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军逃亡美领馆全过程（推特）

作者网络游戏说明：王立军在成都美国总领事馆内24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王立军为何进入美领馆？王立军有没有申请政治庇护？王、中、美三方到底做了些什么交易？等等，是大家都想知道的。本文试图根据已经证实的资讯，用文学的手法，还原王立军在美领馆24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






转发自推特：

一：２月６下午５点，王回到住所。监视人员报告：一切正常！遂将六个监视组撤回三个，留下三组分布为楼前楼后各一组，另一组机动。每组三名监视人员。王自窗口观察半小时，判断警戒放松，立即化妆成老妇模样，启动早已备好一辆普通牌照汽车，从容驶出。换上重庆公安车牌，疾驰而去。


二：至成都附近時，王用临时手机与美国成都领事馆通话：“我是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我请求政治避难。我将马上进入成都市区。”三十分钟后，即６日晚９点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驶入美国成都领事馆。



三：美国总领事曹操及几位付领事已等候多时，并在会议室接待王立军，王立即提出了口头政治庇护申请，庇护证据:王部下被密捕刑讯致死照片，及由他人口述的薄熙来安排杀害王立军计划的影像资料。资料显示:方案含自杀，车祸，人间蒸发及制造假案将王击毙于逃跑途中。



四：王与美方深入交谈后，美方表示:我们接受你的政治庇护申请，但批准与否要向北京骆家辉大使报告。请你理解。美国大使骆家辉北京时间晚上十一点接到了成都总领馆电话报告。骆立即向白宫报告了详细情况。王立军此时在美方安排下，用暗语向家人报了平安。



五：北京时间７日早晨５点，美国大使骆家辉正式通知成都总领馆：白宫已经拒绝了王立军的政治庇护申请。但美国政府全权委托骆家辉大使给与王立军以可能的人道帮助。７日晨６点。美方官员陪同王用早餐，并一起讨论如何帮助王立军。王自己提出：向中央投降，不向薄熙来投降。



六：王立军向美方解释：我是为躲避薄熙来的政治暗杀，才躲进美国领事馆的。经讨论，美方也认为这是唯一一种中方可能接受的理由。北京时间７日上午８点，骆家辉大使通知中方。中方立即派出国安部飞赴成都，任务：安全接回王立军，并以王为由，彻查薄熙来及黄其帆极其部下。



七：北京时间（7）晨７点，监视组发现王已失踪。薄熙来立即通过北京线人，得知王立军已逃入成都美国总领馆。立即指派黄奇帆带领７０辆警车，浩浩荡荡杀奔成都。面对重庆警方包围，成都美方立即通知北京骆家辉大使，大使随即通报中方重庆警方已经包围美国成都总领馆。



八：中央闻讯大怒，立命四川省委书记负责王立军及美国总领馆人员安全，命令四川省国安，警方立即出动，驱逐重庆警方，等待中央领导到场处理。北京时间中午12点，黄奇帆所率重庆警方被驱离成都。下午２点，郭强率中国国家安全部精干人员到达成都，并接管指挥权。



九：北京时间下午３点，郭强约见薄熙来，听取薄熙来的说明。北京时间下午４点，王立军郭强通话，转达锦涛指示：你的问题中央会秉公执法，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王表态：我接受中央调查，我的罪行，我不抵赖。不是我的，我绝不承认，我检举薄及家人贪赃枉法。



十：北京时间下午4:30/5:30分，王立军单独与美国总领事会谈一个小时并交付美方一批文件。北京时间7日下午6点，王立军独自一人走出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北京时间8日上午8点，王立军被公安部副部长亲自押送回京。（完）




(Modified on 2012/2/11) (博讯 boxun.com)


参看原文

余杰：自由教会与圣洁国家－－王志勇《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序

新教入华两百年之后，上帝兴起了王志勇牧师、王怡长老等一批中国教会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传道人。他们在皈依基督教和全职侍奉之前，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王志勇和王怡都有相似的法学背景），而且是关注当下社会议题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他们成为教会的牧者之后，并未放弃公共知识分子之身份。他们与那些清教徒时代的牧师很近似：是牧者，又是思想者和写作者，是所生活的时代的最敏感的心灵和最敏锐的大脑。他们的出现，是上帝对华人教会的祝福。

在繁忙的牧会工作之余，王志勇牧师勤于笔耕，《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一书，是他从数百万字的著述中精选的一本文集。其中，既有披心沥胆的个人见证，也有闪电雷鸣般的神学思辨；既有对中国家庭教会的深切反思，也有对中共当局的宗教政策及意识形态“以爱心说诚实话”的尖锐批评。该书的一个如草蛇灰线般的思想脉络是：当中国的改革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纷纷哀叹“改革已死”之际，中国的希望在哪里？如果将清教徒的精神和传统引入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崭新格局？而王志勇所憧憬的未来的神州，乃是“自由教会”与“圣洁国家”的结合。

从伯尔曼而来的思想激荡：律法与福音的平衡

学者、自由传道人范学德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向基督徒传福音。为什么要向基督徒传福音呢－－基督徒已经听到并接受了福音，传福音的重点难道不该是“未得之民”吗？其实，范学德说得很有道理：很多人都自称信基督教，但信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基督教，却迷迷糊糊、未曾深究。这样，信仰便成了构筑在沙滩上的城堡，根本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即便是一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也当严肃地思考：我的信仰的根基究竟是什么？

王志勇在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我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印度教转化过来，信主之后又经历了灵恩派教会和一般福音派教会的冲击和困扰，因此格外想知道到底何谓真正的基督教，到底基督教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在其“归正”的过程中，有四个人帮他认识到基督教的精义，以及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即：伯尔曼、朋霍费尔、加尔文及凯波尔。

后三者早已为爱思考的基督徒及知识界所熟知，而伯尔曼的名声至今仍然局限于法学领域。其实，伯尔曼不仅是杰出的法学家，也是神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化的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二零零七年，伯尔曼以八十九岁之高龄去世时，哈佛大学在其悼词中指出：在将近六十年的教学研究生涯中，伯尔曼教授著作等身，为他赢得最高学术声誉的是《法律和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其他重要著作还有《信念与秩序：法律和宗教的谐调》、《法律与第二次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冲击》等。伯尔曼教授这一代学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对西方文明的整体忧患，也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忧患。

在思想史的线索上，伯尔曼是德国社会学巨匠马克斯-韦伯的精神传人，《法律与革命》也堪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姊妹篇。一九二零年，经历了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韦伯，带着忧世伤生的心情离开人世，却也避免了亲眼目睹纳粹的兴起及更为酷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韦伯已经预感到人类理性的膨胀将带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可怕后果。在韦伯去世时只有两岁的伯尔曼，相继经历了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此起彼伏，他也眼睁睁地看到西方文明的支离破碎和基督信仰的边缘化，并激发出以学术济时、济世的万丈雄心。

摆在伯尔曼面前的难题是：能否找到克服理性化以至僵化的方法？正如法学家萧瀚所说，伯尔曼在韦伯所谓的世界祛魅之路上踽踽独行，他清晰地看到古代传统的延续，想到古代传统在现代的可能再生，以及因此而对理性化负面的可能抗拒。他从中世纪的教会法、民间法、习惯法以及商法中，寻找软化当代世界僵硬的官僚化统治的法门。他尤其从宗教信仰及其仪式中寻找法的神圣渊源，以及支撑它的心灵根基。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萧瀚对伯尔曼的理解已经走到了最远的地方。确实，伯尔曼与薛华一样，都是这个有病的时代的良医：薛华的《前车可鉴》就如同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的一个通俗化的版本。

但对于神学家王志勇来说，这只是一个起点。基督信仰不仅是拯救沉沦的法律与政治的灵药，更是人类生命和生存的本质。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当中，法律被理解成上帝之爱的一个方面，上帝被认为是慈爱和公正的，是仁慈的法官、充满爱心的立法者。伯尔曼坚持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言。”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巨大危机就是律法丧失其神圣性而沦落为尘世中的一种工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此，王志勇豁然开朗：在纯正的基督信仰中，必须有律法与福音之平衡，也就是公义与爱之平衡。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和故意地忽略另一方面，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正是华人教会乃至全球教会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王志勇高屋建瓴地指出：“律法的世俗化，宗教的私有化，使得律法成为阴谋家公器私用、肆行暴政的工具，宗教成为假冒伪善的人粉饰自己、逃避现实的面具。因此，西方文化要得以复兴，中国社会和教会要想得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真正精粹，就必须回到圣经中所启示的律法与福音平衡之道。”

中国家庭教会之自我反省

九十年代以来，王志勇先是在中国家庭教会中担任牧者多年，后远赴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研读改革宗神学，并在多个北美的华人教会中担任过牧者。近年来，他坚持每年都回国宣教一段时间，致力于培训中国各地家庭教会的同工。他是少有的对欧美主流教会和海内外华人教会都有深入参与和观察的学者型牧者。他敢于为国内发生的多起宗教迫害案件发声，也敢于对中国家庭教会自身的弱点和缺陷提出批评与反省－－在很多时刻，后者甚至更为艰难，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在教会中根深蒂固。而西方教会和媒体对中国教会的关注和报道，焦点大都集中在宗教信仰不自由这一议题上，甚少披露和探究中国教会内在的问题。

王志勇指出，在家庭教会内部存在三个严重问题：首先是家长制传统的残余。在教会治理上，大部分家庭教会缺乏合乎圣经的管理教会的规章和制度，一些年长者或有权势者凭借资历和地位把持教会，教会像社会上一样论资排辈、趋炎附势。因此，家庭教会必须注重教会治理，考察圣经和历代教会的传统，制定信条和宪章。其次是民间野心家的危险。就基督教发展的方向而言，国内有些宗派颇似民间秘密会社，很容易被洪秀全式的民间野心家利用，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不是任何教会，乃是执政党本身的腐败。要防范民间野心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宪政，确保公民自由和社会公正，根除孳生野心家的杂草。第三，宗教巫术化的倾向。就基督教的教义和生活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是把基督教巫术化的倾向。中国文化向来以功利为导向，很多人拜上帝如拜菩萨，家中并排挂着耶稣像和毛泽东像。对此，必须宣讲纯正教义，筛出那些“吃教”的稗子。

每个人都是罪人，由罪人组成的教会自然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组织。如果缺乏反省的维度，个人就无法有任何进步，教会也只能陷入困顿状态。忠言逆耳，良药苦口，真正对中国教会的未来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基督徒，应当重视王志勇的这些洞见。

宗教自由与中国的宪政转型

“改革”一词，是毛时代之后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关键词”。在“中国改革”与“改革宗神学”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中国的改革延至今日，在人看来，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已然难于上青天；但在上帝眼中，中国却如同一个小小的棋盘，只需要将其中的一枚棋子轻轻一拨，就会全盘皆活。对于上帝宏大的计划，我们如瞎子摸象一样，只能触摸到一小部分。不过，即便是触摸到这一小部分，也足以让我们无比兴奋与深受激励。

进而言之，“改革”一词，已经无法涵盖中国社会的变局，与其说“改革”，不如说“宪政转型”。那么，宗教自由与中国的宪政转型之关系，便凸显出来。王怡在《宗教自由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前言》中写道：“新教的家庭教会和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在数十年的政治迫害中，甘愿付出生命代价去坚持的，是在中国以往的文化和历史中，从来不曾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议题。那就是政教分立，国家权力不能及于一个人的内心。换言之，因为对上帝的信仰，基督徒在世俗政治的层面，必然成为极权体制的天生反对者。因为他们拒绝国家的主权是至高的，拒绝国家权力可以掌管灵魂的事务。尽管他们在行为上强调顺服，但在内心，他们比中国社会的任何其他人群，都更加是不妥协的‘不从国教者’。如果看到中共政体的本质是一种现代的‘政教合一’，那么基督教在中国五十年来的存在，实在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秩序在中国生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以后，这一‘不从国教者’的自由秩序，将对国家学说构成更明显的压力与挑战。”如果用王志勇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先有“自由的教会”，才会有“圣洁的国家”。而自由何以能成为至高的价值呢？法国政治学家菲利普-内莫在《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圣经认为尘世权力本质上可鄙的观念，尤其促使了在西方具有至高价值的自由的出现。”

这也是王志勇在这本文集中重点讨论的话题。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理念输入中国，中国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如同古代修筑城墙使用的米浆；而黑格尔的“绝对国家”和马克思的“阶级专政”的人本理念，则如同现代修筑摩天大厦的水泥，两者一结合，国家主义成为一道紧箍咒，由此构筑出一个亘古未有、举世罕见的极权主义的堡垒。那么，什么法宝才能瓦解此座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大山”呢？

这个法宝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王志勇指出：“对政治和律法问题的强调是圣经启示的重点，是先知传统的重点，也是改革宗神学的强项。”若纵观整个美国历史进程，纽布斯甚至强调：“宗教是美国民主制度中首要的政治组织。”基督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始终发挥着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这乃是荷兰改革宗神学的精髓，也是十七世纪清教徒神学的精髓。然后，王志勇将眼光回转到中国：“那些非法地占有公共权力、施行暴政的人，那些对专制暴政的鹰犬们，那些被暴政吓破了胆的人，总是想把基督教排斥在政治生活领域之外。但是，我们要明确地说，任何人都具有政治性，任何教会都具有政治性，任何牧师的讲道都具有政治性，关键是我们的政治性是不是先求上帝的国度和公义。”他接着论述说，政治性的因素使得改革宗神学具有崇高的“天下为公”的情怀，这正是耶稣基督登山宝训中所强调的大公精神。这种大公精神让基督徒有规有矩，明辨是非，对于上帝的旨意具有坚定不移的确信，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种大公精神也是自由与人权的最强有力的捍卫者，以及对专制、极权、暴政的最强有力的瓦解力量。

王志勇牧师的《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是一本勇敢者写的鼓励基督徒更有勇气的书。与真理同在，基督徒无所畏惧。



－－原载：《纵览中国》，2012-01-30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3901

韩寒: 重庆美剧

昨天夜晚，相信很多网友和我一样，拼命刷屏人民网。我估计这是人民网第一次迎接来这么多真正的人民。刷屏的目的只为了三个字，王立军。
             
      宫廷大戏一出，我这样的民间闹剧就相形见绌。在这次闹剧中，由于我猪一样的发挥，深感愧对观众。没有想到王立军出现了，而主人公又去了美国大使馆，这就是美剧了。再次回头看看自己扮演的国产连续剧，真的太小儿科了。

         这又让我突然想到了常年在各个县城参加拉力赛发车时的情景。因为我是种子车手，所以都是县里的领导给我发车，但到了第二年，主持人喊着一样的头衔，出现的却是不一样的脸。发车过程结束以后，伴随着主持人的一句“请领导下台”，我注视领导的背影，感慨万千。当然这其中有升迁的有栽的，而重庆具体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政治八卦里，我们终究是看不清楚的。大路消息深藏不露，人民网不仁，我就只能顺着小道一路攀爬，拼凑出了个大概。在这个过程里，我代入了王立军同志的内心，得出了一个字，累。

         中国的官员本身就是极其分裂的，他们上午进会场，晚上进会所，一方面要学习和领会六十年代风格的文件，一方面又要在互联网上仔细分辨微博和QQ的区别，而他们在批评美国的同时也要精确的知道美领馆的位置。在这里，你读不懂中国。我由衷的替他们觉得辛苦。今天只是跟了一个晚上的重庆美剧，过程跌宕起伏，消息层出不穷，连我都觉得需要休假式治疗了，何况当事人王立军，估计已经休克了。

         所以我不明白，中国的官员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很多人都想当官，这是肯定的，尤其是当了大官，想做生意的时候根本不用像吴英那样自己想办法筹钱，最后还换个死刑，只需要安排一个亲属，垄断一块资源，致电一下银行。官员做到了一定的程度，上上下下都不是我们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因为上海大火而辞职的官员很快就可以去新疆当官，好在不是被派往克拉玛依。今天能调动舆论机构的，明天就成负面新闻，今天能开动国家机器的，明天就被国家机器带走。对于官员，大家已经不再用腐败和清廉来形容了，只有得势和失宠。而大家也不知道重庆将要发生些什么，尽管这个城市刚刚去香港唱过红，而在此之前，香港人只听过张国荣唱的《红》。

         这次的破朔迷离，让我知道未来的中国，其实不需要预想一个什么颜色，红也好，蓝也好，都抵不过透明。

转自：作者博客

参考：深度报道王立军案件始末：和薄熙来决裂至美领馆/博讯独家

            王立军逃亡：重庆市长黄奇帆带70辆警车越界堵截

            王立军与薄熙来火拼内幕：各自贪腐都严重

            王立军迷案（模拟现实小说版）

麦田之守望者：豫北老家农村见闻，百味俱全

博主按：很值得看的文章。研究中国的农村社会，需要从这些方面下手。建议数据更详细些。至于理论，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

  陪伴父母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农村老家。仅仅两年而已，这个生我养近20年的农村却那么生疏，所见所感让我百感交集。限于文笔，这里先把一些改变列于此：

    1、喧闹的春节，冷落的平时

   

    在老家所处中原，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了事实。印象中一家5口劳动力耕种5亩地，非常辛苦。现在呢，5亩地两个老人耕种都绰绰有余，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只能进城寻找出路。听邻居说，绝大多数45岁以下的劳动力选择了进城打工，平时老家全是老弱病残孕，一排冷落萧条的景色。当然造成年轻人外出打工还有另外几个因素，后面再介绍。

   

    2、宅基地

   

    这次回村，感觉整个村落宅基地面积几乎扩张了50%，这意味着农业用地的减少。在老家，一人只有不到5分地，仅够温饱而已，客观上逼着年轻人外出打工。在农村，将农业用地转换为宅基地是非常容易的，当地的土地监管部门基本上是挣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是真空地带，这个现象不仅仅在我们村，邻村大多如此。耕地减少从长期看应该是必然的。

  

    此外，农村宅基地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价格上涨很快。一亩宅基地价格年涨幅竟然接近50%，丝毫不亚于城市市场。我所看到的几处宅基地：一亩去年6000元，今年一口价15000元。

   

    商铺价格也是连番上涨，靠近马路的基本上都是两层楼了，底层用于出租，另外一层用于自己居住。租金价格从年2000元，上涨到了4500元。而且马路边的宅基地转让价格也接近15万，真是不得不让人感叹。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城市的房地产，当前的建筑成本是相当高了。在我印象中，早些年盖两层楼价格不过3万，现在建筑成本逼近了10万，上涨幅度之大令人乍舌。一块实心红砖在老家当前是0.25元，之前（5年前？）是几分钱而已。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的房价并不是很离谱。

    3、农业用地——事实上的私有化

    土地是集体的，按照村约而言，应该根据人口变化、5年一个周期重新抽签划分土地，但是在农村已经接近10年没有动过土地了。我咨询过村干部，重新划分土地的可能近似于零。其实就是事实上的私有化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耕地变宅基地、人口变迁等等因素，重新划分土地不亚于一场革命，可能性很低。特别是在土地稀缺到当前地步，一人只有5分地。

   

    此外我家村北边的土地全部种上了白杨树，据我父亲说两年就可以卖出了，这类经济林木主要用于造纸。村里留守的老人无体力和精力种地，只能转换为了种植经济林，其实变相也减少了农业用地。此外，种植经济林一般都扎堆，主要是一家种了经济林，会影响旁边的庄稼长势，间接促使了旁边也转换种植品种为经济林。

   

    耕地在减少，是个长期的趋势。在农村，土地局的监管力度近似于无。粮食价格长期一定是上涨的，这个无异议。

    4、教育——尴尬的读书人

    我们县是一个农业县，也是一个贫困县。农村人对教育很重视，投入很大。农村人即使再苦再累，也会砸锅卖铁供养孩子读书。这次回家，让我看到的却是尴尬的一幕。我们村历史上是外出做建筑，这几年房地产比较火爆，村里几个包工头差不多是小学或初中毕业，短短几年，家里两层楼起、开轿车回，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看看同龄人要么刚大学毕业，要么还在读研，一个个寒酸无比。大学毕业后工资不足两千，在农村真是无地自容，连自家父母都感觉抬不起头。农村人的理念在变化，感觉读书是一个划不来的投资。对教育的投资明显减少，重视不复以往。

   

    我真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包括我在内，也感觉一种无名的失落。

    5、人口

    在农村，二胎是标配，三胎是常规配置。在县城，二胎逐渐标准化，交一万块钱罚款就可以入户，这已经是明码标价、习以为常。不得不说，国家的保障不到位，使农村以及县城不得不多生、超生。我在农村见到太多老无所养悲惨的事情，在今年初三，一个孤寡老人半夜上厕所的返回途中摔倒，生生冻死，据说哭喊了一夜。孤寡老人每年冬天冻死是很常见的，一年一个村平均都有那么一两个。如此悲惨景象，你怎么劝服别人不多生超生？国家不作为是首要因素。

    6、财富

    这次回老家，感觉农村表面上是很繁荣和富有的。家家户户基本标配电动车，接近40%的家庭还有一个三轮车（时风那种烧柴油的），超过3%的家庭有2-3万的小面包车（昌河等之类的）。感觉汽车下乡的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两年前除非为了跑短途客运才会买此类面包车，现在确实纯粹作为了代步工具（这类车在农业生产上毫无用途）。

    家电在农村开始普及了，除了彩电之外，太阳能是最普遍的，在老家接近30%的普及率。类似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还不算普及，大约15%的普及率（可能还少）。农电价格0.57元/度，这个是制约家电普及的因素。

    从农村老家的年轻人穿着看，基本上和城市接轨了，无区别。

    7、打工

    年轻人打工已是普遍现象。从80年底，我村传统上是做建筑，现在也是多数人的选择。干一年建筑工，一般一年能存3-4万左右。在这个领域，在村里还是出了不少人物：建筑工-》包工头-》开发商。我们村诞生了3个小开发商，最年轻的不足22岁，真的不得不感叹房地产领域是诞生传奇的领域。但多数人还是做建筑工以及包工头，我去了几个包工头家，感觉的确家底不错，年收入应该在10-20万左右，具体不详。

    再年轻一代的，就认为做建筑太辛苦了，开始奔赴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电子厂之类的打工了，相对而言比较轻松。目前看，收支平衡，尚未看到有出息的，感觉这条路不会有奇迹。

  

    支持城市房价的一个因素，农村富有人员进城买房。这个是存在的。我说的几个村里的暴发户基本上都在所在城市买房买车了，已然融入了所在的城市。按照收入多寡，农村选择了不同的进入城市的路子：建筑工等选择在家盖两层楼，包工头选择在县城买房，再有钱的就进大城市如郑州、石家庄、天津等地买房了。

    8、谈谈农业

   上文说过我们县是农业大县，很尴尬的一个事情是：春节我们买的菜却不是本地的，大多来自海南和山东。本地大棚菜品种、卖相、成本都无法同上述省竞争，纷纷败下阵来。在农村集市上全是外地菜，我印象中自给自足的农村荡然无存了。说说少数菜春节的价格：黄瓜每斤6元，四季豆每斤8元，辣椒每斤7元，西红柿每斤5元。

    我们县的面粉全国有名，以前基本上在村磨坊磨面-》自家做馍。现在村里的磨坊都关门了，农民卖粮食买面粉，尴尬的是大部分面粉厂基本上都控制在外资企业手中。现在村村户户买现成做好的馒头，自家已经不做了，买的馒头那个白啊，不知道里面加了多少滑石粉和漂白粉。我们县是花生种植大县，榨油领域同样如此。

    我们县的童子鸡销往全国，我去养鸡场看过了。吃了饲料的童子鸡，只需要35-40天就可以出栏。养猪以前我家养猪需要两年才能出栏卖，现在不足180天就可以卖出了。可怕的饲料！在农村集市上，家畜交易市场已经不行了，这类靠农户之间交易家畜的方式已经被集中化养殖代替了，我一个亲戚就是做交易员了，一个集市上交易佣金不足3元。

   在我村有一些企业，大多是集中在：猪养殖、鸡养殖、食品加工、特色养殖（野鸡）、中药种植等等，但大多不成气候，主要是资金、技术都不行，此外销路不畅也是大问题。比较有特色的是一个冰糕厂，效益还不错，但管理就比较差劲了，能维持几年挺难说。

   

    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已经不存在了。农村已经融入了商品大潮之中，成为了产业链中一环。

    9、国家近两年农业投入在我村体现

  

    近几年国家在农业还是有些投入的，第一个是为了补充地下水修建了水利设施，第二个是修建了水井等设施，第三个建设了一些农田间的道路。最关键是减免了农业税，种地终于不亏钱了，但是地太少了。

    10、大广高速建设及补偿

    国家修建了大庆-广州的高速公路占了不少农田，补偿标准却相当低。具体数字我忘记了。不知道这些失地的农民如何生存。我估计一亩地应该不超过2万。 

    11、我所了解的农村部分阶层收入

    建筑工：初中毕业，春节和农忙季节返家，其余打工。一年收入大约4万。此类年龄大致在30—45之间。

    电子工（长三角珠三角）：初中毕业，年收入大约3万，但基本上留不下来。年龄在16—22之间。

    药品推销员：大专毕业，年龄25岁。在一家药厂推销业务员。收入大约7万。

    营业员：初中毕业，年龄16—25岁。化妆品店营业员，年收入5万。

    在家种菜（去年年景好）：年龄45岁。5亩地，种菜一季6万元。

    村小学退休教师：每月2000元。

    县剧团职工：工资每月2200元。

    村低保户：国家每月300元。

    重点大学毕业生：年龄23岁。年收入3万。

    研究生刚毕业：年龄25岁。年收入4万多。

    12、农村盖房的事情

   农民一生几件大事：结婚；生儿子；建房；孩子结婚；养老。

   养儿防老还是不变的规律，当前还是靠子女来养老，靠国家不靠谱。

   养儿子是必须要盖新房的。在农村一样存在住房问题，不过是以盖新房的形式。普通农民建座新房平均在5万左右，儿子结婚的话彩礼标准是3万，再考虑到办喜事、见面礼等等开销，总开支在10万左右。普通一个农民年收入大约2-3万（农业外加打工），儿子初中毕业后到结婚5年打工，总收入大约在5万。换而言之，一个农村家庭为了孩子结婚需要积累4-5年。如此看来，农村结婚压力要小于城市的，城市的住房价格如此之高，5年的收入是无法做到的。一种感觉是：农村的收入水平上升，其实要高于城市平均水平的 ，幸福指数我觉着不低于城市。

    在农村，有儿女与没有儿女之间天壤之别。无儿无女大多晚景凄凉，无一正常死亡。国家的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任重而道远。

    13、所知道的传奇故事

    我们村一个寡妇有四个子女，家庭非常困难，但个个成绩非常优异，家中的老二在十四岁那年主动退学，将读书机会留给了哥哥及两个妹妹。老二在建筑队中从拉水泥开始，学会了看图纸、画图纸……一步一步混到今天，年纪轻轻不足25岁在郑州市就成为了小开发商，在郑州多套住房，并且开着豪华轿车衣锦还乡。让人尴尬的是，哥哥研究生毕业后，月工资却不足四千，依然无房。一个人有能力总会发光，不会埋没。我总想：教育本身是否泯灭了人的拼搏和创造能力？

    14、说农村看稳定

   在大街上和邻居聊天，朴实的农民从心底里是很感激我党这几年的政策，特别是取消农业税。我觉着起码在老家农村，稳定是没任何问题的。对比城市里的种种不满，真是令人感慨。

    农民满意的几点：

    1） 取消农业税

    2） 水利上的投入

    3） 新农合

    中国的农民真是太朴实了。一点点的恩惠就可以让老百姓感恩很久。

    15、通讯

    固定电话基本上没有市场了，而且在萎缩。

    前几年固定电话普及没几年，铁通、联通抢电信的固定电话的地盘，零安装费以及话费优惠。但刚刚有点眉目。手机就开始进入农村，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手机，即使已经安装固定电话的也已经拆除了。我想除了村委会有电话，农户家里应该没啥固定电话了。

    宽带接入这块儿还是相当少的，我估计普及率千分之五不到，主要是村内常年是老弱病残守家，年轻人外出打工居多。费用是1M ADSL一年费用400元。费用相对还是较低的。

    16、物价，从农村物价看通胀

    农村收入不是特别高，但物价可不便宜。粮食基本自给自足，但菜需要自己买的，平时开销还是不小的，据了解菜价比城市并不便宜。电费一度电0.57元，也不便宜，这制约了家电大规模的普及和使用。农村没有自来水，大多是几家一起打口井，吃水时直接用自家电表抽水到缸中，一缸水两口人能用4天左右。这种用水方式，洗衣机真没啥用途，除非洗大件衣物。

  

    建筑成本现在也是一年一个价格，从一块实心砖来看，价格已经翻了好几番了。

   

    衣服基本上从集市中购买，价格基本上在50元以下，对中老年人而言，一年采购衣服估计不超过80元。年轻人在外面打工，购买衣服不是主流人群。

    17、当年的万元户

    在20年前，我村出了一个万元户，被作为典型送到县里面表彰，那是相当风光。全家承包了村里20亩地，经济来源全部是农业收入。相当节省，为了多挣钱少花钱，全家人冬天都不舍得穿袜子，而且吃得都是相当节省，衣服经常破破烂烂。当时是有名的吝啬抠门万元户，钱全部存到了银行。一家人宁愿自己受累，也不舍得买牲口和农业机械，一直靠人来耕种。经过20年的积累，我想全部收入应该不足20万。以如此的家底，在村里经济水平应属一般，我想他们应该是挺郁闷的，想不清楚为什么当年的万元户，现在却是村里经济水平靠后。现在为了孙子结婚，也不得以要盖两层楼，一下子要花去超过10万。

  

    这是一个现成的例子，通胀消灭了他们的财富。勤劳的确能致富，但能不能保住财富，真的很难说。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农村财富的转移却不到10年，令人感慨。

    18、儿子和女儿，看计划生育

     如果我在农村，看到农村种种众生相，我也要超生直至生个儿子。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没儿子我老了怎么办？没有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纯粹扯淡。在农村想多生孩子相当容易，只要你交得起罚款。

    19、交通

    当前村内交通主要靠电动车，少数自行车。村之间靠电动车、三轮车和少部分面包车。进县城的面包车3年前价格为1元，现在是3元。从县城到市区的价格，5年前是3元，三年前是5元，现在是9元。交通成本上升是非常快的。

    20、文化生活

   

    小时候，我用人力车拉着爷爷去邻村看戏，来回四个小时，就是为了得到爷爷奖赏零用钱买好吃的。当时村里富裕户办喜事或者丧事，都喜欢找个剧团唱几天的大戏，十里八村的都去看戏，想当年那是多么热闹和快乐。现在大家都通过电视看河南卫视的《梨园春》，却再也找不到剧团看戏了。

    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家里办喜事丧事，家里不太富裕就不请剧团而是请人放电影。那也是一件盛事，搬着小板凳去看戏，最远的时候步行6里路去看电影。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国家好政策：每月在村里免费放映一次电影，却看者寥寥无几，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了，此外家家户户宁愿看电视也不愿看电影。剧团在豫北本土竟然无法生存，我一个亲戚在县豫剧团唱小生，却常年在河北保定，那里习惯办喜事搭台子唱戏，本乡本土却盛况不再。

    

    除了电视，老家最大娱乐就是打麻将推牌九了。原来的磨坊成了麻将室，一牌收1元。农村文化生活大抵如此。

    此外要说明的是，村里的各类庙宇越建设越豪华，常年香火不断。

    21、金融

    前些年，在乡里还是有工行、农行的，后续都陆续撤销了。只有农信社、邮政储蓄两家。想贷款还是挺难的，大多是村里熟人之间借贷为多，利息较银行贷款为高，具体数字未打听到。

    去邮政储蓄看了，感觉变化挺大。里面竟然有了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的彩色宣传单，看来保险和基金也开始进入农村了，在村里大致打听了一遍。基金基本上没人了解，即使在乡里上班的有点见识的，也将基金看成是赌博。保险倒是在农村观念普及不错，一致的看法是：骗人。看了看保险宣传单，的确忽悠居多，产品种类清一色的分红险，终于明白为啥说骗人了。在农村只要一个人上个当，基本上全村都知道了，即使后续是不同的险种，依然无人相信。忘记说了，看到的是太保和益康人寿，其他保险公司的没看到。

    对保险我的两个看法：1）保险逐渐向农家扩展了。 2）真正普及依然路途遥远。少拿一点分红险忽悠农民。否则受损的是整个保险行业。总的来说保险大有前途。

    在我们县一家证券交易所都没有，县居民还是以银行渠道的基金为主。在乡镇及乡村，主要是通过邮政储蓄的基金，但是农民接受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起码邮政储蓄的工作人员都搞不清楚基金之间的区别。也许等我们乡大量农民都开始买入基金了，基本上也到了牛顶了，难道下轮收割的韭菜是在农村？？？

    22、 环境污染

    农村污染我感觉是两块儿。一块是农药除草剂滥用导致的食品污染，再一块儿就是白色污染。前面提过癌症发病率逐年攀升就是农药、化肥及除草剂滥用的结果，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食品添加剂的滥用。

    白色污染就更严重了，大街小巷堆积着各色的塑料包装袋，一刮风天上飘着都是塑料袋蔚为壮观。村里以前的深坑慢慢演变成了堆积垃圾的场所，连续几年的聚集深坑竟然快填满了，不知道后续的垃圾堆积到哪儿。造成更大危害的是农业用地在耕地时，能挖出不少的塑料袋，已经开始对良田造成了危害。塑料泛滥总有一天会造成深远的恶果。看看村里面小卖部所卖的食品包装，无一不是塑料制品，基本上看不到可降解的，真不知道这类白色污染何时能终止？！

    23、看不懂的农村

    短短两年不回农村老家，却发现变化如此之大，几乎我都不认识了。不是我不明白，真是世界变化快啊。

    农村已经融入了商品大潮了，不再是那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了。看看外资控制的榨油、面粉、养猪领域，就发生在我身边。看看农民吃得青菜、油盐酱醋等等生活用品，和城市几乎无什么差别了。


转自：凯迪网络

[转帖]中国资本外逃暗潮涌动

在已回归中国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如果你是一名偶尔到此一游的观光客，你可能会对街头鳞次栉比的名表店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商店迎合了一些内地游客的需要，这些游客其意并不在新款时尚名表，而是要借助买表这种方式把资金转移出中国。他们在购买那些镶着珠宝的浮华手表时，往往用信用卡付账，紧接着就会把表退回去，好心的店主会退给他们现金（但会扣掉少许金额），而不是取消信用卡交易。

1月份，澳门赌场收入同比上升35%，这是由于大量内地人为庆贺“水龙年”的到来而涌入此地赌场。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旅游方式是把资金转移出中国的又一条途径。游客用信用卡上的钱赌博，然后在境外接收结算后的现金（外币），从而绕开有关携带出境的现金不得超过2万元人民币（合3100美元）的法定限制。在东京，银行人员和房地产中介惊奇地窃窃私语：中国人在这里买房竟然用借记卡付款。在新加坡，政府官员表示，近期出台的抑制房地产投机的举措是针对新兴起的中国富人，而不是以往的印尼大亨。

资本外逃是中国许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外逃资金来自各色人等，包括幸运的上市（特别是境外上市）国企高管以及新富起来的企业家。然而，在当前形势还未明朗之际，资本外逃势头变得更加猛烈了。

外流资金寻求的不是最高额的回报（这种回报目前仍要在国内寻找），而是避风港。资金外流反映了富人们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有些资金是合法的，有些不是合法的。没有多少企业家愿意披露他们是从哪里、以什么方式获得原始资本的。他们的企业帝国是如何打下根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依然笼罩在迷雾之中。中国各个城市都有许多这样的房产：房屋所有人不还房贷，而银行因为忌惮这些人的强硬后台，不敢办理收房。

    中国富人加入了外国投资者的行列，要求获得更稳固的财产权。这对合法资金来说是好事，但对不合法资金来说就未必了。

社会精英阶层财富迅速膨胀的另一面，自然是穷人和无产者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这种情绪恰恰源于以下认识：在中国大地上奔流、涌入亚太地区、越过太平洋的那些钱，大部分是非法所得。

中国国际收支余额（2010年为600亿美元）中的错误和遗漏表明，资本外逃的规模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尽管我们很难区分热钱流出和资本外逃。相关数目上存在的出入，部分是由于外汇套利，部分则是由于较为可疑的资金流动。

随着投资者对人民币的看法变得较为悲观，流出中国的资金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就目前来说，人民币升值前景变差有许多原因，包括贸易顺差远小于以往和出口前景不佳。

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驻香港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表示，去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大概在2500亿美元左右，但今年可能减少到1400亿美元。去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从3.2万亿美元降至3.18万亿美元，今后还可能进一步下滑，原因是中国经济在缓慢转型，越来越多地依靠内需拉动。

因为这几个因素，许多聪明的外汇交易员已经不再把宝押在人民币快速升值上。去年12月，香港的人民币存款环比下降6%，为历史最大跌幅，反映了资本流动扩大和经常账户往来更为均衡。

王志浩指出，热钱流出现象可能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但过去被资本流入的势头盖过了，所以看起来不明显。“可见性”是资本外流问题的一个重点。

可以说，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更多是在社会层面，而非经济层面。

美国学者史宗瀚(Victor Shih)估计，中国人口中最富的1%的人的流动资产和房产价值总和在2万亿美元至5万亿美元之间。而处于另一个极端的人甚至还没有进入“现金经济”。差距实在太大了。

因言获罪，湖南边城晚报领导班子被“一锅端”！

湖南边城晚报领导班子被“一锅端”边城晚报《你的年是什么味》，报道了怀化市民对过春节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因提及物价贵，市民感到年味淡、过年累，触动当地主官敏感神经，认定该报道不讲政治，要求严肃查处责任人。总编、常务副总编停职，分管新闻副总编就地免职

http://bbs.news.163.com/bbs/society/241931048.html
楼主 2012-02-04 21:52:18 
因言获罪，湖南边城晚报领导班子被“一锅端” 

几百年前，诗人一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感叹，满门抄斩。如今，几百年过去了，在湖南怀化，报纸报道市民对春节的满意度，集体免职。


2月1日，湖南怀化边城晚报以《你的年是什么味》为题，报道了怀化市民对过春节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本来这只是一篇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社会新闻，但由于报道中涉及春节期间物价太贵，多数市民感到年味淡、过年累，触动了当地主官的敏感神经，认定该报道不讲政治，给市委市政府脸上抹黑，要求严肃查处相关责任人。于是乎，当地宣传部门以异乎寻常的高效率，于2月3日宣布处理决定：边城晚报总编辑、常务副总编辑停职，分管新闻副总编辑就地免职。除分管广告经营的副总编辑幸免于难外，该报的领导班子几乎被“一锅端”，因言获罪的打击之重全国罕见！

一篇普通的社会调查怎么就“不讲政治”了？笔者当即找来当天的边城晚报，将这篇2000字上下的报道从头到尾细细研读，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看得一头雾水——报道完全是分析社会现象，没有一句批评市委市政府的内容呀！真不知道官员是怎样来理解汉语言文字的，反正当地宣传部门官员经过“认真研究”，发现该报道的确“问题严重”，一是抽样调查不具备代表性，100多个人的“不满意”怎么能代表几十万人的意见呢，这显然偏离了“文明幸福新怀化”的主流；二是物价上涨是全国的普遍现象，报道不讲全国的背景，只说怀化的问题；不说怀化的发展成绩，只说百姓的心中不满，显然是跟市委、市政府做对，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三是报道选在广大人民群众安度春节的时候发表，破坏了“快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犯了不讲大局、不讲政治的严重错误。主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地宣传部门因此“特事特办”，比处理重大应急事件还要迅速，马上对相关责任人高做出了严肃处理。 

疑惑、诧异、震惊、愤怒，这些词都不足以表达笔者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瞬间反应：这么一篇报道能算什么事，比得上2010年春节期间震动全国的“2.12”特大火灾吗？当时烟花爆竹堆放在公安局门前的道路上，爆炸引发的火灾烧毁了上百套民宅和公安局的房屋，还烧死了3名救火的消防战士，要论“破坏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给市委市政府脸上抹黑”，边城晚报的报道肯定是没法跟这个事件比了，当时的主官同样是龙颜大怒，而且当着媒体的面表示要讲公安局长、城管局长免职，但事后也就是平级调动而已，怎么就单单对边城晚报的一帮秀才出重拳、下狠手呢？这么一篇报道比得上2006年《怀化日报》报道的“怀化城区读小学比读大学还难”问题吗？当时怀化城区公办学校的学位空前紧张，普通百姓感叹“读小学比读大学还难”。新闻见报后当时的市长陈志强同样是“龙颜大怒”，但生气归生气，此公第二天就马上展开密集调研，由此拉开整个城区教育资源大调整的序幕。要论“不讲政治”，边城晚报调查过春节的满意度肯定是不能这篇报道比了，为什么就容不下边城晚报这么少得可怜的监督呢？


有圈内人士分析，晚报此次报道春节满意度其实只是导火索，真正引发上面强烈不满的根源还在2010年——当时晚报报道河西幼儿园教师集体罢课事件，之后该幼儿园老板带领一帮人冲进报社将晚报记者打成大小便失禁，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无人撑腰的记者们最后选择在网上发帖，批评有关领导充当黑势力的保护伞，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时主官就已经恼羞成怒，奈何众怒难犯，最后宣传部门只将晚报分管新闻的副总编通报批评了事。虽然这个说法靠不靠谱还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明摆的：下重手处理边城晚报报人，实际上就是替河西幼儿园黑心老板报仇了！ 

到底是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的恰恰是怀化超级主官和宣传部门。身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部门，在全党全国强化权力监督、健全民主法制的大背景下，不是虚心听取民众意见、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而是对新闻工作者进行“文字狱”式的报复，丧失了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素养。在举国上下准备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的关键时期，地方主官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为群众解困难、为人民谋福祉上，而是放在打压媒体声音、维护自己的绝对威权上，在当地党员干部中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奉劝怀化的当权者，好处你们占了就占了，但不要连老百姓说话的权力也剥夺了；高高在上的你们尽管威风好了，但不要指望老百姓集体下跪山呼万岁。 

曹长青：讨论韩寒的意义在哪里？

韩寒被质疑造假这个问题出来之後，网民们分成了所谓“挺韩”和“倒韩”两大派。挺韩派认为，13年前赢了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的作文，《三重门》等小说，以及後来署名韩寒的那些文章等，无论都是谁写的，韩寒的叛逆精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後来那些嘲讽时政文章，替老百姓出了恶气；好不容易有个人敢说话，敢骂几句政府，你们还要把他打下去，图什麽？韩寒文章的署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还有一些挺韩派认为，那些“倒韩”的，就是因为不喜欢那个“新三篇”了，由於反对新三篇的观点，所以现在就要“打倒韩寒”。

“倒韩派”认为，如果韩寒是靠造假成为“天才文学少年”，一路靠代笔、靠面具维持名声，那麽无论他後来写了什麽，都不可接受了。

这两种观点，哪一个更有道理？我由於写了《韩寒，中国文坛的最大骗局？》和《“韩寒”在崩溃的边缘》，肯定被划成倒韩派了。事实上，我感兴趣的，绝不是“倒韩”，相信绝大多数网友同样，而是怎样看待“真实”的价值。

这里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真实”和“意识形态”哪一个的价值更高？我个人毫无保留地认为，真实的价值远高於任何意识形态。因为，不建立在追求真实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不仅是负向价值的，而且迟早一定会轰塌。那种“只要你替我出气，造假我也支持（或者原谅）”的思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韩寒之所以受到许多读者的推崇，在於他敢於批评一个制度。但这个大家那麽讨厌的制度，主要是靠什麽维持的呢？虚假。任何一个专制，都主要是靠虚假维持的，仅仅靠暴力都绝不能统治长久，虚假才是真正的支柱。如果跟这个被虚假支撑的制度战斗的人本身，也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沙滩之上的话，那他不仅不能打败虚假，而且最终会被大的虚假拉过去。真实，只有真实，才能打败虚假。

如果韩寒是假的，那首先他就没有挑战一个更大的虚假的道德资本。其次，由於没有靠自己努力得来的人文修养，文学基础，思想能力，那他目前的“地位”就根本没有基石，不仅会忽然说出胡话，更容易站不住脚，要麽会顺风倒，要麽遇到压力就塌方了。而且，敢撒弥天大谎的人，可以是没有任何原则，守不住任何底线的人。

我们看韩寒，一个曾刺激了大家的怨气，又靠大众的人气腾空，登上富豪榜，享受偶像风光的人，然後居高俯视芸芸众生说∶你们其实不配民主制度，“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革专制体制的命，不就成了革人民的命了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不能有自己的站位┅┅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这都胡说八道些什麽呢？这颗墙头草，在利比亚的革命中，卡扎菲後来变得弱小了，要被杀死了，他要站到卡扎菲那里去吗？

但尽管如此，我接著麦田等人的质疑，也写了两篇文章的原因，绝不是像有些“韩粉”所指责的那样，就是因为对新的“韩三篇”太不感冒了。不感冒，毫无疑问。那种水准，领导中国思想风潮，真让所有中国文人跳海。但是，即使没有“新三篇”，韩寒被指出这麽多明显问题，我也会同样自己去究一下真伪。多年来我一直都强调，虚假的东西，不能打败虚假，真实，才是摧毁一个虚假制度的第一步。

17年前，我在北美《世界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质疑《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是否“周恩来私生女”的时候，就受到不少民运、异议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只要是能打击共产党、剥开周恩来伪君子画皮的东西，我们都要支持。我反问道∶假的东西能剥开谁的画皮呢？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思维和做法，正是导致那个恶制度的罪魁之一。而且，用假打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1年前，我写系列文章抨击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的时候，也遇到同样问题。高行健在反共、亲西方、追求个人自由等方面都跟我在一个思路上，尤其是他的作品被中国政府禁止，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但是，是不是因为这一切，我就明明看着他的作品差，只因他反共就去歌颂它们的艺术价值，或沉默呢？歌颂就是传播错误的价值，沉默就是容忍错误的价值，结果就是错误价值占上风。

上述这两种情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常可以遇到。那就是在“真实/说真话”和“意识形态/目的”之间，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在很多、很多情况下，坚持真实/说出真话，是非常困难的。难怪这个世界虚假横行。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要“重是非，不重人；跟理念，不跟人”。人会变，是非不会，理念不会。我们经常看到两种人，一种是“跟人”∶我喜欢张三，所以凡是张三说的话我都听，做的事儿我都维护；我讨厌李四，所以凡是李四的东西，我一律不买账。另一种人是“跟是非，跟理念”∶我不管这个话是谁说的，这件事是谁干的，只要是真话，就听，只要是正确的事，就鼓掌；而不因为他是哪国的、哪个种族的、哪个派系的，我个人是否讨厌这个人等等，来做选择和不选择。我属於後一种人。

例如，在质疑韩寒的主要人物中，有人也曾用既不真实，更不厚道，甚至下流的文字攻击我，但我不会因此就一切都站在那个人的对立面。而是就事论事，看重事情本身的对错，这比“选人站边”更有利於自己的思想成长，也更可靠。如果自己在是非、真假等问题上判断错了，认识到之後，改过来就是；这比盲目捍卫一个人，或死活痛恨一个人，要容易多了，心态也会健康很多。

目前这场围绕韩寒的讨论，早已离开了年前对“新三篇”的观点探讨，而在韩寒是否是“人造的”。“假”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如果以嘲讽中国社会，并登上了《时代》周刊风云人物榜的中国青年偶像韩寒本身是“假”的话，那真可谓中国社会的第一大黑色幽默；如果以欣赏韩寒抨击中国社会时弊而成为韩粉丝的人们，反而容忍自己的偶像是人造的，那就是中国社会的第二大黑色幽默；再加上曾被韩寒挖苦的官方媒体开始力挺韩寒这个第三大黑色幽默，那这中国式的幽默，就不知是该让人笑，还是哭了。

有人说你们这样对韩寒的质疑，是“有罪推论”却没有证据。当然，“质疑”本身就是怀疑你有问题，所以才质疑。但是，对韩寒的讨论是道德范畴，即使送到法院，也只是民事诉讼，究个是非，而不是刑事案，把人判罪坐牢。这和刑事案的应“无罪推论”在性质上和程度上都完全不同。更何况，现在并不是读者告韩寒这个人和作品不对号，而是韩寒主动要起诉质疑者。

没有人当场抓住韩寒作文、写小说作弊，是不是就没有判断的基础了呢？当然不是。韩寒这件事，不是杀人，不是放火，没有“现场抓住”的直接证据，完全可以根据常识、常理判断。网上那麽多人一段一段详细分析“韩寒”的作品，都是在说理，在论证。

面对网上多篇有理有据、难以否认的“人不对文”的分析，有挺韩者撰文指出∶韩寒有找代笔或枪手的权利，这是他的私权（个人权利），只要写作者和韩寒之间没有版权纠纷，外人无权干涉；在西方等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对代笔这种事情，没人干预。现在你们这麽多人，群起质疑韩寒的诚信，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作家的私权。

我对这个话题很敏感，因为多年来一直为保护个人权利而呐喊，最痛恨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剥夺“个体权利”，因为这是人类灾难的源头。但在韩寒问题上，大家追究的是“天才文学少年”是怎样炼成的？他如果是假的，造假被袒护，那不恰恰损害了真正的作家们的权益吗？

没错，在哪个国家当然都有“代笔”（Ghostwriter），基本上是两种情形∶一是名人找代笔写自传等，完全由别人写，然後署自己名出版，以自己名义推销。这完全不是问题，无数人这麽做。现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自传就是花50万美元请人写的。二是已经打响名声的著名作家，自己写不过来了，或者写不出来了，就请一些作者，模仿自己的风格写，然後署自己的名字（或联名）出版，像美国畅销书作家Tom Clancy, James Patterson等，都有代笔，不存在道德问题，他名声在外，对署自己名字出版的东西负责。读者对此也清楚，照买他们的书。这种情况下的代笔，才是署名者和代笔之间的私权。

但韩寒的情形则完全不同，他不是名声在先，代笔在後，而是（如果质疑属实的话）靠成人冒充孩子，得作文奖，出长篇小说，赢“少年天才”的名声，然後借这个伪造的“天才”塑造偶像地位，继续出书。而那些作品如果不是打著“少年天才”这块招牌的话，很可能连出版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完全是造假行为，怎麽能属於正常意义上的代笔呢？如果韩寒靠自己的实力打出了大名，那麽现在他有一个写作团队，“韩寒”就是这个写作班子的笔名，韩寒是主要写手（因为他在以写作天才做宣传），那别人没什麽可说的。但事实明显不是这麽回事儿嘛。

坦率地说，即使不谈那一堆一堆的文本分析，仅听韩寒的一句话，你就可以判断，他对写作是个外行。在被质疑後，他说，“至今所有署名我的文章均是我本人所写，如有一字他人代笔，我诅咒我自己不能活着看到我女儿成年。”敢发这种毒誓的人，不仅说明是假的，也等於告诉人们，在他那里，誓言可以是戏言。

除了如今网上的博客之外，恐怕没有任何作者的东西，没有“一字他人代笔”吧？起码有编辑修改几个字吧。那些自己有写作经验的人，对韩寒的质疑会更强烈一些。托尔斯泰那麽大的作家，他的《战争与和平》修改了八遍，都是妻子抄写的，其中不乏她自己改动的内容。连纳博科夫那种语言大师，都被妻子修改语法和拼写错误。更何况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被妻子修改之处无以计数，而且她还给我代笔，我在家里的一些“高谈阔论”，她认为有点意思的，就随手记下，写成了文章，还随处点缀着她自己的思想。我很幸运，有文笔很好的妻子帮忙。我更清楚，写作是艰辛的，每挪小小的一寸，都有多少努力在背後，绝不可能是韩寒那种潇洒的“一挥而就”。全世界都没有，怎麽只有中国有？

韩寒如果说自己的作品从少年时代就一路得到了爱好写作的父亲的修改和帮助，还有些可信度。但目前这种情形，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从第一篇起，就是父亲代写，这十多年来，韩寒却要在大众面前、在媒体上做出“天才文学少年”状，一直维持住这个“假”。如果这“假”是真的，那韩寒的父亲是给了儿子一个何等沉重的压力？如果这“假”是真的，那韩寒的父亲又是给自己圆了一个多麽可怕的“文学梦”？这不是噩梦一场吗！

——2012年2月2日於美国

201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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