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曾节明,
發表時間：2/5/2010
中国传统的治世主张“治乱世须用重典”在中国深入人心，但它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荒谬主张——因为人性的弱点，就如同“谎言重负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一样，谬论传上千年也会成为真理。
“乱世”，也就是治安败坏、犯罪频发的社会，所谓“重典”，无非是动不动就将人处死，也就是滥用死刑。“治乱世须用重典”听起来冠冕堂皇，说得通俗点就是，“治乱世须滥用死刑”。
中国社会施用“重典”以治“乱世”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死刑罪名之多、处决手段之残忍，世界各国无能出其右者；单一个凌迟死刑（千刀万剐）居然能够列入国家明正典刑近千年之久；而坐上“大逆”（谋反）这条罪名的人，往往“满门抄斩”、甚至“灭门九族”；满清乾隆帝，不仅频频将文章含有 “敏感字”的作者及其家人凌迟抄斩，还把刻书、藏书的人一并杀掉…这些，足以让西方历史上最野蛮的暴政自愧弗如，直可以印尼丛林中的吃人部落一争高下。
可见，中国治乱世之“典”，不可谓不重矣，可效果如何呢？中国历史上农民农民造反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周期性的大动乱破坏之烈…均高踞世界榜首，与漫长文明史不相称的寥落古迹，就是最好的证明。一次次文明的积累在乱世中被推倒重来，诸多技艺学科湮灭失传，近代以前，两千年来社会在动乱的冲击下不断倒退，这在其他国家中绝无仅有…中国的“乱世”纪录，堪称世界之最。
历史上，中国王朝的“重典”缘何治不了中国的乱世？因为在王朝暴政的逼迫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逼之？”所谓“重典”，大不了把人残酷的处死，而人到了生不如死的时候，往往能够豁出去：既然造反是死，不造反也会被逼死、饿死，干脆造反而死，死个痛快；更何况，成功了就是将相王侯、失败了可以自我了断。
而自秦以后的中国王朝，因为其集权帝制的体制，要远比欧洲国家的分封制的王朝更不稳固：由于专制，它逐步丧失纠错能力、无能化解社会矛盾，因此它不能避免频发的、周期性的社会大败坏；因为集权，这些王朝武力赢弱，既难以镇压暴民、更难以抵御新兴北方蛮族的入侵…这些，都是民众造反的大好条件。而且，传统王朝也没有如共产政权那样严密的意识形态管控机制，它不可能如毛共、朝鲜当局那样愚弄老百姓，让他们饿死不造反。
因此，每当大的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中国农民几乎无一例外地揭竿而起，盗贼满山、暴民遍地，哪管你皇帝老子的“重典”到底是凌迟，还是剥皮。
共产党窃据中国后，在“重典”的传统上再加上共产暴政，诚可谓雪上加霜，中国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死刑名目最多的几个国家之一。但“重典”的效果（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的效果）只持续了二十多年，随着毛始皇驾崩，意识形态衰颓，“乱世”迅即大回潮：君不见八十年代初，文革遗风大行其道，盗贼遍地、强奸频发、哄抢公行、剪径处处、各中小学沦为少年犯制造工厂…
对共产意识形态从不以为然的邓小平，眼见政权失控危险，慌忙从毛共的垃圾筐中翻出了“乱世用重典”的祖传方子，祭出 “严打”的滥杀招数，“严打”之“重典”，重到什么程度？重到偷看一眼女人洗澡就会被枪毙的程度！八三年的“严打”，导致数万中国人被滥杀。“严打”完全是中国特色，因为这是同一阶段所有西方前共产国家都没有过的，即使暴如苏联，在斯大林死后也再也没有过滥杀本国公民的运动了
“严打”这样的“重典”不可谓不重，但效果怎样呢？不到十年就开始大反弹，“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彻底抛弃胡耀邦、赵紫阳时期 “让世界充满爱”的人性化新政，重新强化专政和假大空，整个中国社会由是迅速败坏：道德大滑坡、信仰缺失、理想泯灭、犯罪率高涨、假冒伪劣横行…江泽民之后，在胡锦涛更加专制和假大空的统治下，如今的中国盗贼公行、黑社会猖獗、假冒伪劣毒产品空前泛滥成灾、社会信用丧尽、见死不救盛行、冷漠成风、骗子成群、假币处处、防不胜防…总之官是贪官、酷吏、左棍、商是官商、奸商、黑贾、民多愚民、刁民、贼民、暴民…实乃一幅典型的滑向社会整体崩溃的“乱世”图像！
为什么中共政权的“重典”仍然治不了中国的“乱世”？从技术上说，中共所施的“重典”本身就是助长“乱世”的推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滥用死刑。
什么是滥用死刑？就是对没有谋杀行为的犯罪者也动用死刑。众所周知，中共国是全世界滥用死刑的头号大国：谋杀固然要判死，即便不杀人，诸多罪行也会判死，如：抢银行、抢出租车要判死、携带毒品超过八十克要判死、强奸多几个人要判死、抢劫外加强奸要枪毙、偷得多了也会判死、甚至贪污、虚开增值税发票达到一定数量也要处死…由于许多非杀人的行为都可以判处死刑，这就鼓励犯事的人多犯罪、甚至杀人灭口，因为一桩罪行往往需要另一桩罪行来掩盖，且杀害当事人，能够大大增加警方破案的难度——反正杀不杀人都是死，不杀人反而更容易被抓住；反正犯下一桩罪是死、犯下三桩罪也是死，少犯罪反而死得更快。
因此，已经犯下这些事情的人，当然就“一不做、二不休”，继续犯罪、连锁犯罪、大开杀戒…总之把事做绝，反正横竖也是死，而且不多犯罪、不把事做绝，自己更可能死、死得更快…于是抢银行的，干脆把员工杀掉；抢的士的，抢车杀人；抢劫强奸的，先奸后杀，总之来个不留活口、死无对证、大大增加你破案的难度。靠山不牢的贪官污吏，为保身家性命，索性杀人灭口，把秘密封锁于墓穴；携带毒品超红线的，被发现后往往殊死顽抗，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挣一个……
这样的“重典”，不仅丧失了震慑作用，反倒成了激励犯罪的兴奋剂。这就是“物极必反”效应，就象用药一样，任何东西一旦被滥用，只会取得反效果。
“重典”之所以治不了中共国的乱世，更深的原因还在于：在如今极权回潮而极度败坏的中国社会，残酷的体制性压迫把许多人逼到生不如死的境地，当人不想活了的时候，死刑还有什么威慑力？
“六四”大屠杀后，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广大普通民众不仅仍然毫无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连毛时代的生育自由和那点生存保障都没有了。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共中央在全国掀起权贵私有化掠夺运动，在对民众继续专政的同时，中共政府在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责任领域全面赖账，将广大农民和被榨尽血汗的城市职工当包袱抛弃。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共厉行“国进民退”倒退经济政策，堵塞民营经济空间、钳制市场；胡锦涛疯狂扩编公安武警国保城管队伍、疯长军费、大力提高公务员待遇，导致税费沉重，老百姓生意越来越难做…种种倒行逆施，一步步地堵死了社会底层创业的渠道，造成诚实勤奋的人日益劳无所获，而中共贪官恶吏、爪牙、走狗却披着公务员的黄马褂，旱涝保收、快活滋润、愈发趾高气扬…
社会文化方面，胡锦涛高举假大空左大旗，举得比起前任更高，竭力向中国社会散播党文化、糟粕文化和法西斯民族主义摇头丸；胡锦涛不仅横蛮打压普世价值观念和一切“自由化”苗头，而且铁腕压制社会正气，胡锦涛发了疯地整肃媒体、封锁互联网，其瞒报地震、掩盖豆腐渣工程、打压遇难者家属、竭力包庇毒奶粉后台老板…其专政手段比前任更严密、更狡诈、更阴狠…
这样的社会必然正气沦丧、道德败坏，充满仇恨和冲突，这种社会是滋长犯罪的温床。
中共专制政权最无可救药的地方是：在加深旧恨的同时，它不断地大力制造着新的社会仇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敌人：如今在中共中央的纵容下，中共各级官僚虐民掠财越来越肆无忌惮，强迫拆迁、强迫征地这样的犯罪全国范围地大规模公行，真正到了“抢田夺地、上房揭瓦”这样丧心病狂的程度，中国民众的私产，在经历毛共时代共产抢劫后，再次经历大规模的制度性抢劫。张春桥曾说：邓小平上台，中国老百姓将会“吃二芿苦，受二荏罪”；张春桥满口谎言，这句话却是真话：现在的中国民众，真真切切在“吃二芿苦，受二荏罪”。
毛共时代，只要不触及政治，中国老百姓的基本生存还可保无虞；可如今，不管你问不问政治，你都可能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若无“准生证”，会横遭重罚（只生一个都还不行）、若“超怀”“超生”你和你的妻子会被刮胎结扎、你会被罚得倾家荡产；而老百姓现在又多了一种最新的危险：若政府看上了你住的那片地方，你的私房会被强迫拆迁、你多年耕耘的田地会被毁掉作物、强行征用…
你流落异乡打工，若无暂住证，会遭罚款关押、你进城叫卖、摆摊、乃至乞讨，会遭城管收缴、驱逐甚至殴打…
君不见多少农民因“超生”、“超怀”、未及时办“准生证”等原因，被计生部门逼得倾家荡产、流落异乡异国、甚至家破人亡？几多小商小贩沿街叫卖者被城管殴伤打死？下乡“执法”的“计生干部”被农民打死？而被强拆征地搞到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者又何止千数计？如此之逼迫，足以令绵羊变猛虎：君不见农民怒杀“计生干部”、小贩抗杀城管？如今被强拆征地逼得自杀、杀人者，也在一天天多起来…中共国极端残忍野蛮的强制计生“基本国策”、邪恶横暴的城管制度和制度性的强拆、征地，正把越来越多老实本份的人逼成罪犯、逼成杀人凶手，因为他们被这个政权逼得不想活了。
如今的中共国社会，整一个逼良为娼、逼良为盗、诱民做贼的乱世，这样的昏浊暴虐乱世若无革命的及时洗刷，必将于溃乱中整体崩溃。
综上可见，为什么中共政权的“重典”仍然治不了中国的“乱世”？其根本原因就在中共政权自身；因为中共政权本身就是“乱世”的制造者，中共就是滋长乱世的根子。
与“乱世”相反的是“治世”，所谓“治世”，是社会成员普遍安居乐业守法重德的社会，这种社会既需要一个公正的政府来影响、更需要宗教信仰来培育，它决不是严刑峻法的“重典”所能强塑得了的。
而中共政权却把成就“治世”的两大条件都破坏了：中共政权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犯罪政权，如今它已经蜕变为赤裸裸的中华民族的绑架者和掠食者，这种政权的政府根本谈不上什么公正，这种政府对社会的作用不是致愚，就是诱导民众像自己一样残暴、虚伪、邪恶；中共一直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这种压制在胡锦涛上台后更进一步加剧——对宗教信仰的打压等于是铲除养育社会道德的土壤，这对于共产意识形态已经崩溃的中国社会，其败坏作用尤为强烈：毛共虽然大搞无神论，但好歹推出 “毛泽东思想”作为宗教信仰的替代品（虽然这种替代是不可能长久的），毛泽东虽然残暴，却擅长舞文弄墨、深具个人魅力，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对凝聚人心短时期内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毛时代的社会犯罪率很低，饿死几千万人也没有出大的乱子；但是现在，这种替代品在哪里？文学只读过卓娅苏拉、象五十年代旧机床一样僵硬的胡锦涛，他在拼老命压制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有什么能力或个人魅力，能为中国人一丝一毫精神信仰的食粮？
若无根本性的政治改变，中国更大的“乱世”必将预期而至，中国社会将在日益恶化的乱世中全面崩溃。
综上所述，“重典”是治不了“乱世”的，因为用“重典”治乱世，治标不治本，就象喝海水解渴，口渴必然反弹，结果越喝越渴。要想治疗中国的乱世，治心才是根本；而“上梁不正下梁歪”要想救治中国的人心，非得去除中共政权这根七歪八邪的“上梁”不可——必须在中国创立三权分立的宪政政权，以实现宗教、新闻出版的充分自由，达成人权受到充分保障的目的，然后，随着政府信用的影响、宗教和传统精华文化的培育、社会风气的好转…社会道德才能重塑，中国历史上如“文景”、“贞观”那样的治世才有望再现。
与中国“重典”治乱世相反的现实例子是北欧社会：北欧各国没有死刑、刑罚很轻，甚至监狱里的生活条件还很舒适，但北欧各国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北欧社会就是典型的“治世”。这是为什么？因为北欧社会是一个人权受到充分保障的宪政民主社会、它是一个社会成员人人有饭吃、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真正“和谐社会”、它是一个宗教有自由，人心有依附、道德有承载的社会。
中国古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物质上的平均有助社会的安定。这个道理，已经为社民色彩较重的北欧社会印证，它对中国的启迪是：因为治下中国社会的极度败坏、以及传统文化和宗教崩坏的现状，中国在民主化转型（如果有的话）中，必须实施社民主义色彩较重的政策，因为中国人信仰普遍缺失、只看重经济利益，从民生着手，比较容易救治中国的乱世。
曾节明 成稿于2010年元月二十四日中午于泰国家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