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团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时，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二〇〇六年我回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叠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我家在晋南襄汾，八岁前住在家族老房子里，清代的大四合院，砖墙极高，朱红剥落的梢门口有只青蓝石鼓，是我的专座，磨得溜光水滑。奶奶要是出门了，我就坐在那儿，背靠着凉津津的小石头狮子，等她回来。

　　一进门是个照壁，原来是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土改的时候被石灰胡乱涂掉了，小孩儿拿烧黑的树枝在上头划字，“打倒柴小静”。

　　这小孩儿是租户的孩子，敢掏小燕子，捅马蜂窝，唯一害怕的是老宅子后门的老井，上百年了，附近最好的水，小男孩儿隐隐知道那水有点神圣。井口都是青苔，透明的小水洼里来喝水的蜜蜂，小脚颤抖着轻沾水面。他和我缩着头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股黑暗，看到沿井壁挖出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深深处，一点又圆又凉的光亮。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头锁着檀木大箱子，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眼，老太阳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子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子，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子。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水的青砖院子里老青苔滑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粗粝又暖和，我骑坐在上头，大梁上燕子一家也出不去，都呆呆看外头，外头槐绿榴红，淋湿了更鲜明。我奶奶最喜欢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点水在树根附近，如果有肥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点土把皂水埋上，怕树伤着。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顶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头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花挣点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道，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高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坑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么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钱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

　　没人举杯。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

　　“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头儿。

　　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水是黑色的，盖着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水都直接排进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浓度超标一百六十五倍。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流，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豌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

　　风一过，青绿的大荷叶子密密一卷，把底下的腥气带上来，蛙声满河。表姐把塑料袋、破窗纱绑到树杆上下河抓鱼，我胆小不敢，小男孩在我家厨房门口探头轻声叫“小静姐，小静姐”，给我一只玻璃瓶，里头几只黑色小蝌蚪，细尾一荡。

　　河边上从这个时候，开始盖纺织厂、纸厂、糖厂、油厂……柏油路铺起来，姐姐们入了厂工作，回来拿细绵线教我们打结头，那时工厂有热水澡堂，带我们去洗澡，她们揽着搪瓷盆子冲着看门男子一点头，笑意里是见过世面的自持。纺好的泡泡纱做成灯笼袖小裙子，我穿件粉蓝的，我妹是粉红的，好不得意。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人人都喜欢工厂，厂门前有了集市，热闹得很，大喇叭里翻来滚去唱“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啰喂……”声震四野。有露天电影，小朋友搬小板凳占座位，工厂焊的蓝色小铁椅，可以把红木板凳挤到一边去。放电影之前常常会播一个短纪录片，叫《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说的是临汾。我妈带我们姐妹去动物园时，每次都要提醒“电影里说了，树上柿子不能摘，掉下来也不要捡，这叫花果城”。

　　纸厂的大水泥管子就在河边上，排着冒白沫子的黄水，我妈说这是碱水，把东西泡软了才能做纸。小朋友一开始还拿着小杯子去管子口接着玩，闻一下龇牙咧嘴跑了，本能地不再碰。

　　河变难看了，但我还是跟河亲。跟表姐妹吵了架，攥着装零钱的小药盒出走，在河滩上坐着，看着翻不起浪的黄泥水。大人都讲，小孩子是从河里漂过来的，我满腹委屈，到河边坐着等，河总有个上游，往那个方向望就是个念想，怎么还不来接我？

　　我上中学后，姐姐们陆续失业。之后十年，山西轻工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从将近百分之四十下滑到百分之六。焦化厂、钢厂、铁厂… …托煤而起，洗煤厂就建在汾河岸上。我们上课前原来还拿大蒜擦玻璃黑板，后来也颓了，擦不过来，一堂课下来脸上都是黑粒子。但我只见过托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着了。

　　我父母也说，要没有这些厂，财政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

　　河里差不多断流了，只有一点水，味儿也挺大。两岸还有些蒿草，鸟只有麻雀了，河边常看到黑乎乎的火烬里一些皮毛脚爪，是人拿汽枪打了烤着吃。但我们这些学生还是喜欢去河边——也没别的野地儿可去，河边人迹少，男女生沿河岸走走，有一种曲折的情致，不说话也是一种表达。

　　回忆高中最后一段，好像得了色盲症，记忆里各种颜色都褪了，雨和雪也少了，连晚霞都稀淡一缕。坐在我爸自行车后面过桥时，每次我都默数二十四根桥柱，底下已经没什么水可言，一块一块稠黑泥浆结成板状，枯水期还粘着一层厚厚的纸浆。河滩的枣树上长满病菌一样的白点子，已经不结枣了。后来树都砍了。但我晃荡着双腿，还是一遍遍数着栏杆，和身边的人一样没什么反应，生活在漠然无所知觉中。

　　“山西百分之六十的河都是这样，”老头儿说，“想先发展，再治理？太天真了。”

　　我问：“如果现在把污染全停下来呢？”

　　“挖煤把地下挖空了，植被也破坏了，雨水涵养不住。”

　　“你是说无论如何我都看不见汾河的水了？”

　　他看我一眼：“你这一代不行了。”

　　“这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现在已经出现地下水污染了，”他说，“就你们家那儿。”污染物已经从土壤中一点一点地渗下去，一直到几百米之下。

　　我觉得，不会吧，这才几年。

　　但采访完忽然想起一事，我妈常掰开我和我妹的嘴叹气：“我和你爸牙都白，怎么你俩这样？”我俩只好面面相觑，很不好意思。

　　老头儿这么说，我才想起，搬家到小学家属楼后，我家自来水是咸苦的，难以下咽，熬粥，粥也是咸的。家家都这样。像喝铁钉一样。后来查了一下，可不是，“县城水的矿化度高，含氯化物、硫酸盐、铁”。

　　到现在，自来水也只能用来洗涮，东山里的村民挑了深井水，或者在三轮车焊一个水箱，拉进城，在窗户底下叫卖“甜水”。我妈买了红塑料桶，两毛钱一桶，买水存在小缸里，用这种水熬米汤，才能把绿豆煮破。

　　我想我们姐俩是不是枉担了多年虚名，问我爸，他哼哼哈哈不理我这辩解，有天终于恍然大悟：“搞不好真是氟中毒，这几年赵康镇的氟骨病患者多起来了，牙都是黄的，骨头都是软的，腿没法走……”

　　我上网查水利局资料，发现襄汾是重氟区——有二十四万人喝的水都超标，全县的氟中毒区只分布在“汾河两岸”，在术语里，这叫“地带性分布”，也就是说，用受工业污染的河水灌溉，加上农药化肥滥用，造成土壤中的氟向地下水渗透。

　　河边的洗煤厂是外地人开的，挣几年钱走了，附近村长带着几位农民专门到北京来找过我，问能不能再找些项目，被焦油污染的地没办法复垦了，每炼一吨土焦，几百公斤污染物，连着矸石、岩石、泥土，露天在河边堆着，白天冒烟，晚上蓝火蹿动，都是硫化氢。我们二〇〇六年见过五层楼高的堆积，有人走路累了在边上休息，睡过去，死了。

　　现在这些焦厂已经被取缔，老头儿说：“但今后几百年里，每次降雨后，土壤中致癌物都会向地下潜水溶入一些。”

　　我听得眼皮直跳。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三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二〇〇三年春节我从临汾车站打车回家，冬天大早上，能见度不到五米。满街的人戴着白口罩，鼻孔的地方两个黑点。车上没雾灯，后视镜也撞得只剩一半。瘦精精的司机直着脖子伸到窗外边看边开，开了一会儿打电话叫了个人来，“你来开，我今天没戴眼镜。”

　　我以为是下雾。

　　他说，嗐，这几天天天这样。

　　我查资料，这雾里头是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悬浮的颗粒物。临汾是盆地，在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是个S形，出口在西南方向，十分封闭，冬季盛行西北风，污染物无法扩散，全窝在里头了。

　　回到家，嗓子里像有个小毛刷轻轻扫，我爸拿两片消炎药给我，说也没啥用，离了这环境才行。他跟我妈都是慢性鼻炎，我妈打起喷嚏惊天动地，原先还让我爸给她配药，后来也随便了：“你没看襄汾这几年，新兵都验不上么，全是鼻炎、支气管炎。”

　　我爸是中医，他退了休，病人全找到家里来，弄了一个中药柜子，我跟我妹的童子功还在，拿个小铜秤给他抓药，我看药方是黄芪、人参、五味子……“都是补药啊？”我看那人病挺重的样子。

　　我爸跟我说：“这些病是治不好了，只能养一养。”补了句：“十个，十个死。”

　　我吃一惊，说什么病啊？

　　“肺癌、肝癌、胃癌……都是大医院没法治了，来这儿找点希望的。”

　　他说了几个村子名，病人多集中在那里，离河近，离厂近，他问了一下，都是农民，直接抽河里水浇地吃粮，“这几年，特别多”。

　　我问我爸：“不能去找找工厂？”

　　“找谁呢？河和空气都是流的，谁也不认。”

　　二〇〇六年采访孝义的市长，他白皙的四方脸，西装笔挺，不论什么问题，总能说到市里的整顿措施。我问：“这个城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回头来看的话，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说：“这个代价是惨痛的。”

　　我再问：“是不可避免的吗？”

　　市长端起杯子喝口水，看着我：“政府对于焦化，始终是冷静的。我们采取措施之后呢，后面的这股劲我们给压住了。”

　　“压住了？”我问，“压住了还会有这么三十多个违规项目上来吗？”

　　“因为当时有个投资的狂热，他们都想做这个事，市场形势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态度是坚决的。”

　　“如果你们态度坚决的话，那么这些违规项目就应该一个都不能上马才对呀？”

　　他又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

　　我们对着看，看了很久。

　　晚上我跟老郝在宾馆，正准备休息。

　　有人敲门，是厂子老总的大儿子。手里拎一个布袋子，又沉又胖，带子绕了两圈缠在手上。看我一眼，说：“你能不能出去一下？”

　　呵呵，我说“你们谈，你们谈”，进了洗手间，把水龙头打开，把门关上。等我洗完澡出来，这哥们走了。

　　老郝靠床上冲着我笑。

　　我只好说：“我们山西人太实在了，真不把主持人当回事儿啊，就奔着导演去。”

　　我俩躺在床上猜了好久，一个布袋子里到底能装进去多少钱。

　　节目没播成。

　　无以解忧，我们几人约着去旅行，每到一地，我都对老郝和老范说，我老有强烈的童年感觉。老郝指着那些乱石中上千年的巨榕，或是落英缤纷的荷塘，笑我：“你们山西能有这个么？”我刚开口“我们在旧石器时代……”她们都笑得稀烂。唉，说不下去了。

　　汾河边的丁村人文化遗址，从我家骑车十几分钟就到。馆里有文字标明：“十万年前，古人类在这里生存，汾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砂地和禾草草原。当时的河湖沼泽里长满了香蒲、黑三棱、泽泻……水边草甸上有蒿、藜、野菊，东山坡上是落叶阔叶树木，栎树、桦木、椿树、木樨、鹅耳枥……”石炭纪时这些繁茂的植被，千百万年来的枝叶和根茎堆积成极厚的黑色腐殖质，地壳变动埋入地下，才有了煤。

　　小时候，人家在汾河挖沙盖房，一挖湿河沙就有人来我家送龙骨，是一味中药，我爸说是沙里挖出的恐龙化石，用来止血。拿小铁锤在生铁钵砸开，一小段一小段竖纹的细条骨头，里面全是蜂窝样的小眼，吸湿力很强，干完活我们姐俩常把一根雪白的骨头粘在嘴唇上，晃荡着跑来跑去。

　　后来我查过，龙骨不是恐龙骨头，是象、犀牛、三趾马的骨头化石，丁村人最早在河滩上制作石器时，狩猎采集为生，猎的就是大象和犀牛。离我家十几里的陶寺遗址掘出的“鼍鼓”，腔内有数根汾河鳄的皮下骨板。四千年前，汾河里还有鳄鱼。

　　这里是人类先民最早的农业生产地之一，那时已有收禾穗的石刀，脱壳去皮的石磨棒，由部落而入城市，文明兴起。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说过：“大致在四千五百年前，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南。在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旅行时高明度的阳光、绿荫、浓重的色彩、动物的啼叫，给我的童年之感，也许是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躺在那里感觉到的东西——也可能是留在人的基因里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远古记忆。

　　幼年，我们无甚可玩，土就是玩具，尤其喜欢下雨，沟渠漫溃，雨停后一片泥涂。这些泥涂被大太阳晒得结了干板，变得极为平滑。我们拿着小刀就去撬起几块来，手感滑腻，拿在手里削，没人教，也没图样可参考，我最擅长的也就是削出一把土枪，握在手里比划。我妹更小，连这个都不会，只能拿一个装万金油的圆盒子，找点稀泥巴，等干了磕出来，晾在滩上，圆圆一小粒排起来，就算是艺术创造了。

　　我们不懂大人的烦愁。

　　山西百分之八十都是丘陵，黄土是亚细亚内陆吹来的戈壁砂石细末，一逢大雨，雨夹泥冲沟而下，曾经把整个打麦场冲毁，十几万斤麦子全入汾河，连坟头也成耕地，清明只能在麦子地或者桃树垄上，大家跪一排烧纸。人越多越垦，越垦越穷，千百年来大概如此。周秦时还是清澈的 “大河”，到东汉“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从此大河被称为“黄河”，是命脉，也是心病。唐宋以后泥沙有增无减，堆积在下游河床上，全靠堤防约束，形成悬河。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

　　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老头儿给我们的报告里写：“每开采一吨煤平均破坏的地下水量为二点四八立方米……造成全省大面积地下水位下降，水井干枯，地面下陷，岩溶大泉流量明显减少，缺水使七千一百一十公里河道断流长度达百分之四十七。”

　　十年后再见，我做煤炭生意的那个朋友，把矿倒手卖给了别人，名片换成了北京一家手机动画公司。我问为什么，他说“钱也挣够了”。

　　我再问，他说：“这行现在名声不好。”

　　再问，他说：“那矿只能挖五十年了。”

　　再问，他眯眼一笑，伸了两根指头，“其实是二十年。”

　　煤炭的开采不会超过千米，挖穿之后就是空洞，如果不花成本回填，空洞上面的岩层、水层都会自然陷落，老头儿说过，“山西现在采空区的面积占到七分之一了，到二〇二〇年，全省地方国有煤矿将有近三分之一的矿井资源枯竭闭坑，乡镇煤矿近一半矿井枯竭。”

　　站在我家门口往东看，远远能看到个塔影，唐代所建，山就叫塔儿山。山顶宝塔一直还在，这里是三县交界的地方，北侧的崖被铲成了六十度，高百米的陡崖上紫红色砂岩剥离得厉害，一棵树都没有。到处是采矿塌陷的大坑，深可数丈。

　　有一天几个人来我家闲聊，说塔儿山那里的事怪得很，突然一下有个村子塌了。“那个谁，开着一个拖拉机，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他们吸一口气，歪个头“邪门”，磕一下烟，再聊别的事。

　　做节目时我到了采空区。

　　黑灰满天的公路上，路全被超载的车轧烂，车陷在烂泥里走走停停。夜路上也是拉煤的大货车，无首无尾，大都是红岩牌，装满能有七十吨重。

　　我去的叫老窑头村。九十年代当地有句话，“富得狗都能娶到媳妇”。现在村里煤矿由村主任承包，一个煤矿一年可以挣上千万，每年上交村里八万。一千三百人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不到六百元。人们过得比十年前还穷。

　　村委会主任竞选，两个候选人一夜没睡，雇人骑摩托车发单子。稀薄的粉红色纸，格式都一样，承诺当选的几件实事，最后一行是承诺给多少现金，这格空着，临时用圆珠笔往上写，挨家挨户送，刚出生的小孩儿也算人头。

　　全村人一夜没睡，门大开着，听见摩托车响就高兴，摩托车经过不带减速的，纸向门环上一插——这人出一千，那个人出一千五、两千… …两千五……两千七百五。天亮了。

　　但第二天唱票的时候，反而两千五的那个赢了。他把现金搬去了，两百多万，放在一个大箱子里，搁在大戏台子上。一打开，底下的人眼都亮了。头上歪戴个军绿雷锋帽的大爷，眉开眼笑地指着戏台对我说：“哎呀，那还说啥，那是钱么，是钱么。”

　　现场欢天喜地把钱都分了，乡人大主席团的主席坐在台上看着，对我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不开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做主，也不给分钱。”老百姓说，他们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理解，“选谁都行，我们就把这选票当分红。”

　　一户能领两千五百块，连婴儿也可以领，年轻的小伙子都很兴奋，买了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几乎快要跪下来让我们一定要去他家看看。他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看他家新盖的房子。整面墙斜拉开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撑起来。他家的正下方就是煤矿，水源已经基本没水了，他在檐底下搁只红色塑料桶，接雨水。

　　村里人看他跳着脚向我哭叫几乎疯癫的样子，都笑了。他们的房子在半山腰，暂时还没事。原村长和书记都在河津买了房子，不住在这儿。

　　我们往山上走，走到最高顶。一人抱的大树都枯死了，乌黑地倒在大裂缝上，树杈子像手一样往外扎着，不知道死多长时间了。我的家乡是黄土高原，但这山顶上已经沙化得很厉害，长满了沙漠中才有的低矮沙棘。风一吹，我能听见沙子打在我牙齿上的声音。

　　我不再想回山西了。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老宅子打算全拆了卖了。院里满庭荒草长到齐腰高，小孩子们在废墟上跳进跳出，我幼年用来认字的黑底金字的屏风早被人变卖，插满卷轴字画的青瓷瓶不知去向，八扇雕花的门扇都被偷走，黑洞洞地张着。拆不动的木头椽子上的刻花被凿走了。我小时候坐的青蓝石鼓也不见了，是被人把柱子撬起来后挖走的，用砖再填上，砖头胡乱地龇在外头。

　　房子属于整个家族，家族也已经分崩，这是各家商议的决定，我也没有那个钱去买下来修复。二〇〇五年我在云冈石窟，离大佛不到四百米是晋煤外运干线一〇九国道。每天一万六千辆运煤车从这路过，大都是超载，蓬布也拉不上，随风而下，几个外国游人头顶着塑料袋看石窟。大佛微笑的脸上是乌黑的煤灰，吸附二氧化硫和水，长此以往，砂岩所凿的面目会被腐蚀剥落。

　　佛犹如此。

　　我把眼一闭，心一硬，如果现实是这样，那就这样，这些是没办法的事。只有一次，我奶奶去世几年后，石榴树被砍了，我不知道怎么了，电话里冲我爸又哭又喊，长大成人后从没那样过。我爸后来找了一个新地方，又种了一棵石榴，过两年来北京时提了一个布袋子给我，里面装了几个石榴，小小的红，裂着口。

　　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可以自管自活着，在旅行的时候回忆童年。但我是从那儿长出来的，包括我爸在内，好多人还得在那里生活下去。每天要呼吸，喝水，在街头走过。人是动物，人有感觉，表姐在短信里说：“再也没有燕子在屋檐下搭窝了，下了雨也再也看不见彩虹了。”

　　“再也”，这两个字刺目。

　　我和老郝动身，二〇〇七年，再回山西。

　　我碰上一个官员，他说：“你是山西人，我知道。”

　　“对。”

　　“临汾的？”

　　“嗯。”

　　他知道得很清楚。带着一点讥笑看着我：“你怎么不给山西办点好事儿？”

　　“我办的就是。”

　　王惠琴七岁了，剪了短头发，黑了，瘦了，已经有点认生了，远远地站着，不打招呼只是笑。一笑，露出两只缺了的门牙。

　　她家还是没有搬，工厂也没搬。在省环保局的要求下，企业花了六千万把环保设施装上了，带着我们左看右看：“来，给我们照一照。” 我问：“你这设备运行过吗？”老总的儿子嘿嘿一笑：“还没有，还没有。”

　　当地炸掉了不少小焦化厂的烟筒，炸的时候，有个在工厂打工的农民爬到了烟筒上，苦劝才下来，跟我说：“你说我干什么去呢？地没了，贷款也难，房子也不能抵押。但凡能干点买卖，我也不愿意干这个，谁不是早晨起来天天咳嗽？”

　　八月，我采访时任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他说：“山西以往总说自己是污染最重的地方之一，我看把‘之一’去掉吧，知耻而后勇，以‘壮士断臂’的决心来治污。”

　　我问：“之前也一直在说治理污染，但关闭了旧的，往往可能又有一批新的开出来，为什么？”

　　他说：“为什么以前管不住？是因为责任制和问责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真正落实。就算经济总量第一的地方，考核官员时，环保不达标，就要一票否决，钱再多，官员提升无望。”

　　我问：“也有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你任期的一个运动，过去了，可能会恢复常态？”

　　他沉默了一下，说：“我刚才说到的，一个是责任制，一个是问责制，只要这两条能够认真坚持的话，我想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反弹。”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在污染发生前，就让公民参与进来去决定自己的生存环境？”

　　他说：“你提了一个很对的问题，一定要有一个公民运动，让公民知道环境到底有什么问题，自己有哪些权利，怎么去参与，不然……”

　　他没说下去。

　　一个月之后，临汾黑砖窑事件，于幼军引咎辞职。孟学农任代理省长。一年之后，襄汾塔儿山铁矿溃坝，二百七十七人遇难，孟学农引咎辞职。我从家乡人嘴里听到一句惨伤的自嘲：“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临汾八年内换了五任班子，塔儿山溃坝事件中，被判刑的官员副厅级干部四人、处级干部十三人、处以下干部十七人。当年送我小蝌蚪的小男孩，是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服刑一年。

　　在临汾时，我曾去龙祠水源地拍摄。

　　没有太多选择。临汾下面的尧都区有三个主要的水源地：龙祠、土门和屯里。根据环保局二〇〇五年六月的监测，土门向供水厂联网供水的十五口水井，总硬度和氨氮浓度大多严重超标；屯里的水源地由于污染过重，在二〇〇三年十月被迫停止作为市民集中式饮用水源。

　　山被劈了三分之一，来往的煤车就在水源地边上。水源地只有十亩左右，“最后这点了，再没有了。”边上人说。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

　　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

　　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清教徒：信仰自由的拓荒者

 ——兼纪念“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 2009-03-07

    作者：江登兴

    有两件事促使我写这篇文章，一个是今年是“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我一直盼望能为这件值得纪念的事写一篇文章。第二个是对《班扬传》的阅读，班扬所代表的清教徒“不从国教者”面对逼迫追求信仰自由的勇气令我深为赞叹。

    “五月花号”是1620年远航美洲的，为何称今年是“五月花号”400周年呢？因为 “五月花号”的男女们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其实始于1606年，那是在离英国海岸几十公里的史克罗比（Scrooby）村。那时，后来在美洲领导“五月花号”的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还只是个小男孩，并且从来没有看见过大海。

    “五月花号”的男女们其实是一个教会。他们是英国清教徒分离主义运动的一支。清教徒“分离主义”运动起源于英国的林肯郡、约克郡和诺丁汉郡。1606年在诺丁汉郡的小镇史克罗比村里，有一群人退出了英国国教，组成了一个与上帝立约的子民的团体。

    “1606 年他们才刚建立分离者地下教会，就遭到英国国教和政府的逼迫。他们必须躲躲藏藏，转移教会的阵地；他们的家受到监视，他们也经常进出监狱。既然他们在英国无立足之地，罗宾逊和他的跟随者最后决定远走高飞……”（注一）

    “他们计划跨海前往荷兰，前往宗教自由之地。他们安排了一位英国船长接运他们，谁知上了船之后，船长生变，将他们洗劫一空之余，还将他们送进官府坐牢。”读到这一幕，我仿佛听到了400年前英格兰海岸边那些妇女孩童们的哀号。在追求信仰自由的路上，他们还要经历更多的试炼和患难。但，正如他们所说的：“我们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1608 年，他们终于踏上阿姆斯特丹，稍后，他们迁往莱顿(Leyden)。

    因为荷兰的世俗化，“五月花号”清教徒决定前往新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按照 《圣经》 来敬拜上帝……他们宣布，“此行的目的乃是荣耀上帝，以及传扬基督的信仰。”在船上他们签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这是一份象征着美国“出生证明书”的政治协议。但却源于清教徒的圣约神学，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团体与上帝立约，又在人们之间彼此立约。

    虽然“五月花号”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始于1606年，但是清教徒追求信仰自由的航程在此前近百年已开始了。本文参考极其有限的中文文献拟就此进行一个简单的疏理，作为对“五月花号”精神400周年的一个纪念。

    一、清教徒的历史和源流

    1. 丁道尔与清教徒的源头

    英国的清教徒精神，也许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威克里夫（Wycliffe），他又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他从《圣经》汲取勇气和灵感，并且因为敬畏上帝而不畏人间权贵。这两点大致是清教徒的基本特质。

    纳本（Knappen）在《都铎王朝时代的清教主义》一书中认为，清教的精神，首见于丁道尔（William Tyndale）的表现，当时是1524年。

    钟马田评论丁道尔说：

    他热切希望一般人都能读《圣经》，可是困难重重，他所采取去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显明了他是个清教徒。他没有经过主教们的同意就把《圣经》 翻译出版；这就是清教徒所发的第一炮。……他所作的另外一件事，也表明了清教徒的特色——他竟然未经皇上的批准，径自离开英国。这不同寻常的举动，在当权者的眼中，是该受严厉申斥的。但丁道尔急于把《圣经》翻译出来，并将它付印出版，所以在皇上没有批准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英国，前赴德国，得到路德和其他弟兄们的协助，完成了这件大事。

    这两件事所表明的态度，都是清教徒对当权者的一贯作风，表明他们看重真理，过于传统与政权的势力，并坚持照着自己所认定正确的方式，去自由事奉上帝。（注二）

    丁道尔最后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临死时祷告说：“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他死后的第二年，英译本《圣经》在英国全国发行，这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2.亨利八世

    英国的宗教改革始于亨利八世，但他脱离罗马天主教不过是为了与凯瑟琳离婚方便，此举为此后英国的宗教改革创造了政治环境。

    在亨利的年代，一些弟兄们不能容忍他摇摆不定的政策，他们逃去欧洲大陆，像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他受茨温利、布林格的影响，茨温利主张大刀阔斧地改革。

    钟马田说：“他们开始觉悟到，宗教革新的努力，尚未成功。……这种认为宗教革新还不够彻底的看法，就是清教徒最基本的特色。”“丁道尔认为可以容忍某些宗教仪式、服装样式等……但有些弟兄们认为这些东西完全不能接受，因为这些东西是罗马天主教遗传下来的……既然已经开始了摈弃的行动……那么就应该贯彻始终。”他们引用《圣经·路加福音》第9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

    后者真正体现了“清教徒的作风”。

    3. 爱德华六世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他10岁的幼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继位，政府权力落在一群支持新教的王室顾问手中，他们致力于推进国内的宗教改革。

    钟马田认为：“在爱德华在位期间，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要看人有没有在欧洲大陆生活过。”欧洲大陆回来的人一般都受到那里方兴未艾的宗教改革精神的影响。

    4. 玛丽女王

    1553至1558年玛丽女王统治英国，玛丽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是凯瑟琳的女儿，凯瑟琳受到罗马教廷的支持。玛丽在四年中处死了近300名新教徒，包括克蓝麦（Crammer）。在她的高压政策下，当时有许多清教徒逃往欧洲大陆。

    当时在欧洲的英国人有“放逐者的教会”，其中就教会体制和仪式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分别是约翰·诺克斯与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的格林道，后者认为“放逐者的教会”应该保留英国本土教会的体制。保守英国体制，意味着保留大量的天主教遗风，保留主教制。而诺克斯认为，“主的心意，是要它像基督的教会。”

    诺克斯出走日内瓦，受到加尔文的款待，日后他以在日内瓦所学彻底革新了苏格兰的教会。

    同一时期，一些基督徒在伦敦开始分别聚会，形成一些小教会。在玛丽的高压下，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也是近代追求信仰自由值得纪念的一笔。但是，钟马田认为，决定性的是在欧洲流亡的英国人中所发生的事情。

    5.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女王是亨利八世和安妮·博琳的女儿，也是一个新教徒，但她的宗教政策更多是为了政治稳定考虑。

    她倾向新教，并且推进了教会的改革，但却仍然保留了一些天主教的遗风。她宣布自己是教会“最高的管理者”，并且由她任命主教。

    面对这一局势，新教内部出现了不同的立场，一部分人认为应当妥协。清教徒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钟马田说：“他们公然反抗。他们认为不能光是顺应别人的意见，以为‘继续下去，寄望将来，盼能改善情势’。他们不主张那种‘从里面去克胜’的立场，只是一味消极反抗。”

    在伊丽莎白当政年间，转折性的事件是1563年的“总会议”（Convocation）。在会议上清教徒“要求洗礼中停止使用十字架和圣水盘，不强求跪领圣餐、不强迫神职人员穿罗马式长袍和戴帽子。”结果清教徒以58票比59票的一票之差落败。这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清教徒在英国国教内改革努力的失败。

    1570年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卡特赖特（Thomas Cartwright）开始讲解《使徒行传》开头那几章。钟马田说：“卡特赖特提出教会本质的整个问题，因而引起在英国实行长老会派的主张。”

    当时有部分清教徒认定了皇室无权管治教会，教会也不应当设立主教。而盼望在英国实施日内瓦的长老会制度。

    至此，原来安立甘宗暂时迁就性的立场开始硬化。而其他清教徒却往反面发展，一部分发展成长老派，典型的是诺克斯在苏格兰的成功。而在英国，钟马田评论道：“事态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人称‘分离主义者’（Separatists），他们主张完全摒弃国立教会的想法，主张‘迅速改革，不再留恋’，意思是不要再留恋皇室政权。”

    “较激进或纯正的清教徒，分别发展成长老派和分离主义者，前者相信英国教会，还有希望改革成为长老式的教会，后者却完全放弃英国教会了。”

    1593年，彭雷（John Penry）、巴饶和其他一些弟兄，因为宣扬分离主义的主张，惨被处死。

    6. 詹姆斯一世

    1603年伊利莎白女王去世，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位，称为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清教徒们对他满怀希望，因为他来自长老会的苏格兰，认为他能够解决教会革新的一切问题。但詹姆斯在苏格兰的统治是一个与长老会传道人不断斗争的过程，他说，要一位苏格兰长老“同意君主制好比要上帝和魔鬼达成一致”。 他的口号是“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在1604年的汉普顿御前会议（Hampton Court Conference）上，一些杰出的清教徒向他陈明他们改革国家教会的主张。但除了同意出版一本钦定版《圣经》（KJV）外，詹姆斯一世对清教徒寸步不让。“各种仪式、祈祷书和英国国教会的主教们都将被保留下来，如果清教徒不喜欢，他们仍然得服从，不然的话，国王威胁说，‘我会把他们赶出这块地方——或者更糟’。”（注三）

    在汉普顿御前会议结束后不久，一些小型团体开始按照《圣经》的教导而是不根据主教和祈祷书聚集崇拜。促使他们离开英国教会的，是这一句经文：“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人间的制度违背上帝的命令时，它刚好适用。

    正是在这次会议不久后的1606年，清教徒的分离主义者开始了在史克罗比的聚会。

    7. 查理一世

    1625年查理一世继承父位。

    据柴惠庭在《英国清教》一书中分析：查理一世继位后任命劳德（ William Laud）为大主教，劳德大张旗鼓地在英国国教内恢复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遗风。他们残酷地迫害清教徒，他的高压政策驱使更多的清教徒走向“不从国教者”的分离运动，另一部分则远走美洲。十年内，在马萨诸塞湾涌现出20座城镇和教会，总共有16,000人。

    “五月花号”清教徒的领袖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写了一本《普利茅斯拓荒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译本名为《五月花号公约签定始末》，即将面世)。在他们从荷兰启程之前，布莱福特描写了他们前往新大陆的动机。他说他们怀着一份“为了把基督国度的福音传到地极而立下良善根基的伟大盼望和内在迫切；纵然只会是别人执行此一伟大工程的踏脚石，心中也没有遗憾了！”（注四）

    “五月花号”清教徒初抵美洲三年后就向旧大陆发出召唤：“我们相信上帝有一个旨意，要将那一块土地赐给我们的民族为产业。”清教徒相信全能者的旨意运行在万邦中，他们不仅从预定论的观点看救恩，更看见了上帝在那辽阔的新大陆上预定的旨意。历史证明他们是对了。

    十年之内布莱福特的理想就得以实现，他们一扎根下来，英国就发生了大迫害，美洲无疑为追求信仰自由而受迫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去处。清教徒们改革英国教会的努力落空了，他们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然而，他们失去了旧世界，得到的却是一个新大陆。

    8.1640年革命与克伦威尔

    柴惠庭所著的《英国清教》一书认为：17世纪30年代起，国会成为清教运动的中心。这时的清教运动不仅有宗教上的追求，在政治方面，他们也开始涉及当时社会中最敏感的宪政问题。一些清教徒反对王权的至高无上，反对国王的暴政，反对国王凌驾于教会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1640年内战也可以称为是清教战争。当时国会特别是下院，已经完全被清教徒控制。

    据柴惠庭分析，从1643年到1661年，为清教胜利时期。它又分为长老派和独立派两个阶段。

    长老派阶段：1643年7月1日，威斯敏斯特会议召开。大会废除主教制，把长老制定为英格兰国教。会议还制定了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大、小《教理问答》。长老会是革新的，但也是国教的。

    独立派阶段：实际上，长老制只是在伦敦及其四郊和兰开夏郡真正建立起来。克伦威尔兴起后，到1648年，独立派已经掌握了英国宗教的控制权，他们大刀阔斧地按照自己的设想全面改造英国教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废除了圣品委任机构，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教会结构，各个教会平等、独立的地位首次得到承认和尊重，每个教会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按自己意愿选举牧师和举行敬拜。

    独立派及克伦威尔的工作，打破了原来英国政教合一和中央集权的教会体制，极大地推进了英国的宗教改革。

    8. 复辟时代

    1658年9月，克伦威尔逝世。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于1660年4月加冕。英国进入了28年的复辟时代。

    1661年起，英国国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宗教的法令，为迫害清教徒提供了法律依据。其中，《市政机关法》规定，凡在市政机关工作的人必须按照国教礼仪规定礼拜；《信仰划一法》和《集会法》规定，不得在私人寓所和其他地方举行不符合国教礼仪规定的任何宗教仪式，违背则囚禁或罚款。

    1662年发生了大排斥运动。钟马田说：“到了1662年，反对妥协的人，约有2000名之多，都被放逐，离乡背井，这就是所谓‘不从国教者’的遭遇。在这个时期以前，已有不信奉国教的精神在蔓延，但现在，这个‘不从国教者’的称号才开始成立……英国教会里仅有的主张清教思想的人，均已纷纷离开。”

    我们可以从班扬的经历中，一窥一个“不从国教者”在这个时期的遭遇和英国宗教政策的反复不定：

    1660年11月，班扬第一次被捕，罪名是“非法聚会罪”。

    1666年班扬被假释。同年7月他因为讲道再次入狱，罪名仍然是“非法聚会罪”。

    这次入狱期间他开始写作《天路历程》。

    1672年，查理二世颁布《宽容宣言》，班扬第二次出狱。班扬所牧养的自由教会取得执照。

    1675年，英国议会取消1672年给不从国教者教会及牧师的执照。约翰照讲道不误，因此第三次入狱。6个月后《天路历程》脱稿，班扬出狱。（见《班扬传》，华夏出版社出版）

    9. 光荣革命

    詹姆斯二世继位后的最初两年，英国再次发生大规模迫害清教徒的活动，詹姆斯二世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天主教国王。

    1688年，英国反对国王詹姆斯二世的人士邀请荷兰执政者威廉来英国执政，这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威廉在接受英国王位的同时，也接受了议会提出的各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1689年 12月16日通过的《权利法案》。这个法案在政治上解决了国王与议会的关系问题，实现了君主立宪。信奉加尔文主义的威廉推动国会通过了《宗教宽容法》,实现了在新教内部,包括英国国教的安立甘宗中的互相宽容。至此，作为一种宗教形态的清教运动结束了，它的精神则在后来的许多宗派中得到继承。

    二、对清教徒运动的总结与反思

    1. 一个彻底革新的教会

    在《清教派和它的起源》一文中，钟马田评论道：清教徒与英国国教内的安立甘派信徒，都是新教的，一直到16世纪末期也都持有加尔文主义思想。但根本的区别在于：“安立甘派‘隐含罗马天主教的色彩’……清教徒致力于教会全面和彻底的改革。起初不过是反对各种仪式和圣衣的规定，后来就发展成对教会教义的质疑。……清教徒不能满意一个仅作部分改革的教会，他们要求的是彻底改革的教会。”

    真正的清教徒如欧文等人“把教会和教会的真理，放在中心的重要地位”。“清教徒主要致力于保持教会的纯正，要成为彻底改革的教会。”

    钟马田说：“我们会为清教徒所表现的其他精神感谢上帝，也为他们所流传下来的伟大教导感谢上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教会的更新摆在中心重要的地位，就是离弃了真正清教徒的心态、目光和精神。”

    清教徒在英国的努力，带来了英国社会的民主化，促进了宪政制度的建立。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清教徒的根本目标。他们所追求的，是按着《圣经》来敬拜上帝和建立教会。

    2. 清教徒与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之一。

    在基督教早期，有300年间不断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而君士坦丁之后，一千余年以降，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宗教改革虽然带来了福音真理的归正，但是各新教国家还是沿续中世纪政教不分的体制。我们知道，即使是伟大的路德改革的结果，德国仍然是政教合一的。加尔文的日内瓦政权与宗教还是紧密相连，但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做的一些事，实际上是申明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在政教分离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实际上是在英国所发生的事。

    追求一个独立于英国政府之外的教会，在清教徒的实践中也是渐进发展出来的。

    起初，在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时代，英国清教徒中的长老派人士持有彻底革新英国教会的理想，但他们还抱着一个统一教会的理想，不曾关注教会对于政治的独立。

    继起的清教徒分离派，进而主张教会对于政权的完全独立。他们实际上是在政权完全不允许的情况下，硬是从国家教会中分离出来。历代清教徒前赴后继变革国教的失败，使清教徒分离主义者走上一条完全将英国教会抛在一边，自己放手建立教会的道路。

    3. 清教徒与宪政

    清教徒们最终的奋斗，一如他们在史克罗比村开始独立聚会时所做的，就是让信仰成为政治权力之外的领域，世俗的权力在这一领域里没有权柄。决定这一领域的是真理和良心的自由。这一领域唯独属于上帝治理的范畴。

    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把信仰从世俗政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了。自有基督教以来，还很少有过这样的情形。

    这样，他们就从后中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硬生生地切出了一块属于天启真理及心灵良知的信仰领域，并且建立了自治的教会。这就根本改变了后中世纪的极权社会形态。其实我粗浅地认为，这也是整个现代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起点。所以称清教徒“不小心挖了专制主义的墙脚”一点都不为过。

    以上是清教徒所追求的信仰自由对于自由的贡献。

    而清教徒对于宪政也是有极大贡献的。

    起初，清教徒在英国所追求的不过是信仰的纯洁。后来，他们发现革新教会的难处，在于背后掌握教会的政治权力。于是他们对世俗当局是否有权力在信仰领域里作决定提出了疑问。

    论到1563年清教徒“体制内改革”失败一事时，钟马田说： “不久以后，清教徒们更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质疑：‘属世而非属教会的权力，是否有权干预这些事情（圣服、教会礼仪）呢？’”这一点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在所谓‘无关紧要的事’上，政府权力的限度是什么？”

    这样，他们从信仰自由追问到了英国政府权力的限度，以及立宪的政府。这方面也许将来更专业的人士可以做更精彩的论述。

    最终，一俟美洲大陆的荒野为他们提供了实践清教精神的机会，他们就将自己在教会体制上的主张完全实践出来。所以钟马田认为，从清教徒的原则看，仅仅革新教义是不够的，还要追求一个彻底革新的教会。

    其实，美洲早期的自由秩序是从清教徒的教会秩序延伸出去的，因此，也可以说清教精神是美洲自由的源头。

    4. 为什么清教徒运动在英国发生？

    一个是政治上的原因，另一个是神学上的原因。

    （1）政治上的原因

    英国宗教改革的起点其实远不及德国。亨利八世不承认罗马教皇是教会的最高领袖，他便自封为英国教会最高元首。我们将看到，他的这一政策为日后一百余年中几代的英国君主所继承，这一英国式的政教合一政策也是清教徒们要面对的最大的艰难。

    既然英国宗教改革的起点是出于政治考虑，真正的教会革新就没有被放在第一位。这导致英国教会内留下了大量的天主教遗风，而在教会体制上也保留了主教制，而主教制格外有利于国王控制教会。

    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改教是一步到位的，在政治的支持下，教会迅速被革新，而各邦的王储成了教会地上的领导。

    但是在，英国的宗教改革是渐进的，既然英国政府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宗教革新的障碍，清教徒最终走向追求教会对于英国政权的完全独立。相比之下，路德得以倚靠德意志的王储们对抗罗马教皇，但这一点也成了路德宗教会的历史包袱，改革后王储们成了教会的最高元首，德国教会至今走不出这一政教合一的阴影。而清教徒自下而上的改革，虽然艰难，却是彻底。这种分别，应该与加尔文神学和路德神学的差异有关。

    （2）神学上的原因

    从16世纪亨利的年代到17世纪的光荣革命，100余年的时间里，英国清教徒中的几代人付上了殉道、流放、监禁的代价才实现了信仰自由。

    是什么激励清教徒走上了这样一条艰难的革新之路？也许我们应当追溯到清教徒自由精神的源头日内瓦。

    先是茨温利，后是日内瓦的加尔文的精神影响了清教徒。

    加尔文主义的核心信条即上帝拥有绝对主权。

    布鲁斯·雪莱的《基督教会史》认为：“加尔文宗强调上帝的主权反过来产生出一种特殊的国家观。路德倾向于认为国家至高无上。”所以路德宗的德意志各公国的统治者们常常有权力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雪莱评论道：“但加尔文教导说，没有人——无论是教宗还是国王——可以要求绝对的权力。……加尔文宗反对君主施行独裁的思想是现代宪政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清教徒的自由精神受惠于加尔文主义的“上帝有至高主权”，因为上帝有至高的主权，所以人间的一切都不是绝对的权威，包括英国政府的政策也需要在《圣经》的权威下受衡量，由此人就从人间专制权威下得到释放。

    人的自由有赖于对上帝至高主权的认识。

    “加尔文认为，教会除了显而易见的世俗事务外，不受世俗政府的支配。另一方面，教会应当服从至高上帝，在属灵事务上引导世俗的当权者。”

    由此可见，政教分离观其实也是从上帝的绝对主权的教义中衍生出来的思想。由此，人间的世俗事务与精神领域的宗教事务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政府在世俗的领域里享有权威，但它的权威不应该延伸到纯粹的宗教事务里面。这其实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

    三、结语

    清教徒在英国100余年的时间里，为信仰付上了许多的代价，所以当他们到了美洲时，他们也深深知道自由的珍贵，100年的苦难已经炼就了他们，使他们珍爱流奶与蜜的美洲新大陆来之不易的自由。

    清教徒在数代人里，把实现教会革新的希望寄托于政权，结果一再遭遇挫折。相信这里面有上帝的美意，也值得我们在当代引以为戒！而清教徒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功是克伦威尔革命，但是，这一革命的成功却成了清教徒运动终结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有许多剧痛的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反思。耶稣基督的教会应当如何谨小慎微地保持属灵的纯粹而防止政治化！

    因为信仰自由被边缘化的清教徒，却比较和平地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自由秩序。今天中国的教会一定程度上也是边缘化的，然而，在中国的家庭教会中，我们却难以看到自由秩序生长的情形。中国教会多大程度上受到本土专制主义及江湖文化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题目。

    清教徒的处境很像今天中国的教会，他们值得我们长久地关注。他们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还很多，也有很多过失与不足。但是，也许我们都会羡慕像他们一样作一个勇敢的人，从他们“彻底革新”的精神中受激励。

    ________________

    注释：

    注一： 此处及以下两处“五月花号”历史引自网络文章《美国宪政的超验之维——追溯美国立国的圣经根源》。

    注二： 钟马田：《清教派和它的起源》，见钟马田：《清教徒的脚踪》，香港，以琳出版社，1993年。以下钟马田论点都引自该文。

    注三：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3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注四： 网上文章《美国宪政的超验之维——追溯美国立国的圣经根源》。

    《班扬传》，萨姆·韦尔曼著，朱文丽译，华夏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