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中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崩塌

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通过各种管道释放出来，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方面的，甚至就连西方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肮脏合作由成功到失败，无一不被拿出来晾晒，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意味着中国的国家信用正在崩塌。

政治上的不信任可以用谷开来案开审后的国际反应裁量。由于本案件从涉案人到消息的披露都高度国际化，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这起棘手大案，并希望通过该案件测度中国的法治建设水平。结果人们只看到“指定管辖、指定律师、指定旁听、指定结果”的审判秀。除了有第三方介入杀人、用什么药毒死海伍德说法矛盾之外，庭审甚至对谷开来杀死海伍德的动机都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反而留下种种悬疑。

英国《每日电讯报》对这场审判的透明与公正表示彻底的怀疑。8月12日在“谷开来供述最终章中耸人听闻的传奇，疑问依然存在”中指出，有消息来源告知，谷开来的审判经过事先反覆排练，甚至有中共官员扮演参加旁听的英国外交官。曾被外国人相信、美国还掏了大把美元推进中国的“依法治国”幻梦，本就已经让不少参与者怀疑，这次审判可以说给了这个幻梦最后一击。

怀疑者将这种不信任扩及外国投资者与中国政府高官的关系－－这曾经是外国商人认为适应中国制度环境最应该建立的关系。他们认为海伍德被毒死，对于外国投资者前往中国做生意是一个严重警告。仿佛是为这种担心做注脚，英国的《独立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不约而同地报道美国司法部调查美国赌博业巨头谢尔顿?艾德森控制的金沙集团在华行贿案。该调查揭示了中国政治和商业利益相互纠缠，错综复杂的阴暗组合。并且指出一个事实：这种阴暗组合关系很难善终。比如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会因为金沙的子公司涉嫌各种违规行为而对其展开调查，其中包括资金用途与向官方申报的用途不符（其实这种情况很普遍，双方关系好时，中国官方对此假作不见）。文件显示，中国商务部和法院冻结了金沙一些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及其公司注册。

在这种氛围下举办的伦敦奥运，中国运动员受到很多质疑。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日刊登Brendan O’Neill的评论文章“为何我们英国人将中国运动员视为骗子、怪物机器人？”提到在中国羽毛球运动员因被认定故意输球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后，英国媒体涌起一波波兴高采烈的热潮，他们认为这件事证明了中国人是鬼鬼祟祟的骗子，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知道什么是公平竞争。

最能标明中国国家诚信受到深度怀疑的是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怀疑。尽管这一怀疑过去也常有冒泡，但并未形成共识。即使在2010年维基解密曝光了一份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密电，披露2007年3月12日，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曾到美国大使官邸与大使共进晚餐，当时李说：中国的GDP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他说，在评估辽宁的经济时，他侧重于三个数字：1、电力消耗，2、铁路货运量，3、发放的贷款金额。但即使如此，海外不少经济分析师还是有意忽视这条消息。但最近这种怀疑已经扩散到经济领域。《纽约时报》6月22日一篇报道称，地方政府要求中国的发电厂管理人员在发电量数据上造假，不让中央如实了解经济减缓的程度。2012年7月25日，一篇“不再相信中国领导人的4个原因”广为流传，其中提到，“一涉及到经济运行问题，我们认为不能再相信中国领导人”。

《华尔街日报》最近终于无法忍受，直接去信给中南海，称“从坚信中国陷入熊市的人到看好中国的投资银行分析师，每个人都怀疑经济增长率是否低于官方统计数据”，因此，他们要求了解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

似乎上述所有怀疑还不够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怀疑，8月15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经济系教授彼得?那法若（Peter Navarro）完成的《致命中国》记录片在洛杉矶首映。这部影片全长80分钟，结合访谈和调查报告，揭露中国当局漠视人权，纵容黑心食品和山寨商品横行，以及美中贸易逆差恶化，为中国百姓和整个世界带来致命危机。

从2001年开始的“中国热”，到2005年高调宣扬“中国和平崛起”，伴之以乔舒亚-雷默鼓吹“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再到今天中国的国家信用被外部观察者从政治上、经济上、伦理上全面怀疑。国家信用毁损到这地步，究竟是谁之罪？

我认为，还是应该埋怨中国政府（也包括那些代表中国与外国打交道的政商界人士）自身。

西方国家自90年代末期开始，直至2009年为止，主流态度是很愿意相信中国，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甚至希望中国强大，以牵制美国。间中会有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对中国的怀疑，2001年8月《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一则题为“骗子共和国”的报道，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如何沦落为“骗子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eats），首度对中国人的诚信表示质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Carsten A. Holz 写了一篇“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被收买了吗？”（Have China Scholars All Been Bought?）发表于《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不无痛切地检讨了China Scholars为了取悦于中国政府，得到各种各样的研究机会与资料，“我们通过以下方式讨好中共：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或者不提出某些研究课题，报告某些事实或者忽略某些事实，我们使用的语言，我们讲授什么以及如何讲授。”他列举了一长串事实，触痛了他的同行。这篇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冷遇。

美国总统林肯有段名言遐迩皆知：“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你无法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人”。北京政府的诚信如今受到全世界的怀疑，足以证明一点：撒谎造谣是道义上自取灭亡，它最终将导致政治上的灭亡。



－－原载：《VOA》，2012-08-17
http://voachineseblog.com/heqinglian/2012/08/credit-china/

松林:“酷吏”与“暴民” – 后“六四”时代的现状

“酷吏”与“暴民” – 后“六四”时代的现状
作者：松林




温家宝先生在许多场合提出政治改革。特别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会 上，温先生感觉他已到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好像在是无力的哀鸣。其实，胡温执政之初好像还是比较顺利的。从SARS，孙志刚案件，减免农业税，到汶川地震，一直还算应付的比较顺利，也获得了一下好评。但是，很快就遇 到了巨大的问题。巨大的压力和质疑来自百姓、社会精英，也来体制内自身。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胡锦涛、温家宝就好像越来越玩不转了，力不从心了。温先生很会表演，典型的特征是哭 和说话慢。一句话要想半天才说完。不过，笔者发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记者招待 会上说到“不政治改革”“文革”可能会发生时，没有停顿，是从心里发出的。为什么，他感受到了，害怕了，时局 已经太危险了，巨变时刻会发生。


汶川地震是个转折。先是学校、医院粉碎性倒塌，而同为公共设施的行政机关建筑却巍巍不动。人们的悲痛很快转为怀疑和愤怒。后来是捐 款应用的不透明，死亡孩子家属没有明确的答复，学校的“豆腐渣”工程调查草草了事。接着快速推倒坍塌了的“豆腐渣”残骸，迅速重 建。2008年温先生在汶川地震 现场“对得起人民”的诺言没有兑现，从 而落得“影帝”称号。人们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死难孩子的家属不断上访。谭作人、艾未未等知识分子推动民间调查，又被判刑，迫害，人 们寒心了。为什么要草草了事？压制调查？这不仅仅是食言，是不敢，是不能？是什么使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都进入了一个不信任， 质疑不断的状态之中? 人们再也不相信政府 了。公权力在死去的孩子们面前没有信誉了。原因是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利益阶层的巨大能量使得社会进入了一个“丛林”时代。


这几年来，群体事件的数量迅速上升，一年大小十几万起。上访的，喊冤的，自焚的，报复社会的层出不穷。开 始还可以控制，后来越演越烈，都是自官民的冲突引起。规模，范围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同情弱者，仇富，仇官。上海杨佳杀警察，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死亡，湖北邓玉娇刺官，受害幼女母亲被 劳教，贵州瓮安，湖北石狮，乌坎，什邡，启东等等等等，一起比一起激烈。尤其是强行拆迁引起的自焚，人命层出不穷，不知 死了多少人了。近来发展到了对官府建筑的连环爆炸（江西抚州）。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制度化的腐 败失控的同时，人群的怒火也逐渐失控。弱势群体对官府的敌视和不满已经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官民的对立，如同一个火药桶。一个“酷 吏”和“暴民”的对抗已经形成。


专制的社会，当政者把百姓分为“顺民”和“刁民”。认为不听话的，有维权意识的百姓都是“刁民”，敢于对 抗官府的皆为“暴民”。只有严法苛政才能治之。敢于以重刑治民的则是“循吏”、“能臣”。殊不知“无限的权利造就无限的腐败”是人性 的必然。在专制体制下官府眼中的“循吏”必然成为“酷吏”，“能臣”大部分是贪官。是“酷吏”造就了“暴民”还是“暴民”成全了“酷 吏”？毛泽东，邓小平虽然治国的路线不同，但是都是不折不扣的“酷吏”“暴民”的始作俑者。有“请君入瓮”的帝王之术，利用“酷吏” 去压压制百姓，再鼓动“暴民”去烧死“酷吏”，循环往复。把“顺民”都逼成了“暴民”，把“循吏”都培养成了“酷吏”。自古以来“酷 吏”和“暴民”就是孪生兄弟。有了“酷吏”一定会有“暴民”。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正式正是利用民怨，效法毛泽东，用文革的手段争取弱势群体，黑打黑蒙骗百姓，自获其 利。在王立军的案子发生以前，薄熙来似乎已经占到上风，赢得了舆论。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似乎薄熙来进入最高权力是没有疑问的了。王 案一发，胡温找到了机会，对薄熙来的及时处理，有效的阻挡了“太子党”的进攻。是一件大好事。不过论其手段，不敢恭维，五十步和百步 之差也。没有透明的审理，公正的程序，以薄的势力，盘根错节“太子党”，胜负一时无法确定。可能还有戏文在后面。黑打黑的丛林法则仅 仅力量的一时上风。以枭雄如毛氏都无法保证其妻女，何况他人乎？薄熙来案件本来可以成为一场文明的公审。不幸又可能沦为文革以来中共 内部派别的一次火并，权力和阴谋的一场大戏。不过无论如何，薄熙来事件至少说明邓小平留下的“隔代接班”的指认方法解决不了中共头痛 多年的权力继承，又失败了。丛林法则再一次回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薄案发生之前，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讨论似乎只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体现在舆论上是“歌 功颂德派”和“普世价值派”之争，也就是网络上的“五毛”和“带路党”。不过，自从有了薄熙来事件，“五毛”们自己打起了。有的支持 薄熙来，有的支持胡温。搞得“普世价值派”都有些插不上话了。一路“歌功颂德”的专制体制维护者们进一步细分了。以“毛派”自居的是 薄熙来的支持者。孔庆东、司马南、“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是典型的这些“左派”中的左派。以维护正义之名，借毛氏的老路鼓 噪。支持胡温的“温和”左派们下手猛打薄熙来和追随者。还有以刘少奇儿子刘源为代表的复辟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一些太子党频频发难。 这些人都是当前的既得利益者，也都是“六四”镇压的支持者，当年曾经一致的支持邓小平以血腥换稳定的基础人群。为什么分裂了？一个简 单的道理是邓小平的不谈“社资”的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动力。以镇压异议人士，钳制舆论，封锁网络，强力维持党天下的公权力“酷吏”手 段已经失效。“酷吏”导致了制度性的腐败，也激发了弱势群体的反抗，逼出了“暴民”。失控的“左派”们分裂了，黑吃黑，黑打黑，火中 取栗，谋取自身的利益。互相指责对方为“酷吏”。“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已经形成。


笔者总结上述社会矛盾和冲突认为，“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是“后六四时代”的必然，也就是 “六四”屠杀的后遗症。因为“六四”的镇压，和平、理想、自发的民主改革已经无法实现。巨大的贫富之差，分配不均，资源垄断再加上经 济的动力减缓，使得社会的张力越来越大，无法释放。各个阶层的矛盾是没有平等协商，和平妥协的渠道。特殊阶层的利益受到强大公权力的 保护，绑架了整个国家。人们的不满和自身利益的保护无法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伸张，只有以爆发的形式出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六四的镇压使 得健康的力量消失，人们从“六四”的教训得出只有无序的“暴力”可以抗衡公权力的制度性暴力。


从经济的观点，“六四”以后，人们不再天真。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只能依靠GDP的成绩。于是乎，GDP成为官员考核的标准。盲目的发展成为唯一的选择。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购买力下降，中国的出口随之下降（2012年7月份出口已低于6月份，比2011年7月份增长不到1%）。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 打击。弱势群体的收入相对下降。同时为了救市，中共不断提高基础投资，向国有经济倾斜，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也促成更大的腐 败。腐败已经成为制度性腐败。铁道部的腐败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性腐败。但是，如果减少基础建设的投资，GDP马上下来，更不堪设想，政权基础都有可能动摇。唯一的出路只有政治改革。温先生很明白。中共面临的问 题是，继续改革，就必须马上政治改革，让利于民。要不就是牺牲经济改革，继续向国有企业倾斜，国金民退，退回到计划经济。主要矛 盾既要解决就业、物价等经济问题舒缓社会矛盾，要有服从制度性腐败，使得问题无解。走回计划经济已经不可能，人们的环保意识，维 权意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已经觉醒。群体事件说明这一点。大多数群体事件是围绕着基本利益而爆发的。由于政治改革推动不起 来，本来普通的经济问题，也成为“酷吏”“暴民”的一个起因。


“酷吏”和“暴民”的恶性循环十分复杂，用过去简单“法西斯”和“专制”制度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政体已经 十分畸形。其根源是四种社会现象的组合和衍生。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形成的巨大财富，长期国有垄断造成的资源掠夺和分配不均，后文革时代 的“暴民”传统，后“六四”时代的“酷吏”高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文革以后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以毛泽 东的羊头，卖邓小平的狗肉的结果，是“六四”以后，无视人们的巨大创伤，妄图以经济的发展掩盖社会和政治的裂痕的结果。自49年以后，中共的执政就从来没有使中国政体正常化。宪法始终是一纸空 文。“六四”以后情况更加严重，枪炮镇压了社会的健康力量，利益腐化了知识阶层，腐败成为了制度和习惯。经济发展和政体建设严重 脱节，使得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和利益挂钩，向利益团体倾斜。政府官员商人化，商人政治化，官商相互勾结，利益到处寻租。


世界银行对中国情况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就指出，没有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 制，那么一定会越来越垄断，社会越来越动荡。无论左派右派，都看到这一点，不同势力正在角力。只有以社会的和解，以民主、法治、 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可以泻日益提高的堰塞湖之水位，可以长治久安。


如何使社会和解，如何启动朝向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六四”是永远无法绕开的问 题。只要提到政治改革，必然首先遇到这个问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解决不了根本，溃堤随时是有可能的。“酷吏” “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是“文革”浩劫和“六四”屠杀的后遗症。不公正明白的追究中共主政者在“文革”“六四”的罪行和责任，无 法得到社会的和解，无法政治改革顺利进行，无法使得国家体制正常化。所以公正的解决“六四”问题是一个契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也 不是愿不愿做的问题，要想避免崩溃性的灾难后果，就必须做。


2012年8月15日
于秋实山庄
—— 原载: 议报

余晓平：中国经济进入重要转折期

余晓平：中国经济进入重要转折期

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有增长和衰退周期，自从市场经济发明以来还没有例外过。各个国家有自己的调控办法，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宏观调控”，最常见的就是发钞和调整利率，发钞的风险在于物价上涨，而调整利率经常会不起作用。形象一点说前者像挂吊瓶，后者像服汤药。

早在2008年底出现经济海啸的时候我就说过，可以预见的就是这场经济海啸对中国的伤害要远远超过对美国，大家盘点一下自己的资产到底缩水了多少就可以知道，用货币对应的黄金量，或者对应的大宗实际商品就可以看出，尽管存款增加，但能买回来的东西却变少了。

从股价来看，美国道琼如今已经在一万三千两百点左右的水准，恢复得差不多了，中国的上证指数呢，奔着两千一就去了，人常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计，我在美国经历过十年前的大萧条，到了这次经济海啸就一点担心都没有，因为历史一次次地证明，道琼所代表的传统工业总能恢复过来，因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有修复功能。

中国的经济并不是自由经济，所以只能指望政府干预，更用传统的调整利率方法所不能解决，唯有发钞一个办法。美国发钞，全世界的市场替他消化，所以国内物价虽然也上涨，但是幅度不大。而中国所发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是靠中国的老百姓来消化的，老百姓必须忍受物价上涨的痛苦。

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政府为了维持稳定，不顾发钞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只顾眼前执政的利益，所以看起来经济一直是上涨的结果，这种上涨主要取决于房地产泡沫和垄断经济，而伴随的就是物价的上涨。发钞以后股市下跌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信号，就是说增长出来的货币并非用于投资生产推动经济前进。从实业经济当中抽逃资本体现出来的就是股市下跌，说明人们对经济毫无信心。

看到一篇新闻中论述到，在几乎不间断的增长35年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投资导向型，依赖出口模式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使得中国失去出口缓冲，中国转变为消费导向型经济面临造成政治动荡的风险。《福布斯》报导说，七月份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萎缩，并认为中国再次伪造数据。作者章家敦是《中国即将崩溃》作者。

文章说，北京上周发布七月份经济统计数据，似乎经过粉饰。有一个数字特别能够说明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上个月，电力产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1%。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官员已经人为增加了被密切关注的电力数字，以使得经济看起来比实际更强壮，但是即使是2.1%的增长也表明中国经济停滞不前。为什么呢？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电力的增长高于GDP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可能在萎缩的结论被生产调查和价格指数证实，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指标是卖不出去的货物堆积成山。最近几个月铜被堆积在停车场，铁矿石堆积在仓库。装载着没人要的煤炭的船只停留在港口。这就是中国分析家谈论的“心脏病发作”的中国经济，而资本研究的安妮-杨使用的词汇是“僵尸”。

很多分析家相信中国的问题只是暂时的，并将很快过去。文章说，他们错了。在几乎不间断的增长35年之后，中国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造成三十年增长的三大原因要么不再存在，要么正在迅速消失。中国不再改革，国际环境不再良好，“人口红利”—非凡的劳动力增长正在变得萎缩。

它处在这样一个不利的背景下，而不是过去三十年里有利的环境，中共领导人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不幸的是，中共领导人不能做出一些必要的行动来发动增长。每个人都同意他们必须刺激国内消费，投资导向型，依赖出口模式已经不再能够维持。

但是，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商品。并且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正不断增加。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2,954亿元。在今年的头七个月，中国出口到欧洲下降3.6%。而对美国的出口跃升11.4%。一旦中国经济崩溃，中国奇迹对他们的影响并没有他们想像的那么大。

但是北京在五年前更加容易做到的时候并不试图改变这种模式。于是，其他国家依然购买中国的产品，使得中国经济计划者可以依靠出口盈利作为缓冲。现在，随着国外市场下滑，中国不再能够依靠销售给国外顾客盈利。没有了出口缓冲，中国转变为消费导向型经济将造成混乱，这让中共在政治上难以承受。

中国经济现在处于新的超级周期。这一次，周期的方向是向下。并且可能持续几十年。中国已经走过了它的高峰，并已经不再能够实行必要的改革。

与此同时，中国房地产的泡沫继续吹大。尽管中共政府自去年初开始调控楼市，但楼价下跌并不明显，至今房价仍居高位。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六（18日）公布了7月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平均房价环比涨幅达16个月最高，而且房价上涨城市数量比6月翻了一倍，由“局部上涨”演化为“集体上涨”的态势。7月各地房地产火爆，签约量达28万套再创新高。

专家表示，房地产市场回暖迹象明显，如果未来价格持续反弹，政府公信力会再次受到重创。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认为，由于中国的政治机制问题，这个各国政府都用的办法，但是它在中国效果不好。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的问题纠结在一起，互相拉扯，动哪一块就会带来另外一块的问题，最后它又威胁到政府的利益、安全。

本文一些内容来自网络上的文章分析，这在国内比较不容易看到，当下在中国，明白人比较痛苦，人们尽量往好处想，这一点可以理解。我个人的看法是，早在几年前我就分析过，当时由于中美之间的外汇顺差太大，中国根本就顶不住升值的压力，人民币兑美元必然升值。然而我又同时表示，人民币不可能永远升下去，因为随着发钞量增大，以及中国经济进一步崩溃，总有一天会导致人民币贬值，这个时候就容易一发不可收拾，我看这个日子快了。

如今从股指看来，大量热钱开始外逃，人民币开始有兑美元贬值的迹象，因此将资产转化成硬通货比较重要，比如黄金和美元外汇，这一点看看国民党执政末期人们“轧（ga)黄金”就知道当年人们的做法，用购买黄金的办法来抵御货币贬值。

乱世当中，脑子清醒的人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不过中国政府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变卖国有资产，也就是把本来属于你的东西再卖给你一遍，如果这样那还算好，最糟糕的是可能国内的人不会买，而老外会买，而且会以很低的价格来买。中国人动不动就骂人卖国，真正能卖的只有政府，你说我能把中石化给卖了吗？中国的那些脑残，政府把他卖了，还会替人家数钱呢。

张维迎：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

张维迎：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 不加以抑制就会自动扩散
 
   记者：您在新书《什么改变中国》中说到，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领导力和理念，您还说，以前的改革是理念战胜利益，现在是利益战胜理念。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利益在阻碍改革？

 
   张维迎：简单说还是由政府主导经济情况下形成的机制。首先政府官员，改革本身就是权利不断从政府手里交给老百姓的过程。最初我们的定价权、买卖权都在政府手里，这时候把这些权利交还回来，对政府官员来讲一定是一个损失，至少它认为是一个损失的。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有很强理念的领导去推动的话，改革就很难进行。
 
   政府官僚系统有一种自然膨胀、自然扩大权力的冲动。如果我管的很少，理我的人就很少。我可能不在乎别人是否给我送红包，是否贿赂我，但我很在乎别人是不是尊重我。你权力越大，你走到哪里越牛气。为什么中央政府一个处级干部下去，就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因为他手里有权。同样中央部门，有些权力小的部门，下去的待遇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一种扩大自己权力的本能。
 
   一旦领导人没有理念，这些政府权力就像癌细胞一样，你会没有办法抑制它，你没有那与之对抗的力量，没有健康的细胞不断的吃掉它，它就不断地扩散。
 

政府大量投资助长国进民退
 
   记者：您曾多次提到这几年“国进民退”的趋势很明显，你观察到的“国进民退”主要都表现在什么地方？
 
   张维迎：比如说投资，本来政府投资越来越少了，国有企业投资越来越少了，但是在这几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投资变成政府投资，大量贷款都是流向国有企业。你看看统计就知道，这两三年政府预算的投资增大了。
 
   你再看各地的各种政策，越来越倾向于国有企业，甚至广东、浙江这些地方，传统上是非国有企业比较强大的地方，现在也在争先恐后怎么讨好央企，怎么吸引这些央企去投资。具体比如煤炭，本来煤炭是一个以非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一个产业，但是现在又变成了完全由国有主导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比如说航空、石油、钢铁，原来有些民营企业进去，现在都被赶出去了。
 
   你看整体的社会里面，国有企业好像变得越来越神气，九十年代可不是这样的。九十年代国有企业都是烂账、坏账很多的，人们担心这些烂帐导致整个金融崩溃，所以才有后来的改制、处理坏账。这几年是完全不一样了，像一个组织一样，有时候这个人是一把手，但是你发现另外一个人天天在那里说话，比他还管用。你看看我们的非国有部门创造的GDP是60%多，但是整体的话语权在国有企业的手里面，它说出来的好像就是正当的，就好像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有企业老以国家利益代表这样的姿态出现。
 

政府官员追逐利益给社会带来负的价值
 
   记者：这其中可能利益跟观念都在起作用。从利益角度看，很多政府官员，包括中央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的官员，都能从国进民退中得到好处。
 
   张维迎：利益总是一个现实的约束。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本身不是问题，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游戏规则好，你就必须对社会有贡献，这个没有错的。麻烦在于，政府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经常不是给社会做贡献。为什么？它没有竞争的约束，它的收费是强制的。政府与企业最基本的一个差别是，他们的收入来自税收，企业的收入来自价格。价格是自愿的支付，这瓶矿泉水卖两块钱，人家一定认为值两块钱以上，他才会买。但政府收你两块钱税的时候，能给你提供的服务值几块钱，你不知道啊，有可能是三毛，甚至有可能是负的，但它照样能拿到这两块钱。因为他们没有竞争约束，这种权力才变得危险。
 
   当政府官员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可能给社会带来负的价值，这和市场竞争当中个人追求利益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你必须有一个很强的理念。当然，你可以说理念也是一种利益，更长远的利益，他想名垂千古。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有的人就是有一种信念，他对社会有基本的是非感、基本的正义观，满足这种信念，他觉得心里就舒服了。昧良心的事有些人感到不舒服，有些人却是心安理得，觉得我只要拿到财富就可以了。有些人不愿意干坏事，也是有一个很强的理念在里面。
 
   记者：理念的确对改革进程有很大影响。比如说国进民退的一个表现，就是政府搞很大的投资，出台四万亿计划，在普通百姓看来这可能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实际上是效果是政府花钱，百姓遭殃。
 
   张维迎：有时候这种理念和利益是在互为支持的。如果是你相信凯恩斯主义政策可以解救经济危机，可以使这个经济增长，这是你的理念；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家，确实也得到了短期的好处。
 
   有这个理念就要花钱。怎么花？不能从飞机上往下撒，就是需要经过一个口子。这个口子就是在我这里，官员把持着。那时候发改委门前车水马龙，交通堵的一塌糊涂，一个官员从院子里开车开到马路上花了四十多分钟。很多企业也是这样觉得的，我东西卖不出去了，为什么？钱少嘛。企业家有时候也犯这个错误，他东西不好卖，老是怪钱太少，所以要政府多花钱。
 
   利益和理念是混在一块的，有时候理念会显得比较弱，就是因为利益真的很实在，与理念产生很大的对抗。你有很强的理念，你自己完全说服自己，完全相信它，这个时候你也不一定坚持，因为可能看到一些比较现实的利益诱惑你。为什么有的人说“出卖灵魂”？灵魂怎么出卖？就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出卖自己的信仰。
 

2009年四万亿计划使2012经济危机变得更加厉害
 
   记者：2009年中国政府刚推出刺激计划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反对，认为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方式必然带来恶果。
 
   张维迎：我说的话作用是很有限的，但是我相信有一定的平衡作用。至少可以说立此存照，事后我们还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也碰到一些政府官员，他们说我09年的文章，今年回过头来又看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而且他还告诉我，他还跟别人宣传，当年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当时大家不是很欢迎。
 
   但是，我们现在又有多少人是真正有理念的呢？这也是一个问号。并不是写文章的人都是有理念的，有理念的，也有没理念的。我有时候开会碰到一些人，谈宏观问题总是出招，说需要控制这个，需要刺激那个。我心想：现在经济要下滑，这个问题都是你们当时的措施导致的。但是他们很少这么想问题。就像一个聋子，我本来给你治聋的，结果我给你治哑了；聋没有治好，我现在给你开治哑巴的药；过两天又治瞎了，我继续开怎么治瞎的药。
 
   记者：现在中国经济面临下滑趋势，这是不是09年的刺激计划造成的？
 
   张维迎：首先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之后，绝对到了一个调整时期。我们从国际的变化，我们自身内部劳动力供给、市场的变化来看都是这样。还有消费者本身的口味的变化，原来你生产什么东西都有人买，因为什么都缺，现在不一样了。这给企业家提出很大的挑战，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出高的要求。
 
   但是无疑09年的事情使这个情况变的更厉害。没有09年的刺激政策，当时的一些困难，就会迫使你去调整，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问题。你运用凯恩斯的刺激方式，刺激越强，最后的问题越严重。现在很多地方的投资都超过GDP了，你最后怎么办？因为所有产品的价值，无论是一块砖，还是一块矿石，最后都来自于消费者的评价。你别看消费者离矿石那么远，但是这个矿石的价值最终还是来自于消费者。如果说结构扭曲了，你还不断盖工厂，不断地挖矿，最后经济是要崩溃的。
 
   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造成的，实际上是政府，是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刘荻:宣传为什么失败？

2012-08-07

中国近期出版的兰德尔•彼特沃克的《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一书，“别出心裁”地把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鼓动进行了对比，并总结了其成败。

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有不少看点，尤其是书中大量引用了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著作及《共产主义黑皮书》中的内容。然 而笔者感兴趣的则是，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民主德国的宣传鼓动都没有能够达到所预期的目的：这两种宣传鼓动都既未能帮助创造出人间天堂，也未能阻止极权制度 的覆亡。

宣传的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它未能制造出建设伟大事业所需的满怀热情的真正信仰者。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民主德国，真正信仰纳粹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都只 有少部分人，多数人只是表面上服从。“枪杆子+笔杆子”只能制造出一大批神经紧张、唯唯诺诺的群众和一种普遍的伪善气氛，而不能制造出充满激情的伟大事业 的建设者。就连体制的领导人也不例外：几代之后，当共产主义的狂热信仰者被哈维尔所说的“无个性的官僚”所取代之后，一旦体制遭到挑战，这些缺乏真正信仰 的继任者很可能不会像充满革命激情的前辈那样不惜用使用武力来捍卫政权。

宣传的另一个失败之处更加具有讽刺意味：宣传本想蒙蔽群众，结果反而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既然人人都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体制的领导人也就无从得 知自己的真实民意基础。“人们假装相信，政府也假装相信人们已经相信了。”最后，当体制土崩瓦解之时，所有人都不会感到震惊，只有最高领导人还被蒙在鼓 里。

美国政治学家吉恩•夏普认为，独裁政权的弱点包括：“下属由于害怕得罪上级，可能不会向独裁者报告决策所需的准确和完整的信息。”在中国，党希望党 报党刊要做党的“耳目喉舌”——不仅要做喉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要做耳目，收集信息向党汇报。而一味歌功颂德、粉饰现实的宣传无法履行后一种职能。信 息层层过滤之后向上传递，其结果就是：越是位高权重者越是远离现实。宣传本是面对群众的，结果却变成了只供袁世凯一人阅读的报纸；本想欺骗他人，结果只骗 了自己。因此毫不奇怪，各种政府官员在网络和微博上都表现得格外愚蠢。

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宣传都宣称“元首永远正确”或“党永远正确”，并禁止一切针对重大问题的批评——只允许批评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级批评下级等 等，其结果就是体制完全缺乏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渠道。今天的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民主国家有议会，有反对党，有独立的新闻媒体，错误的经济政策会遭到质 疑、批评和反对，还会被反对党加以缓和或取消，因此严重的不良后果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逐渐表现出来；而在中国，不允许批评的结果是错误政策只能一条道走到 黑，以至于2008年的十万亿政府投资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让中国经济从萧条变为滞胀，走过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的发展历程。

缺乏批评的结果是，极权制度往往只有到了濒临崩溃之时才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无论什么样的宣传都无法挽救极权制度，只能把极权制度更快地推向这一宿命。

转自牛博：宣传为什么失败？（刘荻）

齐之丰：世界媒体看中国：叶诗文争议

作者：齐之丰 文章来源：VOA  更新时间：8/5/2012 9:16:15 AM




中国选手叶诗文7月28日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

十九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也是著名的自由派思想家。穆勒当年提出，只有通过自由的辩论才能逼近真实，才能使真理保鲜而不至僵死；即使是一种虚假不实的错误说法也有其至关重要的存在价值，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对错误的驳难而接近真理；压制甚至消灭所谓的错误说法或思想，消除了辩论，真理便会成为僵死的教条，真理将不再是真理。

穆勒的这一思想至今为西方国家的报界所遵循。简而言之，西方国家的报界大都认为，报导争议事件或报导本身引起争议，从而引发读者观众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和辩论，从而为逼近真实、使真理保鲜做出贡献，这是新闻媒体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公众服务，是新闻媒体的存在价值所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全球性的叶诗文争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16岁的中国女子游泳运动员叶诗文在2012年夏季伦敦奥运会上取得令人惊异的成绩所引发的争议及报导，让西方国家的公众、也让可以自由阅读、观看西方媒体报导的中国公众得以逼近真实，得以使真理保鲜。

叶诗文引发的争议无疑是全球性的。在叶诗文的中国，官方媒体以及众多的中国公众对西方媒体有关争议的报导作出了各种反应，其中愤怒的反应占大多数。

截至目前，来自中国的论点大致包括：

1）西方媒体对叶诗文没事找事，显示了西方人的种族主义；
2）西方媒体对来自中国的叶诗文的敌视，显示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敌视；
3）西方媒体大肆对叶诗文进行负面报导，显示了西方人输不起；
4）西方媒体对叶诗文的质疑也是事出有因，中国确实有不佳的纪录。

*中国官媒的主旋律*

有趣的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发表题为“刁难叶诗文，西方舆论太小心眼了”的社评，一举囊括了上述的观点。

一方面《环球时报》说，“对叶诗文的突出成绩，一些人有疑窦可以理解，尤其是中国游泳队员历史上曾经出过兴奋剂事件。但叶诗文通过了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的检查，被验证未使用任何兴奋剂。”

另一方面《环球时报》又说，“试想，假如叶诗文还是同样的肤色，并创造了同样的速度奇迹，只是把她的国籍换成美国，西方舆论大概会完全变成另一副腔调。...叶诗文获金牌后的西方舆论表现再次显示，西方对中国的不友好已经扩散得相当宽泛，它的偏见不仅针对中国体制，而且殃及中国的很多优秀个人。西方的不良心理说不准就会在中国的某件事和某个人身上冒出来。”

然而，《环球时报》看似扎实、全面、公允的社评遗漏了至少两个至关重要、又极其平常、极其公开的事实：

1）许多最后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兴奋剂的运动员先前都有通过世界体育机构正规检查的记录（这就是为什么有关检查机构要把检查样本保存八年以便随时复查）；

2）因成绩特别优异而受到西方和美国媒体怀疑和质疑的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运动员大有人在，美国自行车运动员兰斯?阿姆斯特朗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显然，这两个简单的事实对《环球时报》社评看似扎实、周全的论点非常不利。

*为叶诗文叫屈的西方媒体*

在激烈抨击西方媒体的时候，《环球时报》把主攻方向集中到了美国。但截至目前，看来还是美国媒体为叶诗文挺身而出喊冤叫屈的声音最大。

在叶诗文受到来自各方的普遍怀疑之际，美国最老牌、世界最老牌的著名网络杂志Slate 的文化批评家琼?托马斯发表文章，题目是“不合理的怀疑 /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游泳健将叶诗文服用兴奋剂。为什么大家都在含沙射影暗示她欺诈？”

托马斯显然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且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她在文章开头就劈头摆开了要为捍卫叶诗文的名誉而与她眼中的所有不良记者宣战的架势：

“在没有强硬证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药检不过关）的情况下，体育新闻写手一般不会四处指控运动员作弊。然而，轮到了16岁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因为她游得比先前的任何人都快，事情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托马斯一一指名道姓，抨击美国多家媒体的记者摆出中立客观的样子，但在自己的报导或专栏文章中频频引用对叶诗文的惊人成绩表示怀疑的运动员、教练的话，以便暗示叶诗文成绩惊人肯定有猫腻。

如此让托马斯上火的媒体记者包括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体育记者杰瑞?朗曼。她写道：

“杰瑞·朗曼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没有游泳选手指控叶诗文服用违禁药物来提高成绩。’但是，朗曼也引用美国奥运游泳选手纳塔利?库格林的话说，叶诗文的成绩‘很有意思；’引用澳大利亚奥运游泳选手斯蒂法尼?赖斯的话说，叶的成绩‘令人不可思议；’引用美国游泳动员凯特林?莱弗伦兹的话说，‘中国人在过去有过服用兴奋剂的事情，因此我不认为人们提出指责就是发了疯，但我也不认为我现在应当提出指责。’”

对叶诗文的成绩表示怀疑的人大都明确提出或暗示，中国先前有游泳运动员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系统性地服用兴奋剂的历史纪录；尽管中国表示已经改正了以往的错误，但中国方面的话不可信，叶诗文的成绩也不可信。对这种说法，托马斯反驳道：

“我要说，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相信中国？1987年，一个体重95磅的15岁的女孩将800米自由泳纪录缩短了两秒多。（美国游泳运动员）珍妮特?埃文斯当时取得的成绩得到高度的赞扬，被人们认为是一代人才能出现一个的运动员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我们应当胸襟开放，承认来自中国的一个年轻女子也可能是类似的好手。”

*再返回穆勒*

19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穆勒主张通过自由辩论探寻真理，探寻真相，增加新知，推进人类智力进步。他主张即使是虚假、错误、荒谬的论点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真理只有跟谬误相对立才能显示出真理；压制、扼杀谬误以及谬误的言论，必将导致真理隐晦不彰，甚至导致真理萎缩、失传，或导致真理变成谬误。

穆勒认为，在通常的情况下，相互对立的观点往往并非一边全是真理，一边全是谬误，而是两边可能都包含着部分真理，也都包含着部分谬误。因此，自由的辩论可以使人们得以去芜存菁，保留真理，识别谬误，从而增进知识。

眼下中国国内以及西方有关叶诗文争议的不同观点，显然也是穆勒所说的那种通常情况。

*怀疑叶诗文不公平，但是......*

著名网络杂志Slate的文化批评家托马斯全盘否定对叶诗文表示怀疑的人，这可说是西方媒体在叶诗文争议当中的一种典型的观点。

另一种典型的观点则是怀疑派的观点，可以拿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电讯报》 的体育专栏撰稿人詹姆斯?劳顿的文章为代表。

劳顿在8月1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对叶诗文怀疑是不公平，但奥运历史要我们不得不探寻个究竟”。文章提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官方说法、有利于叶诗文的事实，其中包括：

1）15岁的立陶宛游泳好手梅卢提特在更短的时间内进步更快，在这次伦敦奥运会上一举夺得100米蛙泳金牌，但至少目前还没有人对她的成绩提出什么质疑；

2）在叶诗文受到质疑、怀疑之际，英国奥运会主席莫尼翰对她表示明确的支持，说她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冠军荣誉是应得的。

与此同时，劳顿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不利于中国官方说法、不利于叶诗文的事实，其中包括：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有人说他手下的运动员之所以能取得优异成绩，靠的是服用可以提高成绩的违禁药物，中国竞走教练马俊仁非常恼火；然而，到了2000年，马俊仁手下的6名王牌运动员和其他21位中国运动员却未能通过中国自己的血液检查。

劳顿写道：

“不错，对（叶诗文）这个速度和力量惊人的女孩所取得的成绩提出质疑或许不公平，但奥林匹克世界已经可以说我们没有理由持怀疑态度了吗？

“在奥运会药检机构的负责人说服用违禁药物的人将被查出的时候，他能指望我们把他的话当做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事实吗？在爱尔兰游泳运动员米歇尔?史密斯飞速提高成绩并进而夺取400米混合泳的金牌的时候，国际奥委会没有查出她有问题。胆敢暗示史密斯可能有猫腻的人在爱尔兰受到责骂和鄙视。然后，在赚了大钱、出了大名之后，史密斯事发被禁赛。

“四年之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奥运会上，美国短跑名将玛丽安?琼斯不再是先前给人强烈印象的女超人。在雅典奥运会上，希腊最著名的短跑明星，一个男金牌得主和一个女银牌得主干脆在接受药检之前逃之夭夭。”

《贝尔法斯特电讯报》的体育专栏撰稿人劳顿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相信一个拼命训练（而取得优异成绩）的女孩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牢记先前发生的事件使今天的成绩需要证明，这也不能算错误或刻薄。”

*有待观察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拥护叶诗文的观点和怀疑叶诗文的观点可以自由交锋，辩论。

在中国，拥护派的观点在民间和官方媒体当中占了压倒优势，怀疑派被认为不是数典忘祖，就是人品恶劣。

在西方国家，辩论者必须应对对方的反驳。

在中国，至少是从中国官方媒体和表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某些网民言论来看，辩论者可以不必应对对方的反驳。

西方国家和中国的这种两条轨道上的辩论今后将相互趋同，还是更加分歧，目前还有待于观察。

John B. Taylor : 复苏之路

正如哈耶克所教导的，自由和法治推动繁荣

在低增长和高失业（尤其是长期失业率）的压力之下，美国经济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度过了痛苦的金融危机和衰退，但复苏几乎不存在。联邦债务爆炸性增长，威胁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我看来，这一困境的原因是一目了然的：我们背离了美国赖以建国的经济自由原则。



对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过去百年来的思想家没有人比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理解得更好。面对当前的形势，哈耶克的作品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尤其是关于政策原则、法治和可预测性的重要性，他在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中探讨了这些问题，在《自由宪章》（1960）中有更详细的讨论。但他在这些领域的工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进入了自由和政府作用的基本问题。这是为什么阅读哈耶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的原因。

正如哈耶克所坚持的，对于我们所指的经济自由意味着什么，必须小心谨慎。基本思想是，人们自由决定生产什么、购买什么、在哪里工作、以及如何帮助他人。如我在我的书《第一准则》（Fisrt Principles）中所解释的，美国式的观点在于，人们在源自对市场的信赖和政府的有限作用的强烈激励下，在一个可预测的、基于法治的政策框架中做出决策。历史上，美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更坚持这些原则，这是为什么美国繁荣并吸引众多人们前来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遵循这些原则。在大萧条之前，联邦储备银行急剧降低货币增长，背离了可预测的政策框架。联邦政府随后提高税率和关税，通过了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该法案践踏市场原则，大大超越了对政府行为的明智限制，令大萧条继续恶化。从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联邦政策再次偏离经济自由原则：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不可预测的短期刺激一揽子计划、任意的"说走就走、说停就停"的货币政策以及工资和价格控制，总之一个与以激励为基础的市场体制相对立的经济政策。其结果是：两位数的失业率、严重的经济增长停滞以及大通胀。在此很久以前，哈耶克就已经为此类短期手段唱过挽歌："毫无疑问，我认为这种对短期效应日益增长的关注……不仅是严重而且危险的智识错误，而且是对经济学家天职的背叛和对我们文明的重大威胁。"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美国退回其最初的原则方向，这种回归延续到最近。短期的刺激计划没有了，永久性的税收改革被引入。稳定的货币政策取代走走停停的货币政策。我们消除了价格控制的最后的残余，减少不适当的管制。联邦主要福利项目移交给各州。这次的结果是：失业率的降低，更低的通胀水平，以及，最终经济增长的复苏。

现在，我们悲剧性地再度偏离道路。在最近的这次萧条之前，联邦储备银行过长地保持过低的利率，偏离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起到良好作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政府监管者未能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房利美（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房地美（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执行已有的规则，其所引致的危机促发了华尔街紧急救助，但很快这种救助就超出了其原有的职责范围。汽车公司救助导致对债权人权利的任意侵犯和对商业运营的粗暴干预。随后，1970年代失败的刺激方案、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与2010医改法案和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给予政府接管任何破产金融企业、救助其债权人的任意权限）相联系的监管不确定性又都卷土重来。

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标志是，过去12年来，每年失效的税法条款的数量增长了10倍。还有从2007到2012年，在监管活动中（交通安全署除外）所雇佣的联邦工人数量增长了25%。对我们基本原则最具象征意义的偏离，是今年年底我们将面对的、自作自受的财政悬崖，届时整个税法事实上都会改变。美联储事实上取代了货币市场，直到2014年都将执行零利率政策。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政策造成了这些问题。顺理成章，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政策、实施基于核心经济原则的计划来恢复繁荣。我们应当减少联邦支出，将其在GDP中的份额减少到2007年的水平，这将让我们以收入中性、支持增长的税收改革来平衡预算，遏制债务的爆炸性增长。我们应当放弃过度的货币供应，让货币政策正常化，采用那种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曾经运转良好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我们应当停止国家福利的迅速扩张，使国家福利支出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持平，以及将决策制定权由联邦政府交还给各州。而且，我们应当取消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大部分内容，代之以破产改革和更简单的监管，从而结束政府的救助。

在执行这一新经济战略之时，决策者应当到哈耶克那里寻求指引，尤其是他对法治和政策可预测性的强调。正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说："在一个自由国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被称为法治的伟大原则。没有什么能够比此更清楚地区分一个自由国家和一个在任意政府统治下的国家了。抛开一切学术术语，这意味着，政府的所有行为都受到既定的、事先公布的规则的约束。对于在给定情况下，当局将如何使用其强制性权威，规则使准确地预测政府行动成为可能，同时人们也得以在此基础上规划个人事务。"

基于规则的政策产生更为稳定的经济形势和更强劲的经济增长。人们决策时看的是未来。传递信息、提供激励的价格反映未来。因此，良好的决策以及引导它们的价格依赖于未来政策的可预测性，更是依赖于明确的政策规则。

但哈耶克强调，对于政府政策的规则需要注意更多。法治保护自由，正如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书名所表示的。哈耶克按年代追溯这一思想，首先是亚里士多德，然后是西塞罗，对于他们，哈耶克写道："没有其他作者更清楚地表明……自由依赖于法律的某种属性、其一般性和确定性，以及它对政府自由所施加的限制。"哈耶克还引用约翰·洛克的话，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者抑制自由，而是保留和扩大自由……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最后，哈耶克指向詹姆斯·麦迪逊和其他为这个新国家的实践注入思想的美国政治家。这些思想家们不相信政府官员是自由的保护者，他们相信，法治更为可靠。

因此规则有两个目标：鼓励经济增长和保护自由。理解规则这两个优势，最佳的途径是考察在规则缺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拿工资和价格控制的例子来看。这种控制是任意的：它们需要身居高位的人事实上对每一价格和工资作出决策；它们扭曲了经济信号和激励；它们创造了短缺和过剩。不管是对整个经济还是对特定部门比如医疗保健实施价格控制，这些影响都会发生。

许多人想知道，在政客们和政府官员继续施压要对经济问题"做点什么"的时候，一个有规则的系统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怀疑主义者说规则意味着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但在今天紧张的政治气氛和以小时计甚至以分钟计的新闻环境下，那是不可能的。我的同事乔治·舒尔茨称这个问题为"干预的冲动"。

哈耶克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指出有必要澄清对正式规则"体制之本质的一种误解"，即"相信它以国家的不作为为特征倾向"。他提供了一个基于规则之体制的例子，指出"国家控制性的权衡和措施（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防止虚假与诈骗）当然是作为"。与此相比，一种轻视法治的体制并不必然以作为为特征："例如，国家允许暴力的使用，比如罢工纠察队，是不作为。"类似地，货币政策的简单规则并不是说，中央银行在应对各种事件时根本不对利率或者货币供给采取任何行动。例如，中央银行可以在发生银行挤兑的时候提供贷款。但这些行动可以采取可预测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规则的偏离有时是由不作为导致。比如说，当金融机构承担不合理的风险时，政府监管者不采取行动既是不作为，也是对法治的违背。

有些人认为，当前这样的危机迫使决策者偏离规则和法治。但危机可能是干预的最坏时机。在一个危机中，重要的是增加战略透明度，而不是增加不确定性。在最近的危机中，第一次救助——对贝尔斯迪恩的干预——实施之后，这一事实变得一目了然：没有人知道下次一个金融机构想要寻求帮助的时候会怎么样，因为没有一个清楚表述的策略。危机恶化了。人们依据对规则的了解越快作出决策，复苏就会越快到来。

为了让美国回到轨道上，我们必须选出相信经济自由原则并且将会实施这些原则的领导人。但在这里，哈耶克提出了一个警告。《通往奴役之路》有一章节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的爬到最高》，他提出，有野心想成为领导人的人，不管是通过选举还是任命，通常都是干预主义者，因为他们倾向于不管会带来什么结果都要去做。而且，那些从政府随意干预中直接受益的人们自然支持这些官员。例如，从救助中受益的行业和企业们会支持喜欢救助的官员，甚至经济政策的学术研究也将偏向干预主义。对哈耶克的警告，答案可能是选举或者任命极力认可经济自由原则的人。然后，在经历了推动其转向干预的沉重压力之后，他们会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在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任命了许多芝加哥大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博士们担任领导职务。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持不同的观点。在写给哈耶克的一封关于《通往奴役之路》的著名信件中，凯恩斯表达了对更倾向于干预的受命者的偏爱，但他要的只是那些他视为"行善"的干预主义者。"我们想要的不是无计划，甚或较少的计划，事实上应当说我们几乎总是想要更多，"凯恩斯写道，"但计划应当发生在一个尽可能多的人们（既有领导人也有追随者）拥有共同的道德立场的社会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援引这封信说明凯恩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强调有权势的政府人士采取的随意干预。

甚至那些支持经济自由原则的人们有时也会偏离轨道。有人可能争辩说这样的偏离在2008年秋季是需要的；当时采取的行动可能防止了更为严重的恐慌。但那不是支持随意性政策的理由，因为是它们最先导致了混乱。这样的观点像是在说，放火烧房子的人应当免罪，因为他扑灭了大火，救下了几个房间。

今天对经济自由的偏离是否没有哈耶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时自由所受到的攻击严重？当我说美国繁荣甚至全球繁荣的未来是个未知数时，我是否有所夸大？

尽管中央计划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词，看看2010年的医改法案，它给予联邦政府权力来管理每一个人的健康医疗状况，从而创设了一个独立支付咨询理事会，来决定医疗服务的价格、数量和质量，从核磁共振的数量到CT扫描的必须精度，那本是医学专家做的事情。这与中央计划经济决定可生产的牲畜、小麦或者钢铁的价格、数量和质量的方式有什么区别？或者，看看货币政策。几年前，我创造了一个词："货币工业政策"，来描述联邦量化宽松政策，这个词结合了工业政策（对某些企业和行业的随意援助）和货币政策（印钞票以支持援助）。从那以后，美联储购买了1.25万亿的抵押支持证券。2011财年，在恐慌情况已经得到平息很久之后，它购买了77%的新发行联邦债务。

哈耶克认为，通胀性的货币政策损害了经济自由，部分是因为它对老人和穷人打击尤其严重，为更为随意的干预寻找借口。尽管通胀问题现在没有1970年代那么严重（至少到目前是如此），但联储多年实施的零利率政策产生的效果与大通胀时代类似：它严重削减了那些为退休储蓄一辈子的人们的实际收入。

由于逐渐远离了经济自由的基本原则，政府政策导致我们最近的经济不景气。尽管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朋友面临着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但这不应给我们任何安慰，因为他们通常是更远地偏离了那些原则。好消息是，政府政策的变化将会缓解这些问题，帮助经济回归繁荣。理解哈耶克在类似情况下所写下的著作，将极大地帮助我们承担这一艰巨任务。

约翰-B-泰勒为斯坦福大学玛丽和罗伯特·雷蒙德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院乔治·P·舒尔茨经济学研究员。本文改编自他2012年在荣获曼哈顿学院哈耶克奖时所作的演讲。

原文：The Road to Recovery
发表：美国《城市》杂志2012年夏季刊，第22卷第3期
作者：JOHN B. TAYLOR
http://www.city-journal.org/2012/22_3_friedrich-hayek.html



－－原载：《译者》，2012-08-02
http://yyyyiiii.blogspot.jp/2012/08/blog-post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