,P-CA106)。这辆车右边的两个门都开着,副驾驶门前站着一个女的。这时,我已经意识到有麻烦了。我在美国和中国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景,不知道怎么办。想起网上看来的,要求看证件。我并没有用力挣扎,也没高声呼喊,只是说:我就看一看丁老师,怎么会这样。他们一直说:配合一点,配合一点,不要乱动,对你不利。但推得很厉害。我说:我得看看你的证件。第一个陌生人:一会儿给你看。我要求给家人和美国使馆打电话,被告知:现在不行。我被推坐在后排座位上,还一直要求看证件。第一个陌生男从兜里拿出一个本,打开让我看:国安,王杰。当时我这样想:出示了证件,说明还有诚信,我们可以以诚相待。后来发现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害的我不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跟他们快说完,快走,丁老师还在等我;而且在后来的整个过程中,还一直这样想。这个想法更糟糕。我问:你们为什么控制我?王: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必须配合。 
    
    我被推入车后,强迫我坐在后排中间,左右两边都有人。看到前排中间收音机上放着我和盛雪的一个合影。这张照片在她的博客里我见过,是她2011年秋天对我做一个采访时拍的。车开始走。这时,他们要我交出手机。我不想给他们,王最后从我的右裤兜中把我的手机强行拿走了,我提出抗议。手机是跟我弟弟借的,我都不太会用。路不是很远,我在车上一直反复自言自语,就一句话:怎么可以这样?我只是去看看丁老师。 
    
     
    
    葛洵和盛雪
     
    
    车先进了一个院子,刚停下又出来了。过了一会儿,进了另一个三面环楼围着的院子。 
    
    王:下车吧。 
    
    我问:这是什么地方? 
    
    王:我们单位。 
    
    之后,进了一个楼。从楼梯上了二楼,楼道里没有人,像是一个简易的旅馆。进了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长三人沙发,两个单人沙发,一个长茶几,一个老式的电视。后来知道,有一个套间,浴室在套间最里面。 
    
    我出门一般都把证件带在身上。进屋后,我问他们带我到这里干什么,王说是传讯。我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向他们提出抗议。我要求他们出示法律文件,他们说一会儿给我看,后来证明这是谎言,自始至终就没给我看过任何文字的传唤证。要我交出所有的东西:包,包里有相机和一个录音笔;新旧两本护照;钱包,钱包里有我的美国驾照、信用卡、不少人民币和美元,还有朋友给我留的联系方式,都是小纸条写的。因为有不少钱,钱包里装不下,就拿出来一部分放在一个信封里,信封里有¥3000和$500。东西都被拿走了,说是一会儿还给我。这时候我想:快完事,快走,人家丁老师还在等我哪。 
    
    后来知道,整个过程中主要有5个人物我见过:王杰是主要问话的人,重要的事情他都在场,我只看过他一个人的证件。胖司机,只是开车的时候才出现,也帮助他们在车外控制我,只会说一句话:这么大岁数了。女记录员,后来说是姓普,个不高,瘦瘦的,像是30岁左右,什么事情都记下来,问话中她反复催促。一个高个子男的,像不到40,眼睛不大,名字不知道,他是后来主要打我的人,就叫暴力男吧。一个小个子,眼睛挺大,后来我问他,说是姓高。对面还有一个房间,他们出来进去时我看到,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像是他们的指挥部。我身边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大多数的时间是4个人,他们经常轮换着出去,可能是去汇报或吃东西。我上厕所都有人跟着,不能关门。 
    
    我还在要求给丁老师、给家里、给美国使馆打电话,他们没允许。我被强制坐在里边的小沙发上。问话开始了,不是很正式的样子,只是看到记录员在写。“你这次回来干什么?”我说是给母亲奔丧的,丧事办完了,现在走亲访友。一个事问好半天,我心里着急,想赶紧完,我就能走了。“为什么去看丁老师?”我问为什么不能。丁老师是一个有自由的人,不是有罪的人,在我心目中她是良知,是一位我尊敬的人道主义者,我视丁老师为我慈祥的长辈。我当然要去看看她,尤其是在我失去母亲之后,这种愿望特别强烈。 
    
    开始问“全美学自联”。“全美学自联”的全称是“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是1989年6•4后在美国成立的学生组织。我参加了在芝加哥的成立大会。在1990年12月,我曾经受“全美学自联”的委托到北京要求旁听“王军涛案”和“陈子明案”,在北京待了8天半。当时,国际媒体有一些报道,ABC曾选我为“本周人物”(Person of the Week),是因为我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极度关注。那时候闯关回去后,我可能就上了名单了。1991-1992年,我担任过“全美学自联”理事会的主席。1994年后,我因为自己生活上的事,减少了这方面的参与,直到2009年7月份,又重新找到了老朋友们。中国政府从来没把“全美学自联”定义成所谓的“民运组织”,我个人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1997年底,我回国探望家人,国安找过我,谈了很久。实际上,都是他们给我介绍“全美学自联”当时的状况,那时候,谁是主席我都不知道了。后来又回去过几次,没事。 
    
    下面就问我是受谁指派来采访的,当然没人派我来。我的录音笔和相机中有很多东西没删除,主要是近期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我自己是一个开放的人,社会活动从来不保密,也不从事地下工作。里面的内容有: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为滕彪、江天勇颁发“杰出人士奖”的内容;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新书发布会和盛雪请他和别的朋友吃饭;做“自由荔蕻”博客网站时对别人的谈话;收集“墨镜•肖像”的照片和留言;后来我发起“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谈话和照片等等。其中有一小段录音是我向盛雪请教如何剪接音频的,那是为了做“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用的。他们非得说我是盛雪派来的,让我必须把我怎么认识盛雪的过程说一遍。 
    
    说完后,我问他们完了没有,结果还没完。怎么这么长啊? 
    
    下面开始问我钱的事:你哪来那么多人民币?要给丁子霖多少钱?谁的钱?谁派你来送?你来北京谁给你报销?谁报销?我答:我太太报销行不?钱都是我自己的,家人给的,我也带回来一些。没决定捐,就是捐的话,多少也没确定,就是捐也不是捐给丁老师个人,是给“天安门母亲”,没有任何人派我来,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个人从来不号召给我或我热衷的活动捐款,我每年自己捐一些而已。这个钱的事翻来覆去说了半天,好像永远也问不完。最后,非得逼迫我说那个信封里的钱是准备捐的。我跟他们说:这可是你们强迫我说的,不是我的原意。费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完,我开始着急。我说:这样吧,我用人格来做个保证。王说:写下来。我这样说:钱都是我的,没人派我来送钱,也不知道会不会捐。他们明显不满意,非要我写下信封里的钱是捐款,不然,没完。我照着他们的意思写了。还让我签名、按手印。好久没按过手印了,有点儿好玩儿。 
    
    三 
    
    你为什么从2009年以后又重新开始这些活动?”我说是重返沙场,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大幅度恶化,而且恶化的程度越来越强。”那你6•4二十周年时怎么没出现?”“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后来‘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为成立二十周年聚会,我就回来了。朋友们还挺高兴,说葛洵又回来了。再观察了一下,人权的状况怎么变得这么糟糕啦,不行,我得干点儿什么。”我跟他们讲:我自己不是政治人物,关心整体“自由度”,最在意的是人道主义和基本人权。你们愿意怎么看我是你们的事,给我加上“民运人士”等等标签也随你们便,我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结果讨论半天这个事。 
    
    你都加入了什么组织?”“‘全美学自联’,这个刚才都说的很多了。”“没问你这个,还有什么组织?是不是还有跟海外藏人有关的?”我忽然意识到,他们在问我“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事。和我平时做的一切其它事一样,这也没有什么秘密,实际上我们还做新闻发布,生怕别人不知道。“湾区汉藏友好协会”的英语名称是:Bay Area Chinese and Tibetan Friendship (BACTF),我担任秘书。2010年,我参加的时候,它已经有了,只不过很年轻。后来改选,我才志愿担任了职位。“你为什么参加这个?主席是谁?都干什么?”“我是因为关心西藏的人权状况、要了解藏人独特的文化才参加的。其他的信息在‘湾区汉藏友好协会’新闻发布上都有,主席是一位美籍藏人妇女,全名我不记得,大家都叫她 Tsering,很温和、甚至于腼腆的人。活动都是一些文化交流,每年秋天有‘西藏日’(Tibet Day),连续两年我都去了。BACTF也是合办者。他们的沙画特别棒,几位喇嘛当场做一天,活动结束时,拜完佛,把沙分给大家。我还买过尊者达赖喇嘛的画册,平时放在家里,常看看。我个人主张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赞同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没有支持过‘西藏独立’,但很关注藏人人权问题,也向海外的藏人谈论我作为一个汉人的真实感受。后来,BACTF的活动不多,我自己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人权个案上了,也就是‘捞人’,我实在没时间,这方面的活动减少了。就这样。” 
    
    那这个‘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是怎么回事?是你发起的吧?都谁参加?花了多少钱?谁给的?……”“是我发起的,不需要钱,也没人给。公共平台。志愿者我不认识,网友……”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没有表,也不知道时间,但知道开始进入深夜。王:挺晚的了,给家人打个电话吧。把手机递给我。只能说一句话: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没事,别担心之类的。我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就打了。电话打到我弟弟手机上。说的就这些,我弟弟明显担心我的安全,还想再问点儿什么,我对弟弟讲:过二三十分钟打回来。我又重复了一遍,就挂了。手机马上被拿走了。后来弟弟讲,他正在试图通知美国使馆,被我的电话中断。我现在想,弟弟的通讯一定也被监控了。监控就监控吧,没有见不得人的事。过了二三十分钟,又让我打电话,说:太晚了,有地方住,不回去了,明天早上见。 
    
    四 
    
    又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事。“志愿者哪来的?都是谁?怎么联系?你怎么领导他们?”我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转载有关陈光诚的报道,把这些集中在一个地方,中英文都有,目前没有什么原创和首发,以后会考虑。目的就是呼吁还陈光诚名副其实的自由,希望社会各界关注他和他的家人。编辑都是我在推特上邀请来的,我不是领导,志愿者爱干嘛就干嘛,没组织,也不用联系,见到有关陈光诚的报道,发博文就行了,也没人审查稿件,就是一个公共平台,只要是呼吁‘自由光诚’谁爱用都行。”“那不行,一个网站怎么能没组织呐?怎么不花钱呐?没领导?不可能。”“真的没领导,爱信不信。”我心里想:“都什么年代了?争取自由用领导吗?何况我个人可能成为合格的领导吗?连一个班长都当不了。” 
    
    那行,你把谁参与都说出来,你怎么找到他们的?”“就在推特上,我读一下推友的推文,要一个电邮地址,看靠谱,就发邀请。没什么可说的。要不,我教你们怎么弄博客网站吧,你们想说什么也说出来,别老憋着,在暗地里收拾人。咱们在公开的场合讨论,行不?” 
    
    你不是说‘自由光诚’博客网站的志愿者都是你在推特上找来的吗?你把你推特的帐号和密码告诉我们。”“不行,那是我的个人隐私,不能告诉你们。”“你必须得告诉我们。”现在,家长都不能随便看孩子的日记了,何况,我是一个成人。我在想:其实,推特的内容几乎都是公开的,他们看了也没什么,我只担心两件事,第一,我怕他们用我推特的帐号发链接去钓鱼,这个是我最在意的。第二,里面有一些私信。“我们要什么你就必须给,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你站到那边去,好好想想。”我没站起来,也没回答。“你是不是非得要我们武力解决哪?”“我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相信非暴力的人,不会还手也不会反抗,但我对你们的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这时候,暴力男从对面骂骂咧咧地朝我坐的小沙发走来,王开始揪我的夹克棉袄。暴力男上来就给我一拳,我一抬左胳膊,打在我的左臂上。我马上用双手抱住头,之后,暴力男一拳接一拳打过来,不打别的地方,专门打头。打了很多下,有三拳我没挡住,一拳打在我后脑上,当时觉得眼前马上一片黑,这时我带的眼镜已经没了;再一拳打到我前额,马上两眼冒金星;再一拳打到我左太阳穴上,一下就把我打倒了,觉得呼吸困难,大口使劲喘气。暴力男和高姓国安就开始踢我,过程中我并没有失去知觉,想看一看怎么打我。高姓国安使劲拉我的夹克棉袄往我的头上蒙,我马上意识到“黑头套”!我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棉袄,使劲抛到小沙发右侧的一个夹缝里。这时,右腿后侧挨了重重的一脚,一下整个右腿开始抽筋。我大口喘着粗气躺在地上,觉得天旋地转,屋里的白色的日光灯好像在闪,啪、啪、啪,一下、一下的,眼前有身影在晃动。身上又挨了几脚,不是很重。这时候,我开始想我买的鲜花,它放在电视桌子上,没有损坏。我下意识地抬头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没带眼镜,看不清楚。“天亮后,这里的事完了,我再试试,去看看丁老师,就是不能进屋,您隔着玻璃看一下也行啊。”想着想着就说出来了:我要走,我要走。 
    
    你把推特的密码说出来。”我没说话。他们又催,我还是没说话。王:“那这样吧,我们拿一个笔记本来,不要你的密码了,你自己输进去,我们就看一眼。”我问:“这个完了,我就能走?”“行。”后来看,这又是欺骗。拿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我的右腿还在抽筋,右手在抖。为了早点儿走,我输了进去,他们在那儿看。主要是看私信。“你的电子邮箱的秘密是什么?”“我的电子邮箱你们进不去,是严格的两部认证,我自己在这儿都进不去。”“别废话,我们有办法,说。跟推特一样,输进去。”输入后,果然是要认证码。“你手机号是什么?”讲了手机号。过一会儿,“你什么时候开户的?”“这我哪记得啊? Google有 gmail 后我就开了。”看样子,没进去。 
    
    五 
    
    这时候,高姓国安把我的相机拿来了,开始一边看照片一边问。这些都是在我们旧金山湾区的一些公开场合我照的,媒体上都有报道,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去年为滕彪、江天勇颁发“杰出人士奖”,廖亦武来旧金山湾区的新书发布会,盛雪请廖亦武和别的朋友吃饭,声援艾未未、王荔蕻、陈光诚的公开活动,等等。很多人我也不认识,认了几个经常在媒体上有报道的朋友。说方政比较多,写了两个朋友的认识经过,一位是方政,另一位就不留名了,写的都很短,四五句话。录音笔从来就没拿过来。 
    
    又过了一阵子,王又进来了,说:这样啊,你得写一个保证书,主要是对你自己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做保证,我说你写。王开始说了一遍,我跟他讨论内容,我想把保证书写的好玩儿一点儿。王讲:“你别跟我讲条件。1,遵守中国法律。”“这个可以,我现在也没违法。”“2,不见敏感人物。”“谁是敏感人啊?”“这个没有标准。你没有选择,写吧。”过后王告诉我,可以打电话问他们——这是后来的事。“3,不到敏感场地去。”我问:“什么是敏感场地啊?天安门是吗?”王答:“那得看什么时候。4,不出现在敏感场合。”这个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又讨论了半天,我想,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连什么是敏感都不懂,想去就去,就完了。“5,不接受媒体采访。”“这个有点儿板上钉钉子,不过,现在都是和记者聊天,记者发不发是他们的事,我不在中国开新闻发布会就行了。何况,我干的事有新闻价值吗?我自己没觉得有。”“6,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这个不好,那我就不能说话了?”王说:“家里不算、吃饭不算、朋友聚会不算。”我问:“什么算哪?不能站大街上演讲?”答:“你自己明白。”“我没那么明白,而且,这个文字也不对啊,我是很注重人权的,到什么地方都会说的,我得加上点儿修改。”争了一会儿,让我在这句话后加了,变成了:“不在公开场合发布敏感言论(人权不算)。”以上是国内的,还得写一条海外的:在国外,不做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这个我同意,我多年来做的事不仅无损于国家形象,还对形象有帮助。中国的人权状况好了的话,形象自然就提升了。可是这句话有点儿硬,为了玩儿,我就加了一个形容词,变成了:“在国外,不做严重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事。”过程中,我提出,我自己起草一个保证,内容是:我保证不参加以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高姓国安:“那不行,用非暴力的方式推翻中国政府也不行。”我说:“是非暴力改变。”“不行,你只能按照我们说的写。”签了字,又按一遍手印。我要求所有的事都结束之后给我一个《保证书》的副本,他们答应了,当时他们都在场,高姓国安说:回头给你一个复印件。早上离开之前,我问复印件哪?他们都说:谁答应给你复印件了? 
    
    这时候我猜差不多夜里三四点钟了。王出去了,看样子是请示去了。过了不久就回来了。这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在这里,拿来一个打印好的东西,上面还有红颜色的信封抬头,我记得是:北京国家安全局。我还在纳闷:国家安全局就行了,怎么成北京国家安全局了?上面写着保密告知书,挺长,什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还有什么什么条款,对我的审讯是国家机密。我直想笑,心里说:还行,变成国家机密了?头一回接触国家机密,心情有点儿不太平静。王说:从我们相遇到我们分手和这件事本身都是国家机密,不能跟任何人讲,也不能跟家人讲,否则,就是泄漏国家机密,有严厉的惩罚。他老在那儿说,我想好好读一遍,没法集中精力,我就大声地朗读起来了。读到最后,我就放心了——最后明文规定,如违反,拘留十五天,罚多少多少钱。闹半天,才十五天啊?这个我应该能承受的起,钱多少我现在忘了,好像几万块,像是一个小绑票。可是上面的理由没填,我说:你们填上,我可以签。反正不就是告知吗,我知道了。他们填上了“全美学自联”、“给天安门母亲捐款”、“自由光诚”博客网站。我签了,再按一遍手印。
    
    王拿着这个东西又出去,不久回来了。“我们领导说了,为了照顾你,为你好,你今天就回美国。本来你可以按原计划的行程,现在不行了。”接着讲领导如何关心我,一大堆话。我问:为什么不能见丁老师?答:有的人能见,有的人不能见,你属于不能见的。问:干嘛我不能见?答:你自己知道。问:我有什么选择吗?答:你没有选择。我想这回完了,一下提前两天被强迫返回美国,早知道这样,我应该把去看丁老师放在最后一天,本来还想去拜访我母亲的一些挚友,那些叔叔、阿姨们,没戏了。我说:你们非法限制我的自由,我还提出强烈抗议! 
    
    六 
    
    都睡会儿觉吧。”高姓国安在里边已经睡着了,打呼噜。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睡不着,就起来到外屋抽烟。暴力男坐在最外边的小沙发上一边打盹一边看着我。我先拿着买的花看了一阵,心里想,我要把它带到美国去。暴力男动了一下,提醒了我,我得跟他聊聊,就问:“小伙子,你动手打我,打得那么厉害,手不疼吗?”“执行任务。”“你们都这样对待被你们限制自由的人?是不是受过专门的训练?”“这个不能告诉你。”“这也是国家机密?”“你可以这样理解。”说完这个,暴力男开始给我讲他的理想,说了半天无非是:国家主义,美国阴谋论那一套。他说完,我说了一会儿:人权无国界,普世价值,中国并不特殊,连缅甸都在改变。后来,发现差别太大,没法聊,就说:你们各方面都应该多看看,别老局限在一种宣传。 
    
    我睡不着又没得事干,想开电视,根本没有电,也没本书。我就走到窗前,发现窗下是暖器,扒开窗帘向外看,外边很黑,是一条大街,大街的对面还有一个单位,挂着几个牌子,写的什么看不见。窗外有固定的铁条栏杆,可能是防止越狱的。暴力男这时醒来,把窗帘关上。我关上窗帘,在暖气上烤手。头和腿一直还在痛。心里想:才五十多,怎么这么不经打。转念一想也不对,我也从来没有被人打的这么惨。我要是上来就全招了,或者根本什么也不说,会怎么样?来的时候真傻,怎么连相机和录音笔都没有删除?他们看了我和一些朋友的私信,他们会不会有麻烦?等等。 
    
    天渐渐亮了,马路上的车开始由稀到多。再过了一会儿女记录员来了,聊了两句,说是姓普,我还问了几句她对乌坎的看法,她说知道,但没回答。问什么是最有效防止腐败的方式,也没得到答案。我就说了几句美国是如何防止腐败的:第一靠自由的媒体;第二靠独立的司法;选票也很重要,等等。高姓国安起来了,说:你多看看你的花吧。 
    
    王杰来了,说准备走,到我住的地方去取行李。把我的物品和钱数了一遍。我发现他们把我的相机和录音笔里的东西都清除了,又提出抗议。我要自己拿着东西,他们说到了机场才能给我。下了楼,还是那辆车。我要给弟弟打个电话,王把手机递给我。电话里我说:现在回家拿东西,之后去机场,回美国。很快就到了家,两个人跟着我进了我们家。弟弟帮我收拾行李,问我:“吃饭了吗?”“没吃,咱们一块儿吃的那碗牛肉面还真管用,一直顶到现在。”“那你快吃点儿吧。”弟弟给我一块牛舌饼。弟弟跟国安说:“这也太不像话了,干嘛不让人吃饭!”国安说他们也没吃。轮流换班出去,没吃东西,谁信啊?临走前,我跟弟弟说:“没事。瞧见没有?省了个出租车的钱,有人专门送。” 
    
    拿上行李开始去机场。上三环前,他们要看我的笔记本电脑。我的笔记本是 Chromebook,没有硬盘,只有一个很小的存储,所有的东西都得上网。他们把车停下,从后面取出我的笔记本。弄了一会儿说是没玩过,我也没反抗。车一路最右道超车,常常开警笛。上了机场路,没什么车。我问:这是上机场吗?要是活埋就不用走那么远了,旁边挺宽敞的。过了会儿,王指着远处的牌子:不是上机场上哪?
    
    七 
    
    到了机场,车停在路边上,机场没什么车,但马上有管理人员过来问,司机给他们亮牌子。下车。走了几步,他们说,还得检查一下你的笔记本电脑。我特别反感别人看我东西,而且刚才已经看了半天了。一把拿过笔记本,说:不行!他们就使劲把我往车里拽,我不回去。胖司机在旁边一直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大岁数了。框!右臀部挨了暴力男一脚,刚好了一点儿右腿又麻了,又开始抽筋,我摔倒在地,翻滚了一下,怀里抱着笔记本。他们一边踢一边抢走了我的笔记本,又把我推入车中。这时候,几个武警过来问,他们又亮证。他们开始威胁我:是不是东西都不想要了?是不是想找一个不太舒服的地方多待几天?我只说:抗议! 
    
    王杰和暴力男把我的东西都拿走了,只剩下了我买的鲜花,我和高姓国安还有胖司机在车里。过了一阵子,我说:我得出去抽烟。高姓国安请示后,跟我到车外,我抱着鲜花。过了一会儿他带着我进了候机大厅,我想活动一下腿,慢慢地走,里面有一个藏人唐卡店,在那里看了看。我看到过的藏人店铺都有尊者达赖喇嘛的像,这家没有,只有一张画是跳舞的喇嘛。高姓国安说吃点儿什么吧,建议吃面条,我没同意,去了一家咖啡店,要了一个三明治和一大杯黑咖啡。我说身上没有钱,他说能开发票。聊了一会儿,我问:我要是去山东临沂看陈光诚行不行?高姓国安:你连北京都出不去。再过了会儿,他接电话,说是所有手续都办好了,航空公司得看我一眼。看了一眼后,王杰说改日期¥1590,我出的钱,一件行李已经托运了,拿着改日期的卡和登机牌给我看,我放在了包里。“把东西还给我吧。”“到安检才能给你。”到了安检,数东西,他们给我一个小纸条,是他们的 email,说下次回来,先给他们发email。在这里我帮他们公布一下: okko12345@163.com 。背上东西我就进去了。 
    
    八 
    
    进去后,看见表,北京时间,2月2日(星期四)11:30am,21个小时的噩梦从此结束。飞机1:40pm 起飞,我拿着那束鲜花,请人在E26号口照了一张像,也给花照了一张。我在默默地想:这不是一束普通的鲜花,在整个的过程中,这束鲜花是我的精神寄托,它是我们怀念六四受难者的心愿,它表达了我(葛洵)和“全美学自联”的朋友们对“天安门母亲”和丁老师的想念,所以,我要把它带回美国来。我真的把它带回了旧金山,但美国海关需要检疫证,我没有,不能入关。我在北京机场和旧金山机场都留下了照片,有机会想送给丁老师。 
    
     
    
    北京机场登机前,我手捧没能送到丁老师家的鲜花 
    
    
     
    
    旧金山机场海关前,已经枯萎了的鲜花 
    
     
    
    起飞前,我发了一条推:on board UA888 to sf waiting take off, 2 days before schedule, had a terrible experience,也就是给关注我的朋友报个平安。飞机起飞了。我坐在 33H 是紧急出口,联航的服务员大多只说英语,问我:“Do you speak English? ”“Yes, I do.”“ Are you willing to help me in case of emergency? ”“Yes, I am.”我看看书,就开始犯困,毕竟一天多没睡觉了。过了一阵子,忽然听到服务员在喊:Help! Help! ……我马上跳了起来,冲过去帮忙,一位华人中年妇女满脸虚汗地靠在厕所的门上,站不住,往下滑,女服务员一手架着她的胳膊,另一手拿着湿毛巾擦她的脸,嘴里喊着:Wake-up, Wake-up, Open eyes. 我马上把她的另一只胳膊架在我的肩上,同时喊到:醒一醒!醒一醒!每一次喊,这位妇女都使劲把眼睛睁开,但眼神很不对,不能保持睁着眼,而且不能看一个方向,睁开眼睛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这时,服务员让把她扶到头等舱,我们架着她,她瘫软着,已经不能走路了,我们拖着她走。我一边走一边喊:醒一醒!醒一下!心里想:女士,你可千万别闭上眼睛啊!千万别离开我们!因为,这眼睛一闭上,就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睁开了。好在,路不远,到了头等舱,服务员让把她放在躺椅上,其他服务员拿来了氧气瓶和输氧罩,也在呼叫医生。吸氧后,特管用,几分钟,女士的眼睛自己睁开了。其实,她懂英语,开始用英语说话,还说感谢帮助她的人。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别提多美了。我说:Please give us a big smile。她笑了,很甜。我们鼓起掌来。 
    
    通过亲身经历,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维稳方式已经变成了克格勃和黑社会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是警察国家,而且变成了流氓的警察国家。 
    
    我被限制自由的教训很多,我还在琢磨着……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Friday, February 10, 2012

[转载]惊天秘密: 中国第一骗局——养老保险制度


惊天秘密  中国第一骗局

——养老保险制度

    现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讨论此事:

  1)一名专家甚至用了“社会养老保险,这是一个有预谋的骗局”这样的句子。

  2)因为养老保险需要连续交15年才能有效,即等到65岁之后,每个月才可领取那么一点定额退休金,直到你的死期来临。

  3)现在是全球经济时代,大家的工作变动都很频繁,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同一地点连续不断地缴纳15年,于是剩下的都被当地政府吸收了。

  这个现象已经持续了十年、二十年,所以电台里的特邀嘉宾说“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好多年了,每年到年底就有媒体来找我约稿说这个事情,我都讲的没意思了……所以我认为这是各地政府的一个明知故犯的预谋。”

  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的。我在深圳工作过,又跑到北京来。现在深圳的社保我只能提取我当年交的部分,不能提取当时公司给我交的。公司给我交的就全部给了深圳社保局自己口袋了。然后,尽管政策是我可以提取自己交的部分,但给了我很多借口。首先要我必须在深圳工作满了5年;后来说,必须要本人亲自来深圳办理;然后又说要这个要那个,总之特别复杂。最后只好不提了。

  政策说你能提取自己的部分,实际上你根本提取不了一分钱。我的同学,在南京工作9年了,来北京,南京那9年全白交了。也是说可以提取自己的,结果设置各种借口,一分钱最后都没有提取到。太骗人了,不得不说。医疗保险更黑,无论任何原因,只要你中断一个月不交,以前的就全部白交送给公仆们了。

    6-7年前, 随着养老金政策的不断改变, 笔者就对养老金问题有了警觉, 并怀疑里面出了危机。 随着时间推移, 事实证明不仅是危机问题, 而且, 相对于缴费年龄超过20年者可以说是一场美丽而高明的骗局。

    中国的社保金,不仅完全取自劳动者, 且不说活不到65岁的人只能做雷峰了;还要养活社保局和那班官员的开销, 否则为何公仆们不敢公开各种费用支出和其来源呢? 社保局那栋高楼怎么来的?

    另一个高明的地方是退休所得将以通货膨胀的方法令劳动者的退休生活水平比原计划的要低,按现在的企事业单位将来退休费定额标准1080元来计算,数十年后随着通货膨胀贬值可能连顿猪肉都吃不上。

    计划经济阶段那班退休人员,现在已达65岁仍有很多没去见MA克思的,他们领取的退休金大部分就是现在正在工作的年轻人交纳的,公仆们的如意算盘是“骗新钱、偿旧债”。

    此外,为什么在社会就业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政府最近还将普通职工退休年龄故意延长至65岁?这里面有三大不可告人的秘密:

    其一,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是,除了少数公仆,绝大多数企业职工还不到50岁就已经不在岗位,只好空盼着快到65岁好去领取那点退休费,十多年的漫长等待,不知道有多少老人熬不住而倒在半路上。即便部分幸运者熬到了65岁,中国的平均寿命是72岁,缴纳几十年的保险费用,平均只能领取7年养老金。剩下的资金都充归由公仆们掌管和任意分配挥霍的国库了。

    其二、由于社会体制改革,不愿意缴纳养老保险、不愿意被继续蒙骗的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公仆们设置的保险骗局资金无法维持下去,只好全国缓期5年发放退休费。

    其三、由于最近几年的社保资金被贪官们贪污挪用而亏空几十亿,已经发不起全国已达60岁缴费人员的退休费了,只好故意拖延5年再发放,于是紧急宣布职工的退休年龄统一是65岁(以男性为例)。公仆们还希望这拖延发放的五年中,饿死、病死掉一部分退休老人,以便贪占更多的社保资金。

    公仆们就是这样预谋设置的保险骗局——吃你肉,喝你血,蒙你几十年,到死没商量。

    欢迎转载本文,让大多数国人知道实情,不再被公仆们愚弄。

    社会养老保险交得越多越亏?以前对社保不是很了解,总以为是交得越多越好,因为你交得多,公司相应就交得更多。但是最近这两天仔细研究了一下社保政策,真是有点大吃一惊,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交得越多越亏。

    以上海为例,社保的基数上限是前一年的平均工资的三倍,2006年为2235*3=6705元,假设你的工资为8000元,那么将以6705为基数缴纳社保。

    首先是养老保险,这个金额是最大的,个人8%,即536元,单位22%,1475元。但是请注意,单位交的一分钱都不会进入你的个人账户!全部用于社会统筹。那么到了你老了养老金怎么领取呢,这个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居然找不着一个明确的官方文件说明。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养老保险累计缴纳15年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养老金金额=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20%+个人账户÷120。这就相当于,除了个人账户不一样外,大家领的基础养老金都是一样的。那么显然现在交得越多是越亏的,因为个人账户其实都是你自己交的钱,你不交社保把它存银行也是一样的。但是公司替你交的那部分就完全替国家做贡献了,交的越多贡献越多。难怪很多公司都把基本工资开得很低,而提高奖金和补助,这样可以把省下来的那部分保险作为福利发给个人。而同时,你享受的养老保险待遇不会有什么差别。

    再说医疗保险,个人2%,134元,单位12%,804元。同样,只有自己交的进入个人账户,单位交的全部被统筹。医保的报销政策是:对于门诊,先由其个人帐户资金支付,帐户资金用完后由个人自负。说白了就是一分钱不给报,而且还只能去指定的医院用指定的药!对于住院,有个起付标准,好像是两千多吧,这个标准以下由个人账户支付,个人账户不足的自己掏现金,也就是这两千多还是全部你自己出。超过起付标准且低于医保最高限额的由统筹基金支付85%。这个标准同样是大家统一的,与你交得多少没关系。与养老保险一样,公司交的那部分医疗保险被国家给"劫富济贫"了,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失业保险,个人1%,单位2%,加起来200,这个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反正你都拿不到,即使你真的失业了。

    最后是住房公积金,个人7%,单位7%,一共938,这个倒是全归你个人,不过说到底其实本来就都是自己的钱,国家没有投进任何福利。

    这样算下来,公司在8000的工资以外,还要替你交1475+804+134+469=2882元,相当于实际每个月为你付出了10882元,而你实际得到的呢?首先,扣除社保后的工资为,8000-536-134-67-469=6793元,这6793元要扣掉663元的税,到手现金是6129元。

    再算上你个人账户里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公司和个人交的公积金总额,你一个月的实际收入为6129+536+134+938=7737元。

    我们假设另外一种情况,还是这个公司,它每个月在你身上的预算是一样的,即同样为你付出10882元。但是它把基本工资开得很低,按上海市规定的社保基数下限(月平均工资的60%,即2235*0.6=1341元)给你发,剩余的钱以奖金和补助形式发给你。这样,公司需要交纳的社保为:295.+160.9+26.8+94=577元,你个人交纳107.2+26.8+13.4+94=242元,扣掉四金后工资还剩1099元(还没到个税的起征点)。

    公司可以给你发的补助为10882-1341-577=8694元,这样你的补助加上扣除社保后的工资一共为:8694+1099=9793元,这9793元扣掉所得税1263元(据我所知很多公司这种福利和补助还可以避税,姑且把这个算上吧,毕竟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剩8530元,这就是你到手的现金。算上个人账户的保险和公积金,一个月实际收入为8530+107+27+198=8862元。与上面一种情况相比,公司为你付出的钱都是10882元,但是你到手的现金多了8530-6129=2338元,实际收入多了8862-7737=1125元。而你享受到的基础养老金、医保统筹金这些国家福利是一样的!

    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很不公平和合理的制度,社保至少应该保证"高投入,高福利",但是实际上反而成了交得越少,却能获得更高的利益。不知道这应该是谁的悲哀。

    其实,现在的社保资金都是现收现支。个人账户全是空帐运行。

    好,说现在工作的人养现在退休的人,可以来看看中国将来30年,可以说现在是中国最好的人口红利时期,后面的孩子没有现在70/80代多,可以去留意一下现在小学中学的班级数。

    而30年后,中国老人将占到30%,总数是前无古人的3亿。

    这时候谁来养?不要指望将来年轻人来养,根本没有年轻人了。

    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30年后的1000块,不可能还是现在1000块的购买力。想必大家都清楚。30年后的1000块,我保守估计一下,如果中国还按照这个速度发展,很可能相当于现在的200块。

    一边是空帐运行,一边又要应付通胀。所以说中国的社保是不可能维持的。这一点D很清楚,所以从一开始,公务员就不加入社保,D和D员是不会吃亏的。

    将来社保的支出还要改,社会平均工资的20%是他没法承受的,必定改。

    现在不加养老保险是绝对明智的。(See attached file: 社保养老金计算办法.doc)

    社保养老金计算办法

    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

    1、过渡性养老金=本人视同缴费帐户/120,只有1994年1月以前参加工作且具有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的人,或转业军人,或机关到企事业工作的人员才有此部分。

    视同缴费帐户=1993年所在地职工月平均工资*8%*12*1993年底以前视同缴费年限(1993年前的连续工龄)*(1+10%)12.5

    2、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计发月数。

    计发月数:(大约为:社会平均预期寿命—退休年龄)*12月,目前60岁退休的为139个月,55岁退休的为170个月。

    3、基础养老金=((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个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1%。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平均缴费指数。

    平均缴费指数=(视同缴费指数*视同缴费月数+实际缴费指数之和)/(视同缴费月数+实际缴费月数)。

    视同缴费指数=1993年所在地(市)职工月平均工资/1993年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

    实际月缴费工资指数=本人月缴费工资/上年度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转自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