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基督教与佛教的重大区别

索引：佛教徒出家，或吃斋念佛，集功德，原因都是为离苦得乐。修修来生，或图往生西方。出发点，并不是想到罪的问题，只想到苦的问题。此又与基督教不同，基督教叫人头一件想到罪的问题，倒并不一定要离苦，甚至要甘心乐意吃苦，背十字架，在家庭中、在社会中，爱人、服事人。

一、基督教有上帝；佛教拜多神，或无神。

一切宗教皆有信仰，就是最低级的宗教有时也十分虔诚；但重要的问题不是你有信仰，乃是你所信仰的是谁？因为你所敬拜的神不同，你的生命人格、思想、生活、受用也随之而异。青年人实在要谨慎选择他的宗教、比选择职业、婚姻更重要。佛教在敬拜上，实在够虔诚，只可惜敬拜多神。

而且那些神皆不是神。近年来新佛教有所觉悟，只敬拜释迦、阿弥陀佛、及观音菩萨；可惜这叁位也不是神。观世音菩萨尚在修行地位，阿 陀佛不过是千亿万佛之一。佛教中最尊贵者，当推释迦佛，但释迦佛也不是神。他并未叫人把他当神来敬拜。佛与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

按佛学说：禽兽也可成佛。彻底说来，佛教是无神可敬拜的。结果，佛教祖师把佛像劈开烧火。自己就是佛，自己就是宇宙间最高大的。可怜，却不知道自己的渺小、微不足道、有多样的软弱、低能。基督教则不然，上帝即在古时藉着众先知，晓谕人类，虽然在各民族，深浅不同，先知所知道的有限，但在这末世，藉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启示於世人（来１：１）。这位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上帝──耶和华，不但是真理，太初的道，自有永有，而且是最高权能、智慧、仁爱、圣洁、公义、有位格的独一真神，这才是人类所应当敬拜的。


二、基督教看世界是上帝所创造，有计划，有目的的；佛教看世界是因缘和合，四大皆空，无计划、无目的的。

佛教看这阎浮提娑婆世界，众苦充满，都是由於一切众生业感而来，果报而来，故佛教徒看不出被造之物、大自然界之美，及上帝创造之恩典。基督徒则不然，以为世界万物俱是天父上帝所创造，奇伟美丽无比，其中蕴藏财宝丰富，用之不尽，取之不竭。人苟能灵能眼开了，则无论太空宇宙之大，原子之小，处处皆可见到上帝创造之奥妙。吾人对於山水花鸟，音乐美术，在在皆可寄情欣赏．因为这一切，皆是天父上帝为人类预备的。


三、基督教看人生是乐观的；佛教看人生是痛苦烦恼的。

佛教看人生有八苦，故不愿来生再做人；基督教则不然，无论音乐、美术、科学，皆应努力研究。家庭、社会、世界，皆要努力服务。以为愈能做得多，愈能荣耀上帝。


四、基督教看人与禽兽有分别；佛教看众生平等。

佛教之所谓众生，是指胎，卵，湿，化一切生物。佛教又谓一切众生六道轮回。所以不敢吃牛猪鸡鸭，以为恐怕是祖宗投胎，吃到了自己的祖宗。纵然不是祖宗投的胎，也不可吃。因为一切众生，佛性平等，杀一众生，来生要投为牛猪鸡鸭被杀，以偿还业报。故有买鱼投之江河以放生，买猪牛送到庙中去养老。基督教则主张；人与兽之间是大有分别的，上帝创造万物之时，唯有人有上帝的形象（品格），唯人有上帝的灵气（Pueuma）。其馀一切生物，只不过有魂（Psyche），有血气生命而已。佛教徒时常批评基督教的爱狭小，只爱人，而不爱禽兽。其实不然，应该说：佛教的爱不正确，过份注重禽兽，而了忽略爱人之特殊。


五、基督教劝人信耶稣，出发点是赦罪得救；佛教劝人信佛修行，出发点是离苦得乐

佛教徒出家，或吃斋念佛，集功德，原因都是为离苦得乐。修修来生，或图往生西方。出发点，并不是想到罪的问题，只想到苦的问题。此又与基督教不同，基督教叫人头一件想到罪的问题，倒并不一定要离苦，甚至要甘心乐意吃苦，背十字架，在家庭中、在社会中，爱人、服事人。


六、基督教有救恩；佛教讲因果。

这是基佛二教最大区别，释迦佛只是教主、导师，指示人离苦得乐，教导人自已修行之方法。他并未说：我能代替众生担罪，只要信我就得救。耶稣则不然，圣经清楚地说：我的宝血，是为你们的罪流出来，使罪得赦（太廿六28）．信的人就有永生（约叁15）。


七、基督教的究竟是永生；佛教的归宿是涅盘。

佛教修行之目的，是在乎八涅盘。涅盘梵音（Nirvana）意为寂灭（tranquil extinction），是令人很难捉摸的名词。到底进入究竟涅盘後，还有我（inividuality）没有？我问过好多法师，回答却是不同。有的说仍有我存在，有的说那时绝对没有我存在了。如一滴水归入大海，还有一滴水吗？有的说：一滴水固然归入大海，其滴水之相，了无可得，但此一滴水性还是存在於众水之中而未消灭的、甚至有两可的回答说：存在，不存在。存在是因为涅盘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回到法性实相。不存在是法性本来空寂。达摩说：本来无一物的境界。基督教对此问题，却有了相当确切的回答，就是肯定说有永生。永生希腊原文（Zoen Aionion），乃指属灵的生命属上帝的生命。此生命人在世时就能得到，假若此人真能悔改重生的话。

林达：活着，还是死去？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莎士比亚戏剧《王子复仇记》中对是否生命继续的困惑。疑问主角和要处置的生命，都是汉姆莱特自己。最终，哲学思考都顾不上了，一场复仇混战中，大家同归于尽。

生活中，一些人的生命也在“活着还是死去”的推敲中，决定权却已不在自己手上：他们被控犯下严重罪行，面临死刑衡量，可谓生死一线间。

去年，我们居住的这个州，就一下子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为的是一个被判死刑的黑人，他叫特洛伊·戴维斯。

美国死刑从判决到执行，平均时间要十年，期间是一级级上诉和请求复审请求赦免，给出充分复核时间。戴维斯案子时间特别长，他在1991年被判死刑，去年执行，二十年。故事发生在佐治亚州的萨凡那，一个美丽古老小城。1989年8月18日傍晚，二十一岁的戴维斯去一个桌球厅的派对，几个女孩不理他，他说要出去走一圈“干些什么”。他和十六岁的柯林斯走出去，一辆车驶过，开车的人爆出脏话扔出东西。接着一弹飞来，击碎挡风玻璃击中了乘客库珀的下巴。后来法庭有证词说，是戴维斯远距离开的枪。黑暗行车，可能加上受枪击的恐惧和混乱，车上人并没下来找凶手。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两人回到桌球厅，一小时后再次离开已是深夜，他们抄近路穿过不远的一个停车场，遇到醉醺醺的克尔斯在向无家可归的杨强索啤酒。据后来杨的证词，戴维斯上来用枪柄不断砸他的头。那是19日临晨一点十五分，二十七岁的休班警察麦克菲尔正在当值保安，听到哭喊呼救，看见有人拿着手枪在痛殴杨。他过去干预，包括克尔斯的三个人都开始跑，法庭有证词说，看到戴维斯和科林被追，距离五六步，戴维斯转身把麦克菲尔射倒在地，还上前对他补了一枪。一枪打在脸上，一枪直命左胸。麦克菲尔因主动脉被打断死亡。他的枪还在枪套里，没有拔出来。

警察随后找到子弹和弹壳，确认开火的是一把3·8口径手枪。几个目击者说，是同一个穿着白上衣蓝短裤的人，打了杨还杀了警察。那天克尔斯穿的是黄上衣。就在那天，柯林斯告诉警察，戴维斯有一把同类型手枪。第二天，8月20日早上，警察去戴维斯家，他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开车五、六小时去了亚特兰大。戴妈吓得要命，和警察说她担心儿子有生命安全，原因竟然是因为警察为找凶手布下天罗地网，妨碍了当地毒贩业务，毒贩就威胁说干脆干掉戴维斯“结案”。可见美丽的萨凡那，也有那些只有罪犯和警察才熟悉的地盘。

三天后，戴维斯出现在警局，他自首了。

戴维斯自首只是到案，准备接受法律检验和裁决，不是认罪的意思。他宣称自己无罪。有几个证人说，凶手穿白上衣蓝短裤。警察搜查得到戴维斯留在洗衣机里的一条短裤，算是可以参考的重要物证。但法官一开庭就排除了这个物证。搜查要有搜查证。假如没有，警察可以在主人同意下搜查。警察声称他们当时取得了戴维斯母亲同意，但是她在法庭上否认。法官采信了后者说法。在审理过程中，共有九个证人说，说戴维斯是8月18日枪伤库珀下巴、殴打杨、以及凶杀警官麦克菲尔的作案者，证人包括被打的杨和始终和他在一起的柯林斯。另有两个证人作证说，戴维斯向他们承认自己作了案。

有一个非常不利的证据是，弹道专家作证说，根据射伤车内库珀的子弹留下的痕迹，这发子弹和后来杀害麦克菲尔的子弹，是同类型、可能来自同一把手枪。戴维斯并不否认他曾在现场，但是他否认参与殴打杨，说案发时他已经跑开，是跑开中途听到一声枪响。涉案的枪始终没有找到。

那么多证据，一审中陪审团一致认定戴维斯谋杀罪名成立很自然。问题是佐治亚州有死刑。谋杀执法者，通常会被重判，戴维斯被判了死刑。是否容许死刑，在美国是由各州自己决定。不说是否有罪，死刑本身都在严重争议中。而这个案子特别，是不仅被告自称无罪，在判决之后，九名证人陆续有七人撤回证词，并开始向外界和国际社会寻求关注。二十年来，律师申请了所有司法复审和重审的机会，法庭衡量证据，最后还是驳回了无罪辩解。期间，就定下的死刑执行期，都延迟了四次。穷尽司法途径后，2011年9月21日，戴维斯终于被执行死刑。这时，他的案子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新闻焦点。近年来，美国的死刑判决和执行都急剧下降。他是去年美国执行的第35个死刑。

其实同一天，在德克萨斯州，有另一个美国人被执行死刑。他叫劳伦斯·布鲁尔，因信奉白人至上，在1998年用卡车将一个黑人拖拽至死。这个案子就几乎没有引起关注。原因很简单，他的案子是否有罪无争议。

两个月前的2011年12月7日，又传来新闻。那是一个和戴维斯案非常相似的死囚徒穆米亚·阿布·杰梅尔。他的案子看上去更难被解脱，他是在和警察交火现场被抓获，警察死亡他受了伤，他坚决否认是他的子弹杀了警察，而辩方律师提供目击证人，说是看到“第三者”在期间跑来射中警察，然后又跑掉了。这个“第三者”理论和他自己的否认，也在上诉等司法程序中挣扎了三十年。这案子很出名，他是原来的黑豹党成员，我看过对他的采访，真的一脸无辜。是不是超级表演，我也无从判断。而这次的新闻是：检方决定放弃对他要求死刑。虽然他还是将在监狱度过余生。检察官说，做出这个决定，对他还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他承担着为死去的执法者伸张正义的职责。

哪怕有目击者，哪怕是完善的司法，仍然会有案子出现争议。死刑是个历史遗留的古老刑罚，我想，在对于死刑本身存留的讨论尚无定论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应该先考虑，就是对有争议的死刑案，尽量选择存“活”。


来源: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 来源日期：2012-03-29 | 责任编辑：向异

张志强：梁振英当选特首宣告港人治港结束

张志强：梁振英当选特首宣告港人治港结束

    



    自由亚洲电台2012-03-28报导
    
    香港选出了新一届特首。“美国香港华人联会”副会长张志强指出：梁振英当选，宣告“港人治港”结束，中共干部治港开始。
    
    图片：张志强：梁振英当选香港特首，一国两制结束，党人治港开始（CK摄）
    

    “美国香港华人联会”是在美港人的全国性组织，以关注香港、维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为己任。

    对于梁振英当选香港新一届特首，张志强肯定的表示：所谓“港人治港”就此宣告结束，他说：“就是党人治港正式开始。因为梁振英大家都很清楚他跟中国政府的关系，共产党一直培养他十几二十几年。大家觉得，这么快，不到五十年，才十五年，就开始干部治港了，当然北京有他的政策。”

    在港人称之为“小圈子选举”中，两位特首参选人梁振英与唐英年的竞选，被港人形容是“狼与猪之争”。张志强说：“梁振英这个人大家都叫他‘狼’。大家都不相信他。比如说与唐英年竞选，揭露他在推行23条的时候，香港五十万人上街，他提出要出动防暴部队。他还要缩短香港商业电台的牌照，要商台言论帮政府。大家都很清楚这些事实，但他能够对着记者，对着全港市民的电视辩论会，说完全没有说过，他说谎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他当选特首后，要保持香港的言论自由不会变，这些都是不可信的。”

    有人说，从梁振英成为特首开始，香港将进入“一国两制”的最黑暗时期。张志强认为，最黑暗时期还没有到。他说：“大家看出，很多政策越来越像国内，比如说黑金政治，对言论自由的镇压，这些都会一步一步的出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把梁振英推出来？就是因为觉得香港以往十几年还是太自由，报章上的话还是说得太多。他们不想等五十年了，想早一点控制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为所欲为。所以我想，最黑暗的时候还没有到。”

    那么梁振英管制香港后，香港的民主派会怎样呢？张志强表示，这要从两方面来讲：“正面的就是，支持民主派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未来五年，黑金政治、23条立法、香港电台变成中央电台，一定会引起民愤，这样肯定会有更多人支持民主派。负面的是，民主派现在还有法律保障他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今后会越来越少。有些民主派会去坐牢，比如长毛、民主党、支联会。谁会第一个坐牢，我不知道，但未来五年肯定会出现。梁振英会这样做。”

    至于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在这次特首选举中，公开插手干预，为梁振英拉票，而梁振英当选后，第一时间晋见中联办，被认为是谢票，张志强说：“这肯定是违反《基本法》‘一国两制’的原则，但是大家也无可奈何。大家看到中共立国五六十年，都是这样无法无天。”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一地鸡毛：中国汇率问题探讨

于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问题，我们有必要用反推法寻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在签署世贸协议之前，中国实际上已经面临贫富分化内需不足和由此产生的失业问题，实际上加入世贸是挽救中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指获得市场和就业岗位，而是指赢得自我调整的时间。然而按照上海人的俗语，我们把“客气当福气”，贸易的本质是以物易物，货币是交易技巧不是交易目的，贸易顺差在初期阶段貌似增加就业但就整个周期而言，顺差并不增加就业，那个就业是借来的，因低估汇率而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必然引发福利外输和通货膨胀，从而在后期企业将普遍遇到成本持续上涨而倒逼就业能力。一国的就业并不能寄托在顺差上，建立在顺差上的经济活动是一种飘忽不定的虚幻，但中国却搞顺差搞上了瘾头，不惜长期低估汇率，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对内完善福利保障、培养内需市场，解决经济中的根本问题，中国丧失了最后的机会和时间。

顽固的体制性财富集中综合症造成内需不足，消弱了政府从经济活动中抽税的企图，只好寻求海外市场，而自身又没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来占据贸易博弈优势地位，就只好看别人的脸色，贴补资源、环境、廉价劳动力大搞福利输出。同时在国内，汇率低估带来大量基础货币和虚假繁荣，政府地产商乘机哄抬地价房价，银行也配合借机扩张信贷，民生被勒索，内需被进一步挤压，反过来又促使经济更加依赖外贸，如此循环。然而我们要看见，维持这种恶性循环，国内的实物供给和货币供应量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中国也就陷于通胀通道，最为可怕的是中国固化为一个资源市场两头在外的外贸依赖型经济，事实上外贸依存度达75%，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

只要中国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美元就会处于贬值通道，对美国而言，维持低汇率的中国是蠢得不可思议的国家，但美国未必会反对中国这样做，因为美国至少占据以下几个便宜：
1.可以持续从中国获得廉价商品。
2.可以让中国外汇储备持续贬值。
3.可以找到很好的借口对中国外汇汇率施压，从而获得其他方面的补偿。
4.坐看中国国内物价步入上涨通道，从而静待中国社会矛盾爆发的一天。

他博弈的优势是什么？
1.你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薄弱，官僚体系体制性低效，容易在通胀中激发社会政治矛盾。
2.由于产业链处于低端，内需刚性不足，从而对海外能源和市场双重依赖，除非升值，否则无法抗衡流动性过剩。
3.中国对于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没有发言权，必然承受输入型通胀的代价。

当地产绑架银行，我们会有一问，银行为何不顾风险拼命扩张贷款规模？风险由全民买单，扩张贷款规模可以增加自己收益，傻瓜才会不干。类似也可以问：通胀这么厉害，国家为何还要顺差?很简单，抽税的多少依赖与一国的经济规模，通胀对于官僚这一占据分配强势地位的群体威胁不大，所以干吗要阻止通胀而冒经济规模缩小的风险？只是通胀的压力全压老百姓身上了。更为重要的是，以低估汇率来维持顺差，中国官僚永远不必有压力去努力培养内需市场，当然也就一贯性地在福利体系保障制度建设和民主体制建设上采取拖延消极的态度。同时，尚有一股势力在游说中国保持低汇率，那就是在中国福利输出型外贸产业链中分一杯羹的寄生型海华，能影响高层的当然不是普通的海华。

集权政权都有一个毛病

就是在权贵和官僚集团强烈谋利的冲动下，用急功近利的手法加速经济运转，却完全不考虑经济基础、自持能力、战略安全、长期利益。只是因为，他们需要能让一切可以变现的尽快变现，然后以强势分配地位占据剧增的财富，仅此而已。

但愿只是仅此而已，然而真的仅此而已了吗？中国的体制中有补不完（有时是没能力补，有时是不想补）的漏洞，中国还有一笔最后的财富，就是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他可以看作是国家为结汇而发行货币，由此造成民间财富贬值所搜刮的全民财富。事实上很多事让人担心，购买美国债务让人想起慈禧那点朽气的媚外；奢华的使馆让人以为外交部要搞小中南海；当然叫嚷增加对外投资的也不少，而以往的经验是：对国家此举都是肉包子打狗，对私人则是移花接木化公为私的好途径，眼皮底下都没监督好，投资去了国外结果可想而知；又或者，在这么大笔数字储备的掩护下，挂个电话传个口谕，划出几千万美元到某个海外私人账户，你又如何能感觉到？

余杰：飞越疯人院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美联航的UA898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缓缓起飞。



此刻，我才彻底松了一口气，与妻子深深拥抱一下。而不到四岁的儿子，正在开心地玩着他的ipad中小鸟打小猪的游戏，乐翻了天，浑然不知自己从此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有可能就变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可以从飞机上的娱乐系统选择看各国的新电影。我随意点开那部据说拍得很烂的“献礼片”《辛亥革命》。看了之后，发现这部电影果然烂得很：让拥抱专制、一心赚钱的成龙饰演为共和奋斗、英朗质朴的黄兴，简直就是将正剧给喜剧化了。

即便如此，当我看到秋瑾走上刑场和林觉民写作《与妻书》的情节时，不禁潸然泪下。不是这部电影拍得好，而是那段历史与我身处的现实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联系。一百年前，先贤们从海外返回中国，为推翻满清暴政而献身；一百年后，我却被迫离开中国，因为一个更加残暴的政权让我无处容身。真是北洋政府不如满清，国民党政权不如北洋政府，共产党又更不如国民党，一蟹不如一蟹。

我争取出国权，正如那些在海外的人持之以恒地争取回国权一样，是一个极为艰难的过程。这片土地本来就属于我们，却被凶悍的匪帮霸占和蹂躏。这个匪帮不允许一些人出去，如作家唯色和律师滕彪，他们都得不到护照；这个匪帮又不允许一些人回来，如政论家胡平和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他们都被禁止入境。这一次，我虽然争取到出国权，可是在出国的那一刻，便意味着我的回国权被剥夺了。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作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我成了恼羞成怒的中共当局的出气筒：非法软禁、祸及家人、黑头套绑架、酷刑折磨、“被旅游”……过去一年多以来，这一切我全都亲身经历过了。与其说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的发明者，不如说他是动物庄园的庄主和疯人院的院长。他口头上宣称要建设“和谐社会”，却将中国打造成一个疯人院。他在访问日本的时侯，恬不知耻地自称，是中国人民选举他当国家主席的－－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们，怎么从来都没有投过他的票呢？我们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就连北京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日子，我也被警察非法软禁在家。他们究竟怕什么呢？

当偌大的中国放不下我的一张小小的书桌之时，我不得不作出去国的决定。在二零一一年春节，我向从北京南下“约谈”我的北京国保姜处长提出全家赴美的愿望。姜回答说，目前你和你妻子都不能出境，这是最高层的决定。不信你去试试，到了海关那里你也出不去。至于什么时侯可以出境，要看你的表现。

此后几个月，我不断向国保方面提出出国的要求。按照中国的法律，我持有合法的中国护照和美国签证，本该堂堂正正地出入中国。可是，中共当局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有一张拿不上台面的“边控”黑名单。一旦上了这张黑名单，你要么不能出，要么不能入，这是一道看不见的长城。中共的做法比秦始皇高明多了。


到了二零一一年夏天，姜姓处长的说法终于有了松动。他说，等过了圣诞节以后，你们全家就可以赴美。于是，我在十二月卖掉北京的房子，订好由北京直飞华盛顿的机票。但是，是否能顺利出境，我仍然没有把握。


二零一一年圣诞之后，姜再来找我谈话。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上面不信任你，今后一年你都不能出国了，慢慢等着吧。

我忍无可忍了，对他说：我已经订了机票，那天我肯定要去机场。如果你们在机场拦阻我，我就在机场召开记者会，这是你们逼出来的鱼死网破的局面。你们在某一时刻可以阻拦我出境，但不可能一辈子都把我关在中国。有一天，我会像我的朋友廖亦武那样，从云南边境跑出去。或者，我会像一九八九年的方励之那样，直接跑到美国大使馆去寻求政治避难。到了那个时侯，你们的乌纱帽就可能保不住了。姜沉吟了一阵，回答说，最好不要出现这种你跟政府两败俱伤的结局，我们尽量跟上面工作，让这件事情有个圆满的结果。


据我个人的分析，在是否放我出国的问题上，中共高层与具体负责我的基层国保之间看法并不一致。中共高层倾向于将我放逐到海外，这样我不至于像乌鸦一样整天在他们耳朵边鸣叫；而对于国保们来说，我的存在就是一个向上面申请经费的优质“项目”，一名国保就对我说过，我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耗费了他们上百万的维稳经费上面。在我“被旅游”期间，这些薪水并不优厚的国保也趁机游山玩水、不亦乐乎。我若去国，他们便只好寻觅新的目标了。这种不一致，使得我在疯人院中被多关押了一年多时间。最后，在十八大“清场”的大背景下，我总算被允许离开这所疯人院。

十一日下午，在五名国保的“护卫”下，我们全家终于抵达了登机口。出关的时侯，海关的工作人员一将我的护照号码扫描进电脑，立即打电话叫来一名上级官员，上级官员到后面打了一通电话，才走过来低声说：“放行。”可见，我的护照号码上有特殊的记号，如同犹太人在纳粹时代佩戴的“黄星”标志一样。

五名国保佩戴特殊的通行证，一路畅通。他们将我们送到登机口，看到我们即将登机，这才离开。他们害怕有我的朋友前来送行，也不允许我们与一些友人告别－－我们去国之前，未能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话别。抵达美国之后，我才给丁老师发去电邮报平安。丁老师回信说，有生之年，不知是否还能见到你们夫妇和你们的孩子。伤感之情，溢于言表，让我鼻子发酸。

与诸多师友不辞而别，让我心有千千结。不过，过去一年的严重失眠，到了美国之后立即不治而愈。此刻，我这才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多么重要。童年时侯，我常常看《红岩》等革命书籍，却想像不出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那些酷刑有多么可怕；而当我亲身经历了黑帮化的共产党的酷刑之后，时常从噩梦中惊醒，可见精神的折磨甚于肉体的疼痛。在黑暗中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我惟有向上帝祈祷，圣经中保罗的话“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他”给我很大的安慰。


到了美国之后比我更加快乐的是儿子。有朋友问，孩子适应美国的生活吗？我笑着回答说：儿子来到美国，就如同进入乐园一般，他最不适应的倒是北京的生活。北京这几年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污染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北京空气有毒的数据，并非耸人听闻。儿子在北京的时侯，常常莫名地咳嗽，去了多家医院都无法确诊。有医生说，这个孩子就是过敏性体质。可是，他被爷爷奶奶接回四川老家之后，咳嗽便痊愈了一大半。到了美国，更是每天都神清气爽，再也没有咳嗽过一次。

犹太人要出埃及，难道中国人也要出中国吗？这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抉择。去国之后，我经常被问及这样一个问题：你离开了中国，会不会像鱼儿离开水一样，失去原有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如果是政治活动家，离开从事政治活动的土壤和人群，到异国他乡，就是“得了天空，失了大地”，就有可能感到窒息和无奈；但是，如果是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限制的独立知识分子，即便在异质的文化氛围中，也能继续思考、研究和创作。

在美国，我可以自由地接触各种多元的资讯，可以到国会图书馆等机构查考各类国内根本见不到的珍贵资料。我的胸襟和视野都将更加开阔。我也有机会以西方先进之文明磨洗昔日中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和中共的党文化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如此，我的写作不仅不会停滞，反而有可能“更上一层楼”。

我效仿的榜样，就是杰出的人文学者余英时先生。余先生在不到二十岁便毅然离开被红潮席卷的中国。余先生曾对我说，他看到共产党南下时的秧歌队，那种粗俗和野蛮就让他无法忍受。他有一种先知般的敏感，他知道共产党必定是文化死敌，共产党肯定容不下一个真正读书人。他从傅斯年的描述中，看到了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泼皮和光棍式的人物。果然，那些跟着共产党走的、比他年长得多、阅历也更加丰富的学者文人，却没有他有看透中共本质的智慧，吴晗、翦伯赞、傅雷、老舍……最后多半死于非命。

余英时由香港而至美国，由哈佛而至普林斯顿，六十年来继续胡适“整理国故”之教导，以西方之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之传统文化，终于“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余英时是真正的大师级的学者，虽然大半辈子生活在美国，却取得了比所有二十世纪下半叶生活在中国的人文学者更大的成就。可见，最优秀的学术与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限制，它只能出现在对学术自由有保障的地方。

这么多年来，我终于有了一张安稳的书桌，可以安心地写停止多年的日记。自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我与刘晓波同一时刻被北京警方传讯、抄家之后，我便放弃了写日记的习惯。而此刻，我有了一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家，再也没有人可以闯入我的家，闯入我的书房，掀翻我的书桌了。



因此，我的写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刻都更加宁静与澄明。

－－原载：《观察》，2012-03-15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75773

贺卫方对话吴思：权力及其限制

● 贺卫方/吴思


贺卫方：今年这个题目，是我自己读吴思先生的著作读出来的题目。吴思先生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都隐含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尤其是政治史。这样一个政治的历史似乎充满了丛林规则，或者说用他的名词叫“血酬定律”，似乎并没有非常严格的一种法律的准则去对各种权利进行限制。

从1989年以后我个人的学术路向转向中国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的研究，这样一套司法制度的建立看起来困难重重，我们要建立更加公正地给老百姓以正义的司法体系，让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各种冤屈都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义得到声张。有了案件不要紧，我们到法院打官司。无论对方的地位多么高强，我个人的地位多么弱小，都可以因为法律上的理由而获得一个公正的结果。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司法体系？

吴思先生对中国的历史作出了不一样的解说，这跟我们过去官方的教科书里面的解说非常有差异。他的视角是站在比较黑一点的视角，比较血腥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他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塑造所谓的规则或者说塑造社会的秩序，至少暴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觉得他对儒家也好，对老子学说也好，都进行非常不一样的解说，我们先应该听一下吴思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间的皇权限制和其他权力的限制到底有怎样的途径的看法，或者说我们是否真正进行过这样的限制，限制的效果是怎样的。

吴思：一说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人们经常联想到的是贪官污吏、土匪强盗，有的人说还有导演。可是一说贺老师想到的是法官的老师，民主、宪政，而且贺老师还长得浓眉大眼，所以我注定只能当配角。所以应该你先讲，当主导，你是宪政民主为我提供框架，我们在背后做些补充。

但是我得先声明一下，刚才你说我从暴力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跟大家的观点不一样。我猜到我今天会处在被攻击、被贬低的位置，所以事先做了准备。我看了一下现代汉语词典，什么叫权力。我们今天谈权力与限制权力，所以要先做一个清晰的定义。我发现中国人的定义合乎我的理想，英国人的定义合乎你的标准。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权力的定义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什么是强制力量？当然是暴力。如果用林彪的话说，什么是政权？政权就是镇压的权力。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枪杆子在前笔杆子在后，也就是说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说服力。这两个力量如果并在一起，暴力强大还是说服力强大？我认为暴力强大。

每个人问问自己内心，我劝你从善改恶，要为人民服务，要生活的有意义，这是一种劝说。给大家搬一箱水来，这是一种劝说，有的人可能良心特别敏感，受到感动就去干了。这样的人比例有多大？一般来说，如果大家吃饱了、喝足了，这个比例高一点。如果正饿得难受，懒得动弹的时候，这个比例就会比较低。但是不管比例多低，我拔出刀来说搬水去，我想每个人都会按我说的做。暴力的力量强大，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恐惧，而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强大的良心，所以强制力是永远有效的，这样一来中国的权力的基础是强制、是暴力，既可以获得现代汉语词典的支持，也可以获得经验的支持。我也给你留一个空间，别给你堵得太死，牛津词典说权力是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之内的政治上的控制。政治控制就是既可以用法律，用宪政，也可以用暴力，还可以用说服力、用宗教。但是我觉得这一套说法在中国用起来不如我们这个。

贺卫方：谢谢吴思老师八股文作文的风格先破题，先把题目搞清楚什么叫权力。汉语词典这个权力的解说稍显模糊或者太狭义。什么叫政治？这个词很混乱。这个人政治觉悟太低，这又是什么意思？我从小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成熟，我也不知道政治上怎么成熟。所以政治本身也是很模糊的概念，权力在我看来是一种影响别人意愿和影响别人行为的可能性。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到过三种不同的政治合法性的根基：第一种是经验，历史的；第二种是所谓的克里斯马超凡魅力的；第三种是所谓法理型的政治。

历史的、传统的不用说，它靠历史延续下来，比如过去紫禁城里面谁当头，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依赖于暴力，朱元璋把前辈推翻了，成为皇帝，但是谁继承朱元璋？不能说老子暴力，那不行，在皇权方面还是要靠血缘。

克里斯马型的往往跟战争有关系，乱世英雄起四方，容易出现个人魅力式的领导人。单纯靠暴力也不行，不是说军力越强大你一定会胜利，你还要有一点所谓的民心基础。1940年代国民政府丧失了许多人的民心，最后整个民心所向使得毛泽东胜利。当然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也不得了，他长的不大像湖南山沟里出来的，那文章写得好，雅俗共赏，诗词写得好，霸气酣畅，书法也写得好。这是克里斯马式的领导人。

第三种是法律型的基础，或者现代民主社会创造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你竞选的时候你的魅力使你能够获得更多的选票。但是之所以大家服从你，绝对不是因为你有个人魅力，而是因为你严格遵循法律准则，你是法制社会的领导人。这三种社会根基创造了我认为所谓的政治制度。政治是零散化，所谓力量不只是机构才能拥有的。所以这个概念上，我个人更倾向于更宽泛的理解所谓的政治或者所谓的权力。

太宽泛的概念不好讨论，我们今天不讨论吴思教授作为一个学者所拥有的权力，我们还是讨论历史上宪政君主权力的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开始特别困惑，思考怎么去限制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君主的权力。孔子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是孔子的尝试多处由正面立论进行说教。比如三纲五常，比如儒家思想孝道的观点，从家庭范围内拓展到国家治理的范围之内，当然父慈子孝，这也是相对应的。但是孔子一直没有太多深入的讨论父不慈子怎么办的问题，或者说皇帝暴虐大臣怎么办的问题。

而孟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他把君臣关系视为对等的关系，某些文章也谈到君视臣如手足。而且孟子很早有一种观念，他把一个人的官职和这个人本身加以区别，这是现代行政法经常注重的问题。孟子想象到国际的力量也可以用于国内民本主义的建设，当时的秦国被燕国征服，燕国国内民众民不聊生，孟子说应该把国王废除另立新的国王，孟子发明这样的国际干预是正当的，所以孟子生活在今天绝对赞成北约武装干预利比亚。当然孟子提出一系列限制，比如去了以后一段时间就得回来，当地立了新的国王你就得回来。不能把富人家的家当掠夺到自己本国来，不能干扰民生，最好进到另外一个国家打仗的时候，旁边地里农民还在安详地种地，这是最好的征服办法。都想到了国际干预，说明孟子非常焦虑君主权力的限制，但是我自己感觉比较困惑的是，什么情况下一个君主构成了独夫民贼，这个标准怎么去设定，谁来判断？通过怎样的力量最终把君主拿下？总不能依赖外国的干预，本国是怎样的力量才能形成这样的东西？孟子似乎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吴思老师，为什么在先秦时代这套学说，已经了不起的一套学说，后来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使得儒家的思想被淹没掉？或者根本起不来？还是说法家变成了一种更强大的学说？

吴思：贺老师让我替他说话，如何限制权力或者为什么没有限制成功。我们之间的角色分配是，他限制权力，我鼓吹权力。但是我得承认，孟子的学说一直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皇帝或者掌权的人不愿意实现。权力不愿意受限制，任何人都是这样。孟子的那套东西行不通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当然还可以按照我的角色规定，我应该说不应该限制，权力是不能随便限制的，限制了权力是要出事的。比如金和宋，金说我比你强点，宋说我赢得过你，怎么办？宋说你也别打我，你也吞不掉我，我每年给你点钱，把你心里不平衡填平。你说行，打你也为了捞好处，直接送上来我就不打了，这就形成了均衡。如果这个均衡一旦破坏，比如金弱，让蒙古人打得不舒服，金开始翻脸，一旦破坏这个形式就要出事。

欧洲的秩序这么稳定，很重要是欧洲建立了条约体系，如果谁破坏规则大家一起打他。但是中国是合作联合，合作联合经常被人瓦解，所以经常出现暴力失衡的状态，越失衡越以强凌弱，这时候老百姓是什么心思？司马迁说，当时周氏卑微，春秋五霸也不行，没有一个天下共同遵守的号令，诸侯都凭暴力去推行他自己的政治，老百姓疲惫不堪，大家日子过得很难受，这时候秦朝来了，统一中国，对老百姓来说上面出了一个天子，有了天子不打仗了，也可以好好过日子。老百姓全都感激伟大领袖的出现，他拯救万民于水火，虽然他可能多吃点、多贪点，但是就整体来说我们免去了无政府状态战乱不断，老百姓的生活提高一个等级，老百姓拥护，对权力集中、权力大一统是有意义的，不能随便去限制。

贺卫方：我觉得这个说法不能接受，历史的经验也表明，秦始皇统一以后老百姓也没有觉得很好，很快修阿房宫，修长城，死的人比过去诸国之间互相征杀也不少，民不聊生，非常暴虐，以致发生陈胜和吴广起义。吴思老师刚才说所谓的权力集中才能带来秩序，并且这种集中的权力以暴力作为基础，这样的说法有一点问题，也跟他自己真实的观点不是特别符合，比如吴思老师说能够缓和血酬定律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建设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才能改变这一切。而民主制度是什么？民主不过是每个人做自己事务的主人，我们大家每个人做共同事务的主人。民主还包括地方分权，包括行业性的自治，这些东西都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类历史，尤其大国历史往往把自己命运寄托在暴力或者偶然因素之上，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智慧的努力去制定一部好的宪法，使得这个国家不再生活在奴役、不自由的状态之中，我们能否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让他们能够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的幸福之中，这就是宪法制定非常重要的宗旨。

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能够给一个大国带来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一个民主选出来的议会所制定出来的法律更可能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法律保障每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们有一种内心里遵循这种法律的内在动力。我们守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法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我们自己的代表把我们的利益加以诉求，尽管最后是妥协的产物，但是毕竟反映了我们的利益。我们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更可能为下边的人负责，为我们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是我们选出来的。民主选出来的领导人具有更加强大的合法性的根基。下了台的领导人，在民主国家里面比其他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要幸福得多，下台以后他恢复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回到自己的朋友中间，到处去做演讲，像克林顿这样的人出来演讲一次，要给他25万美元，比吴思老师的出场费高多了。非民主国家里面最高领导人如果提前下来了，或者被软禁了，或者被抓起来枪毙了，没有自由。这是民主的逻辑非常重要的一点。

但是吴思老师会说集中、大一统对于秩序非常重要，你说有一个限定性的条件，那是在从前历史环境下，在中国相对与世隔绝并且没有民主历史的时代，大一统确实有助于秩序的形成。中国老百姓似乎把联邦视为分裂，联邦不是分裂制，相反单一制经常是分裂的。

比如什么样的规则必须由联邦建立，什么样的规则必须给州，因为州是自治的。美国有51套法律体系，50个州各有自己的刑法、民法等法律体系，联邦又有一套法律体系，听起来非常多，但是正是因为尊重地方自治，所以考虑到哪些规则必须由联邦制定，比如说贸易条款，涉及到贸易问题不允许地方立法，因为地方制定的法律贸易，可能会形成贸易壁垒，必须打破这个壁垒。有一些案件必须要由联邦法院去管辖，而不是州法院管辖，比如多州交叉州公民的案件，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老百姓要打官司，不能由纽约州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法院，而是由联邦法院管辖。正是因为联邦制既尊重地方自治，又追求规则统一的状态。所以联邦并不是分裂。相反如果事事追求大一统，我们的结果是怎样的？中国现在老百姓打官司，跟球队踢球一样，有主客场的差异。我们的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假定规则一体适用，规则就能统一。情况恰好相反，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往往缺乏秩序，这不过是古代人的时候我们没有那种想象力，西边的高山，东边的大海汪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吴思：贺老师说的民主、宪政、联邦制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我们如果要谈历史的话，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想象力不够，或者是因为地理阻隔，这个我不同意。前半部分同意，后半部分我不同意。中国历史上的现实是不能用联邦制。如果有民主，当时的一个县如果像现在党委一套班子、政府一套班子、政协一套班子，每套班子得多少人？

我有一个词叫法酬，法酬是立一个规定，要从这过，缴费，你从这过我保证你安全，也不重复收费。它是血酬的升级版。皇帝就是吃这个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养活这些官吏，剩下的装兜里。中国历史上媳妇最多的皇帝是晋五帝，晋五帝的后宫本来够多了，他又把吴国灭了，收归国有，于是他的后宫将近万人。皇帝多吃多占到头也就是娶一万个媳妇，再养后宫上万个宦官，如此而已。但是晋五帝的儿子晋惠帝，天下大乱，最后打来打去，西晋灭亡的时候，长安城里不过百户人家，遍地荆棘，千里无人。谁还敢种地？种地就被抢走，人还被抓走，人口锐减，一个是霸王治乱，一个是晋五帝娶多个媳妇，后人怀念开国时代，能种地，能交税，能给国家做贡献，好好过日子。

我整个的思路就是，皇帝多吃点多占点捞点好处，老百姓虽然限制不了，他也吃不了多少，他给你一套班子，比四套班子好多了。而且他一个人说了算，也别让八王互相打，这样就维持政权。老百姓虽然日子过的不好，让人欺负，让人多占了，但是他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好时代，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中华文明傲立于世界，就是这套体系、这套制度支撑的。所以前半段你说的我同意，后半段你说的民主和宪政怎么好，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工业发达了，工商业发达了，交一点税四套班子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好你真干活，你得努力把我们现在的税减下去一点，人也少一点，真是起到他们的作用，这会儿就别再多捞了，互相制约了，这就是现在民主宪政应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是存在的，但是再倒退几百年，这个合理性基本不存在。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6000美元，这个民主制度是难以持续的，不稳定的。

贺卫方：过去之所以怀念大一统，是因为只要一分开就开始战乱，互相征讨，民不聊生。但是我们所想象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大家保持一个地方自治，而中央权力被更大程度的虚化，当然君主本身也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欧洲的封建历史也是这样，封建制度并不等于没有秩序，封建制度是分封产生的封主跟封臣之间的契约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上上下下也是有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收了钱你要提供保护，甚至有一些权力很荒唐，是更加合理的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在个意义上周天子那个时代的封建社会似乎跟西欧的封建社会不见得特别一样，当然这个具体问题我没有太多的去研究。

刚才吴思谈到中国古典期间的政府模式，我们现在说小政府，中国古代的社会真正是小政府，这是为什么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经常感叹说，全国这么庞大的帝国，全国官员数量居然仅仅是几万人，税收也不高，但我们要看一个国家是否给国民提供良好的治安，提供非常好的公共产品，如果事情一点不干的话，收一分钱也多。那时每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的效率是低下的，简直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以至于传教士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力量通过跟上海的关联去赈灾。当然相对来说好一点，能够种点粮食，不被人家直接割走。这样一种小政府的模式在中国古典时期，的确比起今天的四大班子、几套人马的体制有它的合理性，比如政府责任无从推诿，权力无从推诿，你到县政府县衙里去找人，你就找县令就行，县令不会说这个事你找县委书记说一下，不会说这是人大管的事，或者管法院。他本人既是法院，又是县政府，县委，又是县人大，所有职能都基于他那里。

相对来说，支付政府的成本也会比较低。但是它的大的缺陷是什么？它的政府没有办法发展出一种专业性。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基本把官员和文人合二为一，既要研究财政问题、税收问题的合理分配，也要判案子，要研究法律问题，法律是一门专业，你让他研究这些东西，他认为是形而下的东西。他要追求所谓的救国救民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东西，所以都是大口号。这些空泛的口号没用，在判案的过程中既要保证公民权力也要限定法官的权力，实现人民权力的保障和政府权力限制的合二为一。

权力之间要相互制衡，一个官员没有办法制衡，当一个地方官员一手遮天的时候，下面的老百姓怎么办？考绩制度在中国古典时期很容易蒙混过关，一个地方官只要荒淫下面百姓就倒霉了，没有什么章法。现在的政府制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有可能带来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制定规则的人不得自己解释规则或者自己实施这个规则，我们必须要保证司法权力的独立性。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状态，在低认知的政府中是没有办法获得的。

我们现在似乎看到权力制约的大体模式，如何限制权力，简单的说外在的有一种民主，这是大的背景性的因素，内在的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分权。

我常常说北京堵车的根源在哪儿？非常重要的根源在中央集权，什么权力都由北京行使，北京的堵车没法彻底改变。大家有一点事都要到北京，中央在北京，所以大家都要到北京来。能够县解决的问题不要让省解决，能够省解决的问题不要到中央解决，这是对权力限制的重要力量。横向限制就是三权分立或者五权宪法。权力的分立，进入社会层面我们发现，如果公共权力不再局限在政府内部去观察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必须尊重行业的自治、行业的独立，我们必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独立的组织体，比如说真正的工会、农会、教师联合会，大学真正的自治，律师协会真正的自治。

这个社会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由公民联合起来的组织去行使许许多多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行使使得社会获得更多的秩序。

吴思：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权力的限制，比如决策者、执行者、监督者共同为一体，我们很早建立行政体系和权力内部，皇帝是一个决策，下面有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看了中书省的决策，皇上说行批准，门下省一看跟以前的规定不一样，不符合祖宗大法，封上，可以驳回皇帝，如果同意交给尚书省执行。但是封来封去的结果是谁拿给皇帝看，这个人可能是太监，最后替他说行不行成为权势最大的人。中国历史有这样一个现象，皇帝身边的官衔逐渐变成政府各部门头儿的官衔。

皇帝经常用太监作为监督者，也是监督权力，下面各个官员，比如各个省的，都飞扬跋扈，于是皇帝的办法是我让你三年进京汇报一次，但是光听你汇报不行，我要派人下面看看，看完情况向我汇报，皇帝来决定任免。巡抚到了当地权力最大，最后他就成了当地的一把手。巡府也是，下去看一看，当地领导都跟他汇报，他就成了各省的一把手。都有这么一个皇帝身边的人向外走，于是他身边的小官跟小权力逐渐变成大范围。皇帝特别注意派出的人，比如监察御史，你是省长，我找什么人监督你，如果我派副省级干部或者局级干部，在官场混了20年，那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肯定他会被潜规则，于是不能派老谋深算的地位很高的过去监督你，我派刚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们，官场上谁他也不认得，他来了就愣头青似的，反正是去监督他，就按照教条去办。而且你想收买他，刚毕业的大学生认得谁，于是他的前途、他的命运都取决于他监督你是否干得好。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小治大、以弱治强的情况，是皇帝想法设立的权力监督的方式。

尽管有这么多的监督，还是监督不够，巡府到外面又成了老大，刺史到外面又成了老大，皇帝把信得过的人都派走了，皇帝怎么办？最后让端茶送水的太监下去调查，太监很好，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而且也不用给自己的儿子谋私利，这样一个吃饱了全家不饿的人不可靠吗？而且低头不见抬头见，就在皇帝身边，忠厚老实，多信得过。结果太监又被收买，又腐败，而且腐败程度不比一般官员差。中国历史上皇帝想方设法限制权力、监督权力，但是实际上这一切一旦皇帝一抹脸，就照这个去做，别人能怎么着，不行把叫板的砍出去，有的人认为皇帝这个事做错了，有人说不应该这样，皇帝给你打一顿，还说不说？还说。把牙砸了。还说拉出去砍了。走了一半，再问最后一遍，还说不说？他说你不用侮辱我，你让我到这来干什么，不就是说这些话吗？那何必如此，杀就得了。然后就拉走了。皇帝到这个份上，下面的抵抗者砍掉两个又怎么样？所以那些监督实际是监督不够的，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是这个结果，权力集中在掌握在个别人手中，民主宪政怎么建立起来？

来源: 经济观察报

[转帖]卡内基•梅隆大学第一次大规模分析研究中国社会化媒体的“软”审查制度

被删除的信息含有“法轮功”、“碘盐”等字眼





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几百万条微博进行了分析，发现了一组吸引审查官注意的政治敏感词汇。包含这些词汇的个体信息经常被删除，其被删的频率随着当前事件或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针对社会化媒体中的政治内容审查制度进行的研究。这个话题于今年早些时候引起了大众的注意和争论，当时Twitter宣布将针对不同国家的需要，删除那些不符合当地法律的Twitter内容。

在中国，网络审查制度高度发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被审查的词汇包括那些人尽皆知的敏感问题，比如“法轮功”，以及人权斗士“艾未未”和 “刘晓波”。其它一些热词则取决于当时发生的事件。“两会”一般指的是中国的代表大会及其政治协商团体共同召开的会议。但是，在2011年2月开始的民主骚乱中，这个词逐渐变成了“有计划的示威”的暗语，从而遭到审查。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还发现，微博审查的频率在某些省份特别高。这个现象在西藏尤为明显。西藏是一个政治骚乱的热点地区，那里发布的微博中高达53％被删除。

此项研究由语言技术学院（LTI）的副教授Noah Smith、语言技术学院博士生David Bamman，以及机械学习系博士生 Brendan O’Connor共同完成。该论文发表在经过同行评议的在线期刊《第一个星期一》(First Monday) 的3月刊上。

“已经有许多研究关注那些阻碍登陆互联网站点的审查体系，然而关于删除个人发布的信息的做法却还没有为人所了解。”Smith说，“中国国内中文微博站点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地研究内容审查制度的细节的独一无二的机会。”

所谓的“中国国家防火墙”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网络审查工具，它阻止中国居民访问包括谷歌和Facebook在内的外国网站。但是，如果中国或任何其它国家想要好好利用互联网在商业和教育方面的潜力，那么要想封锁对所有站点和服务的访问是不可能的，Bamman说。一个替代方案是允许访问这些站点，但是对内容进行审查，删除那些看起来会令人不快的信息。所有带有某一个敏感词汇的微博都被删除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但是却有大量的不时出现的证据证明审查针对某些信息。

为了研究这种“软”审查制度，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团队分析了近5700万条发布在新浪微博的信息。新浪微博是中国国内的一个类似Twitter的中文微博站点，拥有超过2亿用户。研究人员利用新浪微博提供给开发人员的一种应用编程界面（API）——开发人员利用该界面可以创建微博相关的服务——采集了于2011年6月27日至9月30日期间发布的微博的样本。

研究人员随后利用同样的应用编程界面（API）检查了随机的一组微博，以观察它们是否还存在，同时他们还检查了另一组包含政治敏感词汇的微博。如果一条微博被删除，那么新浪会返回一条研究人员认为“不祥”的信息：“该微博不存在。”

例如，在6月底7月初时，关于江泽民去世的流言开始四处传播。江泽民是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动乱之期开始执政。7月6日，在该流言传播最盛之时，83条含有他名字的微博中有64条被删除；7月7日，31条含有他名字的微博中有29条被删除。

研究人员还做了另一项检查。他们将此类信息在新浪微博上的发布频率同在中文版Twitter上的频率进行比较——Twitter在中国被官方禁止访问，但仍有精于技术的人们可以登录上该网站。7月6日，每75条Twitter信息中就有1条含有江泽民的名字；而在新浪微博上，每5,666条信息中只有1条含有他名字——这再次证明，在新浪微博上，对江泽民的讨论被压制。

许多被删频率极高的微博都包含有政治敏感的词汇或名字，比如“中国国家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以及对国家政治宣传机构的指代。其它易被删的微博则反应出对事件的敏感性。在去年7月在温州发生的导致40人死亡的甬温线高速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一个意指“让某人辞职”的词汇就变成了被删的目标，因为它很明显地指向了铁路部长。

被审查的词汇也不总是与政治相关。2011年3月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含有那些政治上无害的词汇，如碘盐和放射性碘，被频繁删除。研究人员相信，删除这些微博是因为政府努力想要消除关于核事故会导致盐污染的谣言。

研究人员同时强调，不是所有的删除行为都一定与政治煽动有关。垃圾信息和淫秽信息也同样遭到删除，和在美国是一样的。

关于卡内基•梅隆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www.cmu.edu）是一所私立的、国际排名领先的研究型大学，拥有从科学、技术和商业到公共政策、人文科学及艺术在内的多种学科。目前，有11000多名学生在该大学的七所学院学习，并获益于该校较小的师生比和其专注于为现实问题创造并执行解决方案、跨学科合作及创新的教学模式。作为一所国际性大学，卡内基梅隆在美国的主校区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它在加州的硅谷和卡塔尔均设有校区，并在亚洲、澳大利亚、欧洲和墨西哥设有项目。卡内基•梅隆大学正在开展一项10亿美金的集资活动，名为“鼓励创新：卡内基•梅隆大学运动”。该运动旨在建立资金，支持教师、学生及创新研究，同时改善设备设施以加强校园的外观建设。

[转帖]王怡作品 宪政主义：中国宪法的瓷婚纪念

宪政主义：中国宪法的瓷婚纪念
王怡


不久前在家乡目睹一起口角，围观者甚多。争论一方久战不下，突冒一句：“国有国法，县有县法。”周围立刻爆出一阵讪笑。笑是因为谐音，谐音是幽默的元素之一。

另一种读音的现行“宪法”，到现在恰好20周年。若把国家比作一场婚姻，恰好20周年纪念在英文中被称之为“瓷婚”（China Wedding）。这又是一个谐音。这些巧合并非我刻意找来寒碜谁的，因为巧合的背后说不定有着超验的背景。列举巧合显示了一种智力上的卑谦。而当我谈到“宪政”时，“超验”和“卑谦”都是其中的关键词。

“宪政”一词与中国老百姓已久违了半个世纪。我的叙述不妨从回忆开始。辛亥之后由于屡遭挫败，孙文将民国政治区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日益将宪政悬置为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终极目标。宪政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诉求事实上有相当大的重合。民族主义为这个国家争取生存空间，宪政主义则在一个无君主的时代试图为这个生存空间加冕和命名。在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收录在毛选第一集中标题叫《新民主主义宪政》。其中解释“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从此，“宪政”成为逐渐传递到中共手中的接力棒。从1945年到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当时各种力量在“新民主主义宪政”目标下的一次合作尝试。在整个民族付出几千万子民的性命之后，它的成果终于部分的体现在了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共同纲领》宣称将“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的政治基础”。
所谓“建国的政治基础”，就涉及到了我讲的“超验”概念。既然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敢吗还需要什么“政治基础”？所谓政治基础就是“政治的合法性”，就是对政治的“加冕和命名”。韦伯说，“一切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而且“任何一切统治都试图去唤醒和培育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所以枪杆子再多也是徒枪不足以自行的。政治的合法性我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超验主义的，比如君主制背后源远流长的宗教背景，中国的皇帝通过一整套仪式（包括上泰山祭天）去赢得这种说服力。欧洲中世纪由于政教分离有更直观的加冕形式，即由教皇或主教把王冠戴在国王头顶。超验主义的合法性我又分为“神学”和“伪神学”两种。这个世界除魅之前是各种神学，除魅之后变成各种意识形态和现代极权主义，那就是伪神学了。

第二种是经验主义的合法性，时间的经过可以化解暴力的不义，使被统治成为一种合理化的习俗。这从清初留辫子到清末剪辫子的社会心理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经验主义的逻辑似乎很霸道但的确有一种“百炼精钢化做绕指柔”的能耐。既然爷爷做皇帝，老子做皇帝，儿子当然就是皇帝。时间越久越是理直气壮。

第三种是程序的合法性。即宪政主义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政治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它将公共权力视为一个产物，将其正当性放在社会成员的授权和同意之上。换言之就是将个体权利放在公共权力之上。为什么需要同意呢？是因为对人的“平等性”的绝对坚持。在超验的背景下（比如基督教或自然法），人人平等是一种信仰，所以美国宪法说“我们认为以下原则是不言而喻的”。而经验主义出于智力上的卑谦者则认为，人人平等是一个无法被证伪因而必须被坚持的假设。

在宪政主义的视角下，政治是一个经过社会成员自愿的缔约过程而构成的公共领域，国家则是自由的成员（包括个人，也可以包括城邦）之间的结盟。于是国家存在的理由从逻辑上讲就是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不受侵犯的自由。考虑到财产权对于个人生活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洛克说“政府的唯一职能就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又为了使这种职能不落空，宪政在其具体内容上就体现为“限政”。即对国家权力的制度化的制衡和驯服。在宪政主义的合法性中，更重要的一条是这个授权与缔约的过程必须经过一套可操作的程序、一套看得见的程序得以确立。这就是民主制度。在韦伯的概念里，这是统治合理化的必须前提。它使结果可以验证和比较，谨防有人随随便便就口含天宪。

上面三种合法性只是理论的类型，从各国宪政实际看往往都是相互融合的。英国宪政制度就最典型，几乎接近于完美。君主制和基督教的超验背景，历经千年之久的传统，及一套程序至上的民主法治秩序。一个都不少，要挑点毛病出来是真难。美国尽管历史短浅些，其宪政也具有超验主义的“高级法”背景，世俗意义上的“宪约”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的两次立约和在这一传统中被信奉的上帝与北美居住者之间的立约。正是这种超验背景使得宪法在美国成为一种信仰。而中国的宪政主义面临的最大困境还不在现实政治的羁绊，而在于合法性的资源已经极度匮乏。若用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比附，宪政就是今天的“王道”。 从霸道到王霸道杂之，再到王道。翻译成孙文的语言，就是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中国百年宪政史，就抱着这样一种奢侈的理想等待海枯石烂的一天。这个过程中，超验背景从君主制的崩盘到对儒家伦理的打砸抢，从意识形态的崛起到后意识形态时代的耗散，从近代民主法治的价值启蒙到后现代的无情解构，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价值积淀都因为火候问题给炒老了。历史的不断反复又使传统被频频切成一清二白的葱段。因为一种与宪政主义相反的超验的意识形态的确立，1949年《共同纲领》的精神被迅速抛弃，这导致了短短30余年就有四部宪法前后出台，相互否定。像自己的母校举行20周年校庆，嫌日子浅短你都不好意思去参加。

所以剩下几乎唯一的一枝力量，是随着行宪20年逐步养成的市场经验，一个多元化的产权分立的社会在20年的民事契约的交易过程中，对于程序性的民主法治生出了向往和饥渴。尽管这种“依法治国”的向往与饥渴多半是工具主义的。但从民事契约到社会契约，这一条世俗化的和技术性的道路还是开始给了宪政主义以勇气。近年来，宪政研究从政治学界蔓延到法学界，逐渐成为一个学术的热点。缺了宪政，将宪法比附为结婚证，就难免要生出“新娘不是我”的喟叹。缺了宪政，所谓宪法就仅仅只是一部技术性的“母法”。它和其他法律之间仅仅只是拟制的母子关系，说白了就是上下级关系。这个“母”可能是慈母也可能是恶母，可能是生母也可能是后妈。可能是像贾母一样行掌大权的嫡母，也可以是像赵姨妈一样靠边站的庶母。

晚清甲午之败后，有不少维新派认为并梦想“一纸宪法可抵百万雄师”。然而缺乏宪政主义的背景，一纸宪法并不能保障自己不会仅仅成为一种“纸宪法”（paper constitution）。缺乏对个体平等性的信奉，缺乏根深蒂固的契约精神，就不会产生出统治者的权力必须来源于被统治者同意的宪政主义。社会成员的个体自由就无法被确保为宪法的最高目标，而限制国家权力也无法被确保为宪法的神圣任务。

回到婚姻的比喻上，宪法是结婚证书，而宪政主义是老百姓的爱情。一个是形式性，一个是价值基础，我们的梦想是两个都要。如果没有前者，高卢的人民会理直气壮的问凯撒：你凭什么统治我？但没有后者，手握雄兵的凯撒同样也会理直气壮的问：凭什么要你同意？



王怡

胡平：中国是全民腐败吗

当今中国，腐败泛滥成灾。一般民众最反感的社会现象莫过于腐败。

但也有人说，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少数人腐败，而是多数人腐败，不只是当官的腐败，老百姓也腐败，是全民腐败。别看有些人反腐败的调子唱得很高，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痛恨腐败，他们只是痛恨别人的腐败，骨子里是羡慕，他们只是苦于自己没有那么多腐败的机会而已。不信你看，他们不是也在利用自己的那点仅有的机会腐败吗？

上述说法的错误是，把主动腐败和被动腐败混为一谈。应该看到，大部分被动腐败其实并不是腐败。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逊打过一个比方：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谁立起脚尖，谁就能看得更清楚；但是如果大家都立起脚尖，则谁也不会比原来看得更清楚，只是徒然地造成疲劳。

我们不妨对这个比方略加演绎。当大多数人在老老实实地站着，只有极少数人立起脚尖时，你要让这极少数人放下脚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多数人会支持你。而那极少数立起脚尖的人也知道，如果他们放下脚跟，他们不过是失去了他们本来不应该得到的份外的利益，但并不会妨害到他们原有的和别人平等的利益。但是，如果少数人立起脚尖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那么必然会引起多数人、乃至全体人都立起脚尖。

我们可以把先立起脚尖的那些人称作主动腐败，后来立起脚尖的那些人则属于被动腐败。主动腐败者是想占大家的便宜，想得到份外的利益；后立起脚尖的人未必是想占便宜，他们主要是怕吃亏；他们未必是想得到份外的利益，他们主要是想不失去份内的利益。因为他们发现，当别人立起脚尖时，他们也只有立起脚尖，才可能看得和原先一样清楚，如果他们不立起脚尖，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最糟糕的是，等到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立起脚尖时，谁也不比原来看得更清楚，只是徒然地造成疲劳。这时候，很多人就会有一种要求恢复规矩、要大家都放下脚跟的强烈愿望；但问题是在这时，要恢复规矩已经是很难很难的了。尽管很多人都想放下脚跟，但谁也不肯从自己做起，因为明摆着是谁先放谁吃亏。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大家都在批评腐败，但是大家也都在参与腐败；人人都赞成恢复规矩，但规矩就是总也恢复不起来。如果你说这就是全民腐败，那显然又是错误的。

香港大学哲学系教授慈继伟在《正义的两面》一书里讲到：“我们不难观察到如下现象：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他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我们不妨称之为‘非正义局面的易循环性’，或‘正义局面的脆弱性’。”英国哲学家休谟打过一个比方：“正义的社会美德及其组成部分所产生的同样的人类幸福，可以比拟为一座拱顶建筑。每一单块石头自己都会自动掉落地面，只是由于各相应部分的石头相互支持，联合在一起，整个建筑物才不会倒塌。”

那么，正义的局面为什么如此脆弱呢？按照慈继伟的解释，这是因为“具有正义愿望的人能否实际遵守正义规范取决于其他人是否也这样做”。这就叫正义的“有条件性”。换言之，正义首先是一种等利害交换的规则。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总会有人在社会生活中投机取巧，破坏正义规范，政府维护规则的努力也难免会有疏漏，很难做到完美无缺，如果大家都是一看到有人不遵守规则自己也就去效仿，社会的正义局面就不可能维持了。所以，这又要求人们把正义当作无条件的：即便别人为了占便宜而犯规，我也不犯规而宁肯吃亏。如果没有人肯实践这种无条件的正义，正义就不可能维持。所谓正义的两面，就是指正义既有有条件性又有无条件性，而这两者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

回到腐败的问题上来。乍一看去好像很奇怪，一方面，今日中国的腐败要远比“六四”之前更严重；但另一方面，一般人对腐败的愤慨似乎倒比“六四”之前更低，社会上要求反腐败的呼声好像倒比“六四”之前更小。其实这并不奇怪，这正好反映出“六四”后一般人越来越失去对正义的信念，也就是说，失去了对正义的无条件性的坚持。

目前，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是，一般人对改革的评价与期待越来越低。从网民对“韩三论”的反应来看，革命的呼声又在高涨。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除非出现一桩大事件或大运动，造成一股大力量，否则，例如腐败等现象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不少自由派人士，当他们看到某些令人沮丧的现象时总是得出结论，说中国离民主还很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言下之意是说，就照现在这个样子走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就会日益接近我们的目标。其实事情正好是反过来的。正因为中国已经在这种若有若无、似有实无的所谓“渐进改革”的路上走得太久了，才使得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条半死不活、名存实亡的改革之路走下去，腐败只会进一步病入膏肓。如此说来，一场激烈的变革－－不管你把它叫什么－－恐怕是在劫难逃。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2012-03-08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1444

[转贴]安东尼·傅卢宣布他已转变为有神论者

PS:ANTONY FLEW這位前反神論者的厲害之處就是
他出的書藉可以令一般有神論者看了他的著作的僅僅數十頁就可以動搖其信神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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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卢拥抱史文本，是他放弃了确据主义的阵线，还是他降低了自己的标准?显然不是。傅卢用尽了他的枪枝弹药，从科学(大爆发论和最初生命论)，半科学(精确调节论)，半科半哲(综合复杂观)，哲学(自然神论)，到神学(信仰假设论)，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最后，他好像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们有信仰的人，一切可见的现实，科学也好，非科学也好，都能进一步巩固你们已有的信仰。


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傅卢(Antony Flew)是二十世纪举足轻重的大无神论者。 2004年12月，傅卢在接受哲学家哈伯马斯(Gary Habermas)访问时，宣布他已转变为有神论者(参考Flew & Habermas)。

有如晴天霹雳．这条新闻震惊了媒体。 1966年，傅卢在他的经典著作《上帝和哲学》(God and Philosophy)一书中宣称，宇宙没有开端，人不可能认识上帝。以后近40年，他摇旗呐喊，无机不趁，以世界最重要的无神论哲学者的身份与有神论者辩论争战。他在宣布成为有神论者时说，《上帝和哲学》一书已是过时的废语(obsolete,out of date)。傅卢的废语比他人的珍宝还要值钱，出版商赶紧为该书排新版(2005年5月)并请傅卢写新的序言。

傅卢在这＜新序＞中提到几种影响他思想改变的学说，包括大爆发论(big bang)、精确调节论(Fine tuning)、原始生命论(first living matter/biogenesis)、综合复杂观(integrated complexity)、自然神论(deism)和信仰假设论(religious hypothesis)。前三者属科学范畴，后三者则是哲学及神学范畴。以下我们以这些论说为纲领，分三次来采讨傅卢的转变。

傅卢的生平

傅卢不是一个普通的无神论者(atheist)，而是被称为「反有神论确据主义者」(anti-theistic evidentialist)。他说，他毕生信靠柏拉图(Plato)的箴言：跟从证据，不论后果。 (My whole life has been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Plato""""s Socrates:Follow the evidence,wherever it leads.)所以，我们研究傅卢的转变，也得从证据出发。傅卢是研究「神迹」的权威，也是现代哲学界所出版的《哲学百科全书》有关「神迹」(miracle)的定理及专题的撰写人(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p.346-353)。

出生于基督教牧师的家庭，傅卢15岁成为无神论者，26岁问始发表攻击上帝的文章。 1966年，傅卢的《上帝和哲学》成了他第一本有影响的无神论著作。他说他的目的是向基督教神学挑战。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在面对上帝．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听到上帝的话，也不能读到上帝亲手写的句子。他爱用「声名狼藉」(notorious)这词来攻击基督教神学。后来别人就称他的理论是声名狼藉的。

可能为了避免批评，后来他就写了一系列的论文，用学术研究的态度为近代无神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请参考他在1976年所写的论文集《无神论的假设》Presumption of Atheism)傅卢将他无神论理论基础和欧美刑事法的理论基础相提并论。英国刑事法的理论基础是「假设无罪论」(无罪的假设，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在被证实有罪之前，被告者是假定无罪的(The defendant is presumed as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傅卢说，他无神论理论基础是「无神论的假设」：在上帝被证实存在之前，他是假定不存在的(God is presumed asnon-existent until proven exist)。傅卢说，假设无罪论是法庭工作的起点和准则，但检察官必须要有充分理由或证据，才能赢得有罪的判决。这么说，假设无罪论是可以被击败的。但当检察官有证据在手，心里坚信被告有罪时，还是要遵循假设无罪论的原则履行他的义务。如果检察官的证据说服力不足，便会被击败。

傅卢说，同样，无神论的假设是有神论者的起点和准则。有神论者必须要有充分理由或证据，才能说服对方。换句话说，无神论的假设是可以被击败的。但是，有神论者有证据在手，心里坚信有神，却要遵循无神论的假设来履行他的游说义务；若有神论者证据的说服力不够，便会被击败。

傅卢为有神论者订立了极苛刻的条件，也为无神论的殿宇打好了坚固的根基。 50年来，这殿宇风雨无损，只需表面维修而已。有神论者手上证据的说服力是件客观的事，最后还要由无神论的法庭来判断。在无神论者的心目中，傅卢是百战百胜的。

从1976年起，他不遗余力，以上帝的存在和耶稣的复活为题材，与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们辩论，留下丰富的纪录。他的对手包括华伦(Thomas Warren)．梅瑟(Terry Miethe)、克瑞格(William Craig)，以及和他有多次交锋的哈伯玛斯(Gary Habermas)。近年来，他认真的研读先进的科学资料，从证据的角度再度思考达尔文自然主义．上帝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上帝与人的关系。对他个人来说，信仰的转变，否定他一生的研究成果，需要莫大的勇气。但他坚定不移地「跟着证据走」的作风，对无神论者、有神论者，或寻求上帝的人都是借鉴。

一、大爆发论 (Big bang)

解释宇宙起源的大爆发论转眼已有40多年的历史。傅卢说，对他思想转变影响最深的是以色列科学家和神学家希罗德(Gerald Schroeder)，以及他写的有关大爆发论的书籍。今天，大爆发论已是家喻户晓的事，希罗德的几本书资料十分丰富，我们不多说了，这里只介绍两个带有戏剧性的故事。从这些故事，我们可看到科学证据对他的影响。

1966年，傅卢说，宇宙有开端的说法不符合当时的宇宙永恒的物理学说(God and Philosophy，2005,pp.71-72)。难怪傅卢有这样想法，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都信从希腊哲学鼻租亚里斯多德的宇宙永恒原理。既然宇宙没有起源，就不必要有一位创造者。

爱因斯坦早在1917年以数学公式推论到，和宇宙永恒的观点相反，宇宙处于变动状态，并非稳定的。如果宇宙在扩张，那么寻根溯源，便是宇宙的起点。当时的天文测量亦已初步收集到宇宙扩张的资料。但因为爱因斯坦在信仰上认为宇宙是永恒的，他就更改了他的数学方程，添加了一个后来被称为「宇宙常数」(Cosmological Constant)的常数，在数学上将宇宙的变动状态( dynamic)改为稳定状态(static)，消除了这个起点。

后来宇宙扩张的资料不断累积，俄国科学家弗理特曼(Alexander Friedmann)又在理论上计算出宇宙这一起点，爱因斯坦才承认自己犯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第二个有趣的故事发生在50年代。著名天文物理学家贺育(Fred Hoyle)等人，从数据上极为准确地推算到宇宙大爆发点的背景温度。因为他也信仰亚里斯多德的宇宙永恒论，就坚持他与其他二人共同提出的「宇宙稳定状态论」(Sready State theory)，并对自己的新数据表示疑惑。 1965年默默无名的天文工程师潘西士(Arno Penzias)和威尔逊(Robert Wilson)，由天文讯号证实大爆发论并得到诺贝尔奖，贺育名落孙山。他的哲学成见压倒了他的科学天才，使他遗憾终身。 (请参考本刊2006年8月号介绍贺育的文章) 。

在大爆发论诞生之前，确据主义者傅卢像许多天文物理学家一般，相信宇宙永恒论是可以理解的。 1966年非科学家傅卢可能还不了解1965年的大爆发论成就，还停留在已被推翻的宇宙稳定状态论的信仰中，但当他懂得大爆发论后，他就成为大爆发论有力的布道人。 1998年，他和克瑞格(William Craig)答辩，他说:「我不怀疑宇宙有一开端，因为这当前的科学观点。」(Craig & Flew.P.26)。但傅卢也不会轻易让步，他说，大爆发论所研究的是宇宙以内的事，人「不应该期望他能知道宇宙以外的事」。

所谓「宇宙以外的事」，就是今天最时髦的，亦是傅卢一书＜新序＞中所捉到的「复宇宙论」(Multiverse theory)的研究对象。 (参考本刊2007年4日号介绍宇宙常数及「复宇宙论」的文章)。不少宇宙学家既不相信生物从非生物而来的达尔文主义理论，又不承认上帝的存在，就将希望寄托于生命的种子来自宇宙边缘的「泛种论」(Panspermatic theory)，以及「际外智慧论」(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科学家多年耗资亿万研究「际外智慧论」，一无所得，就转移到最新的避难所，更为玄秘的「复宇宙论」。

傅卢的「复宇宙论」知识来自物理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的论文《复宇宙模型》。戴维斯的结论是：「复宇宙的定义和范畴的答案，完全存在于人类理解能力之外(beyond the scope of human omprehension)。我们能够在二十一世纪，从人类物理学科中找到有实际意义的答案的想法，是种莫大的自我傲慢。」(Davies.pp.727-743)。

其实，因为人不可能超越光速，他永远不同能看到这一个宇宙的边缘，更不用说宇宙之外的「亿万个宇宙」了。 「复宇宙论」无非是抽象观念、天方夜谭。芙国物理学家提布勒(Frank Tipler)对这种抽象观念有独特的见解，他综合宇宙物理学及粒子物理学的理论，认为「复宇宙模型」是上帝创造天地的基础，也是符合圣经的最合理的解释(Tipler.Chapter 4)。

包括傅卢和戴维斯在内，面对大爆发论的确据，自然主义科学家们紧抓住一把悬崖之草，希望得到非超自然的，却「完全存在于人类理解能力之外」的答案。

二、精确调节论 (Fine tuning)

1991年，傅卢和英国神学家梅瑟(Terry Miethe)有一次十分深入的辩论。当梅瑟在引经据典地谈论上帝的创造设计时，傅卢似乎不耐烦地说，你们神学家反覆谈设计，还不加赖思勒(John Leslie)最近的一本书有说服力(Miethe and Flew. p.143)。

所指的书是哲学家赖思勒1989年刚出版的《宇宙》(Universes)，是一本总结近代有关宇宙起源之科学
资料的重要著作。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宇宙能够容纳生命乃出于「惊人的精确调节」(spectacularly fine tuned for life)。意思就是，宇宙形成时的基本条件如果有极微小的改变，生命便不可能演变和存在。

与其说这是设计论，还不如说是概率论；若是这样，宇宙能自然演变而来的可能性(概率)几乎等于零。换言之，(除非有无数宇宙存在)，上帝已保证，生命能在我们的宇宙存留的自然条件是恰到好处。感叹之余，傅卢说，如果我们宇宙是被设计的，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推断设计者的存在。

我们从赖思勒整本书的大量数据中，抽样报导一．二。宇宙大爆发那一瞬间，以最高的温度，最大的速度，从最小的一点向外扩展。宇宙大爆发的后盾是谁?如果我们不愿称他为「造物主」，我们是否能像爱因斯坦那样啰嗦，称他为「超自然的能力」?或像我们中国人祖先那样简称之为「老天」?宇宙大爆发后，没有比光速更快地支配控制，能使这一团热能结合成粒子，更谈不上物质了。

宇宙学家称这种不可思议的混乱状态是宇宙形成时的「光滑问题」(Smoothness Problem)。 「老天」是怎样来支配控制宇宙扩张的?宇宙学家算了一算，如果最初宇宙扩张的速度差了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分之一，我们的宇宙如果不倒塌(collapse) ，就会是扁平的。这是宇宙学家面对的「扁平问题」(Flatness Problem)。 「老天」又是怎样解决这个扁平问题的呢?宇宙学家们又算了一算，在宇宙大爆发后不久，有一股「加速」扩张(Accelerating expansion)，叫作膨胀(inflation)，使宇宙的体积扩大100万倍。但是，这膨胀速度稍有过分，宇宙就便会像个气球一般，空空如也。

宇宙学家们所用，他们鼻祖爱因斯坦在公式中的「宇宙常数」有两个互相对消的部分(components)。如果这两部分的对消率差了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分之一，这膨胀就不可能。同时，如果这粒子结合的弱核力(nuclear weak force)或引力(gravity)，差了一万…万…(25个万字)分之一，这膨胀也不可能发生(Leslie,3-4 )。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说，在宇宙存在的基本数据中，如果其中有一个稍有出入，生命就不可能存在。

例如其中有关大爆发能量的常数，如果差了一万…万…(30个万字)分之一，生命就不可能在宇宙的任何一角出现!(Schroeder,p.5)。

限于篇幅，因为无法继续引用科学资料，我们只能想像，当科学家们在计算机前挑灯夜战时，看到宇
宙的侥幸存在，一定抹了一把汗，不时的喊：「老天!哦，老天!」

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资料，傅卢在精心推敲后，颇有诗意地这样描写这位设计者：…这么说，这位精确调节者(Fine Tuner)即使不是那创造者(Prescriber)，他也能够在所有自然规律的严格局限之下，制定这些关键性的物理常数的数值，从而满足我们所假设的．并归功于他的大能。和这样艰难的、持久的、间接的行径相比，我们极其自然的会联想到圣经创世记第一、二章所记载的那位耶和华(上帝)所采用的、直接的、即时的和轻而易举的方法。 (Miethe & Flew,p.144)

傅卢在说这「直接的、即时的和轻而易举的方法」时，似乎就是在说信上帝!

三、原始生命论(The First Living Matter-Biogenesis)

DNA遗传学是自然主义科学家的骄傲，也是达尔文主义和新达尔文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一张王牌。当传卢和哈伯马斯谈到他最感兴趣的目的论(teleological argument)时，傅卢说，「50多年DNA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料与极为有利于设计论(design argument)的论证。」他说，达尔文早在他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的第十四章指出，他的整个进化论论证乃从一个已经具有再生(自我复制)能力的微生物开始。

一个真正完美的进化论必须解释这样一个被造物(creature)的进化过程，但是达尔文清楚的意识到，他本人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解释。傅卢的意思是，达尔文的理论没有解释从无机物质到有机物质的演变，也没有解释从有机物质到原始生命的演变，以及从无复制能力的生物到有复制能力生物的演变。

傅卢将DNA与设计论相提并论，单刀直入地指出DNA资料为设计论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因为他知道，当前以达尔文主义为纲的生物学界，恰巧相反地必须坚持和护卫DNA的自然主义起源。傅卢在他的写作中一再提到达尔文这段话，意思是：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是从有复制能力的微生物开始的：你们现代唯物主义者何苦不顾达尔文愿意不愿意，硬把从无机物质到有复制能力的微生物之间的演变这些理论都归咎于达尔文?

达尔文曾用生命树和它的分枝来表示各类生物之间的关系。最近十几年来．科学家耗资亿万来鉴定人类和动植物的基因组(genome)。每一生物，举凡人兽花草都有它的基因组－设计的蓝图。遗传学家丹顿(Michael Denton)就如此总结：

从DNA的角度来看，这整个生命进化之树在本质上，不多不少，乃是一组庞大的，关系极为密切的DNA次序(sequences)，紧密聚集于这莫大的DNA次序的总范畴内：每一个个别次序都阐明一个有活力的生命形态，而所有的次序又是互相关联，最终能通过一连串的步骤，归根到一个原始的太古次序，那就是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的基因组。 (Denton,p.278)

简单地说，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独特的、一览无遗的DNA次序：它和昔在，今在和将来的DNA次序都是亲戚：那家谱的起点乃是太古的第一个DNA次序－生命设计的蓝图。 1953年DNA结构的发现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生物科学的最重要事件。

圣经说，上帝六日创造天地，第七日休息。科学家杰特逊(HFJudson)不怕「触犯神明」，写了本书名为《创世的第八日》，描写那「无瑕美好」(flawlessly beautiful)的DNA结构的发现。他说，当科学家柯立克(Francis Ceick)和华特逊(James Watson)发现DNA的那一刹那，「那整个DNA结构从亿万年的阴影下展现出来，绝对的单纯和简单，第一次被看到和领会」(Judson,pp.173-175)。

原来DNA的结构，一切生命的全部遗传密码(genetic code of life)，在亿万年前就已安然存在，可叹人今​​天总算也懂得一点它的奥秘。所以，确据主义者傅卢不得不说，DNA是设计论极为有力的确据。

当生物学家认识到，DNA无法解释生命的起源，无路可走，就投向「超越」达尔文进化论范畴的「原始生命论」(biogenesis,first living matter)，研究最原始的生命的起源。

DNA的起源是什么?

即使有一天，科学家发现DNA的起源，那DNA的祖宗－最原始的「第一」生命－怎样从无机物质转变而来，还是个无法解答的难题。至于傅卢，当他体会到DNA背后有一位超自然的设计者时，生命起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的好奇心和注意力也自然地转移到当前最热门和难解的「最初生命论」。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门「科学」还是纸上谈兵。多年研究「原始生命论」的专家，以色列科学家拉哈夫(Noam Lahav)总结说，科学家研究生命起源论的种种细节，积累了大量的猜测、模式、理论和争论，结果发现这门科学几乎是一无指望（hopeless）。他说，这么多种理论，不但互无瓜葛，而且也没有一项能跨越生命(life)和无生命物质(inanimate matter)之间的鸿沟(Lahav,p.303)。

他感慨地说，即使有一天我们的大脑能朦胧地懂得生命起源的过程，我们也可能永远无法了解它的内在细节。

拉哈夫想必还记得著名的哈佛大学诺贝尔奖生物学家华特(George Wald)的故事。 50年前，科学家们已懂得，从水的形成到原始生物的出现之间约有30多亿年的时间。生物从偶然和机运而来需要很长时间，但30亿年的时间似乎绰绰有余。当时，华特在《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1954)杂志满有信心的说过这样的名言：「有这么多时间，不可能的都变为可能，可能的变为可望，可望的变为事实。人只需要等待而已。时间本身能行神迹!」

20年后，华特的同事，考古学家巴广(Elso Barghoom)发现了年龄高达36亿年的细菌化石，显示微生物在水形成后不久就已出现，没有演变的余地，推翻了华特「时间能行神迹」的谬论。想当然，华特当时必有点尴尬。为了表示歉意，《科学的美国人》25年后重载了华特这篇文章，并且声明说，「这篇文章虽然令人深思，但是它也代表华特一生很少的几次错误之一。」(参考Schroeder,1999,pp.83-86)。

四、综合复杂观 (lntegrated Complexity)

傅卢说，他最近读了一本新书《世界的奇迹一一从现代科学到上帝心意的旅程》，深深有所体会(Flew,2005,12)。他说，这本书极为详细地从大自然的组织(order)推论到一位可称为上帝的「智慧组织者」(lntelligent Orderer)。他强调，这种论点的说服力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日新月异。他称这种新知识为「综合复杂观」(lntegrated Complexity)。

这本书的作者法杰西(Roy Varghese)用大量的科学资料来解释似乎不可解的奇迹(wonder)：为什么电子知道它的行动?为什么宇宙如此聪明?为什么生命如此奥妙?人怎样从宇宙奇观看到上帝?他所列举的七大奇观和100件科学奇迹，使我们联想到美国著名的《科学》周刊曾以「125无答案的难题」为主题，来庆贺该刊物创刊125周年(Science,July 1, 2005)。

Order一词亦可译作「秩序」，这位「有智慧的秩序制定者」(lntelligent Orderer)便是维持这种秩序的智慧上帝。 80年代有几位相当有才华的科学家专门研究宇宙的「自我组织」(self organization)能力。因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不能解释这种没有后盾的内在能力，这些理论几乎已问津无人。但是，以近代的科学为起点，从自然的组织可以推论到智慧组织者，从自然的秩序可以推论到智慧秩序维持者，从宇宙的精确可以推论到智慧设计者。

法杰西认为，「智慧」一词的含意深远。他说，我们必须区别四种智慧。第一种是非自主(not autonomous)的内嵌智慧(Embedded intelligence)，例如原子能按照内在规律处理信息，却没有自主能力。第二种是活动智慧(Active intelligence)。与非活动的内嵌智慧不同，活动智慧包括生物的再生能力和它与周围环境呼应的能力，是一种「自主」(autonomous)智慧。第三种是人类专有的自觉智慧(Self-aware ntelligence)。人不但有抽象思维能力，能自由活动，而且有自觉意识(self-consciousness)。第四种智慧是一切智慧的源泉，可稍为无限智慧(lnfinte Intelligence)，也可称为「上帝」。

法杰西说，智慧的关键在于它创造和综合信息的能力。如果一切信息源于一种智慧，那么这宇宙信息系统的来源乃是那「最高智慧」(Vaghese,27)。

我们应该怎样称呼这位「无限智慧」的主人?是宇宙的组织者、设计者，抑或是创造者?被称为当代爱因斯坦的英国数学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称这种无限智慧为「上帝的心意」(The Mind of God)。他说，当我们终于彻底明白宇宙起源的理论时，科学家或非科学家一视同仁，都能在原则上懂得这样的真理，能够一同讨论人类和宇宙存在的理由。如果我们找到那答案，我们就会懂得「上帝的心意」了(Hawking,l91)。

法杰西想必同意霍金的说法，为他的书《世界的奇迹》取了个副标题，叫作《从现代科学到上帝心意的旅程》(A Journey from Modern Science to the Mind of God)。法杰西似乎是建议，各类智慧以及宇宙信息都是客旅，他们来自上帝，归于上帝。法杰西所谈到的几类智慧，以及有关的科学证据都来自当前科学家、哲学家的热门课题。

这些科学资料改变了傅卢的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设计论有几千年的历史，傅卢说，今天以近代科学资料为基础的智慧设计论的论点和说服力，比他最初接触到的要强得多。唯物主义者否定「智慧」和宇宙以及生命起源的关系；面对宇宙大爆发、从无到有的诞生，他们说，真空中(vacuum)状态乃是宇宙的起源。面对DNA生命之蓝图，他们说，机运(chance)乃是生命的起源。

法杰西说，这样的自然主义信仰有点可笑；他说，让我们想像，有一天，如果我们可能聚集有史以来的人类精英，包括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马克思威尔等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设计、创造一个像我们宇宙一样的宇宙，虽然他们懂得复杂的自然规律，但是谁会相信他们能够造出一个宇宙来?如果我们不能相信人类智慧的总和能够设计和创造这个宇宙，为什么却相信真空(空无所有也)或机运(绝无智慧也)能够做到?(Vaghese,33)。

法杰西仔细地研讨了自然规律和智慧，得出以下结论：我们研究了「心意」(mind)的各种特点，包括它的非物质本性，它的无法解释的内涵和目的。我们看到，物质本身缺乏一种意义与目的的基础(a substrate of meaning and intention)，所以，它不能解释(抽象的)数学系统，或是有目的和意义的结构。

但是，宇宙万物似乎都有「心意」(mind)：大自然现象，无论是自然力和星河、蛋白质和氨基酸，都严守数学规律，都展现无比精确的结构，都遵循完善、协调的相互作用、都具有自主和有目的的习性，以及有观念的思维。久而久之，科学家将「上帝的心意」和理性的自然相提并论；无论是人的智慧，或是自然的智慧，在他们眼中，都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Vaghese,331)。

物理学家戴维斯(Paul Davies)也顺着霍金的提示，写了一本《上帝的心意》(The Mind of God)，描写自然规律不可思议的奥秘。科学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超自然的智慧，就用拟人的方法称之为「上帝的心意」。戴维斯说，无神论者认为，自然规律的存在不需要理由；宇宙现象的错综无非是种荒唐(absurd)。法杰西却说，有神论者应该放弃这种拟人式的概念，因为这种概念混淆了有限和无限之间的根本区别(Vaghese，331)。

戴维斯自言自语地问，人算什么，能够算是如此美好宇宙的一部分?他说，「我不能相信我们存在于宇宙之中只是一线命运，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件，或是宇宙大剧本中的一个偶然波折(a mere quick of fate,an accident of history,an incidental blip in the great cosmic drama)。」他回答说，我们人的存在绝对是有理由的；心意(mind)不可能是无心意、无目的之威力的副产品(no minor byproduct of mindless,purposeless forces.Davies,232)。

傅卢说，他从来不热衷上帝的启示(theistic revelation)，但物理学家西罗德(Gerald Schroeder)对圣经创世记第一章的科学可靠性的分析，打动了他的心。西罗德的著作能够影响像傅卢这样的确据主义者是不无理由的。西罗德算是位独特的人才；他是正统的犹太教神学家，又是一流的科学家。

他原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后来到以色列研究希伯来文圣经30多年，写了3本贯通科学和神学的、绘声绘色的畅销书：《创世记和大爆发》、《上帝的科学》和《不露面的上帝》。他综合圣经知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天衣无缝的对照大爆发科学发现和创世记上帝六日创造天地的叙述。

不像一般科学家或神学家那样喜欢相互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他只是冷静的、有说服力的将科学和神学研究资料写下来。了解西罗德著作的最好办法是读读他的文章。在《不露面的上帝》一书的前言中，西罗德是这样解释圣经的：

《创世记》一章一节通常是这样译为英文的：「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中文：起初，上帝创造大地)。可惜，这种整个英文世界历来听惯了的译法失去了希伯来文的原意。有这样的译误不足为奇，因为这个英文译法早出于1611年出版的英皇钦定本(King James Bible)，但钦定本译文却来自第四世纪耶柔米(Jerome)的拉丁文版，而拉丁文版来自2200年前的希腊文七十士译本，七十士译本来自希伯来原文。这么说，「In the brhlebeginning」(起初)是从原文经过3次转译而来。

这通常译为「起初」的开卷词，在希伯来文是Be""""raesheet，意思是In the beginning of，却错译为In the beginning。这介词of带来的难处是，它的宾语不直接在文句中出现，所以英文译文干脆省略了(这宾语)。 2100年前的耶路撒冷亚兰文译本意识到，Be""""raesheet是一个复义词：这冠词Be意为with(用)；raesheet意为a first wisdom(最先智慧)。

所以，这句话的原义是:「上帝用智慧创造天地。」那智慧乃是上帝创造的第一部分，也多次在圣经中出现。例如，诗篇三十三篇6节:「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又如，诗篇一零四篇24节：「耶和华啊!你所造的真是众多。它们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充满你所造的东西。」又如，诗篇一一一篇10节：Raesheet hohmah－「智慧的开端」。智慧是宇宙的基本建筑材料，也是一种内在的本质。智慧最复杂的启示呈现在生命的过程中。智慧、信息、意念，是形而上学的创造大能和物质创造之间的桥梁，这就是「不露面的上帝」。 (Schroeder,2001,49)。

与无神论者不共戴天的是基督徒，但是西罗德不是基督徒。他们要攻击西罗德，却没有能力和他辩论。即使他们被气死，西罗德也不在意。当傅卢转变后，无神论媒体大声叫喊：傅卢中了西罗德的计！ ("duped by Schroeder")。 2004年12月，当法杰西邀请傅卢参加以「科学发现上帝?」(Has Science Discovered God?)为题的座谈会时，西罗德也居上席。

会上所讨论的主题之一是：在现代科学所有的伟大发现中，最大的是上帝。傅卢说：「我想，DNA的资料显示，智慧乃是综合这些异常的、多种多样因素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极端复杂条件下产生的成果显然是出于智慧之手。」(请参考该座谈会的实况录音hrrp://www.sciencefindsgod.com)。如果你问西罗德，傅卢是不是中了他的计，他可能会说，最好去问问那位「不露面的上帝」。

五、自然神论 (Deism)

转到神学的范畴，傅卢引用他的学生康维(David Conway)最近根据传统哲学观念为「世界」(world)所下的广义定义：「世界」……是通常被称之为「上帝」以全能和全知之至高智慧的创造物。 「上帝」创造和维持像我们这样有理智的(被造物)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运用他们的智慧来体会上帝的存在，从而接近他们的创造者，仰望他们的创造者，配合上帝一同参与上帝所喜悦的、永恒的活动。 (Flew,2005,p.l2,
quoting Conway,2-3)

傅卢说，康维所描写的上帝是自然神论的上帝。自然神论有悠久的历史，多样的学说。傅卢所自编辑的《哲学词典》为自然神论下的定义是：自然神能靠自己的情理，​​将自己显示于人的心中，毋须依靠所谓(超自然)上帝的启示或是宗教机构的干预(Flew,1979,p.87)。在《新序》中，他好像是老人一般地嘀嘀自语说，亚里斯多德的自然神对人类品行漠不关心；哲学家斯比诺沙(Spinoza)的自然神任其受造物自生自灭；惟有爱因斯坦的(自然)神乃是在人类经验中至高无上智慧的启示。

自然神论最简明的定义可能是现代知名神学家史文本(Richard Swinburne)所提倡的：「(自然​​神)上帝在太初创造宇宙并奠立其运作规律后，就不再过问」(Swinburne,1979 ,p.91)。 2004年，在接受哈伯马斯访问时，傅卢说，他过去是个像美国哈杰弗逊总统一样的自然神论者，认为，当设计论的论点显示上帝的存在后，再没有地方能容纳上帝超自然的启示，或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交往。

这样说来，自然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之间的区别是：后者不但相信自然的启示，也相信超自然的上帝的启示。

哈伯马斯追问说，你能否接受有神论的启示观念?傅卢则说：「我能；但我对上帝的启示不太热心，却欣赏西罗德对创世记第一章的解释：圣经记载的科学准确性显明它可能算是一种(上帝的)启示。」。

原来如此，科学和神学的融洽汇合导致傅卢从自然神论跨向有神论。

如果自然神论者不信上帝的启示，那么他们能否相信神迹呢?知名美国神学家普蓝廷加(Alvin Plantinga)认为，不信上帝愿意或能行神迹的学说，应该被称为半自然神论("semidiesm,"Plantinga,pp.404-406)。

傅卢算是现代研究神迹的权威；他在为《哲学百科全书》所撰写介绍「神迹」(miracles)的专题文章中如此说：如果单单靠自然本身的装备，神迹永不可能发生( Flew.1967.pp.346-353)。这么说来，相信神(上帝)就可以相信神迹，不信神就不信神迹。怪不得普蓝廷加有这样「半自然神论」的说法：半神论者可能信神，却不信神迹。普蓝廷加未曾言破的是，另外那半个半神论者想必是相信神迹却不信神。

20年来，傅卢曾经三次和哈伯马斯辩论耶稣复活的神迹。 2004年，哈伯马斯在访问傅卢时，问他对耶稣复活有没有新的看法。傅卢说，耶稣复活的神迹胜过任何其它宗教认可的神迹。以权威的口气，他说，作为一个神迹，耶稣复活的证据胜过其它一切神迹所有的证据。

哈伯马斯问傅卢对耶稣复活可能是一项历史事实的说法，有没有新的看法。傅卢说，他一向是从批判的眼光来研究证据，至今他还没有看到过一篇有关2000多年前在耶路撒冷的神迹目击者的现场记录报导。不过，他最近对所谓「理性」(rationality)有新的体会：我们内在已有的理性观念和信仰，是我们面对和考虑每一个新问题的基础。对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说，他有很多理由相信耶稣复活的神迹。一个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能以宇宙精确调节的科学论点来巩固他的信仰。 (参考Flew & Habermas,2005)。

傅卢和普蓝廷加十分相互敬重。傅卢认为普蓝廷加是当代基督教最有力的辩护者。当傅卢信上帝的新闻传出后，普蓝廷加说，傅卢是位强韧的思想家(tough thinker)，他应该将他的转变归功于自己思想的开通(openness)，以及当今广泛的、强有力的科学论证(Beverley,2005.Beverley曾经是傅卢的学生)。

读者们可以试试，判断一下傅卢是否像个半神论者，也体会一下他心头的痛苦。今天，傅卢宣布他是有神论者，但只能相信证据确凿的神迹。他至少是四分之三地信有神。连发现DNA结构的柯立克(Francis Crick)那样有名的无神论科学家们，都说近代的科学发现是如神迹般(Crick,pp.88-89)。但是，科学家发现得越多，便越不能解释自然的奥秘，他们似乎永远跟不上。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面对这个我们只能稍微理解的奥妙的宇宙结构，我们可以谦虚地尝试去理解那
展现在自然界之智慧中的极细微的一部分。 」这种「永远不能解释」的科学资料，却成了能改变傅卢信仰的确据!傅卢信仰转变这件事倒有点像是神迹。

其实，傅卢今天所推荐，康维所描写的上帝，并不是那自然神。傅卢的这位创造者和那些被造者都是理智的、有目的的、能够相互交通的。这位创造者在完成创造大业之后，不但没有挥袖而去，反而要被造者「配合上帝一同参与上帝所喜悦的、永恒的活动。」康维的话并不是枯燥的哲学高调，乃反映了圣经所写上帝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

六、信仰假设论 (Religious Hypothesis)

英国神学家史文本(Richard Swinburne)是当代辩护上帝存在原理的权威。他和傅卢唱了很多年的对台戏，一个东山讲无神，一个西山讲有神；虽非冤家，却是对头。牛津大学每年有一次重要的杰夫特演讲会(Gifford Lectures)，讲员都是哲学界的凤毛麟角。 1982-83和1983-84，史文本接连两次讲《灵魂的进化》；1986-1987轮到傅卢讲《死亡的逻辑》。也许傅卢为此事耿耿于怀，他用史文本近作中的「信仰假设论」(Religious Hypothesis)来总结他思想的转变。

傅卢说，史文本用他1996年《有没有上帝》(Is There a God)一书上所写的，「彻底更新，极端完整」的信仰假设论来解释一切无神自然科学界，认为是「不可解释的横蛮事实」(inexplicable brute fact)。但是，傅卢解释说，虽然这种「信仰的假设」不可能被任何经验所证实或推翻，也不符合很高的科学标准，它却像「精确调节论」那样，让那些心里已经有足够理由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能靠这种信仰假设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结论(Flew,2005,p.16;参考Swinburne.l996.2006)。

傅卢所以将他思想的「彻底」变化牵连到史文本的信仰假设论的「彻底更新」，似乎有戏剧性的含意。是傅卢变了，还是史文本也变了?史文本在1979年写了本十分有名的书《上帝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God)。史文本说，有神论的假设是种非常简单的假设：上帝必定存在的意思是，上帝的存在乃是不可解释的横蛮事实(inexplicable brute fact)－不是说我们不知道答案，而是它没有答案( Swinburne,1979,p.91)。

如果真的那么简单，史文本就没饭吃了。他从时间、空间、本质和位格来详细地解释他的论点，始终环绕着傅卢所引用的这几个宇：「不可解释的横蛮事实」。 Brute这个字很难翻译成中文。洋人常用brute force来形容一种粗暴的力量－军队和警察所用的盲目、过度的暴力。这么说，brute fact是否应该说是盲目、粗暴的事实?

史文本说，上帝的存在是种不可解释的、盲目的事实。也许，像一块巨大的石头突然从天上掉在你的面前，这是你摸不着头脑，也推不动的事实。

史文本说，他1996年出版的《有没有上帝》一书，是他1979年《上帝的存在》一书的通俗本，内容基本相同。他重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包含近年来科学研究所积累的大量的精采资料。他说，科学家、历史学家等都乐于提供各样的新理论来分析、解释这些资料。他在比较了这些新的理论后发现，「上帝论」乃是我们观察到的一切现象的最完美的解释。

上帝的存在能解释宇宙的存在，能解释宇宙间的科学规律，能解释宇宙间的无限复杂、拥有知觉之动物和人的存在，能解释人类所赋有、能改进自己和世界的机会；并且能解释人们所报导的奇迹和信仰的亲身经历。他说，这一有神论的假设(hypothesis of theism)确实是十分简洁：宇宙存在是因为有位上帝维持着它，自然规律能运行是因为有位上帝制定了它们(Swin burne,1996,pp.l -2)。

傅卢说，史文本的上帝论有了「彻底更新」，史文本不以为然。傅卢称赞史文本的上帝论「极端完整」，史文本也不必回答。他们二人都是在谈论最新的科学资料。确据主义者傅卢用科学资料(确据)来解释他的哲学理论，包括他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转变。相反地​​，史文本运用各样(神学)理论来解释科学资料，发现有神的理论胜过各种无神的理论。看样子这两位英国绅士真是各有千秋了。

结语

傅卢拥抱史文本，是他放弃了确据主义的阵线，还是他降低了自己的标准?显然不是。傅卢用尽了他的枪枝弹药，从科学(大爆发论和最初生命论)，半科学(精确调节论)，半科半哲(综合复杂观)，哲学(自然神论)，到神学(信仰假设论)，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最后，他好像是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你们有信仰的人，一切可见的现实，科学也好，非科学也好，都能进一步巩固你们已有的信仰。

他在「确据」和「盲目事实」之间划了界线，显示他已经改良了他的确据主义。他好像是在说，那些没有信仰的人，面对不可解释也无法证实的现实，惟有「横蛮」地吞咽。和他终于能够面对现实的态度相反，盲目吞咽不可解释之现实的态度，岂不是成了无神论者「坚定信仰」的写照!

全文完

復原編輯

谢国忠：中国为何假货泛滥

    在中国市场上，坏的总能驱逐好的。劣币驱逐良币不可避免。企业将这归咎于中国消费者更偏爱低价，而不考虑质量。但是，真正应该指责的是中国经济的系统性缺陷所造成的可靠信息的缺失。在什么都不可信的情况下，消费者当然就会趋向于选择低价。

　　中国不能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因为生产劳动力能源土地和环境等各种因素已经遇到瓶颈。生产能力的提高是恢复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对微观经济做出正确决策至关重要。只有提高信息的可信度，中国才有可能从简单的价格竞争发展到以质取胜的均衡。没有法治，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见成效。

　　以次充好

　　在中国，当用拉菲酒款待客人时，客人总会认为这酒肯定是假的。不幸的是，这种想法往往是对的。一些极为慷慨的朋友曾经用拉菲酒招待过我。但大多数都是假的。我相信他们都出价不菲。实际上，除非是用离谱的价格买到的，一般人都不敢用拉菲酒招待朋友。

　　当假货泛滥，消费者也就不再购买了。中国的富豪和权贵阶层不再炫耀喝了多少拉菲酒，因为担心看起来像傻子。消费拉菲的阶层也往下降了好几层。拉菲开始涌入贫穷的省份。大多数人不关心拉菲酒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饭馆是否在饭菜里加了化学添加剂，猪和鸡是不是用大量激素催肥的，牛奶里面是否掺入了三聚氰胺，瓶装水里面装的是不是自来水甚或其他更劣质的水。基本上，中国消费者一出门消费就开始冒生命危险了。中国人努力工作只能挣到微薄的工资，每天还要警惕自己要买的东西。中国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脱节的。

　　很多企业将这种恶劣的形势归咎于消费者对低价的偏好。因此，为求生存，企业就偷工减料以降低价格。如果一些化学药品能让白开水喝起来像鸡汤，那么为何不掺一点呢？这能降低价格。如果三聚氰胺能让劣质牛奶以次充好，那么为何不造假呢？这很便宜。

　　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人们无法分辨好坏，那么当然就会偏爱低价。我的看法是人们不具备可信的信息，来区分看起来一样的产品。这最能反映出执法上的不足。

　　食品安全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很少有人受到严厉制裁。例如，中国奶制品市场发生三聚氰胺危机以后，以国际标准而论，问题企业应当全部破产，其高层管理人员应当坐牢。但是，政府却在危机之后不久就让企业复活了。政府并不站在消费者这一边。这是中国消费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

　　制度缺位

　　中国消费者正在动用一切手段确保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出国购物大行其道。但是，这无法满足日常消费。海关也禁止这么做。因此，少数有钱人退而求其次，选择高价商品。可悲的是，这种方法也不管用。

　　拉菲酒就是一个例子。假货多过真货。昂贵的饭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天价进口商品，比如家具和衣服，其实都是东莞制造。好卖相常常是因为使用了不安全的化学用品。价格本身并不能作为有效的信号。实际上，越昂贵往往越不安全，因为供应商会用化学制剂增强口味和卖相。

　　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而言，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可以在不需要外力介入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会变得聪明，从而选择那些质量和价格更胜一筹的企业。这就是那些老字号拥有商誉的原因。但是为何这在中国没有发生呢？

　　原因在于，经济环境对于企业来说太不稳定了，所以无法寄希望于长期利益，也无法采取长期思维。在中国，政治因素主导经济因素。政治经常翻云覆雨。当一个“保护伞”被除掉以后，下一个上台的人可能会选择保护别人。

　　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年里，依靠短期思维也能大有斩获。货币扩张奖励了投机。即使不是大多数企业，也有很多企业都是注重资产获得盈利，并且很多实体经济的企业被用来从银行获得资金。投机就是为何现在这么多企业出现问题的原因，因为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其债务问题。

　　很多盈利企业将其成功归因于关系。在中国，政府控制着企业成功所需的关键资源。比如，即使是一家餐馆想要占个好位置，也要靠影响和关系。手里掌握关系的人往往可能并不擅长提供服务或制造产品。因此，他们彻底依赖供应者来维持他们的成功。

　　外包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做到了极致。正常的市场环境下也会有外包。但是，一家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通过对供应链的质量控制和(或者)制造关键部件，来对产成品负责。在中国，外包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没有人知道每一个零部件是从哪里来的，又是谁组装的。没有人对供应链上的产成品负责。也没人在乎，因为成功最终是依靠关系而不是制造更好的产品。

　　必须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将政治权力置于市场之上。关键资源通过政治权力来分配。规则可以任意改变。政治权力可以让坏产品成功，让好产品失败。在这样的体系里，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主因，而非附属因素。

　　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数量扩张，亦即同一事件的多次复制。先前这种模式成功运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就业不足，劳动力和煤炭等生产要素仍然过剩，全球市场尚未达到饱和。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变。由于持续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当前中国的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的。在未来10年中，能源短缺仍将十分严峻。同时，由于金融危机，西方经济正在逐步下滑。中国不可能仅凭数量扩张来增加出口。

　　国内市场的发展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消费能力从政府转向家庭是支持消费需求的必要步骤。制造好的商品也非常关键。除非微观经济能够运行良好，否则宏观经济的改革只能导致通胀或进口增加。

　　中国的经验表明，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政治改革极为重要。行政权力必须明显减小，主要功能是提供服务而非赚钱。

　　中国的政府官员像商人一样思考，同时又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自然就会导致金钱等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中。因为需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支出，贩卖影响力成为企业成功的首要因素。

　　最能反映体制缺陷的是，政府和公众对于哪些事务最值得优先关注存在分歧。公众担心食品安全医院和学校的腐败浑浊空气和不洁净的水资源。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关注的只是财政收入GDP和投资等等。这就好比政府官员来自火星，而公众来自金星，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

　　中国人均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OECD)的十分之一，在需求和供给上都有很大的上行空间。如果中国的体制能够达到理想水平的一半，十年内人均收入就能提高3倍，这是因为就工作能力而言，中国工人的效率不亚于美国或欧洲工人。

　　进口可帮助中国消费者给当地生产商施压以提高质量。以发展地方工业为名义的贸易保护是徒劳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已跃居世界首位。保护主义给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只是昂贵的价格。但在这个行业里没有出现任何有竞争力的国内制造商。这是产业政策失败的最佳案例。改变政治经济体制将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开放进口是改善微观经济的捷径。进口竞争将会降低关系和后台的价值，并让制造优质产品变得更加重要。

　　进口更多农产品可以明显改善中国的食品安全。市场运行失常是出现众多安全问题的原因。家畜饲养过多使用激素，在种植粮食蔬菜中过多使用化肥和农药，是中国食品安全危机最为严重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政府更重视产量最大化而非食品安全。除非政策能够调整，否则公众将持续经受食品安全问题的困扰。

　　尽管开放进口可以改善当前的形势，但终极方案依然取决于政治改革。

五月花号公约（中英文）

 简 介 
     
    1620年11月11日，一批英国清教徒搭乘“五月花”号帆船经过66天的海上航行来到了美洲大陆。经过艰苦的海上航程，船上原有的乘客只剩下102名。他们的目的地本来是哈德逊河口地区，但风浪却把他们带到了科德角外的一个港口。他们决定就地登陆，不再到哈德逊河口去。这些乘客出发前曾与伦敦的弗吉尼亚殖民公司签约，公司授权这些人在该公司“管理”的辽阔土地上任选一地定居并管理自己。上岸之前，乘客们决定签署一份公约，以便上岸后有所遵循。这样，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便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圣诞后一日，102名乘客在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上岸，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下锚于荒凉海港的一条船上产生的这项公约，便为在新大陆上建立自治和法治的社会打下了基础。五月花公约被后人称为美国宪法的两大基石之一。 
     
    《五月花号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棗信仰和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据此于耶稣纪元1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英格兰第五十四世国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于右。 
     
    （签名） 
     
    The Mayflower Compact (November 1620) 
     
     
    IN The Name of God, Amen. We, whose names are underwritten, the Loyal Subjects of our dread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by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c. Having undertaken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Honor of our King and Country, a Voyage to plant the first colony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Virginia; 
     
    Do by these Presents, solemnly and mutu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ne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selves together into a civil Body Politick, for our better Ordering and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ance of the Ends aforesaid; And by Virtue hereof do enact, constitute, and frame, such just and equal Laws, Ordinances, Acts, Constitutions, and Offices, from time to time, as shall be thought most meet and convenient for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Colony; unto which we promise all due Submission and Obedience. In WITNESS whereof we have hereunto subscribed our names at Cape Cod the eleventh of November, in the Reign of our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of England, France, and Ireland, the eighteenth and of Scotland, the fifty-fourth. Anno Domini, 1620. 
     
    John Carver Edward Tilley Degory Priest William Bradford John Tilley Thomas Williams Edward Winslow Francis Cooke Gilbert Winslow William Brewster Thomas Rogers Edmund Margeson Issac Allerton Thomas Tinker Peter Browne Myles Standish John Rigdale Richard Britteridge John Alden Edward Fuller Georoe Soule Samuel Fuller John Turner Richard Clarke Christopher Martin Francis Eaton Richard Gardiner William Mullins James Chilton John Allerton William White John Crackston Thomas English Richard Warren John Billington Edward Dotey John Howland Moses Fletcher Edward Leister Stephen Hopkins John Goodman