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么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钱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

　　没人举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

　　“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头儿。

　　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水是黑色的，盖着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浓度超标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

　　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杆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荡。

　　河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入了厂工作，回来拿细绵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有热水澡堂，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着搪瓷盆子冲着看门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蓝的，我妹是粉红的，好不得意。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人人都喜欢工厂，厂门前有了集市，热闹得很，大喇叭里翻来滚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声震四野。有露天电影，小朋友搬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小铁椅，可以把红木板凳挤到一边去。放电影之前常常会播一个短纪录片，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说的是临汾。我妈带我们姐妹去动物园时，每次都要提醒“电影里说了，树上柿子不能摘，掉下来也不要捡，这叫花果城”。

　　纸厂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边上，排着冒白沫子的黄水，我妈说这是碱水，把东西泡软了才能做纸。小朋友一开始还拿着小杯子去管子口接着玩，闻一下龇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变难看了，但我还是跟河亲。跟表姐妹吵了架，攥着装零钱的小药盒出走，在河滩上坐着，看着翻不起浪的黄泥水。大人都讲，小孩子是从河里漂过来的，我满腹委屈，到河边坐着等，河总有个上游，往那个方向望就是个念想，怎么还不来接我？

　　我上中学后，姐姐们陆续失业。之后十年，山西轻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将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厂、钢厂、铁厂… …托煤而起，洗煤厂就建在汾河岸上。我们上课前原来还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来也颓了，擦不过来，一堂课下来脸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见过托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着了。

　　我父母也说，要没有这些厂，财政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

　　河里差不多断流了，只有一点水，味儿也挺大。两岸还有些蒿草，鸟只有麻雀了，河边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烬里一些皮毛脚爪，是人拿汽枪打了烤着吃。但我们这些学生还是喜欢去河边——也没别的野地儿可去，河边人迹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种曲折的情致，不说话也是一种表达。

　　回忆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后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么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着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后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着双腿，还是一遍遍数着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么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

　　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

　　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布”，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着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〇〇三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

　　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

　　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

　　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 “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〇二〇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三百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 …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〇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对。”

　　“临汾的？”

　　“嗯。”

　　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 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〇〇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清教徒：信仰自由的拓荒者

 ——兼纪念“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 2009-03-07

    作者：江登兴

    有两件事促使我写这篇文章，一个是今年是“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我一直盼望能为这件值得纪念的事写一篇文章。第二个是对《班扬传》的阅读，班扬所代表的清教徒“不从国教者”面对逼迫追求信仰自由的勇气令我深为赞叹。

    “五月花号”是1620年远航美洲的，为何称今年是“五月花号”400周年呢？因为 “五月花号”的男女们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其实始于1606年，那是在离英国海岸几十公里的史克罗比（Scrooby）村。那时，后来在美洲领导“五月花号”的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还只是个小男孩，并且从来没有看见过大海。

    “五月花号”的男女们其实是一个教会。他们是英国清教徒分离主义运动的一支。清教徒“分离主义”运动起源于英国的林肯郡、约克郡和诺丁汉郡。1606年在诺丁汉郡的小镇史克罗比村里，有一群人退出了英国国教，组成了一个与上帝立约的子民的团体。

    “1606 年他们才刚建立分离者地下教会，就遭到英国国教和政府的逼迫。他们必须躲躲藏藏，转移教会的阵地；他们的家受到监视，他们也经常进出监狱。既然他们在英国无立足之地，罗宾逊和他的跟随者最后决定远走高飞……”（注一）

    “他们计划跨海前往荷兰，前往宗教自由之地。他们安排了一位英国船长接运他们，谁知上了船之后，船长生变，将他们洗劫一空之余，还将他们送进官府坐牢。”读到这一幕，我仿佛听到了400年前英格兰海岸边那些妇女孩童们的哀号。在追求信仰自由的路上，他们还要经历更多的试炼和患难。但，正如他们所说的：“我们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1608 年，他们终于踏上阿姆斯特丹，稍后，他们迁往莱顿(Leyden)。

    因为荷兰的世俗化，“五月花号”清教徒决定前往新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按照 《圣经》 来敬拜上帝……他们宣布，“此行的目的乃是荣耀上帝，以及传扬基督的信仰。”在船上他们签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这是一份象征着美国“出生证明书”的政治协议。但却源于清教徒的圣约神学，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团体与上帝立约，又在人们之间彼此立约。

    虽然“五月花号”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始于1606年，但是清教徒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在此前近百年已开始了。本文参考极其有限的中文文献拟就此进行一个简单的疏理，作为对“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的一个纪念。

    一、清教徒的历史和源流

    1. 丁道尔与清教徒的源头

    英国的清教徒精神，也许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威克里夫（Wycliffe），他又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从《圣经》汲取勇气和灵感，并且因为敬畏上帝而不畏人间权贵。这两点大致是清教徒的基本特质。

    纳本（Knappen）在《都铎王朝时代的清教主义》一书中认为，清教的精神，首见于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表现，当时是1524年。

    钟马田评论丁道尔说：

    他热切希望一般人都能读《圣经》，可是困难重重，他所采取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显明了他是个清教徒。他没有经过主教们的同意就把《圣经》 翻译出版；这就是清教徒所发的第一炮。……他所作的另外一件事，也表明了清教徒的特色——他竟然未经皇上的批准，径自离开英国。这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当权者的眼中，是该受严厉申斥的。但丁道尔急于把《圣经》翻译出来，并将它付印出版，所以在皇上没有批准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英国，前赴德国，得到路德和其他弟兄们的协助，完成了这件大事。

    这两件事所表明的态度，都是清教徒对当权者的一贯作风，表明他们看重真理，过于传统与政权的势力，并坚持照着自己所认定正确的方式，去自由事奉上帝。（注二）

    丁道尔最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临死时祷告说：“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他死后的第二年，英译本《圣经》在英国全国发行，这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2.亨利八世

    英国的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但他脱离罗马天主教不过是为了与凯瑟琳离婚方便，此举为此后英国的宗教改革创造了政治环境。

    在亨利的年代，一些弟兄们不能容忍他摇摆不定的政策，他们逃去欧洲大陆，像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他受茨温利、布林格的影响，茨温利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革。

    钟马田说：“他们开始觉悟到，宗教革新的努力，尚未成功。……这种认为宗教革新还不够彻底的看法，就是清教徒最基本的特色。”“丁道尔认为可以容忍某些宗教仪式、服装样式等……但有些弟兄们认为这些东西完全不能接受，因为这些东西是罗马天主教遗传下来的……既然已经开始了摈弃的行动……那么就应该贯彻始终。”他们引用《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

    后者真正体现了“清教徒的作风”。

    3. 爱德华六世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他10岁的幼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继位，政府权力落在一群支持新教的王室顾问手中，他们致力于推进国内的宗教改革。

    钟马田认为：“在爱德华在位期间，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要看人有没有在欧洲大陆生活过。”欧洲大陆回来的人一般都受到那里方兴未艾的宗教改革精神的影响。

    4. 玛丽女王

    1553至1558年玛丽女王统治英国，玛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是凯瑟琳的女儿，凯瑟琳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玛丽在四年中处死了近300名新教徒，包括克蓝麦（Crammer）。在她的高压政策下，当时有许多清教徒逃往欧洲大陆。

    当时在欧洲的英国人有“放逐者的教会”，其中就教会体制和仪式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是约翰·诺克斯与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的格林道，后者认为“放逐者的教会”应该保留英国本土教会的体制。保守英国体制，意味着保留大量的天主教遗风，保留主教制。而诺克斯认为，“主的心意，是要它像基督的教会。”

    诺克斯出走日内瓦，受到加尔文的款待，日后他以在日内瓦所学彻底革新了苏格兰的教会。

    同一时期，一些基督徒在伦敦开始分别聚会，形成一些小教会。在玛丽的高压下，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也是近代追求信仰自由值得纪念的一笔。但是，钟马田认为，决定性的是在欧洲流亡的英国人中所发生的事情。

    5.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女王是亨利八世和安妮·博琳的女儿，也是一个新教徒，但她的宗教政策更多是为了政治稳定考虑。

    她倾向新教，并且推进了教会的改革，但却仍然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的遗风。她宣布自己是教会“最高的管理者”，并且由她任命主教。

    面对这一局势，新教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立场，一部分人认为应当妥协。清教徒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钟马田说：“他们公然反抗。他们认为不能光是顺应别人的意见，以为‘继续下去，寄望将来，盼能改善情势’。他们不主张那种‘从里面去克胜’的立场，只是一味消极反抗。”

    在伊丽莎白当政年间，转折性的事件是1563年的“总会议”（Convocation）。在会议上清教徒“要求洗礼中停止使用十字架和圣水盘，不强求跪领圣餐、不强迫神职人员穿罗马式长袍和戴帽子。”结果清教徒以58票比59票的一票之差落败。这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清教徒在英国国教内改革努力的失败。

    1570年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开始讲解《使徒行传》开头那几章。钟马田说：“卡特赖特提出教会本质的整个问题，因而引起在英国实行长老会派的主张。”

    当时有部分清教徒认定了皇室无权管治教会，教会也不应当设立主教。而盼望在英国实施日内瓦的长老会制度。

    至此，原来安立甘宗暂时迁就性的立场开始硬化。而其他清教徒却往反面发展，一部分发展成长老派，典型的是诺克斯在苏格兰的成功。而在英国，钟马田评论道：“事态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人称‘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他们主张完全摒弃国立教会的想法，主张‘迅速改革，不再留恋’，意思是不要再留恋皇室政权。”

    “较激进或纯正的清教徒，分别发展成长老派和分离主义者，前者相信英国教会，还有希望改革成为长老式的教会，后者却完全放弃英国教会了。”

    1593年，彭雷（John Penry）、巴饶和其他一些弟兄，因为宣扬分离主义的主张，惨被处死。

    6. 詹姆斯一世

    1603年伊利莎白女王去世，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位，称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清教徒们对他满怀希望，因为他来自长老会的苏格兰，认为他能够解决教会革新的一切问题。但詹姆斯在苏格兰的统治是一个与长老会传道人不断斗争的过程，他说，要一位苏格兰长老“同意君主制好比要上帝和魔鬼达成一致”。 他的口号是“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在1604年的汉普顿御前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上，一些杰出的清教徒向他陈明他们改革国家教会的主张。但除了同意出版一本钦定版《圣经》（KJV）外，詹姆斯一世对清教徒寸步不让。“各种仪式、祈祷书和英国国教会的主教们都将被保留下来，如果清教徒不喜欢，他们仍然得服从，不然的话，国王威胁说，‘我会把他们赶出这块地方——或者更糟’。”（注三）

    在汉普顿御前会议结束后不久，一些小型团体开始按照《圣经》的教导而是不根据主教和祈祷书聚集崇拜。促使他们离开英国教会的，是这一句经文：“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人间的制度违背上帝的命令时，它刚好适用。

    正是在这次会议不久后的1606年，清教徒的分离主义者开始了在史克罗比的聚会。

    7. 查理一世

    1625年查理一世继承父位。

    据柴惠庭在《英国清教》一书中分析：查理一世继位后任命劳德（ William Laud）为大主教，劳德大张旗鼓地在英国国教内恢复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遗风。他们残酷地迫害清教徒，他的高压政策驱使更多的清教徒走向“不从国教者”的分离运动，另一部分则远走美洲。十年内，在马萨诸塞湾涌现出20座城镇和教会，总共有16,000人。

    “五月花号”清教徒的领袖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写了一本《普利茅斯拓荒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译本名为《五月花号公约签定始末》，即将面世)。在他们从荷兰启程之前，布莱福特描写了他们前往新大陆的动机。他说他们怀着一份“为了把基督国度的福音传到地极而立下良善根基的伟大盼望和内在迫切；纵然只会是别人执行此一伟大工程的踏脚石，心中也没有遗憾了！”（注四）

    “五月花号”清教徒初抵美洲三年后就向旧大陆发出召唤：“我们相信上帝有一个旨意，要将那一块土地赐给我们的民族为产业。”清教徒相信全能者的旨意运行在万邦中，他们不仅从预定论的观点看救恩，更看见了上帝在那辽阔的新大陆上预定的旨意。历史证明他们是对了。

    十年之内布莱福特的理想就得以实现，他们一扎根下来，英国就发生了大迫害，美洲无疑为追求信仰自由而受迫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去处。清教徒们改革英国教会的努力落空了，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然而，他们失去了旧世界，得到的却是一个新大陆。

    8.1640年革命与克伦威尔

    柴惠庭所著的《英国清教》一书认为：17世纪30年代起，国会成为清教运动的中心。这时的清教运动不仅有宗教上的追求，在政治方面，他们也开始涉及当时社会中最敏感的宪政问题。一些清教徒反对王权的至高无上，反对国王的暴政，反对国王凌驾于教会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1640年内战也可以称为是清教战争。当时国会特别是下院，已经完全被清教徒控制。

    据柴惠庭分析，从1643年到1661年，为清教胜利时期。它又分为长老派和独立派两个阶段。

    长老派阶段：1643年7月1日，威斯敏斯特会议召开。大会废除主教制，把长老制定为英格兰国教。会议还制定了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大、小《教理问答》。长老会是革新的，但也是国教的。

    独立派阶段：实际上，长老制只是在伦敦及其四郊和兰开夏郡真正建立起来。克伦威尔兴起后，到1648年，独立派已经掌握了英国宗教的控制权，他们大刀阔斧地按照自己的设想全面改造英国教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废除了圣品委任机构，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教会结构，各个教会平等、独立的地位首次得到承认和尊重，每个教会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按自己意愿选举牧师和举行敬拜。

    独立派及克伦威尔的工作，打破了原来英国政教合一和中央集权的教会体制，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8. 复辟时代

    1658年9月，克伦威尔逝世。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于1660年4月加冕。英国进入了28年的复辟时代。

    1661年起，英国国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法令，为迫害清教徒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市政机关法》规定，凡在市政机关工作的人必须按照国教礼仪规定礼拜；《信仰划一法》和《集会法》规定，不得在私人寓所和其他地方举行不符合国教礼仪规定的任何宗教仪式，违背则囚禁或罚款。

    1662年发生了大排斥运动。钟马田说：“到了1662年，反对妥协的人，约有2000名之多，都被放逐，离乡背井，这就是所谓‘不从国教者’的遭遇。在这个时期以前，已有不信奉国教的精神在蔓延，但现在，这个‘不从国教者’的称号才开始成立……英国教会里仅有的主张清教思想的人，均已纷纷离开。”

    我们可以从班扬的经历中，一窥一个“不从国教者”在这个时期的遭遇和英国宗教政策的反复不定：

    1660年11月，班扬第一次被捕，罪名是“非法聚会罪”。

    1666年班扬被假释。同年7月他因为讲道再次入狱，罪名仍然是“非法聚会罪”。

    这次入狱期间他开始写作《天路历程》。

    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宽容宣言》，班扬第二次出狱。班扬所牧养的自由教会取得执照。

    1675年，英国议会取消1672年给不从国教者教会及牧师的执照。约翰照讲道不误，因此第三次入狱。6个月后《天路历程》脱稿，班扬出狱。（见《班扬传》，华夏出版社出版）

    9. 光荣革命

    詹姆斯二世继位后的最初两年，英国再次发生大规模迫害清教徒的活动，詹姆斯二世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天主教国王。

    1688年，英国反对国王詹姆斯二世的人士邀请荷兰执政者威廉来英国执政，这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威廉在接受英国王位的同时，也接受了议会提出的各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1689年 12月16日通过的《权利法案》。这个法案在政治上解决了国王与议会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君主立宪。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威廉推动国会通过了《宗教宽容法》,实现了在新教内部,包括英国国教的安立甘宗中的互相宽容。至此，作为一种宗教形态的清教运动结束了，它的精神则在后来的许多宗派中得到继承。

    二、对清教徒运动的总结与反思

    1. 一个彻底革新的教会

    在《清教派和它的起源》一文中，钟马田评论道：清教徒与英国国教内的安立甘派信徒，都是新教的，一直到16世纪末期也都持有加尔文主义思想。但根本的区别在于：“安立甘派‘隐含罗马天主教的色彩’……清教徒致力于教会全面和彻底的改革。起初不过是反对各种仪式和圣衣的规定，后来就发展成对教会教义的质疑。……清教徒不能满意一个仅作部分改革的教会，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改革的教会。”

    真正的清教徒如欧文等人“把教会和教会的真理，放在中心的重要地位”。“清教徒主要致力于保持教会的纯正，要成为彻底改革的教会。”

    钟马田说：“我们会为清教徒所表现的其他精神感谢上帝，也为他们所流传下来的伟大教导感谢上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教会的更新摆在中心重要的地位，就是离弃了真正清教徒的心态、目光和精神。”

    清教徒在英国的努力，带来了英国社会的民主化，促进了宪政制度的建立。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清教徒的根本目标。他们所追求的，是按着《圣经》来敬拜上帝和建立教会。

    2. 清教徒与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之一。

    在基督教早期，有300年间不断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而君士坦丁之后，一千余年以降，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宗教改革虽然带来了福音真理的归正，但是各新教国家还是沿续中世纪政教不分的体制。我们知道，即使是伟大的路德改革的结果，德国仍然是政教合一的。加尔文的日内瓦政权与宗教还是紧密相连，但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一些事，实际上是申明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在政教分离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际上是在英国所发生的事。

    追求一个独立于英国政府之外的教会，在清教徒的实践中也是渐进发展出来的。

    起初，在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时代，英国清教徒中的长老派人士持有彻底革新英国教会的理想，但他们还抱着一个统一教会的理想，不曾关注教会对于政治的独立。

    继起的清教徒分离派，进而主张教会对于政权的完全独立。他们实际上是在政权完全不允许的情况下，硬是从国家教会中分离出来。历代清教徒前赴后继变革国教的失败，使清教徒分离主义者走上一条完全将英国教会抛在一边，自己放手建立教会的道路。

    3. 清教徒与宪政

    清教徒们最终的奋斗，一如他们在史克罗比村开始独立聚会时所做的，就是让信仰成为政治权力之外的领域，世俗的权力在这一领域里没有权柄。决定这一领域的是真理和良心的自由。这一领域唯独属于上帝治理的范畴。

    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把信仰从世俗政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了。自有基督教以来，还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形。

    这样，他们就从后中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硬生生地切出了一块属于天启真理及心灵良知的信仰领域，并且建立了自治的教会。这就根本改变了后中世纪的极权社会形态。其实我粗浅地认为，这也是整个现代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起点。所以称清教徒“不小心挖了专制主义的墙脚”一点都不为过。

    以上是清教徒所追求的信仰自由对于自由的贡献。

    而清教徒对于宪政也是有极大贡献的。

    起初，清教徒在英国所追求的不过是信仰的纯洁。后来，他们发现革新教会的难处，在于背后掌握教会的政治权力。于是他们对世俗当局是否有权力在信仰领域里作决定提出了疑问。

    论到1563年清教徒“体制内改革”失败一事时，钟马田说： “不久以后，清教徒们更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质疑：‘属世而非属教会的权力，是否有权干预这些事情（圣服、教会礼仪）呢？’”这一点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在所谓‘无关紧要的事’上，政府权力的限度是什么？”

    这样，他们从信仰自由追问到了英国政府权力的限度，以及立宪的政府。这方面也许将来更专业的人士可以做更精彩的论述。

    最终，一俟美洲大陆的荒野为他们提供了实践清教精神的机会，他们就将自己在教会体制上的主张完全实践出来。所以钟马田认为，从清教徒的原则看，仅仅革新教义是不够的，还要追求一个彻底革新的教会。

    其实，美洲早期的自由秩序是从清教徒的教会秩序延伸出去的，因此，也可以说清教精神是美洲自由的源头。

    4. 为什么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发生？

    一个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个是神学上的原因。

    （1）政治上的原因

    英国宗教改革的起点其实远不及德国。亨利八世不承认罗马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领袖，他便自封为英国教会最高元首。我们将看到，他的这一政策为日后一百余年中几代的英国君主所继承，这一英国式的政教合一政策也是清教徒们要面对的最大的艰难。

    既然英国宗教改革的起点是出于政治考虑，真正的教会革新就没有被放在第一位。这导致英国教会内留下了大量的天主教遗风，而在教会体制上也保留了主教制，而主教制格外有利于国王控制教会。

    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改教是一步到位的，在政治的支持下，教会迅速被革新，而各邦的王储成了教会地上的领导。

    但是在，英国的宗教改革是渐进的，既然英国政府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宗教革新的障碍，清教徒最终走向追求教会对于英国政权的完全独立。相比之下，路德得以倚靠德意志的王储们对抗罗马教皇，但这一点也成了路德宗教会的历史包袱，改革后王储们成了教会的最高元首，德国教会至今走不出这一政教合一的阴影。而清教徒自下而上的改革，虽然艰难，却是彻底。这种分别，应该与加尔文神学和路德神学的差异有关。

    （2）神学上的原因

    从16世纪亨利的年代到17世纪的光荣革命，100余年的时间里，英国清教徒中的几代人付上了殉道、流放、监禁的代价才实现了信仰自由。

    是什么激励清教徒走上了这样一条艰难的革新之路？也许我们应当追溯到清教徒自由精神的源头日内瓦。

    先是茨温利，后是日内瓦的加尔文的精神影响了清教徒。

    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信条即上帝拥有绝对主权。

    布鲁斯·雪莱的《基督教会史》认为：“加尔文宗强调上帝的主权反过来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国家观。路德倾向于认为国家至高无上。”所以路德宗的德意志各公国的统治者们常常有权力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雪莱评论道：“但加尔文教导说，没有人——无论是教宗还是国王——可以要求绝对的权力。……加尔文宗反对君主施行独裁的思想是现代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清教徒的自由精神受惠于加尔文主义的“上帝有至高主权”，因为上帝有至高的主权，所以人间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权威，包括英国政府的政策也需要在《圣经》的权威下受衡量，由此人就从人间专制权威下得到释放。

    人的自由有赖于对上帝至高主权的认识。

    “加尔文认为，教会除了显而易见的世俗事务外，不受世俗政府的支配。另一方面，教会应当服从至高上帝，在属灵事务上引导世俗的当权者。”

    由此可见，政教分离观其实也是从上帝的绝对主权的教义中衍生出来的思想。由此，人间的世俗事务与精神领域的宗教事务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政府在世俗的领域里享有权威，但它的权威不应该延伸到纯粹的宗教事务里面。这其实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

    三、结语

    清教徒在英国100余年的时间里，为信仰付上了许多的代价，所以当他们到了美洲时，他们也深深知道自由的珍贵，100年的苦难已经炼就了他们，使他们珍爱流奶与蜜的美洲新大陆来之不易的自由。

    清教徒在数代人里，把实现教会革新的希望寄托于政权，结果一再遭遇挫折。相信这里面有上帝的美意，也值得我们在当代引以为戒！而清教徒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功是克伦威尔革命，但是，这一革命的成功却成了清教徒运动终结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有许多剧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耶稣基督的教会应当如何谨小慎微地保持属灵的纯粹而防止政治化！

    因为信仰自由被边缘化的清教徒，却比较和平地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自由秩序。今天中国的教会一定程度上也是边缘化的，然而，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我们却难以看到自由秩序生长的情形。中国教会多大程度上受到本土专制主义及江湖文化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题目。

    清教徒的处境很像今天中国的教会，他们值得我们长久地关注。他们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还很多，也有很多过失与不足。但是，也许我们都会羡慕像他们一样作一个勇敢的人，从他们“彻底革新”的精神中受激励。

    ________________

    注释：

    注一： 此处及以下两处“五月花号”历史引自网络文章《美国宪政的超验之维——追溯美国立国的圣经根源》。

    注二： 钟马田：《清教派和它的起源》，见钟马田：《清教徒的脚踪》，香港，以琳出版社，1993年。以下钟马田论点都引自该文。

    注三：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3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注四： 网上文章《美国宪政的超验之维——追溯美国立国的圣经根源》。

    《班扬传》，萨姆·韦尔曼著，朱文丽译，华夏出版社出版。

林达：上帝安排的通信

上帝安排的通信
发表于：2012-11-26 17:58:26


         昆西，是一个听着耳熟的词。它是一个地名，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昆西海湾；它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小镇在昆西海湾的南岸，因海湾而得名，距离波士顿只有7英里；它也是一个人名，因诞生在昆西小镇，就由同样诞生在这里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们父子又使得小城名扬美国，声名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父子总统——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对于外来的旅行者，它几乎在竭力满足你所有的期待：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宁静的住宅街区，和浪花拍打着的海岸风景。除了亚当斯父子，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会议主席，而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真正的第一总统”的约翰·汉考克，也诞生在这里。所以，昆西也被人们称作“总统城”。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昆西还是一个俭朴的小镇。他们不仅诞生在这里，短短4年的总统任期一过，他们回归平民，也长久地生活在昆西的老屋，乡土乡情。

　　今天，约翰·亚当斯的座椅还保存着。翻过这把椅子来，可以看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这是他去世那天，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写的，他郑重记下“父亲于1826年7月4日坐在这把椅子上去世”，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亲手贴了上去。这个细节，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亚当斯父子情深，也看到了昆西·亚当斯几乎成为本能的历史感。他记录了这个历史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美国历史上最让人惊异的一个传奇。

　　一、战友

　　美国革命发起于北方的马萨诸塞州，亚当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当时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就像不同的国家一样，在心理上彼此也有很大阻隔。亚当斯看到，没有南方的弗吉尼亚州的全力参与，美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议会期间，正是在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和促成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年以后，又是约翰·亚当斯的极力举荐，来自弗吉尼亚的安静寡言的托马斯·杰弗逊，得以参加以亚当斯为首的五人起草小组，并且执笔起草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这一文一武两个弗吉尼亚人后来的声誉，都远远超过了亚当斯本人。

　　托马斯·杰弗逊，是这群建国者中的年轻人。在年龄上，他比亚当斯他们小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晚了二十来年，也就是比约翰·亚当斯几乎晚了整整一代。他当时的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杰弗逊善于思考和归纳，写作表达能力很强。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起首所写下的：“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简洁、清晰和强烈，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以后的人们几乎都淡忘了，由于当时他年轻资历浅，假若不是约翰·亚当斯的竭力举荐，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负此重任。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和杰弗逊曾经同时出使欧洲，他们俩不仅有革命事业中结下的友谊，两个家庭在欧洲也有许多私人交往，有了家庭间的友情。

　　独立战争胜利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他的副总统。在只有4个人组成的内阁里，托马斯·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的共和体制的大国，而他们这几个人，是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患难战友。

　　二、分裂

　　建国以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

　　来自北方的亚当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秉持当时占主导的联邦主义观点，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他对“法国大革命”取怀疑和谴责的态度，对政治上的平民倾向抱持怀疑和警惕。他是务实的、怀疑的，他主张精英治国。

　　而来自南方的杰弗逊，一辈子没有在平民中生活过，却是一个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他赞美“法国大革命”，称赞普通农夫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的性格是热情的、浪漫的，他主张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平民政治。

　　1796年，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坚辞连任总统，回归故里。糟糕的是，按照当时的选举规则，正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分别担任。1796年大选，亚当斯当选为总统，而和他政见不合的杰弗逊成了他的副总统。治国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作为，损害了他们之间长久的私人友谊。这一对总统和副总统，在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都针锋相对。

　　1798年，为了强化政府地位，总统亚当斯利用联邦主义者在国会占多数的有利条件，通过了《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针对新闻界和言论的法律。副总统杰弗逊认为，这个法律是对美国革命理想的背叛。他发动和策划了《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在州一级对抗联邦的这一法律。到1800年大选的时候，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决裂已经公开化。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在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信弃义。使亚当斯感到倍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当时他们这些保持着古典绅士荣誉感的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而且他知道，站在这种攻击后面的人中，有当年他极力提携的杰弗逊。

　　1800年，由于《反颠覆法》侵犯民众新闻言论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满，亚当斯在大选中败北，他的政敌杰弗逊上台。杰弗逊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反颠覆法》。在前任已经打下基础的政府制度框架下，杰弗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弗逊民主时代”开始了。杰弗逊的观点一时风行，相比之下，亚当斯似乎就是以治国理念错误而下台的。而亚当斯却痛感，民众抛弃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宣誓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或许有所触动，向亚当斯一方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他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也都是共和党人。”可是，亚当斯已经听不到杰弗逊的呼吁——这个时候，他的马车正孤独地颠簸在回到北方昆西小镇的路上。他没有出席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心已经碎了。

　　三、重归

　　约翰·亚当斯回到昆西的时候，沮丧而愤懑。可是，他与杰弗逊两人仍然怀着老友之间复杂的感情，私人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4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双方内心的不满被挑开，两个多年好友终于断绝来往。事情起于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安比凯的一封信。

　　1804年，杰弗逊的女儿玛丽亚难产去世。亚当斯夫人给杰弗逊写了一封悼念信，虽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开笔，直至心中强烈的感情冲破这些阻碍。”她回忆了多年前，他们两家在出使欧洲期间的日子，是她最好的时光，也回想到9岁的玛丽亚初到伦敦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玛丽亚去世的哀痛。安比凯的感情是真实的，在玛丽亚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杰弗逊的恩怨放在一边，无法抑制地想对杰弗逊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发出这封信，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

　　杰弗逊收到这封信，把它看作是整个亚当斯家庭在寻求和解。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立即给安比凯回信。本来，这确实可以是一个和解的契机，可是，也许因为真正和解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杰弗逊把这封信写成了对自己的政治辩解。他回忆了自己和亚当斯之间长久政治合作的友谊，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他们尽管在大选期间相互反对，可是“我们从未挡对方的路”。杰弗逊这是为自己在1800年选举中的作为辩护，同时他提到，“友谊需要原谅一些事情”，他表示对亚当斯做错的事情已经能够原谅，并且恢复对于亚当斯的敬重。这些政治议题的引入，毁了这个和解机会。

　　杰弗逊的信在安比凯眼中显然是在颠倒是非。一旦起于旧友感念的通信成为政治是非的争执，原来压下的怒火开始上升。于是，在亚当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番通信演成一场恶性循环。当亚当斯最后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和杰弗逊之间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些年里，杰弗逊是忙碌的。他连续担任了两届8年的总统。前4年比较顺利，特别是他一手操作的“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而后4年屡屡受挫，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暴露出管理上的捉襟见肘。1808年大选，杰弗逊卸任。回归弗吉尼亚故里以后，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思考、写作，创办“弗吉尼亚大学”，并亲自设计和监督建造弗吉尼亚大学校舍，还设计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国行进在他开创的民主化进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写作把这种民主化理念表达得最有条理，最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他的声誉也节节上升。

　　与此同时，亚当斯却痛苦不堪。他不善写作，过度的激愤又搅乱了他的思路。他一直在试着写他的自传。他认为杰弗逊的历史回忆是迎合人们的喜爱而写，他的记录才是真实的。他要写出美国革命时期的真相，写出联邦主义者对美国初期制度建设的深谋远虑和不可否认的功绩，写出历史人物的缺点，历史中发生的错误。可是，他在昆西的老屋里如困兽般徘徊，越急于澄清事实越笔头混乱。结果，他的自传始终只是一大堆零乱的笔记。

　　在这些年里，除了家人，给予亚当斯最大安慰的，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独立宣言》的另一位签署者，本杰明·拉什。拉什是一个医生和医学教授。作为一个开国者，他自然是亚当斯和杰弗逊两人共同的朋友。他在亚当斯最痛苦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和他通信。对于亚当斯，拉什是一个最合适的疗伤者，他们讨论历史和对于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时事和政局的看法。

　　1809年，拉什在给亚当斯的信中，描绘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个梦。他梦到亚当斯写了一封短信给杰弗逊，祝贺他终于能够从公职上退休。然后杰弗逊回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他梦到在此后的在几年里，亚当斯和杰弗逊相互通信，对他们犯过的错误有所认识，分享美国革命的成果，并且弥合了他们众所周知的友谊。他甚至梦到了他们的死亡：他们俩满载人们的赞誉，双双同时沉入坟墓。

　　亚当斯立即回信表示这不过是梦，他不打算照梦里的做。

　　拉什把自己的梦境又写给了杰弗逊。并建议杰弗逊采取主动。可是，杰弗逊也没有这样做。也许他认为，自己当初给亚当斯夫人的信，就是一个弥合的动作，可是结果却并不好。

　　两年之后，1811年，亚当斯向来访的一个朋友，表达了自己对杰弗逊的友情，他表示，自己与杰弗逊之间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分歧，从来没有扼杀他对杰弗逊的感情。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杰弗逊闻讯之后，立即向拉什写信，表达了他对亚当斯以往政治判断力的敬佩。亚当斯在当年圣诞节给拉什的信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和杰弗逊的政治分歧。此时，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语气幽默而平和。在美国第一代建国者之间，分歧的“火焰仍在燃烧，火山的喷发却终于减弱了。”

　　几天后的1812年元旦，亚当斯走了关键的一步。他给杰弗逊寄出了一封信，说是要给杰弗逊寄两块“家织的土布”作为礼物。杰弗逊收到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最近出版的两卷著作。

　　最激动的就是拉什了，他马上给亚当斯写信，“我很高兴您和您的老朋友杰弗逊先生终于能够恢复联系。我把你们看作是美国革命的南极和北极。一些人谈论过，一些人写过，还有一些人为美国的改进和建设战斗过，而您和杰弗逊先生却为我们大家思想过。”亚当斯在回信中开玩笑地揶揄说，“您的梦实现了……您的预言实现了！您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此，在此后的14年里，北方马萨诸塞州的海边小镇昆西，和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杰弗逊庄园之间，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信。

　　四、通信

　　整整14个春秋，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各自的家里，用笔，用信纸，回顾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破天荒的经历和功绩。他们所达到的人生辉煌，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现在，他们都老了，都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有现实政治的考虑，个人荣辱也日渐轻淡。来日无多，可是他们都理解他们对历史、对后代的责任。亚当斯在信里对杰弗逊说，在我们互相把自己的思想交代清楚以前，我们可不能死。

　　就这样，整整14年，在连接南北方的小路上，邮差的马车传递着两位离职总统的通信。正如拉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和杰弗逊是真正在为美国“思想”的人，可是在立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上，他们又确实是美国的“南极”和“北极”。他们在通信里，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最初几十年里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做出理性的回顾、交流和争论。杰弗逊一再地阐述了他的民主理想，坚信美国和全世界都将走在民主的道路上。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在判断法国革命的时候犯了错误，共和党和他本人都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使用政治手段，伤害了亚当斯总统的信誉。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终于说，他为此感到抱歉。

　　亚当斯和杰弗逊讨论着具体的政策，也讨论他们最大的分歧——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他们各自的阐述，成为美国民主制度宝贵的思想遗产。直至今日，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仍然是在这两种理论遗产之间，寻求平衡。杰弗逊的平民民主理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价值观；而到20世纪下半叶，默默无闻了一个世纪的亚当斯的思想，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越来越重视亚当斯当年对政治现实准确而深刻的观察判断。

　　两个开国功臣、两个不同观点的政治家、两个卸任总统，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和恩怨。他们用这些书信向后代表明，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两位总统用14年里的158封信，开创了美国总统离任后用回忆录形式阐述理念、总结经验，为后代留下政治遗产的传统。

　　五、奇迹

　　写着写着，渐渐地，环顾四周，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是美国革命那一代的“仅存硕果”了。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伶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籍。

　　1826年，美国独立50周年。在这一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仅有3人还活在世间。除了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之外，只有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了。
         在筹备庆祝国庆50周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人们分别向杰弗逊和亚当斯发出邀请，可是两位老人的健康都不允许他们出席任何公众场合了。杰弗逊用几天的时间，为报纸写下了他对建国50年的总结。他的思路仍然清晰，文笔仍然优美而简洁，民主信念仍然坚定。他阐述了他对大众权利和民众自治的信心，坚信“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在昆西小镇，衰老的亚当斯为庆祝国庆而建议，为永远独立而干杯！

　　7月3日傍晚，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昏迷。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问身边的医生和家人：“今天是4号了吗？”他的生命在昏迷中顽强地坚持，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命定的时刻。第二天，午后不久，这位卸任总统终于停止了呼吸。50年前的这一刻，美国的一代开国者正开始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上签字。几乎就在杰弗逊死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北方的昆西小镇，约翰·亚当斯坐在椅子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下午，约翰·亚当斯去世。50年前的这一刻，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

　　《独立宣言》的两位催生者，美国政治理念的两位奠基者，美国治国方略的两位开创者，在《独立宣言》诞生50周年的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相隔不到5小时。多年前他们的好友拉什的梦，竟然成了现实。没有哪个大胆的幻想家，敢于幻想出这样的巧合。面对如此神迹，让人不得不疑惑，这似乎是上帝在传达一个信息：后来的美国治国者，须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思想之间，在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方为吉祥平安的自由之路。


转载自：凯迪网络

钱理群：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

作者: 钱理群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人，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

来源:《观察》

11/26/2012 - 11:10

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作者：钛媒体TMTpost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民主化进程史，二者可谓殊途同归，相互依存。

    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

    从信息技术最初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巧妙运用，到推动美国民主政治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看到信息技术的商业化，与美国民主化历史可谓殊途同归，互相依存。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美国民主化进程史，两条路线的发展与跨越平行，但每一次信息革命都呈现出民主阶段的不同特点。

    最早实践应用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国人A·汉密尔顿在公众演讲中首次向美国各州宣传宪法预备案的优越性，为了维护联邦权力，他前后花了两天时间，在4家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

    当时汉密尔顿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政治信息的分布与健全的民主息息相关，但他发现即使是在很小规模的民主政体中，想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直接互通的通信渠道依然非常艰难，通常情况下，传播政治信息需要一部分消息灵通的公民通过公共出版物来获取信息，然后参与政府事务，互相通信，接着，那些消息不够灵通的公民通过他们来获取信息，因此，哪怕在一个很小的政体内，政治通信和信息流动总会存在一个中间媒介，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对于任何规模政体都适用的中介信息流，就将成为解决规模问题的基础。

    传递政治信息的重任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先后由当面交流、车马交通、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担负，而很多时候，由其中的几项共同承担。

    第一次信息革命：

    从一分钱报纸的出现，到邮局和报社共同体的政治通信系统

    第一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此前，信息传播依然局限在面对面接触和缓慢的人力传送，导致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隔绝，彼此都无法很好地理解对方。事实上，当时已经存在了基本的邮政服务。

    1790年，全美有75个邮局，每年处理30万封邮件，也就是说，在美国，每个邮局管理43000人，平均每人每年寄出0.1封信。可想而知，这种邮政服务对于信息传播的效率几乎为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由于大规模建设邮件设施，全美新建了13000多个邮局，每1000人享有一个邮局，每年处理4000万封信。在50年内，邮政服务增长了两个数量级。从此，各类信息在全国得以可靠地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报纸产业也发生了巨变。起初，美国报纸分为两类，商业报纸和政治报纸，主要为商人和其他精英的利益而办。直到“一分钱”报纸的出现，这种办报局面被改变。这种报纸标价为一分钱，是当时其他传统报纸价格的1/6，内容包括社会新闻、社区活动新闻、犯罪新闻，特别的是，它们不仅报道政治事件，还会写下自己对政治议题和公众事务的观点。这也是一次打破旧有商业格局的新商业模式的尝试。

    1836年的一期《费城公众记录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这样描述：

    “在纽约和布鲁克林这样有着300000人口的城市里，一分钱报的日流通量不低于70000份。这个数量几乎等于这两个城市里每个成年男子和年纪大到会阅读的男孩手上都有一份报纸。这些报纸在每个大街小巷里，在每个宾馆、酒家、会计所、商店里。每个码头搬运工、贩夫走卒，只要他们不是在工作，就能看到他们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于是，邮局和报社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通信系统，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超远以前。它们向公民提供其他公民和政府的信息，建立了一个政府了解公民、与之通信的通道——这也是民主的三个基本信息任务。随着这种政治媒介的变化，白种男性公民爆发了极大的参与热情，选民资格标准也不断下降，投票参与度爆炸性增长，从1820年的10%增加到1840年的80%。与此同时，各州也在为总统大选制定普通选举制度：让选民间接投票选举总统。党派官员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宣布会议，刊登政治性聚众活动；同时，报纸也刊登民众组织会议和活动。这种活力十足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公众对自身的理解，公众对精英的政治服从开始减退，认识到自己在民主中相当于精英的角色。

    第二次信息革命:

    游说形式获得发展

    第二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此时的美国民主系统复杂度快速增加，政策议程扩张，政治制度延伸并变得专业化，选举工具不断完善，私人团体急剧增加，选民数量也大幅提高。

    面对这种信息扩张，无论是党派还是报纸，都无法满足新条件下政治参与者对政治信息通信的大部分要求。政府的复杂度大大超出了报纸的报道能力，报纸无法提供关于新议程进展、国会议案、政治家的立场和意图、新协会团体利益等各方面的信息。

    对于政党和政府官员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广大选民的意愿，但与其通过和政治利益多样、政治信息分散的各个党派来获知民众的意愿，不如直接与意愿清晰、表达明确的集团交流。于是，游说作为合乎需求的一种形式慢慢获得了发展。

    尽管在1874年，最高法院规定在国会之前的任何授权代理律师或者代理机构来代表客户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即对“游说”服务说不，但随着商界和官方的需求增强，游说最后依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职业行为，“草根游说”也获得了发展。新的游说不仅是政治战略，也是一个向公众领域的导向，各个团体成立自己的新闻办公室，参与公共教育活动，向政府官员直接提供信息。

    A·科拉迪托（Aileen Kradito）描写女性团体：

    妇女们开会，发表声明，参加法律听证会，编辑报纸，分发宣传单，都是为了说服男人为她们投票。到了世纪更替之时，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在“新闻办”之余还建立了“信息办公室”。

    第三次信息革命：

    大众商业媒体的崛起催生政治个人秀

    第三次信息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众商业化媒体，诸如广播、电视的崛起，它们对政党、对政治人物、对利益集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广播开始，这些媒介应用可以在政治家和公民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而不需要任何党派组织。新技术取代了传统的党派服务，让候选人可以更好地进行通信和动员，政党在选举政治中渐渐隐退。国会候选人不再需要党派组织的支持来赢得职位，之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总统竞选中。当然，这种绕开党派组织的做法主要发生在地方和州的级别。

    江湖医生J.布瑞克利（John Brinkley）的广播节目有很多听众，在1930年堪萨斯州州长的竞选中，他本来不在竞选名单上，但由于他的电台影响力，在差额候选中，有近30%的选民都填了他的名字把票投给了他。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发现个人的、以竞选者为基础的组织与党派委员会相比，可以更加合理地利用新媒体，于是，政治特别是政治选举逐渐演变为政治人物的个人秀。

    1845年，纽约市长候选人J.海兰（John F.Hylan）作了公认的第一场广播竞选演讲。C.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是第一位经常利用并且善于利用广播的总统。1952年总统选举期间，R.尼克松第一次利用电视播报了“查克”（Checkers）演讲，这也是第一次以电视为基础的面向大众的政治通信。一年之后，当D.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电视上发表就职演讲时，已经拥有了7500万观众，电视已经成为了政治传播的新力量。

    大众媒体的发展对利益集团而言是挑战。尽管媒体的发展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宣传形式，但他们在和大多数派之间的较量中有时却不得不让步。毫无疑问的是，作为拥有强大财政资源的信息专家，集团通常比普通政党和大众更加了解政府，也有更强的力量来承担监控立法者的行为与立法者通信的成本。但是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比赛的机制，当一个议题能够引起大众关注时，政府官员会更青睐民众的利益诉求，哪怕会牺牲掉一些利益集团。

    第四次信息革命：

    能否改变“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信息革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网络的发展将促进政治民主，但以《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一书观点来看，互联网和政治参与水平之间的联系似乎还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证明。

    可以承认的是，互联网的信息开放让精英们通过新手段传播和获取信息，为市民们彼此之间进行确认和交流提供可能性，同时也保存了历史信息。由于互联网的观众与直接暴露在政治信息下的观众有很大不同，至少浏览政治信息网页的网民是基于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才主动到网上寻找信息并参与互动的，因此在与支持者互动方面，互联网具有真正的价值。对于互联网来说，相比于劝说那些摇摆分子，推动支持者更多地参与反而更为有效。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新鲜感的褪去以及互联网上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夺，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也不再便宜了。

    以美国竞选网站为例，竞选网站花费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新事物发展到了竞选的标准组件，同时，它的身价也翻了几番。在1998年，候选人要建立一个网站需要5000美元或稍微少些，而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网站则需要花费10倍于这个的价格，但两年之后，最好的网站花费则可以达到几十万美元。尽管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互联网的进入门槛不高，但金钱的力量依然非常明显。而和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竞选团队们更擅长于通过各种方式精确使用那些几十年的策略。

    对于规模小没有多少资源的组织，信息技术可以在一定情况下替代金钱和人员，使得到捐赠不多或很少的团体也可以像拥有很多资源的团体一样参与政治；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组织也通过开发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途径来拓展它们的影响范围。《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的这句话或者可以概括为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最大优势。

    近年来忽然火热起来的社交媒体，诸如Facebook，Twitter让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推动和普及美国现代民主的绝佳网络产品。至少，在美国的媒体都被大财团垄断的情况下，Facebook和Twitter还是抢占回了一点自己声音的地盘，打破了美国财团对美国选举的垄断。

    但对于匿名制的网络世界，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准确掌握舆论的规律，在社交媒体上谈论政治，从不同环境中涌来的网民总是具有将严肃话题极端化或者娱乐化或者轻描淡写化的本领。

    以这次美国大选为例，竞选中的任何小插曲都被社交网络成倍放大。诸如，在罗姆尼和奥巴马的第二场辩论中，罗姆尼说自己当选州长以后，会要求手下找来一档案夹（Binder）的女性职员资料进行选择以示自己对妇女的重视。此言一出，Twitter上“Binder full of women”（满档案夹女人）就成为了热门话题，一时之间贻笑大方。

    11月7日，《商业周刊》报道，社交媒体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发挥了异常巨大的作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在今天这个大选日有30%登记选民的朋友或家人通过社交媒体鼓动他们投票支持奥巴马或者罗姆尼，同时，有20%的登记选民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发问鼓动他人投票。5天之前，皮尤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社交网站上消极评论量高于积极评论，但皮尤并未对社交网站对政治的实质影响给出判断。

中国的盗贼政体－－Kleptocracy

中国的盗贼政体－－Kleptocracy

作者:杨非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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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国家的政体分为多种形式，其政体的词根是希腊文的“κρ?το? kratos”即英文的“power”，后音译为“cracy”，故民主政体为democracy （dêmos+kratos，民众+统治)，贵族政体为aristocracy (aristos+kratos ，精英+统治）。近代，人们在描述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利用国家权力中饱私囊的时候，比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贪腐政治，根据希腊文创造了“盗贼政体”一词：Kleptocracy。这里Klepto 就是希腊文的kleptēs, 指的是盗贼（thief）。

薄熙来事件以后，西方已经有人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列为盗贼统治政体。澳大利亚的约翰-贺普丁（John Hempton）首先在2012年6月10日在其博客发表了“中国盗贼政体的微观经济学”一文（The Macroeconomics of Chinese kleptocracy）。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国盗贼政体的经济来源。约翰·贺普丁是个投资分析师，所以他并没有从政治学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盗贼政体，但是他却在开篇点名“中国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盗贼政体”。他的这篇博文在英文媒体里被广泛转载。

在《纽约时报》登出了关于温家宝家人占有大量财富的报道以后，人们恐怕更有理由相信中国现在就是由一群盗贼们在统治。

首先，贪腐在中国的政府机构是普遍性的。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官不贪。中央九常委中，现在只是公开报道了温家宝的家人巨大财富问题，那么其他八位会那么干净吗？中央政治局里有薄熙来的贪腐和家人因财谋杀的大案子，中央领导人中最近还暴露出令计划的贪腐问题；部级干部中有近来当局自己惩处的干部有铁道部长刘志军；从地方上来看，最近又抖露出，广东的一个小小城管局长居然有几十套房子。从九个“集体总统”到部级、省级一直到乡级，有几个干部不贪腐？

其次，贪腐是制度性的。从人事制度来看，干部的选拔没有民众的参与，各级干部的选拨有明显的裙带关系。现在中国官场有一个“卖身做家奴”的新鲜说法，即低级干部要往上爬，只有给其直接的上级做家奴。当然这个“家奴”非奴隶社会里的奴隶，而是指绝对效忠的概念。从反腐败制度的机制来看，中共当局还只是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种自查制度，但其连一个官员登记财产的“阳光法”都不能出台。不制定“阳光法”就是为了保护一大批现在不法拥有财富的官员。从经济体制来看，代表社会主义特点的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多被所谓的“红二代”掌控。在这个掌控过程中，他们不知鲸吞了多少国有财产。

再次，贪腐是社会性的。贪腐无处不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各种职务优势而产生的贪腐文化。凡有权力的都要用尽、用光、用到极致。医生、幼儿园老师、大中小学的老师都可以利用其职务优势成为贪腐分子。没有权力或职务优势的，则设法去买、去骗。

最后，中国的贪腐有军队的保驾护航，有法院、武警、国安和国保的参与和支持，还有电视台和报纸等为其唱假和掩盖。

当然，这种盗贼统治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展，没有钱，盗贼也没得抢的。这是今天盗贼统治的“黑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约翰·贺普丁在其博文中对这个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做了初步的分析，其中他提到“剥夺农民”是其来源之一，即经济的发展依赖着大批的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活标准都极其低下。他还分析了一胎化是储蓄来源，也是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之一；还有破坏资源、抢夺民房搞开发都是这种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他们这种盗贼的统治方式已经侵染到国际社会，所以西方人开始担心害怕了。

今日中国的盗贼政体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的皇权虽然也有普遍的贪腐问题，但那是瞒着皇帝的暗下勾当。皇上本身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朕即家，所以天子没有必要贪腐。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毛本人就是世界的救星，比神还大，他自己恐怕是不知银两的。我们知道他唯一的私人财产是通过国家机器发行的各种毛选的稿费，对毛本人来说，他也就使用过有限的几次。因此毛时代，干部基本是廉洁的，其原因除了经济不发展外，主要是毛和他的高层领导们有特权和终身制的保障，因此无需贪腐。

今天的中国政治，不再是个人终生独裁统治，而是寡头集团换届轮换制，因此他们要在任期内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当下众人皆知的政治现实。

中国今天的盗贼政体和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贪腐政治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裁统治不一样。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独裁统治被称之为盗贼政府，仅是他家族的问题，菲律宾远没有烂到中国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今天的贪腐，如同上面所述，已经具有普遍性、制度性和全社会性。

中国的盗贼统治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一两个暴君的统治，而是中共领导集团利用其国家机器集体地抢夺人民的财产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罕见的政体。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就是这种盗贼统治模式。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11-02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3139

杜君立：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

   

在我们国家，谎言已不仅属于道德问题，而是国家的支柱。——索尔仁尼琴

从某种意义上，苏联是作为一个乌托邦诞生的。

1882年，《共产党宣言》被普列汉诺夫译成俄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写了俄文版序言。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或恩格斯，他们一定想不到，仅仅30年后，共产党会成为俄罗斯这个古老专制帝国的新君主。

尽管列宁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但苏维埃政权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具有300余年专制历史的沙皇俄国的坟墓之上，正如沙皇俄国的前身是蒙古屠刀下的金帐汗国。列宁其实也清醒地认识到苏联权力机构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只不过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评价。

列宁之后，斯大林将权力发展到极其可怕的程度，“世界上没有而且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强大而权威的党”。从1929年到1953年，共有2000万苏联民众遭到屠杀。帝国体制下没有自由，更没有新闻自由，“《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布哈林赞叹道：“共产党政权是一部巨大的机器，人类任何历史时代都不曾有这样的机器。”阿夫托尔汉诺夫对苏联这个新生的意识形态联盟国家这样总结：

这一绝对专政的上层是一个少数人的寡头领导集团，内部有一级一级的党的官僚机构，在政权金字塔的底部有数百万党的寄食者做基础。这种专政不仅就其完美的组织，而且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皆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乃至全国人民都受它的控制和领导。

维尔纳•桑巴特曾说：“宫廷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历史。”这句话无疑对苏联是适用的。政治就是权力和阴谋。在克里姆林宫深处，这个红色帝国经历了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三次惊心动魄的宫廷权杖转移过程。长江后浪推前浪，1964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被迫“自愿退休”。当天下午，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梁启超先生曾说：“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布尔什维科夫将专制制度分为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参与到统治者的意志中去，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工作、牺牲，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威权主义则是极权主义相对温和的形式，由于统治者个人权威的衰落，以及个体意识的初步萌生，威权统治者只有力量保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往往放弃不切实际的狂想，而人们也不再被勒令必须积极参与到统治者个人意志中去，个体也拥有了一些选择的自由，甚至也被允许私下对统治者冷嘲热讽。与极权主义的“铁板一块”不同，威权主义表现为统治者与民众决裂和分野，因为社会共识的破裂，权力缺乏广泛的认同，统治者只能依靠国家机器勉强维持其统治的稳定。威权主义其实是承前启后的后极权主义，它不仅极权主义的延续，也是民主主义的萌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极权主义，那么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就是典型的威权主义阶段。

人们都承认，在苏联充满动荡和灾难的现代历史上，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少有的、非常稳定祥和的“盛世”，其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统计数据表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1965年，苏联人的平均工资只有96.5卢布，到了其执政晚期已经增长到170卢布。很多苏联人在这段时间内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购买了像样的家具、服装甚至汽车。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4辆汽车；工作10年以上者大多都有住房，房租极其低廉。1970年代，全国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廉价住房、休假制度和退休养老制度。

对很多“苏联人”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令人留恋的：经济繁荣，科技发展，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苏联经济在勃氏时期达到了巅峰，苏联成为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军事实力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将冷战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争霸”时代。因此很多人认为，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综合国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

如果说斯大林是一个恶棍，那么勃列日涅夫无疑是一个好人。他性情温和，待人宽容，作风随和，富于同情心。他的缺点是过分虚荣，优柔寡断，缺乏胆识和担当。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普通官僚，勃列日涅夫肯定会受到大家欢迎，但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勃列日涅夫的缺点就不能只是缺点了。在政治上，平庸是一种最常见的罪恶。虽然有“无为而治”的政治治理模式，但这种“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思想僵化。从表面来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巅峰，军事强大，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但各种社会矛盾却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勃列日涅夫恰恰最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负能量的聚集如同堰塞湖，最后让这个国家和它的繁荣伟大一起成为落花流水。

在苏联历史中，除了斯大林执政27年外，执政时间最长的就属勃列日涅夫了。如果说铁腕的斯大林开创了一个独裁时代，那么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维持了一个“无主时代”——无论人民还是官僚，都只是巨型国家机器的润滑油，他们都不是苏联的主体。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弊端已经暴露无遗，政治黑暗，权力腐败，挥霍浪费，人权落后，好大喜功……勃列日涅夫的盛世如同《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正面给人一种虚幻的高潮，翻过来却是深不见底的深渊。繁荣的背后，危机酝酿，矛盾积聚。如同一场俄罗斯罗轮盘赌，对准自己的子弹一旦上了膛，自欺欺人的侥幸心态或许可以应付一时，但厄运总会在下一次突然来临，要了卿卿性命。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崩溃准备了条件”。但勃列日涅夫总是幸运的，在一场宫廷政治的击鼓传花游戏中，他在炸弹没有爆炸之前就把它传了出去。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10年，苏联这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便顷刻间灰飞烟灭。

 

一 皇帝的新装

如果说苏联完全是一场意外，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意外中的意外。他比《连升三级》中的张好古更加幸运，最后他中了头彩。

在苏联帝国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勃列日涅夫是大家公认的平庸之辈，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本人也曾多次表示过，自己没有担当最高领导人的才能，更没有那样的野心。结果在互相倾轧的克里姆林宫权力场中，勃列日涅夫竟然因此而免于被暗算和攻击。这种“幸运”颇为讽刺。

在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宫廷政变中，勃列日涅夫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政变成功后，政变策划者们争执不下，谁都不愿让强势的对手得到最高权力，最后“选举”的结果是把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被公认为能力很弱的勃列日涅夫推上主席台。因此说，这个飞来的权力对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场意外。他之所以成功，并不是他有才干，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竟然因为平庸无能而荣登大宝，这就是宫廷政治的吊诡之处。对一群权力野心家来说，性格中庸胸无大志的勃列日涅夫最为理想——作为一个短暂过渡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根据当事人回忆，政变发生时，大家要勃列日涅夫通知赫鲁晓夫过来“开会”，他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不得不把他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后来听说政变阴谋已经败露，勃列日涅夫失魂落魄地扑进朋友的怀里：“全完了，赫鲁晓夫都知道了……他会把我们全都枪毙的！”

勃列日涅夫对这个从天而降的权力几乎毫无思想准备，无论是上台前还是上台后，他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像样的国家发展纲领，也从来就没有想过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家元首不仅是最不需要智力和良心的职业，而且即使一个貌似平庸的人，一旦对权力上了瘾，他同样可以成为一位宫廷斗争的高手。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我的长处在于组织能力和心理素质。”短短几年，勃列日涅夫就将那些擅长权谋的“大内高手”一个个清洗殆尽，退休的退休，罢官的罢官，最后建立起了一个无远弗届的勃氏权力统治体系。与残暴阴鸷、赶尽杀绝的斯大林不同，勃列日涅夫比较温和，得饶人处且饶人。他只是解除对手的威胁，并不消灭对方，甚至也不会让他们在政治上彻底破产。

在苏联短短的69年历史中，长达18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为苏联打上浓厚的勃氏色彩——勃列日涅夫式的集权统治所形成的“庸人治国”的帮派政治。在勃列日涅夫精心构筑的权力体系中，都是与勃氏亲近的“小勃”式的人物——平庸即美德。这些掌控官僚机器的平庸之辈不慌不忙，没有棱角，虚荣冷漠，无所作为，尸位素餐，好大喜功，擅长挥霍。

勃氏最大的“贡献”是将庞大而纷争的党派政治改造为更紧密牢固的帮派政治。依靠同一帮派下的庞大官僚机器，即使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他仍然牢牢地掌握着最高权力。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无处不在帮派势力的严密控制之下，官官相护、任人唯亲，到处笼罩着黑社会一般的紧张气氛。在一般民众眼中，所谓政治，完全就是肮脏的阴谋；那些帮派成员就是一群平庸低智、无耻无畏的小偷和小丑。

马基雅维利认为历史上的帝国有两种统治方式：第一种是君主独裁，即由一个绝对的君主独裁，其他人都是奴才，其中最受恩宠的奴才作为官吏帮助君主进行统治；第二种是寡头专制，即由一个君主与一群贵族共同统治，贵族的权力一般并非来自君主的恩宠，而是因为世袭，当然君主仍然比贵族更有权势。按照这种说法，苏联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如果说斯大林时代是君主独裁，那么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寡头专制。

作为苏联这个乌托邦的始作俑者，列宁极其推崇“集体领导”，但这个理想却被斯大林毁灭了。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后，一个缺乏个性的领袖终于为苏联带来第一次真正“集体领导”，只是这种“集体领导”与民众无关；由过去“一个人说了算”改为现在“一群人说了算”，从君主独裁到寡头专制，这就是苏联的进步。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是斯大林一个人决定的，侵略阿富汗则是由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套车”（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4人决定的。一个共同之处是，无论斯大林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最高苏维埃只是一个橡皮图章而已。

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勃列日涅夫算不上一个职业政治家，但就是这样一个“不称职”的“小公务员”，却领导了一个世界超级大国长达18年。从个人而言，他无疑是成功的，而他的对手肯尼迪和尼克松却显得极其失败；但就国家而言，一切都恰恰相反。美国总统尼克松断言：基本价值稳如磐石的美国在冷战中将不战而胜。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早已远离了革命，一切都无可挽回地走向平庸。出身卑微的勃列日涅夫从一名钳工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地在权力阶梯上爬升。在阴谋四伏逆向淘汰的权力游戏中，成功的官僚往往是那种视生存高于一切的庸才——毫无个性、唯唯诺诺、小心谨慎、见风使舵和害怕冒险。经过权力粉碎机打磨的“红色工程师”勃列日涅夫身上毫无政治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也缺乏改变现实的勇气与决心，墨守成规。

事实上，当平庸成为一种美德时，平庸就不再是勃列日涅夫一个人的美德。当病入膏肓的勃列日涅夫打算退休时，他的政治局伙伴们一起说：“不，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二 古拉格群岛

天才的列宁开创了苏联，冷酷的斯大林开创了“冷战”，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则将苏联和“冷战”一起带领到巅峰。

作为斯大林的掘墓人和守墓人，赫鲁晓夫和他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短暂而意外的插曲。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如同强弩之末，虽然达到了很远的射程，但却在迅速减速滑落，毫无力量可言；或者说，一切都在走向凝固。在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看来，共产主义即使没有实现，至少“发达社会主义”实现了，因此维持稳定就成为天大的事情。从1971年起，“改革”一词被“完善”替代，政治的保守使苏联走向复辟，重新开始了一个斯大林化的过程。

在每一个权力狂心里都会有一个斯大林。即使作为颠覆者的赫鲁晓夫，他反对的也只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更可怕的斯大林体制。对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平庸官僚们来说，斯大林就是他们的上帝，至少斯大林对精英群体进行大清洗，将政界、军界、文化教育界干部消灭了十之八九，才使勃列日涅夫“第聂伯罗帮”这批“红色工程师”得以鸡犬升天；同时，斯大林创立的官僚特权制度，可以使他们无论多么平庸，照样可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并宣称取消特权制度，导致整个官僚集团奋起反戈，最终合谋废黜了赫鲁晓夫。

1966年，正当中国发起一场具有去中国化色彩的文化大革命时，勃列日涅夫废止了“非斯大林化”，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斯大林化”运动。斯大林重新回到神坛，文字狱大开罗网：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因发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投入劳改营，麦德维杰夫因《让历史来审判》被开除党籍，费尔德宾因《斯大林大清洗内幕》遭到克格勃追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监视和窃听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特务队伍极其浩大，仅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卷宗就多达105卷，而萨哈罗夫的卷宗多达505卷。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国家，正是宗教将俄罗斯勃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进入苏联以后，东正教的国教地位被取消，共产党将宗教都视为大敌；为了去宗教化，国家暴力发起的这场反宗教运动愈演愈烈。苏联当局“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经济制裁、行政强制、警察镇压、宣传战役及组织手段等等。在这场极端的反宗教运动中，侮辱信徒人格，侵犯他们人身或公民权利的行为屡屡发生……”。列日涅夫将反宗教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无数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宗教教徒遭到严酷迫害，宗教经典被列为禁书焚毁。

 

所有的暴力都是不仁慈的，所有的极权也都是不宽容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就到西伯利亚去。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古拉格群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将《古拉格群岛》秘密送往西方发表后，苏联当局立即剥夺了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驱逐到欧洲。

如果说一个平庸的官僚就是一只没有生命的齿轮，那么在他眼中，其他人都不过是一颗颗螺丝钉而已，因此他绝不喜欢思想和个性，而作为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必然会遭到这种反智体制的歧视、镇压和打击。勃列日涅夫需要官僚机器机械的运行，最理想的零件自然是驯服的军人和听话的工人，而不是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富于理性的科技知识分子。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从而将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

普列汉诺夫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荣誉、良心和头脑。”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索尔仁尼琴，俄罗斯这块土地素来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传统。与勃氏的“斯大林化”相对，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体现了不屈不挠的知识分子精神。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从思想和政治上对体制的抗议。虽然知识分子遭到了各种迫害，但他们是最终胜利者，这种结局是每个当事人都清楚的。

在这场良心运动中，“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从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获得者变成了苏联人权运动的领袖。1968年，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呼吁建立一个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该文被研究者称为“苏联集权制度的判决书”。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却被禁止离境领奖。1980年，他因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在7年流放生活中，萨哈罗夫为抗议当局迫害曾三次绝食，其中的一次绝食长达178天，被强制灌食。

尽管勃列日涅夫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他对威胁极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仍然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最具国际轰动的事件是1968年发生“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悍然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暴力镇压。被苏军强行罢黜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亚历山大·杜皮切克轻蔑地说：“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不能阻挡春天。”

当民间最后一个反斯大林的刊物《新世界》被“改组”后，斯大林重新成为“伟大领袖”；保卫斯大林就是保卫苏联，“非斯大林”是“敌人”对苏联的“颠覆武器”；甚至连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也被重新肯定。斯大林的画像又出现在每个家庭客厅、公共场所、学校机关和汽车上。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只是企图用斯大林的借尸还魂来增强执政和特权的合法性，而更吊诡的是在民间斯大林同样受到了热捧。面对官僚集团的特权和媒体垄断，“不给错误的思想和言论以传播的渠道”，丧失言论自由的民众只好借对官员“大清洗”的斯大林来浇淋自己心中块垒。人们对体制的不满竟然导致对体制创立者的怀念，真是一种讽刺。但这种“怀念”是不堪一击的，只要信息开放，让人们知道更多的真相，阳光是一切政治谎言的天敌。苏联覆灭之后，即使在俄罗斯最艰难的2000年，民间支持斯大林的人也不足7%。

 

    　　
 

三  动物庄园

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一些。”罗伊·麦德维杰夫曾说，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国家领导人所有制。

一个帝国的维持离不开官僚权力体系的支撑，官僚集团是专制独裁体制的基础。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主权在谁”。民主国家中，民众通过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管理国家，民众是国家的主体，背叛民众就是背叛国家。专制国家中，不受民众监督的统治者管理国家，他们是国家主体，民众与国家无关；社会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我们”和“他们”、百姓和官。专制国家的社会分裂必然导致权力合法性危机，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的稳定，只能以高官厚禄和持续的谎言、暴力、恐怖进行威逼利诱，来消除民众对自己的反抗和鄙视。

早在列宁时代，普列汉诺夫就指出党员数量快速增长并不是好事，“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在专制官僚体制下，一般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整体构成一个权力同心圆，最高权力外围是一个利益分赃高级同盟，然后从里向外，一圈比一圈权力减小，利益关系从紧密趋向松散，而民众则被彻底抛弃在权力之外，成为权力的假想敌。为了保证权力体系的保护和支持，围绕最高权力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利益分配模式，这就是特权。因为特权的存在，保卫权力体系就是保卫自己自己的利益，一个权力同盟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法国作家纪德曾于1936年应苏联官方邀请访问苏联。他在《从苏联归来》中写道：“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到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

斯大林的成功就在于建立了一个复杂高效的特权体系，甚至残酷的大清洗也不影响新权力精英对他的忠诚。斯大林时代最荣耀的特权莫过于“首都”牌伏特加。这种伏特加酒是1944年在列宁格勒酿制的。当时列宁格勒被围，无数民众饿死，但宝贵的粮食却被酿造成口味纯正的伏特加，以此佳酿专供国家和军队高干享用。

与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鲁莽地向特权体系发起攻击，结果很快就遭到权力体系的反击和抛弃。作为官僚集团选举出来的模范代表和利益代言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就“保证对干部的尊重”；他不仅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特权，而且进一步扩大特权范围和种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体制内的权力阶层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官吏成为人类史上最幸福的一个群体，他们纷纷效仿模范勃列日涅夫，大兴土木，酒池肉林，炫富摆阔，囤积奢侈品，兴建专供自己享用的“狩猎小屋”和上层圈子聚会的放荡私人会所。这些私人宫殿富丽堂皇，带有花园、室内游泳池，各种奢华设施一应俱全。

在专制体制下，最高权力并非来源于民众授权，也不是法律授权，而完全依靠亲信帮派的集体忠诚。勃列日涅夫的成功就在于深谙此道。对于自己的亲信，无论有多么腐败无能，甚至是严重罪恶，勃烈日涅夫都毫不犹豫地予以庇护。帮派政治的秘密就是帮派利益大于党（社团）的利益，更大于国家利益，民众利益从来不用考虑。帮派利益至上的权力体系不顾一切地扑向腐败，上行下效，整个苏联社会的贪污、腐败和特权挥霍达到令人类无法想象的程度。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相比，人们竟然都相信斯大林时代的腐败特权是比较清廉的。

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苟富贵，勿相忘。勃列日涅夫“一人得道”后，很多工程师出身的技术官僚都跟着他“鸡犬升天”。在勃氏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曾他当年的同事、部下和朋友，这就是著名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他们是勃氏权力体系的嫡系，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在这种帮派政治下，官员被升迁，原因绝不会是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与“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关系密切。

勃列日涅夫之下，每个权力者都是一个小勃列日涅夫。他们根据对自己忠实程度提拔亲信，铲除异己。大帮派下有小帮派，权力关系盘根错节，平庸成为唯一的生存秘诀，阴谋成为唯一的政治智慧。专制制度下，只有提拔而没有选举。权力既然不来自民众，权力也就无需对民众负责；权力从公器变成私器，每一个权力都会选择自己人，因此，权力就与品德、公正、才干失去了任何关联。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体制下，一个官员即使个人品质和禀赋良好，最终也会变成官僚主义者，否则就会被这个帮派将他孤立和抛弃。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说，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州委第一书记的权力是一手遮天，巨大无边的”；“一个州委第一书记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会有谁有胆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违令不去满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纯洁的党员干部和他们的熟人就是在这种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滥用了这种权力”。因而任人唯亲和贿赂“泛滥成灾”。在一种特权体制下，党员干部与普通工人的收入有着天壤之别；用纪德的话说，这是“一种剥削，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的剥削，以至于被剥削的人不知道应当归咎于谁”。

正如中国传统的“百姓”和“官”，苏联社会被分为“他们”和“我们”：“他们”是个封闭的圈子，“互相通婚、秘密聚会、相互提供有价值的消息，互相安排对方的子女，普通公民要想进入这个圈子是极端困难的”。这就是苏联时代的贵族和平民。“他们”骄奢淫逸不劳而获，彻底败坏了社会风气，等于鼓励人们不择手段去获得不道德不正义的财富和利益。在勃烈日涅夫时代，黑社会在苏联泛滥成灾；或者说，苏联完全被2400个黑社会组织（黑手党）控制。这些黑社会都依靠官僚势力为背景，无论法律还是道德都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黑社会化”苏联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而走向“犯罪政治化和政治犯罪化”。

列宁承认苏维埃是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在苏联，根本不存在什么像样的法律和审判，大清洗运动中有40多万人被处决，却只有3次公开审判。“这些审判是一些骇人听闻的演出，是可怕的戏剧，上台给观众演出之前不知经过多少次排练”。

1932年，铁血的斯大林宣布“侵犯公共财产的人应当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这个法令被称作“五穗法”，即盗窃五棵麦穗要被枪决，盗窃四棵麦穗要判处十年苦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勃列日涅夫的名言是“靠工资谁也活不了”，黑色收入完全合法化了。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共产党内部迅速扩散，一颗走向死亡的定时炸弹就这样埋了下去。

专制体制下，权力就是一切，一切都为了权力。勃列日涅夫经常说：“干部的稳定，这是胜利的保障。”这些权力分子拉帮结派横扫一切，他们垄断了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虽然他们是共产党员，但其实他们毫无无产阶级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他们不断扩张自己的特权，以各种方式侵吞公共财产，这些官商们依靠权力进行各种垄断性的不道德经营。据统计，这些特权阶层有50万到70万人，连同家属则约为3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到80年代，“他们”的“影子经济”的年收入达数十亿卢布之巨。

纪德指出，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将一群吮疮舔痔之徒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平庸的群体整齐划一，对他们来说，平庸和下流正是他们的美德。纪德将苏联比作一只生虫的苹果，外面看起来光鲜，但在鲜红外表的背后，一切都早已被一群蛀虫蛀空。

与经济上的损害相比，特权腐败对政治的影响更甚。不作为的政治风气四处弥漫，整个国家体制如同死水微澜，不思进取，害怕变化，恐惧改革，谁也不愿失去一丝自己的既得利益。权力精英们都想维持权力的稳定，得过且过，这种击鼓传花的心态最终导致了一个雪崩般的政治剧变——帝国覆灭了。

“几十个人过上了共产主义式的生活，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在贫困中苦苦挣扎”。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

四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所谓“经济改革”的始作俑者，他们也因此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为“修正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苏联权力集体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将技术至上、发展至上的实用主义奉为国家政策，官僚集团垄断一切权力和资本，这个新兴的权贵资产阶级由此操纵着国民经济的领导权。

准确的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繁荣”首先是继承的繁荣，若没有赫鲁晓夫狂风暴雨的改革，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就不会坐享一个“发达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不幸在于他没有等到改革真正开花结果，因此被勃列日涅夫幸运地摘取了“桃子”。

时势造英雄，勃列日涅夫的幸运还在于他正好赶上了石油时代。苏联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并开始生产，这个源源不断的金库为苏联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大量输血。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成了在苏联创造奇迹的神：大量的石油运到国际市场，赢得了滚滚的财源，可以进口大量的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了。于是，勃列日涅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降低物价，可以歌舞升平地享受“盛世”了。

在讳疾忌医的政治沉疴之下，石油经济如同给苏联这个病人注射了一针吗啡，短时间内看起来红光满面神采奕奕。1965年至1981年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固定生产基金增长2.42倍，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46倍，国民收入增长1.44倍，工业产值增长1.77倍，农业平均产值“十五”计划期间比“七五”计划期间增长50%。但此后苏联经济就开始停滞不前，GDP增速从21%降低到9%，因此人们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为“停滞时期”，而“停滞”的原因正是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的权力腐败。不受法律和道德制约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和渎职犯罪将石油带来的巨额红利消耗殆尽，经济的车轮陷入一片泥潭。抱残守缺拒绝改革使苏联逐渐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步伐。

事实上，对于“停滞”，勃列日涅夫难辞其咎。正是他的纵容和庇护，腐败开始在苏联普遍化公开化和合法化，勃氏身后的苏联早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虽然苏联帝国的崩溃有很多原因，但无处不在的腐败是其中一个最要命的癌症。

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苏联不得不严重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从而为苏联的覆亡埋下了隐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所谓“经济改革”并未彻底改变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毫无远见的发展模式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曾经精力充沛的勃列日涅夫已经英雄暮年，而苏联这个老大帝国同样夕阳西下。工业生产出现负增长，依靠石油的“大输血”，国民经济才勉强维持了2%的增长率。为了填补巨额赤字，税务部不得不把酒作为拯救国家的救命稻草，酒类销量翻了几番，每年的酒类税收高达530亿卢布。谁能想到在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国民依靠酒精的麻醉才能找到幸福，国家依靠酒精的税收才能生存。这种“很不道德的行为”只能证明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国家。苏联的火箭可以飞上火星，但他们的电视机却常常在客厅爆炸……

程晓农先生指出，以经济发展来追求政绩合法性是很多共产党国家进入政权晚期后的普遍模式。在政权的前期，通常以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等暴力运动建立其统治地位，经过和平建设进入政权晚期，都会陷入意识形态失灵的困境，因而只能依赖其政绩来赢得合法性。所谓苏联模式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1967年，勃氏宣布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以为告别暴力革命和红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其实这是权力阶层对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一个资产阶级化的特权集团必然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向，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接受民主和法律的制裁，两难之下，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晚期综合症。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其发展模式可选择的空间极其有限。只要一党独裁，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和竞争，也不存在什么法治和自由，一切都难以摆脱权力的干涉和操纵——直接的或间接的。这不仅是因为特权阶层怕失去对国家的控制，更大的原因在于庞大的官吏寄生群体，他们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特权和不劳而获。任何有益于发展的改革都有可能触动这个权力金字塔的基础，导致长城自毁。因此，苏联模式即使可以辉煌一时，也只是昙花一现或回光返照，它注定是没有未来的，或者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是它的基因注定的。

从某种意义上，随着世界一体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没有民主的政绩合法性只是一种苟延残喘。勃氏时代的苏联将这种政绩合法性发挥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它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强化军工实力，用城市的鲜亮外表和向全世界“亮剑”来展现国力，提升民心；另一方面也极力改善居民生活水准，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来换取民众对特权的认可，这只是基于一种传统的“社会契约”关系，即政府提供福利，以此换取民众的政治服从。

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在城市、地铁和军事力量等方面毫不逊色。但对苏联说，作为一根救命稻草，政绩几乎成为政府的唯一使命。事实上，苏联也非常擅长制造政绩，因为一切资源都在政府手里，可以为所欲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和弹劾，更不用说抗议。它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何它想建成的项目；当然民众不得不为政府的“面子工程”让步和牺牲。奥运奖牌无疑是最典型的政绩。一场关起门来自娱自乐的奥运会，苏联搞得比任何一届其它奥运会都要豪华阔气。一切为了发展，而发展就是政绩。

事实上，这种“发展”和“政绩”只是政府的目的，而不应当是国家的目的。政府（the state）不等于国家(country)。政府是由官僚组成的，国家是由公民组成的；公民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发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服务于大多数公民。如果大多数公民不能从发展中受益，而只是少数权贵官僚为所欲为，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无疑走向了罪恶。如果发展和政绩以民众的福祉为代价，那么发展和政绩也就丧失了正当性，并因此延伸到权力的合法性拷问——这是谁的国家？

这种以人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并不是让国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一种帝国模式的伪现代化。人民成为被政府绑架的人质，成为国家强大的牺牲品。瓦西里耶夫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它在皮鞭的驱使下在伪现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在伪现代化的方面取得的公认的数字成果后，在‘人’的现代化方面勉强达到非洲的水平”。

美国与苏联作为两个现代化超级大国，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现代化中，国家可以有高速增长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楼，可以有超过美国的核弹头总当量、可以有世界第一的钢产量，可以将几名军人送入太空遨游，但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人的工资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不足美国的1/3。

在专制模式下，炫耀暴力美学的战争往往被视为最卓越的政绩，因此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常常就是一回事儿。对勃列日涅夫来说，冷战是他最大的政绩；因此他不得不去做，而且要做好。甚至可以说，侵略阿富汗也是为了政绩。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为了政绩，权力常常变得无比疯狂。1969年，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人的强烈主张下，勃列日涅夫竟打算“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为取得美国支持，苏联将消息告知美国。尼克松目瞪口呆，“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发文称“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则消息令全世界一片哗然，“美国出卖了我们”，勃列日涅夫悻悻然最终放弃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但苏联驻扎在中苏边境的百万虎狼之师始终对中国虎视眈眈。

相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政绩来，苏联在以社会福利来换取民心的发展模式上也是尽了很多努力，但最后政府手中的资源逐渐枯竭，经济也陷入停滞，只落得民怨鼎沸。在公民选举和司法独立缺失的前提下，政府权力合法性时刻面临着无法逃避的质疑和危机。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1989年，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

 

五  美丽新世界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个人包揽了主持会议、致开幕词、做政治报告、做总结报告、致闭幕词等所有程序，将“党代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与赫鲁晓夫的特立独行相反，勃列日涅夫完全是一个木讷呆板、无趣乏味的人。赫鲁晓夫善于即席发挥，勃列日涅夫则没有讲话稿几乎就说不成话。他曾对为自己准备发言稿的助手们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都不会相信是我写的，他们会嘲笑我的。”

造化弄人，短短十几年间，勃列日涅夫就从一名冶金工程师飞黄腾达，进入苏共权力中央，将苏联帝国带入一个毫无生趣的工程师时代。对平庸的勃列日涅夫来说，离开幕僚和秘书几乎寸步难行。他有一个20多人的秘书组和写作班子。当他中风之后无法“亲政”，这个写作团队最大的工作就是对勃列日涅夫“读心”，靠揣测勃列日涅夫的意图炮制“领导讲话”。作为分工，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务就是一字不落地把“剧本”上的“台词”念出来。

有时候，勃列日涅夫颇有自知之明，比如他要求删去那些讲话稿中的名言警句，“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但大多时候，他却极度虚荣，这其实也是一切权力狂的共同特点。所谓“斯大林化”，颇有一点借斯大林的尸还勃氏的魂的意味；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死灰复燃时，勃列日涅夫也被神化了。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官方文件中凡提到“苏共中央”时都有一个“以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定语。如日中天的勃列日涅夫已经今非昔比，他在26大上的报告被“78次掌声、40次长时间的掌声和8次暴风雨般的掌声”打断。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真的有什么特长的话，那么他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好演员。事实上，他年轻时确实幻想当演员，还曾经在“蓝衫”剧团演出过。当他有朝一日成为这个红色帝国的“皇帝”后，他终于轻松地实现自己的“影帝”梦。勃列日涅夫一生为世界贡献了最多的幽默和笑话，他简直就是苏联的卓别林。他看完电视连续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后，决定授予主人公“伊萨耶夫同志”金星勋章，但因为这是个虚构的人物，最后只好将勋章颁给了扮演他的演员吉洪诺夫。吉洪诺夫因此红极一时。

罗素认为，权力来自于荣誉。其实也可以这样说，荣誉来自权力。权力与荣誉总是相伴而生。处于权力顶端的勃列日涅夫沉迷在各种各样的荣誉之中。权力大头症使他得上了“给自己发勋章的怪癖”。他一生共获得62枚勋章奖章，而朱可夫元帅仅获得46枚。这一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金正日至死也只给自己发了36枚勋章。虽然勃列日涅夫处处需要别人为他捉刀代笔，但他的虚荣心实在是太过强悍，甚至出版了一套自传体三步曲小说——《小地》、《垦荒》、《复兴》。好事成双，锦上添花，苏联作协很快授予他苏联文学最高成就的“列宁奖”。

或许可以说，勃氏个人的奖牌癖与整个苏联帝国的奖牌癖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正如希特勒将奥运会视为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好大喜功的勃列日涅夫同样不愿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苏联倾举国之力，用了6年多时间筹办第22届奥运会，莫斯科大兴土木，各种大型体育设施拔地而起，90亿美元的天价投入在奥运会史上绝对是空前的数字。不幸的是，奥运会因为苏军入侵阿富汗而遭到美国和西方体育大国的共同抵制；幸运的是，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跟苏联队争奖牌了。就这样，苏联运动员个个都跟勃列日涅夫一样，在奥运会上所向披靡，共获196枚奖牌。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一个国家获奖牌最多的。

在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下，勃列日涅夫于1967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已具备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就是说，苏联所需要的只是稳定发展，而不是什么改革。作为苏联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庞大的特权阶层对任何风吹草动的改革都感到恐惧，唯恐失去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利益。极权体制下，官僚机构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无本万利的权力寻租，以“不予批准”进行勒索和敲诈。如同勃列日涅夫日渐沉重的肉身，腐败无能的国家机器沉疴遍地，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帮派利益阻止国家前进和政治改革。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帮派林立，独断专行，权力失控，这种触目惊心的国家病象令人惊奇地与勃列日涅夫的健康状态相重合。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流是保持稳定、安于现状、脱离现实、人浮于事、自安自慰、盲目乐观。官方的陈词滥调和虚伪的意识形态说教连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但大家都沉默着。西方的现代思想、时尚文化和生活方式早已突破了国家壁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牛仔裤、坡跟鞋、迪斯科、摇滚乐、爵士乐，年轻人成为最苦闷的一个群体。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拼爹时代，官僚集团的子女拥有无可比拟的机会，而普通民众的子女却没有希望。“劳动人民”并没有“当家作主”，“人民公仆”贪污受贿腐败堕落……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冷漠和绝望。从醉生梦死的权贵到寻死觅活的贫民，末日心态出现在每个人的心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勃列日涅夫的死去”。

整整30年前——1982年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登上列宁墓，参加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这个行将就木的老人面无表情地在寒风中伫立了三个多小时，只是偶尔向游行的人们挥动一下手臂。三天之后，勃列日涅夫就永远告别了他的盛世帝国。一个以他的名字——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命名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六  再见 列宁

1978年的4月25日，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在回国述职前夕，突然宣布脱离苏联，拒绝返国而选择居留美国。舍甫琴科的叛逃对苏联的冲击是极其沉重的，所谓大国盛世的形象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作为苏联“高干系统的一员”。舍甫琴科“享有独特的广泛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别墅、政府提供的由司机驾驶的汽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机场贵宾待遇、外人不得入内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他们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他们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只有破例外出才能和下等人相遇。”

对大多数苏联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舍甫琴科的叛逃。但作为外交官，舍甫琴科长期派驻国外，亲身体会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享尽人间荣华富贵，但内心却极度压抑。意识形态的虚伪和官僚体制的糜烂使他极度厌恶，他不得不扮演一个冷酷而反动的极权捍卫者。面对自由的呼唤，最后他选择了对体制的背叛。不仅如此，出走之后的舍甫琴科并没有隐姓埋名独善其身，还出版了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将自己抛弃苏联的心路历程公之于世。这足以证明他与体制的决裂是多么坚定。

舍甫琴科证明了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可能，既不为金钱，也不为权力，而是出于对自由和真诚的向往。对苏联体制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想法与动机即使不是危险反动的，也是极其荒诞可笑的。因此，苏联当局以叛国罪对舍甫琴科进行了缺席审判。

潘恩曾说：一个人“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当一个权力集团沦为犯罪组织时，当一种体制成为犯罪工具时，这个权力体制的审判也就失去了正义性，审判变成犯罪，罪犯成为英雄。舍甫琴科叛逃被人们视为自由的胜利——当一种邪恶的体制禁锢了人，败坏了社会，玷污了政治，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背叛体制、拒绝为虎作伥的正义权利。

如同跳下船的第一只耗子，舍甫琴科的叛逃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预示着苏联这艘巨轮的沉沦已经不可逆转。在此之前，被西方学术界称为“苏联问题研究的巫婆”的法国学者爱莲娜·唐科斯就发出“盛世危言”，指称苏联已经进入“癌症晚期，“分崩离析”的命运早已注定。很多年后，苏联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爱莲娜对《真理报》记者说：“我不曾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得这么快。当时我觉得，苏联可能存在到本世纪末。”

如果政治意味着自由，那么小国寡民才是合理的。对一个体量极其庞大的帝国来说，其社会治理压力常常会很高；当统治者的社会治理能力过于低下时，再加上社会共识缺失，国家体系只能靠暴力维系，社会堕落到蛮荒的暴力社会，大国政治走向反动的暴政。一旦正义苏醒，暴力化的大国必然解体，文明的政治只有在个体自由的前提下才可以重建。

从哪一方面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与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同的人，正像勃氏不同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时说：“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之内就不复存在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在69年的发展和辉煌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眼间哗啦啦大厦倾。

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苏共的垮台是一种必然。它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即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虽然政治不能代替经济，经济也不能代替政治，但从根本上说，政治与经济就是一码事。从来就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事实上，正是因为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严重侵蚀导致的政治溃败，才产生了积重难返的经济溃败。权力的资本化与资本的权力化让苏联重新回到一个新沙皇时代，只是这个新沙皇是一个帮派，而不是一个家族。每一个苏联劳动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隶属于“国家”的新农奴，“不劳动者不得食”被“不服从者不得食”取代。

虽然苏联用短短数十年就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国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但苏联的经济完全算不上成功。有这样一个不可笑的笑话：列宁曾说“苏维埃＋电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数十年后，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没了。麦德维杰夫说，“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过去因为欺骗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权以后，对于过去的罪恶就要被揭露”。

往事不堪回首，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有很多，希望苏共垮台的人很多，但真正可以搞垮苏共的并不是反党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这极其符合历史规律——任何文明最终都会死于自杀。令世人惊讶的是，苏联帝国覆灭了，那些曾经作威作福的特权精英仍然是这场葬礼上的最大赢家。他们从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的新显贵。美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弗兰克·奇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在任何独裁专制国家，因为法律和道德的缺失，权力阶层都必然会向犯罪集团蜕化，使国家机器沦为他们进行犯罪的工具。长此以往，当这种失控的罪恶发展到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忍受时，面对无法遏制的叛变和叛逃，这个大型犯罪集团就不得不会进行最后的分赃后解体，以此来洗清自己的原罪。这样一来，罪犯消失了，罪行就不会再到得追究。

在后勃列日涅夫时代，掌握苏联命运的“精英集团”不得不面对现实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推进改革，实现民主化，就会减少特权和权力；如果维持现状，虽然可以保有特权，但也不能积累更多的财富，更不能把特权和财富安全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除非背井离乡远离苏联。反复进行利益计算之后，这些特权精英终于相信，只有一个民主法治的资本主义才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安全和机会，可以确保财富传给子孙。

从这个意义上，苏共的垮台完全是一场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政变”，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道德不正义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这就是腐败的力量！腐败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一个过程。当腐败达到不再需要遮羞布时，腐败集团就必然会撕去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遮羞布，从而完成一场自我涅槃的葬礼。

 

七 罪与罚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他们的痛苦不是智慧的痛苦，而是无知的痛苦。”正如《动物农庄》的情景，1918年，正当共产党将俄罗斯变成苏联时，“老大哥”普列汉诺夫溘然而逝。临死前，他留下一份长达3万字的遗嘱。虽然他没有料到历史的开头，但他却料到了历史的结局。

“《共产党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机工业时代是绝对正确的 ，但在使用电力后开始失去意义。”普列汉诺夫先知般地指出，就生产力水平和大众的文化水准而言，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试验注定是一场悲剧。在俄国的社会现实中，政权不可能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所谓布尔什维克式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再变成领袖独裁。一个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政权本身就是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个共产主义天堂就会像纸牌搭起的小屋一般土崩瓦解。

普列汉诺夫预言道，布尔什维克统治将经历四次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政权初期，极权统治者要肃清社会精英和清洗知识分子，然后唆使破产者和流氓去抢劫地主富农，没收所有粮食来度过饥荒危机。饥荒之后，极权统治者将发动大规模内战，以战时军事管制清除异见者，将崩溃危机的罪名推到“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头上。为了延后经济危机，极权统治者不得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向最缺乏现代政治组织能力的农民开战，消灭精英和反抗者，土地转化为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最后，图穷匕首见，意识形态危机将彻底终结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合法性。

启蒙运动缺失的俄国素来没有民主传统，因此俄国人会习惯性的服从于极权主义，而极权统治者依靠现代宣传机器和镇压机关也使权力更加稳定和巩固——但对历史来说，这些火焰无法阻止冬天的到来。“因为缺乏民主，大众文化低下，思想落后，国家可能变成为比君主还要可怕的黑社会，因为君主毕竟还是一个人，而国家则是一台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机器。”普列汉诺夫指出，俄国的未来就看布尔什维克政权能维持多久，而政权的崩溃无可避免。时间愈长，留下的痛苦就越多。“只要国家的公民还在受穷，国家就伟大不起来！国家的真正伟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它的领土甚至它的历史，而是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极权常常建立在暴力和谎言之上。一旦放开自由的争论，历史就会在争辩中被还原真相——人们被历史真相震惊了。苏联一步步走向末日，强大的暴力镇压也无济于事。一位莫斯科警察对抗议者说：“如果有100个人上街抗议，我们会用警棍把你们打趴下；如果有1000人，我们将用催泪弹驱散你们；如果有1万人，我们就站着不动；如果有10万人，我们立即加入你们。”1991年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下令查封苏共中央大楼，象征野蛮暴力的镰刀斧子旗被象征文明平等的三色旗取代。苏共社团遭到取缔，其领导人或被捕或自杀，大批党员官员丢掉饭碗。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之前，没有人相信它会沉没。仅仅数天，这个貌似强大，执政69年、拥有1500万党员的苏维埃党即被人民唾弃，扔进了历史垃圾堆。

2005年的一份俄罗斯民调显示，有31％的人愿意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39％的人选择普京时代，只有1％的人愿意回到叶利钦时代。莫斯科公共观点研究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一半人为苏联感到耻辱，《时代镜报》的调查表明，俄罗斯只有60%的人称自己是爱国者，而美国的爱国者达到88%以上。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过去苏联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鞑靼人的枷锁从1237年持续到1462年，长达两个多世纪，这种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的心灵。蒙古鞑靼人建立了以破坏和大屠杀为其制度的一整套恐怖统治”（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暴力和奴性是成吉思汗的孙子留给俄罗斯和中国的最大遗产。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忽必烈征服了中国。1918年，共产党征服了俄罗斯；30多年后，共产党占领中国。在世界主流浩浩荡荡奔向现代文明时，这两个曾经作为蒙古帝国的殖民地的古老帝国走向狂热的“共产主义”，历史总是如此吊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类是有记忆的动物。如同一位历史老人，107岁的学者周有光先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他告诫人们：“苏联的忽起忽落，不但是俄罗斯的大灾难，也是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的大灾难。这场大灾难使俄罗斯和沾染苏联病毒的许多国家总共发生非自然死亡接近两万万人。苏联瓦解已经过去20年，苏联病毒还在继续蔓延。”

今天，苏联覆灭已经过去整整20年。早在苏联刚刚诞生20年的1940年，中国的“老大哥”陈独秀就提醒人们：“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求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

苏联覆灭之后，苏共被前苏联各国视为非法组织。1991年，当叶利钦颁布《禁共令》时，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抗禁共、捍卫苏共的人，恰恰是被苏共迫害了长达20年的麦德维杰夫。当那些往日养尊处优、满口马列主义的苏共高官纷纷撕掉党证时，罗伊·麦德维杰夫再次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持不同政见者”。

 

参考文献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点点滴滴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

张建华：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

陆南泉：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史上的定位

郭春生：勃列日涅夫18年

金雁：苏联解体20年祭

周有光：苏联瓦解20周年记

述弢：先哲的遗言：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

程晓农：2011年中国告别盛世意味着什么    




转自作者博客： 杜君立：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上）

                 杜君立：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国盛世（下）

  

《纽约时报》一代巨人病逝 留下报坛传奇

(苹果日报) 从美国到世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都是一等一大报，而为《纽时》奠定业界领导地位的，是掌控《纽时》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居功至伟。历任《纽时》发行人、主席、行政总裁，主宰《纽时》横跨34年，不但将《纽时》由地方报打造成全国以至世界大报，更凭坚定的新闻自由理念，不畏强权与政府打官司，刊登揭穿美国打越战陷入泥沼的「五角大楼文件」，为新闻自由和独立奠下坚硕的基石。他的远见，他对新闻自由的捍衞，让他成为由美国到世界的新闻巨人。巨人前天（周六）病逝，终年86岁，但留下一个不朽的新闻界传奇。

　　刊五角大楼文件 「美国人有知情权」
   
     　1971年，是苏兹贝格立下捍衞新闻自由典范的一年。那一年6月，《纽时》登出国防部的绝密档案，即所谓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揭穿美国政府为争取国内支持打越战，由初期已隐瞒全国这场战争打不赢的真相。报道一出，震惊世界，当时的尼克逊政府立即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纽时》停止系列报道。但苏兹贝格以发行人身份，力挺《纽时》以新闻自由打官司，结果胜诉，立下新闻自由与政府抗争的先例，之后美国再没有一个政府敢以国家安全为由，禁制报章刊登机密文件。
   
     　　苏兹贝格当时说，他敢于挑战政府，理念是刊登五角大楼「这没有侵害国家安全。我们没有洩漏国家机密」。他之后又忆述，他废寝忘餐读完五角大楼文件，深知「美国人有知情权」。
   


   
    　　当然，他清楚明白，若输了官司，《纽时》要罚巨款毁名声，他和总编辑都可能要坐监。但《纽时》最终赢得漂亮，本有文件在手却没率先刊登的《华盛顿邮报》已输了一仗。

　　重开源节流　办报要赚钱保自主
   
     　　坚决捍衞新闻自由，苏兹贝格更坚决办报要赚钱，以确保《纽时》能独立自主。曾出任纽约时报公司（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董事多年的艾克尔斯（John F. Akers）忆述：「赚钱是做好新闻的基本理念。」但往钱看，不代表苏兹贝格要编辑部配合广告部，不代表要牺牲编辑的独立性。
   
     　苏兹贝格1963年起出任发行人时《纽时》很亏本，于是他作出业界史无前例的决定，就是编辑部必须控制成本，裁减《纽约时报》时达5,400、比起今天更多的员工；而广告部则做好本份拉广告，这是没有对立的两回事。
   
     　苏兹贝格又大刀阔斧关闭亏本的公司业务，1964年停刊被形容是苗条版的《纽约时报》西方版，而在1967年停刊推出了18年的国际版，还枪毙了为《纽时》出姊妹午间邮报的构想，理由是早午报齐办太拉扯公司资源。

　　信任编辑部　不参与讨论拣新闻
   
     办报要赚钱，又掌管《纽时》34年，苏兹贝格为保编辑部独立性，绝对信任编辑部员工，会采取自律策略。「他对选用的人绝对信任。他不要指导编辑。我只是要仲裁纠纷和釐订标准和价值观」。他大多数日子的下午都会参加《纽时》拣选头条新闻的编辑会议，但绝不参与讨论；对评论版更是放任，他是每天《纽时》送到他在纽约第五大道家中时，才知社评写甚么。
   
     　但苏兹贝格也有偏离时候。最惹争议的一次，是他坚持《纽时》在1976年纽约州民主党初选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时支持莫伊尼汉，评论版编辑强烈反对，他准这编辑致函评论版批评。他也会以乳名「Punch」或「A. Sock」发内部备忘录，让编辑部知他的意见好恶，如「尼克逊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碰杯时，国民党的人看来极度忧虑」，又像他认为1960和1970年代的《纽时》社评太反商界，但《纽时》中人说他从不牵着编辑部鼻子走。

正义是社会要素（个人）耦合的呈现

霍金“依赖模型的实在论”，离散的经验证据，依赖一定的理论模型而构成一个可理解的对象，模型的合理性决定了理论的涵蕴即现象的解释力。同样，离散的个体依赖一定的社会结构结为群体，同样的个体能量，因社会结构的不同而产生的综合效应不同。在某个制度场中，能量是被放大的，而另一个制度场中，能量是被衰减的。正义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但正义不是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而是社会要素（个人）耦合的呈现。因此罗尔斯说，正义的实现不在于我们对正义的概念理解得有多么正确和深刻，而在于正义实现的方式有多合理。极权主义的哲学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哲学，由于某位超人独家把握了正义的奥秘，所以个体的权利都必须集中起来由他使用和分配。而宪政民主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个人的天然权利是你的全部身家性命，是必须誓死捍卫的，不出于自身权利的保护而出让个人权利都是非法的。因此社会建构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权利关系，以保证每个人在使用自己的天然权利时不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害和衰减。没有先验的社会正义，只有社会实践中的正义的实现。因此我们建立的社会模型应当是弹性的，有自我修正和完善的机制，在运行过程中趋于有序。因此这样社会的政府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政府，面对所有公民开放，如此才有可能从社会环境中吸收负熵，从而减少混乱度。而一个封闭的政府，就只有熵增加一途。在自然灾难和外族入侵等重大灾难降临时，极权制度下规训出来的国民特容易干出一些舍本求末的蠢事，二战前的德国民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目前我国的某些“爱国贼”的保钩行动又是一个例子。政府的行为也是很可疑的。中国一下子变得那么的“民主”，公民具有了言论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而与此同时，“煽动罪”疑犯陈平福还身陷囹圄，重庆的大量言论犯尚未获平反。这样爱国贼的激情和政府的智慧的耦合，一场保钩斗争哪怕取得胜利，中国社会会因此进步抑或倒退？

信力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世界遗产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爆发了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因数次中东战争导致的石油危机触发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明显病症是经济停滞不前，但通货膨胀物价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激增。而从60年代初延至70年代久战不胜的越战以及与前苏联持续胶着的冷战也不断消蚀着人们对美国价值的认同感，重振经济雄风和重建美国精神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81年1月，年已70的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在美国政坛，里根创造了多个之最，他是唯一一位演员出身的总统，也是当选年龄最大且最长寿的总统，他还是第一位主张共产主义将会垮台的世界领导。他没有学过经济专业，却在最危难的时候带领美国走出滞胀泥潭，“里根经济学”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学说。

　　里根经济学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萧条以来，凯恩斯经济学曾风行资本主义世界，其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张的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货币，降低利率等措施让滞胀程度有增无减，加剧了经济危机。当凯恩斯主义的神话难继，里根决定反其道行之，凯恩斯主义向来强调供需中的“需求”，而里根经济学以“供应学派”为基础，强调“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目的就是减少税收，刺激经济，创造就业。为此，里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削减财政开支(不包括军费)，尤其是“随意性”的社会福利开支。自罗斯福新政至二战后，美国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保障制度，联邦政府机构也因此膨胀，据统计“在1965年至1980年期间，联邦赤字增加了53倍，在各种联邦‘名义’的计划之下的救济款项增加了4倍，达到一年近3000亿美元，联邦预算增加了约5倍”，许多钱财在行政管理中浪费掉。随着滞胀的到来，需要救济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里根就职时说：“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上台后，他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社会福利的改革。主要措施是：改变联邦政府的过重社会福利负担；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尤其是随意性开支；由州和地方政府更多地负担社会福利保障的责任。1983年4月，里根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削减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尤其是“随意性”的社会福利开支。在1982—1985财政年度，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和食品券开支比1981年减少13%，医疗补助减少了5%，儿童营养补助减少了4.4%。由于紧缩了财政开支，联邦预算赤字从1983年的1950亿美元下降到1984年的1750亿美元。

　　二、大规模减税。1981年美国会通过了里根政府提出的税法，要求从1981年10月起的三年内，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共减少个人所得税务23%，边际税率从14%到70%降为11%到50%；使1981—1984年间联邦政府税收减少了3.152亿美元。1986年10月23日，里根又签署了美国众、参两院分别批准的修正税法，即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这是战后最大规模的一次减税行动，根据这一法案，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不同阶层税率都有下降，全国人均免税额减少了6.4%，七年内，每个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约增加600—900美元。

　　三、放松政府对企业规章制度的限制，减少国家对企业的干预。六七十年代，美政府对企业的管制活动达到了一个高峰。从一系列数据中可见：“联邦登记册”中联邦管制条例从1936年的2599页增加到1977年的65603页，条例数量在70年代增加了300％。在管制机构的从业人数从1970年的2.8万人增加到1979年的8.1万人。1980年人们估计，单是执行当时美国已有的规章制度就需要每年耗费12亿个小时的工作量。如果每小时工作量的工资成本折合20美元，那么总开支就会超过360亿美元！同时，过多的政府干预妨碍了市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压制了企业的自主权、灵活性，扼杀了企业的创新力。里根上台不久就为管制改革制定了10项指导方针，这一系列措施对恢复市场经济的活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1979年美国通用率高达13.3%，而60年代初期的通用率还不到2%，通货膨胀达到惊人地步。里根在就任总统后的电视演说中亦承认，1960年的1美元到1981年只值3角6分，他上台后实行了严格紧缩货币政策，严控货币发行量，实行高利率。严控的效果十分明显，1980年通货膨胀率为18%，到1987年降到3%。物价由1980年的12.4%下降到1982年的3.9%。而高利率政策使1985—1986年每年有近1000亿美元资金流入美国，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回升。

　　里根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在1982年底开始初显成效，到1983年二、三季度效果变得显著，1983年8月，美国工业生产指数连续上升了9个月，巳十分接近危机前的高点。当年GDP增长4.5%，其中几个季度经济增长水平高达8%。1983年全年共增加35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趋势延续到了1984年美国总统大选年。当1984年里根谋求竞选连任时问选民：“你们是不是比四年以前生活得更好？”美国人民回馈他的是48个州的压倒性胜利和高达60%的支持率。在他第二任期里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经济发展的强势令人瞩目，财政赤字减少了将近一半。

　　《福布斯》杂志曾评选出美国最会搞经济的总统是比尔·克林顿，因为克林顿时期联邦政府财政终于由赤字转为盈余，在其卸任时联邦政府预算盈余高达近2110亿美元。但军功章上少不了里根的功劳，因为克林顿1993年接手的是冷战结束后通货膨胀率低、由技术推动发展的经济。里根政府使深陷滞胀泥潭的美国经济得以复苏，经济的调整，赤字的缩减，科技的大力发展以及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对世界市场的开拓，都为克林顿时期的经济辉煌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90年代的辉煌离不开80年代的耕耘。

　　结束冷战，泽被世界

　　2005年一档收集了美国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的电视节目热播，并最终由数百万名观众提名票选出他们心中“最伟大的美国人”，前十名的榜单上有林肯、马丁·路德·金、乔治·华盛顿、克林顿、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深远地影响了美国的政界名人，而名列“最伟大的美国人”榜首的却是——罗纳德·里根！盖洛普公司2011年民调向受访者提问：“你认为谁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里根亦获得了最高票数。大器晚成的里根78岁离任时仍有着高达63%的支持率，里根曾这样自我评价“我们取得了两项胜利，两个我感到自豪的东西，一是经济实现了复苏，美国人民创造了19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另一个是美国人的道德精神得到了恢复。”他获得的赞誉不仅是在国内，亦是世界性的。80年代，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领导下，一个老牌帝国，一个新晋超级大国，都成功地进行了经济变革，不管是撒切尔夫人的医治“英国病”的“回春术”，还是里根经济学，都开拓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这在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着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里根挽救了80年代美国经济的颓势，而他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协助并加速了冷战的结束。在里根执政期间，美苏的军备竞赛达到了高峰，里根政府更不惜心血打造“星球大战计划”，但在他执政后期，与前苏联政府开始了“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异常艰难的对话”，最终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共识，终止了军备竞赛，着手消除核武器，继而结束冷战。波兰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列赫·瓦文萨说：“我们所得到的自由是他给予的。”西德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则说：“他的出现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在里根呼吁戈尔巴乔夫推倒柏林墙后的2年，柏林墙就真的倒了，而11个月后德国便统一了。”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说道：“他是个抱持着坚定原则的人，毫无疑问是他促使了共产主义的垮台。”甚至曾身处敌对阵营的戈尔巴乔夫也评价道：“他是个热爱生命的鹰派，他是个尊重常规价值的人。”

　　2004年6月里根逝世后，他的忠实盟友兼好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悼词中这样总结了里根的功绩：“其他人预言西方将走向衰落；他则激励美国及其盟国，继承实现自由使命的信念。……其他人惴惴不安地期待与苏联共存的最好结果；他却赢得了这场冷战——不仅一弹未发，而且邀请他的对手走出堡垒，化敌为友。”

　　无疑的，里根是自由民主精神的最佳诠释者和演绎者，里根的经济学重新定位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重组了美国的经济结构，而他最大的遗产是重拾了美国精神，恢复了大国的荣耀和信心，获得“完全的自由、尊严和机会”（1985年里根第二次就职演说时说），他成为了美国人的榜样，也赢得了世界的喝彩。



转载自：凯迪网络

董世平：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哥德尔(Kurt Godel) 于1931年发表了他的「不完备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至今正好六十年。为此，在哥德尔的求学地维也纳，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哥德尔这个定理所带来的影响。的确，这六十年来，常在不同的领域内，发现到这个定理的影响，而这个定理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甚至引起了相当的争议。



哈佛大学于1952年授与哥德尔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称他为「本世纪最重要数学真理的发现者」，这里所指的数学真理即为「不完备定理」。虽然当时是1952年，但已宣称此定理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数学真理，可见此定理的重要性，不仅可说是空前，亦可称为绝后了。「不完备定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理？本文将简介此定理的背景、证明及它对数学、计算器和哲学的影响，盼望大家对这个定理能有较深入的认识与体会。



背景



自第十九世纪后期，「集合」的观念被提出后，数学家们逐渐的感到，各个不同的数学领域，似乎皆可建立在同一个根基上，就是「集合论」，但是不幸的，过不久逻辑学家们即发现以「集合」这么简单，而且直觉上认为「真」的概念，却会产生「反论」(antinomy)，即「集合」的概念会产生矛盾，这使得数学家们重新思考数学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数学会不会出错？如何面对一个直觉上为真，却会导致矛盾的概念？是放弃「集合」的概念呢？或是如当时顶尖的数学家希尔伯特(Hilbert) 所宣称的：「没有人能将我们逐出集合论的乐园！」。若是如此，又将如何面对矛盾呢？



以总共不到17页的三篇论文，一个年轻的荷兰数学家布饶儿(Brouwer) 对以往古典逻辑的确实性提出挑战，特别是对所谓的排中律(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即对任一命题「A」，A或A之否定命题必有一为真，他认为我们不可无条件的接受，布饶儿坚持有其它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了数学哲学中的直观主义(Intuitionism) 学派，若接受了此一说法，连带的，数学中许多的证明将不再被接受，特别是所谓存在性的证明。例如，要证明某一微分方程式有解，则必须给出一个方法，把这个解找出来，而不可仅证明「若无解会导致矛盾」，而这却是一般数学家们所常用的方法。希尔伯特不赞成布饶儿的看法，他认为若是如此数学的牺牲实在太大了，那么要如何使数学能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呢？为此他提出所谓的「希尔伯特计划」(Hilbert program)，即以有限性(finitary)、组合式(combinatorial) 的方法，由简单的理论开始，先证明「数论」有一致性(consistency)，即「数论」中不包含矛盾，再以「数论」为基础证明「分析」有一致性，再一步步往前推，至终证明数学中不包含矛盾，只要能证明即使使用排中律也不会产生矛盾，那么尽可放心大胆的去使用排中律，不必像布饶儿那样束手束脚。



「希尔伯特计划」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如果能成功的话。在讨论此计划的成败之前，我们先介绍另一个观念，上文我们说明了一致性。的确，一致性可说是对任一公设系统，最基本的要求，若一个系统内包含矛盾，其它的也就不用再谈了，对公设系统我们另一个希望有的性质就是完备性(Completeness)。我们用自然数1,2,3,……来说明这个观念。我们要证明有关自然数的定理，如「质数有无穷多个」，我们若要将证明整个一步步写下来，我们必须从某一个公设系统出发，其实任一个证明，都必须从某一个公设系统出发。对于自然数我们最常用的公设系统就是皮亚诺公设(Peano Axioms)，这些公设中最复杂而且困难的，（不仅对一般的高中，大学生如此，对逻辑学家亦如此），就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归纳法」。借着数学归纳法及其它的公设，我们可证明「质数有无穷多个」，问题是「是否所有有关自然数的叙述，只要是对的，就可由皮亚诺公设出发，而得到证明呢？」也就是「皮亚诺公设是否完备?」若皮亚诺公设具有完备性，那么所有有关自然数的叙述，若是对的，就可由皮亚诺公设证明。



由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而得的一个结论，就是「皮亚诺公设是不完备的！」有些关于自然数的叙述是对的，但皮亚诺公设无法证明它，哥德尔的证明也的确告诉我们如何找到这个叙述。事实上，由哥德尔的证明，我们可得一个算则，给我们一个公设系统，我们就可按此算则，而得到一个算术句型，再经过适当的编译(compile)，即可成为此系统内的一个句型，而此句型在此系统内为真，却无法在此系统内被证明，所以也许我们会觉得皮亚诺公设不具有完备性，这是它的缺点，我们应当找另一个具有完备性的公设系统来代替它，但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公设化系统皆是不完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大家明知皮亚诺公设是不完备的，但这个公设系统仍是被普遍的使用，因为任何其它系统，也都是不完备的。也许我们再退一步，皮亚诺公设固然不具有完备性，我们至少可要求它具有一致性吧！也就是皮亚诺公设所证明的，一定是真的，可惜，这一点也做不到，由不完备定理可得另一个结论就是「在皮亚诺公设系统内将无法证明它的一致性！」从某一方面来说，你须要假设比「皮亚诺公设是一致的」更强或相等的假设，你才能证明皮亚诺公设的一致性，当然我们若须要更强的假设，也就须要更大的信心去相信它是对的。同样的，皮亚诺公设也没那么特殊，就像不完备性的结果一样，由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任一个足够强的公设系统，皆无法证明它本身的一致性，所以要证明数学具有一致性，即数学中不会产生矛盾，你将无法由数学中得到，你必须靠数学以外的东西，也许是你个人的哲学或神学，来相信数学是有意义的，这可说是粉碎了「希尔伯特计划」，难怪当希尔伯特由他的学生伯内(P. Bernay) 处听到哥德尔的这个定理时，他对这一个定理感到生气，因为他将无法响应布饶儿的挑战了，但在真理面前，人人都须低头。



叙述与证明



以上简述了不完备定理的背景，现在我们来叙述不完备定理，一般所谓的不完备定理，分为两个部份：

第一不完备定理；任何一个足够强的一致公设系统，必定是不完备的。即除非这个系统很简单，(所以能叙述的不多)，或是包含矛盾的，否则必有一真的叙述不能被证明。

第二不完备定理：任何一个足够强的一致公设系统，必无法证明本身的一致性。  所以除非这个系统很简单，否则你若在此系统性，证明了本身的一致性，反而已显出它是不一致的。



哥德尔的证明过程相当复杂，而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是古典希腊哲学中一个有名的诡论(paradox)：说谎者诡论。纪元前6世纪希腊时代的一个诗人哲学家Epimenides 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的克里特岛人都是说谎的。」这句话有名倒不是因为它是真理，正好相反，因为它一定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说这句话的人Epimenides 就是克里特岛人，同样一句话，别人说也可能是对的，（希望不致冒犯了克里特岛人），但是由克里特岛人来说，就一定是错的，为什么呢？若这句话是真的，则Epimenides 没有说谎，和这句话矛盾，所以这句话是假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诡论。



A：B这句话是真的。

B：A这句话是假的。



我们可能会认为A(或B)这句话非真即假，且让我们来看看是否如此，假设A这句话是真的，即表示B这句话是真的，故「A这句话是假的」是真的，故A这句话是假的，和假设矛盾。我们现在假设A这句话是假的，则「B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故B这句话是假的，所以「A这句话是假的」是假的，即A这句话是真的，这又和我们的假设矛盾，结论是，A不论是真是假都得到矛盾，大家若有兴趣，不妨从B句开始，亦得到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它之所以被称为诡论的缘由。



哥德尔是如何利用这个概念呢？若说：「这句话是假的。」那么利用前面的论证，这句话是矛盾的，所以任何一个一致的公设系统都无法说出这句话来，而哥德尔将上面的这句话改为「这句话不能被证明。」

注意，「真」和「能被证明」并不相等，同样「假」和「不能被证明」亦不相等。哥德尔证明了在皮亚诺公设内，（其实不需要用到这么强的公设）可以说出「这句话不能被证明」，若愿意接受这件事，我们即可证明不完备定理了，为证明方便，我们称「这句话不能被证明」为A，若在此系统内A被证明了，则由A的意义，即A不能被证明，知道「A」是假的，而在此系统内证明了一个假的叙述，表示此系统是不一致的，故若此系统是一致的，则A不能被证明，则由A的意义得知A是真的，因它说它不能被证明，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一个叙述，即为A，它是真的，却无法被证明。任何一个公设系统若能说出「这句话不能被证明」则此系统若非不一致，就是不完备。为了确知是否清楚了这个概念，读者不妨作一个测验，「没有真理！」是真的吗？



对数学的影响

                                           

何谓数学？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很不同的答案，但是每一个数学家所努力的，都是要找到「证明」，从大家所接受的公理或公设出发，找出对某一个题目的证明。从希腊时代，就留下了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问题，经过了数学家们的努力，我们已知道了答案，也就是我们找到了「证明」，如所谓的几何三大难题，而有些至今尚未解决，如「双生质数是否无限多？」任何一个问题，我们总是盼望找到「证明」，不论是证明它是真的，或是证明它是假的都可以，不论是证明「双生质数是无限多」，或是证明「双生质数是有限的」，都将是一个非常轰动的结果。若是找不到证明，则认为也许是自己才智不够，或是时间尚末成熟，真的是如此吗？



1930年希尔伯特接受Konigsberg 赠予荣誉市民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演说辞的最后两句话为。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将会知道」(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当年希尔伯特的演讲所灌制的唱片，现在仍然保存着，我们若仔细听，仍依悉可听到希尔伯特讲完这句话时，得意的笑声。对着数学抱着如此的信心，相信是极大部份的数学家所共有的，希尔伯特清楚且有力的表达出来，只可惜这个信心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没有多久，就被证明如此乐观的信心是错的，因为1930年11月17日，《Monatshefte fur Mathematik und Physik》这个期刊接受了当年25岁的哥德尔所投的稿，证明了不完备定理，有些命题是真的，但无法被证明，数学家也许有信心（事实上由不完备定理可知这个信心是无法证实的）说：「被证明的就是真的」，但再也无法说：「真的一定会被证明。」



自哥德尔证明了不完备定理之后，许多数理逻辑学家们即努力去找一个数论中为真，但无法用皮亚诺公设证明的叙述，花了将近半个世纪都没有找到，因此也就有人说哥德尔所指的「为真但无法证明」的命题，可能和真正的数学无关，即一个真正研究数学，而非研究逻辑的数学家，将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命题，不完备定理是逻辑上的一个有趣的定理，但对数学没有影响，所有的数学问题，如「双生质数是否无限多？」，我们仍迟早会知道答案。1978年Paris 和Harrington 终于找到了组合学Ramsey 理论中的一个命题，它是真的，但无法用皮亚诺公设证明，后来其它的学者又陆续发现了许多这样的命题。对任何一个数学命题，我们当然要想法子证明它是真的，或找反例证明它是错的，若是都不成功的话，也许该听听不完备定理所给的建议，尝试去证明「此命题无法被证为真」，或「此命题无法被证明为假」，以往数学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证明是真的，或证明是假的，如今又多了两条路，不能被证明是真的，和不能被证明是假的。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第三条和第四条路彼此并不相斥，集合论中有名的「连续统假说」(Continuum Hypothesis)，即被证明以现有的集合论公设，无法证明它为假（哥德尔1936年的结果），亦无法证明它为真（Paul Cohen 1963年的结果）。



对计算机的影响



哥德尔于193l年发表了不完备定理时，还没有现今所谓的计算机，对于计算机如何发明的，至今仍众说纷纭，我们引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1978-1979年度报告中所摘录曾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副院长的Mac Lane 的一段话：「哥德尔伟大而抽象的逻辑工作，有个令人惊异的结果。在分析哥德尔所描述的何者可被一步步程序所得的正式方法中，年轻而聪明的英国逻辑家图林(Alan Turing) 定出了这程序所得的结果，即一般递归函数(general recursive functions)，这也正是一台机器所可能计算的，借着这个分析，及其在John Von Neumann 等人身上的作用，以致现代计算器的理论观念及分析得以开展，直至今日，对于何者可被计算的理论描述，及至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可正确的说，仍然根植于哥德尔于1931年所发表的数理逻辑论文中。」



我们再举两个较近的例子：计算机病毒与人工智能。对于计算机病毒，几乎所有使用计算机的人都遇到过，人人闻之色变，因为感觉防不胜防，事实上，的确如此。我们不时警告，又有某种新的病毒出现了，然后解毒专家们再设计一个新的解毒程序来破解它，在广告中常看到说某种解毒程序如何如何有效，可解多少多少种病毒，脑筋动的快的人，也许会想，为什么不设计一种万灵丹？可解所有已知及未知的毒，别的不说，钱肯定是可赚得不少，当然也可能有些人会想设计出一种病毒是杀不死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的是，「没有万灵丹」，也「没有杀不死的病毒」，对任何解毒程序，我们皆可设计出一种病毒，使得这个解毒程序杀不死它，同样对任何病毒，我们都可设计出一个解毒程序，把这个病毒杀死。总之，不论是放毒或解毒的人，都不会没事干，我想这是个坏消息，也是个好消息。



计算机能不能跟人脑一样？计算机和人脑的差别在那里？这是常被提出的问题。使计算机跟人脑一样，这是人工智能学家努力的目标。英国剑桥大学的数学物理学家，亦为皇家学会的院士Roger Penrose 对这个问题，写了一本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畅销的书《皇帝新脑》（The Emperor's New Mind）。1990年7月2日的时代杂志也报导了这本书，而时代杂志用了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标题〈那些计算机都是笨蛋！〉(Those computers are dummies)。的确，此书一出又引起了正反双方的论战，Penrose 当然提出许多论证来支持他的论点，即人工智能是有其限度，他最重要的论证即根据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事实上，这个论证早就被提出过，另外一本使哥德尔较为人所知的书，即为得1979年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 的书《哥德尔，艾叟，巴哈》(Godel, Escher, Bach)，作者Hofstadter 分别以艾叟的画，巴哈的音乐来阐述哥德尔的定理，就像Penrose 的书，这本书也是介绍人工智能，夹议科学哲学的书，Hofstadter 同样以不完备定理说明人工智能所会受到的限制，但Hofstadter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乐观的。








参考：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哲学思考 



2012年08月05日星期日9:40

作为20世纪数学理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被誉为“数学和逻辑发展史中的里程碑”[1]。哥德尔定理的提出不仅具有数学意义，而且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意义。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数学定理能够如它一样，对人类文明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哥德尔思想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必将在人类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突显出来，并不断为人的思维所理解。

    一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是数理逻辑学中论述形式公理化系统局限性的两条重要定理，它由伟大的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于1931年提出。哥德尔写道：“众所周知，数学朝着更为精确方向的发展，已经导致大部分数学分支的形式化，以致人们只用少数几个机械规则就能证明任何定理。因此人们可能猜测这些公理和推理规则足以决定这些形式系统能加以表达的任何数学问题。下面将证明情况并非如此。”[2]

    哥德尔第一条定理指出，若形式系统是相容的，则此系统必定是不完备的。也就是说在系统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命题，既不能用系统中的公理和推理规则加以证明，也不能用系统中的公理和推理规则加以否证，即成为不可判定的命题。那么有什么命题是不可判定的呢？哥德尔第二条定理说，上述形式系统的相容性就是不可判定的。

    以前数学家总以为：如果某个命题是正确的，一定可以用数学演绎方法证明其为真；如果某个数学命题是错误的，也一定又可以用数学演绎方法证明其为假。正如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所说：“在数学中，当我拟定了作为约定的定义和公设以后，一个定理就只能为真或为假。但是，要回答这个定理是否为真，就不再需要我们将要求助的感觉证据，而要求助于推理。”[3]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的建立一举粉碎了数学家两千年来的信念。它告诉我们，真与可证是两个概念[4]。“可证性”涉及到一个具有能行性的较为机械的思维过程；而“真理性”则涉及到一个能动的超穷的思维过程。因此，可证的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悖论的阴影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无怪乎著名数学家外尔发出这样的感叹：“上帝是存在的，因为数学无疑是相容的；魔鬼也是存在的，因为我们不能证明这种相容性。”[5]266

    二

    哥德尔的结论是划时代的，著名物理学家惠勒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断言：“即使到了公元5000 年，若宇宙仍然存在，知识也仍然放射出光芒的话，人们就将仍然把哥德尔的工作……看成一切知识的中心。”[1]哥德尔思想具有潜在的科学和哲学价值，它已经被引申到自然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各个角落，对数学、逻辑、语言、人工智能、自然科学、思维科学和认识论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深刻地揭示了形式系统的内在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由形式系统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不可克服的。因为一个形式体系的无矛盾性在本质上是超越这个形式体系的。它处在一种两难境地：或者允许在逻辑思维中有矛盾存在，或者承认存在着逻辑方法证明不了的本逻辑系统内部的问题。因此，那种希望把数学搞成一个形式化系统，希望所有的猜想都能从逻辑出发加以判定，希望永远不发生“出乎始料”的事，是不可能实现的。数学不等于逻辑，重要的数学成果并不总是能从公理直接逻辑地推出，数学的神奇之处主要扎根于观察、直觉和灵感。

    事实上，不论是作为科学认识前提的公理、假设，还是在一定前提下的逻辑推理，都有其预设的不可证明的信念。人类认识世界总在一定的信念指导下的逻辑展开，并在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中不断扩展着对世界新的观念。因此，信念的合理性是相对的，它要随着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在信念转化为知识的过程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科学家的非机械的、非逻辑的智力创造，逻辑的一致性只是一种理想的指向和要求。

    第二，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也进一步揭示了人工智能系统的局限性，从本质上证明了机械论、还原论是错误的。按照他们的观点，精神活动过程同机器执行程序一样，不过是在从事某种良定义的被称为“算法”的运算过程，而人脑和简单的计算机的主要差别仅仅在于人脑活动具有更大的复杂性，或者表现为更高级的结构，人的所有精神品质，包括思维、情感、智慧、意识都不过是大脑执行的“算法”特征而已。

    但是，人脑终究不能解释成机器，计算机绝不可能超越人类心智。“因为，无论我们构造出多么复杂的机器，只要它是机器，就将对应于一个形式系统，就能找到一个在该系统内不可证的公式而使之受到哥德尔理论的打击，机器不能把这个公式作为定理推导出来，但是人心却能看出它是真的。因此这台机器不是心的一个恰当模型。我们总想制造心的一种机械模型，即从本质上是‘死’的模型，而心是‘活’的，它总能比任何形式的、僵死的系统干得更好”[6]。这也诚如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所说，人类判断数学真理的过程是超越任何算法的，因为，意识是我们赖以理解数学真理的关键，这种意识是我们能够借直觉的洞察力“看出”某些在数学形式系统中不能证明的数学命题的真理性，而意识是不能被形式化的，它必定是非算法的。因此，计算机不过是强人工智能专家所钟爱的一副“皇帝新脑”而已[7]。

    第三，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数学的不完备性说明科学结论也是不完备的。自从近代科学开始自然的数学化努力以来，科学问题就是被数学编码的问题，科学结论就是被数学化的结论。正是由于作为科学的语言、模式、方法和工具的数学本身的不完备性，导致了由它所表述、绘制的科学结论的不完备性。

    科学结论的不完备性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科学结论的不完备性预示着存在着许多不可解的科学问题或否定性的科学结论，从而产生了一大批限制性成果。如，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证明没有一个程序能够证明检验任何程序是否将在某个时候停止（即停机问题）。

    科学结论的不完备性还有着独特的哲学意义。正如我国著名科学家郝柏林院士所言，“否定比肯定更具普遍性”[8]。在科学上，一个否定性结论的形成往往标志着一个新科学方向的产生。认识到绝对温度零度不能达到，恰恰是低温物理学的开始；认识到质点不能超光速运动，正好是相对论的开端；认识到测不准原理，恰好是量子力学的诞生；如今，又是由于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现象的发现，一门全新的复杂性科学正在蓬勃兴起。

    第四，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从科学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在回答有关自然和人类社会的问题上，许多人似乎从来就没有经过认真地思考便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人的心智或认知能力是没有根本性限制的观点。但是，自己的创造物正是反观自己的最好镜面，数学作为人类心智与理性的产物，正好反观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或不完备性。形式系统的不完备性必然根源于它的创造者的不完备性。

人类心智与理性的不完备性也是基于人类及其心智和理性均是生物进化的产物这一基本认识的必然推断。只要人们承认这一进化论的结论，那么就不难认识到，人类的心智与理性是受制于进化水平的。也就是说，人类进化到什么程度，其心智与理性便达到什么水准，它们是处在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之中的，它们本身就是人类生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任何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人的心智与理性水准都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穷尽无限，达到全知。心理与理性的这种有限性或局限性，必然通过自己的不完备的创造物得以显现。

    三

    哥德尔定理也同样震撼到西方以笛卡尔、洛克为代表的基础主义知识论传统。长期以来，知识的确定性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所坚守的信条。罗素就曾经说过：“我像人们需要宗教信仰一样渴望确定性。”[5]230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知识不同于意见或主观信念，它是绝对确定的、必然的真理，不容置疑。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始于柏拉图对知识的探询。他认为知识源于独立于时空之外的、不可知觉的理念世界，而在理念世界中的事物是永恒的、确定不变的，因此知识是确定的、可靠的、真实的。而意见或信念却源于可感知的现象世界，现象世界中的事物是短暂的、流变的、不确定的，因此意见或信念是不可靠、不确定的。两千多年来，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思维中舍弃对象世界和自身的不确定性的因素，通过思维中的确定性来建构对象世界的确定性，从而达到对对象世界的确定性认识。

    数学知识的确定性、绝对性和永恒性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欧几里德几何学曾经代表了认识追求确定性的不可抗拒的尊严。自古希腊确立理性主义的认识方式以来，认识总是追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确定性知识。理性主义知识论者笛卡尔更是将数学视为知识的唯一范式，“因为它的立足于公理上的证明是无懈可击的，而且是任何权威所不能左右的。数学提供了获得必然结果以及有效地证明其结果的方法”[9]6。

    知识的确定性观念伴随着数学强大无比的对自然现象的阐释力被进一步强化了。拉普拉斯甚至说，“世界的未来是完全由它的过去决定的，而且只要掌握了这个世界在任一给定时刻的状态的数学信息，就能预报未来”[9]230。正是由于先贤建构并确立了追求确定性知识的科学认识的思维方式并形成传统，后来的哲学家总是寻求对所获得的科学知识进行普遍必然性的逻辑辩护。直到今天，确定性依然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科学之为科学的本质特征。这是传统知识论的主题，也是科学哲学的主题。

    但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说明，不确定性是人类认识的形式逻辑思维本身固有的。即使纯粹数学也无法彻底达到确定性，进一步，数学概念和理论如果结合于人们的实际经验和科学观察，就会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在任何认识中绝对的确定性是没有的。“哥德尔直言不讳地说过，我们没有任何绝对确定的知识。言外之意，哪怕极其简单的事情，我们也无绝对把握说自己完全捕获了堪称终审法庭的客观实在”[10]。克莱因对此总结为，“人类对于宇宙以及数学地位的认识已被迫作出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我们知道，数学已不再受到普遍尊重和景仰。数学曾经被认为是精确论证的顶峰，真理的化身，是关于宇宙设计的真理”[5]序。“这可能是本世纪某些人声称的数学的一大特征，即其结果的绝对确定性和有效性已丧失”[5]269。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则诙谐地说：“上帝不仅掷骰子，有时他还把骰子扔到了找不到它们的地方。”[11]

    承认知识的不确定性，对建立正确的科学观有何重要意义？我们认为，科学上的结论其实并不具有许多人所坚持的本体论意义，而只具有认识论意义。这就是说，我们反对把科学结论看作是对真实世界的终极反映，相反，科学结论只是人们用心智与理性构建的自然图景。具体说，相对论中的质点不能超光速运动，只是相对论自然图像中的表象，它与真实世界中的物质是否可以超光速运动并不相干，或者说，它并不能排斥真实世界中（可能存在的）物质的超光速运动。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则，也只是量子力学自然图景中的表象，它并不排斥真实世界中的粒子总是存在着确定的位置和速度，只不过人们无法同时测量出它们的精确值。如今混沌学、复杂性科学中所揭示出的一些不可计算、不可预测现象，依然是自然图景中的表象，不可计算，不可预算，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反映了人的认知的一种缺陷，这丝毫不影响真实世界本身的“计算”。“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逝着”[12]。无论人类为它绘制的图景是不是像，它都毫不在乎，并自在地生成着，消逝着。图景只于绘制它的人类有益。

    但另一方面，绝对确定性知识的不可能与知识不确定性的凸现，并不意味着知识论的“死亡”，而是知识论的“新生”。知识的确定性应由此获得新的意义，它可视为人类理性的一种理想追求。知识“尽管并不是完美的佳作，即使不断完善也未必能去除所有的瑕疵，然而它是人类与感性知觉世界之间最有效的纽带”[5]366，“就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数学是一种理想，我们为这一理想而奋斗，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到达。确定性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在不断捕捉的一个幻影，它是如此无止境地难于捉摸。然而理想具有力量和价值，公正、民主和上帝都是理想。的确，也有在上帝的幌子下被谋杀的人，审判不公的案件也臭名远扬，但是，这些理想是千百年来文化的重要产物”[5]366。

    因此，追求绝对确定性知识的不可能，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知识的可靠性上，一定要采取一种彻底怀疑主义的态度。怀疑主义虽给我们提供了更深更广的思想空间，但它的假设性前提——知识如没有绝对正确的把握就不应产生，也是不现实的。世界上虽没有那种不容置疑的绝对确定性知识，但知识也不是非要有这种不容置疑的绝对确定性不可。因为，尽管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随时都会犯错误，但是我们的认识毕竟在这样的易谬论中真的前进了。知识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懈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而逐步显现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