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上帝安排的通信

上帝安排的通信
发表于：2012-11-26 17:58:26


         昆西，是一个听着耳熟的词。它是一个地名，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昆西海湾；它是一个小镇的名字，小镇在昆西海湾的南岸，因海湾而得名，距离波士顿只有7英里；它也是一个人名，因诞生在昆西小镇，就由同样诞生在这里的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们父子又使得小城名扬美国，声名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他们是美国历史上很少出现的父子总统——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六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昆西是一个美丽的小城。对于外来的旅行者，它几乎在竭力满足你所有的期待：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宁静的住宅街区，和浪花拍打着的海岸风景。除了亚当斯父子，因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任大陆会议主席，而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美国“真正的第一总统”的约翰·汉考克，也诞生在这里。所以，昆西也被人们称作“总统城”。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昆西还是一个俭朴的小镇。他们不仅诞生在这里，短短4年的总统任期一过，他们回归平民，也长久地生活在昆西的老屋，乡土乡情。

　　今天，约翰·亚当斯的座椅还保存着。翻过这把椅子来，可以看到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这是他去世那天，他的儿子昆西·亚当斯写的，他郑重记下“父亲于1826年7月4日坐在这把椅子上去世”，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后亲手贴了上去。这个细节，让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当年的亚当斯父子情深，也看到了昆西·亚当斯几乎成为本能的历史感。他记录了这个历史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美国历史上最让人惊异的一个传奇。

　　一、战友

　　美国革命发起于北方的马萨诸塞州，亚当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领导人。当时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就像不同的国家一样，在心理上彼此也有很大阻隔。亚当斯看到，没有南方的弗吉尼亚州的全力参与，美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议会期间，正是在约翰·亚当斯的提议和促成下，来自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队总司令。一年以后，又是约翰·亚当斯的极力举荐，来自弗吉尼亚的安静寡言的托马斯·杰弗逊，得以参加以亚当斯为首的五人起草小组，并且执笔起草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重要的文献——《独立宣言》。这一文一武两个弗吉尼亚人后来的声誉，都远远超过了亚当斯本人。

　　托马斯·杰弗逊，是这群建国者中的年轻人。在年龄上，他比亚当斯他们小了十来岁，在政治参与上晚了二十来年，也就是比约翰·亚当斯几乎晚了整整一代。他当时的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杰弗逊善于思考和归纳，写作表达能力很强。他在美国《独立宣言》的起首所写下的：“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简洁、清晰和强烈，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然而，以后的人们几乎都淡忘了，由于当时他年轻资历浅，假若不是约翰·亚当斯的竭力举荐，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机会负此重任。

　　独立战争期间，亚当斯和杰弗逊曾经同时出使欧洲，他们俩不仅有革命事业中结下的友谊，两个家庭在欧洲也有许多私人交往，有了家庭间的友情。

　　独立战争胜利后，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是他的副总统。在只有4个人组成的内阁里，托马斯·杰弗逊被任命为国务卿。他们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联邦制的共和体制的大国，而他们这几个人，是创建这一丰功伟绩的患难战友。

　　二、分裂

　　建国以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开始浮出水面。

　　来自北方的亚当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秉持当时占主导的联邦主义观点，认为新生共和国的生存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保卫国家。为此，这种权力必须稳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里。他对“法国大革命”取怀疑和谴责的态度，对政治上的平民倾向抱持怀疑和警惕。他是务实的、怀疑的，他主张精英治国。

　　而来自南方的杰弗逊，一辈子没有在平民中生活过，却是一个主张平民权利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都是各州出让给中央的，最重要的权力应该是在州政府手里，在民众手里。他赞美“法国大革命”，称赞普通农夫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的性格是热情的、浪漫的，他主张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平民政治。

　　1796年，乔治·华盛顿发表《告别演说》，坚辞连任总统，回归故里。糟糕的是，按照当时的选举规则，正副总统是由总统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个人分别担任。1796年大选，亚当斯当选为总统，而和他政见不合的杰弗逊成了他的副总统。治国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离，尤其是政治活动中的个人作为，损害了他们之间长久的私人友谊。这一对总统和副总统，在内政外交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上都针锋相对。

　　1798年，为了强化政府地位，总统亚当斯利用联邦主义者在国会占多数的有利条件，通过了《外国人和反颠覆法》。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的针对新闻界和言论的法律。副总统杰弗逊认为，这个法律是对美国革命理想的背叛。他发动和策划了《肯塔基决议》和《弗吉尼亚决议》，在州一级对抗联邦的这一法律。到1800年大选的时候，亚当斯和杰弗逊的决裂已经公开化。杰弗逊组织了反对联邦主义的民主共和党，在竞选期间，利用报纸抨击亚当斯的治国方略是对美国自由理想的背信弃义。使亚当斯感到倍受伤害的是，这种攻击涉及他的个人品德和人格，这在当时他们这些保持着古典绅士荣誉感的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而且他知道，站在这种攻击后面的人中，有当年他极力提携的杰弗逊。

　　1800年，由于《反颠覆法》侵犯民众新闻言论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满，亚当斯在大选中败北，他的政敌杰弗逊上台。杰弗逊上台后立即废除了《反颠覆法》。在前任已经打下基础的政府制度框架下，杰弗逊开始了民主化进程。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杰弗逊民主时代”开始了。杰弗逊的观点一时风行，相比之下，亚当斯似乎就是以治国理念错误而下台的。而亚当斯却痛感，民众抛弃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宣誓就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或许有所触动，向亚当斯一方发出了和解的信息，他说：“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我们也都是共和党人。”可是，亚当斯已经听不到杰弗逊的呼吁——这个时候，他的马车正孤独地颠簸在回到北方昆西小镇的路上。他没有出席继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他的心已经碎了。

　　三、重归

　　约翰·亚当斯回到昆西的时候，沮丧而愤懑。可是，他与杰弗逊两人仍然怀着老友之间复杂的感情，私人关系并没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4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双方内心的不满被挑开，两个多年好友终于断绝来往。事情起于约翰·亚当斯的夫人安比凯的一封信。

　　1804年，杰弗逊的女儿玛丽亚难产去世。亚当斯夫人给杰弗逊写了一封悼念信，虽然她的心情是复杂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开笔，直至心中强烈的感情冲破这些阻碍。”她回忆了多年前，他们两家在出使欧洲期间的日子，是她最好的时光，也回想到9岁的玛丽亚初到伦敦的情景，表达了自己对玛丽亚去世的哀痛。安比凯的感情是真实的，在玛丽亚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杰弗逊的恩怨放在一边，无法抑制地想对杰弗逊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她发出这封信，并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

　　杰弗逊收到这封信，把它看作是整个亚当斯家庭在寻求和解。他也想抓住这个机会，于是立即给安比凯回信。本来，这确实可以是一个和解的契机，可是，也许因为真正和解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杰弗逊把这封信写成了对自己的政治辩解。他回忆了自己和亚当斯之间长久政治合作的友谊，却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他们尽管在大选期间相互反对，可是“我们从未挡对方的路”。杰弗逊这是为自己在1800年选举中的作为辩护，同时他提到，“友谊需要原谅一些事情”，他表示对亚当斯做错的事情已经能够原谅，并且恢复对于亚当斯的敬重。这些政治议题的引入，毁了这个和解机会。

　　杰弗逊的信在安比凯眼中显然是在颠倒是非。一旦起于旧友感念的通信成为政治是非的争执，原来压下的怒火开始上升。于是，在亚当斯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番通信演成一场恶性循环。当亚当斯最后读到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和杰弗逊之间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些年里，杰弗逊是忙碌的。他连续担任了两届8年的总统。前4年比较顺利，特别是他一手操作的“路易斯安纳购地案”，使美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而后4年屡屡受挫，他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暴露出管理上的捉襟见肘。1808年大选，杰弗逊卸任。回归弗吉尼亚故里以后，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是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思考、写作，创办“弗吉尼亚大学”，并亲自设计和监督建造弗吉尼亚大学校舍，还设计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国行进在他开创的民主化进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写作把这种民主化理念表达得最有条理，最容易被所有人理解和接受，他的声誉也节节上升。

　　与此同时，亚当斯却痛苦不堪。他不善写作，过度的激愤又搅乱了他的思路。他一直在试着写他的自传。他认为杰弗逊的历史回忆是迎合人们的喜爱而写，他的记录才是真实的。他要写出美国革命时期的真相，写出联邦主义者对美国初期制度建设的深谋远虑和不可否认的功绩，写出历史人物的缺点，历史中发生的错误。可是，他在昆西的老屋里如困兽般徘徊，越急于澄清事实越笔头混乱。结果，他的自传始终只是一大堆零乱的笔记。

　　在这些年里，除了家人，给予亚当斯最大安慰的，是他的另一位老朋友，美国《独立宣言》的另一位签署者，本杰明·拉什。拉什是一个医生和医学教授。作为一个开国者，他自然是亚当斯和杰弗逊两人共同的朋友。他在亚当斯最痛苦的日子里，持续不断地和他通信。对于亚当斯，拉什是一个最合适的疗伤者，他们讨论历史和对于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时事和政局的看法。

　　1809年，拉什在给亚当斯的信中，描绘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奇妙的一个梦。他梦到亚当斯写了一封短信给杰弗逊，祝贺他终于能够从公职上退休。然后杰弗逊回了一封充满善意的信。他梦到在此后的在几年里，亚当斯和杰弗逊相互通信，对他们犯过的错误有所认识，分享美国革命的成果，并且弥合了他们众所周知的友谊。他甚至梦到了他们的死亡：他们俩满载人们的赞誉，双双同时沉入坟墓。

　　亚当斯立即回信表示这不过是梦，他不打算照梦里的做。

　　拉什把自己的梦境又写给了杰弗逊。并建议杰弗逊采取主动。可是，杰弗逊也没有这样做。也许他认为，自己当初给亚当斯夫人的信，就是一个弥合的动作，可是结果却并不好。

　　两年之后，1811年，亚当斯向来访的一个朋友，表达了自己对杰弗逊的友情，他表示，自己与杰弗逊之间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分歧，从来没有扼杀他对杰弗逊的感情。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杰弗逊闻讯之后，立即向拉什写信，表达了他对亚当斯以往政治判断力的敬佩。亚当斯在当年圣诞节给拉什的信中，全面阐述了自己和杰弗逊的政治分歧。此时，他已经能够控制自己，语气幽默而平和。在美国第一代建国者之间，分歧的“火焰仍在燃烧，火山的喷发却终于减弱了。”

　　几天后的1812年元旦，亚当斯走了关键的一步。他给杰弗逊寄出了一封信，说是要给杰弗逊寄两块“家织的土布”作为礼物。杰弗逊收到的时候，才发现那是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最近出版的两卷著作。

　　最激动的就是拉什了，他马上给亚当斯写信，“我很高兴您和您的老朋友杰弗逊先生终于能够恢复联系。我把你们看作是美国革命的南极和北极。一些人谈论过，一些人写过，还有一些人为美国的改进和建设战斗过，而您和杰弗逊先生却为我们大家思想过。”亚当斯在回信中开玩笑地揶揄说，“您的梦实现了……您的预言实现了！您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此，在此后的14年里，北方马萨诸塞州的海边小镇昆西，和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杰弗逊庄园之间，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通信。

　　四、通信

　　整整14个春秋，美国的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在各自的家里，用笔，用信纸，回顾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破天荒的经历和功绩。他们所达到的人生辉煌，几乎无人可以企及。现在，他们都老了，都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有现实政治的考虑，个人荣辱也日渐轻淡。来日无多，可是他们都理解他们对历史、对后代的责任。亚当斯在信里对杰弗逊说，在我们互相把自己的思想交代清楚以前，我们可不能死。

　　就这样，整整14年，在连接南北方的小路上，邮差的马车传递着两位离职总统的通信。正如拉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和杰弗逊是真正在为美国“思想”的人，可是在立国理念和治国方略上，他们又确实是美国的“南极”和“北极”。他们在通信里，对美国独立和建国最初几十年里遇到的各种问题，各个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做出理性的回顾、交流和争论。杰弗逊一再地阐述了他的民主理想，坚信美国和全世界都将走在民主的道路上。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在判断法国革命的时候犯了错误，共和党和他本人都在亚当斯任总统期间使用政治手段，伤害了亚当斯总统的信誉。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终于说，他为此感到抱歉。

　　亚当斯和杰弗逊讨论着具体的政策，也讨论他们最大的分歧——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他们各自的阐述，成为美国民主制度宝贵的思想遗产。直至今日，美国民主制度的历史，仍然是在这两种理论遗产之间，寻求平衡。杰弗逊的平民民主理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价值观；而到20世纪下半叶，默默无闻了一个世纪的亚当斯的思想，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越来越重视亚当斯当年对政治现实准确而深刻的观察判断。

　　两个开国功臣、两个不同观点的政治家、两个卸任总统，就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和恩怨。他们用这些书信向后代表明，功绩可以不是资本，权力可以不是私产，政治对手可以不是死敌，政治家可以仍然是光明磊落的有道德的绅士，政治理念和实践之对错可以公开讨论，政治可以不是肮脏的交易。两位总统用14年里的158封信，开创了美国总统离任后用回忆录形式阐述理念、总结经验，为后代留下政治遗产的传统。

　　五、奇迹

　　写着写着，渐渐地，环顾四周，他们发现自己几乎已经是美国革命那一代的“仅存硕果”了。杰弗逊在给亚当斯的信里写道，回望一生，“就像回望一个战场，所有的人，所有人都死了；而我们孤伶伶地活着，活在新一代中间。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晚年的最后岁月，他们之间的友谊，成了相互最温馨的慰籍。

　　1826年，美国独立50周年。在这一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仅有3人还活在世间。除了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之外，只有马里兰州的查尔斯·卡罗了。
         在筹备庆祝国庆50周年的时候，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人们分别向杰弗逊和亚当斯发出邀请，可是两位老人的健康都不允许他们出席任何公众场合了。杰弗逊用几天的时间，为报纸写下了他对建国50年的总结。他的思路仍然清晰，文笔仍然优美而简洁，民主信念仍然坚定。他阐述了他对大众权利和民众自治的信心，坚信“大众不是生来就在背上背着鞍子，让一小群穿靴子的人驱使的”。在昆西小镇，衰老的亚当斯为庆祝国庆而建议，为永远独立而干杯！

　　7月3日傍晚，托马斯·杰弗逊突然昏迷。他的最后一句话是问身边的医生和家人：“今天是4号了吗？”他的生命在昏迷中顽强地坚持，似乎是在等待一个命定的时刻。第二天，午后不久，这位卸任总统终于停止了呼吸。50年前的这一刻，美国的一代开国者正开始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上签字。几乎就在杰弗逊死去的同一时刻，远在北方的昆西小镇，约翰·亚当斯坐在椅子上突然中风，失去知觉。下午，约翰·亚当斯去世。50年前的这一刻，美利坚合众国正式诞生了！

　　《独立宣言》的两位催生者，美国政治理念的两位奠基者，美国治国方略的两位开创者，在《独立宣言》诞生50周年的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相隔不到5小时。多年前他们的好友拉什的梦，竟然成了现实。没有哪个大胆的幻想家，敢于幻想出这样的巧合。面对如此神迹，让人不得不疑惑，这似乎是上帝在传达一个信息：后来的美国治国者，须在杰弗逊和亚当斯的思想之间，在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方为吉祥平安的自由之路。


转载自：凯迪网络

钱理群：为政治服务的“于丹现象”

作者: 钱理群


　　于丹的《〈论语〉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而一味诱惑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具有尖锐的政治性。

　　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语》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界、学界的反应。有著名学者公开表示支持和赞赏，认为“她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普及了《论语》等经典，使国人有了类似《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的东西”（《南方周末》2007年3月22日）。更有许多学者持“宽容”态度，认为儒学的普及与通俗化也自有意义。但也有尖锐的批评，主要是指其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识性错误，其中“十博士”的申讨，更是引人注目。

　　随着讨论的深入，就有人指出：“于丹的要害不在知识，而在思想。”（吴迪《笑谈于丹》，《中国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说，于丹通过她对《论语》的讲解，要向中国的普通观众、读者普及什么样的思想、观念，而这样的思想灌输在当今中国的现实中又会起到什么作用，这才是关键所在。

　　于是，就注意到了于丹对《论语》的一个总体性的理解和评介：“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这大概也是她的《〈论语〉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扬什么样的快乐观、幸福观呢？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并由此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如一位批评者所说：“这就当然与社会的公正与否无关”，“与政府的清明与腐败无关”，“只要多向内看‘心灵’，不要看外界太多”，“为柴米油盐的缺少而忧心的弱势群体就会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里去？！》，《书屋》，2007年第5期）。可惜于丹的幸福说教并不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据零点公司调查，“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国民幸福总值由六类要素——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构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所有这些更带根本性的本应由政府承担、提供的幸福指标现在都被于丹一句“与内心相连”轻而易举地消解了。

　　还有，她要劝说人们怎样去“适应”她所说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样的“个人坐标”呢？于丹说：“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许凭我们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但我们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怎样改变？于丹说：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平静应对”现实一切社会不公和处世艰难，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这也正是于丹为中国老百姓设计的“个人坐标”。——这又是怎样一种“秩序”呢？这正是鲁迅早已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烦恼都自动地在内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制”，于是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也就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这正是要害所在。于丹的《〈论语〉心得》其实就是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所说的“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却偏要向民众灌输，其作用就是“叫卖精神安慰剂”（吴迪《笑谈于丹》）。而且在为当权者着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过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学者所说，孔夫子虽也为统治者着想，但他的立足点是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让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论的重心是向统治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他之所以不为各国统治者所容，最后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而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这样，于丹的解说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把《论语》“去政治化”，但“她的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贝淡林《〈论语〉的去政治化》），也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于丹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化现象，也不单是一个思想文化现象，而同时具有尖锐的政治性。也就是说，这是通过媒体的炒作，实现的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就媒体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在市场上获取经济收人，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转引自吴迪《笑谈于丹》）。因此，于丹的“大红大紫”是有一个过程的：开始只是红极于媒体，具有更多的商业化色彩；以后，就逐渐为各级政府所关注，也就是逐渐地政治化了。

　　我们在考察2007年所出现的有关孔夫子的当下命运的各种高论中，都发现了知识分子和体制的暧昧关系，于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现行权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就禁不住要像鲁迅那样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头羊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要把中国老百姓引“往哪里去”？

来源:《观察》

11/26/2012 - 11:10

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技术商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殊途同归
作者：钛媒体TMTpost

    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民主化进程史，二者可谓殊途同归，相互依存。

    新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交网络等新兴科技的商业化繁荣，再一次验证了美国现代民主的必然。

    从信息技术最初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巧妙运用，到推动美国民主政治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看到信息技术的商业化，与美国民主化历史可谓殊途同归，互相依存。钛媒体TMTpost编辑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梳理了美国信息技术商业史与美国民主化进程史，两条路线的发展与跨越平行，但每一次信息革命都呈现出民主阶段的不同特点。

    最早实践应用可以追溯到1787年，美国人A·汉密尔顿在公众演讲中首次向美国各州宣传宪法预备案的优越性，为了维护联邦权力，他前后花了两天时间，在4家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

    当时汉密尔顿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政治信息的分布与健全的民主息息相关，但他发现即使是在很小规模的民主政体中，想要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建立直接互通的通信渠道依然非常艰难，通常情况下，传播政治信息需要一部分消息灵通的公民通过公共出版物来获取信息，然后参与政府事务，互相通信，接着，那些消息不够灵通的公民通过他们来获取信息，因此，哪怕在一个很小的政体内，政治通信和信息流动总会存在一个中间媒介，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对于任何规模政体都适用的中介信息流，就将成为解决规模问题的基础。

    传递政治信息的重任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先后由当面交流、车马交通、电报、电话、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担负，而很多时候，由其中的几项共同承担。

    第一次信息革命：

    从一分钱报纸的出现，到邮局和报社共同体的政治通信系统

    第一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此前，信息传播依然局限在面对面接触和缓慢的人力传送，导致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隔绝，彼此都无法很好地理解对方。事实上，当时已经存在了基本的邮政服务。

    1790年，全美有75个邮局，每年处理30万封邮件，也就是说，在美国，每个邮局管理43000人，平均每人每年寄出0.1封信。可想而知，这种邮政服务对于信息传播的效率几乎为零。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由于大规模建设邮件设施，全美新建了13000多个邮局，每1000人享有一个邮局，每年处理4000万封信。在50年内，邮政服务增长了两个数量级。从此，各类信息在全国得以可靠地传播。

    与此同时，美国报纸产业也发生了巨变。起初，美国报纸分为两类，商业报纸和政治报纸，主要为商人和其他精英的利益而办。直到“一分钱”报纸的出现，这种办报局面被改变。这种报纸标价为一分钱，是当时其他传统报纸价格的1/6，内容包括社会新闻、社区活动新闻、犯罪新闻，特别的是，它们不仅报道政治事件，还会写下自己对政治议题和公众事务的观点。这也是一次打破旧有商业格局的新商业模式的尝试。

    1836年的一期《费城公众记录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这样描述：

    “在纽约和布鲁克林这样有着300000人口的城市里，一分钱报的日流通量不低于70000份。这个数量几乎等于这两个城市里每个成年男子和年纪大到会阅读的男孩手上都有一份报纸。这些报纸在每个大街小巷里，在每个宾馆、酒家、会计所、商店里。每个码头搬运工、贩夫走卒，只要他们不是在工作，就能看到他们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于是，邮局和报社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通信系统，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超远以前。它们向公民提供其他公民和政府的信息，建立了一个政府了解公民、与之通信的通道——这也是民主的三个基本信息任务。随着这种政治媒介的变化，白种男性公民爆发了极大的参与热情，选民资格标准也不断下降，投票参与度爆炸性增长，从1820年的10%增加到1840年的80%。与此同时，各州也在为总统大选制定普通选举制度：让选民间接投票选举总统。党派官员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宣布会议，刊登政治性聚众活动；同时，报纸也刊登民众组织会议和活动。这种活力十足的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影响了公众对自身的理解，公众对精英的政治服从开始减退，认识到自己在民主中相当于精英的角色。

    第二次信息革命:

    游说形式获得发展

    第二次信息革命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此时的美国民主系统复杂度快速增加，政策议程扩张，政治制度延伸并变得专业化，选举工具不断完善，私人团体急剧增加，选民数量也大幅提高。

    面对这种信息扩张，无论是党派还是报纸，都无法满足新条件下政治参与者对政治信息通信的大部分要求。政府的复杂度大大超出了报纸的报道能力，报纸无法提供关于新议程进展、国会议案、政治家的立场和意图、新协会团体利益等各方面的信息。

    对于政党和政府官员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广大选民的意愿，但与其通过和政治利益多样、政治信息分散的各个党派来获知民众的意愿，不如直接与意愿清晰、表达明确的集团交流。于是，游说作为合乎需求的一种形式慢慢获得了发展。

    尽管在1874年，最高法院规定在国会之前的任何授权代理律师或者代理机构来代表客户的合同都是无效的，即对“游说”服务说不，但随着商界和官方的需求增强，游说最后依然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接受的职业行为，“草根游说”也获得了发展。新的游说不仅是政治战略，也是一个向公众领域的导向，各个团体成立自己的新闻办公室，参与公共教育活动，向政府官员直接提供信息。

    A·科拉迪托（Aileen Kradito）描写女性团体：

    妇女们开会，发表声明，参加法律听证会，编辑报纸，分发宣传单，都是为了说服男人为她们投票。到了世纪更替之时，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在“新闻办”之余还建立了“信息办公室”。

    第三次信息革命：

    大众商业媒体的崛起催生政治个人秀

    第三次信息革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这一时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大众商业化媒体，诸如广播、电视的崛起，它们对政党、对政治人物、对利益集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广播开始，这些媒介应用可以在政治家和公民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而不需要任何党派组织。新技术取代了传统的党派服务，让候选人可以更好地进行通信和动员，政党在选举政治中渐渐隐退。国会候选人不再需要党派组织的支持来赢得职位，之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总统竞选中。当然，这种绕开党派组织的做法主要发生在地方和州的级别。

    江湖医生J.布瑞克利（John Brinkley）的广播节目有很多听众，在1930年堪萨斯州州长的竞选中，他本来不在竞选名单上，但由于他的电台影响力，在差额候选中，有近30%的选民都填了他的名字把票投给了他。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发现个人的、以竞选者为基础的组织与党派委员会相比，可以更加合理地利用新媒体，于是，政治特别是政治选举逐渐演变为政治人物的个人秀。

    1845年，纽约市长候选人J.海兰（John F.Hylan）作了公认的第一场广播竞选演讲。C.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是第一位经常利用并且善于利用广播的总统。1952年总统选举期间，R.尼克松第一次利用电视播报了“查克”（Checkers）演讲，这也是第一次以电视为基础的面向大众的政治通信。一年之后，当D.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电视上发表就职演讲时，已经拥有了7500万观众，电视已经成为了政治传播的新力量。

    大众媒体的发展对利益集团而言是挑战。尽管媒体的发展为利益集团的活动提供了更为多样的宣传形式，但他们在和大多数派之间的较量中有时却不得不让步。毫无疑问的是，作为拥有强大财政资源的信息专家，集团通常比普通政党和大众更加了解政府，也有更强的力量来承担监控立法者的行为与立法者通信的成本。但是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比赛的机制，当一个议题能够引起大众关注时，政府官员会更青睐民众的利益诉求，哪怕会牺牲掉一些利益集团。

    第四次信息革命：

    能否改变“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信息革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网络的发展将促进政治民主，但以《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一书观点来看，互联网和政治参与水平之间的联系似乎还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据证明。

    可以承认的是，互联网的信息开放让精英们通过新手段传播和获取信息，为市民们彼此之间进行确认和交流提供可能性，同时也保存了历史信息。由于互联网的观众与直接暴露在政治信息下的观众有很大不同，至少浏览政治信息网页的网民是基于对政治的浓厚兴趣才主动到网上寻找信息并参与互动的，因此在与支持者互动方面，互联网具有真正的价值。对于互联网来说，相比于劝说那些摇摆分子，推动支持者更多地参与反而更为有效。

    但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新鲜感的褪去以及互联网上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夺，有效地使用信息技术也不再便宜了。

    以美国竞选网站为例，竞选网站花费了10年的时间从一个新事物发展到了竞选的标准组件，同时，它的身价也翻了几番。在1998年，候选人要建立一个网站需要5000美元或稍微少些，而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网站则需要花费10倍于这个的价格，但两年之后，最好的网站花费则可以达到几十万美元。尽管和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互联网的进入门槛不高，但金钱的力量依然非常明显。而和传统媒体的宣传相比，竞选团队们更擅长于通过各种方式精确使用那些几十年的策略。

    对于规模小没有多少资源的组织，信息技术可以在一定情况下替代金钱和人员，使得到捐赠不多或很少的团体也可以像拥有很多资源的团体一样参与政治；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组织也通过开发低成本的信息交流途径来拓展它们的影响范围。《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的这句话或者可以概括为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最大优势。

    近年来忽然火热起来的社交媒体，诸如Facebook，Twitter让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推动和普及美国现代民主的绝佳网络产品。至少，在美国的媒体都被大财团垄断的情况下，Facebook和Twitter还是抢占回了一点自己声音的地盘，打破了美国财团对美国选举的垄断。

    但对于匿名制的网络世界，目前似乎还没有人能够准确掌握舆论的规律，在社交媒体上谈论政治，从不同环境中涌来的网民总是具有将严肃话题极端化或者娱乐化或者轻描淡写化的本领。

    以这次美国大选为例，竞选中的任何小插曲都被社交网络成倍放大。诸如，在罗姆尼和奥巴马的第二场辩论中，罗姆尼说自己当选州长以后，会要求手下找来一档案夹（Binder）的女性职员资料进行选择以示自己对妇女的重视。此言一出，Twitter上“Binder full of women”（满档案夹女人）就成为了热门话题，一时之间贻笑大方。

    11月7日，《商业周刊》报道，社交媒体在2012年美国大选中发挥了异常巨大的作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在今天这个大选日有30%登记选民的朋友或家人通过社交媒体鼓动他们投票支持奥巴马或者罗姆尼，同时，有20%的登记选民在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发问鼓动他人投票。5天之前，皮尤的另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社交网站上消极评论量高于积极评论，但皮尤并未对社交网站对政治的实质影响给出判断。

中国的盗贼政体－－Kleptocracy

中国的盗贼政体－－Kleptocracy

作者:杨非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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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将国家的政体分为多种形式，其政体的词根是希腊文的“κρ?το? kratos”即英文的“power”，后音译为“cracy”，故民主政体为democracy （dêmos+kratos，民众+统治)，贵族政体为aristocracy (aristos+kratos ，精英+统治）。近代，人们在描述一些国家的独裁者利用国家权力中饱私囊的时候，比如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贪腐政治，根据希腊文创造了“盗贼政体”一词：Kleptocracy。这里Klepto 就是希腊文的kleptēs, 指的是盗贼（thief）。

薄熙来事件以后，西方已经有人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列为盗贼统治政体。澳大利亚的约翰-贺普丁（John Hempton）首先在2012年6月10日在其博客发表了“中国盗贼政体的微观经济学”一文（The Macroeconomics of Chinese kleptocracy）。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国盗贼政体的经济来源。约翰·贺普丁是个投资分析师，所以他并没有从政治学的层面来分析中国的盗贼政体，但是他却在开篇点名“中国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盗贼政体”。他的这篇博文在英文媒体里被广泛转载。

在《纽约时报》登出了关于温家宝家人占有大量财富的报道以后，人们恐怕更有理由相信中国现在就是由一群盗贼们在统治。

首先，贪腐在中国的政府机构是普遍性的。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无官不贪。中央九常委中，现在只是公开报道了温家宝的家人巨大财富问题，那么其他八位会那么干净吗？中央政治局里有薄熙来的贪腐和家人因财谋杀的大案子，中央领导人中最近还暴露出令计划的贪腐问题；部级干部中有近来当局自己惩处的干部有铁道部长刘志军；从地方上来看，最近又抖露出，广东的一个小小城管局长居然有几十套房子。从九个“集体总统”到部级、省级一直到乡级，有几个干部不贪腐？

其次，贪腐是制度性的。从人事制度来看，干部的选拔没有民众的参与，各级干部的选拨有明显的裙带关系。现在中国官场有一个“卖身做家奴”的新鲜说法，即低级干部要往上爬，只有给其直接的上级做家奴。当然这个“家奴”非奴隶社会里的奴隶，而是指绝对效忠的概念。从反腐败制度的机制来看，中共当局还只是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种自查制度，但其连一个官员登记财产的“阳光法”都不能出台。不制定“阳光法”就是为了保护一大批现在不法拥有财富的官员。从经济体制来看，代表社会主义特点的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多被所谓的“红二代”掌控。在这个掌控过程中，他们不知鲸吞了多少国有财产。

再次，贪腐是社会性的。贪腐无处不在，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各种职务优势而产生的贪腐文化。凡有权力的都要用尽、用光、用到极致。医生、幼儿园老师、大中小学的老师都可以利用其职务优势成为贪腐分子。没有权力或职务优势的，则设法去买、去骗。

最后，中国的贪腐有军队的保驾护航，有法院、武警、国安和国保的参与和支持，还有电视台和报纸等为其唱假和掩盖。

当然，这种盗贼统治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发展，没有钱，盗贼也没得抢的。这是今天盗贼统治的“黑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约翰·贺普丁在其博文中对这个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做了初步的分析，其中他提到“剥夺农民”是其来源之一，即经济的发展依赖着大批的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活标准都极其低下。他还分析了一胎化是储蓄来源，也是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之一；还有破坏资源、抢夺民房搞开发都是这种盗贼统治的财政来源。他们这种盗贼的统治方式已经侵染到国际社会，所以西方人开始担心害怕了。

今日中国的盗贼政体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制度有很大的差别。过去的皇权虽然也有普遍的贪腐问题，但那是瞒着皇帝的暗下勾当。皇上本身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朕即家，所以天子没有必要贪腐。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毛本人就是世界的救星，比神还大，他自己恐怕是不知银两的。我们知道他唯一的私人财产是通过国家机器发行的各种毛选的稿费，对毛本人来说，他也就使用过有限的几次。因此毛时代，干部基本是廉洁的，其原因除了经济不发展外，主要是毛和他的高层领导们有特权和终身制的保障，因此无需贪腐。

今天的中国政治，不再是个人终生独裁统治，而是寡头集团换届轮换制，因此他们要在任期内获取最大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当下众人皆知的政治现实。

中国今天的盗贼政体和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贪腐政治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裁统治不一样。当年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独裁统治被称之为盗贼政府，仅是他家族的问题，菲律宾远没有烂到中国今天这个地步。中国今天的贪腐，如同上面所述，已经具有普遍性、制度性和全社会性。

中国的盗贼统治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一两个暴君的统治，而是中共领导集团利用其国家机器集体地抢夺人民的财产的统治方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罕见的政体。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就是这种盗贼统治模式。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11-02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