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氰胺事件是船体上出现的一个大洞，温州动车事件则好比主机房已经开始进水了。经济狂飙突进的背景下，三四年时间之内，社会各阶层之间信任的流失、共识的缺乏和互相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到这样的地步，确实是让众多中国内外的观察者感到无法预料和难以理解。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是偏内地、偏底层的民众，温州动车事故伤害的主体则是新兴的中产阶层。前者尚受到正式体制的谴责，后者的处理过程中，体制却扮演了一个面目不清的角色。大多数中产阶层在前一个事件中采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的态度，事不关己，先高高挂起，却没想到，这么快火就烧到了自己头上。 (
如果说官商是权贵资本（或国家资本），盗商则是流氓资本（或游民资本）。官商和盗商急速崛起的背后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的狂欢。官、盗、商联手，刮地三尺，无孔不入，工商业、地产业、金融业，处处是他们骄纵的身影。他们无远不届的威风之下，是谨守本分的价值创造型企业（平民资本或公民资本）的节节败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不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繁花似锦，旧都如梦，为什么最后都不了了之？归根到底，都是无法对付他们所处的那个密不透风、滴水不漏的专制体制。从修生养息到吃干吸尽，从放水养鱼到关门打狗，从与民更始到官进民退（或称“国进民退”），这几乎是权力阴影下的平民资本在中国历史循环中无法摆脱的宿命。其实，权贵们和流氓们又何尝胜出？财富掠夺者肆无忌惮的结果是财富创造者们纷纷作鸟兽散，最后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这种大背景下，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弥漫的是一种弃船心理和末世心态。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后，洪水滔天。与古代封建王朝不一样的是，现在的人们，托全球化之福，多了一个选择：移民。权贵移民，企业家移民，中产也移民，除了底层民众因为没意识或没能力而没有移民的倾向之外，从权力到资本、到大众，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有强烈的移民倾向。一拨又一拨的移民大潮中，各路贪腐官员、权贵资本和流氓资本甚至还有占主流的趋势。被掠夺者因为不堪被掠夺而逃；掠夺者也因为担心被清算而逃。被掠夺者和掠夺者殊途同归，最后居然以这样一种诡异的方式在异乡相聚了，浊酒一杯家万里，他们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
我们的财富创造者难道就只能这样和财富掠夺者同归于尽？资本主义难道就无法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落地？难道这真是一盘谁也无法下活的死棋？简单地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通过君主立宪驯服专制权力的过程，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启发和线索。
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大致有三个模式。一个是以威尼斯、佛罗伦萨为代表的独立城邦模式。这些城市往往都处在河口、沙洲等不引人注目的边缘地带，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在这些地方逐渐聚集起来，以贸易和手工业为基础，逐渐形成自己的财富基础。然后有幸以商业（购买自治权）、谋略和外交等相对和平的方式，在教会、国王和贵族的重重叠叠、反反复复、错综复杂的互相缠斗过程中，抓住机会，率先找到了撕开贪婪而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口子。以威尼斯为例，公元810年，他们在查理曼大帝和拜占庭国王之间找了一个平衡点，取得了亚德里亚海沿岸的贸易权。1177年，神圣罗马皇帝红胡子腓特列一世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征战多年之后，选择了威尼斯作为他们复和之地，标志着威尼斯，这个没有一段城墙的城市，在欧洲中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教冲突中正式获得了独立和中立的地位。
第二个模式可以以荷兰（尼德兰）、英国和美国为代表，通过把资本主义革命和宗教革命、民族革命合并而成的二位一体甚至三位一体的革命，实现工商业阶层的独立。以尼德兰革命为例，尼德兰原属神圣罗马帝国，1556年归属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后，遭到了西班牙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宗教迫害。1568年，荷兰人在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的带领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十年战争，最终取得了资本主义革命的胜利。整个独立过程中，荷兰人极大地受益于欧洲中世纪错综复杂的政教矛盾。首先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矛盾，沉默者威廉本人就是哈布斯堡家族任命的荷兰总督；其次是新教与旧教的矛盾，哈布斯堡家族是天主教，而把荷兰人统一起来的是加尔文教；再次是国家之间的矛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荷兰资本主义革命同时是一次民族国家的独立革命；另一方面，荷兰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国际参与。尤其是1587年，荷兰共和国和英、法结成同盟，共同抗击西班牙，荷兰独立战争得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有这些矛盾，极大程度地帮助了新兴的荷兰工商业领导者，借力打力，甚至是以毒攻毒，通过建立广大的同盟，最终打败了强大的封建统治者。
这种三位一体的革命模式在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中也有戏剧性的表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英国的新兴阶层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带领下，暗中与主政的英国国王詹姆士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联络，要求他进行武装干涉，以政变的形式推翻斯图亚特复辟王朝。奥兰治亲王威廉于10月10日发表宣言，声称他对英国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宣布他去英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新教、自由、财产及自由的议会”。注意这里，第一是宗教的诉求，第二才是政治的诉求，第三是（隐含的）国际参与的诉求。荷兰政府拨出巨款军费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英吉利海峡一时千帆竞飞，光荣革命瓜熟蒂落。在宗教、民族、国际等方面的有利因素的支持下，英国资本主义革命经过四十多年的坎坷历程，终于水到渠成。
第三个模式是相对最复杂、最曲折、最漫长，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却也是最不彻底的法国模式，或曰大陆国家模式。专制统治者日渐贪婪，胃口越来越大，整个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在启蒙运动推广下，平等、人权、公民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以卢梭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公众意志、德性统治等政治理念的高度推崇；作为一个欧陆大国，经济自主、宗教统一、外国干涉相对较难等等。按道理说，法国资本主义革命的初始条件比其他两类国家都要好，可是，历史的吊诡却是，法国革命的闸门打开之后，收不住脚了。革命革命再革命，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到文化革命；从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慢慢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直至革命变成了恐怖主义，开始吞食自己的儿子。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热月派，各派轮番粉墨登场，结果却是拿破仑在自己的一手导演下做了法国版的洪宪皇帝，最后干脆是1814年的波旁王朝复辟。一场接着一场的革命，看似进步，其实徘徊，甚至后退，一直到近一个世纪后的1870年废黜波拿巴家族，成立第三共和国，共和政体才算在法兰西正式确认（还不包括此后意味深长的“巴黎公社”的插曲）。法国资本主义革命号称“大革命”，看起来最革命，转这么一大圈，最后却落下一个最不革命的结果，思之令人惨然。
非常时期广场上慷慨激昂的姿态的背后，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原则的忍辱偷生。法国人为他们的这种对本质性、彻底性和浪漫姿态的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实，直到今日，法国的官僚阶层，从公共领域到企业领域，都有一种奇怪的特权化、等级化、封建化的趋势，也与这种代价不无关系。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科层制，另一方面是金字塔底层的人在面对庞大的体制时的无奈、束手无策和自暴自弃。面对面无表情的官僚，底层民众只有选择周期性的罢工和对抗，如同加缪所言：“当一个人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后，他唯一的自由就是说不的自由。”
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有很多情况一样的地方：起点都是专制君主重开议会。中间都在旧体系崩溃时选择了一个独裁者，最后都有一个封建统治的复辟。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彻底驯服了权力。法国人却仿佛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各种打着革命旗号的势力轮番登场，政治体制也在共和与帝制之间不停地摇摆。也许革命之初那些看起来是有利的条件其实正是不利条件？也许是大陆国家专制传统更强大，更容易收买反抗者或被反抗者复制？这里我注意到的是，与第二种模式相比，由于缺乏像荷兰和英国的宗教、民族、国家等传统理念来作为社会各阶层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粘结剂，法国大革命自然倾向于选择一种高举道德高标的、更极端的、更有蛊惑力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其他方面的后果我们先不管，首先就把反抗专制权力最重要的同盟——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同盟——破坏掉了。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变得激化，更极端，整个社会被撕裂得支离破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本主义革命自然无法独善其身，自我保全。
以中国历史之久、幅员之广、地理之特殊，我们形成的专制传统的深厚程度是法国之类的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首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虽然西边的青藏高原和东边的太平洋大致形成了天然屏障，偏偏北边阿尔泰山-祁连山和大兴安岭-太行山两条线一西一东形成了一个“暴力漏斗”，中亚游牧民族只要跨越贺兰山、阴山、燕山一线，基本上就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逐鹿中原，几如囊中探物。
为了抵挡这些游牧民族源源不断的冲击和威胁，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几乎是必需的。庞大的军队建立起来，如何在“攘外”和“安内”之间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这就成了各个朝代的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军队战斗力太强了，容易出现内乱（如唐朝），军队战斗力太弱了，又容易出现外患（如宋朝）。但在这个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历史大舞台上，历代统治者别无选择，必须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大帝国，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这种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极大程度地强化了中国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传统。首先是军事实力基础上形成的领土大一统，然后是地方郡县制和中央朝廷制基础上形成的权力大一统，再加上在“阳儒阴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大一统，中国专制传统铁板一块，几乎是滴水不漏。领土的大一统是地理意义上的一统，也是天下观、世界观、统治正当性意义上的一统；权力的大一统，是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上的一统；思想的大一统则是价值观、预设和思维方式上的一统。三种大一统互为论点和论据，和谐圆满，首尾相接，以至无穷。凡是与这种大一统不一致的，都是大家同仇敌忾地共同面对的敌人，无法在这样的环境里找到存在理由和立足之地。
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可以在错综复杂的民族、国家、宗教、贵族矛盾中寻找缝隙，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逐渐长成参天大树。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这块三寸高的钢铁天花板面前却不得不止步，或者选择不长大，或者硬顶而死，更多的也许是适应环境，匍匐下来，向权力表示无条件的臣服，换取被这个体制的认可和生存的空间。所以，不管这些资本所有者所处的土地营养多么丰富，不管他们一时多么繁盛，在强大的专制权力面前，他们其实都是蔓藤类的草本植物，果实藏在土里，茎叶趴在地上。当然，还有转而选择攀附和寄生在权力之树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专制权力共生死。中国民间资本的命运，从汉到清，概莫能外。
以清朝情况为例，从晋商乔致庸，到徽商胡雪岩，到粤商潘启官（潘振承），早年或许靠勤俭致富，最后发迹其实多少都是靠攀附权力。攀附权力的最好方式不是收买权力，而是通过投资权力，坐收回报。胡雪岩“投资”王有龄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有意思的是乔致庸和潘振承也有类似的故事。乔致庸用心罗致的大德恒票号经理阎维藩年轻时与武官恩寿交厚，曾私下动用票号的巨额银两为他跑官。恩寿擢升汉口将军后，为他的业务开展打开了门路。胡雪岩投资，乔致庸“购并”，潘振承则“自产”。潘做进出口贸易发财之后，非常用心地培养自己的几个儿子，次子潘有为，1770年中顺天举人，1772年进士及第，官至内阁中书，成为潘家与官府打交道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两千多年的民间资本阶层的真正导师其实都是吕不韦：“劳作立身，其利十倍；珠玉无价，其利百倍；谋国之利，万世不竭”。
流传万世的权力，那只是权力和攀附权力者的梦想。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中，权力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攀附权力者则像走马灯的影子一样，转得更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又塌了。所以，中国民间资本一直都没有马克斯-韦伯描述的那种新教资本家几乎永无止境地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冲动，而是更热衷于将利润花费到各种非生产性的事情上去：买土地、建豪宅、娶小妾，醉生梦死，得过且过。乾隆年间大盐商江春的一段话，是对中国民间资本的这种卑微地位的最经典写照：“奴才即使有金山银山，只需皇上一声口谕，便可名正言顺的拿过来，无须屈身说是赏借。”
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在晚清。辛亥革命诚然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革命，更大程度上是推翻满洲贵族集团的民族革命，所谓的“民族民主革命”，但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不可小觑的作用。武昌首义后一个多月内虽然有14个省宣告独立，但最有战略意义的上海、江苏、浙江三个地方的光复，与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势力（包括绅商、商会、商团、涉外机构中国职员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上海的光复中，商团配合革命党攻打江南制造局，海关中国职员把进口军火交给革命军，都是“杨梅都督”陈其美能够“轻取东南”的关键（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倡导“实业救国”，把边海小城南通建设成“东南模范”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非常有代表性。作为1894年的状元，立宪派的中枢人物，张謇开始对革命是反对的。但眼看十四省宣告独立，形势万难逆转后，张謇开始投身革命。第一步，支持好友江苏巡抚程德全就任苏州军政府都督，成为辛亥革命中第一个反正的前清大吏；第二步，推动程德全统一江苏全省，“并宁苏为一”，南京从而成为革命军的大本；第三步，以上海为政治中心，积极谋划南北会谈，取得袁世凯的支持，达到了清廷和平交权的目的。对于张謇等人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黄兴高度评价：“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
然而，作为弱小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张謇在种种中世纪式的暴力、权术、阴谋面前的枘凿、扞格，到最后的进退失据，几乎是必然的。辛亥革命期间，张謇有三次意味深长的辞职。第一次是1911年11月拒绝了清廷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这次辞职代表了他与清廷的正式决裂；第二次是1912年2月在清廷宣布退位时，张謇宣布辞去革命政府实业总长的职务，一方面是因为总长之权已被革命党人架空，另一方面是不满孙中山以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向日本借款；第三次是1915年在袁世凯拟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为复制帝制大张旗鼓的时候，张謇凄然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来源: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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