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慕容雪村:如秋水长天

2012年7月23日，我在香港做了一个演讲，以下是讲稿全文

如秋水长天


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里跪着。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里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里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迹，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志，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众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为统治者的恩赐。因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众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着；耳光扇到脸上，忍着；房子被推倒，看着；老婆被抓去流产，哭着。一切不公正都被视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着，不叫疼也不叫苦，闭着嘴躲猫猫，闭着嘴俯卧撑，闭着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着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于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为他说话，他忍着；有人为他说话，他看着；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么呀？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于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为易怒、极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复，更残忍的是，他报复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于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为“事实接受障碍”， 长期的蒙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着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于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构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饥荒只发生于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万人坑在哪里？
这么大的灾难，为什么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为什么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么多人，那么请问：你家里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于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为什么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为“奴仆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体、忠于国家、忠于党，唯独不提忠于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为了国家，工作是为了国家，锻炼身体是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赞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准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仆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为乖张暴戾，成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泄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着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毁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布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里，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么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于官员，也适用于平民。以一名小店主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为，官员拼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产，或者拼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么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系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众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为什么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塌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赞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中失散了，怎么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里，我提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付出的行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系，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泪对着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么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么伟大光荣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它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干净，你有必要含着泪感谢他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它：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么回答：什么爱不爱的，先把地扫干净再说吧。

关于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玛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里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表，你就应该指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洁工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么想：换个人来扫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是什么都管不好。这30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它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的历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松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之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气沉沉，为什么国产电影这么差劲？因为电影管制。为什么中国的电视这么难看？因为电视管制。为什么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文化管制。为什么中国足球踢得那么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会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被长篇累牍地报道，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为、糟糕的结果报道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为。近几十年，我们的历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视为国家的苦难。在这里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么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为敌的制度中，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迹其中，在这里我要说，即使是你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么你和罪恶的关系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尽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着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产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里走出一个士兵，那人光着上身，两手提着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着裤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扣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里，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么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它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什么用，不会帮你升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但它却是我们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松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着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为脆弱。我们去邮局寄易碎物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印一只红色的杯子，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它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应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净。

[转帖]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

我们为何不加入“三自”爱国会？

文/孙毅（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长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

在今年(当时是07年）3月的两次交涉中，守望教会向北京市宗教局提出了宗教场所登记或备案的建议。但这个方案向市宗教局提出后，守望教会得到的回应仍是：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场所登记须由现有宗教团体（即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提出；就是说，教会仍然面对着政府宗教部门这样的要求：只有加入“三自”，或者至少挂在“三自”的名义下，才可能申请自己的宗教场所。

在教会中，或者去其他教会，也时常能够听到这样的看法：在现在这个时期，挂在“三自”名下，也不过是形式的，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享受由此带来的各种“好处”，可以公开聚会，举办各种活动等；“三自”也是教会，不要有意地与之区别，制造分裂；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的历史包袱，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需要再背了。

对于某些人，比如一些从海外回来的人来说，加入“三自”的主要理由是，加入“三自”教会就有了合法的身份，很多事工就得以像在国外那样开展了；特别是，对其所在的这家教会而言，相对之前可能不让其带领人入境，或者聚会可能受到干扰来说，确实看上去挂个名似乎好多了。

在海外，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加入“三自”让目前教会的“合法性”得到解决这个问题时，一个自然的反问是，因为加入“三自”，比如说你发现有一天教会所选定的牧师不再能够在这个教会牧养，“三自”有可能给你们安排另一个其神学可能是你所不能够接受的牧师，或者你教会每年施洗的指标也要等上面下达，或者你在教会外的其他地方宣教也要等上面的批准，等等，你认为你的教会还会去挂那个名吗？反问的结果是，基本上所有的提问者都会无言以对，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想到教会会受到或者应该受到这样的限制。

不过，如果只是限于这些实际的问题，当然还是会有人说，没有听说有这些限制啊。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上，即再一次通过历史的回顾，来看一下“三自”这个组织的性质。什么样的树，自然会结什么样的果子。

二、我们与“三自”的分别
其实，我们今天的处境与上世纪50年代没有太大的差别。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你会
发现，当时很多人加入“三自”，也是出于与上述类似的想法，即认为那是对教会有利的；让教会能够在一个新的历史处境中继续发展，享受到各种“好处”。只有王明道明确地以“信仰不同”为理由而加以拒绝，而不是只看到哪些事工可以作了，教会可能会因此享受到哪些“好处”了。

1955年6月，王明道在其《灵食季刊》上发表了“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将拒绝认可“三自”与参加“三自”运动之间的冲突定性为“基要派”与“现代派”的冲突。他将“现代派”的本质定为“不信派”，将持这种路线的人不过视为“伪装的基督徒”。按照他的表述：“我们不但不和这班‘不信派’有任何联合，或参加他们的任何组织，就是和一切真实信主、忠诚事奉神的人也只能有灵里的合一，而不应有任何组织形式的联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找不着这样的真理和教训。我们在信仰上的态度是：凡在圣经中的真理，我们都接受，都持守；圣经中所没有的东西，我们完全拒绝。为向我们的神尽忠，我们不惜付任何代价，作任何牺牲，歪曲和诬陷是吓不倒我们的。”

历史证明了王明道先生这种看事物本质而不看各种“好处”的作法更符合神的心意。因为那些种种对教会的所谓“好处”都不过是暂时的。“三自”运动的结果是让中国教会遭受到空前的损失。比如，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上海140多间教会被合并成为8间；北京66间教会剩下了4间；全国数十所神学院被合并成了4所。信徒及神学生急剧减少；不少忠心的教会牧者因为不愿加入“三自”而被监管或者被关押。

当然，60年后的今天，时代确实在变化，包括“三自”体系中的教会也在变化。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神也借着各地恢复运作的“三自”体系下的堂点作他的工作，使这些数量十分有限的堂点得到一定的复兴。1998年全国“三自”试图推动“神学思想建设”运动，不少地方（基层）的堂点反对这个运动中所推销的自由派神学思想，表明这些在“三自”控制下的堂点，有些仍然试图站在大公教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把这些被“三自”控制的、但仍试图回到大公教会立场的堂点看作是神的教会，将其中的信徒看作是被掳的神的子民，而将其与“三自”这个组织机构区别开来。

今天，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名义上家庭教会被要求挂在某个堂之下，实质上是要其进入到“三自”的体制之中。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被要求加入“三自”这样的要求时，与老一辈主的门徒一样，我们也当清楚地陈明为了什么我们不能够加入“三自”。我们不要只看到一些“好处”，而更要看到问题的实质之处。其实，守望教会就登记问题致国家宗教局的意见书中，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清楚的阐明。如果简要地回顾当时的陈述，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三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借当时的政治运动产生的。它的产生本身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因此它在身份上无法代表大多数教会，也不能站在大多数教会的立场上成为联络众教会的领导性组织，自然也没有资格认定家庭教会的教牧人员资格。

第二，从“三自”运动的历史来看，“三自”运动并没有带来教会的增长，反而使众多
的教会关上了门，并且有些教会的牧者及信徒只因不参加“三自”而被关进了监狱。虽然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作为当事人，“三自”就这一段的历史至今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悔改之意。

第三，“三自”自建立时起所持守的信仰和神学立场就与家庭教会有明显的差别。“三自”所持守的信仰是教会历史上被称为“自由派”的神学立场，而家庭教会所持守的信仰是福音派的神学立场。这也是“三自”运动的早期有些教会领袖不参加“三自”的其中一个原因。今天，在“三自”的神学建设中，我们仍不难看到质疑圣经无误之权威性以及削弱因信称义等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作法，这些作法已经偏离了基督教基本信仰，是持福音派神学立场的家庭教会不能接受的。

第四，教会坚持三自原则并不意味着必须加入“三自”。但“三自”却混淆这两个概念，在“三自”运动的过程中错误地把办教会的三自原则和加入“三自”组织等同了起来。认同办教会的三自原则，并不意味着教会必须加入“三自”组织。何况三自爱国会自身并不是以“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方式建立的，它是借政治运动把差会和宣教士赶出中国之机获得其教产（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合宜和正式的交接）并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而建立起来的。如此坐享两方面的成果，同时又标榜自己是“自传、自养、自治”，这在真正坚持三自原则的基督教会里是站不住脚的。

第五，是否加入“三自”不能成为判断是否爱国的标准。自从1954年“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三自爱国运动”之后，“爱国”问题就成为该宗教团体手中排除异己的政治利器。于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不参加“三自”就是反三自、反三自就是不爱国、不爱国就是***的逻辑。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上述逻辑已被视为“极左”路线的产物，如果继续作为有关部门处理宗教事务的潜规则，其结果势必将大批拒绝参加“三自”组织但却热爱自己祖国的基督徒人为地推向对立面，势必造成对爱国公民的极大伤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不利于国家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概括来说，今天看来，大致上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这种分歧，即除了政教关系方面要持守政教分离这个基本原则之外，其实，我们还看到，更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回到王明道先生所说的那个方面：为着信仰的原因，我们不能够与一个非教会性质的官方组织相联合。



三、“三自”的非教会性质

“三自”本质上不是教会，不能够代表教会，也没有权利管理教会，或要求家庭教会加入。就其本质上不是教会，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首先，“三自”的产生，乃是出于当时国际上的冷战背景，是要借政治运动达到国家的政治目的；其次，从其现在的宗旨与职能方面来看，它仍然是为了政党的统战目的，以爱国为其最高宗旨。第三，就其建制及运转方面来说，它具有准官方机构的性质，并非自治或自养，本身与三自原则严重冲突。下面，我们将详细加以阐明。

首先，从“三自”产生的历史来看，很明显，它是冷战时期政治运动的产物。并且在其产生时就是以“清除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其根本的宗旨。我们可以从构成“三自”运动主要宣言的文件，“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中，清楚地看到这个“三自”运动的两个基本的宗旨或方针。

这个宣言明确表达这个运动的第一个基本方针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以最大的努力及有效的方法，使教会群众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成的罪恶，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以培养反动力量的阴谋，同时号召他们参加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运动，并教育他们彻底了解及拥护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而第二个基本方针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应用有效的办法，培养一般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和自尊自信的心理。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养、自传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同时提倡自我批评，在各种工作上实行检讨整理，精简节约，以达到基督教革新的目标。”总之，清除与帝国主义的所有关系，培养信徒爱国的精神，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宗旨与目标。

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宣言全文，以及第一批签名名单，同时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相继转载了宣言。这样，宣言签名运动的性质变成了政府支持的爱国运动；教会内部不同路线的分歧，现在变成是否爱国的政治选择。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入紧张时期，并直接与美国进入到战争关系之中。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吴耀宗被选为筹委会的主席。自此，这样一个新的全国性机构取代了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为新时期能够承担“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任务”的机构。按照主席吴耀宗的概括，“革新运动筹委会”确定了三个方面的任务：1、在基督教团体和基督徒群众中推进爱国行动和爱国主义教育；2、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对基督教的影响；?3、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的任务。前两个方面的任务显然在那个时期成为这个组织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任务，所采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教会内展开“控诉运动”。

吴耀宗曾使用“连根拔起”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对帝国主义的控诉：“过去八个月的革新运动使这棵树的老干，在刀锯齐施之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这一次的会议，却像一把巨斧，对准了树干，狠狠地砍下去，使树干摇摇欲坠。虽然树还没有完全倒下去，它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但是，即使老树倒了下来，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还有那棵树盘根错节的基础，我们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进行挖根的艰苦工作，使这棵树还潜藏在泥土里的根节，完全被挖掘出来。”1

1954年7月2日至8月6日，?“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会上吴耀宗作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四年来的工作报告”。在总结几年来的工作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三自爱国运动以后的任务。其中包括：1、号召全国信徒拥护《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2、号召全国信徒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持久和平。?3、继续在全国信徒同道和教牧人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学习，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4、贯彻自治精神，促进教会内的团结。?5、研究教会自养问题，协助教会完成自养。?6、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研究自传工作，传扬纯正福音。?7、贯彻爱国、爱教精神，提倡爱国、守法，纯洁教会。在以上这七项任务中，多数是在讲反对帝国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组织的主要宗旨与功能。概括地说，这样的宗教团体不仅要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它还要协助党和政府来贯彻政府的政策，这是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这一点在1982年转发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中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即爱国宗教团体的基本任务就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帮助广大信教群体和宗教界人士不断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觉悟。”?2爱国宗教团体也应该实际发挥着党和政府之“助手”的功能。其实在现有国家制度和法规体系之下，各宗教的全国性爱国宗教团体，实际承担着管理和控制各所属宗教的行政职能，成为“垄断性利益团体”3，在中国宗教界获得了“寡头统治”地位。

另外，从这个组织运转的机制、特别是人员的管理来看，这样的宗教团体其领导层的产生，一方面似乎是经过了该团体的选举程序，但另一方面也要经过其归口的领导部门，即统战和宗教管理部门的备案或审批。就基督教而言，全国各地三自会章程都规定：本地三自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会委员，由该会最高权力机构即基督教代表会议的委员会选举产生。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宗教局提名→上级党委和宗教局认可正式候选人提名→宗教局工作人员安排选举→三自爱国会进行形式上的选举→三自爱国会将结果报宗教局备案。这说明该选举只是落实宗教局人事安排的形式而已。宗教教职人员的存在和发展，本应以其对所属宗教的忠诚、奉献和其对宗教教义的信奉、精通为基础；但这种基础却被这种政教不分的关系所削弱甚至替代，导致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定、任职与否，更多地被宗教管理部门所决定。4?

宗教局对宗教团体人事安排的控制，表现为一种未公开的人事编制制度，从而将宗教团体纳入到政府行政结构中。这些宗教团体在全国和地方上的工作机构，以及其全国性的宗教院校，均被列入国家编制，其行政经费与人员名额也都在党政机关之编制的总数之内。主要由政府来提供其人员的工资及行政经费的支出。5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方面特别表现出这种宗教组织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某种“延伸”，而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半官方的组织机构。

如此，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该组织的宗旨及功能以及组织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上看，爱国宗教团体的非教会性的“官方”组织性质就十分明显了。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王艾明牧师直接指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完成执政党的任务和保证执政党的威信和事业。该组织与“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两会”），基本是在中国国家行政结构中执行基督教事务的社会团体，而不是教会组织。?6确实，如果一个组织不是以基督所托付的大使命为其首要宗旨，而以执行某执政党或国家某些部门的宗教政策为其宗旨，这样的组织从本质上当然不能够被称作教会。?

如果“三自”从属性上不是教会，却又领导着“三自”体系中的教会，这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关系吗？为此，丁光训主教曾经从历史角度反省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突然停止，好些宗派领导管理体制运转不灵，甚至瘫痪。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开始承担各宗派领导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随着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越来越强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这也影响到教会。在不少地方，教会不少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就无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组织。这不是三自组织的初衷。但是，就这样，在不少地方，三自从一个高举爱国旗帜和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信徒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7?这种“像教会又不像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的教会领导管理部门”，如果当时是出于冷战时期不得已的原因而成立，那么，今天这种部门还有存在的理由吗？我们今天还要继续维持这种奇怪的关系吗？

四、不加入“三自”的根本理由

当我们明确了“三自”这种非教会性的官方机构的性质后，我们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当年王明道先生所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轭，并用一句话来总结家庭教会不能够加入“三自”的根本理由：教会与非教会性的“三自”不能同负一轭。中国教会与一个拿着国家工资、以致力于执行党和政府的托负为其首要使命的组织有什么相干呢？

如果教会加入到一个以执行执政党或世俗国家部门所规定的任务为其宗旨的组织之中，那么她自身存在的根基就会受到影响。教会很可能会使其根基发生错位，即由建基于耶稣基督的大公教会的立场转向民族国家的立场。比如，当年“三自”运动将清除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当作首要任务的时候，其立场显然是民族国家的立场，而非大公教会的立场。站在普世大公教会的立场上看，虽然中国教会的发展确实有走向自立的本土化教会的需要，但她显然不应该隔离于其他国家的教会而存在。她与所有其他国家的正统教会，无论是所谓“帝国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会，在基督里都是弟兄教会的关系。基督信仰是高于国家的，教会的普世性高于其国家性。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教会中不少的信徒也并不认可把基督教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将传教士看作是这种侵略的先锋，因为这种结论显然是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得出的判断，而不是站在大公教会立场上得出的判断。

这种基本立场的不同，检测出教会是否真正持守了十诫中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加入到这种非教会性质的官方组织中，接受其领导，教会无疑会受到一个极大的试探：教会当将尽心尽意尽力爱主，那独一的神，视作首要的，还是要将在教会之上领导着教会的这个组织所视为第一目标的“爱国”当作神来崇拜？只要教会随着这个领导着她的组织的要求把“清除帝国主义的影响或渗透”放在第一位，那她必然会失去其教会的根
基，即大公教会的立场，而将自己摆放在国家的立场上。

确实，对于一个非教会性的官方组织来说，可以如此要求“爱国爱教”，即把爱国放在前面，但对于一个教会来说，爱主永远是第一位的。爱国并非教会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主要使命，更不是教会存在的基础。如果爱国成为教会在这个世界或这个国家存在的前提，那么这是教会根基的根本性错位。

其实，教会并不需要站在国家立场上，去说那些只有执政党或国家机构才应该表达的话语，好像只有这样做才算是“爱国”。如果教会以牺牲自己的根基来表达自己的爱国，那么这种爱基本上是一钱不值的，因为她的存在已经一钱不值，如同基督所说失了味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让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太5:13）教会只有依靠基督站稳自己的大公教会的根基，才会从自己的信仰中自发地表现出对于神所立世俗权柄的尊重。这种出于对神所设立权柄的尊重，以及对邻舍的爱，才是爱国家及民族当有的出发点。

今天，如果三自原则继续对中国教会有意义，那么这个时期的三自原则恰表现为，教会相对政府来说当有其自治，即政府有关部门虽有管理社会团体之一定的权柄，但教会作为基督的教会有其在教务方面的自主权；教会当自养，而不必靠着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扶持；教会有其自传的权利，即教会根据其对基督信仰的传承与领受，来自由地传讲基督的福音，而不当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其实这正体现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我们却看到，正是因为这种政教不分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一个名义上推动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所谓“三自”组织，自己却不能够实现自治、自养与自传。由此所暴露出来的该组织的非教会的性质与其所标榜的原则之间的冲突实在是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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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耀宗，《中国基督教的新生》，4页。
2“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65页。
3参见，谢岳，《当代中国政治沟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32—38页。
4参见，曹志，“中国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制度分析”，第七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论文。
5邢福增，《当代中国政教关系》，72页。另参见，刘澎，“中国政教关系的特点与发展”，《鼎》，第88期（1995年8月），4页。
6王艾明，“论教会信仰——关于中国新教之教会神学的基本问题的思考”，载于《金陵神学志》（2008?年第4期）。
7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在全国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金陵神学志》，（1989年6月），2页。

中国经济衰退“狼真的来了”

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坏消息接踵而来，即使一些平常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的人现在也开始担忧。中国国家发改委悄悄审批项目刺激经济之举，到5月下旬由于湛江市长在发改委门前亲吻批文成为媒体焦点。至此时，中国公众方知〝2.0版4万亿刺激政策″（4万亿即4兆）早已低调出台。

中国经济恶化显山露水

〝2.0版4万亿″是针对2009年的5万亿政府投资而产生的戏称。现在需要检讨中国经济到底病在何处，才能弄明白2.0版4万亿砸进去能否产生效果。

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找不到新的成长点。以往拉动中国经济成长二十余年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等）早在前年就开始失灵，只是各地政府极不甘心，一直期望还能再启动其中一至两驾。直到今年5月公布各种数据，人们才愿意相信〝狼真的来了″。

国家统计局6月9日公布的CPI数字同比成长3.0%（与去年同期相比较的成长率），而工业生产者价格（PPI）更跌至30个月的低点，显示实体经济总需求疲软程度超出预期，中国物价变化主要趋势是：一、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是长期趋势；二、服务价格持续上升、制造品价格下降或持平。

此前不久官方公布，今年4月中国出口和进口数据远比预期疲弱，进口同比仅成长0.3%；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下降逾50%，仅为9%。官媒《人民日报》在5月24日海外版援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观点，算是正式承认〝出口、投资、消费″这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全失灵。徐洪才称，出口方面，因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外需不足，中国出口形势严峻，出口明显萎缩。同时，工资上涨，人民币升值，进口原材料上涨，这亦削减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目前，中国出口主要依赖巴西和俄罗斯这两个市场，比较脆弱。

制造业萎缩，财政收入增速放缓

更令人担忧的是另外两个数据，用电量和银行放款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曾公开表示，在评估经济成长时，他主要看三个数字：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放贷总额。而眼下，发电量成长几乎停滞，今年4月发电量仅实现了3.7%的成长，而3月份发电量同比成长7.2%，2011年4月同比成长 11.7%。很明显，电力消费增速放缓表明经济活跃程度放缓。

国外经济分析师更看重国家统计局与其下辖的物流联合会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经理人采购指数和4月份相比大幅下降，访问了820家公司的调查得出的读数为50.4，与4月的53.3相比又有降低——该指数高于50显示了经济成长，低于50，则表示制造业萎缩。

由于消费、投资、工业增加值和进口等各项经济数据增速均现下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财政收入。5月11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经济成长放缓以及企业利润下降等因素，导致中国4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幅急剧降至6.9%，远低于3月的增幅18.7%。财政支出同比成长8%。税收与财政收入牵涉到政府及官员群体切身利益，不少人认为，如果政府此时再不出手救经济，无异于自杀。

仅依靠货币政策救不了中国经济

国内人士希望政府再度出手挽救经济，是基于这一估计：目前中国公共债务水平较低，政府还有通过增加支出或减税来支持经济成长的空间。

在政府支出（尤其是维稳经费与军费）有增无减之际，希望政府减税无疑很不现实。但他们是对公共债务水平的估计，远远低于相关研究者的估计。

支持继续发债救经济的人引证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为2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02%。即便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中国政府的公共债务状况也相对较为健康；中国政府最近透露，截至2011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为人民币10.7万亿元，占 GDP的比例为22%。

但国内外有几位研究者指出，IMF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5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刘煜辉在《中国证券报》上发文说，今天中国的公共债务水平远比通常所承认的高，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内债。但据该实验室专项研究的结果，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可以统计的政府债务总额约为4.1 万亿美元，占GDP的68%。这其中尚未计入未来养老金缺口、各级政府对其它机构的担保等或有隐形债务。以今天低迷的信贷需求推断，当下中国企业财务表的基础可能远差于2008年，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为105.4%，在该实验室所研究的二十多个国家中是最高的，已经远超80%的合适水平。

5月26日，在纽约的美中经济论坛上，著名华尔街做空专家Jim Chanos再次谈到中国政府的债务问题。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债务虽然不高，但如果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和银行、铁路和其它政府部门，以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所持有债务，他和他的同事们估计，中国的公共债务为GDP的180%，其债务风险远远高于人们的预料。

其实，中国政府2009年投入5万亿（加上地方债务20万亿）拯救经济，并未将中国经济带出低谷，反而造成一系列问题。因为由政府扩大货币供给造成人为的经济扩张，短期内会降低失业率，增加产出，但这个过程是不可持续的，从而这种繁荣也是不可持续的。我在〈公共投资的悲剧〉一文中已经指出，政府投资即公共投资过度扩张，将会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2009年5万亿政府投资的后遗症将会重现，最后还会由全民买单，中国民众不得不承担更重的税负，持续的高通膨与世界上最昂贵的房价。



－－原载：《看》，2012-06-21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28955

苏小和：周其仁的批评与克制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周其仁挨骂最少。当茅于轼、张维迎，甚至还有吴敬琏被各路人马破口大骂之时，周其仁却在各种场合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当林毅夫被人们讥笑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而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掌门人之位，却被人们评价为，“周将会为这所高级别的经济研究机构带去真正独立的学术之风”。

有人认为，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众的谩骂声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故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听过周先生演讲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控制力，周先生的演讲是出了名的有吸引力，从不大声呼喊，句子在某种有意克制的节奏和氛围中娓娓说出，目光凝聚，脸面生动，在有形无形之间感染受众。所谓张弛有度，周先生无疑是中国经济学家里最出色的演讲家。

当然也有人认为，周先生是圣经里所说的那种“驯良如鸽，灵巧像蛇”的人。他不会和体制形成一种紧张关系，也不会远离，他会借助体制之力，慢慢释放自己的力量。周其仁的这种方法论自有渊源，当年他在杜润生老先生门下学习、工作，便深得个中奥秘。事实上，杜润生在政府政策的层面的确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和那些一旦发现与体制观念冲突，就剑拔弩张，甚至流亡海外的学者相比，杜润生和周其仁体现出了更多的理性和建设性。

但如果就此认定周其仁是缺乏批评精神的学者，那就大错特错了。最近我读了周先生的文章《旁听张培刚》，里面有如此表述：

“张培刚的发展经济学的确不同凡响。如果他有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张氏发展经济学会不会早就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无论如何,产权、市场、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在新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里已经全面登堂入室。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这一点在先生60年前的工作中已经初见端倪。好像没有谁指出过这一点,让我这个旁听的学生把它说出来吧。”

我从这段话里读到了周先生最深刻的批评，批评中甚至暗藏着愤怒。

张培刚何许人也？想来大多数人完全不知。先看张五常给培刚先生写的简短序言：

“经济发展学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行其道，谁是创始者，有两种说法。一说起自 ragnar nurkse 一九五三年出版的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另一说起自我们的张培刚在哈佛大学获奖的博士论文，一九四九年以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之名成书出版。今天回顾，从影响力的角度衡量，nurkse之作远为优胜。这是不幸的。因为这影响带来数之不尽的怪诞不经的理论。如果当年经济学界以张培刚的论文作为经济发展学说的基础，我们的眼界与思维早就有了长进。于今尘埃落定，我认为张大哥还是胜了。二十年来中国的惊人发展，是成功的农业工业化。大哥的思想早发晚至。”

能让张五常喊上一声大哥的经济学家，这个世界上恐怕不多，而华人经济学家里，绝对只有张培刚先生一人。这不是因为培刚先生年事太高，而是因为他绝对是华人经济学家队伍里最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师。先生的博士论文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用英文写成，1949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这次是第二次重印，也是第一次在华人世界里印行。该文获得过1946年–1947年度哈佛大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威尔士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1969年在美国曾经再版，1951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这本书后来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培刚先生本人则被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

一个早年就拥有极高学术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为什么后来完全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显然又是一个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故事。1946年，培刚先生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请，担任了两年的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受聘去联合国工作，但1949年却辞去联合国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研究员职务，又谢绝导师张伯伦、布莱克、艾谢尔要他回哈佛大学任教的邀请，再一次回到珞珈山下任教。这一私人决定，让张培刚从此远离经济学研究，之后，他在华中工学院从事了10年的基建和总务后勤工作，10年的政治课教学，10年的上山下乡体力劳动，受审查，挨批判。人过中年，甚至没有婚娶，多亏谭慧老师在一片困苦之时，愿意嫁给培刚先生。由此，谭老师和她带过来的2个儿女，构成了培刚先生所有的天伦之乐，以至于他一辈子没有自己生养自己的血缘儿孙。期间，曾经有两位智利经济学家来华访问，下飞机就要见peigang-zhang，翻译一头雾水，听成了“背钢枪”，后来经北京大学严云庚教授提醒，才知道是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的张培刚。这个时候的培刚先生贫寒交加，一家人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家徒四壁，没有一本经济学的藏书。领导上碍于面子，只好把培刚先生一家人安置在一个临时的招待所里，并搬来一些经济学书籍，装点门面，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叙述这些并不久远的读书人故事，我禁不住眼泪。一个国家就是如此对待它的知识分子！周其仁的愤怒就在这里。他责怪国家没有给张培刚“科斯一样的可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条件”，这些条件当然包括国家对经济学研究的绝对尊重、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不可或缺的学术自由空间。他相信只要条件具备，张培刚的学术研究就能持续朝深度发展，并最终把“研究的视角对准经济行为的制度条件”。周其仁的推论有道理。事实上，张培刚在青年时代曾经与胡适之、赵元任等学术大师过往，他显然具有难得的学术实力，他在1940年研究浙江米市的时候,独立使用了“交易费”概念,而且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的关系，因此，接下来对准制度条件，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以肯定地说，周其仁在张培刚的命运里读到了某种经验、某种教训，也读到了重要的学术路径。“经济发展不能离开制度分析”，我愿意把这句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的经济学格言当成我进入周其仁经济学世界的一把钥匙，产权、市场、交易费用、政府和意识形态，诸如此类的制度变量成为周先生的思考支点。

当更多的人把金融危机的根源锁定在人的贪婪原罪，周其仁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政府与货币的关系之上。周先生提醒人们：我们无论怎样谴责格林斯潘多么迷信自由市场，但要牢记，格林斯潘是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央行的行长，美元发行多少，不是市场决定的，是美国政府决定的。到目前为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直面货币问题与政府利益的关系。这种思维方式显然来自哈耶克。哈耶克的名著之一，《货币的非国家化》，其基本论点是，只有废除各国政府对其货币创造（money creation）的垄断才能实现价格水平稳定。可惜的是，哈耶克的这本书在过去几十年内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现实影响，人们讨论得更多的，依然是如何改进政府垄断的绩效，而不是终结这种垄断，如果要讨论货币竞争的理念，会被讥笑为“政治上不可能”。按照哈耶克的分析，货币垄断才是构成经济危机的核心，而政府对货币的垄断是罪魁祸首。所以，当经济危机来临，那种指望政府救市的理念和措施，不仅无助于市场的完善，甚至会拉长经济危机的期限。也正是如此，当张维迎在大众面前呼喊奥地利学派之时，周其仁毫不含糊地说出，“我也喜欢奥地利学派”。

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有多少垄断成分，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这种垄断政策究竟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怎样的损失，相信周其仁先生烂熟于心。在批评政府的货币政策之后，周先生又对整个30年来避重就轻的改革方式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即使在经济改革当中，中国也是固守一种渐进的改革方式，把很多难改的东西留在了后面。由于前期的改革带来了很高的经济增长效应，那些艰难的改革，政府就自觉不自觉把它放下来了，因为改革会带来很大利益的重新调整。尤其是在经济高歌猛进的时候，政府内部甚至会出现一种“还有必要改革吗”的怀疑声音。周其仁直言，这是一种绝对的短视，我们要很好地总结自己的教训，对于过去30年的成功，不能过度相信，产业如此、地方政府如此、国家政府更应该如此。由此，周其仁直言，“中国对高速增长的依赖，现在已经达到了难以持续的程度”。

关于中国企业的生存方式，周其仁一样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直指中国大部分企业缺乏规范的企业行为方式，缺乏对商业文明的基本认同。周先生是国内最擅长进行田野调查的经济学家，他去年曾经在长江三角洲做过一些调查，发现中国企业高度的依赖外向市场，除了汇率机制价格引导外，企业行为方式等微观因素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包括签约的成本低，履约的成本低，一张订单的数量很大，合同周期相对比较长。中国企业家发现，出口的生意非常好做，因为可以利用商业文明。可以肯定，周先生在调查中看到了中国企业的本相，企业家都不愿意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30年的发展中，渐渐有意识地丢掉了不确定性因素高企的国内市场，转而大面积依赖相对确定的国际市场。

周教授再一次对众人提到了“交易费用”这个关键词。由此我们联想到政府热衷提及的经济话题：拉动内需。沿着周其仁的提醒说开去，当一个市场体系的“交易费用”大到人们无法接受的程度，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必然是放弃，是逃离。没有人天生就愿意为了一笔生意去酗酒，没有人天生就喜欢行贿、喜欢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在一种暧昧、模糊的状态下做生意，更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名目繁多，操作无序的工商管理制度和税收制度，也没有天生就喜欢偷窃，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是我们自己的市场里没有这样的自发秩序，所以只能到别处去。

这就是中国企业发展的环境。周其仁认为，这既有企业家自己的责任，也有政府的责任。现代经济学坚守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假设：“政府是愚蠢的”，但善意的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常常以为政府官员拥有改造现实经济协作问题的信息和动机，而现实情况则是，政府经常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保罗·海恩认为，政府行为并不完全代表公共利益，因为政府由一批理性的经济人操纵，因此政府决策必然要经过私人利益的过滤。所以，布坎南就说：“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同样有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现在我相信，周其仁一直肩负着分析政府失灵的道德义务，他是市场的观察者，是政府的批评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师。只是周其仁成竹在胸，因此他的批评方式总是绵里藏针，呈现出一片和风细雨，这让被批评者不好意思升起满腔的愤怒，而是掩饰不住的惭愧。

《南方人物周刊》

一个专制轴心正在崛起？

这不是"邪恶轴心"。不过许多专制国家正在表现出相互抱团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国际社会和决策者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全球事务正在出现重大变化。不过近几个月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力量集合体正在形成。

这样一群国家只会给国际体系带来混乱。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新事物，代表着国际政治出现的重大变化，也许这种变化和20年前苏联解体一样意义深远。这些国家通过协调彼此的政策，开始深刻地影响全球事务，特别是在亚太、印度洋-太平洋和欧亚地区。



这个群体都有哪些成员？目前，它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和委内瑞拉。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群体？从根本上说，这一新轴心表现出了"滞后于"历史走向的国家越来越强烈的不安情绪。简而言之，这些国家站在了历史、政治和经济的错误一边，而它们自己对此心知肚明。

这个群体的成员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带来的问题就是它们及其人民到底是如何错过了建设民主国家与自由市场的历史潮流。

最令人担心的一点是：我们看到明确的证据表明它们在积极地协调彼此的外交政策。这似乎是相对近期出现的一种态势，与普京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的时间吻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轴心：出于恐惧

国际社会肯定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群专制国家？

这些专制政府普遍存在两种恐惧，促使它们采取了相关政策。一种是它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明显恐惧，这些国家全都千方百计压制民主与自由。

其次是这些专制政权对美国和西方的实力及影响力的恐惧。美国作为从经济、军事和技术角度讲惟一的最强大国家，它是专制社会最深恶痛绝的自由社会成功典范。简而言之，民主价值观、特别是政府与社会的透明给这些专制、压制性政府的生存带来了威胁。

面对自由社会取得的成功，专制轴心完全处于守势。我们可以想想美国、欧洲（德国、英国和法国）、日本和新崛起的印度及巴西等国，尽管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它们仍然具有很强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相比之下，专制轴心国家（除中国之外）在世界经济中甚至不能真正发挥多少作用。这种担忧驱使有着类似想法的国家以及同样奉行专制路线的政府靠得越来越近。

这种地缘政治再结盟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在普京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的同时，他开始发表刺耳的反美言论，目的是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声誉－－后者是为了说服其他国家加入反对华盛顿的轴心。普京能够在中国的协助下建立起这样的反美轴心，正因为如此，尽管由石油美元刺激的俄罗斯经济目前非常疲弱，俄罗斯却依然能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对手。这在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中国和俄罗斯要加强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合作，那么整个地区都会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力，让美国正在增加力量存在的这一地区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在建立这一轴心的过程中，一个关键的策略是普京决定不参加在戴维营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而是去访问德国、法国、中国和阿富汗，之后才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一精心筹划的举动提升了普京的地位，也迫使奥巴马采取守势。

专制轴心国家有许多共同的政治和经济特点。

这些国家害怕透明和民主制度，它们在国内面临着强烈的反对。这些国家从根本上说是不稳定的，专制而且压制性的政府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向本国人民施以重压。比如，俄罗斯就逮捕了一些反对派领导人，使得有人说俄罗斯已经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氛围。同样，中国也逮捕或侵扰异见人士，有些异见人士不得不逃到美国使馆，就像陈光诚事件。朝鲜设立了众多集中营，死在这里的政治反对派成千上万，与此同时，数以百万朝鲜人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伊朗向抗议者开火，并试图压制媒体的声音。叙利亚动用直升机、坦克和大炮来对付政治反对派，打死了可能多达一万人。

专制轴心的成员国－－除中国外，不过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未来也面临着问题－－经济都非常疲弱。俄罗斯50%的国民收入都源自石油和天然气。俄罗斯净资本外流正在加速，而且自普京去年夏天宣布打算重新竞选总统以来，俄罗斯股市下跌了1/3。

从所有重要的经济衡量标准来看，俄罗斯经济都在出现严重的衰退。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高科技产业。它存在着猖獗的腐败。莫斯科面临人才外流的局面，而且外国直接投资几乎销声匿迹。对于这个专制的石油国家来说，它的别称是安装了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石油和天然气销售以及似乎又一位"终身总统"。

几十年来，朝鲜一直处于经济崩溃的状态。另外，只要它一宣布试射导弹或核弹，整个东北亚地区都受其挟持。朝鲜生产的电能不足以让老百姓在夜里用上电灯－－卫星图像让这一点变得众所周知。从图像上看，夜晚的亚洲灯火通明，惟一的暗处就是朝鲜。

朝鲜社会极具压制性，而且运转不良，它之所以能够"生存"，完全是因为中国提供的食品与石油。北京不愿控制朝鲜的挑衅举止，原因之一是这分散了华盛顿的注意力，不过中国可能也担心平壤的崩溃会让大批难民涌向中国。平壤惟一的重要成就是它的核武器计划。它大肆宣扬的弹道导弹计划近来遭遇了一些挫折，不过每次它威胁要进行导弹或核武器试射，还是足以导致地区紧张局势的严重升级。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专制轴心国家的经济从来都是由政府控制的指令性经济。在查韦斯统治期间，委内瑞拉一度欣欣向荣的石油业出现衰退。尽管拥有石油带来的财富，委内瑞拉经济仍存在匮乏问题，电力不足，通胀水平为该地区最高，而且在2011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调查报告中排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后面。

伊朗经济陷入了同样的危机。尽管石油储量丰富，伊朗的石油出口却因经济制裁而出现大幅下降，给伊朗经济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消费价格暴涨，货币币值却出现跳水。最近有人猜测说，中国可能会介入，通过购买伊朗的石油来帮助专制集团的成员。如果德黑兰的局面变得越来越危急，它可能会向北京提供非常优惠的石油价格，它知道北京依赖外国石油。这样的举动只会巩固专制轴心。

惟一的例外是中国，不过如果目前的经济数据持续下去，那么它的这种例外可能也不会长久。中国经济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繁荣兴旺，不过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严重拖累了经济。据说北京领导人担心中国－－在经济失去了强劲增长的情况下－－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并可能破坏政府对权力的掌控。

中国经济在保持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从最近的数据中似乎可以看出减速的迹象。中国许多大城市的房价开始下跌，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公开谈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中国经济已经耗尽了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必须转向国内消费，并创建充满活力的服务业。考虑到单是2010年就发生的超过18万起"群体性事件"、西藏和新疆的紧张局势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中国领导人有理由感到害怕。经济增长放慢可能会成为压垮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专制轴心的一大问题是，半数成员国的财富主要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更糟糕的是，像俄罗斯、伊朗、朝鲜、叙利亚、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在工业和技术方面向全球经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这些国家依赖能源出口，担心不断下降的能源价格会让它们的经济陷入衰退，并导致政治剧变。随着能源价格的下跌，俄罗斯经济可能会陷入混乱。最近的报告表明，俄罗斯要支撑其预算目标，需要让原油价格保持在每桶110到115美元。随着油价的不断下跌，再加上全球各地发现了一些新的油田，俄罗斯确实应该为能源价格会给自己造成的巨大冲击感到担忧。

专制轴心国家的外交政策受一些原则的支配。首先是对美国出于本能的反对。对这些国家来说，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抵制和抑制美国的实力与影响力，这比什么原则都重要，对俄罗斯而言尤其如此。

专制轴心的成员国以一种高度协调的方式抑制、抵制联合国，并让它陷入瘫痪。中国和俄罗斯通过否决票让联合国安理会无法通过旨在制止叙利亚政府杀戮本国人民的决议。北京和莫斯科一致反对因伊朗的核计划而加大对其制裁力度。

另外一个原则表面上看是按照原则办事。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其他国际机构，专制轴心成员国都声称支持国际规则，但事实上，它们千方百计反对旨在落实这些规则的努力。对遏制叙利亚内战的行动加以反对就是一个例证。

最后，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种简单却有效的做法，那就是相互支持和保护－－不管是在什么问题上。俄罗斯为巩固自己的影响力而保护伊朗和叙利亚，保护自己在中东的最后一个盟友，同时削弱美国的影响或分散其注意力。同样，俄罗斯和中国通过反对联合国决议来保护叙利亚，同时通过反对联合国制裁来保护伊朗。

这些国家反对本国社会走民主和自由市场之路。这些国家的政府由专制领导人管理，它们对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本能反对显而易见，而且长期如此。

这些国家还往往会威胁甚至有时会入侵邻国。朝鲜经常对韩国叫嚣，并让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对菲律宾沿海的斯卡伯勒浅滩（即我黄岩岛－－译注）的主权诉求似乎最令人担忧，而且有可能引发地区危机。伊朗呼吁"伊斯兰觉醒"从而摧毁以色列，这促使以色列考虑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欧洲国家没有忘了莫斯科曾在2009年冬天因价格纠纷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据说俄罗斯在2007年对爱沙尼亚发动网络攻击，并在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

最近，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看到专制轴心成员国越来越多地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给亚太、印度洋与太平洋、欧亚大陆以及全球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虽然专制轴心近来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不过这种势头是逐渐形成的。最近20年来，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武器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今年4月底，中国副外长程国平说，俄罗斯和中国在对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上的政策达成了"百分之百"的共识。北京和莫斯科近来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能源合约。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专制轴心来反对华盛顿的政策。普京最近访问了中国，他似乎有意在与奥巴马会面之前先访问中国，以此来公开强化俄罗斯与中国这个不断崛起的亚洲强国之间的关系。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让两国得以协调并改进在叙利亚和伊朗问题上的政策。

在叙利亚问题上，更为广泛的策略是抗衡美国的影响力，同时让叙利亚不要遭受旨在阻止其镇压反对派并削弱其力量的制裁。叙利亚的覆灭会削弱伊朗的力量，伊朗是叙利亚在该地区最重要的资助者。中国和俄罗斯还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来抗衡美国的影响。

伊朗增加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配合。普京在围绕伊朗核计划举行的会谈召开前，于6月初在北京与内贾德举行了会谈。伊朗则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寻求中国和俄罗斯在P5+1峰会上支持伊朗。与此同时，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政策获得了伊朗的支持，它还警告不要对伊朗使用武力；中国也和俄罗斯一道反对军事打击。俄罗斯和伊朗批评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指责华盛顿支持与叙利亚政府作战的叛乱组织。伊朗也指责美国武装叙利亚叛乱分子并让危机升级。俄罗斯支持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并反对联合国因伊朗核计划而对其实施制裁，体现了专制轴心的团结。

在专制轴心的军事协调性方面，近年来出现了深化的趋势。俄罗斯几乎向所有的专制轴心成员国出售武器。俄罗斯和中国最近刚刚结束了在黄海举行的大规模海上演习。伊朗最近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多亏了俄罗斯的"基洛"级柴油动力潜艇和可能源自中国技术的反舰导弹。据说委内瑞拉正在与伊朗、中国和俄罗斯合作，建造无人驾驶飞机，同时俄罗斯也急于保护自己在叙利亚的大型海军基地。

委内瑞拉在专制轴心中发挥了虽然不大但对其所在地区非常重要的作用。委内瑞拉向中国示好，从而让自己的石油出口渠道多样化，而不只是依赖美国。此外，伊朗近年来一直试图与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以此来抗衡美国的影响力。

对安全的影响

这一专制轴心对全球安全意味着什么？其他国家应该怎样做？最重要的是，这对亚太和其他地区会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步是民主国家及其盟友要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它们必须记住，在地缘政治中，出现各种轴心是很正常的。实际上，俄罗斯可能是促成并组织这一轴心的主要力量。当竞选第三个总统任期的普京需要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基础之际，专制轴心变得团结了。

第二，中国无疑是专制轴心中最实力雄厚的国家。由于中国远比俄罗斯强大，中国可能会把俄罗斯视为在经济和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国家。北京将自己视为下一个强国，它知道自己的影响力远比俄罗斯要大，甚至可能会对俄罗斯不屑一顾。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强大的反进入与区域阻遏能力来防止美国插手该地区事务，目的是防止美军预先阻止中国策划针对近海、台湾周边及南中国海的行动。反进入与区域阻遏能力只有一个目标：美国海军陆战队。

但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经济状况既然和专制轴心的其他成员国有如此大的不同，它为什么还要加入这样的轴心？和其他成员国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有着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不过和其他成员国类似的是，它也拥有专制的政府。看似矛盾的是，如果中国的专制政府不去破坏中国成为强国的能力，中国是可以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的。

第三，所有这些专制轴心国家想必明白，从传统的经济和军事角度讲，它们不像美国和八国集团或二十国集团经济体那么强大。专制轴心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他们不协调彼此的政策，有可能被历史的力量压倒。

第四，这种地缘政治态势的成形已经有了一些年头，不过现在才变得引人注目。这些国家感觉到美国因战争、经济衰退和华盛顿的政治分歧而出现了政策上的薄弱和混乱，于是作出了相应的反应。

最后，这个集团对亚太以及全球最充满经济活力的地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和许多专制轴心伙伴国从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从超静音的柴油动力潜艇到现代化的战斗机，再到为新型歼-20隐形战斗机提供动力的引擎，中国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帮助，可能不会有今天的军事实力。虽然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大规模军售放缓，但随着它们的利益联系得更加紧密，两国现在及将来的协作还将加强。

如何应对

西方社会有充分的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我们谁也不想看到另一场冷战。事实上，专制轴心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薄弱，而且不稳定。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样的政权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崩溃，苏联、塞尔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就是例证。

了解了这一点，西方的应对之策要依据三方面原则。首先，确定专制国家通常做什么、支持什么。透明是消除专制主义的有效方法。其次，强调民主价值观、自由、自由市场以及人权的力量，把它们作为真正的繁荣与实力的基础。第三，准备在民主和自由的"竞技场"上任何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这些专制政权从长远来讲不大可能生存下来－－它们自己可能也明白这样的现实。

眼下，如果专制轴心发展顺利，它会改写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不过，可能性要大得多的一种结果是，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也许会看到专制国家走上穷途末路。

William C.Martel为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助理教授，也是《在战争中取胜：现代战略基础》（"Victory in War: Foundations of Modern Strategy）一书的作者，他的twitter是@BillMartel234。

原文：An Authoritarian Axis Rising?
发表：2012年6月29日
作者：William C. Martel
http://thediplomat.com/2012/06/29/an-authoritarian-axis-rising/



－－原载：《译者》，2012-07-11
http://yyyyiiii.blogspot.se/2012/07/blog-post_953.html

[转帖]反对“三自会”，支持“三自教会” ！行吗？

前言：最近收到的一位海外（美国华人）年长弟兄（某教会的长老）的信，信中有如下一小段：
海外有些著名传道人最近半年来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他们现在认为（主张与见解）：“三自会”与“三自教会”不可混为一谈。“三自会”由不信派的人物控制与领导[以巴弗注：这个控制和领导实质上就是党和政府对“三自教会”的控制领导，他们只是代理人]，应该反对；但“三自教会”确有真实已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与传道人，他们相信圣经中的主道、也宣讲主道，应当支持。因此，去[大陆]“三自教会”里讲道、培训，是应该的。我们没有理由（资格）、拒绝或不接纳“三自教会”。凡呼求主名者皆为我们肢体。主所接纳的、我们岂可拒绝？[结论是：]反对“三自会”，但不能反“三自教会”。他们所讲似是而非的言论，颇能迷惑人。


关于海外有些著名的传道人，他们所改变了的、现在对“三自会”与“三自教会”、认为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的见解和主张（他们没有亲自经历过45年来中国大陆教会和传道人所经历和进行的那加入“三自”、还是坚决不入“三自”的巨大又激烈的争战，也即接受党和政府对神教会神仆婢的领导、还是坚决拒绝这种领导，而是认父神和主基督在他自己教会和仆婢之上为领导、为元帅的争战，那么，他们会产生或转变成那种见解和主张、也就是不足为怪的、符合逻辑的、必然会有的），我在此把我对这些事所理解的、与您、也与他们交通一下，愿主自己光照引领我们。


1、什么叫“三自会”？什么叫“三自教会”？
“三自会”，就完全些，就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而“三自教会”，说明确些，就是完全接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自会”统治的教会。它们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和差异。


2、两者同一个本质之一 一—“三自”。
“三自会”也好、“三自教会”也好，两者的基础、两者的核心、两者的纲领、都是同一的“三自爱国”4个字。这4个字的头2个“三自”，是一块假招牌。假在哪里？表面上，在中国的神的教会、不隶属于外国教会、或是外国的教会组织，所以，神在中国的教会、应该由在中国神的仆人和圣徒们“自己”治、“自己”养、“自己”传。从这个表面出发，正确的推理，和教会的实质应该是：在中国的神仆和圣徒本身，也不是在中国神教会的头或神教会的主人；在任何国家的神教会，都直接隶属于神、单属基督，而绝不隶属于所在国家。只有神，才是在中国（或在各国）教会的主人，只有基督，才是在中国（各国）神教会的头、的领导、的元首。所以，在中国的神教会中，神仆人和圣徒们的“自治、自养、自传”，都不能按他们本身的意旨去作，而只能是执行元首基督的吩咐，遵行父神的旨意。也即：这个“自”，最根本的最终极，都只应该“自”到神手中去，“自”到基督手中去，而不是“自”到任何别人手中去。假在这里！他们偷梁换柱，把“在中国的神教会”的“在”字，换变成了“属”字。在中国（属神）的教会，不属外国教会，那么，属谁呢？属于中国。全中国既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管理、和统治的，当然“中国基督教”也就必须归中国党和政府领导和控制，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隶属、和统治下的一个下属宗教组织团体。看到吗？在中国（属神）的教会、这个“三自”大权，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主权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谁敢来碰一碰这个主权？这就是“三自”这块假招牌的真秘诀！变魔术，就是这么个变法，假，就是这么个假法。接正确逻辑，应该“自”到神和基督手中去的“三自”，摇身一变，变成“自”到与神和基督的救恩无分无关，且与神和基督根本敌对的党和政府手中去了。这件大事，与主耶稣所再三强调反复指明的真理，完全背道而驰，你死我活，针锋相对。“三自教会”，正是背叛了这个真理的教会（如果说她是属主教会的话）。这个“背叛”、不一定指“信仰”上的背叛，他们可以信“教会是属神的，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头”，云云，也可以在讲台上空口讲讲，但在地地道道实际行动和行为上却是大背叛。主说了什么重要真理呢？




主说：“你们（指主的教会，包括主的众仆婢和众徒）若属世界，世界（包括世界之王撒旦和世人政权）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这）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原文有拣选“出来”之意），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15：19]。主又祷告父神说：“他们不属世界（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等各国），正如我（主自己）不属世界一样。”[约17：14，16]。主深知这个隶属关系的重要性、严峻性、关键性，所以反复强调、严肃指明。许多大陆的海外主的仆人，主的门徒（基督徒）却无动于衷，漠然置之。不把教会的这个隶属关系，与世界的隶属关系区别开，也不把神教会这个特殊重要的隶属关系放在信仰和行动的首要位置，似乎神所“召出来”的圣洁教会，也是属于这世界的一个部分，属于国家的一个部分，属于国家的一个部分，甚至把美国国旗也正挂在教会“礼拜堂”的讲台上。（当50年代初期和中期，大陆上的“三自会”、就根据美国教会的这种做法，命令全国所属的一切“礼拜堂”讲台大墙上，都必须把中国的五星红旗钉挂起来，明目张胆地把“祖国”这个全国所拜的菩萨的偶像，强搬进神的圣殿正中，不挂不行，全得恭敬地钉挂端正了，显示出在中国神的一切教会， 都是属于新中国的，都是归中共党和中国人民政府领导统治下的下属宗教团体。）以上，就是“三自会”或“三自教会”的同一个核心，同一个基础，同一个纲领，同一个本质。“三自爱国”4个大字中，前2字“三自”所起的假招牌作用和欺骗作用，把在中国教会主权“自”，从神和基督一边，转移到中国党和中国政府一边；因为神教会的隶属关系，已经从根本上彻底地改变了。


两者同一个本质之二——爱国
“三自爱国”——这个“三自会”和“三自教会”的同一核心，同一基础，4个大字的后2个字“爱国”，则不是假招牌，而是真货色；不过，有点隐讳，不很明朗，有一层薄薄而漂亮的包装。“爱国”，是中国共产党、它“统一战线”（吸引、团结一切异己者，进一步吞吃一切异己者的大口）的基础，的法宝。爱的什么国？当然爱的祖国，爱的中国，再说清楚些，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即爱的我们今天这个广阔、富饶、文明、强大、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古代几千年来祖国的光辉历史，尚且值得我们全体炎黄子孙引以为骄傲，但以后，在封建腐朽的反动统治下，和近代帝国列强的侵害、奴役、掠夺、欺凌之下，我们这个可爱的伟大祖国，也曾变得贫穷落后、苦难深重起来，成为各帝国列强的侵害对象，甚至面临过亡国作奴隶的危险。今天，我们这个受尽侵略压迫、掠夺剥削、屠杀奴役，苦难深重，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竟然发生了巨变：中国人民竟然又站起来了，倚靠自己的努力和勤劳、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巨狮醒来了，黄河怒吼了，震动了全世界，且正以更大的步伐向前迈进着。怎么巨变的？倚靠的谁？几十年来铁一般的事实都早已证明，有口皆碑：这个巨变，是倚靠英明、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祖国由黑暗苦难走向光明幸福，且进一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领导！正如在大陆上所经常听到的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国”的实质，就是承认、拥护、服从、接受“党对全国的领导”、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神的教会、神的仆婢，神的圣徒，所提倡“爱国”的实质，也是如此。如果要标榜和宣传说，社会主义如何如何，共产主义如何如何，那么，许多人们不一定喜欢听，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可能听后会敬而远之，接受不下去，疑虑重重；但当一说“爱国”那么海内海外的广大炎黄子孙、谁个不动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凭着“爱国”这个巨大地磁力和法宝，怎么不能把海内海外，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华夏同胞炎黄子孙中的一切异己分子，都早早晚晚逐步逐步地大量吸引过来，改造过来，都进入同一个党的统一战线范畴之内？




再说，“爱国”，爱地上的国，对于已经变成天上国民[ 3:20]的基督徒来说，更是一付有效且能致命的腐蚀剂、麻醉药，叫基督徒变质，使他们的心不再向着神，向着天，而是向着地，跟着世人跑，走世人那条宽阔而通向灭亡的路，却背向主所走那条狭窄而通向永生之路。圣经明明警诫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她）里面了！”[约12：15]。“爱国”，是爱世界的一个非常具体且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撒旦腐蚀主圣徒的一剂有效的慢性麻醉毒药。（可痛！许多神仆婢和圣徒们却对此毫不在乎，毫无警惕，似乎只要重生得了救，即使转去贪爱现世界也无所谓，客观上纵容了这种危险的坏倾向。）基督徒若真的打心里爱了国，爱了世界，就必被世人所同化，与不信的世人同负一轭[林26：14]了，为同一个属地的目标去奋斗了。基督好容易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从世人中罪恶中拯救出来，世界之王撒旦却又是通过“爱国”或爱世界、把已经被主救出来的圣徒、重新拉回到世界和罪恶中去。虽然其名称为“教会”、为基督圣洁的新妇，却逐步变成了主所憎恶的淫妇，因为与世界为友的人，就是与神为敌的人，就是“淫妇”[雅4：4原文]。这就是后2个字“爱国”这个基础和纲领所起的实际作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爱国”这个巨大地磁力的吸引下、跟着党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也就是背离基督的变质之路。



4、两者的区分和关连
“三自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腐蚀、改造、控制神圣洁教会的专用工具和连系纽带，是替党来改造神教会、腐蚀神教会、控制神教会、最后自动消灭神教会的远大政治目标服务效劳的。“三自教会”则是坚定地接受了党通过“三自会”的领导、控制和管理（不知不觉地被改造着）实际上沿着改造轨道逐步变质、走向自我消灭的教会。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党和政府也可以给它控制下的教会一定程度的种种“自由”，可以按着信仰和传统、在党当时政策的许可范围内、“三自”爱国的基础上，可以暂时让传你的“道”、作你的“工”，甚至可以与海外一部分神仆婢和圣徒们交往，只要你不反对“三自”爱国，乖乖地接受这个纲领和党的绝对领导，那就让你先尝一点甜头。但当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权威、不但在教会中普遍地树立起来、而且越发巩固以后，什么时候政策需要收紧、勒紧到什么程度，那就由不得你自已的愿望来左右，在教会中再也没有神和基督的地位可言了。那些天真地投靠世人，信任属地掌权者而因此中它阴谋诡计的人，一步一步，到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自己早已动弹不得，只好被牵着鼻子，继续听任党和政府摆布了。从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终几十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个规律。奇怪的是，历史有惊人的循环，且有更高水平螺旋上升的重复。在中国大陆上曾有过的许多前车之覆，并没有引起大陆和海外许多新兴起神仆婢和圣徒们作后车之鉴。他们一厢情愿而又天真地认为：“三自会”与“三自教会”是可以分割开的两回事，是互不相连的两个部分。党的领导和“三自会”对教会的统治，是应该反对的，且必须反对的，但是那些决心走“三自”道路，爱国道路，决心接受党和政府对教会的领导，决心跟共产党走的，“三自教会”中的传道人和信徒（即使这些传道人在拜巴力和事奉巴力的同时，也“事奉”着耶和华，即使这些信徒中，也有重生得救的人），则应该支持，应该接纳，应该交往无间，应该与之搞“合一”。



5、反对“三自会”支持接纳“三自教会”，行吗？
这是多么天真，多么一厢情愿的想法！好像主动权全在你海外的神仆人和神教会的手中，党和政府及其统治工具“三自会”，已经瘫痪不管用，失去对所属“三自教会”的领导能力和控制能力，听任你跑到大陆来宰割它们的“三自教会”，使之与党和政府及其统治工具傀儡“三自会”脱离开？而且你所反对的正是“三自爱国”这个根本和基础？你所反对的正是党和政府等对所属“三自教会”的绝对领导权？行吗？你，这个海外的神教会或传道人，若是真的反对“三自会”，那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神教会的领导和控制，那么，作为“三自教会”主人和傀儡的党、政府，“三自会”，会允许你或容让你，在其所牢牢统治的“三自教会”中的讲台上，堂而皇之地向其中“重生得救”的人讲道，培训他们吗？你讲什么道？培训什么？除了不抵触他们的“主道”和“传福音”之外，叫他们也反对“三自”？培训他们也拒绝党和政府的领导？也截穿“三自会”的傀儡本质？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把中共党和政府、看得比阿斗都不如了。但是，你，这个海外的神教会或传道人，如果并不是真的反对党、政府、“三自会”、对“三自”教会的领导和统治，只空口说说而已，实际上你却向党和政府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与“三自会”的傀儡人物勾勾搭搭，眉来眼去，心照不宣，借用你海外神教会和神仆人的地位，运用你动党政府和“三自”一根毫毛的所谓“宣讲主道”和“传播福音”，不但巩固了“三自教会”的“三自”爱国大方向，还能吸引和诱使那些拒绝党插手领导他们的广大家庭教会的传道人，也来听你的“讲道”和受你的“培训”，也与“三自教会”搞起“合而为一”来，也即，你能与党、政府分工配合，协调工作的话，也真诚地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效劳，能为它们所利用的话，那么，党、政府、“三自会”，倒很可能会欢迎你，容许你，批准你这么做法！何乐而不为？你既实际上帮了党、政府“三自”会的忙，对“三自”教会巩固了它们的领导权和统治权，不损此权的一根毫毛，又能把它们所最头疼，死不肯接受其领导控制，又分散在全国各角落的广大家庭教会，也合并入“三自教会”一起，一同接受它们的领导和统治，达成了它们多年达不到又做不好的的目的和行动，那么何苦不来利用你，助它们一臂之力呢？
主曾叹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16：8]。主这句话，是不是也在说你们这众多曾蒙主喜悦，曾为主所大用过的海外神仆们和神教会吗？但愿无论是大陆上，无论是海外，神的众人和众圣徒，都能比今世之子，更聪明一些，眼睛更盯亮一些。阿门。……

袁天鹏：遵守规则是民主第一素质

发布时间:2012-06-27 15:32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袁天鹏

前两天在“2012中国娇子青年领袖”的颁奖典礼上，我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人有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素质太差，不配民主，会乱成一锅粥，你在企业、NPO、农村等很多地方都推广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接触过最广泛的人，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民主素质的问题已近乎老生常谈，今年初，韩寒在“韩三篇”谈及国民之民主素质问题，也引发公知群体的口水战。

以我有限的观察，“国民的民主素质低”是一个接近现状的描述。但是，这句话只描述了一个现状，并没有描述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现状。这句话很容易误导别人得出这样一个错误的结论：中国人天生就民主素质低。这是不成立的。

我在讲课过程中发现，通常来讲，对于民主和议事规则，年龄越大的，离体制越近的，接受起来难度越大，当然都有很多例外。我去给大学生讲，我发现今天的大学生已经呈现对规则兴趣不足的状态，他们的观念也已经开始固化了，但有趣的是，前不久我给广州市少先队的100多名小学生讲述罗伯特规则的时候，发现孩子们对于规则怎么是更合理的有一种天然的认识。我做了一个关于表决比例的题，比如说九个人在场，四个人赞成，三个人反对，两个人弃权，如果说过半数通过，那么算通过还是不通过？90%的孩子都认为是通过的。但是我给成人们讲，90%的成人认为没通过。成人世界已经认为应该是“在场人数的过半数”才算“过半数”，也就是“赞成”必须超过“在场人数”的一半才算通过，不管剩下的是“反对”还是“弃权”，可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为什么这是合理的。而孩子们都天然地觉得：“弃权”的干嘛算他？！

我给成人讲课时说：当你说四个人赞成是没过的时候，实际上是四和五做比较，你觉得四比五少，少数服从多数，五是多数，当你说“五”是多数的时候，你把“三”和“二”放一块了，把三个反对的和两个弃权的放在一块了。弃权等于被强行算作反对这一派了，为什么？人家是“弃权”，你为什么把他拉入“反对”里？相当多的成人回答不出来，但仍然觉得难以接受这种对自己早已习惯的观念的挑战。

以这个案例来证明小学生民主素质就更高是不充分的。但这至少给了我们一种趋势感。今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另一位“青年领袖”陈为军导演2007年的纪录长片《请为我投票》曾入围奥斯卡纪录片短名单，讲述的就是小学生们在班长竞选中拉拢、贿选等种种“劣迹”。但仔细观察影片中的细节，就会发现，孩子们本来不是这样的，是老师和家长的言传身教带“坏”了孩子们。

我清楚，从严谨的逻辑角度，要得出“民主素质是天性”这样的结论，需要更全面的论证，甚至人们还会牵扯到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老问题上。但不必为此纠缠。一方面，人性当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另一方面，民主素质也不等同于“善”。今天较为普遍的民主规则起源于英国议会，但英国议会并不起源于“善”，而是起源于贵族与国王争夺利益。所以我说，民主议事规则不是天才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很多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通过彼此的争夺与妥协，磨合出来的，本身反映的就是人的天性。人性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而民主议事规则就是要保护每一个人的私，同时尊重其他人的私。

去遵守这样的议事规则，去践行这样的民主，不就是回归我们的天性吗？从这个角度讲“民主素质是天性”就是自然的结论了。

我们只是被扭曲了天性，在应该主张我们的“私”的时候，我们被教会了隐藏，在该遵从公共秩序而去“利他”的时候，我们偷偷把自己的“私”实现。孩子们的天性从小开始，就一点点被压制、被扭曲、被扼杀。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找回天性。

韩寒在“谈革命”的最后，用“开车交会时能关掉远光灯”来以小见大地概括国民素质，最后诚挚地呼唤道：“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地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每每读到这样的句子，我都难以平静！我感到韩寒再一次以看似轻松随意的方式试图唤醒我们：

在苦苦纠结革命还是民主、制度还是素质这样的宏大命题的同时，其实，你，每一个人，都能推动改变，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推动伟大的变革；改变自己，而不是等别人改变；那个无数人曾历尽艰辛追求的目标，不要急于由自己收获，留给后人去收获，只有我们做好垫脚石、做好铺路石，后人的收获才是坚实的。

有朋友觉得“错车关掉远光灯”这个事情只能算是个人品行或道德层面的问题，跟民主素质扯不上太大关系。我却觉得这里面的关系实在太大了。

遵守规则是民主第一素质，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素质。遵守这条规则，不是因为它被规定出来了所以要遵守，而是因为这条规则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有看清楚路面的权利（rights，不是“权力，power”），但是别人也有看清楚路面的权利，我不能为了让自己看清楚路面就开着远光但让别人在我的炫光之下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的权利不能建立在侵犯别人的权利的基础之上。这才是民主与法治的所有的规则出发的源头：平衡地保护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权利。我在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时候，通常都要从这一点出发，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诞生与发展就是要对每个参会人的发言权利进行平衡的保护，对多数和少数进行平衡的保护，对个人和集体进行平衡的保护，对出席的和缺席的进行平衡的保护，对公平和效率进行平衡的保护。

如果我们在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不知道尊重别人的权利，那只是在滥用自己的权利。每个人都滥用自己的权利，带来的灾难绝不比一个暴君滥用自己的权力（power）来得小。

在今天的中国，民主素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向下的推论，不是因为问题严重，所以逃开；而是抓紧时间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不是高喊别人改变，是从自己开始改变，从关掉远光灯开始，从发言不打断、不超时、不跑题、不攻击开始，我们民主素质就在路上了，而且一路风光不错，因为我们可以愉快地享受自己的天性！

（作者系《罗伯特议事规则》推广者，著有《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